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晚清財政史 研究 ，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也存在著一些闕失，值得認真回顧和 總結 。在已經發表的有關學術史綜述中，對晚清財政史的研究涉及很少，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本文在總體回溯的基礎上，重點縷述幾個重要的專題研究和突出成果，最後討論晚清財政史研究的特點與不足。同時需要說明，由於視野和語言的限制，本文所涉及的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限於日本。掛一漏萬與不妥之處也請讀者批評指正。
一、學術史回顧：晚清財政史研究概述
應該說，對晚清財政史的研究，並非始於20世紀，在19世紀末已經開始。1897年，上海廣學會出版了英國駐上海領事哲美森的《 中國 度支考》(林樂知譯)，該書雖冠名「中國度支」，實則專門敘述清代特別是晚清的財政。該書的目錄較為龐雜，共分為「總論」、「政府疆吏交際」、「直省解京款項」、「漕運京餉」、「額外京餉」、「海關洋稅」、「歲人總論」、「地丁銀」、「漕糧」、「鹽課鹽厘」、「百貨厘金」、「新關洋稅」、「常關稅」、「土藥稅厘」、「雜稅」等36目。僅從繁雜的目錄來看，《中國度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著作，更多的具有資料選編色彩。當然，其資料也彌足珍貴，劉錦藻編撰的《清朝續 文獻 通考》就有所引用①，並稱晚清戶部的報告，「多脫誤，外人指其不合」，而哲美森的記述，「外人信為無誤」。這也正揭示出《中國度支考》的史料價值。
進入20世紀後，廣智書局1904年出版了梁啟超的《中國國債史》，梁氏對晚清的「國債」進行了初步的梳理。而吳廷燮的《清財政考略》(1914年鉛印本)，則是國人從整體上研究清代財政的第一部著作，對晚清財政亦有涉及。191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王振先《中國厘金 問題 》，是國內學者研究厘金問題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同 時代 的國外學者的注意。②此後，專門研究清代財政的專著不多見，最值得注意的是羅玉東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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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6，「國用四」；卷68，「國用六」，商務印書館1955年重排本。
按：《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6在引用時作者記為「哲美森」，卷68則記為「遮密孫」。
又按：《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8在敘述光緒朝財政時，還引用了日本人根岸佶的著作，並稱：「吾國財政向無報告，國人鮮有知者，近年始見預算案，然肯細心研究者亦不一二，覯日本人根岸佶為同文會會員，於吾國生計狀況鈎稽之勤，用力之久，遠駕吾國人士之上」。
②如木村增太郎《中國財政論》(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7年版)就引述過王氏的著作。按：《中國財政論》原名《支那財政論》，「支那」一詞，在 歷史 上，有對中國的蔑稱之嫌，因此，凡是在20世紀初至40年代初出版的日本研究著作中，用「支那」作書名的，一律譯作「中國」。但為了避免混亂，著名的資料書如《支那 經濟 全書》，仍依其舊。據倪建周、冬明《「支那」源流考》(《新華文摘》1999年第8期)稱，「支那」原是「Cina"的音譯，是古代印度對中國的稱呼，最早出現在梵文佛經中。日本辭書《廣辭苑》也有這種解釋。不過，在筆者看來，從讀音上看，「支那」(日語讀音作「席那」)更接近於拉丁語系的讀法，在西班牙語中「China」讀作「齊那」。筆者曾學過幾年的西班牙語，特予揭示。權作一說。
厘金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羅著對晚清厘金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是20世紀上半葉清代財政史領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另外，侯厚培的《中國近代經濟 發展 史》(上海大東書局1929年版)，是國內系統研究近代經濟史的第一部著作，是書對財政問題也給予了一定的關注，特別是對晚清的幣制改革，有較好的論述。趙豐田《晚清五十年經濟思想史》(哈佛燕京學社1939年版)，開了研究晚清經濟思想的先河，其中的「增歲人說」、「厚俸祿說」、「行預算說」等對考察這一時期財政思想很有啟發意義。
20世紀上半葉的晚清財政史研究專著雖不多見，但有關著作對晚清財政多有涉及。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立足於民國時期的財政研究，對晚清的財政問題進行回顧性研究。
如賈士毅《民國財政史》(商務印書館1917年版)，專列一章「財政之沿革」，對清代歷朝的財政分別加以敘述，其中，對光緒朝財政的敘述尤詳，細分為「光緒初年之財政」、「光緒中年之財政」、「光緒末年之財政」三個部分。在其他篇章中，也有對晚清財政的追溯或比較。葉元龍《中國財政問題》(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也涉及到晚清財政。又如陳滄來《中國鹽業》(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吳覺農、范和鈞《中國茶葉問題》(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李權時《現行商稅》(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金國寶《中國幣制問題》(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張家驤、吳宗燾、童蒙正《中國之幣制志匯兌》(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楊蔭溥《中國 金融 論》(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張輯顏《中國金融論》(黎明書局1936年版)，分別對晚清的鹽稅、茶稅、商稅、貨幣等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
第二，財政通史著作中對晚清財政的研究。
20世紀上半葉，財政通史的撰寫是一個突出的現象。這方面的著作有：胡鈞《中國財政史講義》(商務印書館1920年版)，徐式莊《中國財政史略》(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常乃德《中國財政制度史》(世界書局1930年版)，劉秉麟《中國財政小史》(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楊志濂《中國財政史輯要》(無錫大公圖書館1936年版)，劉不同《中國財政史》(大東書局1948年版)。在這些財政通史中，對晚清的財政予以了充分注意。如胡鈞《中國財政史講義》將中國財政的演變分作八個時期，其中清代劃作兩個時期，即清初至道光、咸豐至宣統。劉秉麟《中國財政小史》，對《賦役全書》、《 會計 冊》、《奏銷冊》等賦稅冊籍，以及財政體制、俸祿、貨幣、田賦、鹽稅、關稅、雜稅等都有簡要的敘述。其中，對晚清之雜稅有較好的論述：「清初人關時，對於各項雜斂，懸為例禁，滌盪繁苛，未始不善。降至中葉，雜稅亦多。而流毒之深，貽害之遠，莫如土藥稅。當時清廷收入，恃為大宗……其他各項雜稅，有相沿日久，向有定製者，有光宣之交，臨時加征者。前者有牙稅、當稅、契稅、鋪稅、漁稅、礦稅等數種，後者如直隸之煙稅、家屋稅、車捐、花捐、妓捐等。各省新設之名目，大抵相同。」表現出相當的概括能力和識見。
第三，通史性的專題史中對晚清財政的研究。
在通史性的專題研究方面，萬國鼎《中國田賦史》(正中書局1933年版)，徐士圭《中國田賦史略》(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陳登原《中國田賦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馬大英、江士傑、劉國明、王延超的《田賦史》下(《田賦會要》第三編，正中書局1944年版)，以及郎擎霄《中國民食史》(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和吳兆莘《中國稅制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都涉及有清一代的田賦及相關問題，有的論述較為深入。如吳兆莘的《中國稅制史》，對晚清的海關稅、厘金稅、土藥稅、茶稅、酒稅、契稅等給予了充分的注意。張家驤《中華幣制史》(民國大學出版部1925年版)，雖然是貨幣研究的通史著作，但表現出明顯的厚今薄古傾向，對清代以前的幣制只是概而述之，重點在於研究晚清至民國初年的相關問題，特別是對銀行、造幣廠的沿革有系統的論述。其他的通史性的專題研究，還有楊肇遇《中國典當業》(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歐宗祐《中國鹽政小史》(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曾仰豐《中國鹽政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等等，都有 參考 價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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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另外，鹽務署主持編撰的《中國鹽政沿革史》，分鹽區進行敘述，1914年出版《長蘆》分冊，1915年出版《奉天》分冊。筆者最近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僅見到這兩冊。就這兩冊來看，所謂的「中國鹽政沿革史」。主要仍是敘述清代。
專著之外，相關論文涉及到諸多方面。湯象龍《咸豐朝的貨幣》(《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11月)，梁啟超《各省濫鑄銅元小史》(《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中華書局1936年版)，譚彼岸《王茂蔭與咸豐時代的新貨幣制》(《中國 社會 經濟史研究集刊》第6卷第1期，1939年6月)、魏建猷《清代外國銀元之流人及其 影響 》(《東方雜誌》第41卷第18號，1945年9月)，是貨幣金融方面的代表作。夏鼐《太平天國前後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清華學報》第10卷第2期，1935年4月)和王毓銓《清末田賦與農民》(《食貨》第3卷第5期，1936年2月)，是田賦方面的代表作。彭雨新《清末中央與各省財政關係》(《社會 科學 雜誌》第9卷第1期，1947年6月)，羅爾綱《清季兵為將有的起源》(《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6月)，對於晚清中央財政體制的瓦解以及地方財政自主權的擴大等問題，有深入的 分析 。羅玉東《光緒朝補救財政之方策》(《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吳廷燮《論光緒朝之財政》(《文獻論叢》，故宮博物院1936年刊印)，則分析了晚清財權下移之情勢下，清廷的財政清理。在外債與賠款的研究方面，湯象龍《民國以前關稅擔保之外債》(《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工期，1935年5月)、《民國以前的賠款是如何償付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1935年11月)，是兩篇重要的作品。另外，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費》(《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l期，1932年11月)、《清季出使各國使領經費》(《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以及沈鑒《辛亥革命前夕我國之陸軍軍費》(《社會科學》第2卷第2期，1937年1月)，也是對相關論題的開創性研究。在厘金研究方面，羅玉東《厘金制度之起源及其 理論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l期，1932年u月)，傅衣凌《清末厘金制起源新論》(《社會科學季刊》第2卷，1946年)，具有代表性。在海關研究方面，則有鄭友揆《我國海關貿易統計編制 方法 及其 內容 沿革考》(《社會科學雜誌》第5卷第3期，1934年9月)，湯象龍《光緒三十年粵海關的改革》(《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工期，1935年5月)等論文。
與同時期的國內學者的研究相比，國外學者的研究值得重視。在日本，20世紀初至40年代，形成了對晚清財政的研究熱潮。
木村增太郎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研究清代財政史的最著名的日本學者。他先後出版了《中國的經濟與財政》、《中國的財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中國的厘金制度》、《中國財政論》、《 現代 中國的財政經濟》等數部研究著作。除了《中國的厘金制度》(東京東亞事情研究會1926年版)專門研究厘金問題，《現代中國的財政經濟》(東京生活社1940年版)專門研究民國財政外，其他幾部著作均是以研究晚清和民國初年的財政為重點。《中國的經濟與財政》(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3年版)，共10章，該書除了研究一些較為特殊的經濟門類如特種商(牙行、買辦)和組合制度(商人的同業組織，會館、公所、工商業行會等)外，其著重點在於研究晚清的外國銀行、晚清的財政困境與內外債、清末的改革。《中國的財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東京啟明會1925年版)，討論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晚清財力匱乏的經過與借款，二是歲出與歲人的狀況，三是財政組織的變革，四是財政的清理整頓。《中國財政論》，主要研究了財政制度、稅收制度、外債與內債。木村氏的幾部著作，有重複之處，但在論及同一問題時，也不是完全相同，後出版的著作有一些新的進展。如《中國的經濟與財政》和《中國財政論》都列有「租稅制度」一章，前者主要研究了田賦，其他稅種只是在「稅制概要」一節中略有介紹。後者除了對田賦、鹽稅、常關稅、海關稅這些稅種加以論說外，對貨物稅(厘金)、煙酒稅、印花稅也做了專節探討。安東不二雄《中國的財政》(東京東亞實進社1921年版)，分為5編32章，以研究晚清至民國初年的財政狀況、外債、內債、銀行、歲計為重點，對晚清內外債的研究尤為細緻。松井義夫《清朝經費之研究》(滿鐵經濟調查會「經調資料」第66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5年版)，分為制度和經費二編，在一般陸敘述財務行政以及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的基礎上，重點探討了晚清的財政支出和相關財政問題。百瀨弘《清朝的財政經濟政策》①，則對有清一代的財政經濟政策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另外，平瀨巳之吉《近代中國經濟史》(中央公論社1942年版)，小竹文夫《近世中國經濟史研究》(東京弘文堂書店1942年版)，竹內元平《最近中國財政概說》，(「滿鐵調查資料」第108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29年版)等，也涉及到晚清的財政狀況與沿革。其他專題性的研究，在關稅方面有：吉田虎雄《中國關稅及厘金制度》(東京北文館1915年版)，高柳松一郎《中國關稅制度論》②(京都內外出版株式會社1920年版)，西川喜一《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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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東亞研究所報》第20號，1943年。已由鄭永昌譯成中文，附錄於《財政與近代史論文集》下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版)。
②該書原名為《支那關稅制度論》，1926年又出版了改定增補版。中文版由李達翻譯，作為「經濟叢書社從書」之五．商務印書館1924年出版。
政金融與關稅制度》(上海日本堂書店1925年版)。在貨幣金融方面有：佐野善作《清國貨幣問題》和《滬漢金融機關》(合稱《清國貨幣問題、滬漢金融機關調查報告》，東京高等商業學校1905年版)，清水孫秉《清國貨幣論》(東京富山房1911年版)，根岸佶《中國貨幣改革論》(東京支那經濟學會1919年版)，井村薰雄《中國的金融與貨幣》(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4年版)及《中國的貨幣與度量衡》(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6年版)，吉田虎雄《中國貨幣研究》(山口市東亞經濟研究會1933年版)，宮下忠雄《中國貨幣制度論》(大阪寶文館1938年版)及《中國銀行制度論》(東京岩松堂書店1941年版)。在內外債方面有：安東不二雄《清國國債事情》(橫濱正金銀行1910年版)，大山嘉藏《中國的國債與列強》(東京文影堂書店1915年版)，豐田多賀雄《中國的借款金融政策》(大阪 工業 之日本社1918年版)，中濱義久《中國的對外借款》(「滿鐵調查資料」第112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29年版)，濱田峰太郎《中國的財政和公債》(東亞研究會1930年版)，樋口弘《日本的對華投資研究》(東京生活社1939年版)等等。
新中國成立以後，直到80年代之前，中國大陸學者對晚清財政史的專題研究雖然不突出，但也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燕京大學1950年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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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許大齡《明清史論集》收錄。
對清代各個時期的捐納制度做了系統研究，在史的描述的基礎上，對捐納與財政、吏治的關係，有很好的說明，是這一研究領域的拓荒性著作。彭雨新《清代關稅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雖然篇幅不大，卻是國內學者系統研究清代關稅的著作，既扼要介紹了鴉片戰爭前戶部關和工部關的設置及徵稅制度，又論述了鴉片戰爭後中國海關和關稅權的被侵占。魏建猷《中國近代貨幣史》(群聯出版社1955年版)，則是此一時期研究貨幣金融方面的代表性著作。魏著主要研究鴉片戰爭後的銀兩制度、制錢制度、晚清的幣制變革，以及近代外國銀元的流人及其影響。劉秉麟《近代中國外債史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版)，對晚清以來的外債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彭澤益在這一時期發表了較多的論文，《鴉片戰後十年間銀貴錢賤波動下的中國經濟與階級關係》(《歷史研究》1961年第6期)、《論鴉片戰爭賠款》(《經濟研究》1962年第12期)、《1853—1868年的中國通貨膨脹》(《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1979年第1集)、《十九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清朝財政危機和財政搜刮的加劇》(《歷史學》1979年第2期)等，都是對相關論題進行深入研究的力作。
相對於內地學者的研究成果而言，20世紀80年代之前，國外學者和 台灣 地區學者在晚清財政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佐伯富《清代鹽政之研究》(東洋史研究會1956年版)，是研究清代鹽政的重要著作。E．G．比爾《厘金的起源——1853—1864》(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學1958年版)，是繼羅玉東的《中國厘金史》之後研究早期厘金的重要著作。景復朗《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和貨幣政策》(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學1965年版)，對晚清的貨幣進行了新的研究。王業鍵《中華帝國的田賦》(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學1973年版)，則是晚清田賦研究的出色著作。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版)、《淮軍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以及劉鳳翰《新建陸軍》(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對晚清有關方面的軍費有所涉及。何烈《厘金制度新探》(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2年版)，在前此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有新的探索。王樹槐《庚子賠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對庚子賠款的議定、籌措、償付等做了系統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新一代學者的成長，同時也由於以往研究的積累，晚清財政史的研究也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其標誌有四：
第一，晚清財政史的研究受到重視，有多部「斷代」財政史著作出版。何烈《清咸同時期的財政》(台北「國立」編譯館1981年版)，在探討咸豐以前財政概況的基礎上，對咸同時期財政收入、財政支出、錢糧虧空、奏銷制度以及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變化等問題都有深入的研究。左治生《中國近代財政史叢稿》(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對清代後期的財政收入、財政支出、財政管理以及太平天國的財政有較為系統的論述。孫文學主編{中國近代財政史》(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在敘述清代後期的財政時，主要注意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變態，同時，對太平天國的財政和晚清的財政思想，也有一定的論述。鄧紹輝《晚清財政與中國近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試圖從晚清財政管理體制的演變，以及稅收制度與財政支出制度的變化等方面，探討晚清財政變革與近代化的關係。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分別對鴉片戰爭與清朝財政、太平天國與清朝財政、洋務運動時期的清朝財政、甲午戰爭後的清朝財政、覆滅前夜的清朝財政、財政演變中的經濟與社會，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周志初《晚清財政經濟研究》(齊魯書社2002年版)，重點探討了晚清財政管理體制的演變和晚清財政收支結構的變動。
第二，晚清財政研究向縱深發展，出版了多部專史研究著作。在鹽稅研究方面，有牧寒《內蒙古鹽業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陳鋒《清代鹽政與鹽稅》(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宋良曦、鍾長永《川鹽史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關稅研究方面，有趙淑敏《中國海關史》(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年版)，盧漢超《赫德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敬虞《赫德與近代中西關係》(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蔡渭洲{中國海關簡史》(中國展望出版社***年版)，葉松年{中國近代海關稅則史》(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中國近代海關史問題初探》(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戴一峰《近代中國海關與中國財政》(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岡本隆司《近代中國與海關》(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9年版)。在軍費研究方面，有王爾敏《淮軍志》，羅爾綱《綠營兵志》(中華書局1984年版)、《湘軍兵志》(中華書局1994年版)和《晚清兵志》(中華書局1997年版)，龍盛運《湘軍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陸方、李之渤《晚清淮系集團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樊百川《淮軍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晚清海軍興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貨幣金融研究方面，有王業鍵《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制度的演進(1664—1937)》(台北，中研院經濟研究所1981年版)，鄭家度《廣西近百年貨幣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宇平《近代中國的貨幣改革思潮(1902—1914)》(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7年版)，王宏斌《晚清貨幣比價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宮下忠雄《近代中國銀兩制度研究》(有明書房1990年版)，戴建兵《中國近代紙幣》(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姚會元《中國貨幣銀行》(武漢測繪 科技 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張通寶《湖北近代貨幣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穆淵《清代新疆貨幣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桑潤生《簡明近代金融史》(立信會計出版社1995年版)，程霖《中國近代銀行制度建設思想研究》(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在外債和外資研究方面，有曹均偉《近代中國利用外資》(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許毅等《清代外債史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曹均偉、方小芬《中國近代利用外資活動》(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在太平天國的財政經濟制度研究方面，有郭毅生《太平天國經濟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第三，有關論文集的出版較為活躍，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出版的《中國近現代史論集》值得注意，該論文集分作30編(本)，在許多編中都有相關的財政研究論文，如第二編中王仲孚的《同光間新疆回亂的善後措施》，第八編中莊吉發的《清季南北洋海防經費的籌措》，包遵彭的《清季海軍經費考實》，吳相湘的《清季園苑建築與海軍經費》，第十編中全漢昇的《清季鐵路建設的資本問題》，莊吉發的《清季鐵路經費的籌措》，第十一編中黃俊彥的《甲午戰後籌還外債與財政的變革》，第十三編中王樹槐的《庚子地方賠款》等等。孫健編《中國經濟史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收錄了彭雨新《中國近代財政史簡述》、宓汝成《近代中國外債》等長篇論文，這些論文雖屬講義性質，但由於是作者的多年研究心得，不乏真知灼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歷史》(1999年版)，分為上、下兩集，收錄了許多有分量的論文。個人的論文專集有彭澤益《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湯象龍《中國近代財政經濟史論文選》(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陳鋒《陳鋒自選集》(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山本進《清代財政史研究》(汲古書院2002年版)等。
第四，有關研究論文數量繁多，幾乎涉及晚清財政的各個方面。有些研究論文具有較高的研究水準，如彭澤益《清代咸同年間軍需奏銷統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分別對鎮壓太平軍、捻軍、西北回民起義、西南人民起義、兩粵閩台人民起義的軍費支出進行了梳理統計。彭雨新《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財政的崩潰》(《辛亥革命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系統研究了晚清的財政收人、財政支出以及清廷的財政困境。何漢威(清末賦稅基準的擴大及其局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冊，1988年12月)，不但注意到了
晚清財政的總體狀況，而且對煙酒稅、契稅進行了深入研究。另外，劉克祥《太平天國後清政府的財政整頓和賦稅搜刮》(《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岩井茂樹《清代國家財政中的中央與地方一一以酌撥制度為中心》(《東洋史研究》第42卷第2號，1983年)，魏光奇《清代後期中央集權財政體制的危機》(《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周育民《甲午戰後清朝財政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工989年第4期)，張國輝《晚清財政與咸豐朝通貨膨脹》(《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等等，都是有關方面的代表作。
上述之外，一些斷代著作和經濟史著作中，也對晚清的財政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宓汝成主編的《清代通史》第8卷、劉克祥主編的《清代通史》第10卷(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嚴中平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一一1840—1894》(人民出版社***年版)，汪敬虞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一一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都有相當的篇幅對財政問題進行表述。郭松義、李新達、李尚英《清朝典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相關章節中，對財政問題著墨較多。杜家驥《清代簡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列有「財政」專章。朱英《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也有對「晚清的財政金融政策」的專章討論。
一、學術史回顧：晚清財政史研究概述
應該說，對晚清財政史的研究，並非始於20世紀，在19世紀末已經開始。1897年，上海廣學會出版了英國駐上海領事哲美森的《 中國 度支考》(林樂知譯)，該書雖冠名「中國度支」，實則專門敘述清代特別是晚清的財政。該書的目錄較為龐雜，共分為「總論」、「政府疆吏交際」、「直省解京款項」、「漕運京餉」、「額外京餉」、「海關洋稅」、「歲人總論」、「地丁銀」、「漕糧」、「鹽課鹽厘」、「百貨厘金」、「新關洋稅」、「常關稅」、「土藥稅厘」、「雜稅」等36目。僅從繁雜的目錄來看，《中國度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著作，更多的具有資料選編色彩。當然，其資料也彌足珍貴，劉錦藻編撰的《清朝續 文獻 通考》就有所引用①，並稱晚清戶部的報告，「多脫誤，外人指其不合」，而哲美森的記述，「外人信為無誤」。這也正揭示出《中國度支考》的史料價值。
進入20世紀後，廣智書局1904年出版了梁啟超的《中國國債史》，梁氏對晚清的「國債」進行了初步的梳理。而吳廷燮的《清財政考略》(1914年鉛印本)，則是國人從整體上研究清代財政的第一部著作，對晚清財政亦有涉及。191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王振先《中國厘金 問題 》，是國內學者研究厘金問題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同 時代 的國外學者的注意。②此後，專門研究清代財政的專著不多見，最值得注意的是羅玉東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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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6，「國用四」；卷68，「國用六」，商務印書館1955年重排本。
按：《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6在引用時作者記為「哲美森」，卷68則記為「遮密孫」。
又按：《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8在敘述光緒朝財政時，還引用了日本人根岸佶的著作，並稱：「吾國財政向無報告，國人鮮有知者，近年始見預算案，然肯細心研究者亦不一二，覯日本人根岸佶為同文會會員，於吾國生計狀況鈎稽之勤，用力之久，遠駕吾國人士之上」。
②如木村增太郎《中國財政論》(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7年版)就引述過王氏的著作。按：《中國財政論》原名《支那財政論》，「支那」一詞，在 歷史 上，有對中國的蔑稱之嫌，因此，凡是在20世紀初至40年代初出版的日本研究著作中，用「支那」作書名的，一律譯作「中國」。但為了避免混亂，著名的資料書如《支那 經濟 全書》，仍依其舊。據倪建周、冬明《「支那」源流考》(《新華文摘》1999年第8期)稱，「支那」原是「Cina"的音譯，是古代印度對中國的稱呼，最早出現在梵文佛經中。日本辭書《廣辭苑》也有這種解釋。不過，在筆者看來，從讀音上看，「支那」(日語讀音作「席那」)更接近於拉丁語系的讀法，在西班牙語中「China」讀作「齊那」。筆者曾學過幾年的西班牙語，特予揭示。權作一說。
厘金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羅著對晚清厘金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是20世紀上半葉清代財政史領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另外，侯厚培的《中國近代經濟 發展 史》(上海大東書局1929年版)，是國內系統研究近代經濟史的第一部著作，是書對財政問題也給予了一定的關注，特別是對晚清的幣制改革，有較好的論述。趙豐田《晚清五十年經濟思想史》(哈佛燕京學社1939年版)，開了研究晚清經濟思想的先河，其中的「增歲人說」、「厚俸祿說」、「行預算說」等對考察這一時期財政思想很有啟發意義。
20世紀上半葉的晚清財政史研究專著雖不多見，但有關著作對晚清財政多有涉及。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立足於民國時期的財政研究，對晚清的財政問題進行回顧性研究。
如賈士毅《民國財政史》(商務印書館1917年版)，專列一章「財政之沿革」，對清代歷朝的財政分別加以敘述，其中，對光緒朝財政的敘述尤詳，細分為「光緒初年之財政」、「光緒中年之財政」、「光緒末年之財政」三個部分。在其他篇章中，也有對晚清財政的追溯或比較。葉元龍《中國財政問題》(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也涉及到晚清財政。又如陳滄來《中國鹽業》(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吳覺農、范和鈞《中國茶葉問題》(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李權時《現行商稅》(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金國寶《中國幣制問題》(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張家驤、吳宗燾、童蒙正《中國之幣制志匯兌》(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楊蔭溥《中國 金融 論》(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張輯顏《中國金融論》(黎明書局1936年版)，分別對晚清的鹽稅、茶稅、商稅、貨幣等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
第二，財政通史著作中對晚清財政的研究。
20世紀上半葉，財政通史的撰寫是一個突出的現象。這方面的著作有：胡鈞《中國財政史講義》(商務印書館1920年版)，徐式莊《中國財政史略》(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常乃德《中國財政制度史》(世界書局1930年版)，劉秉麟《中國財政小史》(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楊志濂《中國財政史輯要》(無錫大公圖書館1936年版)，劉不同《中國財政史》(大東書局1948年版)。在這些財政通史中，對晚清的財政予以了充分注意。如胡鈞《中國財政史講義》將中國財政的演變分作八個時期，其中清代劃作兩個時期，即清初至道光、咸豐至宣統。劉秉麟《中國財政小史》，對《賦役全書》、《 會計 冊》、《奏銷冊》等賦稅冊籍，以及財政體制、俸祿、貨幣、田賦、鹽稅、關稅、雜稅等都有簡要的敘述。其中，對晚清之雜稅有較好的論述：「清初人關時，對於各項雜斂，懸為例禁，滌盪繁苛，未始不善。降至中葉，雜稅亦多。而流毒之深，貽害之遠，莫如土藥稅。當時清廷收入，恃為大宗……其他各項雜稅，有相沿日久，向有定製者，有光宣之交，臨時加征者。前者有牙稅、當稅、契稅、鋪稅、漁稅、礦稅等數種，後者如直隸之煙稅、家屋稅、車捐、花捐、妓捐等。各省新設之名目，大抵相同。」表現出相當的概括能力和識見。
第三，通史性的專題史中對晚清財政的研究。
在通史性的專題研究方面，萬國鼎《中國田賦史》(正中書局1933年版)，徐士圭《中國田賦史略》(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陳登原《中國田賦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馬大英、江士傑、劉國明、王延超的《田賦史》下(《田賦會要》第三編，正中書局1944年版)，以及郎擎霄《中國民食史》(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和吳兆莘《中國稅制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都涉及有清一代的田賦及相關問題，有的論述較為深入。如吳兆莘的《中國稅制史》，對晚清的海關稅、厘金稅、土藥稅、茶稅、酒稅、契稅等給予了充分的注意。張家驤《中華幣制史》(民國大學出版部1925年版)，雖然是貨幣研究的通史著作，但表現出明顯的厚今薄古傾向，對清代以前的幣制只是概而述之，重點在於研究晚清至民國初年的相關問題，特別是對銀行、造幣廠的沿革有系統的論述。其他的通史性的專題研究，還有楊肇遇《中國典當業》(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歐宗祐《中國鹽政小史》(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曾仰豐《中國鹽政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等等，都有 參考 價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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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另外，鹽務署主持編撰的《中國鹽政沿革史》，分鹽區進行敘述，1914年出版《長蘆》分冊，1915年出版《奉天》分冊。筆者最近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僅見到這兩冊。就這兩冊來看，所謂的「中國鹽政沿革史」。主要仍是敘述清代。
專著之外，相關論文涉及到諸多方面。湯象龍《咸豐朝的貨幣》(《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11月)，梁啟超《各省濫鑄銅元小史》(《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中華書局1936年版)，譚彼岸《王茂蔭與咸豐時代的新貨幣制》(《中國 社會 經濟史研究集刊》第6卷第1期，1939年6月)、魏建猷《清代外國銀元之流人及其 影響 》(《東方雜誌》第41卷第18號，1945年9月)，是貨幣金融方面的代表作。夏鼐《太平天國前後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清華學報》第10卷第2期，1935年4月)和王毓銓《清末田賦與農民》(《食貨》第3卷第5期，1936年2月)，是田賦方面的代表作。彭雨新《清末中央與各省財政關係》(《社會 科學 雜誌》第9卷第1期，1947年6月)，羅爾綱《清季兵為將有的起源》(《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6月)，對於晚清中央財政體制的瓦解以及地方財政自主權的擴大等問題，有深入的 分析 。羅玉東《光緒朝補救財政之方策》(《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吳廷燮《論光緒朝之財政》(《文獻論叢》，故宮博物院1936年刊印)，則分析了晚清財權下移之情勢下，清廷的財政清理。在外債與賠款的研究方面，湯象龍《民國以前關稅擔保之外債》(《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工期，1935年5月)、《民國以前的賠款是如何償付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1935年11月)，是兩篇重要的作品。另外，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費》(《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l期，1932年11月)、《清季出使各國使領經費》(《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以及沈鑒《辛亥革命前夕我國之陸軍軍費》(《社會科學》第2卷第2期，1937年1月)，也是對相關論題的開創性研究。在厘金研究方面，羅玉東《厘金制度之起源及其 理論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l期，1932年u月)，傅衣凌《清末厘金制起源新論》(《社會科學季刊》第2卷，1946年)，具有代表性。在海關研究方面，則有鄭友揆《我國海關貿易統計編制 方法 及其 內容 沿革考》(《社會科學雜誌》第5卷第3期，1934年9月)，湯象龍《光緒三十年粵海關的改革》(《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工期，1935年5月)等論文。
與同時期的國內學者的研究相比，國外學者的研究值得重視。在日本，20世紀初至40年代，形成了對晚清財政的研究熱潮。
木村增太郎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研究清代財政史的最著名的日本學者。他先後出版了《中國的經濟與財政》、《中國的財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中國的厘金制度》、《中國財政論》、《 現代 中國的財政經濟》等數部研究著作。除了《中國的厘金制度》(東京東亞事情研究會1926年版)專門研究厘金問題，《現代中國的財政經濟》(東京生活社1940年版)專門研究民國財政外，其他幾部著作均是以研究晚清和民國初年的財政為重點。《中國的經濟與財政》(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3年版)，共10章，該書除了研究一些較為特殊的經濟門類如特種商(牙行、買辦)和組合制度(商人的同業組織，會館、公所、工商業行會等)外，其著重點在於研究晚清的外國銀行、晚清的財政困境與內外債、清末的改革。《中國的財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東京啟明會1925年版)，討論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晚清財力匱乏的經過與借款，二是歲出與歲人的狀況，三是財政組織的變革，四是財政的清理整頓。《中國財政論》，主要研究了財政制度、稅收制度、外債與內債。木村氏的幾部著作，有重複之處，但在論及同一問題時，也不是完全相同，後出版的著作有一些新的進展。如《中國的經濟與財政》和《中國財政論》都列有「租稅制度」一章，前者主要研究了田賦，其他稅種只是在「稅制概要」一節中略有介紹。後者除了對田賦、鹽稅、常關稅、海關稅這些稅種加以論說外，對貨物稅(厘金)、煙酒稅、印花稅也做了專節探討。安東不二雄《中國的財政》(東京東亞實進社1921年版)，分為5編32章，以研究晚清至民國初年的財政狀況、外債、內債、銀行、歲計為重點，對晚清內外債的研究尤為細緻。松井義夫《清朝經費之研究》(滿鐵經濟調查會「經調資料」第66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5年版)，分為制度和經費二編，在一般陸敘述財務行政以及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的基礎上，重點探討了晚清的財政支出和相關財政問題。百瀨弘《清朝的財政經濟政策》①，則對有清一代的財政經濟政策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另外，平瀨巳之吉《近代中國經濟史》(中央公論社1942年版)，小竹文夫《近世中國經濟史研究》(東京弘文堂書店1942年版)，竹內元平《最近中國財政概說》，(「滿鐵調查資料」第108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29年版)等，也涉及到晚清的財政狀況與沿革。其他專題性的研究，在關稅方面有：吉田虎雄《中國關稅及厘金制度》(東京北文館1915年版)，高柳松一郎《中國關稅制度論》②(京都內外出版株式會社1920年版)，西川喜一《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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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東亞研究所報》第20號，1943年。已由鄭永昌譯成中文，附錄於《財政與近代史論文集》下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版)。
②該書原名為《支那關稅制度論》，1926年又出版了改定增補版。中文版由李達翻譯，作為「經濟叢書社從書」之五．商務印書館1924年出版。
政金融與關稅制度》(上海日本堂書店1925年版)。在貨幣金融方面有：佐野善作《清國貨幣問題》和《滬漢金融機關》(合稱《清國貨幣問題、滬漢金融機關調查報告》，東京高等商業學校1905年版)，清水孫秉《清國貨幣論》(東京富山房1911年版)，根岸佶《中國貨幣改革論》(東京支那經濟學會1919年版)，井村薰雄《中國的金融與貨幣》(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4年版)及《中國的貨幣與度量衡》(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6年版)，吉田虎雄《中國貨幣研究》(山口市東亞經濟研究會1933年版)，宮下忠雄《中國貨幣制度論》(大阪寶文館1938年版)及《中國銀行制度論》(東京岩松堂書店1941年版)。在內外債方面有：安東不二雄《清國國債事情》(橫濱正金銀行1910年版)，大山嘉藏《中國的國債與列強》(東京文影堂書店1915年版)，豐田多賀雄《中國的借款金融政策》(大阪 工業 之日本社1918年版)，中濱義久《中國的對外借款》(「滿鐵調查資料」第112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29年版)，濱田峰太郎《中國的財政和公債》(東亞研究會1930年版)，樋口弘《日本的對華投資研究》(東京生活社1939年版)等等。
新中國成立以後，直到80年代之前，中國大陸學者對晚清財政史的專題研究雖然不突出，但也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燕京大學1950年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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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許大齡《明清史論集》收錄。
對清代各個時期的捐納制度做了系統研究，在史的描述的基礎上，對捐納與財政、吏治的關係，有很好的說明，是這一研究領域的拓荒性著作。彭雨新《清代關稅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雖然篇幅不大，卻是國內學者系統研究清代關稅的著作，既扼要介紹了鴉片戰爭前戶部關和工部關的設置及徵稅制度，又論述了鴉片戰爭後中國海關和關稅權的被侵占。魏建猷《中國近代貨幣史》(群聯出版社1955年版)，則是此一時期研究貨幣金融方面的代表性著作。魏著主要研究鴉片戰爭後的銀兩制度、制錢制度、晚清的幣制變革，以及近代外國銀元的流人及其影響。劉秉麟《近代中國外債史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版)，對晚清以來的外債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彭澤益在這一時期發表了較多的論文，《鴉片戰後十年間銀貴錢賤波動下的中國經濟與階級關係》(《歷史研究》1961年第6期)、《論鴉片戰爭賠款》(《經濟研究》1962年第12期)、《1853—1868年的中國通貨膨脹》(《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1979年第1集)、《十九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清朝財政危機和財政搜刮的加劇》(《歷史學》1979年第2期)等，都是對相關論題進行深入研究的力作。
相對於內地學者的研究成果而言，20世紀80年代之前，國外學者和 台灣 地區學者在晚清財政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佐伯富《清代鹽政之研究》(東洋史研究會1956年版)，是研究清代鹽政的重要著作。E．G．比爾《厘金的起源——1853—1864》(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學1958年版)，是繼羅玉東的《中國厘金史》之後研究早期厘金的重要著作。景復朗《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和貨幣政策》(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學1965年版)，對晚清的貨幣進行了新的研究。王業鍵《中華帝國的田賦》(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學1973年版)，則是晚清田賦研究的出色著作。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版)、《淮軍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以及劉鳳翰《新建陸軍》(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對晚清有關方面的軍費有所涉及。何烈《厘金制度新探》(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2年版)，在前此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有新的探索。王樹槐《庚子賠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對庚子賠款的議定、籌措、償付等做了系統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新一代學者的成長，同時也由於以往研究的積累，晚清財政史的研究也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其標誌有四：
第一，晚清財政史的研究受到重視，有多部「斷代」財政史著作出版。何烈《清咸同時期的財政》(台北「國立」編譯館1981年版)，在探討咸豐以前財政概況的基礎上，對咸同時期財政收入、財政支出、錢糧虧空、奏銷制度以及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變化等問題都有深入的研究。左治生《中國近代財政史叢稿》(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對清代後期的財政收入、財政支出、財政管理以及太平天國的財政有較為系統的論述。孫文學主編{中國近代財政史》(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在敘述清代後期的財政時，主要注意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變態，同時，對太平天國的財政和晚清的財政思想，也有一定的論述。鄧紹輝《晚清財政與中國近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試圖從晚清財政管理體制的演變，以及稅收制度與財政支出制度的變化等方面，探討晚清財政變革與近代化的關係。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分別對鴉片戰爭與清朝財政、太平天國與清朝財政、洋務運動時期的清朝財政、甲午戰爭後的清朝財政、覆滅前夜的清朝財政、財政演變中的經濟與社會，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周志初《晚清財政經濟研究》(齊魯書社2002年版)，重點探討了晚清財政管理體制的演變和晚清財政收支結構的變動。
第二，晚清財政研究向縱深發展，出版了多部專史研究著作。在鹽稅研究方面，有牧寒《內蒙古鹽業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陳鋒《清代鹽政與鹽稅》(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宋良曦、鍾長永《川鹽史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關稅研究方面，有趙淑敏《中國海關史》(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年版)，盧漢超《赫德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敬虞《赫德與近代中西關係》(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蔡渭洲{中國海關簡史》(中國展望出版社***年版)，葉松年{中國近代海關稅則史》(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中國近代海關史問題初探》(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戴一峰《近代中國海關與中國財政》(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岡本隆司《近代中國與海關》(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9年版)。在軍費研究方面，有王爾敏《淮軍志》，羅爾綱《綠營兵志》(中華書局1984年版)、《湘軍兵志》(中華書局1994年版)和《晚清兵志》(中華書局1997年版)，龍盛運《湘軍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陸方、李之渤《晚清淮系集團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樊百川《淮軍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晚清海軍興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貨幣金融研究方面，有王業鍵《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制度的演進(1664—1937)》(台北，中研院經濟研究所1981年版)，鄭家度《廣西近百年貨幣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宇平《近代中國的貨幣改革思潮(1902—1914)》(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7年版)，王宏斌《晚清貨幣比價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宮下忠雄《近代中國銀兩制度研究》(有明書房1990年版)，戴建兵《中國近代紙幣》(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姚會元《中國貨幣銀行》(武漢測繪 科技 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張通寶《湖北近代貨幣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穆淵《清代新疆貨幣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桑潤生《簡明近代金融史》(立信會計出版社1995年版)，程霖《中國近代銀行制度建設思想研究》(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在外債和外資研究方面，有曹均偉《近代中國利用外資》(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許毅等《清代外債史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曹均偉、方小芬《中國近代利用外資活動》(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在太平天國的財政經濟制度研究方面，有郭毅生《太平天國經濟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第三，有關論文集的出版較為活躍，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出版的《中國近現代史論集》值得注意，該論文集分作30編(本)，在許多編中都有相關的財政研究論文，如第二編中王仲孚的《同光間新疆回亂的善後措施》，第八編中莊吉發的《清季南北洋海防經費的籌措》，包遵彭的《清季海軍經費考實》，吳相湘的《清季園苑建築與海軍經費》，第十編中全漢昇的《清季鐵路建設的資本問題》，莊吉發的《清季鐵路經費的籌措》，第十一編中黃俊彥的《甲午戰後籌還外債與財政的變革》，第十三編中王樹槐的《庚子地方賠款》等等。孫健編《中國經濟史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收錄了彭雨新《中國近代財政史簡述》、宓汝成《近代中國外債》等長篇論文，這些論文雖屬講義性質，但由於是作者的多年研究心得，不乏真知灼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歷史》(1999年版)，分為上、下兩集，收錄了許多有分量的論文。個人的論文專集有彭澤益《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湯象龍《中國近代財政經濟史論文選》(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陳鋒《陳鋒自選集》(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山本進《清代財政史研究》(汲古書院2002年版)等。
第四，有關研究論文數量繁多，幾乎涉及晚清財政的各個方面。有些研究論文具有較高的研究水準，如彭澤益《清代咸同年間軍需奏銷統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分別對鎮壓太平軍、捻軍、西北回民起義、西南人民起義、兩粵閩台人民起義的軍費支出進行了梳理統計。彭雨新《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財政的崩潰》(《辛亥革命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系統研究了晚清的財政收人、財政支出以及清廷的財政困境。何漢威(清末賦稅基準的擴大及其局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冊，1988年12月)，不但注意到了
晚清財政的總體狀況，而且對煙酒稅、契稅進行了深入研究。另外，劉克祥《太平天國後清政府的財政整頓和賦稅搜刮》(《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岩井茂樹《清代國家財政中的中央與地方一一以酌撥制度為中心》(《東洋史研究》第42卷第2號，1983年)，魏光奇《清代後期中央集權財政體制的危機》(《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周育民《甲午戰後清朝財政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工989年第4期)，張國輝《晚清財政與咸豐朝通貨膨脹》(《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等等，都是有關方面的代表作。
上述之外，一些斷代著作和經濟史著作中，也對晚清的財政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宓汝成主編的《清代通史》第8卷、劉克祥主編的《清代通史》第10卷(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嚴中平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一一1840—1894》(人民出版社***年版)，汪敬虞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一一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都有相當的篇幅對財政問題進行表述。郭松義、李新達、李尚英《清朝典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相關章節中，對財政問題著墨較多。杜家驥《清代簡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列有「財政」專章。朱英《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也有對「晚清的財政金融政策」的專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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