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與傳統衝突下的中國現代詩歌語言問題
詩歌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非常高的地位，其中古典詩歌因其在眾文學體裁中的特殊性和悠久的歷史，向來被視作中華文明的精髓所在。較之於傳統，中國現代詩歌產生於動盪的世紀之初，隨著大量西方思想的譯介，漢語本體受到了外來語言的巨大衝擊，加之新文學家們一方面迫切要求語言形式的革新，另一方面又無法快速擺脫舊體文學的慣性，中國現代詩歌成為了一種非常特殊的語體，其稚嫩來源於形式和思想上的不完善。因此，很多的研究者們對於現代詩歌的價值並不看重，把它視作翻譯背景下的複製品。然而，如果從文學創作的工具，即語言的角度來看，詩歌的發展實際上是語體的不斷變革（常文昌，2004）。語體指的是按功能風格對話語進行的分類，其變革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研究：語境和語言手段（王德春&陳瑞端，2000），前者涉及到大的文化背景和社會背景，較為抽象籠統，而後者則可以分別從詞彙手段和語法手段來進行系統性的描述。
從20世紀初期到30年代，翻譯的文學作品的數量甚至超過了原創作品的數量（陳玉剛，1989），大量湧入的西方思想促使文學創作的語言開始尋求新的、更加自由的形式，這就導致了詩歌根深蒂固的傳統和革新衝突下的一系列語言問題。對於現代詩歌的價值探討，若輕視語言變革的根本性原因，及中國知識分子在特殊社會背景下的文化身份掙扎，則往往有失公允。那麼，新文學的語言產生是個怎樣的過程？為什麼要從語言變革來發動文學革命？翻譯給漢語本體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具體反映到典型的歐化詩人創作上的語言情況又如何？前人主要側重依託文藝理論評估詩人的價值，很少考慮到翻譯背景下的語言問題（朱自清，1982；溫儒敏，1993等），本論文意在突破對待中國現代詩歌單純的文學評批，從語言學的角度，形成較為理性的分析手段，考量翻譯給新文學家們帶來的創作視野，從而客觀的看待現代詩歌的價值問題。
五四時期大量西方作品通過翻譯的形式進入中國，對漢語本體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歐化一詞最早由傅斯年（1896-1950）提出，指的是漢語在語言結構上對歐洲語言的模仿。如何看待漢語受西方語言影響下的異化現象？首先應從當時人們對待翻譯的態度來思考。翻譯不僅僅是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化過程，其中還有譯者自身價值觀以及文化態度的處理。1930年，魯迅與梁實秋之間的魯梁筆戰可以說明當時知識分子對待翻譯態度的分歧。魯迅提倡保持西方語言的異質特徵，採取包納和吸收的態度來對待歐化問題，梁實秋則認為這種異質特徵只會對漢語產生破壞作用。這種爭議到了50年代還在保持著廣泛的影響。事實上，對於翻譯中的硬譯還是意譯，保留異質語言特徵還是維護漢語原貌，到現在還引起學者們的極大關注。如王家新（2011）就贊成語言異化給漢語帶來的是積極的創新，而反對嚴複式的信達雅，認為這種過度的向漢語靠攏的翻譯完全失去語言文化相融合的魅力，失去了語言衝擊的力量和意義。那麼翻譯對新詩創作帶來的是怎樣的影響呢？
首先，翻譯對新詩的規範化語體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如何在白話文的基礎之上來形成獨立的詩歌體裁，並在此基礎之上寫出真正有美學價值的詩歌，是文學運動中最核心的問題。其中，20年代小詩的流行，對詩歌的體裁規範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冰心的翻譯和創作，體現了這一時期詩歌語言的特點。其次，翻譯為詩歌語言帶來了新奇的創造力，正是因為翻譯使得一些詩人的創造顯示出異質的特徵，並折射出他們在創作過程中的價值轉向，詩歌語言異質的成分使得詩歌和受眾之間產生了陌生感，而正是這種陌生感推動了人們對新事物和自由的追求，反抗思維的慣性，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新詩萌生之初，詩最後，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到，當詩歌擺脫了傳統，接收和吸納了外國的語言形式，混雜了口語，但新的自我卻沒在這種尚未成熟的體裁中成長起來，可以說真正的原因還在於缺乏獨立的語體。從胡適提出文學改革以來，新文學家們致力於體裁的規範化探索，新詩的成長是一個緩慢而坎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乏如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北島等成功的詩人，他們的價值不僅僅是作為一個詩人來定義的，如王家新所言：在引入外來語和翻譯體的過程中，雖然也留生硬或幼稚的痕跡，但總的來看，它出自一種新的詩歌語言強行突圍和建構自身的歷史需要。漢語本體的發展本身就是一段奇妙的旅程。
人為什麼在傳統和西化之間搖擺，創造出一些並不符合漢語文法的作品。
詩歌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非常高的地位，其中古典詩歌因其在眾文學體裁中的特殊性和悠久的歷史，向來被視作中華文明的精髓所在。較之於傳統，中國現代詩歌產生於動盪的世紀之初，隨著大量西方思想的譯介，漢語本體受到了外來語言的巨大衝擊，加之新文學家們一方面迫切要求語言形式的革新，另一方面又無法快速擺脫舊體文學的慣性，中國現代詩歌成為了一種非常特殊的語體，其稚嫩來源於形式和思想上的不完善。因此，很多的研究者們對於現代詩歌的價值並不看重，把它視作翻譯背景下的複製品。然而，如果從文學創作的工具，即語言的角度來看，詩歌的發展實際上是語體的不斷變革（常文昌，2004）。語體指的是按功能風格對話語進行的分類，其變革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研究：語境和語言手段（王德春&陳瑞端，2000），前者涉及到大的文化背景和社會背景，較為抽象籠統，而後者則可以分別從詞彙手段和語法手段來進行系統性的描述。
從20世紀初期到30年代，翻譯的文學作品的數量甚至超過了原創作品的數量（陳玉剛，1989），大量湧入的西方思想促使文學創作的語言開始尋求新的、更加自由的形式，這就導致了詩歌根深蒂固的傳統和革新衝突下的一系列語言問題。對於現代詩歌的價值探討，若輕視語言變革的根本性原因，及中國知識分子在特殊社會背景下的文化身份掙扎，則往往有失公允。那麼，新文學的語言產生是個怎樣的過程？為什麼要從語言變革來發動文學革命？翻譯給漢語本體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具體反映到典型的歐化詩人創作上的語言情況又如何？前人主要側重依託文藝理論評估詩人的價值，很少考慮到翻譯背景下的語言問題（朱自清，1982；溫儒敏，1993等），本論文意在突破對待中國現代詩歌單純的文學評批，從語言學的角度，形成較為理性的分析手段，考量翻譯給新文學家們帶來的創作視野，從而客觀的看待現代詩歌的價值問題。
五四時期大量西方作品通過翻譯的形式進入中國，對漢語本體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歐化一詞最早由傅斯年（1896-1950）提出，指的是漢語在語言結構上對歐洲語言的模仿。如何看待漢語受西方語言影響下的異化現象？首先應從當時人們對待翻譯的態度來思考。翻譯不僅僅是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化過程，其中還有譯者自身價值觀以及文化態度的處理。1930年，魯迅與梁實秋之間的魯梁筆戰可以說明當時知識分子對待翻譯態度的分歧。魯迅提倡保持西方語言的異質特徵，採取包納和吸收的態度來對待歐化問題，梁實秋則認為這種異質特徵只會對漢語產生破壞作用。這種爭議到了50年代還在保持著廣泛的影響。事實上，對於翻譯中的硬譯還是意譯，保留異質語言特徵還是維護漢語原貌，到現在還引起學者們的極大關注。如王家新（2011）就贊成語言異化給漢語帶來的是積極的創新，而反對嚴複式的信達雅，認為這種過度的向漢語靠攏的翻譯完全失去語言文化相融合的魅力，失去了語言衝擊的力量和意義。那麼翻譯對新詩創作帶來的是怎樣的影響呢？
首先，翻譯對新詩的規範化語體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如何在白話文的基礎之上來形成獨立的詩歌體裁，並在此基礎之上寫出真正有美學價值的詩歌，是文學運動中最核心的問題。其中，20年代小詩的流行，對詩歌的體裁規範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冰心的翻譯和創作，體現了這一時期詩歌語言的特點。其次，翻譯為詩歌語言帶來了新奇的創造力，正是因為翻譯使得一些詩人的創造顯示出異質的特徵，並折射出他們在創作過程中的價值轉向，詩歌語言異質的成分使得詩歌和受眾之間產生了陌生感，而正是這種陌生感推動了人們對新事物和自由的追求，反抗思維的慣性，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新詩萌生之初，詩最後，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到，當詩歌擺脫了傳統，接收和吸納了外國的語言形式，混雜了口語，但新的自我卻沒在這種尚未成熟的體裁中成長起來，可以說真正的原因還在於缺乏獨立的語體。從胡適提出文學改革以來，新文學家們致力於體裁的規範化探索，新詩的成長是一個緩慢而坎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乏如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北島等成功的詩人，他們的價值不僅僅是作為一個詩人來定義的，如王家新所言：在引入外來語和翻譯體的過程中，雖然也留生硬或幼稚的痕跡，但總的來看，它出自一種新的詩歌語言強行突圍和建構自身的歷史需要。漢語本體的發展本身就是一段奇妙的旅程。
人為什麼在傳統和西化之間搖擺，創造出一些並不符合漢語文法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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