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我國北方地區沙塵暴現象的增多和南方地區泥雨現象的出現，不少人開始將山羊視為我國生態環境惡化的罪魁禍首。據說：山羊不僅吃草，而且還會用蹄子將草根從土中刨出來吃掉，這就造成了西部地區植被的破壞和草原沙化現象的產生，最終結局必然是形成沙塵暴和泥雨等環境惡化 問題 。因此，要想阻止草原沙漠化，就應該儘快將山羊「斬盡殺絕」！例如，內蒙古伊克昭盟的8個旗市，大多數旗市都制定了針對山羊的「禁牧令」，一些旗甚至下定決心，要在三年內把山羊消滅乾淨。而且據有關媒體報道，至2000年10月份為止，伊克昭盟至少有60萬隻山羊被消滅掉了。本文將證明我國西部地區草原沙化以及沙塵暴的出現，深層原因在於人類受利益趨使而對草原這一「公共資源」實施了過度放牧與使用。在現行的制度框架下，特別是在保持我國土地制度不變的前提下，解決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環境問題迫切需要減少或轉移牧區人口，而非簡單地減少山羊的放牧數量。
一、草原沙化的深層原因是人類在利益的趨使下對草原資源實施了過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糧農組織就出版了《山羊》一書，該書針對委內瑞拉部分地區所存在的類似於我們 中國 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壞問題，用了整整兩章的篇幅為山羊「澄清了事實」，並反覆強調指出，山羊作為地球上的最優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並不是草原生態惡化的元兇。我國寧夏自治區畜牧工作站副站長、高級畜牧師龔偉宏同志也從生物學的角度較全面地透視了山羊和綿羊的生活習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綿羊那樣有較深的二裂唇，不能緊靠地面採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葉，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採食率僅為14．6％，而綿羊則高達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遊走、耐旱耐粗飼，適應性和生活力比綿羊及牛群更強，它可以採食到其他動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懸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荊棘蔓延，並且往往能在人為砍伐的林區、挖墾過的草原和其他動物掠食過的退化草地上，繼續生存並為人類提供優質產品」。實際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眾多可貴的特點，加之人類的趨利行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們忽視了山羊背後的砍伐者、開墾者和破壞者，進而產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壞草原生態」等片面看法。
誠然，山羊確有喜食幼樹嫩枝的特點，對幼樹林有一定的破壞作用。但是應該看到的是，在人類管理不當或管理失控的條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會破壞幼樹的生長、妨礙草地的恢復。長期以來，我國西部地區所存在的人為開荒種地、挖甘草、挖黃鼠、抓髮菜和鏟草皮以及對綠洲周邊天然植被的人為破壞，無不「有效地推動了」這一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我們認為，將山羊視為我國草原沙化的根源，實在是一種「歪理邪說」；而對山羊實施「制裁」或者說將解決問題的思路局限在消滅山羊的數量方面，無疑是讓沒有思維能力、沒有環保意識、不懂政策的山羊充當了人類趨利行為的「替罪羊」。
我國西部地區的廣大草原雖然從 法律 上講屬於國家所有，但是在使用過程中，這些草原實際上已成為該地區每一個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費利用的「公共資源」。在 經濟 學上，所謂「公共資源」是指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的 自然 資源：一是這些資源不為哪一個個人或 企業 組織所擁有；二是 社會 成員可以自由地利用這些資源。這兩個條件決定了共有資源具備了「競爭性」的特點但同時卻不具備「排他性」的特徵。所謂「競爭性」是指在提供給羊群生長的草原面積為既定時，當一個牧民所放養的羊群數量增加時，那麼留給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積就自然減少。「競爭性」特徵「迫使」每個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養羊只數。所謂不具備「排他性」（或簡稱為「非排他性」）是指幾乎不可能對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徵收費用，或者說很難用收費的辦法來阻止人們過度放牧。
早在18世紀初，英國古典 政治 經濟學家、 哲學 家和 歷史 學家大衛•休謨（1711－1776）便認識到在人們完全從「私人動機」出發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資源時，公共資源將傾向於被過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費；並且過度利用還會達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無法得到多少實際好處的程度。公共資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劇」，直接原因在於，每個可以利用公共資源的人都面臨著一道類似於「囚犯難題」那樣的困境：當總體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資源的可能性時，自己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時，則自己的利益將增加；至於在其他人也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時，自己若不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則自己顯然「吃虧」，而自己也不失時機地加大利用公共資源就會「避免損失」。最終後果是每一個能夠利用公共資源的人都將會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資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養羊時為止，即出現「納什均衡」。
運用一個簡單的數量模型可以證明上述推論。設某牧區有X戶牧民（下文令X＝3），由於草地面積一定，則該草地上可養羊的最佳數量就為一個確定的數字（這一最佳量將在下文給予推導），如果羊的數量過多，養羊者所養的每隻羊的收益將會因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數學語言來說即單位羊的收益是養羊數量的減函數。若用R代表一隻羊的產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戶牧民的總養羊量，q1、q2、q3分別代表三戶牧民的個別養羊量，則有：R＝f（Q）＝f（q1＋q2＋q3）。再設一隻羊的具體收益函數形式是：R＝100－Q；單位羊的成本函數是：C＝4元；三戶牧民的養羊利潤分別用P1、P2、P3表示，則由於「利潤＝總收益－總成本」，所以，每戶牧民的利潤函數便分別為：
P1＝q1•R－q1•C＝q1•［100－（q1＋q2＋q3］－4• q1
P2＝q2•R－q2•C＝q2•［100－（q1＋q2＋q3］－4• q2
P3＝q3•R－q3•C＝q3•［100－（q1＋q2＋q3］－4• 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戶牧民各自對另兩戶牧民養羊數量的反應函數，這即：
q1＝48－0．5（q2＋q3）； q2＝48－0．5（q1＋q3）； q3＝48－0．5（q1＋q2）
三個反應函數的交點（設分別為q1＊、q2＊、q3＊）即納什均衡。將q1＊、q2＊、q3＊代入上述反應函數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潤函數則可求得三戶牧民的均衡利潤：P1＊＝P2＊＝P3＊＝576（元）
這表明，當不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每戶牧民都從自身利益極大化這一目標出發，那麼每戶的均衡養羊只數將是24隻，均衡利潤量是576元。三戶牧民的總養羊只數和總利潤量則分別為72隻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條件（即單位羊的收益函數與成本函數等）不變時，我們放棄該草原為三戶牧民所共同擁有的假定，而設其為一戶牧民所擁有（或存在一個集體協調機制），且設該草原的養羊總只數為Q，則顯然有：總利潤函數P＝Q•R－Q•C＝Q（100－Q）－4Q＝96Q－Q2
設：使總利潤極大的最佳養羊數為Q＊，那麼該最佳養羊量必會使總利潤函數的導數為0，即：96－2 Q＊＝0，解得Q＊＝48（只），代入總利潤函數得：P＊＝2304（元）。
比較兩種情況不難發現：既定的草原面積下，三戶牧民出於各自利益考慮而獨立決定的養羊總量（72隻）是大於一戶牧民（或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所決策的養羊量（48隻）的。而實際上，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或一戶牧民所決策的養羊量顯然是該草原本來能夠承載的最佳養羊總量。眾所周知，草原本來能夠承載的最佳養羊總量的突破（即草原的過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後果便是草地資源得不到有效恢復，直至出現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問題，從而最終造成草原的實際可能載畜量下降、牧民養羊收益減少。
我國的有關資料充分證實了上述 理論 分析 與數量推導。例如， 目前 我國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積已達2133萬公頃，占草地總面積的37．2％，更為嚴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現在仍以每年29萬公頃的速度在退化。至於青海省，退化的草場面積也達到1173萬公頃，占草地總面積的32．3％；沙化草地193萬公頃；草原植被消亡、土地裸露的黑土灘面積已達333萬公頃。寧夏則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裸露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產草量和載畜量已經嚴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頃（22．35畝）的草地才能承載一隻牲畜。
一、草原沙化的深層原因是人類在利益的趨使下對草原資源實施了過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糧農組織就出版了《山羊》一書，該書針對委內瑞拉部分地區所存在的類似於我們 中國 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壞問題，用了整整兩章的篇幅為山羊「澄清了事實」，並反覆強調指出，山羊作為地球上的最優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並不是草原生態惡化的元兇。我國寧夏自治區畜牧工作站副站長、高級畜牧師龔偉宏同志也從生物學的角度較全面地透視了山羊和綿羊的生活習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綿羊那樣有較深的二裂唇，不能緊靠地面採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葉，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採食率僅為14．6％，而綿羊則高達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遊走、耐旱耐粗飼，適應性和生活力比綿羊及牛群更強，它可以採食到其他動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懸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荊棘蔓延，並且往往能在人為砍伐的林區、挖墾過的草原和其他動物掠食過的退化草地上，繼續生存並為人類提供優質產品」。實際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眾多可貴的特點，加之人類的趨利行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們忽視了山羊背後的砍伐者、開墾者和破壞者，進而產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壞草原生態」等片面看法。
誠然，山羊確有喜食幼樹嫩枝的特點，對幼樹林有一定的破壞作用。但是應該看到的是，在人類管理不當或管理失控的條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會破壞幼樹的生長、妨礙草地的恢復。長期以來，我國西部地區所存在的人為開荒種地、挖甘草、挖黃鼠、抓髮菜和鏟草皮以及對綠洲周邊天然植被的人為破壞，無不「有效地推動了」這一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我們認為，將山羊視為我國草原沙化的根源，實在是一種「歪理邪說」；而對山羊實施「制裁」或者說將解決問題的思路局限在消滅山羊的數量方面，無疑是讓沒有思維能力、沒有環保意識、不懂政策的山羊充當了人類趨利行為的「替罪羊」。
我國西部地區的廣大草原雖然從 法律 上講屬於國家所有，但是在使用過程中，這些草原實際上已成為該地區每一個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費利用的「公共資源」。在 經濟 學上，所謂「公共資源」是指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的 自然 資源：一是這些資源不為哪一個個人或 企業 組織所擁有；二是 社會 成員可以自由地利用這些資源。這兩個條件決定了共有資源具備了「競爭性」的特點但同時卻不具備「排他性」的特徵。所謂「競爭性」是指在提供給羊群生長的草原面積為既定時，當一個牧民所放養的羊群數量增加時，那麼留給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積就自然減少。「競爭性」特徵「迫使」每個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養羊只數。所謂不具備「排他性」（或簡稱為「非排他性」）是指幾乎不可能對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徵收費用，或者說很難用收費的辦法來阻止人們過度放牧。
早在18世紀初，英國古典 政治 經濟學家、 哲學 家和 歷史 學家大衛•休謨（1711－1776）便認識到在人們完全從「私人動機」出發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資源時，公共資源將傾向於被過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費；並且過度利用還會達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無法得到多少實際好處的程度。公共資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劇」，直接原因在於，每個可以利用公共資源的人都面臨著一道類似於「囚犯難題」那樣的困境：當總體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資源的可能性時，自己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時，則自己的利益將增加；至於在其他人也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時，自己若不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則自己顯然「吃虧」，而自己也不失時機地加大利用公共資源就會「避免損失」。最終後果是每一個能夠利用公共資源的人都將會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資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養羊時為止，即出現「納什均衡」。
運用一個簡單的數量模型可以證明上述推論。設某牧區有X戶牧民（下文令X＝3），由於草地面積一定，則該草地上可養羊的最佳數量就為一個確定的數字（這一最佳量將在下文給予推導），如果羊的數量過多，養羊者所養的每隻羊的收益將會因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數學語言來說即單位羊的收益是養羊數量的減函數。若用R代表一隻羊的產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戶牧民的總養羊量，q1、q2、q3分別代表三戶牧民的個別養羊量，則有：R＝f（Q）＝f（q1＋q2＋q3）。再設一隻羊的具體收益函數形式是：R＝100－Q；單位羊的成本函數是：C＝4元；三戶牧民的養羊利潤分別用P1、P2、P3表示，則由於「利潤＝總收益－總成本」，所以，每戶牧民的利潤函數便分別為：
P1＝q1•R－q1•C＝q1•［100－（q1＋q2＋q3］－4• q1
P2＝q2•R－q2•C＝q2•［100－（q1＋q2＋q3］－4• q2
P3＝q3•R－q3•C＝q3•［100－（q1＋q2＋q3］－4• 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戶牧民各自對另兩戶牧民養羊數量的反應函數，這即：
q1＝48－0．5（q2＋q3）； q2＝48－0．5（q1＋q3）； q3＝48－0．5（q1＋q2）
三個反應函數的交點（設分別為q1＊、q2＊、q3＊）即納什均衡。將q1＊、q2＊、q3＊代入上述反應函數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潤函數則可求得三戶牧民的均衡利潤：P1＊＝P2＊＝P3＊＝576（元）
這表明，當不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每戶牧民都從自身利益極大化這一目標出發，那麼每戶的均衡養羊只數將是24隻，均衡利潤量是576元。三戶牧民的總養羊只數和總利潤量則分別為72隻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條件（即單位羊的收益函數與成本函數等）不變時，我們放棄該草原為三戶牧民所共同擁有的假定，而設其為一戶牧民所擁有（或存在一個集體協調機制），且設該草原的養羊總只數為Q，則顯然有：總利潤函數P＝Q•R－Q•C＝Q（100－Q）－4Q＝96Q－Q2
設：使總利潤極大的最佳養羊數為Q＊，那麼該最佳養羊量必會使總利潤函數的導數為0，即：96－2 Q＊＝0，解得Q＊＝48（只），代入總利潤函數得：P＊＝2304（元）。
比較兩種情況不難發現：既定的草原面積下，三戶牧民出於各自利益考慮而獨立決定的養羊總量（72隻）是大於一戶牧民（或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所決策的養羊量（48隻）的。而實際上，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或一戶牧民所決策的養羊量顯然是該草原本來能夠承載的最佳養羊總量。眾所周知，草原本來能夠承載的最佳養羊總量的突破（即草原的過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後果便是草地資源得不到有效恢復，直至出現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問題，從而最終造成草原的實際可能載畜量下降、牧民養羊收益減少。
我國的有關資料充分證實了上述 理論 分析 與數量推導。例如， 目前 我國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積已達2133萬公頃，占草地總面積的37．2％，更為嚴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現在仍以每年29萬公頃的速度在退化。至於青海省，退化的草場面積也達到1173萬公頃，占草地總面積的32．3％；沙化草地193萬公頃；草原植被消亡、土地裸露的黑土灘面積已達333萬公頃。寧夏則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裸露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產草量和載畜量已經嚴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頃（22．35畝）的草地才能承載一隻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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