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善治作為一種全新的治理理念，已經逐步地打入中國市場，不斷被學者及當局研究並予以嘗試。從1949年建國之初開始至今，為適應新時代各個方面的發展，我國進行了多次政府體制改革。本文立意從政府治理的角度出發，把善治的理論運用於政府體制改革的研究過程中來，力圖尋求一種基於善的視角下，更具有現實性、科學性和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
關鍵詞：善治，治理，政府體制改革
石佑啟，楊治坤認為，善治是治理的發展，是政府和公民對公共行政事務的合作治理，其實質是國家的權力向社會的回歸，還政於民;它表征著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一種寬容為本、合而不同、合而共生的互動共進關係。善治在向度認識和路徑選擇上為行政體制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我國已進行多次行政體制的改革，但仍有些許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可以嘗試把善治的理念容入其中，去糾正，去完善。
一、治理與善治的概念解釋
“善治”由“治理”發展而來，“治理”一詞最早出現於20世紀80年代末。
20世紀90年代以來，“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論是在西方學術界日漸崛起的“顯學”，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途徑，而合作網絡途徑則是其在90年代中後期的新進展。
而在中國，治理一詞被翻譯過來之後，最早出現在市政學中，用來研究如何有效地解決城市和地方上的種種問題。自90年代以來，這一概念不再局限於政治學領域，而是被廣泛地應用於經濟社會領域。然而由於分析角度和對象的不同，學者們對治理的內涵有著不同的理解治理，在定義遠未能達成一致的看法。在R.羅茨看來，治理可用於指代任何活動的協調方式，至少有六種不同的用法：作為最小國家的治理、作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為“善治”的治理、作為社會控制系統的治理和作為自組織網絡的治理。陳振明在《公共管理學》一書中指出，治理理論體系有三種研究途徑：“政府管理”的途徑、“公民社會”的途徑、合作網絡的途徑。
治理理論認為，治理可以彌補國家和市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的缺陷，但治理不是萬能的，它也存在著失效的可能。而有效的治理必須建立在國家和市場的基礎之上，它是對國家和市場手段的補充。
善治是一種全新的治理理念，其根本特徵在於政府與社會兩者建立良好的合作互動關係，以提高效率，保證為人民服務宗旨的貫徹。
善治，是指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公民具有足夠的政治權利參與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善治是中國政府實現角色轉換的目標之一。概括地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徵就在於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係，是兩者的最佳狀態。“俞可平教授認為構成善治的基本要素則主要包括合法性、法制性、透明性、責任性、回應性、有效性、參與性、穩定性、廉潔性和公正性等10個方面。合法、法治、負責、透明、有效的政府構成了善治的基本要素，成為規範政治權力的主要標準。
從統治走向治理，從善政走向善治就成為完善治理結構和建立有效治理的必然趨勢。
二、政府體制改革歷程
20世紀最後的20餘年，為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國際競爭加劇的挑戰以及擺脫財政困境和提高政府效率，西方各國相繼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熱潮。它的基本取向是以採用工商管理的理論、方法及技術，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強調顧客導向以及提高服務質量為特徵的“管理主義”或“新公共管理”，它往往被人們描述為一場追求“3E”目標的政府管理改革運動。這場改革使支配了20世紀大部分時光的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向“管理主義”或“新公共管理”模式轉變，即形成政府治理的新模式。
當代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起源於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並逐步擴展到其他西方國家乃至全世界。
而在西方進行“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同時，我國也根據具體國情不斷探索適合中國的政府體制，逐步進行政府機構改革。
我國目前正處於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軌時期，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轉變政府職能，建立起一個靈活、高效、廉潔的政府，形成新的政府管理模式。
從1949年到2011年我國前後經歷了九次較大的以機構改革為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
(一)第一次機構改革1952年，加強中央集權 (二)第二次機構改革1956年，中央向地方下放權力 (三)第三次機構改革1960年，重新強調集中統一 (四)第四次機構改革1982年，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實行幹部年輕化 (五)第五次機構改革1988年，轉變政府職能是關鍵
(六)第六次機構改革1993年，適應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
(七)第七次機構改革1998年，消除政企不分的組織基礎
(八)第八次機構改革2003年，行為規範、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
(九)第九次機構改革2008年，加強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
縱觀歷次機構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顯示了必然的缺陷。我們應該不斷吸取經驗，把新的好的理念融入改革方案中。
改革取得的成效主要體現在：對於政府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識;機構和人員膨脹勢頭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機構逐步精簡併加以重構;政府職能轉變邁開實質性步伐，政府管理體制和運行方式創新力度加大;在政府間關係(包括中央與地方關係、政府部門之間關係等)的理順治理，政府與企業、市場和社會的關係的調整方面有較大進展;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經確立，依法治國和法治行政觀念開始深入人心等。
另外，王忠禹總結了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五條基本經驗：堅持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為改革的目標，把轉變政府職能作為機構改革的關鍵;堅持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把精兵簡政和優化政府組織結構作為機構改革的重要任務;堅持積極穩妥地方針，既審時度勢，把握時機，堅定不移地邁出改革步伐，又充分考慮各方面可承受的程度，審慎地推行改革;堅持機構改革與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結合，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妥善安排分流人員，優化幹部隊伍結構;堅持統一領導，分級負責，分步實施，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地進行改革。
三、善治理念下的政府體制改革
建立在前八次行政體制改革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提出來的大部制改革，著重加強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構建服務型政府，那麼構建服務型政府，自然是離不開廣大公民的共同參與的。而善治的特色就在於重視政府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與公民的互動。
俞可平教授提出，發展公民社會，最終是為了實現善治的政治理想。概括地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徵，就在於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型關係，是兩者結合的最佳狀態。善治的基本要素之一便是參與。這裡的參與首先是指公民的政治參與，但不僅僅是政治參與，還包括公民對其他社會生活的參與。善治實際上是國家的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善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於民的過程。善治表示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從全社會的範圍看，善治離不開政府，更離不開公民。沒有公民的積極參與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會有善治。
那麼具體到政府體制改革方面，從善治的角度出發，石佑啟和楊治坤認為善治與行政體制改革是雙向互動的，即存在作用與反作用的關係，一方面，善治對行政體制改革產生影響，包括：其一，從政府壟斷走向市場和社會參與，其二，行政組織從金字塔結構走向扁平式結構，其三治理，從集權行政走向分權行政，其四，從統治與管制行政轉向服務行政;另一方面，行政體制改革對善治有所回應，體現在觀念革新和制度創新兩方面，關於前者他們主張：從專制行政走向民主行政，從無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從人治的政府走向法治的政府，從高度集權的單中心政府走向分散的多中心政府，從封閉行政走向透明行政，從低效行政走向高效行政;關於後者應該做到：調整政府職能結構，合理配置行政權，改革政府組織，完善公務員的管理制度，轉換行政管理方式，推行電子政務、健全行政程序制度。
在西方國家行政體制改革方興未艾的同時，善治理論也逐漸在我國的體制改革運動中日漸成熟。鄒虎認為，就我國而言，中國政府管理體制中存在的 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官僚作風較為嚴重的問題，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行為規範、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要求相去甚遠。因此應該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合理借鑑國外善治理論的優秀成果， 加快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構建服務性政府的四條途徑：落實科學發展觀，培育公務員的“公共人”理念、創新政府服務方式;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完善 公共服務體系，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培育和發展公民社會組織，優化社會治理資源。
參考文獻
[1]石佑啟，楊治坤.論行政體制改革與善治[J].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6)：5560
[2]陳振明.公共管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21128
[3]張永桃.市政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73374
[4]張伶俐，張志遠.中國大部制改革的理論框架[J].當代教育論壇，2009(1)：9496
[5]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36
[6]鄒虎.走向善治：建設我國服務型政府的理路探索[A]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17、18
[7]劉振勇.政治參與的實現程度與治理和善治[J].太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23)：79
[8]何霜梅.善治視野下的公民參與[A].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9(2)：70、72
關鍵詞：善治，治理，政府體制改革
石佑啟，楊治坤認為，善治是治理的發展，是政府和公民對公共行政事務的合作治理，其實質是國家的權力向社會的回歸，還政於民;它表征著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一種寬容為本、合而不同、合而共生的互動共進關係。善治在向度認識和路徑選擇上為行政體制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我國已進行多次行政體制的改革，但仍有些許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可以嘗試把善治的理念容入其中，去糾正，去完善。
一、治理與善治的概念解釋
“善治”由“治理”發展而來，“治理”一詞最早出現於20世紀80年代末。
20世紀90年代以來，“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論是在西方學術界日漸崛起的“顯學”，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途徑，而合作網絡途徑則是其在90年代中後期的新進展。
而在中國，治理一詞被翻譯過來之後，最早出現在市政學中，用來研究如何有效地解決城市和地方上的種種問題。自90年代以來，這一概念不再局限於政治學領域，而是被廣泛地應用於經濟社會領域。然而由於分析角度和對象的不同，學者們對治理的內涵有著不同的理解治理，在定義遠未能達成一致的看法。在R.羅茨看來，治理可用於指代任何活動的協調方式，至少有六種不同的用法：作為最小國家的治理、作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為“善治”的治理、作為社會控制系統的治理和作為自組織網絡的治理。陳振明在《公共管理學》一書中指出，治理理論體系有三種研究途徑：“政府管理”的途徑、“公民社會”的途徑、合作網絡的途徑。
治理理論認為，治理可以彌補國家和市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的缺陷，但治理不是萬能的，它也存在著失效的可能。而有效的治理必須建立在國家和市場的基礎之上，它是對國家和市場手段的補充。
善治是一種全新的治理理念，其根本特徵在於政府與社會兩者建立良好的合作互動關係，以提高效率，保證為人民服務宗旨的貫徹。
善治，是指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公民具有足夠的政治權利參與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善治是中國政府實現角色轉換的目標之一。概括地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徵就在於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係，是兩者的最佳狀態。“俞可平教授認為構成善治的基本要素則主要包括合法性、法制性、透明性、責任性、回應性、有效性、參與性、穩定性、廉潔性和公正性等10個方面。合法、法治、負責、透明、有效的政府構成了善治的基本要素，成為規範政治權力的主要標準。
從統治走向治理，從善政走向善治就成為完善治理結構和建立有效治理的必然趨勢。
二、政府體制改革歷程
20世紀最後的20餘年，為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國際競爭加劇的挑戰以及擺脫財政困境和提高政府效率，西方各國相繼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熱潮。它的基本取向是以採用工商管理的理論、方法及技術，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強調顧客導向以及提高服務質量為特徵的“管理主義”或“新公共管理”，它往往被人們描述為一場追求“3E”目標的政府管理改革運動。這場改革使支配了20世紀大部分時光的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向“管理主義”或“新公共管理”模式轉變，即形成政府治理的新模式。
當代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起源於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並逐步擴展到其他西方國家乃至全世界。
而在西方進行“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同時，我國也根據具體國情不斷探索適合中國的政府體制，逐步進行政府機構改革。
我國目前正處於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軌時期，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轉變政府職能，建立起一個靈活、高效、廉潔的政府，形成新的政府管理模式。
從1949年到2011年我國前後經歷了九次較大的以機構改革為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
(一)第一次機構改革1952年，加強中央集權 (二)第二次機構改革1956年，中央向地方下放權力 (三)第三次機構改革1960年，重新強調集中統一 (四)第四次機構改革1982年，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實行幹部年輕化 (五)第五次機構改革1988年，轉變政府職能是關鍵
(六)第六次機構改革1993年，適應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
(七)第七次機構改革1998年，消除政企不分的組織基礎
(八)第八次機構改革2003年，行為規範、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
(九)第九次機構改革2008年，加強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
縱觀歷次機構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顯示了必然的缺陷。我們應該不斷吸取經驗，把新的好的理念融入改革方案中。
改革取得的成效主要體現在：對於政府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識;機構和人員膨脹勢頭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機構逐步精簡併加以重構;政府職能轉變邁開實質性步伐，政府管理體制和運行方式創新力度加大;在政府間關係(包括中央與地方關係、政府部門之間關係等)的理順治理，政府與企業、市場和社會的關係的調整方面有較大進展;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經確立，依法治國和法治行政觀念開始深入人心等。
另外，王忠禹總結了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五條基本經驗：堅持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為改革的目標，把轉變政府職能作為機構改革的關鍵;堅持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把精兵簡政和優化政府組織結構作為機構改革的重要任務;堅持積極穩妥地方針，既審時度勢，把握時機，堅定不移地邁出改革步伐，又充分考慮各方面可承受的程度，審慎地推行改革;堅持機構改革與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結合，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妥善安排分流人員，優化幹部隊伍結構;堅持統一領導，分級負責，分步實施，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地進行改革。
三、善治理念下的政府體制改革
建立在前八次行政體制改革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提出來的大部制改革，著重加強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構建服務型政府，那麼構建服務型政府，自然是離不開廣大公民的共同參與的。而善治的特色就在於重視政府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與公民的互動。
俞可平教授提出，發展公民社會，最終是為了實現善治的政治理想。概括地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徵，就在於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型關係，是兩者結合的最佳狀態。善治的基本要素之一便是參與。這裡的參與首先是指公民的政治參與，但不僅僅是政治參與，還包括公民對其他社會生活的參與。善治實際上是國家的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善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於民的過程。善治表示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從全社會的範圍看，善治離不開政府，更離不開公民。沒有公民的積極參與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會有善治。
那麼具體到政府體制改革方面，從善治的角度出發，石佑啟和楊治坤認為善治與行政體制改革是雙向互動的，即存在作用與反作用的關係，一方面，善治對行政體制改革產生影響，包括：其一，從政府壟斷走向市場和社會參與，其二，行政組織從金字塔結構走向扁平式結構，其三治理，從集權行政走向分權行政，其四，從統治與管制行政轉向服務行政;另一方面，行政體制改革對善治有所回應，體現在觀念革新和制度創新兩方面，關於前者他們主張：從專制行政走向民主行政，從無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從人治的政府走向法治的政府，從高度集權的單中心政府走向分散的多中心政府，從封閉行政走向透明行政，從低效行政走向高效行政;關於後者應該做到：調整政府職能結構，合理配置行政權，改革政府組織，完善公務員的管理制度，轉換行政管理方式，推行電子政務、健全行政程序制度。
在西方國家行政體制改革方興未艾的同時，善治理論也逐漸在我國的體制改革運動中日漸成熟。鄒虎認為，就我國而言，中國政府管理體制中存在的 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官僚作風較為嚴重的問題，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行為規範、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要求相去甚遠。因此應該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合理借鑑國外善治理論的優秀成果， 加快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構建服務性政府的四條途徑：落實科學發展觀，培育公務員的“公共人”理念、創新政府服務方式;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完善 公共服務體系，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培育和發展公民社會組織，優化社會治理資源。
參考文獻
[1]石佑啟，楊治坤.論行政體制改革與善治[J].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6)：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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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鄒虎.走向善治：建設我國服務型政府的理路探索[A]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17、18
[7]劉振勇.政治參與的實現程度與治理和善治[J].太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23)：79
[8]何霜梅.善治視野下的公民參與[A].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9(2)：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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