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仲宣在金州當知州，市長級別，算是帝國重用之幹部了。只是國家與人民對得起他，他卻對不起人民與國家。張氏在金州知州任上，貪污賄賂，徇私枉法，壞事干絕，結果被雙規了。張氏這案，按《皇宋刑統》當判死刑，但法官援引舊例，判他主刑是流刑，流放海南;附加刑是臉上刺字，另打三五板屁股。
這案子如此審判，已是皇恩浩蕩，但神宗皇帝覺得這樣還不夠，於是就把這案子提到常委會再議。大臣蘇頌說，張市長這案判得太重了。宋神宗說，那就減輕些，不打屁股，單在臉上刺個字算了。蘇頌說，不行，張仲宣好歹也是個市長，算中高級幹部了，把中高級幹部與那些強盜蟊賊弄成一個樣，皇家就沒體統了。宋神宗高興地點點頭，將這案子改判為「免仗黥，流海外」。屁股不打了，臉面也不破了，判他一個異地為官好了。
其實，按大宋祖宗法度，這個張市長砍頭十回都不冤枉。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頒布的《宋刑統》規定：「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張市長貪污何止15匹?此外，大宋在刑法中還明確規定，即使碰到大赦，貪污犯也不准搞什麼監外就醫、取保候審之類的特赦。
可見，張市長這案子，看上去平常，實則在大宋法律史上有著劃時代意義—從此，大宋幹部犯法走進了新時代，對貪污等職務犯罪，審判不再唯條條框框，而是「宋代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且「永為定製」。
為了讓大宋幹部率先進入和諧社會，在審判過程中還加了一條皇恩大於皇法的規定：「品官犯罪，三問不承，即奏請追攝。」也就是說，上了級別的幹部犯法待審，可被准許問三次。「您老人家貪沒貪啊?」答曰：「沒貪。」再問：「您老人家真的沒貪?」答曰：「真的沒貪。」再問：「您老人家真的沒貪啊?」答曰：「真沒貪，是您搞錯了。」「哦，我們搞錯了啊」，法官對嫌疑犯說，「走，咱們去喝個酒，我請客，你買單，替你壓壓驚。」
不過，這「三問不承」即放人的規則，主要針對的是嫌疑犯，也就是說證據不是很充分的職務犯罪者。如果人證、物證都板上釘釘了，那你可能得趕快認罪，法庭上也是安排了竹板子的，「若情理重而掩隱，方許枷訊」。不過就算坦白，大宋也不會對你怎麼樣，取掉帽子即可抵取下腦袋。如果真關了起來，住了牢房，也不要怕，體驗一把生活嘛。過不了一年半載，出牢了，工作還是有安排的：根據不同情況，「授諸州參軍，余授判司，京朝官、幕職、令錄簿尉，等第甄敘」，可謂付出有「道」。
在大宋，只要是幹部，無論犯了什麼法都沒多大事。宋仁宗時有個宣徽南院使叫郭承祐，「坐盜金銀什物，計贓一百四十一匹」，沒啥事。單是貪污，不入罪也罷，只是這個郭承祐兇殘無道，在職期間隨意決配士兵和百姓，害死多條人命，還有諸如「且擅留糧綱，批宣頭，不發戍還兵」「借用翰林器，出入擁旗槍」等罪。處理此案的是包拯，他把鍘刀磨得通亮，可案情報給皇帝，結果卻只是「罷宣徽南院使，許州都總管，徙節保靜軍、知許州」，職務還是市長級別。
執法特人性，只是那些慘死在郭領導手裡的士兵與百姓呢?人性體現在哪兒?若是法律面前對人人都人性，那沒啥說的，只是大宋官員犯法從不同於老百姓。比如處理一般盜賊：「令盜賊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牢城。」同是盜取財物，官盜盜了千貫萬貫都沒事，民盜盜了10貫就掉腦袋，人性何在?別說什麼人性化執法，乾脆叫「官性化執法」得了。
這案子如此審判，已是皇恩浩蕩，但神宗皇帝覺得這樣還不夠，於是就把這案子提到常委會再議。大臣蘇頌說，張市長這案判得太重了。宋神宗說，那就減輕些，不打屁股，單在臉上刺個字算了。蘇頌說，不行，張仲宣好歹也是個市長，算中高級幹部了，把中高級幹部與那些強盜蟊賊弄成一個樣，皇家就沒體統了。宋神宗高興地點點頭，將這案子改判為「免仗黥，流海外」。屁股不打了，臉面也不破了，判他一個異地為官好了。
其實，按大宋祖宗法度，這個張市長砍頭十回都不冤枉。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頒布的《宋刑統》規定：「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張市長貪污何止15匹?此外，大宋在刑法中還明確規定，即使碰到大赦，貪污犯也不准搞什麼監外就醫、取保候審之類的特赦。
可見，張市長這案子，看上去平常，實則在大宋法律史上有著劃時代意義—從此，大宋幹部犯法走進了新時代，對貪污等職務犯罪，審判不再唯條條框框，而是「宋代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且「永為定製」。
為了讓大宋幹部率先進入和諧社會，在審判過程中還加了一條皇恩大於皇法的規定：「品官犯罪，三問不承，即奏請追攝。」也就是說，上了級別的幹部犯法待審，可被准許問三次。「您老人家貪沒貪啊?」答曰：「沒貪。」再問：「您老人家真的沒貪?」答曰：「真的沒貪。」再問：「您老人家真的沒貪啊?」答曰：「真沒貪，是您搞錯了。」「哦，我們搞錯了啊」，法官對嫌疑犯說，「走，咱們去喝個酒，我請客，你買單，替你壓壓驚。」
不過，這「三問不承」即放人的規則，主要針對的是嫌疑犯，也就是說證據不是很充分的職務犯罪者。如果人證、物證都板上釘釘了，那你可能得趕快認罪，法庭上也是安排了竹板子的，「若情理重而掩隱，方許枷訊」。不過就算坦白，大宋也不會對你怎麼樣，取掉帽子即可抵取下腦袋。如果真關了起來，住了牢房，也不要怕，體驗一把生活嘛。過不了一年半載，出牢了，工作還是有安排的：根據不同情況，「授諸州參軍，余授判司，京朝官、幕職、令錄簿尉，等第甄敘」，可謂付出有「道」。
在大宋，只要是幹部，無論犯了什麼法都沒多大事。宋仁宗時有個宣徽南院使叫郭承祐，「坐盜金銀什物，計贓一百四十一匹」，沒啥事。單是貪污，不入罪也罷，只是這個郭承祐兇殘無道，在職期間隨意決配士兵和百姓，害死多條人命，還有諸如「且擅留糧綱，批宣頭，不發戍還兵」「借用翰林器，出入擁旗槍」等罪。處理此案的是包拯，他把鍘刀磨得通亮，可案情報給皇帝，結果卻只是「罷宣徽南院使，許州都總管，徙節保靜軍、知許州」，職務還是市長級別。
執法特人性，只是那些慘死在郭領導手裡的士兵與百姓呢?人性體現在哪兒?若是法律面前對人人都人性，那沒啥說的，只是大宋官員犯法從不同於老百姓。比如處理一般盜賊：「令盜賊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牢城。」同是盜取財物，官盜盜了千貫萬貫都沒事，民盜盜了10貫就掉腦袋，人性何在?別說什麼人性化執法，乾脆叫「官性化執法」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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