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由於王朝更替，江山易幟，導致連年戰亂，餓殍遍野，曹操筆下的「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並非文學虛構。改朝換代如此，同室操戈亦如此。朱明叔侄的削藩靖難，也曾演出過一幕「青磷白骨，怵驚心目」的歷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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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筆者翻閱一本詠史詩集，在「楚漢風雲」一節，對項羽不乏彈讚嘆惋者，甚至虞姬和烏騅馬也成了詠嘆對象，涉及民眾的文字卻寥若晨星，只有韓愈與張可久的一詩一曲。「天下苦秦久矣」，項羽、劉邦步陳勝、吳廣後塵揭竿而起，在推翻了暴政後，本應與民休養生息。然因各路豪強爭權奪利，致使「傷心秦漢，生民塗炭」(《賣花聲?懷古》)。楚漢相持，勝負未決，青壯年厭倦了軍旅，老弱者疲睏於「支前」。項羽對劉邦說：「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天下連年戰亂，只因我們二人而起。倒不如一決雌雄，以免連累蒼生。項羽的建議遭到了劉邦的拒絕：「吾寧鬥智，不能鬥力。」(《史記項羽本紀》)這就是著名的「廣武澗對話」。且不論項羽是亂世梟雄還是起義首領，能以「毋徒苦天下之民」為念，實乃難能可貴。他的這種意識並非曇花一現，在烏江之戰中，項羽本可以乘船過江，擺脫困境，甚至「捲土重來未可知」。然而，他卻毅然選擇了自刎。項羽是否「以一人獨生為恥，以天下蒼生為念」尚待討論，但他畢竟沒有採納烏江亭長在江東建立根據地的建議，從而沒有釀成「真成一擲賭乾坤」(韓愈《過鴻溝》)的慘局，這正是他的悲壯之處。
項羽不是最後的勝利者，他將人民生計置於王權爭奪之上的思想，沒有機會實踐。其實，在古聖先賢那裡，這一思想的淵源要久遠得多。在《莊子?讓王》中有一段記載，更能說明問題。居住邠地的太王亶父，遭到狄人進攻。納捐進貢狄人均不接受，其目的就是占有邠地。亶父說：「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於是拿起馬鞭離開邠地。民眾成群結隊跟隨他，在岐山之下建立了新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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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故事中，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做我的臣民和做狄人的臣民有什麼不同呢)。這點比較好理解，古代中國沒有民族國家的概念，封建帝王如同歷史舞台上的走馬燈，誠如元人張養浩所說「唐家才起隋家敗，世態有如雲變改」(《山坡羊?咸陽懷古》)，「至今遺恨迷煙樹，列國周齊秦漢楚。」(《山坡羊?驪山懷古》)京城皇帝的姓氏可能是劉李趙朱;皇城旗幡的標誌也可能是蠻夷羌狄，百姓的命運卻沒有什麼區別。如此說來，亶父老先生所謂的「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並沒有錯。因此，他才會勸百姓「子皆勉居矣」(你們都和狄人湊合著居住吧)。在封建皇權時代，「為吾臣」還是「為狄人臣」，「臣民」是無權選擇的。為擺脫這種無論「興亡」只能「百姓苦」的歷史宿命，人民只有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自己選擇社會的管理者。這也是今世政治文明的一條康莊大道。
二是「不以所用養害所養」(不要因為養活人的土地而危害所養活的人民)。這一點的思想價值則更為先進。土地是人民賴以生存的基礎，尚且不能因土地而危害民眾，皇位與政權只是「王權」的組成部分，只是由民脂民膏(賦稅)供養的上層建築，更不應為了「王權」的延續而傷害民眾利益。當時還沒有「人權」這樣的現代概念，莊子只是稱亶父為「能尊生者」(能夠尊重生命的人)。亶父的「能尊生」與項羽的「毋徒苦天下之民」，其著眼點同樣顧及了民眾的生命與生計。在封建帝王的觀念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姓是被統治者養活的，這個邏輯顯然是顛倒了。即使如此，在亶父看來，當「王權」危及「人權」時，「王權」應當讓位於「人權」，而不是為了「王權」而犧牲「人權」。這說明，在亶父的潛意識裡，「人權」是高於「王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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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數國家的「王權」早已被取代，「人權」高於「王權」自然十分正常。然而，這樣的道理，說來容易，貫徹實難。2011年發生在北非、中東的事件一再說明，一些統治者為了延續已經執掌了幾十年的朝政，不惜將全國民眾置於血泊之中;東亞一些封建寡頭為了延續家族的血胤，竟將民眾挾為人質。在他們的眼裡，「人權」仍然是「王權」俎上的魚肉。今夕何夕，可悲也夫!
在國共重慶談判時，追求民主政治與和平建國，成為當時民眾的強烈呼聲。黃齊生先生作詞曰：「民主如船，民權似水，水漲奚愁船不高?」所反映的就是這一背景。詞的尾句正是：「安排定，看居邠亶父，走馬來朝。」可見，如同亶父居邠，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才會受到民眾的擁護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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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筆者翻閱一本詠史詩集，在「楚漢風雲」一節，對項羽不乏彈讚嘆惋者，甚至虞姬和烏騅馬也成了詠嘆對象，涉及民眾的文字卻寥若晨星，只有韓愈與張可久的一詩一曲。「天下苦秦久矣」，項羽、劉邦步陳勝、吳廣後塵揭竿而起，在推翻了暴政後，本應與民休養生息。然因各路豪強爭權奪利，致使「傷心秦漢，生民塗炭」(《賣花聲?懷古》)。楚漢相持，勝負未決，青壯年厭倦了軍旅，老弱者疲睏於「支前」。項羽對劉邦說：「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天下連年戰亂，只因我們二人而起。倒不如一決雌雄，以免連累蒼生。項羽的建議遭到了劉邦的拒絕：「吾寧鬥智，不能鬥力。」(《史記項羽本紀》)這就是著名的「廣武澗對話」。且不論項羽是亂世梟雄還是起義首領，能以「毋徒苦天下之民」為念，實乃難能可貴。他的這種意識並非曇花一現，在烏江之戰中，項羽本可以乘船過江，擺脫困境，甚至「捲土重來未可知」。然而，他卻毅然選擇了自刎。項羽是否「以一人獨生為恥，以天下蒼生為念」尚待討論，但他畢竟沒有採納烏江亭長在江東建立根據地的建議，從而沒有釀成「真成一擲賭乾坤」(韓愈《過鴻溝》)的慘局，這正是他的悲壯之處。
項羽不是最後的勝利者，他將人民生計置於王權爭奪之上的思想，沒有機會實踐。其實，在古聖先賢那裡，這一思想的淵源要久遠得多。在《莊子?讓王》中有一段記載，更能說明問題。居住邠地的太王亶父，遭到狄人進攻。納捐進貢狄人均不接受，其目的就是占有邠地。亶父說：「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於是拿起馬鞭離開邠地。民眾成群結隊跟隨他，在岐山之下建立了新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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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故事中，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做我的臣民和做狄人的臣民有什麼不同呢)。這點比較好理解，古代中國沒有民族國家的概念，封建帝王如同歷史舞台上的走馬燈，誠如元人張養浩所說「唐家才起隋家敗，世態有如雲變改」(《山坡羊?咸陽懷古》)，「至今遺恨迷煙樹，列國周齊秦漢楚。」(《山坡羊?驪山懷古》)京城皇帝的姓氏可能是劉李趙朱;皇城旗幡的標誌也可能是蠻夷羌狄，百姓的命運卻沒有什麼區別。如此說來，亶父老先生所謂的「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並沒有錯。因此，他才會勸百姓「子皆勉居矣」(你們都和狄人湊合著居住吧)。在封建皇權時代，「為吾臣」還是「為狄人臣」，「臣民」是無權選擇的。為擺脫這種無論「興亡」只能「百姓苦」的歷史宿命，人民只有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自己選擇社會的管理者。這也是今世政治文明的一條康莊大道。
二是「不以所用養害所養」(不要因為養活人的土地而危害所養活的人民)。這一點的思想價值則更為先進。土地是人民賴以生存的基礎，尚且不能因土地而危害民眾，皇位與政權只是「王權」的組成部分，只是由民脂民膏(賦稅)供養的上層建築，更不應為了「王權」的延續而傷害民眾利益。當時還沒有「人權」這樣的現代概念，莊子只是稱亶父為「能尊生者」(能夠尊重生命的人)。亶父的「能尊生」與項羽的「毋徒苦天下之民」，其著眼點同樣顧及了民眾的生命與生計。在封建帝王的觀念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姓是被統治者養活的，這個邏輯顯然是顛倒了。即使如此，在亶父看來，當「王權」危及「人權」時，「王權」應當讓位於「人權」，而不是為了「王權」而犧牲「人權」。這說明，在亶父的潛意識裡，「人權」是高於「王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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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數國家的「王權」早已被取代，「人權」高於「王權」自然十分正常。然而，這樣的道理，說來容易，貫徹實難。2011年發生在北非、中東的事件一再說明，一些統治者為了延續已經執掌了幾十年的朝政，不惜將全國民眾置於血泊之中;東亞一些封建寡頭為了延續家族的血胤，竟將民眾挾為人質。在他們的眼裡，「人權」仍然是「王權」俎上的魚肉。今夕何夕，可悲也夫!
在國共重慶談判時，追求民主政治與和平建國，成為當時民眾的強烈呼聲。黃齊生先生作詞曰：「民主如船，民權似水，水漲奚愁船不高?」所反映的就是這一背景。詞的尾句正是：「安排定，看居邠亶父，走馬來朝。」可見，如同亶父居邠，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才會受到民眾的擁護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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