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亞]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
具有與老伽利略同樣決心的我們共產黨人今天宣布：「它仍然轉動著!」歷史的車輪向著共產主義這個不可避免的、不可壓倒的最終目標轉動著……
【演講詞】
法院既已拒絕我最後的申請，我決定自己替自己答辯。強派給我的辯護士的蜜汁或毒藥，都不是我所需要的。在這個訴訟的全部進程中，都是由我自己答辯的。我一點也不感到要受特切爾博士為我辯護的發言的拘束。對我的案件具有決定意義的，只是我自己現在和過去對法庭所說的話。我不願得罪我的同志托爾格列爾，特別是因為，就我看來，他的辯護士已經夠得罪他的了，但就我個人來說，我寧可受法庭的無辜處死，也不願由薩克博士所發表的那種辯護而獲得開釋。
我承認我的語調是激烈而尖銳的。我平生的鬥爭向來就是激烈而尖銳的。我的語調是誠實坦白的。我要說符合事實的話。我不是一個因所操職業而來出庭的律師，我是在保衛我自己，一個被控的共產黨員，我是在保衛我政治的榮譽，一個革命者的榮譽;我是在保衛我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我的理想，我整個生命的內容和意義。因為這些理由，我在法庭上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每一句話都表示我對這種不正當的控訴，對這種硬加之於共產黨人以縱火焚燒國會這一反共產主義的罪名，懷著深切的憤恨。
我知道所謂我們是縱火案的同謀，在保加利亞是沒有人相信的。我知道在任何其他國家也不會有人相信我們與縱火案有任何關係。但是在德國有其他情況的存在，在德國，人們不是不可能相信這樣離奇事件。因此，我希望證明共產黨過去和現在都與這一罪行絲毫無關。一定要提到宣傳的問題，那末我不妨公平地說，在這個法庭里有很多發言是具有宣傳性質的。戈培爾和戈林在這裡出庭，起了對共產主義有利的間接宣傳作用，但是沒有人能以他們的行為產生了這樣結果而責備他們。
庭長先生，在那個期間，每一情況都可以調查出來，以便迅速地解除我們與縱火案有關的嫌疑。起訴書上宣稱：「季米特洛夫、波波夫、湯尼夫硬說他們不過是保加利亞的逃亡的政治犯，但他們是為著非法的政治活動而住在德國，卻必須認為是有憑有據的了。」起訴書上更宣稱：「他們是莫斯科派到德國來準備武裝暴動的間諜。」起訴書第八十三頁指出：「雖然季米特洛夫聲明從二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他不在柏林，但這並不能大大影響這個情勢，因而就不能免掉對他參與國會縱火案的控訴。」起訴書上繼續說，不僅赫爾麥的作證，而且有其他一些事實，都證實了這種同謀……
赫爾麥說，季米特洛夫和盧貝是同在伯揚霍夫飯店的。現在允許我再來引證起訴書，那上面說：「雖然季米特洛夫沒有以現行犯當場被捕，但是他參與了國會縱火的布置。他跑到慕尼黑，為的是找個不在犯罪場所的證明罷了。在季米特洛夫那裡查獲的共產黨的小冊子，足以證明他參與德國共產黨的活動。」這就是這一草率的、流產的起訴書的根據。
我要從另一點上再來談談這一控訴和起訴書的方法。
說放火燒國會是德國共產黨乾的事，是共產國際乾的事，這一理論決定了這個審訊的方向。把放火燒國會，這種反共產主義的行為，實際歸罪於共產黨，然後宣稱這是共產黨武裝暴動的信號，是推翻德國現行政體的烽火。由於運用這種理論，全部訴訟程序裡面就貫串了反共產黨的性質。起訴書寫道：「……控訴的根據是，這種犯罪的暴行是預定給國家的敵人們的一種信號，他們見到信號以後，就要根據第三國際的命令，開始進襲德帝國，毀壞現行政體，然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一個蘇維埃國家以代替之。」
先生們，把這樣的暴行虛妄地歸罪於共產黨，這不是第一次了。我不能在這裡列舉所有例子，我要你們回想一件鐵路暴行，那是某一個精神錯亂的冒險家和特務不久以前在德國尤特堡干出來的。有幾個星期之久，德國的和國外的報紙都宣稱這一暴行是德國共產黨乾的，是共產黨採取的恐怖手段。後來才發覺出一個精神錯亂的冒險家，叫做馬杜式加的，是這一罪行的兇犯。他被捕了，並被判刑了。讓我再想起另一個例子，那是戈爾古洛夫暗殺法國總統的案件。那時許多國家的報紙又叫囂了幾星期，說共產黨又顯身手了。大家都說戈爾古洛夫是一個共產黨員和蘇聯的密探。但是真相如何呢?這個暴行是俄國白衛軍所作的事，戈爾古洛夫是意在破壞法蘇友好關係的特務。我再請你們回想關於索菲亞大教堂的暴行。這一事件不是保加利亞共產黨所組織的，但是保加利亞共產黨卻因此而受到迫害。在這個虛妄的控訴下，兩千個保加利亞共產黨員、工人、農民及知識分子被殺害了。這個挑釁行為，炸毀索菲亞大教堂的挑釁行為，實際上是保加利亞警察機關所指使的。
有人在這裡斷言，縱火燒國會是要使武裝暴動爆發的信號。人們企圖用下列方式來證實這種理論：戈林在法庭上宣布，希特勒一上台，德國共產黨就不得不鼓動群眾，從事劇烈的冒險。他宣稱：「共產黨被迫有所作為，此時不幹，就永遠沒有機會了。」他說共產黨許多年來都號召大眾反對國社黨，現在國社黨掌握了政權，共產黨除了立即採取行動，或者永不採取行動，就再沒有其他的選擇了。檢察官企圖更清楚地更巧妙地闡明這一臆斷。
檢察官在法庭上發揮了檢察長戈林所作的說明。維爾納博士宣稱：「共產黨已經被逼到不戰鬥就要放棄準備戰鬥而投降的境地;這是它現在處境中僅有的選擇;不是不經戰鬥而放棄它的目的，就是孤注一擲，冒一次險，也許可以把環境變得對它有利。戰鬥也許失敗，但是失敗後的處境不會比不發一槍的投降來得更壞!」檢察官所提出的硬套到共產黨身上的設想，絕不是共產黨的設想。這就證明共產黨的敵人們並不深知共產主義。一個人要想很好地與他的敵人作戰，就應該學習認識敵人。
先生們，法律調查的結果如何?縱火國會是共產黨的行為這一傳說已經完完全全地給粉碎了。我不像在這裡的某位辯護士，不去引證很多例證了。
國會縱火與德國共產黨的任何活動絲毫無關，不僅與暴動無關，即與罷工、示威或這類性質的任何事件都無關，至少對於這一點，凡是有正常智力的人都弄清楚了。法律調查已經徹底地證明了這一點。任何人都不認為國會縱火是暴動的信號。沒有人看出與國會縱火有關的暴動事實、行為或企圖。
檢察官已經提議說，被告的保加利亞人由於證據缺乏應予開釋。我不同意這一提議。這是不夠的;這樣並不會徹底洗刷我們的嫌疑。事實上這個審訊已經徹底地證明了我們與縱火案毫不相干，並且沒有再對我們懷疑的絲毫理由。我們保加利亞人和托爾格列爾所以必須全被開釋，倒不是由於證據的缺乏，而是由於我們作為共產黨員，不會與也不能與反共產主義的行為有任何關係。
所以我建議作如下的判決：
一、托爾格列爾、波波夫、湯尼夫和我自己應予宣判無罪，起訴書由於無根無據應予撤銷;
二、盧貝應予宣布為工人階級的敵人所濫用的工具;
三、對我們負誣告責任的人應受刑事處分;
四、我們在審訊中所受到的損失、我們浪費了的時間、我們被損害了的健康以及所遭遇著的一切苦難應予賠償。
加上利息，來清算這筆賬的時間終會到來!國會縱火案的說明和真正放火犯的認定乃是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下人民法院的任務。
伽利略被懲處時，他宣布：
「它仍然轉動著!」
具有與老伽利略同樣決心的我們共產黨人今天宣布：「它仍然轉動著!」歷史的車輪向著共產主義這個不可避免的、不可壓倒的最終目標轉動著……
【鑑賞】
1933年2月27日晚，德國國會大廈發生火災。納粹頭目希特勒、戈林和戈培爾一夥一到火災現場，就馬上宣稱，這是共產黨犯的一件罪行，是共產黨暴動的罪行。隨之立即開動全部鎮壓機器，全面搜捕共產黨人。一夜之間，一大半的共產黨活動家被逮捕，共產黨幾乎不能進行組織活動。不久，德國共產黨議會黨團領袖托格勒、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和另外兩個保加利亞共產黨人波波夫和湯尼夫也被指控為國會縱火案的同謀而被捕。
季米特洛夫被捕前是在報紙上看到縱火案的消息的。他最初的感覺是「這是瘋子乾的事情」。被捕後，季米特洛夫堅持否認對他的指控，並相信共產國際、德國共產黨也與國會縱火案毫無關係。在預審中，他感到當局一味收集不利的證據，是要給他們硬安上罪名，而當局允許請的律師肯定不能作出有力的辯護。季米特洛夫決定自己來行使辯護的權利，為此，他在獄中仔細研究德國法律，認真學習德語，以便在法庭上一字不漏地聽懂審判，有效地進行自我辯護。
面對納粹的誣陷和陰謀，季米特洛夫大義凜然，英勇無畏地在萊比錫法庭上與納粹分子作了激烈的交鋒。這篇演說，是1933年12月16日，萊比錫審判的最後階段，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作的最後辯護。在整篇辯護詞中，他沒有就事論事為自己開脫，而把法庭變為宣傳共產主義、捍衛共產黨人和保加利亞人民的尊嚴、揭露納粹集團陰謀的陣地。他使自己變被告為原告，針對敵人的指責，義正詞嚴地進行反駁，以嚴密的邏輯推理，逐條批駁針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人，以及針對他本人和他的同志們的一切不實之詞，深刻揭露了法西斯分子的陰謀，令法官和納粹分子理屈詞窮，狼狽不堪。
在演說中，他對共產黨的性質、共產國際的鬥爭策略、德國共產黨人在納粹掌權前後對形勢的認識，以及縱火案的過程和法庭審判中提供的種種證據，進行了詳盡而透徹的闡述和分析，不僅證明他本人不會也不可能參與縱火，更重要的，是以鐵的事實證明了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德國共產黨人根本不會進行如此愚蠢的冒險;這種挑釁行為，只能是納粹集團為鎮壓共產黨人而策劃的陰謀。儘管法官不斷打斷他的演說，季米特洛夫還是抓緊機會，全面闡述了共產黨的理想、共產黨人智慧和高尚人格，共產國際對德國當時局勢的判斷以及合理而明智的鬥爭策略。
在圍繞縱火案本身的直接辯護中，季米特洛夫善於抓住庭審中曾經提出過的所謂證據中的破綻，層層剖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其漏洞百出，不能自圓其說，讓不帶偏見的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這個審訊本身是一場騙局，「共產黨暴動」的「理論」，預先決定了審訊的方向。面對可能被法庭判處死刑，或即使被判無罪，也可能遭受納粹進一步的迫害的威脅，他不但要求法庭宣判被無端起訴的共產黨人無罪，而且採取反守為攻的策略，要求對負有誣告責任的人進行刑事處分。
在法庭禁止他繼續演說的時刻，他不失時機地宣布了共產黨人的堅定信念：「『它仍然轉動著!』歷史的車輪向著共產主義這個不可避免的、不可壓倒的最終目標轉動著……」
季米特洛夫精彩的辯論演說博得旁聽席上的陣陣喝彩。法官匆忙宣布禁止季米特洛夫發言。在12月23日的最後庭審時，季米特洛夫等四個共產黨人被宣布無罪釋放。季米特洛夫等共產黨人贏得了勝利，他從此名揚四海，成了國際著名的反法西斯英雄。他不僅受到整個工人階級和知識界的尊重，甚至得到了資產階級分子的敬仰。季米特洛夫的這篇演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紐倫堡法庭對納粹戰犯的審判中，成為極有價值的證詞。
具有與老伽利略同樣決心的我們共產黨人今天宣布：「它仍然轉動著!」歷史的車輪向著共產主義這個不可避免的、不可壓倒的最終目標轉動著……
【演講詞】
法院既已拒絕我最後的申請，我決定自己替自己答辯。強派給我的辯護士的蜜汁或毒藥，都不是我所需要的。在這個訴訟的全部進程中，都是由我自己答辯的。我一點也不感到要受特切爾博士為我辯護的發言的拘束。對我的案件具有決定意義的，只是我自己現在和過去對法庭所說的話。我不願得罪我的同志托爾格列爾，特別是因為，就我看來，他的辯護士已經夠得罪他的了，但就我個人來說，我寧可受法庭的無辜處死，也不願由薩克博士所發表的那種辯護而獲得開釋。
我承認我的語調是激烈而尖銳的。我平生的鬥爭向來就是激烈而尖銳的。我的語調是誠實坦白的。我要說符合事實的話。我不是一個因所操職業而來出庭的律師，我是在保衛我自己，一個被控的共產黨員，我是在保衛我政治的榮譽，一個革命者的榮譽;我是在保衛我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我的理想，我整個生命的內容和意義。因為這些理由，我在法庭上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每一句話都表示我對這種不正當的控訴，對這種硬加之於共產黨人以縱火焚燒國會這一反共產主義的罪名，懷著深切的憤恨。
我知道所謂我們是縱火案的同謀，在保加利亞是沒有人相信的。我知道在任何其他國家也不會有人相信我們與縱火案有任何關係。但是在德國有其他情況的存在，在德國，人們不是不可能相信這樣離奇事件。因此，我希望證明共產黨過去和現在都與這一罪行絲毫無關。一定要提到宣傳的問題，那末我不妨公平地說，在這個法庭里有很多發言是具有宣傳性質的。戈培爾和戈林在這裡出庭，起了對共產主義有利的間接宣傳作用，但是沒有人能以他們的行為產生了這樣結果而責備他們。
庭長先生，在那個期間，每一情況都可以調查出來，以便迅速地解除我們與縱火案有關的嫌疑。起訴書上宣稱：「季米特洛夫、波波夫、湯尼夫硬說他們不過是保加利亞的逃亡的政治犯，但他們是為著非法的政治活動而住在德國，卻必須認為是有憑有據的了。」起訴書上更宣稱：「他們是莫斯科派到德國來準備武裝暴動的間諜。」起訴書第八十三頁指出：「雖然季米特洛夫聲明從二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他不在柏林，但這並不能大大影響這個情勢，因而就不能免掉對他參與國會縱火案的控訴。」起訴書上繼續說，不僅赫爾麥的作證，而且有其他一些事實，都證實了這種同謀……
赫爾麥說，季米特洛夫和盧貝是同在伯揚霍夫飯店的。現在允許我再來引證起訴書，那上面說：「雖然季米特洛夫沒有以現行犯當場被捕，但是他參與了國會縱火的布置。他跑到慕尼黑，為的是找個不在犯罪場所的證明罷了。在季米特洛夫那裡查獲的共產黨的小冊子，足以證明他參與德國共產黨的活動。」這就是這一草率的、流產的起訴書的根據。
我要從另一點上再來談談這一控訴和起訴書的方法。
說放火燒國會是德國共產黨乾的事，是共產國際乾的事，這一理論決定了這個審訊的方向。把放火燒國會，這種反共產主義的行為，實際歸罪於共產黨，然後宣稱這是共產黨武裝暴動的信號，是推翻德國現行政體的烽火。由於運用這種理論，全部訴訟程序裡面就貫串了反共產黨的性質。起訴書寫道：「……控訴的根據是，這種犯罪的暴行是預定給國家的敵人們的一種信號，他們見到信號以後，就要根據第三國際的命令，開始進襲德帝國，毀壞現行政體，然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一個蘇維埃國家以代替之。」
先生們，把這樣的暴行虛妄地歸罪於共產黨，這不是第一次了。我不能在這裡列舉所有例子，我要你們回想一件鐵路暴行，那是某一個精神錯亂的冒險家和特務不久以前在德國尤特堡干出來的。有幾個星期之久，德國的和國外的報紙都宣稱這一暴行是德國共產黨乾的，是共產黨採取的恐怖手段。後來才發覺出一個精神錯亂的冒險家，叫做馬杜式加的，是這一罪行的兇犯。他被捕了，並被判刑了。讓我再想起另一個例子，那是戈爾古洛夫暗殺法國總統的案件。那時許多國家的報紙又叫囂了幾星期，說共產黨又顯身手了。大家都說戈爾古洛夫是一個共產黨員和蘇聯的密探。但是真相如何呢?這個暴行是俄國白衛軍所作的事，戈爾古洛夫是意在破壞法蘇友好關係的特務。我再請你們回想關於索菲亞大教堂的暴行。這一事件不是保加利亞共產黨所組織的，但是保加利亞共產黨卻因此而受到迫害。在這個虛妄的控訴下，兩千個保加利亞共產黨員、工人、農民及知識分子被殺害了。這個挑釁行為，炸毀索菲亞大教堂的挑釁行為，實際上是保加利亞警察機關所指使的。
有人在這裡斷言，縱火燒國會是要使武裝暴動爆發的信號。人們企圖用下列方式來證實這種理論：戈林在法庭上宣布，希特勒一上台，德國共產黨就不得不鼓動群眾，從事劇烈的冒險。他宣稱：「共產黨被迫有所作為，此時不幹，就永遠沒有機會了。」他說共產黨許多年來都號召大眾反對國社黨，現在國社黨掌握了政權，共產黨除了立即採取行動，或者永不採取行動，就再沒有其他的選擇了。檢察官企圖更清楚地更巧妙地闡明這一臆斷。
檢察官在法庭上發揮了檢察長戈林所作的說明。維爾納博士宣稱：「共產黨已經被逼到不戰鬥就要放棄準備戰鬥而投降的境地;這是它現在處境中僅有的選擇;不是不經戰鬥而放棄它的目的，就是孤注一擲，冒一次險，也許可以把環境變得對它有利。戰鬥也許失敗，但是失敗後的處境不會比不發一槍的投降來得更壞!」檢察官所提出的硬套到共產黨身上的設想，絕不是共產黨的設想。這就證明共產黨的敵人們並不深知共產主義。一個人要想很好地與他的敵人作戰，就應該學習認識敵人。
先生們，法律調查的結果如何?縱火國會是共產黨的行為這一傳說已經完完全全地給粉碎了。我不像在這裡的某位辯護士，不去引證很多例證了。
國會縱火與德國共產黨的任何活動絲毫無關，不僅與暴動無關，即與罷工、示威或這類性質的任何事件都無關，至少對於這一點，凡是有正常智力的人都弄清楚了。法律調查已經徹底地證明了這一點。任何人都不認為國會縱火是暴動的信號。沒有人看出與國會縱火有關的暴動事實、行為或企圖。
檢察官已經提議說，被告的保加利亞人由於證據缺乏應予開釋。我不同意這一提議。這是不夠的;這樣並不會徹底洗刷我們的嫌疑。事實上這個審訊已經徹底地證明了我們與縱火案毫不相干，並且沒有再對我們懷疑的絲毫理由。我們保加利亞人和托爾格列爾所以必須全被開釋，倒不是由於證據的缺乏，而是由於我們作為共產黨員，不會與也不能與反共產主義的行為有任何關係。
所以我建議作如下的判決：
一、托爾格列爾、波波夫、湯尼夫和我自己應予宣判無罪，起訴書由於無根無據應予撤銷;
二、盧貝應予宣布為工人階級的敵人所濫用的工具;
三、對我們負誣告責任的人應受刑事處分;
四、我們在審訊中所受到的損失、我們浪費了的時間、我們被損害了的健康以及所遭遇著的一切苦難應予賠償。
加上利息，來清算這筆賬的時間終會到來!國會縱火案的說明和真正放火犯的認定乃是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下人民法院的任務。
伽利略被懲處時，他宣布：
「它仍然轉動著!」
具有與老伽利略同樣決心的我們共產黨人今天宣布：「它仍然轉動著!」歷史的車輪向著共產主義這個不可避免的、不可壓倒的最終目標轉動著……
【鑑賞】
1933年2月27日晚，德國國會大廈發生火災。納粹頭目希特勒、戈林和戈培爾一夥一到火災現場，就馬上宣稱，這是共產黨犯的一件罪行，是共產黨暴動的罪行。隨之立即開動全部鎮壓機器，全面搜捕共產黨人。一夜之間，一大半的共產黨活動家被逮捕，共產黨幾乎不能進行組織活動。不久，德國共產黨議會黨團領袖托格勒、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和另外兩個保加利亞共產黨人波波夫和湯尼夫也被指控為國會縱火案的同謀而被捕。
季米特洛夫被捕前是在報紙上看到縱火案的消息的。他最初的感覺是「這是瘋子乾的事情」。被捕後，季米特洛夫堅持否認對他的指控，並相信共產國際、德國共產黨也與國會縱火案毫無關係。在預審中，他感到當局一味收集不利的證據，是要給他們硬安上罪名，而當局允許請的律師肯定不能作出有力的辯護。季米特洛夫決定自己來行使辯護的權利，為此，他在獄中仔細研究德國法律，認真學習德語，以便在法庭上一字不漏地聽懂審判，有效地進行自我辯護。
面對納粹的誣陷和陰謀，季米特洛夫大義凜然，英勇無畏地在萊比錫法庭上與納粹分子作了激烈的交鋒。這篇演說，是1933年12月16日，萊比錫審判的最後階段，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作的最後辯護。在整篇辯護詞中，他沒有就事論事為自己開脫，而把法庭變為宣傳共產主義、捍衛共產黨人和保加利亞人民的尊嚴、揭露納粹集團陰謀的陣地。他使自己變被告為原告，針對敵人的指責，義正詞嚴地進行反駁，以嚴密的邏輯推理，逐條批駁針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人，以及針對他本人和他的同志們的一切不實之詞，深刻揭露了法西斯分子的陰謀，令法官和納粹分子理屈詞窮，狼狽不堪。
在演說中，他對共產黨的性質、共產國際的鬥爭策略、德國共產黨人在納粹掌權前後對形勢的認識，以及縱火案的過程和法庭審判中提供的種種證據，進行了詳盡而透徹的闡述和分析，不僅證明他本人不會也不可能參與縱火，更重要的，是以鐵的事實證明了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德國共產黨人根本不會進行如此愚蠢的冒險;這種挑釁行為，只能是納粹集團為鎮壓共產黨人而策劃的陰謀。儘管法官不斷打斷他的演說，季米特洛夫還是抓緊機會，全面闡述了共產黨的理想、共產黨人智慧和高尚人格，共產國際對德國當時局勢的判斷以及合理而明智的鬥爭策略。
在圍繞縱火案本身的直接辯護中，季米特洛夫善於抓住庭審中曾經提出過的所謂證據中的破綻，層層剖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其漏洞百出，不能自圓其說，讓不帶偏見的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這個審訊本身是一場騙局，「共產黨暴動」的「理論」，預先決定了審訊的方向。面對可能被法庭判處死刑，或即使被判無罪，也可能遭受納粹進一步的迫害的威脅，他不但要求法庭宣判被無端起訴的共產黨人無罪，而且採取反守為攻的策略，要求對負有誣告責任的人進行刑事處分。
在法庭禁止他繼續演說的時刻，他不失時機地宣布了共產黨人的堅定信念：「『它仍然轉動著!』歷史的車輪向著共產主義這個不可避免的、不可壓倒的最終目標轉動著……」
季米特洛夫精彩的辯論演說博得旁聽席上的陣陣喝彩。法官匆忙宣布禁止季米特洛夫發言。在12月23日的最後庭審時，季米特洛夫等四個共產黨人被宣布無罪釋放。季米特洛夫等共產黨人贏得了勝利，他從此名揚四海，成了國際著名的反法西斯英雄。他不僅受到整個工人階級和知識界的尊重，甚至得到了資產階級分子的敬仰。季米特洛夫的這篇演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紐倫堡法庭對納粹戰犯的審判中，成為極有價值的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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