在中國當代文學70餘年的發展歷程中，文學期刊的媒介環境和文學環境都產生了明顯的變化。在「十七年」和新時期的文學發展歷程中，文學期刊是推動文學思潮的重要力量。從「新華頌」到百花文學，從「干預現實」到工農兵寫作，文學期刊與文學創作步調一致，聯袂上演緊跟潮流的時代合唱。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到改革文學，文學期刊以自身的辦刊實踐把握現實的脈動，成為推動思想解放進程的生力軍。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文學期刊開始追尋主體性，探索個性化的辦刊路線，期刊格局從步調一致向多點開花過渡。從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小說到新體驗小說、新狀態文學、「現實主義衝擊波」，從「新生代」「60年代出生作家」到「70後」「80後」，期刊策劃深度介入了當代文學發展的進程。文學期刊作為發表原創作品的主要陣地，不僅是展示文學發展最新動向的文化窗口，而且是培養新作家、孕育新思維的精神土壤。20世紀末，隨著網絡媒介的崛起和紙質媒介的邊緣化，文學期刊對閱讀風尚和文學思潮的引領作用有所弱化，但依然以其擅長的方式影響以紙質媒體為主陣地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接受，譬如底層寫作和非虛構寫作潮流就是由文學期刊發起並在期刊平台展開的。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文學期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突出表現為文學期刊對文學思潮的促動與領航作用。在新的媒介環境中，文學期刊已經失去了往日的顯赫地位，以新的角色和新的方式介入文學創造與文學傳播，但其作用與貢獻依然不可低估。
潮流的引領者
文學思潮是指在特定的時空內形成的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學觀念和文學創作潮流，並且與當時的社會變革、經濟發展和人們的精神需求相互呼應。文學社團、文學流派都可能扮演文學思潮的推手，更不應忽略的是文學期刊。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文學期刊發揮了重要的聚合作用，既是新作展示平台，又是培養文學新人的孵化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949年至1951年，百花時代的1956年至1957年，新時期初期的1978年至1981年，這三個時段新的文學期刊蓬勃生長，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三次「創刊潮」，改變了原先的文學格局，給當代文學帶來充沛的活力。而且，當代中國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期刊基本上都在這三次創刊潮中誕生，這實在是無法迴避的重要現象。一方面是新刊物如雨後春筍一樣破土而出，另一方面是新作家新作品的集中湧現，在此基礎上孕育了開闢新風的文學潮流。期刊的多樣化為文學創作帶來新的可能性，注入了新的審美元素，各種文體都有施展空間，拓寬了審美探索的道路，激發了文學文體繽紛多彩的發展態勢。中國當代文學期刊在當代文學思潮發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學思潮的形成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文學期刊無法決定當代文學思潮的演進軌跡，發揮的往往是順應時勢的推動作用。就歷史演變而言，「十七年」文學期刊更多地被社會政治潮流所驅動，文學思潮往往是社會政治潮流的一個側面，文學思潮發生髮展的軌跡與政治潮流具有同步性。在「十七年」時期，《文藝報》第一時間傳達面向文學的政治動向，最新的文學政策，解讀文學導向的變化，對文學發展提出新的要求。在某種意義上，《文藝報》是「十七年」文學思潮的風向標。《人民文學》作為文學期刊的領潮者，在文學潮流的形成與更迭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它既是期刊樣板和規則制定者，又要承擔更大的責任。進入新時期以後，《人民文學》推動了從傷痕文學到改革文學的思想解放進程，《今天》為朦朧詩的生長提供了抱團取暖的空間，《上海文學》《作家》是尋根文學的弄潮兒，《收穫》以錦衣夜行的方式扶持「新潮小說」，《鐘山》為新寫實小說搖旗吶喊，《鐘山》《作家》《山花》《大家》以「聯網四重奏」培育新生代小說。這些案例從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學期刊催生文學思潮的作用機制。必須指出的是，文學期刊並不是文學思潮發生髮展的決定性力量，但期刊的變化會影響文學思潮的演化過程與內在結構。作為一種媒介，文學期刊可以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力量傳導到文學創作環節。因此，不能過分誇大文學期刊對文學思潮的作用。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文學期刊只能甘於被動。文學期刊通過借力的方式，可以影響文學思潮的流向，賦予文學以特殊的時代內涵和人文品格。引領潮流的文學期刊都能敏銳地把握時代的新動向，以前衛的文學觀念發現新的文學力量，以創新的編輯理念推廣新的審美範式。而那些隨波逐流的文學期刊，只能在跟風中迷失。不同類型的文學期刊在文學思潮發生變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有明顯的差異，影響力越大的文學期刊，對文學思潮的推動作用越大
邊緣的守望者
文學思潮是影響文學期刊的重要力量。文學思潮如同一個個文化漩渦，會形成強大的向心力，驅使邊緣的文學期刊匯入主潮，在價值定位、美學趣味、文體追求等方面趨於一致。在林立的中外文學期刊中，引領潮流的期刊畢竟是少數，被文學思潮所裹挾的期刊占據了絕大多數。許多期刊如同波濤洶湧中的小舟，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甚至被浪濤所淹沒。在某種意義上，追逐潮流是文學期刊的常態，也是文學期刊參與文學進程的一種方式。而且，大多數當代文學期刊的同質化問題，其根源之一就是對潮流的順應。當代文學期刊發展的潮湧性特徵——創刊潮、改名潮、改版潮、擴版潮——恰恰表明期刊潮流與文學思潮、社會思潮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在「十七年」文學環境中，文學期刊被納入行政體系中，文學思潮的擴展遵循從上到下、從中心到邊緣的原則，由《人民文學》《文藝報》等國家級刊物向省市級、邊緣地區的刊物傳達。新時期以來，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媒介格局向多元化過渡，不同類型的文學期刊的生存環境和媒介影響力都發生戲劇性的變化。首先是處於頂端的文學期刊在文學邊緣化和期刊邊緣化的夾擊下，其影響範圍大大縮小，往往局限於文學圈內部，在文學期刊內部也不再有往日的不可替代性。其次，邊緣期刊以人無我有的辦刊路線，打造鮮明的期刊特色，這種群體性崛起的現象如同一道道亮麗的風景線，為文學期刊注入活力，悄然改變了文學期刊的發展格局。文學思潮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波瀾壯闊的主潮風景，忽略了文學潮流發生、發展與消退的過程。以尋根文學為例，大多數文學史教材將之定位為改革文學之後創作調整的結果，認為是知青作家及其同代人從鄉村歷練中汲取文學智慧，重新接續斷裂的文化根脈。《上海文學》《作家》《西湖》等雜誌為了推動尋根的文學實踐，用力頗深。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上海文學》和「杭州會議」對於尋根文學的推動作用常常被過分放大，其他刊物的貢獻被習慣性無視和遮蔽。也就是說，文學期刊對於文學思潮的作用，在通常情形下是眾多文學刊物的合力。研究者不能草率、武斷地歸功於高舉旗幟、提出口號的刊物。不少邊緣刊物為處於孕育階段的文學思潮預熱，在潮流洶湧時積極呼應，它們的貢獻不應被漠視。在文學期刊發展史上，領潮的刊物必然受到重點關注，為此使得大多數刊物陷入趕潮的怪圈。回顧當代文學期刊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大多數刊物都是潮外刊物或邊緣刊物，默默無聞，自生自滅。事實上，當代文學期刊史上並不缺乏不為潮流所動卻個性鮮明的刊物，也有一些有意疏離潮流自成一格的刊物，而恰恰是這些刊物的存在，使得當代文學期刊和當代文學版圖都變得豐富而生動。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成功的文學刊物自覺地強化個性意識，避免盲目趕潮，與各種喧鬧的文學思潮保持必要的距離，不向潮流妥協，規避劣勢，謀求錯位發展。很多轟轟烈烈的期刊行為和文學口號並不是文學思潮。文學思潮對文學發展的影響是廣泛的，還是持續性的。《北京文學》的「新體驗小說」、《鐘山》的「新狀態文學」作為文學期刊的欄目，如同天空中綻放的煙花，轉瞬即逝，並沒有在文學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90年代以來，文學期刊的文學策劃以編輯為核心，集結了相當數量的作家和批評家，推出了一大批的文學口號與文學命名。在某種意義上，文學策劃潛在地改變了文學格局。文學史家在面對90年代以來的文學時，首先必須清理的就是由文學策劃留下來的泥沙俱下的各種名詞。文學思潮不能與文學流派、作家群體、時代風格混為一談。在文學和期刊雙重邊緣化的處境中，文學期刊不應該熱衷於製造「思潮」，思潮是內外聯動的文學趨勢，人為策劃的「思潮」往往難於落到實處，最終成為隨風而逝的泡沫。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文學期刊已經失去了引領潮流的能力與機遇。21世紀以來，文學期刊求新求變，不斷推出新面孔，扶植「80後」「90後」「00後」的作者，發現新人是活力之源，可過度炒作和拔苗助長容易導致種種扭曲的現象。文學期刊既不能漠視自己的目標讀者，也不能迎合或討好讀者，關鍵在於充分發揮內容優勢。文學期刊應當以書面語言為根基，為之注入鮮活的時代元素，推動其發展與創新，讓根深葉茂的老樹開出新花結出新果。閉門辦刊是當代文學期刊的痼疾，文學期刊要引導民眾和潮流，就不能與現實隔離，應當密切關注現實生活，深入挖掘時代精神的複雜內涵。文學期刊要打造多數人共享的文化和思想，關注時代和現實是根本所在。而且，對時代和現實的反映不是趕潮式的合唱，是有深度的、獨立思考的、藝術化的表達。在21世紀的「底層寫作」「打工文學」「非虛構寫作」潮流中，儘管扎堆出現的作品常常具有同質化的特徵，但這些以文學期刊為根據地的文學潮汐，精準地把握了時代的脈動，與現實進行介入性的、多向度的對話。儘管在紙媒衰落的總體趨勢中，文學期刊的寂寞近乎一種宿命，但文學期刊作為邊緣的守望者，依然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居間的擺渡者
文學期刊不僅是研究文學思潮的一種視角，還是研究文學思潮的一種方法。文學期刊作為一種媒介，將文學的外部環境與內在世界連接起來，將作家、讀者、編者聚合起來，而且文學期刊也以自己的辦刊實踐介入文學潮流，培育自己的作者群體，推廣自己的文學主張，及時反映文學創作的最新動態，助推文學流派的生長和文學創作風格的發展。文學思潮是衡量文學期刊歷史價值的一種參照系。研究主體應當以文學思潮為重要的參照系，衡量文學期刊對於文學發展的真實貢獻與局限。在現有的文學期刊研究成果中，一些學者在研究文學期刊與文學思潮的關聯時，常常會過度誇大文學期刊的作用。要準確把握文學期刊與當代文學思潮的關係，其一不能忽略作者、讀者與編者的三邊互動，其二不能忽略文學期刊的媒介關係。首先，文學思潮的面貌由寫、編、讀三邊互動的合力共同塑造。通行的文學思潮研究往往過分突出作家和作品的重要性，媒體與編者、傳播與讀者對於思潮的作用經常被低估乃至無視。耐人尋思的是，包括專業讀者（作家、評論家、翻譯家、文學史家、文化記者、文藝官員等）和普通讀者在內的讀者的貢獻被長期冷落。任何一個時代文學思潮的發動與推進，離不開讀者的精神籲求與審美反饋，讀者的意見不僅是作家創作的靈感源泉和編者改進工作的動力，而且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到創作與編輯進程之中。翻檢當代文學期刊刊發的讀者來信，不難發現「十七年」文學期刊大都有相關欄目展現讀者意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大多數期刊都不再刊發普通讀者的意見。《小說月報》在1984年創立兩年一屆的百花獎之後，一直採用讀者投票的評選方式，完全以票數為依據，並設立責任編輯獎和讀者獎，在全國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文學思潮是文學與時代、文學與現實的共鳴，是多重力量在一個精神交匯點上的碰撞。因此，對文學期刊與文學思潮進行關聯分析，應當注意到期刊作為寫、編、讀之間的擺渡者的角色與功能，這樣才能準確地、動態地把握文學期刊在文學思潮發展中的真實作用。其次，文學思潮的媒體軌跡是多種媒介形態聯動的歷史進程。在70餘年的歷史進程中，文學期刊的浮沉改變了當代文學的整體面貌。文學期刊在文學媒介中的地位及其與其他媒介之間的互動方式，不僅會影響其推動文學思潮的力度，而且會影響其引領潮流的機制與方式。從已有的當代文學史著述來看，儘管專門論述期刊與思潮的篇章不多，但在考察從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學思潮發展脈絡時，往往只提到期刊的作用，其他媒介如報紙副刊、圖書出版、影視等都被忽略。潮流的發動與擴展，離不開多種媒介之間的互動與呼應。各種時代力量形成的合力推動了文學思潮的發生與發展，將一些標誌性文學期刊描述為引領文學思潮的主導者，顯然有悖事實。隨著媒介格局的演變，先是影視憑藉其視覺魔力搶奪了文字藝術的主導權，使得小說成為影視作品的跟班，緊接著網絡以其輻射性更強的傳播優勢，把紙媒日益擠向邊緣。
在文學思潮的演進軌跡中，文學期刊的影響力確實在下降。譬如不少期刊設置與影視、網絡有關的欄目，越來越多具有影視腳本特徵的「小說」受到著名刊物的垂青。新媒體對文學的影響，從語言滲透到思潮聯動，從跨媒體寫作到類型化定製，重塑了文學格局。在媒介日益多元化的文化語境中，文學期刊對文學思潮的影響力客觀上呈現下降趨勢，但揚長避短的融合發展、錯位發展，也為文學期刊帶來了新的機遇。文學期刊在電子媒介的包圍之下，其影響力的範圍和規模都受到限制。面對新的挑戰，文學期刊應當積極探索媒體融合之路。在新的媒體環境中，文學期刊與其他媒介的融合併不是轉型為電子媒介的延伸。文學期刊不能脫離新的媒體環境，但不能沉溺於變臉遊戲，不能把網絡文學與影視文學作為主要發展方向。否則，文學期刊就成了網絡媒介與影視媒介的附庸，成了網絡文學與影視作品的說明書，其發展空間和藝術可能性都被壓縮與限制。也就是說，文學期刊成為影像、網絡的注釋，它僅僅是一種附屬產品，是一種完全可以被替代的選擇，失去了核心競爭力。文學期刊作為一個居間的擺渡者，既不能自我封閉，也不能以放棄自我的代價追新逐異。當研究者把文學期刊作為一個同時扮演多重角色的擺渡者來進行考察時，文學期刊與文學思潮的互動就不再是封閉的、靜態的，而是開放的、動態的，是多重力量的聚合和多種途徑的交叉。在立體的參照下，我們能夠擺脫線性思維的簡單判斷，就更容易看清文學期刊的優勢與劣勢，更為客觀地衡量其貢獻與局限，對文學思潮的動力機制、運行軌跡和文學史影響也會有新的認識。
作者：黃髮有 單位：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
潮流的引領者
文學思潮是指在特定的時空內形成的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學觀念和文學創作潮流，並且與當時的社會變革、經濟發展和人們的精神需求相互呼應。文學社團、文學流派都可能扮演文學思潮的推手，更不應忽略的是文學期刊。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文學期刊發揮了重要的聚合作用，既是新作展示平台，又是培養文學新人的孵化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949年至1951年，百花時代的1956年至1957年，新時期初期的1978年至1981年，這三個時段新的文學期刊蓬勃生長，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三次「創刊潮」，改變了原先的文學格局，給當代文學帶來充沛的活力。而且，當代中國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期刊基本上都在這三次創刊潮中誕生，這實在是無法迴避的重要現象。一方面是新刊物如雨後春筍一樣破土而出，另一方面是新作家新作品的集中湧現，在此基礎上孕育了開闢新風的文學潮流。期刊的多樣化為文學創作帶來新的可能性，注入了新的審美元素，各種文體都有施展空間，拓寬了審美探索的道路，激發了文學文體繽紛多彩的發展態勢。中國當代文學期刊在當代文學思潮發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學思潮的形成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文學期刊無法決定當代文學思潮的演進軌跡，發揮的往往是順應時勢的推動作用。就歷史演變而言，「十七年」文學期刊更多地被社會政治潮流所驅動，文學思潮往往是社會政治潮流的一個側面，文學思潮發生髮展的軌跡與政治潮流具有同步性。在「十七年」時期，《文藝報》第一時間傳達面向文學的政治動向，最新的文學政策，解讀文學導向的變化，對文學發展提出新的要求。在某種意義上，《文藝報》是「十七年」文學思潮的風向標。《人民文學》作為文學期刊的領潮者，在文學潮流的形成與更迭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它既是期刊樣板和規則制定者，又要承擔更大的責任。進入新時期以後，《人民文學》推動了從傷痕文學到改革文學的思想解放進程，《今天》為朦朧詩的生長提供了抱團取暖的空間，《上海文學》《作家》是尋根文學的弄潮兒，《收穫》以錦衣夜行的方式扶持「新潮小說」，《鐘山》為新寫實小說搖旗吶喊，《鐘山》《作家》《山花》《大家》以「聯網四重奏」培育新生代小說。這些案例從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學期刊催生文學思潮的作用機制。必須指出的是，文學期刊並不是文學思潮發生髮展的決定性力量，但期刊的變化會影響文學思潮的演化過程與內在結構。作為一種媒介，文學期刊可以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力量傳導到文學創作環節。因此，不能過分誇大文學期刊對文學思潮的作用。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文學期刊只能甘於被動。文學期刊通過借力的方式，可以影響文學思潮的流向，賦予文學以特殊的時代內涵和人文品格。引領潮流的文學期刊都能敏銳地把握時代的新動向，以前衛的文學觀念發現新的文學力量，以創新的編輯理念推廣新的審美範式。而那些隨波逐流的文學期刊，只能在跟風中迷失。不同類型的文學期刊在文學思潮發生變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有明顯的差異，影響力越大的文學期刊，對文學思潮的推動作用越大
邊緣的守望者
文學思潮是影響文學期刊的重要力量。文學思潮如同一個個文化漩渦，會形成強大的向心力，驅使邊緣的文學期刊匯入主潮，在價值定位、美學趣味、文體追求等方面趨於一致。在林立的中外文學期刊中，引領潮流的期刊畢竟是少數，被文學思潮所裹挾的期刊占據了絕大多數。許多期刊如同波濤洶湧中的小舟，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甚至被浪濤所淹沒。在某種意義上，追逐潮流是文學期刊的常態，也是文學期刊參與文學進程的一種方式。而且，大多數當代文學期刊的同質化問題，其根源之一就是對潮流的順應。當代文學期刊發展的潮湧性特徵——創刊潮、改名潮、改版潮、擴版潮——恰恰表明期刊潮流與文學思潮、社會思潮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在「十七年」文學環境中，文學期刊被納入行政體系中，文學思潮的擴展遵循從上到下、從中心到邊緣的原則，由《人民文學》《文藝報》等國家級刊物向省市級、邊緣地區的刊物傳達。新時期以來，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媒介格局向多元化過渡，不同類型的文學期刊的生存環境和媒介影響力都發生戲劇性的變化。首先是處於頂端的文學期刊在文學邊緣化和期刊邊緣化的夾擊下，其影響範圍大大縮小，往往局限於文學圈內部，在文學期刊內部也不再有往日的不可替代性。其次，邊緣期刊以人無我有的辦刊路線，打造鮮明的期刊特色，這種群體性崛起的現象如同一道道亮麗的風景線，為文學期刊注入活力，悄然改變了文學期刊的發展格局。文學思潮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波瀾壯闊的主潮風景，忽略了文學潮流發生、發展與消退的過程。以尋根文學為例，大多數文學史教材將之定位為改革文學之後創作調整的結果，認為是知青作家及其同代人從鄉村歷練中汲取文學智慧，重新接續斷裂的文化根脈。《上海文學》《作家》《西湖》等雜誌為了推動尋根的文學實踐，用力頗深。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上海文學》和「杭州會議」對於尋根文學的推動作用常常被過分放大，其他刊物的貢獻被習慣性無視和遮蔽。也就是說，文學期刊對於文學思潮的作用，在通常情形下是眾多文學刊物的合力。研究者不能草率、武斷地歸功於高舉旗幟、提出口號的刊物。不少邊緣刊物為處於孕育階段的文學思潮預熱，在潮流洶湧時積極呼應，它們的貢獻不應被漠視。在文學期刊發展史上，領潮的刊物必然受到重點關注，為此使得大多數刊物陷入趕潮的怪圈。回顧當代文學期刊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大多數刊物都是潮外刊物或邊緣刊物，默默無聞，自生自滅。事實上，當代文學期刊史上並不缺乏不為潮流所動卻個性鮮明的刊物，也有一些有意疏離潮流自成一格的刊物，而恰恰是這些刊物的存在，使得當代文學期刊和當代文學版圖都變得豐富而生動。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成功的文學刊物自覺地強化個性意識，避免盲目趕潮，與各種喧鬧的文學思潮保持必要的距離，不向潮流妥協，規避劣勢，謀求錯位發展。很多轟轟烈烈的期刊行為和文學口號並不是文學思潮。文學思潮對文學發展的影響是廣泛的，還是持續性的。《北京文學》的「新體驗小說」、《鐘山》的「新狀態文學」作為文學期刊的欄目，如同天空中綻放的煙花，轉瞬即逝，並沒有在文學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90年代以來，文學期刊的文學策劃以編輯為核心，集結了相當數量的作家和批評家，推出了一大批的文學口號與文學命名。在某種意義上，文學策劃潛在地改變了文學格局。文學史家在面對90年代以來的文學時，首先必須清理的就是由文學策劃留下來的泥沙俱下的各種名詞。文學思潮不能與文學流派、作家群體、時代風格混為一談。在文學和期刊雙重邊緣化的處境中，文學期刊不應該熱衷於製造「思潮」，思潮是內外聯動的文學趨勢，人為策劃的「思潮」往往難於落到實處，最終成為隨風而逝的泡沫。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文學期刊已經失去了引領潮流的能力與機遇。21世紀以來，文學期刊求新求變，不斷推出新面孔，扶植「80後」「90後」「00後」的作者，發現新人是活力之源，可過度炒作和拔苗助長容易導致種種扭曲的現象。文學期刊既不能漠視自己的目標讀者，也不能迎合或討好讀者，關鍵在於充分發揮內容優勢。文學期刊應當以書面語言為根基，為之注入鮮活的時代元素，推動其發展與創新，讓根深葉茂的老樹開出新花結出新果。閉門辦刊是當代文學期刊的痼疾，文學期刊要引導民眾和潮流，就不能與現實隔離，應當密切關注現實生活，深入挖掘時代精神的複雜內涵。文學期刊要打造多數人共享的文化和思想，關注時代和現實是根本所在。而且，對時代和現實的反映不是趕潮式的合唱，是有深度的、獨立思考的、藝術化的表達。在21世紀的「底層寫作」「打工文學」「非虛構寫作」潮流中，儘管扎堆出現的作品常常具有同質化的特徵，但這些以文學期刊為根據地的文學潮汐，精準地把握了時代的脈動，與現實進行介入性的、多向度的對話。儘管在紙媒衰落的總體趨勢中，文學期刊的寂寞近乎一種宿命，但文學期刊作為邊緣的守望者，依然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居間的擺渡者
文學期刊不僅是研究文學思潮的一種視角，還是研究文學思潮的一種方法。文學期刊作為一種媒介，將文學的外部環境與內在世界連接起來，將作家、讀者、編者聚合起來，而且文學期刊也以自己的辦刊實踐介入文學潮流，培育自己的作者群體，推廣自己的文學主張，及時反映文學創作的最新動態，助推文學流派的生長和文學創作風格的發展。文學思潮是衡量文學期刊歷史價值的一種參照系。研究主體應當以文學思潮為重要的參照系，衡量文學期刊對於文學發展的真實貢獻與局限。在現有的文學期刊研究成果中，一些學者在研究文學期刊與文學思潮的關聯時，常常會過度誇大文學期刊的作用。要準確把握文學期刊與當代文學思潮的關係，其一不能忽略作者、讀者與編者的三邊互動，其二不能忽略文學期刊的媒介關係。首先，文學思潮的面貌由寫、編、讀三邊互動的合力共同塑造。通行的文學思潮研究往往過分突出作家和作品的重要性，媒體與編者、傳播與讀者對於思潮的作用經常被低估乃至無視。耐人尋思的是，包括專業讀者（作家、評論家、翻譯家、文學史家、文化記者、文藝官員等）和普通讀者在內的讀者的貢獻被長期冷落。任何一個時代文學思潮的發動與推進，離不開讀者的精神籲求與審美反饋，讀者的意見不僅是作家創作的靈感源泉和編者改進工作的動力，而且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到創作與編輯進程之中。翻檢當代文學期刊刊發的讀者來信，不難發現「十七年」文學期刊大都有相關欄目展現讀者意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大多數期刊都不再刊發普通讀者的意見。《小說月報》在1984年創立兩年一屆的百花獎之後，一直採用讀者投票的評選方式，完全以票數為依據，並設立責任編輯獎和讀者獎，在全國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文學思潮是文學與時代、文學與現實的共鳴，是多重力量在一個精神交匯點上的碰撞。因此，對文學期刊與文學思潮進行關聯分析，應當注意到期刊作為寫、編、讀之間的擺渡者的角色與功能，這樣才能準確地、動態地把握文學期刊在文學思潮發展中的真實作用。其次，文學思潮的媒體軌跡是多種媒介形態聯動的歷史進程。在70餘年的歷史進程中，文學期刊的浮沉改變了當代文學的整體面貌。文學期刊在文學媒介中的地位及其與其他媒介之間的互動方式，不僅會影響其推動文學思潮的力度，而且會影響其引領潮流的機制與方式。從已有的當代文學史著述來看，儘管專門論述期刊與思潮的篇章不多，但在考察從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學思潮發展脈絡時，往往只提到期刊的作用，其他媒介如報紙副刊、圖書出版、影視等都被忽略。潮流的發動與擴展，離不開多種媒介之間的互動與呼應。各種時代力量形成的合力推動了文學思潮的發生與發展，將一些標誌性文學期刊描述為引領文學思潮的主導者，顯然有悖事實。隨著媒介格局的演變，先是影視憑藉其視覺魔力搶奪了文字藝術的主導權，使得小說成為影視作品的跟班，緊接著網絡以其輻射性更強的傳播優勢，把紙媒日益擠向邊緣。
在文學思潮的演進軌跡中，文學期刊的影響力確實在下降。譬如不少期刊設置與影視、網絡有關的欄目，越來越多具有影視腳本特徵的「小說」受到著名刊物的垂青。新媒體對文學的影響，從語言滲透到思潮聯動，從跨媒體寫作到類型化定製，重塑了文學格局。在媒介日益多元化的文化語境中，文學期刊對文學思潮的影響力客觀上呈現下降趨勢，但揚長避短的融合發展、錯位發展，也為文學期刊帶來了新的機遇。文學期刊在電子媒介的包圍之下，其影響力的範圍和規模都受到限制。面對新的挑戰，文學期刊應當積極探索媒體融合之路。在新的媒體環境中，文學期刊與其他媒介的融合併不是轉型為電子媒介的延伸。文學期刊不能脫離新的媒體環境，但不能沉溺於變臉遊戲，不能把網絡文學與影視文學作為主要發展方向。否則，文學期刊就成了網絡媒介與影視媒介的附庸，成了網絡文學與影視作品的說明書，其發展空間和藝術可能性都被壓縮與限制。也就是說，文學期刊成為影像、網絡的注釋，它僅僅是一種附屬產品，是一種完全可以被替代的選擇，失去了核心競爭力。文學期刊作為一個居間的擺渡者，既不能自我封閉，也不能以放棄自我的代價追新逐異。當研究者把文學期刊作為一個同時扮演多重角色的擺渡者來進行考察時，文學期刊與文學思潮的互動就不再是封閉的、靜態的，而是開放的、動態的，是多重力量的聚合和多種途徑的交叉。在立體的參照下，我們能夠擺脫線性思維的簡單判斷，就更容易看清文學期刊的優勢與劣勢，更為客觀地衡量其貢獻與局限，對文學思潮的動力機制、運行軌跡和文學史影響也會有新的認識。
作者：黃髮有 單位：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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