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晉之際興起的恣情任性、不拘禮俗的士風，時人及後世多名之以「達」。實際上儒家和道家，對「達」及「達人」有不同的理解。竹林名士基於道家思想特別是莊周思想的「達」，重在真率、淳至、 自然 而然，是「玄心」的自然流露，才情的自然表現，也是特定 社會 背景下的產物，至兩晉之際，「達」的內涵及其表現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魏晉放達士風的基本方面，仍構成了 中國 傳統知識分子人生境界中高遠、浪漫的一部分。
關鍵詞：達，任放，阮籍，竹林名士，魏晉士風
一、魏晉名士以任放為達
《世說新語·德行》「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條劉注引《魏氏春秋》稱阮籍：
「宏達不羈」，《三國志》裴注引《魏氏春秋》作「曠達不羈」[1]（P604）。《世說新語·任誕》「阮公鄰家婦有美色」條劉注引王隱《晉書》，則稱阮籍「達而無檢」。史載阮籍之「達」，主要表現為「恣情任性」[2](P727)、「倜儻放蕩」[1](P604)、「嗜酒荒放」[2]（P24），「傲然獨得，任性不羈」[3](P1359),一言以蔽之，即「不拘禮教」，特別是在居喪、男女交往以及社會交際等方面的違禮敗俗行為，此類事例甚夥，人所熟知，不待詳引。《世說新語·簡傲》：「王平子（澄）出為荊州，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旁若無人。」劉注引鄧粲《晉紀》：
儘管後世對王澄「解衵脫衣上樹、裸形捫鵲」之類行為頗為不齒[3]（P1246），甚至視之為「無賴妄人、風狂乞相」[2]（P771），但《晉書》本傳卻稱王澄「夙有盛名」，「士庶莫不傾慕之」，甚至有天下第一名士之譽。對於他的放蕩違禮之行，如上所引，當時人稱之為「達」。又《世說新語·容止》「林公道王長史」條劉注引《語林》：
王濛則為東晉第一流名士，《晉書》本傳稱他「有風流美譽」，也記載了他直呼父字（父訥字文開）之事，又稱其因「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對於當時士人，無論直呼父字，還是親自入市與屑小交往，均為禮俗所不容，但當時人亦稱其放蕩違禮之行為「達」。總之，對於魏晉名士如阮籍、王澄、王濛等人的放蕩不拘、違禮敗俗之行，當時人率名之以「達」。
又《世說新語·德行》：
可知名士們對於自己的任放敗俗之行，亦自視為「達」。兩晉之際與胡毋輔之「俱為放達」且交往密切的，還有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等人，他們時常聚會，「閉室酣飲」，通霄達旦，「散發裸裎」，被「時人號稱八達」[3]（P1385），而以胡毋輔之為「達伯」[3]（P1382）。輔之的兒子謙之亦廁身其中，他在酒醉之後常常直「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3]（P1380）。諸如此類事跡俱見《晉書》上述各人本傳，茲不贅舉。
二、阮籍不許子侄作達
對於兩晉名士「以任放為達」，論者往往溯源於魏晉之際的阮籍。上揭《世說新語》德行篇劉注引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發，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衣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文選》卷49干寶《晉紀總論》：「風俗淫僻，恥尚失所……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由。」李善注引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世說新語》專載士人放達言行的「任誕」「簡傲」二篇，前者以竹林七賢「肆意酣暢」開篇，阮籍固列於七賢之首，而第二條也是敘述阮籍居喪飲酒食肉事。「簡傲」篇亦以阮籍在司馬昭莊嚴的宴會上「箕踞嘯歌」開篇。《文選》卷25劉琨《答盧諶詩序》，琨自稱「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籍）之放曠」。可知晉人以及 時代 稍後的劉宋前期的《世說新語》作者，均將阮籍視為魏晉「放達」士風的始作俑者。
按陳留阮氏一族，在魏晉之際下至東晉，人物輩出，所以陳郡謝氏興起之初，尚被阮氏視之為「新出門戶」[2]（P773）。《世說新語·任誕》「阮仲容步兵居道南條」引《竹林七賢論》，稱「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可知陳留諸阮中至少阮籍阮咸叔侄一門，已在魏晉之際由儒學世家轉為玄學世家。因此阮氏子弟大多擅長清談，行事放達，性情弘曠清虛，其事跡備見《晉書·阮籍傳》所附諸傳，亦多見載於《世說新語》，茲摘引《世說新語·賞譽》一條：
《中興書》稱「風韻竦誕」、「蓬髮飲酒」的阮孚，「少有門風」 ，可知「放達」業已成為阮氏一族的門風。《世說新語·任誕》：
渾即阮籍子，此條《晉書》本傳作：「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仲容即阮咸，《晉書》本傳稱咸「任達不拘」、「耽酒浮虛」、「縱情越禮」，他「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為」，又稱：
可知阮氏後輩自幼為門風所染，特別是受到阮籍的 影響 ，「莫不以放達為行」。但除了阮咸，阮籍都不允許他們「作達」、「慕通達」，何以如此？上引《世說新語·任誕》「阮渾長成」條劉註：
據戴逵（《竹林七賢論》作者）推測：阮籍不許其子侄「作達」，其一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之所以為達」；其二是阮渾、阮簡等「作達」，「徒利其縱恣而已」。那麼，阮籍「之所以為達」，原因何在？如果「作達」不僅僅在於貪圖縱恣享樂，那麼又是為了什麼？這裡涉及到阮籍和他的子侄對達的理解，也涉及到魏晉時代的人們對達的理解。
徵諸史料，以放蕩不拘為達，並以這种放達士風濫觴於阮籍，似乎並非無據，但對這些史料進行更深入的 分析 ，可知阮籍所表現出來的達，特別是阮籍心目中的達，也許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恣情任性，違禮敗俗。在阮籍看來，達雖然也表現為違禮敗俗，但違禮敗俗卻絕非「達」的本質特徵。史實還表明，魏晉時期「達」的含義、表現及對達的評價，隨著時代的推移也有變化。對這些 問題 ，前輩時賢均有論及，積累了大量成果，特別是魯迅先生對阮籍嗜酒荒放行為的社會 政治 背景的分析[4]（P192-196），馮友蘭先生從 哲學 上對達的界說——玄學家通過名理 方法 所達到的一種玄遠、混沌的精神境界[5]（P107），對我們認識達的內涵極具啟示意義，下文即在前人基礎上，對達的內涵及其變化，略作進一步的辨析。
關鍵詞：達，任放，阮籍，竹林名士，魏晉士風
一、魏晉名士以任放為達
《世說新語·德行》「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條劉注引《魏氏春秋》稱阮籍：
宏達不羈，不拘禮俗。
「宏達不羈」，《三國志》裴注引《魏氏春秋》作「曠達不羈」[1]（P604）。《世說新語·任誕》「阮公鄰家婦有美色」條劉注引王隱《晉書》，則稱阮籍「達而無檢」。史載阮籍之「達」，主要表現為「恣情任性」[2](P727)、「倜儻放蕩」[1](P604)、「嗜酒荒放」[2]（P24），「傲然獨得，任性不羈」[3](P1359),一言以蔽之，即「不拘禮教」，特別是在居喪、男女交往以及社會交際等方面的違禮敗俗行為，此類事例甚夥，人所熟知，不待詳引。《世說新語·簡傲》：「王平子（澄）出為荊州，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旁若無人。」劉注引鄧粲《晉紀》：
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儘管後世對王澄「解衵脫衣上樹、裸形捫鵲」之類行為頗為不齒[3]（P1246），甚至視之為「無賴妄人、風狂乞相」[2]（P771），但《晉書》本傳卻稱王澄「夙有盛名」，「士庶莫不傾慕之」，甚至有天下第一名士之譽。對於他的放蕩違禮之行，如上所引，當時人稱之為「達」。又《世說新語·容止》「林公道王長史」條劉注引《語林》：
王（濛）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王濛則為東晉第一流名士，《晉書》本傳稱他「有風流美譽」，也記載了他直呼父字（父訥字文開）之事，又稱其因「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對於當時士人，無論直呼父字，還是親自入市與屑小交往，均為禮俗所不容，但當時人亦稱其放蕩違禮之行為「達」。總之，對於魏晉名士如阮籍、王澄、王濛等人的放蕩不拘、違禮敗俗之行，當時人率名之以「達」。
又《世說新語·德行》：
王平子、胡毋彥國（輔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
可知名士們對於自己的任放敗俗之行，亦自視為「達」。兩晉之際與胡毋輔之「俱為放達」且交往密切的，還有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等人，他們時常聚會，「閉室酣飲」，通霄達旦，「散發裸裎」，被「時人號稱八達」[3]（P1385），而以胡毋輔之為「達伯」[3]（P1382）。輔之的兒子謙之亦廁身其中，他在酒醉之後常常直「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3]（P1380）。諸如此類事跡俱見《晉書》上述各人本傳，茲不贅舉。
二、阮籍不許子侄作達
對於兩晉名士「以任放為達」，論者往往溯源於魏晉之際的阮籍。上揭《世說新語》德行篇劉注引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發，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衣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文選》卷49干寶《晉紀總論》：「風俗淫僻，恥尚失所……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由。」李善注引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世說新語》專載士人放達言行的「任誕」「簡傲」二篇，前者以竹林七賢「肆意酣暢」開篇，阮籍固列於七賢之首，而第二條也是敘述阮籍居喪飲酒食肉事。「簡傲」篇亦以阮籍在司馬昭莊嚴的宴會上「箕踞嘯歌」開篇。《文選》卷25劉琨《答盧諶詩序》，琨自稱「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籍）之放曠」。可知晉人以及 時代 稍後的劉宋前期的《世說新語》作者，均將阮籍視為魏晉「放達」士風的始作俑者。
按陳留阮氏一族，在魏晉之際下至東晉，人物輩出，所以陳郡謝氏興起之初，尚被阮氏視之為「新出門戶」[2]（P773）。《世說新語·任誕》「阮仲容步兵居道南條」引《竹林七賢論》，稱「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可知陳留諸阮中至少阮籍阮咸叔侄一門，已在魏晉之際由儒學世家轉為玄學世家。因此阮氏子弟大多擅長清談，行事放達，性情弘曠清虛，其事跡備見《晉書·阮籍傳》所附諸傳，亦多見載於《世說新語》，茲摘引《世說新語·賞譽》一條：
林下諸賢，各有俊才子。（阮）籍子渾，器量弘曠。[劉註：《世語》曰：「……（渾）清虛寡慾，位至太子中庶子。」]……（籍兄子阮）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劉註：《名士傳》：「……（瞻）夷任而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中興書》曰：「（瞻弟）孚風韻竦誕，少有門風。初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凡此諸子，唯瞻為冠。
《中興書》稱「風韻竦誕」、「蓬髮飲酒」的阮孚，「少有門風」 ，可知「放達」業已成為阮氏一族的門風。《世說新語·任誕》：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
渾即阮籍子，此條《晉書》本傳作：「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仲容即阮咸，《晉書》本傳稱咸「任達不拘」、「耽酒浮虛」、「縱情越禮」，他「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為」，又稱：
（咸）群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阮）籍弗之許
可知阮氏後輩自幼為門風所染，特別是受到阮籍的 影響 ，「莫不以放達為行」。但除了阮咸，阮籍都不允許他們「作達」、「慕通達」，何以如此？上引《世說新語·任誕》「阮渾長成」條劉註：
《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為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它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據戴逵（《竹林七賢論》作者）推測：阮籍不許其子侄「作達」，其一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之所以為達」；其二是阮渾、阮簡等「作達」，「徒利其縱恣而已」。那麼，阮籍「之所以為達」，原因何在？如果「作達」不僅僅在於貪圖縱恣享樂，那麼又是為了什麼？這裡涉及到阮籍和他的子侄對達的理解，也涉及到魏晉時代的人們對達的理解。
徵諸史料，以放蕩不拘為達，並以這种放達士風濫觴於阮籍，似乎並非無據，但對這些史料進行更深入的 分析 ，可知阮籍所表現出來的達，特別是阮籍心目中的達，也許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恣情任性，違禮敗俗。在阮籍看來，達雖然也表現為違禮敗俗，但違禮敗俗卻絕非「達」的本質特徵。史實還表明，魏晉時期「達」的含義、表現及對達的評價，隨著時代的推移也有變化。對這些 問題 ，前輩時賢均有論及，積累了大量成果，特別是魯迅先生對阮籍嗜酒荒放行為的社會 政治 背景的分析[4]（P192-196），馮友蘭先生從 哲學 上對達的界說——玄學家通過名理 方法 所達到的一種玄遠、混沌的精神境界[5]（P107），對我們認識達的內涵極具啟示意義，下文即在前人基礎上，對達的內涵及其變化，略作進一步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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