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衛東
法制日報
在法治社會，法律程序為正義的實現提供了一個「看得見」的路徑，為正義贏得了人們的信任，人們有理由、也有信心遵照執行。在某種意義上，一個刑事被告人能否得到公正的裁決，合理的量刑有時比準確的定罪更為重要。
量刑，作為刑事裁判的最終結果，也是審判活動作用於犯罪人的直接著力點，從某種意義上講，量刑適當與否較之定罪更能形象體現刑法懲罰與教育的功能和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深入和公民法律意識的提高，實現量刑公正已經成為司法機關當前工作的重點和民眾的普遍要求。為此，最高人民法院開始著手量刑程序規範化試點的相關工作。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改革方案的出檯曆程和部分試點法院的信息反饋，當前遇到的最大問題，也即爭議最大的問題是，被告人不認罪案件的量刑程序該如何設計。目前針對被告人不認罪案件的量刑程序改革有兩種不同的方案：第一種方案，暫且稱之為「混合的量刑程序」。即在庭審過程中，無論被告人是否認罪，在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階段，分別就被告人的定罪問題和量刑性問題進行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在被告人最後陳述之後，由合議庭進行評判。第二種方案，暫且稱之為「隔離的量刑程序」。即在法庭審判中，針對被告人不認罪案件，先確定被告人的定罪問題，經過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以及被告人陳述之後，合議庭休庭對被告人定罪問題進行評議，對被告人是否定罪給出一個結論；隨後繼續開庭，由審判長宣布合議庭的決定，如果認定被告人有罪，合議庭則舉行量刑聽證，並最終給出量刑結論。
根據我們的調研和旁聽結果，我本人傾向於第二種方案，主要理由是：第一，隔離的量刑程序將有效緩解被告人不認罪案件的辯護人辯護難的困境。混合的量刑程序模式的一個重要缺陷就是，在被告人是否有罪尚不確定的情況下，卻又要求控辯雙方對被告人的量刑問題舉證和發表意見，這是違反先定性再定量的邏輯規律的，最終導致辯護人陷入一邊作無罪辯護，一邊做作輕辯護的邏輯矛盾中。在隔離的量刑程序模式下，辯護律師在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中可以更有針對性地採用兩種不同辯護策略，而不會陷入先作無罪辯護，後作罪輕辯護這種前後矛盾的邏輯窘境，從而有效的增強兩種辯護策略的效果，更不用擔心的這樣的辯護策略可能給被告人帶來的不利後果。
第二，隔離的量刑程序將大大緩和法官製作判決書時說理難的尷尬局面。在混合的量刑程序模式下，在製作判決文書說理時，多數法官疲於應對在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環節中分別對定罪和量刑的說理問題，而又不能喪失居中裁判的立場。將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分開進行，將有助於審判法官分別就定罪問題和量刑問題的結論進行充分說理。法官由此可以擺脫針對定罪和量刑問題同時進行說理的邏輯困境，又可以保持居中裁判的立場。
第三，隔離的量刑程序將有利於保護不認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相對於混合的量刑程序而言，將量刑程序與定罪程序隔離開來，有利於減少量刑程序對定罪程序帶來的負面影響。一方面，一部分不認罪案件的被告人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在混合的量刑程序模式下，其多數認為存在法院判自己無罪的可能，如果自己作從輕或減輕的量刑辯護，反而會讓法官對自己產生有罪的看法，因而很可能選擇放棄對自己有利的量刑辯護；而在隔離的量刑程序模式下，在得知法院定罪的結論後，被告人對有利於自己的量刑辯護則不再猶豫。另一方面，在隔離的量刑程序模式下，許多案件以外的、對被告人不利的量刑事實(如前科、累犯等)在定罪程序中將不被允許提出，而被限定在量刑程序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法官產生被告人有罪的先見。
第四，隔離的量刑程序不會在總體上造成審判遲延、浪費訴訟資源等問題。當前量刑程序的改革實踐中，隔離的量刑程序模式之所以遭到部分人的反對，其很重要的一個理由就是，該模式將導致審判遲延、浪費訴訟資源等問題。然而，根據我們在部分試點法院的調研結果，目前被告人不認罪案件占在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很低，大約在3%到5%左右。由此看來，即使按照該方案來審理全部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其對現有的訴訟資源帶來的影響是很小的，該影響可以通過對簡易程序、普通程序簡化審等程序的改造，即擴大該類程序的案件適用範圍來抵消適用隔離的量刑程序所產生的不利影響。
在法治社會，法律程序為正義的實現提供了一個「看得見」的路徑，為正義贏得了人們的信任，人們有理由、也有信心遵照執行。在某種意義上，一個刑事被告人能否得到公正的裁決，合理的量刑有時比準確的定罪更為重要。畢竟，一個人在對自己的利益有著影響的判決製作之前，如果不能向法庭提出自己的主張和證據，不能與其他各方及法官展開有意義的辯論、證明和說服等，就會產生強烈的不公正感。正當程序尤其使那些受到不利裁判結果的人減少了不滿和牴觸情緒，並最終使得社會公眾信任和尊重整個裁判的過程和結論。量刑程序乃正當程序的重要內容，針對被告人不認罪案件設置隔離的量刑程序對實現刑事法治具有深遠意義。
法制日報
在法治社會，法律程序為正義的實現提供了一個「看得見」的路徑，為正義贏得了人們的信任，人們有理由、也有信心遵照執行。在某種意義上，一個刑事被告人能否得到公正的裁決，合理的量刑有時比準確的定罪更為重要。
量刑，作為刑事裁判的最終結果，也是審判活動作用於犯罪人的直接著力點，從某種意義上講，量刑適當與否較之定罪更能形象體現刑法懲罰與教育的功能和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深入和公民法律意識的提高，實現量刑公正已經成為司法機關當前工作的重點和民眾的普遍要求。為此，最高人民法院開始著手量刑程序規範化試點的相關工作。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改革方案的出檯曆程和部分試點法院的信息反饋，當前遇到的最大問題，也即爭議最大的問題是，被告人不認罪案件的量刑程序該如何設計。目前針對被告人不認罪案件的量刑程序改革有兩種不同的方案：第一種方案，暫且稱之為「混合的量刑程序」。即在庭審過程中，無論被告人是否認罪，在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階段，分別就被告人的定罪問題和量刑性問題進行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在被告人最後陳述之後，由合議庭進行評判。第二種方案，暫且稱之為「隔離的量刑程序」。即在法庭審判中，針對被告人不認罪案件，先確定被告人的定罪問題，經過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以及被告人陳述之後，合議庭休庭對被告人定罪問題進行評議，對被告人是否定罪給出一個結論；隨後繼續開庭，由審判長宣布合議庭的決定，如果認定被告人有罪，合議庭則舉行量刑聽證，並最終給出量刑結論。
根據我們的調研和旁聽結果，我本人傾向於第二種方案，主要理由是：第一，隔離的量刑程序將有效緩解被告人不認罪案件的辯護人辯護難的困境。混合的量刑程序模式的一個重要缺陷就是，在被告人是否有罪尚不確定的情況下，卻又要求控辯雙方對被告人的量刑問題舉證和發表意見，這是違反先定性再定量的邏輯規律的，最終導致辯護人陷入一邊作無罪辯護，一邊做作輕辯護的邏輯矛盾中。在隔離的量刑程序模式下，辯護律師在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中可以更有針對性地採用兩種不同辯護策略，而不會陷入先作無罪辯護，後作罪輕辯護這種前後矛盾的邏輯窘境，從而有效的增強兩種辯護策略的效果，更不用擔心的這樣的辯護策略可能給被告人帶來的不利後果。
第二，隔離的量刑程序將大大緩和法官製作判決書時說理難的尷尬局面。在混合的量刑程序模式下，在製作判決文書說理時，多數法官疲於應對在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環節中分別對定罪和量刑的說理問題，而又不能喪失居中裁判的立場。將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分開進行，將有助於審判法官分別就定罪問題和量刑問題的結論進行充分說理。法官由此可以擺脫針對定罪和量刑問題同時進行說理的邏輯困境，又可以保持居中裁判的立場。
第三，隔離的量刑程序將有利於保護不認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相對於混合的量刑程序而言，將量刑程序與定罪程序隔離開來，有利於減少量刑程序對定罪程序帶來的負面影響。一方面，一部分不認罪案件的被告人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在混合的量刑程序模式下，其多數認為存在法院判自己無罪的可能，如果自己作從輕或減輕的量刑辯護，反而會讓法官對自己產生有罪的看法，因而很可能選擇放棄對自己有利的量刑辯護；而在隔離的量刑程序模式下，在得知法院定罪的結論後，被告人對有利於自己的量刑辯護則不再猶豫。另一方面，在隔離的量刑程序模式下，許多案件以外的、對被告人不利的量刑事實(如前科、累犯等)在定罪程序中將不被允許提出，而被限定在量刑程序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法官產生被告人有罪的先見。
第四，隔離的量刑程序不會在總體上造成審判遲延、浪費訴訟資源等問題。當前量刑程序的改革實踐中，隔離的量刑程序模式之所以遭到部分人的反對，其很重要的一個理由就是，該模式將導致審判遲延、浪費訴訟資源等問題。然而，根據我們在部分試點法院的調研結果，目前被告人不認罪案件占在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很低，大約在3%到5%左右。由此看來，即使按照該方案來審理全部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其對現有的訴訟資源帶來的影響是很小的，該影響可以通過對簡易程序、普通程序簡化審等程序的改造，即擴大該類程序的案件適用範圍來抵消適用隔離的量刑程序所產生的不利影響。
在法治社會，法律程序為正義的實現提供了一個「看得見」的路徑，為正義贏得了人們的信任，人們有理由、也有信心遵照執行。在某種意義上，一個刑事被告人能否得到公正的裁決，合理的量刑有時比準確的定罪更為重要。畢竟，一個人在對自己的利益有著影響的判決製作之前，如果不能向法庭提出自己的主張和證據，不能與其他各方及法官展開有意義的辯論、證明和說服等，就會產生強烈的不公正感。正當程序尤其使那些受到不利裁判結果的人減少了不滿和牴觸情緒，並最終使得社會公眾信任和尊重整個裁判的過程和結論。量刑程序乃正當程序的重要內容，針對被告人不認罪案件設置隔離的量刑程序對實現刑事法治具有深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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