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教材政策50年發展的基本特點是國家高度統一性，基本趨勢是多樣化，兩者都是中國歷史特別是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必然反映。
課程政策是教育政策的具體化，又集中反映教育政策的變化。而教育政策，受制於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政策。因此，課程政策，在一定意義上體現著國家的教育意志，是國家在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制度的反映。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課程政策的調整和變化中，也可以看到中國政治經濟政策變化的影子。
新中國成立之初，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穩固國家政權，實現人民思想意識的一致性，儘快恢復和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是當時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我國實行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協商制度和中央集權的領導體制。文化教育，在當時的情況下，作為國家實現統一意志，宣傳組織人民統一思想和認識，集中力量、實現國家經濟恢復發展的重要思想工具，其政策的制定，當然也必須服從於政治經濟的需要。中小學課程教材政策，是教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必須根據國家教育的大政方針來制定。因此，當時制定了在中小學實行中央管理課程，全國統一編寫和使用教材的政策。
"十年內亂"期間，教育受到巨大衝擊，幾乎處於癱瘓狀態。課程政策的全國集中統一性，根本無從談起。這對國家的基礎教育造成的災難是極其深重的。
"內亂"結束後，中國又面臨著恢復和發展教育的重大問題。為儘快實現國家教育的恢復和發展，國家又又採取了中央集權的課程管理政策和教材政策。這種政策的實行，有利於儘快結束全國教育的混亂局面，建立國家教育的權威性，實現國家的教育意志，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隨著國家政治生活的穩定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中央作出了改革經濟體制的決定。目的是全面解放生產力，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此相適應，中央作出了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下放了教育管理權，對課程政策也作了改革。在保證基本統一要求的前提下實行課程教材的多樣化；教材的編審分開，不同地區在國家宏觀指導下編寫和使用教材等。90年代後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逐漸完善和實踐的發展，各地教育水平不斷提高和課程改革日益深入，為適應新的形勢需要，進一步調動和發揮各方面進行教育改革和課程改革的積極性和作用，國家教育部制定了課程的三級管理政策，進一步放權，允許各地根據不同的實際情況，制定適合自己地區的地方課程，編寫地方教材；有條件的地區，可制定教育大綱和課程標準，編寫和使用教材。
由上可見，國家課程政策的變化反映著教育政策的變化，也體現著國家政治經濟政策的變化，是國家政治經濟發展在教育領域引起的變革。
（二）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政策的改革與發展是多種矛盾關係辯證統一的變化過程；要制定好的課程教材政策，必須處理好各種矛盾關係。
從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教材演變過程可以看到，有幾對矛盾範疇或關係範疇對課程政策發揮著重要影響。而這幾對關係範疇，也是制定課程政策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
1．政府行政指令與教育發展規律的關係。課程政策是國家教育意志的體現，必須反映國家的教育方針和教育目的。在中國是這樣，在外國也是這樣。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制定課程政策的權利，並進行相應的課程管理職能。但政府制定課程政策，必須遵循教育規律，必須建立在對國家的教育實際和國際教育發展進行充分科學的研究基礎之上，而不能憑主觀和長官意志，特別是不能為了片面追求教育的短期結果、完成"任務"而作出超越時間限制和實際可能的決策。課程政策應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和長期性，不能變化太頻繁和跳躍性太大。在這一點上，我們有歷史的教訓。在制定面向新世紀的基礎教育課程政策時，要注意吸收歷史經驗和教訓。50年基礎教育課程政策的發展變化是一個不斷摸索、曲折前進的過程，其中有喜有憂、有經驗也有教訓；其中一個重要經驗是，正確的課程政策的制定既要體現國家的教育意志，也要遵循教育規律，並把兩者辯證統一起來。
2．課程的國際性與民族性的關係。制定課程政策，制定教育目標，必須從國家的教育實際出發，符合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具有民族性和民族總體特徵，有利於本民族整體素質的提高。但是，強調民族性不是不要國際性，強調國際性也不是採取簡單的"拿來主義"，而是強調民族性與國際性是統一。一個民族，只有把自己放在國際大環境中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課程政策的制定，也應符合國際教育和課程改革的基本趨勢，不能落後於國際教育發的步伐。課程的國際性和民族性這一對矛盾一定要處理好，尤其是在未來時間更要如此。
3．課程的多樣化與統一性的關係。從歷史上看，我國在基礎教育領域，基本上採取了統一性課程發展方針，或者說我國在大多數時間和大多數地區實行了中央高度統一的課程政策。但是，我國也曾經嘗試過下放課程管理權利，允許地方編寫並使用自編教材。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逐步推行課程教材多樣化政策，在實踐中產生了積極效果。綜觀基礎教育課程發展50年的全過程可以發現，課程統一性與多樣化是一對經常起作用的矛盾，二這之間存在著辯正統一的關係，不能人為地割裂。統一性代表著國家對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國家教育意志的體現；而多樣性則是教育實際和學生髮展、國家教育長期發展的客觀要求。統一性是多樣性基礎上的統一性，而多樣化是統一性要求前提下的多樣化。多樣化不是不要國家意志，不等於地方化，不是追求花樣翻新，更不是不顧客觀規律的標新立異。多樣化的實質在課程教材的特色，歸根到底在於課程的科學性和教材的質量。至於是實行統一性政策，還是實行多樣化政策，必須根據特定的歷史情況決定。
4．課程的繼承性與發展性的關係。課程發展是歷史的連續的過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民族文化傳統、教育傳統與現代文化教育和國際教育進步結合的產物。在制定課程政策時，必須處理好繼承與改革的關係。對歷史，不能採取歷史虛無主義，也不能全面繼承，而應批判地吸收有用成分；對國外課程及其政策，既不能全盤西化，也不能一概否定。比如，在當前課程改革中，就應處理好分科課程與綜合課程的關係問題，而不能片面否定分科課程在課程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對已有的課程教材研究機構和人員，也不能採取全面排斥和否定的態度。在課程政策的偏差，將直接導致課程實踐上的失誤和問題，給教育實際帶來不好影響。
此外，還應正確處理課程的普及與提高的關係，基礎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關係，課程管理中國家、地方與學校的關係，課程結構中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國家課程與地方課程的關係，課程的階段性發展與長期發展的關係，等等。
（三）教材政策特別是教科書政策50年的變化，不僅集中反映課程政策的變化，而且直接關係到課程改革與發展的實踐。在某種意義上說，教材政策是課程政策的核心內容。
在我國內地，50年來的教材特別是教科書的研製與發行具有很強的行政性質，是一種國家行為；教材的發展經歷了"一綱一本"到"一綱多本"、由"國定製"到"審定製"的變化。具體而言，在1988年以前的三十多年裡，實行"國定製"或"統編制"。課程計劃（教學計劃）由國家教育部（教委）統一制定和頒發；教科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統一編制出版，由國家專門部門（新華書店）發行。這種教科書政策是國家集中統一的課程政策的體現，對於國家統一教育意志，乃至維護國家的統一，都產生了積極作用。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國家政治、經濟的發展和義務教育的需要，教育部頒發了中小學教材審定審查辦法和九年義務教育教材編寫規劃方案，將教材"國定製"改為"審定製"，提出編寫多套教材的規劃。審定製即，經允許的各地編寫規劃的教材，經國家中小學教材審定審查委員會審查審定的，向全國推薦，由各地選用；經省級教材審查委員會審查的，推薦在相應的省選用。所規劃的多套教材是面向大多數地區的"普通版"，面向經濟文化比較發達地區的"發達地區版"，面向廣東等地的"沿海版"和面向經濟文化比較薄弱地區的"內地版"，同時還允許上海、浙江等地根據自己的情況編寫大綱和教材。到90年代初，各套教材相繼出版使用，教材"一綱一本"的時代宣告結束，"一綱多本"甚至"多綱多本"的時代開始。從目前的教育實際來看，這種教材政策的實行有利地保證和促進了教材建設的多樣化進程。當然，有些措施還有待於修改和完善；在課程教材多樣化過程中，還有不少問題需要探討。
我國台灣地區教科書制度的發展變化，大致經歷了與內地相似的過程。香港地區則實行"選用制"，澳門地區實行"自由制"。上述四種不同的教材制度，到底哪重更好，不能一概而論。
主要參考文獻
1．熊明安：《中國近現代教學改革史》，重慶出版社1999年版。
2．課程教材研究所編：《課程教材研究十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課程教材研究所編：《課程教材研究1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當代教育叢書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教育》（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
5．胡瑞文主編：《中國基礎教育發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6．葉立群著：《課程教材改革探索》，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7．《周恩來教育文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頁。
8．《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第228頁。
課程政策是教育政策的具體化，又集中反映教育政策的變化。而教育政策，受制於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政策。因此，課程政策，在一定意義上體現著國家的教育意志，是國家在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制度的反映。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課程政策的調整和變化中，也可以看到中國政治經濟政策變化的影子。
新中國成立之初，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穩固國家政權，實現人民思想意識的一致性，儘快恢復和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是當時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我國實行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協商制度和中央集權的領導體制。文化教育，在當時的情況下，作為國家實現統一意志，宣傳組織人民統一思想和認識，集中力量、實現國家經濟恢復發展的重要思想工具，其政策的制定，當然也必須服從於政治經濟的需要。中小學課程教材政策，是教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必須根據國家教育的大政方針來制定。因此，當時制定了在中小學實行中央管理課程，全國統一編寫和使用教材的政策。
"十年內亂"期間，教育受到巨大衝擊，幾乎處於癱瘓狀態。課程政策的全國集中統一性，根本無從談起。這對國家的基礎教育造成的災難是極其深重的。
"內亂"結束後，中國又面臨著恢復和發展教育的重大問題。為儘快實現國家教育的恢復和發展，國家又又採取了中央集權的課程管理政策和教材政策。這種政策的實行，有利於儘快結束全國教育的混亂局面，建立國家教育的權威性，實現國家的教育意志，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隨著國家政治生活的穩定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中央作出了改革經濟體制的決定。目的是全面解放生產力，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此相適應，中央作出了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下放了教育管理權，對課程政策也作了改革。在保證基本統一要求的前提下實行課程教材的多樣化；教材的編審分開，不同地區在國家宏觀指導下編寫和使用教材等。90年代後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逐漸完善和實踐的發展，各地教育水平不斷提高和課程改革日益深入，為適應新的形勢需要，進一步調動和發揮各方面進行教育改革和課程改革的積極性和作用，國家教育部制定了課程的三級管理政策，進一步放權，允許各地根據不同的實際情況，制定適合自己地區的地方課程，編寫地方教材；有條件的地區，可制定教育大綱和課程標準，編寫和使用教材。
由上可見，國家課程政策的變化反映著教育政策的變化，也體現著國家政治經濟政策的變化，是國家政治經濟發展在教育領域引起的變革。
（二）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政策的改革與發展是多種矛盾關係辯證統一的變化過程；要制定好的課程教材政策，必須處理好各種矛盾關係。
從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教材演變過程可以看到，有幾對矛盾範疇或關係範疇對課程政策發揮著重要影響。而這幾對關係範疇，也是制定課程政策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
1．政府行政指令與教育發展規律的關係。課程政策是國家教育意志的體現，必須反映國家的教育方針和教育目的。在中國是這樣，在外國也是這樣。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制定課程政策的權利，並進行相應的課程管理職能。但政府制定課程政策，必須遵循教育規律，必須建立在對國家的教育實際和國際教育發展進行充分科學的研究基礎之上，而不能憑主觀和長官意志，特別是不能為了片面追求教育的短期結果、完成"任務"而作出超越時間限制和實際可能的決策。課程政策應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和長期性，不能變化太頻繁和跳躍性太大。在這一點上，我們有歷史的教訓。在制定面向新世紀的基礎教育課程政策時，要注意吸收歷史經驗和教訓。50年基礎教育課程政策的發展變化是一個不斷摸索、曲折前進的過程，其中有喜有憂、有經驗也有教訓；其中一個重要經驗是，正確的課程政策的制定既要體現國家的教育意志，也要遵循教育規律，並把兩者辯證統一起來。
2．課程的國際性與民族性的關係。制定課程政策，制定教育目標，必須從國家的教育實際出發，符合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具有民族性和民族總體特徵，有利於本民族整體素質的提高。但是，強調民族性不是不要國際性，強調國際性也不是採取簡單的"拿來主義"，而是強調民族性與國際性是統一。一個民族，只有把自己放在國際大環境中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課程政策的制定，也應符合國際教育和課程改革的基本趨勢，不能落後於國際教育發的步伐。課程的國際性和民族性這一對矛盾一定要處理好，尤其是在未來時間更要如此。
3．課程的多樣化與統一性的關係。從歷史上看，我國在基礎教育領域，基本上採取了統一性課程發展方針，或者說我國在大多數時間和大多數地區實行了中央高度統一的課程政策。但是，我國也曾經嘗試過下放課程管理權利，允許地方編寫並使用自編教材。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逐步推行課程教材多樣化政策，在實踐中產生了積極效果。綜觀基礎教育課程發展50年的全過程可以發現，課程統一性與多樣化是一對經常起作用的矛盾，二這之間存在著辯正統一的關係，不能人為地割裂。統一性代表著國家對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國家教育意志的體現；而多樣性則是教育實際和學生髮展、國家教育長期發展的客觀要求。統一性是多樣性基礎上的統一性，而多樣化是統一性要求前提下的多樣化。多樣化不是不要國家意志，不等於地方化，不是追求花樣翻新，更不是不顧客觀規律的標新立異。多樣化的實質在課程教材的特色，歸根到底在於課程的科學性和教材的質量。至於是實行統一性政策，還是實行多樣化政策，必須根據特定的歷史情況決定。
4．課程的繼承性與發展性的關係。課程發展是歷史的連續的過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民族文化傳統、教育傳統與現代文化教育和國際教育進步結合的產物。在制定課程政策時，必須處理好繼承與改革的關係。對歷史，不能採取歷史虛無主義，也不能全面繼承，而應批判地吸收有用成分；對國外課程及其政策，既不能全盤西化，也不能一概否定。比如，在當前課程改革中，就應處理好分科課程與綜合課程的關係問題，而不能片面否定分科課程在課程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對已有的課程教材研究機構和人員，也不能採取全面排斥和否定的態度。在課程政策的偏差，將直接導致課程實踐上的失誤和問題，給教育實際帶來不好影響。
此外，還應正確處理課程的普及與提高的關係，基礎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關係，課程管理中國家、地方與學校的關係，課程結構中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國家課程與地方課程的關係，課程的階段性發展與長期發展的關係，等等。
（三）教材政策特別是教科書政策50年的變化，不僅集中反映課程政策的變化，而且直接關係到課程改革與發展的實踐。在某種意義上說，教材政策是課程政策的核心內容。
在我國內地，50年來的教材特別是教科書的研製與發行具有很強的行政性質，是一種國家行為；教材的發展經歷了"一綱一本"到"一綱多本"、由"國定製"到"審定製"的變化。具體而言，在1988年以前的三十多年裡，實行"國定製"或"統編制"。課程計劃（教學計劃）由國家教育部（教委）統一制定和頒發；教科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統一編制出版，由國家專門部門（新華書店）發行。這種教科書政策是國家集中統一的課程政策的體現，對於國家統一教育意志，乃至維護國家的統一，都產生了積極作用。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國家政治、經濟的發展和義務教育的需要，教育部頒發了中小學教材審定審查辦法和九年義務教育教材編寫規劃方案，將教材"國定製"改為"審定製"，提出編寫多套教材的規劃。審定製即，經允許的各地編寫規劃的教材，經國家中小學教材審定審查委員會審查審定的，向全國推薦，由各地選用；經省級教材審查委員會審查的，推薦在相應的省選用。所規劃的多套教材是面向大多數地區的"普通版"，面向經濟文化比較發達地區的"發達地區版"，面向廣東等地的"沿海版"和面向經濟文化比較薄弱地區的"內地版"，同時還允許上海、浙江等地根據自己的情況編寫大綱和教材。到90年代初，各套教材相繼出版使用，教材"一綱一本"的時代宣告結束，"一綱多本"甚至"多綱多本"的時代開始。從目前的教育實際來看，這種教材政策的實行有利地保證和促進了教材建設的多樣化進程。當然，有些措施還有待於修改和完善；在課程教材多樣化過程中，還有不少問題需要探討。
我國台灣地區教科書制度的發展變化，大致經歷了與內地相似的過程。香港地區則實行"選用制"，澳門地區實行"自由制"。上述四種不同的教材制度，到底哪重更好，不能一概而論。
主要參考文獻
1．熊明安：《中國近現代教學改革史》，重慶出版社1999年版。
2．課程教材研究所編：《課程教材研究十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課程教材研究所編：《課程教材研究1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當代教育叢書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教育》（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
5．胡瑞文主編：《中國基礎教育發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6．葉立群著：《課程教材改革探索》，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7．《周恩來教育文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頁。
8．《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第2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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