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會管理體制變遷與社區公共物品供給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適合計劃經濟體制的單位制為主、街居制為輔的模式轉變為適合市場經濟體制的社區制模式。城市社區建設不僅與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的轉型息息相關，而且與公民性的培養和社會自治空間的發育相互促進。基層社區的變化往往就可以折射出社會整體的變遷。
社區公共物品的產生機制，是社區整合程度的重要體現，也是社區各利益主體之間關係的表現。在中國城市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遷過程中，呈現出階段性的特徵，體現了社會整合機制的不斷進步和變革。社會公共空間的發育、新生群體的需求，以及轉型時期社會問題的社區化，客觀上需要構建社區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給機制。
1.問題緣起
公共物品是與私人物品相對應的一個概念，一般是指公共使用或者消費的物品。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遜在他的分析中指出，純公共物品是這樣一種產品，即個體對該物品的消費不會減少任何其他人對該物品的消費份額，存在供應的相聯性。根據這一定義，公共物品應當具備以下三個基本特徵：1.排他的不可能性；2.非競爭性；3.外部性效應。
公共物品可以是有形的物質產品，如公路、橋樑、交通信號燈等，也可以是無形的社會服務，如治安、環境、信息等。由於公共物品具有供應的相聯性和排他的不可能性，導致使用者在公共物品的消費和供給上存在搭便車①的動機，即使個體不為公共物品的生產和供應承擔任何成本，也能為自己帶來收益，公共的供給變成了一個典型的集體行動困境問題②。這樣的例子現實生活中屢見不鮮，例如在一個物業小區中，總有一些業主以某些理由不繳納物業費，但是卻一直享受著物業的服務。如果從理性人的角度出發，那麼每個個體做出的最優選擇都是不出資，而這樣卻會導致公共物品的供給出現短缺，公共福利無法提高。
那麼公共物品到底有誰來提供呢？我們可以發現，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衝突之中，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矛盾之中，政府權力的規製作用可以獲得存在的空間[1]。所以，新福利經濟學派認為，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天然生產者和提供者，而市場是私人物品的生產者和供給者。因為公共物品的屬性決定了由政府通過公共財政來生產和供給，會比市場更有效率。然而隨著20世紀60、70年代福利國家危機的出現，很多人開始質疑政府作為公共物品唯一供給者的合理性，並且從理論和經驗方面論證了公共物品私人供給甚至由第三部門供給的可能性。
社區公共物品屬於准公共物品，因為其主要受益對象是社區內部成員，而對於非社區成員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例如網絡通訊、電器供應、社區養老等一些收費的物品和服務就具有排他性。改革開發以來，作為整個社會制度變遷的一部分，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從單位制、街居制到社區制的變革也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2]，不同階段的社區結構、社會組織及社會關係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它們與對應歷史時期社區公共物品供給機制的關聯是不可分割的。
2.社區公共物品單位供給的制度實踐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首先在城市基層社會建立了以單位制為主，以街居制為輔的管理體制。其本意是通過單位這一組織形式管理職工，通過街居體系管理社會閒散人員、民政救濟和社會優撫對象等，從而實現了對城市全體社會成員的控制和整合，達到了社會穩定和鞏固政權的目的。可以說，單位制度不僅建構了一套特殊的社會動員和社會整合機制，而且在單位內部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對於單位人來說，單位外的社會化生活服務，遠沒有單位內部的福利生活來得實惠，個體離不開單位，正所謂一旦擁有，別無所求[3]。
在以單位制為主，以街居制為輔的管理體制下，政府基本壟斷了所有的社會資源，斷絕了社區自主發展的可能性。而本來應當由社區承擔的一些職能。諸如職工住房、生活福利、養老保險、醫療保健、托幼機構等，卻都由單位承擔和包攬。同時在管理體制上，城市基層社區採取的是條塊分割的封閉式管理模式，分兩條線進行管理：一條線是政府-單位-職工，另一條線是政府-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前者是管理的主體，後者是前者的補充。也就是說，凡是有工作單位的居民所需的公共物品主要依託單位來提供，其餘少數居民則納入街居組織的管轄範圍③。所以在單位制下，社區的提供公務物品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社區內的單位所覆蓋[4]。
但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基層社會由原有的國家集中控制和統一分配資源的體制逐漸改變，使我國持續了三十多年的傳統單位制受到了強烈衝擊，國家賴以整合城市基層社會的單位制的控制功能逐步弱化，社會成員的社會身份正在由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單位制逐漸退出歷史舞台[5]。傳統的社會服務模式和街居管理體制所形成的政府-單位公共物品供給體系，已經不能滿足轉型時期社區日益增長的多元需求。
3.從單位制、街居制到社區制的供給制度變遷
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經濟社會發展都進入了快車道，中國社會已經告別了過去的短缺經濟時代，表現為社會物品的極大豐富。然而，市場經濟對計劃經濟的替代，也革新了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體制，不僅改造著私人物品的供給體制，也改變著公共物品的供給體制。但是問題在於：體制轉軌所呈現的雙重改造過程事實上並不均衡。與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不平衡的是社會管理體制的滯後和缺位，與私人產品過剩不平衡的是公共產品短缺的加劇。[6]這種二元不均衡格局意味著城市已經可以為居民提供充足的私人產品，卻只能提供較少的公共物品，直接導致了社會管理的缺位和公共產品的短缺。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適合計劃經濟體制的單位制為主、街居制為輔的模式轉變為適合市場經濟體制的社區制模式。城市社區建設不僅與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的轉型息息相關，而且與公民性的培養和社會自治空間的發育相互促進。基層社區的變化往往就可以折射出社會整體的變遷。
社區公共物品的產生機制，是社區整合程度的重要體現，也是社區各利益主體之間關係的表現。在中國城市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遷過程中，呈現出階段性的特徵，體現了社會整合機制的不斷進步和變革。社會公共空間的發育、新生群體的需求，以及轉型時期社會問題的社區化，客觀上需要構建社區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給機制。
1.問題緣起
公共物品是與私人物品相對應的一個概念，一般是指公共使用或者消費的物品。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遜在他的分析中指出，純公共物品是這樣一種產品，即個體對該物品的消費不會減少任何其他人對該物品的消費份額，存在供應的相聯性。根據這一定義，公共物品應當具備以下三個基本特徵：1.排他的不可能性；2.非競爭性；3.外部性效應。
公共物品可以是有形的物質產品，如公路、橋樑、交通信號燈等，也可以是無形的社會服務，如治安、環境、信息等。由於公共物品具有供應的相聯性和排他的不可能性，導致使用者在公共物品的消費和供給上存在搭便車①的動機，即使個體不為公共物品的生產和供應承擔任何成本，也能為自己帶來收益，公共的供給變成了一個典型的集體行動困境問題②。這樣的例子現實生活中屢見不鮮，例如在一個物業小區中，總有一些業主以某些理由不繳納物業費，但是卻一直享受著物業的服務。如果從理性人的角度出發，那麼每個個體做出的最優選擇都是不出資，而這樣卻會導致公共物品的供給出現短缺，公共福利無法提高。
那麼公共物品到底有誰來提供呢？我們可以發現，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衝突之中，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矛盾之中，政府權力的規製作用可以獲得存在的空間[1]。所以，新福利經濟學派認為，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天然生產者和提供者，而市場是私人物品的生產者和供給者。因為公共物品的屬性決定了由政府通過公共財政來生產和供給，會比市場更有效率。然而隨著20世紀60、70年代福利國家危機的出現，很多人開始質疑政府作為公共物品唯一供給者的合理性，並且從理論和經驗方面論證了公共物品私人供給甚至由第三部門供給的可能性。
社區公共物品屬於准公共物品，因為其主要受益對象是社區內部成員，而對於非社區成員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例如網絡通訊、電器供應、社區養老等一些收費的物品和服務就具有排他性。改革開發以來，作為整個社會制度變遷的一部分，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從單位制、街居制到社區制的變革也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2]，不同階段的社區結構、社會組織及社會關係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它們與對應歷史時期社區公共物品供給機制的關聯是不可分割的。
2.社區公共物品單位供給的制度實踐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首先在城市基層社會建立了以單位制為主，以街居制為輔的管理體制。其本意是通過單位這一組織形式管理職工，通過街居體系管理社會閒散人員、民政救濟和社會優撫對象等，從而實現了對城市全體社會成員的控制和整合，達到了社會穩定和鞏固政權的目的。可以說，單位制度不僅建構了一套特殊的社會動員和社會整合機制，而且在單位內部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對於單位人來說，單位外的社會化生活服務，遠沒有單位內部的福利生活來得實惠，個體離不開單位，正所謂一旦擁有，別無所求[3]。
在以單位制為主，以街居制為輔的管理體制下，政府基本壟斷了所有的社會資源，斷絕了社區自主發展的可能性。而本來應當由社區承擔的一些職能。諸如職工住房、生活福利、養老保險、醫療保健、托幼機構等，卻都由單位承擔和包攬。同時在管理體制上，城市基層社區採取的是條塊分割的封閉式管理模式，分兩條線進行管理：一條線是政府-單位-職工，另一條線是政府-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前者是管理的主體，後者是前者的補充。也就是說，凡是有工作單位的居民所需的公共物品主要依託單位來提供，其餘少數居民則納入街居組織的管轄範圍③。所以在單位制下，社區的提供公務物品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社區內的單位所覆蓋[4]。
但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基層社會由原有的國家集中控制和統一分配資源的體制逐漸改變，使我國持續了三十多年的傳統單位制受到了強烈衝擊，國家賴以整合城市基層社會的單位制的控制功能逐步弱化，社會成員的社會身份正在由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單位制逐漸退出歷史舞台[5]。傳統的社會服務模式和街居管理體制所形成的政府-單位公共物品供給體系，已經不能滿足轉型時期社區日益增長的多元需求。
3.從單位制、街居制到社區制的供給制度變遷
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經濟社會發展都進入了快車道，中國社會已經告別了過去的短缺經濟時代，表現為社會物品的極大豐富。然而，市場經濟對計劃經濟的替代，也革新了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體制，不僅改造著私人物品的供給體制，也改變著公共物品的供給體制。但是問題在於：體制轉軌所呈現的雙重改造過程事實上並不均衡。與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不平衡的是社會管理體制的滯後和缺位，與私人產品過剩不平衡的是公共產品短缺的加劇。[6]這種二元不均衡格局意味著城市已經可以為居民提供充足的私人產品，卻只能提供較少的公共物品，直接導致了社會管理的缺位和公共產品的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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