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遠古時代，以齊魯為代表的山東地區就確立了堂室、欄廄、宅院為結構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稱作「五畝之宅」。數千年來，以家庭副業、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內容的庭院經濟在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中占有相當大的成份。
山東地區庭院經濟的開發始於齊魯立國，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國思想中都有發展庭院經濟的主張，反映著鮮明的庭院創收的富民意識。
管子認為，「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具備，國之富也」，「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很顯然，管仲已把庭院經濟納入他治齊的經濟政策之中。
孟子把庭院經濟納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構畫了一個田宅、農桑、禽畜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小農家庭經濟藍圖：「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孟子不像孔子那樣不關心耕稼園圃。孟母三遷的故事，說明孟子特別留意四鄰的生業。東鄰殺豬，也要問個為什麼。孟母失口說了個「啖汝」，只好當真從東鄰買肉以明不欺。再聯繫孟母斷織的故事，這買肉的錢應為紡織所得。所以，上述主張來自孟子對鄒魯庭院經濟的經驗，帶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質。
墨子沒有孔孟那麼多的人道、倫理情感，他對整個社會的批判都從尊重私有財產出發，以勞動者外在的物質功利為價值取向。從「入人園圃，竊其桃李」，「攘人犬豕雞豚」，到「入人欄廄，取人馬牛」；從「小為非」到「大為非」，通過非道德數值的遞加、積累，來論證自己的思想主張。可以說，墨子是第一個闡明齊魯人庭院保護意識的思想家。
魏晉時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斂財富的潮流，領導這場新潮流的是山東琅邪（今臨沂）人王戎。 王戎身為朝廷三公，其聚斂財富的方式，一不貪污受賄，二不盤剝吏民，而是以山東庭院經濟的方式經營田園。他親執牙籌，晝夜忙碌，雖失三公身分，卻顯示了山東人勞動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除農業知識外，詳細記載了樹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飼養醫治，農業副產品的加工等，可以說是庭院經濟的總結和指導性著作。其體例和創意來自山東人獨特的經濟眼光。
北齊琅邪人顏之推還把庭院富家的經驗作為家訓告誡子孫，「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能守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築室村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琅邪顏氏以文學傳家，卻以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治家守業之本，顯然是來之于山東庭院富家的傳統。
司馬遷講，鄒魯「頗有桑麻之業」。「齊魯千畝桑麻」，「與千戶侯等」。
桑麻滋養出無與倫比的齊魯「女工」。姜太公到齊，即「勸其女工之業」。到春秋時，齊地女工率先使用鐵制的刀針。《管子·海王》載：「一女必有一刀一針」。《論衡·程材》講：「齊部世刺繡，恆女無不能。」當時，齊地製做的精美絲織品有「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冠帶衣履天下」。到漢代，臨淄、定陶、亢父（今濟寧）成為絲織業的三大中心。唐代詩人杜甫「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的詩句，足以反映齊魯家庭紡織業的領先地位和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齊魯庭院內外的經濟樹種還有漆樹。孔子弟子有漆 # 開、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國蒙（今山東曹縣南）人莊子做過漆園小吏。《漢書·地理志》講，兗州「厥貢漆絲」。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已有漆樹、漆園，漢代兗州的漆產量、質量已很可觀，並成為朝廷貢品。
現代常見的樹類，大都已在古代紮根於齊魯宅院。《詩·齊風·東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詩句。榆樹春生榆莢，可良用救荒。《齊民要術》稱「能種（榆）千頃，歲收千匹」。古人稱槐樹為三宮槐或守宮槐。北宋莘縣人王#親植三株槐樹於庭院，說：「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時拜相，成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東仍多柳、榆、槐等樹，各地還有以此命名的村莊。
「瓜桃李棗」是山東人對庭院百果的概稱。管仲治齊，大力提倡種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齊魯的吊瓜和葫蘆，幾千年來一直生長在庭院，至今也沒移植到田間。
中國傳統的六畜是馬、牛、羊、豬、狗、雞，其廣義應包括騾、驢、貓、鴨、鵝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從春秋髮明牛耕開始，牛就和農家結下了不解之緣。齊人寧戚是個喂牛的，他以《飯牛歌》說齊桓公，其中有「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的詞句。農諺講：「蠶無夜食不長，馬無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裡添芻料，寧戚的歌反映了齊地所積累的養牛經驗。戰國時，齊將田單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東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內收得千餘頭牛，以火牛陣大破燕軍。唐代登州東牟郡（今蓬萊）、萊州東萊郡（今萊州）、密州高密郡，「土貢牛黃」。牛黃是牛的膽結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區又非牧區，主要來之家畜，可知山東庭院養牛之多。
古人以車代步，馬多為有車的富家所養。孔子講：「有馬者借人乘之。」馮諼說孟嘗君「狗馬實外廄」。直到民國，山東的富戶門前都豎有拴馬樁，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牆壁上。高大豪華的宅院，再拴上幾匹馬，顯得十分氣派。至於其它家畜，更是山東人的家常生業。曾參家養豬，曾父烹豬以存教，與孟母如出一轍。
齊魯人民同樹果六畜在庭院內共處了幾千年，對它們傾注了太多的辛勞和感情，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他們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樹果六畜的文化意蘊，體味出人生哲理、社會人倫和道德價值觀念，使樹果六畜成為人的文化載體和符號，並以此顯示人的主動立場和主體地位。這種思維方式及全部內容，也反映了齊魯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國人往往為樹果披上生命的靈光，為禽畜賦以人的名分。
桃李為弟子、槐樹為三公、石榴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獸之別本來有強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國人就人與禽畜互名。先秦時的狗就有名字，山東、河北人呼貓為男貓、女貓。龍的傳人稱兒子為「犬子」，山東人名多「禽」，孔子名兒曰「鯉」，弟子名司馬牛。顏之推講，「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這種以人度物的現象，反映了樹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員，是中國人熱戀故土家園心態的折射。遠離家鄉的人，望見家中的老槐樹，家中的雞狗，都會倍感親切，它們就是家園的代表和象徵。
其二，庭院經濟培養了山東人民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和正義感，增強了對虧人自利、不勞而獲行為的鄙視。
農夫「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婦女「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是齊魯人民的優良傳統。魯相公儀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職業癖好而紡織不停，由此可知齊魯婦女對家庭紡織的熱衷和專一，對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直到今天，山東人對房前屋後、庭院欄圈都要精心規劃，從不閒置。這種勞動致富的自覺意識，使山東人對「非機杼之物」從不起非分之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普通百姓或許不熟悉孔夫子的這段話，但他們懂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墨子反對竊人牛馬桃李的主張與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偷雞摸狗的「小為非」被山東人所不齒，轟轟烈烈的「江洋大盜」的膽氣則為人們所欽服。
其三，古代山東人從樹果六畜中引發和體味出為人處世的哲理和原則，並將其納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禍福之中。
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語，都是各階層人們體味出的處世哲理。山東人從遠古就有著逢凶化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招鳳之桐，三公之槐特別受人青睞；桑與「喪」諧音，一般不栽在門前；男女婚姻，要看屬相是否相和；梨不分著吃。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產者對「凶禍」的恐懼，對吉祥、美好生活的嚮往，並在被動、命定意識的背後，透露出一種以自己的智慧、進取來主宰生活的主動意識。
山東地區庭院經濟的開發始於齊魯立國，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國思想中都有發展庭院經濟的主張，反映著鮮明的庭院創收的富民意識。
管子認為，「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具備，國之富也」，「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很顯然，管仲已把庭院經濟納入他治齊的經濟政策之中。
孟子把庭院經濟納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構畫了一個田宅、農桑、禽畜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小農家庭經濟藍圖：「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孟子不像孔子那樣不關心耕稼園圃。孟母三遷的故事，說明孟子特別留意四鄰的生業。東鄰殺豬，也要問個為什麼。孟母失口說了個「啖汝」，只好當真從東鄰買肉以明不欺。再聯繫孟母斷織的故事，這買肉的錢應為紡織所得。所以，上述主張來自孟子對鄒魯庭院經濟的經驗，帶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質。
墨子沒有孔孟那麼多的人道、倫理情感，他對整個社會的批判都從尊重私有財產出發，以勞動者外在的物質功利為價值取向。從「入人園圃，竊其桃李」，「攘人犬豕雞豚」，到「入人欄廄，取人馬牛」；從「小為非」到「大為非」，通過非道德數值的遞加、積累，來論證自己的思想主張。可以說，墨子是第一個闡明齊魯人庭院保護意識的思想家。
魏晉時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斂財富的潮流，領導這場新潮流的是山東琅邪（今臨沂）人王戎。 王戎身為朝廷三公，其聚斂財富的方式，一不貪污受賄，二不盤剝吏民，而是以山東庭院經濟的方式經營田園。他親執牙籌，晝夜忙碌，雖失三公身分，卻顯示了山東人勞動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除農業知識外，詳細記載了樹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飼養醫治，農業副產品的加工等，可以說是庭院經濟的總結和指導性著作。其體例和創意來自山東人獨特的經濟眼光。
北齊琅邪人顏之推還把庭院富家的經驗作為家訓告誡子孫，「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能守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築室村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琅邪顏氏以文學傳家，卻以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治家守業之本，顯然是來之于山東庭院富家的傳統。
司馬遷講，鄒魯「頗有桑麻之業」。「齊魯千畝桑麻」，「與千戶侯等」。
桑麻滋養出無與倫比的齊魯「女工」。姜太公到齊，即「勸其女工之業」。到春秋時，齊地女工率先使用鐵制的刀針。《管子·海王》載：「一女必有一刀一針」。《論衡·程材》講：「齊部世刺繡，恆女無不能。」當時，齊地製做的精美絲織品有「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冠帶衣履天下」。到漢代，臨淄、定陶、亢父（今濟寧）成為絲織業的三大中心。唐代詩人杜甫「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的詩句，足以反映齊魯家庭紡織業的領先地位和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齊魯庭院內外的經濟樹種還有漆樹。孔子弟子有漆 # 開、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國蒙（今山東曹縣南）人莊子做過漆園小吏。《漢書·地理志》講，兗州「厥貢漆絲」。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已有漆樹、漆園，漢代兗州的漆產量、質量已很可觀，並成為朝廷貢品。
現代常見的樹類，大都已在古代紮根於齊魯宅院。《詩·齊風·東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詩句。榆樹春生榆莢，可良用救荒。《齊民要術》稱「能種（榆）千頃，歲收千匹」。古人稱槐樹為三宮槐或守宮槐。北宋莘縣人王#親植三株槐樹於庭院，說：「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時拜相，成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東仍多柳、榆、槐等樹，各地還有以此命名的村莊。
「瓜桃李棗」是山東人對庭院百果的概稱。管仲治齊，大力提倡種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齊魯的吊瓜和葫蘆，幾千年來一直生長在庭院，至今也沒移植到田間。
中國傳統的六畜是馬、牛、羊、豬、狗、雞，其廣義應包括騾、驢、貓、鴨、鵝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從春秋髮明牛耕開始，牛就和農家結下了不解之緣。齊人寧戚是個喂牛的，他以《飯牛歌》說齊桓公，其中有「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的詞句。農諺講：「蠶無夜食不長，馬無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裡添芻料，寧戚的歌反映了齊地所積累的養牛經驗。戰國時，齊將田單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東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內收得千餘頭牛，以火牛陣大破燕軍。唐代登州東牟郡（今蓬萊）、萊州東萊郡（今萊州）、密州高密郡，「土貢牛黃」。牛黃是牛的膽結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區又非牧區，主要來之家畜，可知山東庭院養牛之多。
古人以車代步，馬多為有車的富家所養。孔子講：「有馬者借人乘之。」馮諼說孟嘗君「狗馬實外廄」。直到民國，山東的富戶門前都豎有拴馬樁，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牆壁上。高大豪華的宅院，再拴上幾匹馬，顯得十分氣派。至於其它家畜，更是山東人的家常生業。曾參家養豬，曾父烹豬以存教，與孟母如出一轍。
齊魯人民同樹果六畜在庭院內共處了幾千年，對它們傾注了太多的辛勞和感情，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他們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樹果六畜的文化意蘊，體味出人生哲理、社會人倫和道德價值觀念，使樹果六畜成為人的文化載體和符號，並以此顯示人的主動立場和主體地位。這種思維方式及全部內容，也反映了齊魯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國人往往為樹果披上生命的靈光，為禽畜賦以人的名分。
桃李為弟子、槐樹為三公、石榴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獸之別本來有強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國人就人與禽畜互名。先秦時的狗就有名字，山東、河北人呼貓為男貓、女貓。龍的傳人稱兒子為「犬子」，山東人名多「禽」，孔子名兒曰「鯉」，弟子名司馬牛。顏之推講，「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這種以人度物的現象，反映了樹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員，是中國人熱戀故土家園心態的折射。遠離家鄉的人，望見家中的老槐樹，家中的雞狗，都會倍感親切，它們就是家園的代表和象徵。
其二，庭院經濟培養了山東人民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和正義感，增強了對虧人自利、不勞而獲行為的鄙視。
農夫「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婦女「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是齊魯人民的優良傳統。魯相公儀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職業癖好而紡織不停，由此可知齊魯婦女對家庭紡織的熱衷和專一，對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直到今天，山東人對房前屋後、庭院欄圈都要精心規劃，從不閒置。這種勞動致富的自覺意識，使山東人對「非機杼之物」從不起非分之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普通百姓或許不熟悉孔夫子的這段話，但他們懂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墨子反對竊人牛馬桃李的主張與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偷雞摸狗的「小為非」被山東人所不齒，轟轟烈烈的「江洋大盜」的膽氣則為人們所欽服。
其三，古代山東人從樹果六畜中引發和體味出為人處世的哲理和原則，並將其納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禍福之中。
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語，都是各階層人們體味出的處世哲理。山東人從遠古就有著逢凶化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招鳳之桐，三公之槐特別受人青睞；桑與「喪」諧音，一般不栽在門前；男女婚姻，要看屬相是否相和；梨不分著吃。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產者對「凶禍」的恐懼，對吉祥、美好生活的嚮往，並在被動、命定意識的背後，透露出一種以自己的智慧、進取來主宰生活的主動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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