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天宇
（渤海大學 政治與歷史學院，遼寧 錦州 121000）
摘 要：沈括的《熙寧使虜圖抄》原書當有圖有文，共二卷，後僅著錄文字，而不及其圖，故只有一卷。筆者根據《熙寧使虜圖抄》文中描述，結合同時期北宋其他出使契丹官員有關其行程的語錄，繪製了從宋境巨馬河到遼境單于庭的出使路線圖，並分別對遼中京道打造館居民、會仙館「大川」、中京城郭和上京道崇信館、官窯館、氈帳館進行了重新考釋。
關鍵詞 ：《熙寧使虜圖抄》；沈括；路線圖；《乘軺錄》
中圖分類號：K24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2-0011-03
收稿日期：2014年12月20日
作者簡介：陳天宇，（1990-），男，渤海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歷史地理研究和宋遼金史研究。
20世紀初，法國傳教士J.M ullie（閔宣化）利用文獻資料和部分實地勘探結果，對北宋使臣路振、薛映經行的路線做出了客觀的探索。①30年代，傅樂煥糾正了相關歷史文獻中的若干錯誤。②70年代後，賈敬顏研究了關於宋遼交通的主要文獻，並對宋遼金時期邊疆行記的相關文獻進行了疏證，對現在宋遼金方向學者研究有很大的幫助。③筆者基於前人學者的研究成果，對《熙寧使虜圖抄》中部分有歧義的山川河流以及館驛的相關問題進行考證。
一、沈括《熙寧使虜圖抄》及其價值
北宋與遼的戰和關係在北宋初年、遼代中期發生了改變，雙方在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簽訂了「澶淵之盟」。之後的120年間不再有大規模的戰事，雙方互派使臣往來，「賀正旦」使、「賀生辰」使屢見不鮮，兩國皇帝即位、皇室成員喪葬都要互派使臣去祝賀和弔唁等。宋朝的使臣按照慣例在出使遼朝返回朝廷後都要將自己出使行程中沿途山川河流、驛館裡程方位、民族風土人情等以語錄的形式上呈朝廷，作為下次出使的參考和指南。此《熙寧使虜圖抄》自《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七虜字下（中華書局影印本十一函，百七冊）錄出，原稱宋沈存中《西溪集·熙寧使虜圖抄》。《熙寧使虜圖抄》是熙寧八年（1075），宋神宗以右正言知制誥沈括假翰林侍讀學士出使遼國歸來後「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為《使契丹圖抄》上之」。④
「臣某、臣評准三月癸丑詔書，充大遼國信使、副使……山川之夷險、遠近、卑高、橫從之殊，道途之陟降紆屈、南北之變，風俗、車服、名秩、政刑、兵民、貨食、都邑、音譯、覘察變故之詳，集上之，外別為《圖抄》二卷，轉相補發，以備行人。以五物反命，以周知天下之故。」⑤沈括出使途中重點記載了相關山川的險惡地形、道路的陟降紆屈、民風的質樸純真，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以後的出使出行提供方便和幫助。
《熙寧使虜圖抄》在所歷路程方面最全面，與同時期的路振、王曾相比，沈括不僅到達了中京，而且最終經過上京直奔單于庭兔兒山。沈括的《熙寧使虜圖抄》在記載館驛間裡程和方位方面較精確，王曾的《王沂公行程錄》只是記錄了館驛間距離和主要山川，陳襄的《使遼語錄》也是簡單的記錄了日程和館驛的名稱，而沈括有地理學深厚的知識積累和實地測量的豐富經驗，使他在記載館驛間裡程和方位上更加準確。《熙寧使虜圖抄》所記遼朝境內的地理路程，在現存各篇語錄中最為詳盡，對於研究遼代歷史地理有很高的價值。
二、南京道至中京道館驛、河流考
沈括出使從巨馬河進入遼朝境內，經過4個館驛後直奔幽州永平館，接下來出使路線為望京館→懷柔館→密雲館→金溝館→古北館→新館→臥如館→柳河館→打造館→牛山館→鹿峽館→鐵漿館→富谷館→長興館（通天館）→中京。
關於打造館地區聚居的造車車工民族是渤海人還是奚人，宋朝沈括和王曾對打造館的記載多有不同。《熙寧使虜圖抄》載：「奚人業伐山，陸種斫車，契丹之車皆資於奚。車工所聚曰打造館。」《王沂公行程錄》載：「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番戶百餘，編荊為籬，鍛鐵為兵器……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雲渤海人。」沈括所說的打造館造車車工聚居在一起的是奚人，王曾所指的富谷館造車車工居多的是渤海人。之所以兩人得出的結論截然不同，是因為打造館與富谷館之間的區域位於奚人和渤海人生活地域的交匯處，這裡可能部落眾多，從路振《乘軺錄》中將「富谷館」記為「部落館」的事實中我們可以得知，富谷館周圍可能出現部落雜居的現象，從而對路振造成了干擾。但從《承德府志·古蹟》載《和過打造部落》云：「奚夷居落瞰重林，背依蒼崖面曲潯。」證實了奚人聚居的地方是背靠蒼崖武烈嶺，面對曲潯老哈河的打造館。因此可以得知打造館聚居的車工是奚人，而沈括和王曾記載的造車車工可能分布在打造館至富谷館之間的廣大區域裡。
「自館（打造館）西南行十里余至中頓，頓之西南有大山，上有建石，望之如人，曰會仙石。山下大川流水，川間有石，屹然對山，乃築館其上，旁有茂木，下湍水，對峙大山……過頓二十五里，南行至牛山館。」⑥實地調查發現，五十里未過嶺的道路只有「東南行」方向，即今自韓麻營沿石洞子川至中關一路，《熙寧使虜圖抄》載「東北行」以及《乘軺錄》載「東北行」皆不正確。⑦中頓附近西南山上有「會仙石」或曰「雙人石」，宋人蘇轍會仙館詩云「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石久逡巡」，⑧「會仙石」所在的「會仙館」也因此而得名，而在川間巨石後面的東樑上，有零星遼代殘瓦及定瓷殘片，為會仙館遺址所在，故得知「中頓」為「會仙館」。「會仙館」西南「山下大川流水，川間有石」中「大川」據考證為今玉帶河。打造館位置於今承德市頭溝鎮，頭溝鎮位於玉帶河下游地區，而頭溝鎮周邊數公里內只有一條蜿蜒曲折的玉帶河，因此筆者推斷此「大川」實為今玉帶河。
關於遼中京城牆分外城、內城和皇城3周以及沈括記載的城牆裡數多少是否屬實，筆者認為是肯定的。根據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得知，遼中京外城居住漢人，內城居住皇族，兩城城牆今都有馬面遺蹟存在。⑨城外高地有寺廟遺址，外城正南朱廈門殘留有瓮城門址，門址以北中心大道上發現有土包，大道兩側有廊舍遺址，城內坊間有衙署遺址和佛塔，⑩這證實了遼中京分內城和外城甚至是皇城。《熙寧使虜圖抄》載「中京……城周十餘里」和《乘軺錄》謂中京「幅員三十里」、《熱河志》卷97《古蹟志》載「大寧故城，城周二十里，南北四門，東西二門」各不相一。根據遼中京城址發掘勘探的資料介紹，遼中京有3城：外城長約4200米，南北長約3500米，幅員約合30里。內城東西長2000米，南北長1500米，幅員約合14里。皇城為正方形，邊長1000米，幅員合8里。{11}此結論證實了沈括和路振有關中京城周長大小的敘述並非兩人記載的錯誤，或許沈括指的是內城，而路振指的卻是外城，而《承德府志》上記載的應該是內城。
三、中京道至單于庭館驛考
自中京出發，出使線路繼續為臨都館→官窯館→松山館→麃駝帳→廣寧館→會星館→咸熙氈帳→保和館→牛山氈帳→鍋窯氈帳→大和氈帳→牛心氈帳→新添氈帳→頓程帳→單于庭。
關於「崇信館」和「官窯館」確切的地理位置以及相互之間的位置關係，筆者認為存在著歧義。《薛映記》載「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窯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神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又載「六月……五日，至松山館。六日，至崇信氈館」。《薛映記》《神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皆先記載了「官窯」「松山」兩館，後記載了「崇信館」。陳襄《神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記載的館驛先後順序是「臨都館-官窯館-松山館-崇信氈館」，而且「崇信館」也變成了「崇信氈館」，這說明位於岡子河中游附近的麃駝氈帳可能就是「崇信館」。「麃駝帳」西北依高山，根據《熙寧使虜圖抄》《遼史·地理志》中記載，此山為「慶雲嶺」，而「慶雲」和「崇信」發音接近，故將「崇信館」誤作「慶雲館」也不無可能，而且「慶雲館」和「麃駝帳」位置靠近，在實際的政治交通作用中，可能「慶雲館」（崇信館）逐漸被「麃駝氈帳」所取代了。
自中京往北的「臨都館」開始，遼朝開始設置氈帳館驛，例如「中頓氈廬」「咸熙氈帳」「牛山氈帳」「鍋窯氈帳」等。「氈帳」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風俗和習慣，他們遍設氈帳以方便隨時可以駐紮和離開，雖然他們駐紮氈帳也是在靠近水源和地理位置較好的地點，但氈帳搭建的便捷性和流動性決定了氈帳名稱和位置變動的可能性。由此得知從「臨都館」開始（也可以說從遼中京開始），宋人便真正進入了充滿異國風俗、遍設氈帳館驛的廣大區域。值得注意的是，陳襄出使遼朝在1067年，而沈括出使遼朝是在1075年，同一地名在相差近十年時間內的更改是極有可能發生的，筆者認為是沈括無意間顛倒了「官窯館」和「崇信館」（麃駝帳）的順序。
《熙寧使虜圖抄》中記載「新添氈帳」和「頓程帳」的前後方位不相符。「新添氈帳，西南距牛新山帳六十里。自帳東北行，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北十餘里，度隴，復西北數里至頓程帳。頓程帳，東南距新添帳六十里。帳西北又二十里至單于庭。」{12}《熙寧使虜圖抄》前文記載了從「新添氈帳」東北方向行進30里直接北上後再朝著西北方向行進數里到達「頓程帳」，此時的「頓程帳」應位於「新添氈帳」的東北方向，可後文又言「頓程帳東南距新添帳六十里」，也就是說「頓程帳」位於「新添氈帳」的西北方向，出現了前後文的自相矛盾。筆者根據譚其驤先生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得知「頓程帳」應位於「新添氈帳」的東北方向，「頓程帳」北依兔兒山。這可能與沈括對當時行進方向的稍微變化並沒有被察覺有關。沈括一行從「新添氈帳」向「頓程帳」行進時本應沿著東北方向，可是沈括一直以為是沿著正東方向行進，卻在行進過程中漸漸轉成了朝北的方向，所以沈括自以為的「東方」，實際上已經是「東北方」或者「北方」了。《熙寧使虜圖抄》記載的「頓程帳」位於「新添氈帳」的「西北」方向根本不存在。
沈括的《熙寧使虜圖抄》是唯一記載到達兔兒山的史料文獻，在同時期的相關文獻中並沒有得到證實。遼代皇帝用於接見別國使者的行宮一般都位於遼中京或上京，但是「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為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缽』」。{13}遼代特有的遊牧習俗決定了居處無常、四時轉徙的生活方式。「四時捺缽」分為春水、秋山、坐夏和坐冬，它既是皇帝釣魚行獵、習武休閒的理想勝地，也是皇帝議政治軍、號令天下的主要場所，因此也會在「四時捺缽」的臨時行宮，例如鴨子河、黑山、伏虎林、廣平淀等地區接見別國的使者，而「兔兒山」就在沈括這次出使任務中成為了遼道宗皇帝接見沈括的行宮。
注 釋：
①閔宣化.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附《乘軺錄箋證》）.中華書局，1956.
②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遼史叢考.中華書局，1984.1-28.
③賈敬顏.乘軺錄疏證稿.歷史地理,1986,（4）；《熙寧使虜圖抄》疏證稿.文史·第22輯.
④脫脫.宋史·卷331·沈括傳[M].中華書局，1985.10655.
⑤⑥{12}習書仁.奉使遼金行程錄.熙寧使虜圖抄[M].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85，88，90.
⑦《熙寧使虜圖抄》所記自打造館至鐵漿館，將北誤作東，其所謂的「西南」正是「東南」，其「東南」又恰為「東北」。筆者推測因為沈括一直沿著山脈行進，因此對於細微的方向變化並沒有察覺，仍以為自己向東行進，實際上已經悄然轉向了東北方向。
⑧海忠.承德府志·古蹟.遼寧民族出版社，2006.
⑨中國歷史博物館遙感與航空攝影考古中心，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遼上京城址.內蒙古東南部航空攝影考古報告.科學出版社，2002.
⑩{11}遼中京發掘委員會.遼中京城址發掘的重要收穫[J].文物，1961，（9）.
{13}脫脫.遼史·卷32·營衛志中[M].中華書局，1985.373.
參考文獻：
〔1〕肖忠純.遼代遼寧史地研究[M].吉林大學出版社，2013.
〔2〕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M].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
〔3〕承德地區文化局遼驛調查組.遼中京至南京口外驛道調查[J].社會科學戰線，1984，（1）.
〔4〕陳得芝.關於沈括的《熙寧使虜圖抄》[J].歷史研究，1978，（2）.
〔5〕孫冬虎.宋使遼境經行道路的地理和地名學考察[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4，（4）.
〔6〕吳敬.遼金都城防禦特點的對比研究[J].北方文物，2008，（1）.
〔7〕趙永春.宋人出使遼金「語錄」研究[J].史學史研究，1996，（3）.
〔8〕石光英.從《奉使遼金行程錄》透析遼代社會生活[D].吉林大學，2006.
（責任編輯 姜黎梅）
（渤海大學 政治與歷史學院，遼寧 錦州 121000）
摘 要：沈括的《熙寧使虜圖抄》原書當有圖有文，共二卷，後僅著錄文字，而不及其圖，故只有一卷。筆者根據《熙寧使虜圖抄》文中描述，結合同時期北宋其他出使契丹官員有關其行程的語錄，繪製了從宋境巨馬河到遼境單于庭的出使路線圖，並分別對遼中京道打造館居民、會仙館「大川」、中京城郭和上京道崇信館、官窯館、氈帳館進行了重新考釋。
關鍵詞 ：《熙寧使虜圖抄》；沈括；路線圖；《乘軺錄》
中圖分類號：K24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2-0011-03
收稿日期：2014年12月20日
作者簡介：陳天宇，（1990-），男，渤海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歷史地理研究和宋遼金史研究。
20世紀初，法國傳教士J.M ullie（閔宣化）利用文獻資料和部分實地勘探結果，對北宋使臣路振、薛映經行的路線做出了客觀的探索。①30年代，傅樂煥糾正了相關歷史文獻中的若干錯誤。②70年代後，賈敬顏研究了關於宋遼交通的主要文獻，並對宋遼金時期邊疆行記的相關文獻進行了疏證，對現在宋遼金方向學者研究有很大的幫助。③筆者基於前人學者的研究成果，對《熙寧使虜圖抄》中部分有歧義的山川河流以及館驛的相關問題進行考證。
一、沈括《熙寧使虜圖抄》及其價值
北宋與遼的戰和關係在北宋初年、遼代中期發生了改變，雙方在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簽訂了「澶淵之盟」。之後的120年間不再有大規模的戰事，雙方互派使臣往來，「賀正旦」使、「賀生辰」使屢見不鮮，兩國皇帝即位、皇室成員喪葬都要互派使臣去祝賀和弔唁等。宋朝的使臣按照慣例在出使遼朝返回朝廷後都要將自己出使行程中沿途山川河流、驛館裡程方位、民族風土人情等以語錄的形式上呈朝廷，作為下次出使的參考和指南。此《熙寧使虜圖抄》自《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七虜字下（中華書局影印本十一函，百七冊）錄出，原稱宋沈存中《西溪集·熙寧使虜圖抄》。《熙寧使虜圖抄》是熙寧八年（1075），宋神宗以右正言知制誥沈括假翰林侍讀學士出使遼國歸來後「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為《使契丹圖抄》上之」。④
「臣某、臣評准三月癸丑詔書，充大遼國信使、副使……山川之夷險、遠近、卑高、橫從之殊，道途之陟降紆屈、南北之變，風俗、車服、名秩、政刑、兵民、貨食、都邑、音譯、覘察變故之詳，集上之，外別為《圖抄》二卷，轉相補發，以備行人。以五物反命，以周知天下之故。」⑤沈括出使途中重點記載了相關山川的險惡地形、道路的陟降紆屈、民風的質樸純真，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以後的出使出行提供方便和幫助。
《熙寧使虜圖抄》在所歷路程方面最全面，與同時期的路振、王曾相比，沈括不僅到達了中京，而且最終經過上京直奔單于庭兔兒山。沈括的《熙寧使虜圖抄》在記載館驛間裡程和方位方面較精確，王曾的《王沂公行程錄》只是記錄了館驛間距離和主要山川，陳襄的《使遼語錄》也是簡單的記錄了日程和館驛的名稱，而沈括有地理學深厚的知識積累和實地測量的豐富經驗，使他在記載館驛間裡程和方位上更加準確。《熙寧使虜圖抄》所記遼朝境內的地理路程，在現存各篇語錄中最為詳盡，對於研究遼代歷史地理有很高的價值。
二、南京道至中京道館驛、河流考
沈括出使從巨馬河進入遼朝境內，經過4個館驛後直奔幽州永平館，接下來出使路線為望京館→懷柔館→密雲館→金溝館→古北館→新館→臥如館→柳河館→打造館→牛山館→鹿峽館→鐵漿館→富谷館→長興館（通天館）→中京。
關於打造館地區聚居的造車車工民族是渤海人還是奚人，宋朝沈括和王曾對打造館的記載多有不同。《熙寧使虜圖抄》載：「奚人業伐山，陸種斫車，契丹之車皆資於奚。車工所聚曰打造館。」《王沂公行程錄》載：「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番戶百餘，編荊為籬，鍛鐵為兵器……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雲渤海人。」沈括所說的打造館造車車工聚居在一起的是奚人，王曾所指的富谷館造車車工居多的是渤海人。之所以兩人得出的結論截然不同，是因為打造館與富谷館之間的區域位於奚人和渤海人生活地域的交匯處，這裡可能部落眾多，從路振《乘軺錄》中將「富谷館」記為「部落館」的事實中我們可以得知，富谷館周圍可能出現部落雜居的現象，從而對路振造成了干擾。但從《承德府志·古蹟》載《和過打造部落》云：「奚夷居落瞰重林，背依蒼崖面曲潯。」證實了奚人聚居的地方是背靠蒼崖武烈嶺，面對曲潯老哈河的打造館。因此可以得知打造館聚居的車工是奚人，而沈括和王曾記載的造車車工可能分布在打造館至富谷館之間的廣大區域裡。
「自館（打造館）西南行十里余至中頓，頓之西南有大山，上有建石，望之如人，曰會仙石。山下大川流水，川間有石，屹然對山，乃築館其上，旁有茂木，下湍水，對峙大山……過頓二十五里，南行至牛山館。」⑥實地調查發現，五十里未過嶺的道路只有「東南行」方向，即今自韓麻營沿石洞子川至中關一路，《熙寧使虜圖抄》載「東北行」以及《乘軺錄》載「東北行」皆不正確。⑦中頓附近西南山上有「會仙石」或曰「雙人石」，宋人蘇轍會仙館詩云「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石久逡巡」，⑧「會仙石」所在的「會仙館」也因此而得名，而在川間巨石後面的東樑上，有零星遼代殘瓦及定瓷殘片，為會仙館遺址所在，故得知「中頓」為「會仙館」。「會仙館」西南「山下大川流水，川間有石」中「大川」據考證為今玉帶河。打造館位置於今承德市頭溝鎮，頭溝鎮位於玉帶河下游地區，而頭溝鎮周邊數公里內只有一條蜿蜒曲折的玉帶河，因此筆者推斷此「大川」實為今玉帶河。
關於遼中京城牆分外城、內城和皇城3周以及沈括記載的城牆裡數多少是否屬實，筆者認為是肯定的。根據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得知，遼中京外城居住漢人，內城居住皇族，兩城城牆今都有馬面遺蹟存在。⑨城外高地有寺廟遺址，外城正南朱廈門殘留有瓮城門址，門址以北中心大道上發現有土包，大道兩側有廊舍遺址，城內坊間有衙署遺址和佛塔，⑩這證實了遼中京分內城和外城甚至是皇城。《熙寧使虜圖抄》載「中京……城周十餘里」和《乘軺錄》謂中京「幅員三十里」、《熱河志》卷97《古蹟志》載「大寧故城，城周二十里，南北四門，東西二門」各不相一。根據遼中京城址發掘勘探的資料介紹，遼中京有3城：外城長約4200米，南北長約3500米，幅員約合30里。內城東西長2000米，南北長1500米，幅員約合14里。皇城為正方形，邊長1000米，幅員合8里。{11}此結論證實了沈括和路振有關中京城周長大小的敘述並非兩人記載的錯誤，或許沈括指的是內城，而路振指的卻是外城，而《承德府志》上記載的應該是內城。
三、中京道至單于庭館驛考
自中京出發，出使線路繼續為臨都館→官窯館→松山館→麃駝帳→廣寧館→會星館→咸熙氈帳→保和館→牛山氈帳→鍋窯氈帳→大和氈帳→牛心氈帳→新添氈帳→頓程帳→單于庭。
關於「崇信館」和「官窯館」確切的地理位置以及相互之間的位置關係，筆者認為存在著歧義。《薛映記》載「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窯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神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又載「六月……五日，至松山館。六日，至崇信氈館」。《薛映記》《神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皆先記載了「官窯」「松山」兩館，後記載了「崇信館」。陳襄《神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記載的館驛先後順序是「臨都館-官窯館-松山館-崇信氈館」，而且「崇信館」也變成了「崇信氈館」，這說明位於岡子河中游附近的麃駝氈帳可能就是「崇信館」。「麃駝帳」西北依高山，根據《熙寧使虜圖抄》《遼史·地理志》中記載，此山為「慶雲嶺」，而「慶雲」和「崇信」發音接近，故將「崇信館」誤作「慶雲館」也不無可能，而且「慶雲館」和「麃駝帳」位置靠近，在實際的政治交通作用中，可能「慶雲館」（崇信館）逐漸被「麃駝氈帳」所取代了。
自中京往北的「臨都館」開始，遼朝開始設置氈帳館驛，例如「中頓氈廬」「咸熙氈帳」「牛山氈帳」「鍋窯氈帳」等。「氈帳」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風俗和習慣，他們遍設氈帳以方便隨時可以駐紮和離開，雖然他們駐紮氈帳也是在靠近水源和地理位置較好的地點，但氈帳搭建的便捷性和流動性決定了氈帳名稱和位置變動的可能性。由此得知從「臨都館」開始（也可以說從遼中京開始），宋人便真正進入了充滿異國風俗、遍設氈帳館驛的廣大區域。值得注意的是，陳襄出使遼朝在1067年，而沈括出使遼朝是在1075年，同一地名在相差近十年時間內的更改是極有可能發生的，筆者認為是沈括無意間顛倒了「官窯館」和「崇信館」（麃駝帳）的順序。
《熙寧使虜圖抄》中記載「新添氈帳」和「頓程帳」的前後方位不相符。「新添氈帳，西南距牛新山帳六十里。自帳東北行，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北十餘里，度隴，復西北數里至頓程帳。頓程帳，東南距新添帳六十里。帳西北又二十里至單于庭。」{12}《熙寧使虜圖抄》前文記載了從「新添氈帳」東北方向行進30里直接北上後再朝著西北方向行進數里到達「頓程帳」，此時的「頓程帳」應位於「新添氈帳」的東北方向，可後文又言「頓程帳東南距新添帳六十里」，也就是說「頓程帳」位於「新添氈帳」的西北方向，出現了前後文的自相矛盾。筆者根據譚其驤先生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得知「頓程帳」應位於「新添氈帳」的東北方向，「頓程帳」北依兔兒山。這可能與沈括對當時行進方向的稍微變化並沒有被察覺有關。沈括一行從「新添氈帳」向「頓程帳」行進時本應沿著東北方向，可是沈括一直以為是沿著正東方向行進，卻在行進過程中漸漸轉成了朝北的方向，所以沈括自以為的「東方」，實際上已經是「東北方」或者「北方」了。《熙寧使虜圖抄》記載的「頓程帳」位於「新添氈帳」的「西北」方向根本不存在。
沈括的《熙寧使虜圖抄》是唯一記載到達兔兒山的史料文獻，在同時期的相關文獻中並沒有得到證實。遼代皇帝用於接見別國使者的行宮一般都位於遼中京或上京，但是「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為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缽』」。{13}遼代特有的遊牧習俗決定了居處無常、四時轉徙的生活方式。「四時捺缽」分為春水、秋山、坐夏和坐冬，它既是皇帝釣魚行獵、習武休閒的理想勝地，也是皇帝議政治軍、號令天下的主要場所，因此也會在「四時捺缽」的臨時行宮，例如鴨子河、黑山、伏虎林、廣平淀等地區接見別國的使者，而「兔兒山」就在沈括這次出使任務中成為了遼道宗皇帝接見沈括的行宮。
注 釋：
①閔宣化.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附《乘軺錄箋證》）.中華書局，1956.
②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遼史叢考.中華書局，1984.1-28.
③賈敬顏.乘軺錄疏證稿.歷史地理,1986,（4）；《熙寧使虜圖抄》疏證稿.文史·第22輯.
④脫脫.宋史·卷331·沈括傳[M].中華書局，1985.10655.
⑤⑥{12}習書仁.奉使遼金行程錄.熙寧使虜圖抄[M].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85，88，90.
⑦《熙寧使虜圖抄》所記自打造館至鐵漿館，將北誤作東，其所謂的「西南」正是「東南」，其「東南」又恰為「東北」。筆者推測因為沈括一直沿著山脈行進，因此對於細微的方向變化並沒有察覺，仍以為自己向東行進，實際上已經悄然轉向了東北方向。
⑧海忠.承德府志·古蹟.遼寧民族出版社，2006.
⑨中國歷史博物館遙感與航空攝影考古中心，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遼上京城址.內蒙古東南部航空攝影考古報告.科學出版社，2002.
⑩{11}遼中京發掘委員會.遼中京城址發掘的重要收穫[J].文物，1961，（9）.
{13}脫脫.遼史·卷32·營衛志中[M].中華書局，198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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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姜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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