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謝國楨先生，字剛主，晚號瓜蒂庵主，祖籍江蘇常州，河南安陽人。1901年（農曆）四月初十出生於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先生年幼時，父親宦遊在外，吃喝玩樂，全然不問家計，後來另娶側室，更是不顧子女 教育 。而舊式大家庭中矛盾叢集，因此先生備受排擠，不僅生活較為清苦，並且無法進入正式學校接受教育，由祖母朱夫人撫養，僅讀過幾年私塾而已。所幸朱夫人善書能文，是位愛好文史的家庭婦女，她經常教孫兒念《唐詩三百首》、《詩經》、《長恨歌》等，並給孫兒講《史記》、《西遊記》、《聊齋志異》故事，娓娓道來，引人入勝。「每至可喜可諤之事」，先生「聽之入神，雖更深人靜，兩目迷矇，催之再三，猶不肯入睡，必強要祖母明日再講而後已。」（註：謝國楨：《悔余詩集》（稿本）卷1。 ）可以說朱夫人是對先生童年 時代 影響 最大的啟蒙教師。
先生的祖父謝愃，嗜書成癖，插架甚豐。先生少年時雖然家道中落，但家中仍有《說文解字》、《文心雕龍》、《何氏語林》、《唐文粹》等書供其翻閱。耳濡目染，先生遂對文史產生興趣。
18歲時，先生離開安陽到天津南開中學求學，爾後抱著一腔愛國熱情參加「五四運動」，上街遊行，抵制日貨，並成為愛國團體「敬業樂群會」的會員。由於不諳數理等 自然 科學 知識，不久他轉入北京匯文學校預科 學習 ，畢業後連續三次投考北京大學文科，皆名落孫山。當時求學無門，又添妻小之累，家境拮据，先生頗有「望紅樓而興嘆，臨歧路而蹉跎」的傷感，（註：謝國楨：《悔余詩集》（稿本）卷1。 ）憂愁悲惻，幾至成疾，但先生並沒有潦倒，在逆境中他不氣餒，不自棄，好學之心挫而彌堅，一邊做家庭教師維持生計，一邊從桐城吳北江（闓生）先生學習詩古文辭，經過數年刻苦地努力，終於在1925年夏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學校國學 研究 院，名列榜首。
二
考取清華研究院是先生一生的重大轉折點。當時清華研究院人才薈萃，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李濟等飽學之士，皆執教其中，儘管衣食學費無著，先生仍以極大的毅力邊讀書，邊教私館，過著清苦的勤工儉學生活。由於長年的工作學習，先生已具有一定的史學修養。進入清華研究院後，先生追隨諸導師，更是如魚得水，勤奮學習，知識猛進。他受學術大師梁啟超先生教誨尤多，得以鑽研明清史事，並在讀書期間發表了處女作《明季奴變考》。
《明季奴變考》是先生受「五四」新思潮影響而寫的論文，他敏銳地指出：「奴變一事，是在吾國 社會 史上很重要的 問題 。」「明季奴有索賣身契，和只許一代相統的事，這顯然含有民族階級運動的意味在內。」肯定了「奴變」是明季階級鬥爭的一環。先生在文章中還 分析 了明清蓄奴之風轉盛的原因，認為除受元代蒙古族奴隸制度的影響外，還與 經濟 發展 有關，他說：「我以為社會上發生了奇異的狀況，於社會經濟的背境，有必要的關係。」文章最後還呼籲道：「 歷史 上的事情，往往在人們不注意的地方，我們細心去研究，可以得到不少的收穫。所以古代的風俗和社會的情狀，常常在極小的地方可以發見，吾盼吾國的歷史家在『高文典冊』的地方，固可以注意；但是社會上瑣屑的地方何妨拿一點比較，和整理的 方法 ，研究一下呢！」（註：謝國楨：《明季奴變考》，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1982年中華書局版， 第234頁。）文章草成後，曾請孟森先生斧正，但孟先生卻認為此文接受外來思想，侈談階級鬥爭，頗不以為然。然而後來的實踐證明，先生在此文中所堅持的研究方法與觀點，都是具有科學性的。後人在評論中指出，先生「對奴變的地位和性質做了一個初步科學的規定。這在當時還是很難得的」，他是「國內較早」用階級鬥爭眼光「去觀察和研究被壓迫階級鬥爭歷史的學者之一」；「這篇著作對後來的學者是有影響的。我們不太費力就可以找到後來的學者在研究同一歷史問題時受謝老啟發的痕跡」。（註：何齡修：《悼念謝國楨先生》，見《清史論叢》第5 輯，1984 年中華書局版，第1～9頁。）
1926年，先生從清華研究院結業後，到天津「飲冰室」協助梁先生編纂《 中國 圖書大辭典》，繼續研習文史，併兼任梁先生子女思達、思懿的家庭教師。
梁先生毫無大學問者的架子，和易近人，待學生如子侄，又好談古論今，慷慨淋漓，汪洋恣肆。先生不僅每天與梁先生同桌用餐，而且茶餘飯後，聽梁任公縱談治學經驗和明末清初遺事，興味盎然。師生問答，熱烈融洽，每至夜闌更深，幾忘疲倦。在梁先生的薰陶下，他對金石學、版本目錄學和明清史愈來愈愛好，從此走上研究歷史科學的征途。梁先生的教誨，使先生一直銘感在心，晚年他在回首往事時寫道：「由於我讀過梁先生著的《清代學術概論》、《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及清江藩《漢學師承記》，因之我曾研究過顧炎武、黃宗羲的學術思想。在這個基礎上，梁先生又給我講明末清初的遺事，我之所以喜歡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就導源於此。」（註：謝國楨：《我的治學經驗》，見《書林》1980年第5期。）「楨之所以略知史部簿錄之學， 纂輯《晚明史籍考》，研治明季『奴變』，清初東南沿海遷界，江南園林建築，以及南明史跡，粗有輯著，皆由先生啟迪之也。」（註：謝國楨：《梁啟超先生少年逸事·後記》，見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9頁。）
三
1927年，先生由梁先生介紹，到南開高中教書。半年後，又由梁先生推薦，到北京圖書館供職，最初是編輯館藏叢書目錄，後來就在梁先生紀念室里整理館藏金石碑版和從事明清史研究。
北京圖書館藏書富甲海內，又依臨瓊島北海，太液池畔，綠樹成蔭，環境十分幽雅；尤為難得的是，館長徐森玉富有遠見卓識，力排異議，延攬了趙萬里、劉國鈞、王重民、向達、孫楷弟、譚其驤、張秀民等人才，放手讓他們從事自己喜愛的研究工作。在較自由的學術氣氛中，各人恣閱群書，埋首研究，很快做出成績。
「雜談巷議昔人事，森森林影照莓苔。蛛網塵封虛歲月，重翻如見故人來。」（註：謝國楨：《悔余詩集》（稿本）卷1。 ）先生篤於明清之際野史筆記的搜采與研究，瀏覽了館藏大量的珍本秘籍，對這些尚不被社會利用的冷僻 文獻 進行爬梳整理，樂此不疲。
先生還好與各地學者、藏書家相往還，砥礪學問，求學不倦。他認為學者跼居一隅，或互相不通信息，不與社會接觸，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因此，除閱讀北圖藏書外，先生還奔波於故宮博物院、東方文化會、孔德學校圖書館，並且南至江浙，北至瀋陽，甚至渡海赴日本尋訪晚明史籍，僕僕風塵，奔走幾及萬里；「凡藏書之地，無不亟往求之。」（註：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自序》，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6頁。）數年間先生披閱了朱希祖、倫明、傅增湘、張元濟、馬廉等的藏書，又得見南京博物院、上海涵芬樓、杭州文瀾閣、吳興嘉業堂、平湖傳朴堂、遼寧故宮博物院、日本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等處所蓄晚明稗乘筆記、小說傳奇、詩話宮詞，他對公私庋藏詳加考辨，剖析版本源流，論述史料價值，簡介作者生平，輯成提要，附錄序文、凡例，陸續寫出《清初三藩史籍考》、《清開國史料考》等文，在此基礎上，於1931年終於完成了八十萬言的《晚明史籍考》。
明清之際的史料汗牛充棟，不下千家，但因許多書中記載滿族發祥史、清兵入關後的殘暴行徑、南明抗清義舉等，而觸犯清廷的忌諱，被列為禁書，橫加摧殘破壞。清末文網漸開，雖然斷簡殘篇時有披露，一些複壁深藏的縹緗奇秘得以重見天日，然而這些劫後倖存的史料散處海內外，難以糾集；或標目紛雜，令人莫測深淺，治明清史者於此不免有望而生畏之感。《晚明史籍考》的出版，正好為學術界解決了這一棘手的難題。
這部煌煌巨製著錄有關明代萬曆年間至清朝康熙年間的文獻一千一百四十餘種，未見書目六百二十餘種，蔚為大觀。「凡研究明末清初的黨社運動、農民起義、抗清鬥爭、鄭氏、三藩、史獄、文學、人物和南明諸政權，都可以按圖索驥，獲得所需要的資料知識。」（註：何齡修：《悼念謝國楨先生》，見《清史論叢》第5輯，1984年中華書局版，第1～9頁。）故爾它一問世，就蜚聲學林。朱希祖先生認為這部「自非氣魄弘偉、毅力堅貞」者難以完成的專著，使人「一擴耳目，增益知識」；（註：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附錄·初版本朱希祖先生序》，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100頁。）柳亞子先生則稱詡道：「這部書，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個鑰匙。它雖然以晚明為號，上起萬曆，不盡屬於南明的範圍，不過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這部書，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註：柳亞子：《懷舊集·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1947年耕耘出版社版，第172頁。）
固然這部書難免有若干提要不夠精確，個別書作者的生平，方誌已有記載，而書中仍付闕如等疏漏，但是「如果沒有謝老這部大書，治明末清初史者，面對茫茫書海，很可能將不知從何處下手，查找稗官野史中的史料，即使化了很大功夫，恐怕難免要掛一漏萬，大走彎路的」。（註：何齡修：《悼念謝國楨先生》，見《清史論叢》第5輯，1984 年中華書局版，第1～9頁。）以後此書增補修訂，定名為《增訂晚明史籍考》， 內容 更為豐富準確，誠如王春瑜先生所說：「今天，研究明末及清初歷史的人，沒有一個不是以這本書為入門的嚮導，然後才逐漸步入堂奧的；並且在研究過程中，仍然需要不時翻撿此書，從而斷定所用史料的價值，或者在此基礎上，再去進一步開掘史料，擴大研究的範圍」。（註：王春瑜：《秋夜話謝老》，見《學林漫錄》第10輯，1985年中華書局版，第7頁。）
《晚明史籍考》已經成為「研究明清史的一部必不可少的 參考 書」，（註：商傳：《謝國楨》，見《中國歷史學年鑑（1985年）》「 現代 已故史學家」專欄，198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7～268頁。）它的出版，是先生對明清史、目錄學研究的重大貢獻。同樣，書中所表現出先生樸實的學風，亦為他在研究明清史、目錄學領域內的地位奠下了牢固的基礎。
四
翌年，先生由胡適介紹赴南京中央大學任講師，授課之餘，他整輯舊稿，撰成《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眾所周知，明清之際的黨社運動一直是個紛紜複雜的問題。人言言殊，褒貶不一，但大多因缺乏深入的研究，而議論流於簡單化。先生利用編撰《晚明史籍考》時所積累的大量感性認識，深刻地指出「黨」是「士大夫階級活動的運動」，「社」是「一般讀書人活動的運動」；進而分析了社集由萬曆初以文會友的萌芽時代，一直發展到南明以後成為抗清的 政治 革命，從而高度讚揚一般讀書人社集活動的進步意義，指出「明亡雖然由於黨爭，可是吾國民族不撓的精神卻表現於結社」，這樣不僅澄清了把黨、社混為一談的錯誤，而且對明清之際一些正直的讀書人、老百姓反對封建黑暗勢力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品質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書中鈎玄發微，把明末清初社會腐敗傾向掩蓋下的另一種傾向，即出現競爭和社集、存在著相對的言論自由，看成是「政治的進步」，這樣就較全面地向讀者展現了當時複雜的政治形勢關係。
先生這部十五萬言的專著，有一個較明顯的特點，就是不僅「以黨爭和結社為背景，來敘述明清之際的歷史」，還在於希圖「喚起民族之精神」。（註：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自序》，1934年商務印書館版，第1頁。）故爾全書非但史料豐富，觀點鮮明， 並且筆端充滿著情感，文采飛揚。當敘述到儒雅之士變而為抗清豪傑時，字裡行間洋溢著壯烈、激越之情；在分析社集名流慘遭鎮壓、失敗亡命時，作者則為這些狷介之士的坎坷命運低徊三嘆，不勝惆悵。因此有人以為此書文筆深受梁任公影響，富有感染力，無怪乎它一問世就引起魯迅先生的注意，盛讚此書「鈎索文籍，用力甚勤」，（註：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題未定草（六至九）》，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第434頁。）並發出一番議論，來表達他對明清之際為正義而獻身的「書呆子」、老百姓的無限同情。如果說《晚明史籍考》是先生研究明清史料學的代表作，那麼《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則是先生研究明清政治史的代表作，這兩部書都對研究明清之際的歷史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此外，先生還對明清之際的學術文化史進行探索。他從研究文化名人著手，先後撰成《顧寧人先生學譜》、《黃黎洲學譜》、《孫夏峰、李二曲學譜》等，在這些書中，先生又從考察譜主的家庭、生平、師長、交遊、弟子、著述等方面著手，進而分析他們的思想與學術成就。這種把人物放到當時社會環境中進行研究的方法，既避免了無的放矢的泛泛空談，又使研究更為深化，因此先生筆下的譜主給人以栩栩如生的立體感。
1934年，先生辭去教職到家鄉河南編纂《河南通志》。不久，仍返回北京圖書館，任金石部主任。除繼續研究明清史外，他還留意兩漢碑刻、石畫拓片的收采與整理。隨著研究的深入，先生對清初東北滿族的興起日益發生興趣。並溯源探流，尋求契丹、金源，以至漢代烏桓、鮮卑的事跡，撰成《記遼陵石刻及其關於時論遼陵之文字》、《東北史稿跋》等文，他還著手準備撰寫一部《東北史略》，以寄託對淪陷於日寇鐵蹄下東北河山的懷念情感，但是時局動盪，風雲變幻，1937年爆發了「瀘溝橋事變」，華北平原竟難以安放一張寧靜的書桌。先生的計劃頓成泡影，他不禁有「可惜前朝玄菟郡，積骸成莽陣雲深」的感嘆。後來先生亡命南下長沙，服務於西南聯大圖書館。第二年北返，典守北京圖書館文獻。以後一度應邀執教於北京大學。
謝國楨先生，字剛主，晚號瓜蒂庵主，祖籍江蘇常州，河南安陽人。1901年（農曆）四月初十出生於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先生年幼時，父親宦遊在外，吃喝玩樂，全然不問家計，後來另娶側室，更是不顧子女 教育 。而舊式大家庭中矛盾叢集，因此先生備受排擠，不僅生活較為清苦，並且無法進入正式學校接受教育，由祖母朱夫人撫養，僅讀過幾年私塾而已。所幸朱夫人善書能文，是位愛好文史的家庭婦女，她經常教孫兒念《唐詩三百首》、《詩經》、《長恨歌》等，並給孫兒講《史記》、《西遊記》、《聊齋志異》故事，娓娓道來，引人入勝。「每至可喜可諤之事」，先生「聽之入神，雖更深人靜，兩目迷矇，催之再三，猶不肯入睡，必強要祖母明日再講而後已。」（註：謝國楨：《悔余詩集》（稿本）卷1。 ）可以說朱夫人是對先生童年 時代 影響 最大的啟蒙教師。
先生的祖父謝愃，嗜書成癖，插架甚豐。先生少年時雖然家道中落，但家中仍有《說文解字》、《文心雕龍》、《何氏語林》、《唐文粹》等書供其翻閱。耳濡目染，先生遂對文史產生興趣。
18歲時，先生離開安陽到天津南開中學求學，爾後抱著一腔愛國熱情參加「五四運動」，上街遊行，抵制日貨，並成為愛國團體「敬業樂群會」的會員。由於不諳數理等 自然 科學 知識，不久他轉入北京匯文學校預科 學習 ，畢業後連續三次投考北京大學文科，皆名落孫山。當時求學無門，又添妻小之累，家境拮据，先生頗有「望紅樓而興嘆，臨歧路而蹉跎」的傷感，（註：謝國楨：《悔余詩集》（稿本）卷1。 ）憂愁悲惻，幾至成疾，但先生並沒有潦倒，在逆境中他不氣餒，不自棄，好學之心挫而彌堅，一邊做家庭教師維持生計，一邊從桐城吳北江（闓生）先生學習詩古文辭，經過數年刻苦地努力，終於在1925年夏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學校國學 研究 院，名列榜首。
二
考取清華研究院是先生一生的重大轉折點。當時清華研究院人才薈萃，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李濟等飽學之士，皆執教其中，儘管衣食學費無著，先生仍以極大的毅力邊讀書，邊教私館，過著清苦的勤工儉學生活。由於長年的工作學習，先生已具有一定的史學修養。進入清華研究院後，先生追隨諸導師，更是如魚得水，勤奮學習，知識猛進。他受學術大師梁啟超先生教誨尤多，得以鑽研明清史事，並在讀書期間發表了處女作《明季奴變考》。
《明季奴變考》是先生受「五四」新思潮影響而寫的論文，他敏銳地指出：「奴變一事，是在吾國 社會 史上很重要的 問題 。」「明季奴有索賣身契，和只許一代相統的事，這顯然含有民族階級運動的意味在內。」肯定了「奴變」是明季階級鬥爭的一環。先生在文章中還 分析 了明清蓄奴之風轉盛的原因，認為除受元代蒙古族奴隸制度的影響外，還與 經濟 發展 有關，他說：「我以為社會上發生了奇異的狀況，於社會經濟的背境，有必要的關係。」文章最後還呼籲道：「 歷史 上的事情，往往在人們不注意的地方，我們細心去研究，可以得到不少的收穫。所以古代的風俗和社會的情狀，常常在極小的地方可以發見，吾盼吾國的歷史家在『高文典冊』的地方，固可以注意；但是社會上瑣屑的地方何妨拿一點比較，和整理的 方法 ，研究一下呢！」（註：謝國楨：《明季奴變考》，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1982年中華書局版， 第234頁。）文章草成後，曾請孟森先生斧正，但孟先生卻認為此文接受外來思想，侈談階級鬥爭，頗不以為然。然而後來的實踐證明，先生在此文中所堅持的研究方法與觀點，都是具有科學性的。後人在評論中指出，先生「對奴變的地位和性質做了一個初步科學的規定。這在當時還是很難得的」，他是「國內較早」用階級鬥爭眼光「去觀察和研究被壓迫階級鬥爭歷史的學者之一」；「這篇著作對後來的學者是有影響的。我們不太費力就可以找到後來的學者在研究同一歷史問題時受謝老啟發的痕跡」。（註：何齡修：《悼念謝國楨先生》，見《清史論叢》第5 輯，1984 年中華書局版，第1～9頁。）
1926年，先生從清華研究院結業後，到天津「飲冰室」協助梁先生編纂《 中國 圖書大辭典》，繼續研習文史，併兼任梁先生子女思達、思懿的家庭教師。
梁先生毫無大學問者的架子，和易近人，待學生如子侄，又好談古論今，慷慨淋漓，汪洋恣肆。先生不僅每天與梁先生同桌用餐，而且茶餘飯後，聽梁任公縱談治學經驗和明末清初遺事，興味盎然。師生問答，熱烈融洽，每至夜闌更深，幾忘疲倦。在梁先生的薰陶下，他對金石學、版本目錄學和明清史愈來愈愛好，從此走上研究歷史科學的征途。梁先生的教誨，使先生一直銘感在心，晚年他在回首往事時寫道：「由於我讀過梁先生著的《清代學術概論》、《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及清江藩《漢學師承記》，因之我曾研究過顧炎武、黃宗羲的學術思想。在這個基礎上，梁先生又給我講明末清初的遺事，我之所以喜歡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就導源於此。」（註：謝國楨：《我的治學經驗》，見《書林》1980年第5期。）「楨之所以略知史部簿錄之學， 纂輯《晚明史籍考》，研治明季『奴變』，清初東南沿海遷界，江南園林建築，以及南明史跡，粗有輯著，皆由先生啟迪之也。」（註：謝國楨：《梁啟超先生少年逸事·後記》，見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9頁。）
三
1927年，先生由梁先生介紹，到南開高中教書。半年後，又由梁先生推薦，到北京圖書館供職，最初是編輯館藏叢書目錄，後來就在梁先生紀念室里整理館藏金石碑版和從事明清史研究。
北京圖書館藏書富甲海內，又依臨瓊島北海，太液池畔，綠樹成蔭，環境十分幽雅；尤為難得的是，館長徐森玉富有遠見卓識，力排異議，延攬了趙萬里、劉國鈞、王重民、向達、孫楷弟、譚其驤、張秀民等人才，放手讓他們從事自己喜愛的研究工作。在較自由的學術氣氛中，各人恣閱群書，埋首研究，很快做出成績。
「雜談巷議昔人事，森森林影照莓苔。蛛網塵封虛歲月，重翻如見故人來。」（註：謝國楨：《悔余詩集》（稿本）卷1。 ）先生篤於明清之際野史筆記的搜采與研究，瀏覽了館藏大量的珍本秘籍，對這些尚不被社會利用的冷僻 文獻 進行爬梳整理，樂此不疲。
先生還好與各地學者、藏書家相往還，砥礪學問，求學不倦。他認為學者跼居一隅，或互相不通信息，不與社會接觸，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因此，除閱讀北圖藏書外，先生還奔波於故宮博物院、東方文化會、孔德學校圖書館，並且南至江浙，北至瀋陽，甚至渡海赴日本尋訪晚明史籍，僕僕風塵，奔走幾及萬里；「凡藏書之地，無不亟往求之。」（註：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自序》，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6頁。）數年間先生披閱了朱希祖、倫明、傅增湘、張元濟、馬廉等的藏書，又得見南京博物院、上海涵芬樓、杭州文瀾閣、吳興嘉業堂、平湖傳朴堂、遼寧故宮博物院、日本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等處所蓄晚明稗乘筆記、小說傳奇、詩話宮詞，他對公私庋藏詳加考辨，剖析版本源流，論述史料價值，簡介作者生平，輯成提要，附錄序文、凡例，陸續寫出《清初三藩史籍考》、《清開國史料考》等文，在此基礎上，於1931年終於完成了八十萬言的《晚明史籍考》。
明清之際的史料汗牛充棟，不下千家，但因許多書中記載滿族發祥史、清兵入關後的殘暴行徑、南明抗清義舉等，而觸犯清廷的忌諱，被列為禁書，橫加摧殘破壞。清末文網漸開，雖然斷簡殘篇時有披露，一些複壁深藏的縹緗奇秘得以重見天日，然而這些劫後倖存的史料散處海內外，難以糾集；或標目紛雜，令人莫測深淺，治明清史者於此不免有望而生畏之感。《晚明史籍考》的出版，正好為學術界解決了這一棘手的難題。
這部煌煌巨製著錄有關明代萬曆年間至清朝康熙年間的文獻一千一百四十餘種，未見書目六百二十餘種，蔚為大觀。「凡研究明末清初的黨社運動、農民起義、抗清鬥爭、鄭氏、三藩、史獄、文學、人物和南明諸政權，都可以按圖索驥，獲得所需要的資料知識。」（註：何齡修：《悼念謝國楨先生》，見《清史論叢》第5輯，1984年中華書局版，第1～9頁。）故爾它一問世，就蜚聲學林。朱希祖先生認為這部「自非氣魄弘偉、毅力堅貞」者難以完成的專著，使人「一擴耳目，增益知識」；（註：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附錄·初版本朱希祖先生序》，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100頁。）柳亞子先生則稱詡道：「這部書，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個鑰匙。它雖然以晚明為號，上起萬曆，不盡屬於南明的範圍，不過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這部書，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註：柳亞子：《懷舊集·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1947年耕耘出版社版，第172頁。）
固然這部書難免有若干提要不夠精確，個別書作者的生平，方誌已有記載，而書中仍付闕如等疏漏，但是「如果沒有謝老這部大書，治明末清初史者，面對茫茫書海，很可能將不知從何處下手，查找稗官野史中的史料，即使化了很大功夫，恐怕難免要掛一漏萬，大走彎路的」。（註：何齡修：《悼念謝國楨先生》，見《清史論叢》第5輯，1984 年中華書局版，第1～9頁。）以後此書增補修訂，定名為《增訂晚明史籍考》， 內容 更為豐富準確，誠如王春瑜先生所說：「今天，研究明末及清初歷史的人，沒有一個不是以這本書為入門的嚮導，然後才逐漸步入堂奧的；並且在研究過程中，仍然需要不時翻撿此書，從而斷定所用史料的價值，或者在此基礎上，再去進一步開掘史料，擴大研究的範圍」。（註：王春瑜：《秋夜話謝老》，見《學林漫錄》第10輯，1985年中華書局版，第7頁。）
《晚明史籍考》已經成為「研究明清史的一部必不可少的 參考 書」，（註：商傳：《謝國楨》，見《中國歷史學年鑑（1985年）》「 現代 已故史學家」專欄，198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7～268頁。）它的出版，是先生對明清史、目錄學研究的重大貢獻。同樣，書中所表現出先生樸實的學風，亦為他在研究明清史、目錄學領域內的地位奠下了牢固的基礎。
四
翌年，先生由胡適介紹赴南京中央大學任講師，授課之餘，他整輯舊稿，撰成《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眾所周知，明清之際的黨社運動一直是個紛紜複雜的問題。人言言殊，褒貶不一，但大多因缺乏深入的研究，而議論流於簡單化。先生利用編撰《晚明史籍考》時所積累的大量感性認識，深刻地指出「黨」是「士大夫階級活動的運動」，「社」是「一般讀書人活動的運動」；進而分析了社集由萬曆初以文會友的萌芽時代，一直發展到南明以後成為抗清的 政治 革命，從而高度讚揚一般讀書人社集活動的進步意義，指出「明亡雖然由於黨爭，可是吾國民族不撓的精神卻表現於結社」，這樣不僅澄清了把黨、社混為一談的錯誤，而且對明清之際一些正直的讀書人、老百姓反對封建黑暗勢力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品質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書中鈎玄發微，把明末清初社會腐敗傾向掩蓋下的另一種傾向，即出現競爭和社集、存在著相對的言論自由，看成是「政治的進步」，這樣就較全面地向讀者展現了當時複雜的政治形勢關係。
先生這部十五萬言的專著，有一個較明顯的特點，就是不僅「以黨爭和結社為背景，來敘述明清之際的歷史」，還在於希圖「喚起民族之精神」。（註：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自序》，1934年商務印書館版，第1頁。）故爾全書非但史料豐富，觀點鮮明， 並且筆端充滿著情感，文采飛揚。當敘述到儒雅之士變而為抗清豪傑時，字裡行間洋溢著壯烈、激越之情；在分析社集名流慘遭鎮壓、失敗亡命時，作者則為這些狷介之士的坎坷命運低徊三嘆，不勝惆悵。因此有人以為此書文筆深受梁任公影響，富有感染力，無怪乎它一問世就引起魯迅先生的注意，盛讚此書「鈎索文籍，用力甚勤」，（註：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題未定草（六至九）》，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第434頁。）並發出一番議論，來表達他對明清之際為正義而獻身的「書呆子」、老百姓的無限同情。如果說《晚明史籍考》是先生研究明清史料學的代表作，那麼《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則是先生研究明清政治史的代表作，這兩部書都對研究明清之際的歷史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此外，先生還對明清之際的學術文化史進行探索。他從研究文化名人著手，先後撰成《顧寧人先生學譜》、《黃黎洲學譜》、《孫夏峰、李二曲學譜》等，在這些書中，先生又從考察譜主的家庭、生平、師長、交遊、弟子、著述等方面著手，進而分析他們的思想與學術成就。這種把人物放到當時社會環境中進行研究的方法，既避免了無的放矢的泛泛空談，又使研究更為深化，因此先生筆下的譜主給人以栩栩如生的立體感。
1934年，先生辭去教職到家鄉河南編纂《河南通志》。不久，仍返回北京圖書館，任金石部主任。除繼續研究明清史外，他還留意兩漢碑刻、石畫拓片的收采與整理。隨著研究的深入，先生對清初東北滿族的興起日益發生興趣。並溯源探流，尋求契丹、金源，以至漢代烏桓、鮮卑的事跡，撰成《記遼陵石刻及其關於時論遼陵之文字》、《東北史稿跋》等文，他還著手準備撰寫一部《東北史略》，以寄託對淪陷於日寇鐵蹄下東北河山的懷念情感，但是時局動盪，風雲變幻，1937年爆發了「瀘溝橋事變」，華北平原竟難以安放一張寧靜的書桌。先生的計劃頓成泡影，他不禁有「可惜前朝玄菟郡，積骸成莽陣雲深」的感嘆。後來先生亡命南下長沙，服務於西南聯大圖書館。第二年北返，典守北京圖書館文獻。以後一度應邀執教於北京大學。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