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初年，俄商偷運磚茶非法傾銷蒙古地區。這種磚茶是以紅茶末為原料，用先進的機器設備壓制的。比 中國 山西商人運往蒙古地區銷售的、用綠茶和茶梗製作的質量要好。由於俄商是偷運，逃避了納稅，降低了成本，擠占了華商在蒙古地區的市場份額，所以形成了市場壟斷。這種行為直接違反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的相應條款，損害了中國的利權，造成了華商的歇業，並使一大批民眾生活陷於困境。清中央政府在處理俄商偷運磚茶 問題 時，不能吸納天津海關地方官員的正確意見，措置失當，致使蒙古地區商業利權損失殆盡， 歷史 教訓深刻。
一、清政府以條約限制俄商在蒙古地區貿易
中俄商務惟恰克圖互市最早，伊、塔兩城則定自咸豐紀元，余以陸路最稱煩瑣。陸路者指恰克圖至天津一路而言。同治元年(1862)中俄雙方簽署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共計二十一款。清政府限制俄商到蒙古地區貿易的政策系統體現在該章程中。整個章程還暗含著清政府寓「收」於「放」之中的對俄外交原則。因此，該章程第十款規定：「俄商在它口販買土貨運津回國，除在它口按照各國總例繳納稅餉外，其赴天津應納一復進口稅，即正稅之半……方准起運恰克圖不再重征，並飭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准售賣……」總理衙門的成立，將對俄關係的處理提升至國與國的高度，這是從中國方面來說的。因為過去兩國之間的文書往來，雖然也以國君相稱，但中國方面是以理藩院來處理對俄關係的。從清政府方面來看，把對俄交涉當作了處理與藩屬的關係。同治元年總理衙門簽署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是該衙門剛成立就簽署的最重要的一個文件。因此，要用一種非常的眼光來看待這個文件。在清政府看來，對俄陸路貿易系專指天津至恰克圖一線。因此，對天津、通州、張家口三處俄商經過的重要地點徵稅非常重視，特別是俄商購中國土貨進天津轉恰克圖回國，要在天津繳復進口半稅，表現了其對俄政策中「收」的重要一面。由此連帶規定了中俄陸路通商貿易的行走路線，嚴格限制俄商在該行走路線兩側地區沿途售賣中國土貨，特別限制在蒙古地區售賣。因為這不僅關係到華商的利益，而且關係到滿蒙關係和蒙古地區的安定問題。應俄方的要求，該章程允許俄商進境後，可以到蒙古地區去出售俄國商品，但必須是小本生意。簡言之，中國方面的立場是明確的，即俄商從中國購買的土貨，如茶葉，不准轉售於蒙古地區，須經恰克圖直接運回俄羅斯。章程規定，當俄商購買的中國土貨啟運時，需向天津海關領取執照，按稅則完納稅款，將貨物粘貼印封，以便經過各關查驗。天津海關道所發執照已經填明該商納稅情況、貨物駝只數目、或車載，或馬馱，以免假冒。俄商從天津運土貨回國，須經過通州、東壩、張家口、庫倫、恰克圖一線出境，回俄羅斯，不准由別處繞越[1]（《總署為俄商攜貨由津至恰克圖行走路線及有關規定致俄使照會》，咸豐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俄商回國經過買賣城時，應將天津海關道所發執照呈驗，無誤方被放行。然後由清政府駐買賣城官員將回收的執照匯總，交總稅務司。天津海關道所發執照相應的票根，同樣上交總稅務司，由總稅務司比對查驗，以便了解俄商所販土貨是否全部運回了俄羅斯。俄方根據自己的利益，簽署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也為進一步修改章程打下了伏筆。
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俄駐華公使提出議改陸路通商章程各節。其要點為：免徵天津復進口半稅；在蒙古地區貿易取消「小本營生」的限制；辟張家口為自由貿易口岸；其意全在蒙古市場。對此，總理衙門的答覆是：「查小本營生一節，舊章專指在蒙古地方貿易，並非准到張家口售銷，原因體恤小本俄商，俾其就近貿易，得獲利益。今既欲作大宗，又欲將蒙古地方未經售銷貨物，赴張家口貿易，則非邊界小本營生可比，其行走道路及納稅章程，均應逐層定議，未便先將此層刪去，致令窒礙愈多。至天津復進口半稅一層，本王大臣前已言明相讓，以恤商情。雖於稅課有虧，亦不肯再有他議。可照貴大臣所擬，先免此復進口稅，其餘仍暫照舊章辦理。至彼此所商，如刪去小本營生及張家口不拘成數，並恰克圖納稅領照等情，統行展緩二年，於限內會同詳細妥商，庶時日從容，章程可期妥善。」[1]（《總署為俄使議改張家口銷售及刪去小本營生事致俄使照會》，同治五年正月十一日）同治五年(1866)三月初一日，清政府單方面實行免徵俄商天津復進口稅，拒絕了俄使的其他要求。清政府的意圖很明顯，即儘量縮小俄國在蒙古經貿活動的範圍，限制其在蒙古地區的 影響 力。其實，復進口稅的減免，反而增強了俄商對蒙古地區的滲透力。
一、清政府以條約限制俄商在蒙古地區貿易
中俄商務惟恰克圖互市最早，伊、塔兩城則定自咸豐紀元，余以陸路最稱煩瑣。陸路者指恰克圖至天津一路而言。同治元年(1862)中俄雙方簽署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共計二十一款。清政府限制俄商到蒙古地區貿易的政策系統體現在該章程中。整個章程還暗含著清政府寓「收」於「放」之中的對俄外交原則。因此，該章程第十款規定：「俄商在它口販買土貨運津回國，除在它口按照各國總例繳納稅餉外，其赴天津應納一復進口稅，即正稅之半……方准起運恰克圖不再重征，並飭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准售賣……」總理衙門的成立，將對俄關係的處理提升至國與國的高度，這是從中國方面來說的。因為過去兩國之間的文書往來，雖然也以國君相稱，但中國方面是以理藩院來處理對俄關係的。從清政府方面來看，把對俄交涉當作了處理與藩屬的關係。同治元年總理衙門簽署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是該衙門剛成立就簽署的最重要的一個文件。因此，要用一種非常的眼光來看待這個文件。在清政府看來，對俄陸路貿易系專指天津至恰克圖一線。因此，對天津、通州、張家口三處俄商經過的重要地點徵稅非常重視，特別是俄商購中國土貨進天津轉恰克圖回國，要在天津繳復進口半稅，表現了其對俄政策中「收」的重要一面。由此連帶規定了中俄陸路通商貿易的行走路線，嚴格限制俄商在該行走路線兩側地區沿途售賣中國土貨，特別限制在蒙古地區售賣。因為這不僅關係到華商的利益，而且關係到滿蒙關係和蒙古地區的安定問題。應俄方的要求，該章程允許俄商進境後，可以到蒙古地區去出售俄國商品，但必須是小本生意。簡言之，中國方面的立場是明確的，即俄商從中國購買的土貨，如茶葉，不准轉售於蒙古地區，須經恰克圖直接運回俄羅斯。章程規定，當俄商購買的中國土貨啟運時，需向天津海關領取執照，按稅則完納稅款，將貨物粘貼印封，以便經過各關查驗。天津海關道所發執照已經填明該商納稅情況、貨物駝只數目、或車載，或馬馱，以免假冒。俄商從天津運土貨回國，須經過通州、東壩、張家口、庫倫、恰克圖一線出境，回俄羅斯，不准由別處繞越[1]（《總署為俄商攜貨由津至恰克圖行走路線及有關規定致俄使照會》，咸豐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俄商回國經過買賣城時，應將天津海關道所發執照呈驗，無誤方被放行。然後由清政府駐買賣城官員將回收的執照匯總，交總稅務司。天津海關道所發執照相應的票根，同樣上交總稅務司，由總稅務司比對查驗，以便了解俄商所販土貨是否全部運回了俄羅斯。俄方根據自己的利益，簽署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也為進一步修改章程打下了伏筆。
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俄駐華公使提出議改陸路通商章程各節。其要點為：免徵天津復進口半稅；在蒙古地區貿易取消「小本營生」的限制；辟張家口為自由貿易口岸；其意全在蒙古市場。對此，總理衙門的答覆是：「查小本營生一節，舊章專指在蒙古地方貿易，並非准到張家口售銷，原因體恤小本俄商，俾其就近貿易，得獲利益。今既欲作大宗，又欲將蒙古地方未經售銷貨物，赴張家口貿易，則非邊界小本營生可比，其行走道路及納稅章程，均應逐層定議，未便先將此層刪去，致令窒礙愈多。至天津復進口半稅一層，本王大臣前已言明相讓，以恤商情。雖於稅課有虧，亦不肯再有他議。可照貴大臣所擬，先免此復進口稅，其餘仍暫照舊章辦理。至彼此所商，如刪去小本營生及張家口不拘成數，並恰克圖納稅領照等情，統行展緩二年，於限內會同詳細妥商，庶時日從容，章程可期妥善。」[1]（《總署為俄使議改張家口銷售及刪去小本營生事致俄使照會》，同治五年正月十一日）同治五年(1866)三月初一日，清政府單方面實行免徵俄商天津復進口稅，拒絕了俄使的其他要求。清政府的意圖很明顯，即儘量縮小俄國在蒙古經貿活動的範圍，限制其在蒙古地區的 影響 力。其實，復進口稅的減免，反而增強了俄商對蒙古地區的滲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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