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三農問題及原因
我國承包制的土地制度所導致的小農經濟，進一步制約了農業的規模化、產業化，農業自身所需要的規模化效應難以滿足，農業收益低更成為必然。農業收益低造成資本擠出，同時提高了進入的成本，技術金融等相關性服務難以發展進一步加劇了農業的收益率低，形成了惡性循環。「人造國情」矛盾。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的經濟結構，是由於城鄉資源不同而形成的，產生城鄉差距，有其必然性，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的不斷進行，城鄉差距會不斷縮小。但是我國的城鄉差距不僅僅包括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而且還存在基於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形成的二元社會結構。有研究指出，由於人為歧視的制度安排，幾十年來中國的城鄉差距不斷拉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５∶１。如果住房、教育衛生等也考慮在內，中國的收入差距將達到６∶１。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僅僅為１．５：１。
２三農問題的解決模式分析
２．１代表思路評析
首先，土地流轉的基本思路是將土地從不使用的土地的人手中流轉出來進入其他人的手中，通過企業合作社等形式實現規模化，從而提高收益，克服土地撂荒等問題。但是有償的流轉導致多餘的租金成本，這給原本低收益的農業增加了又一道障礙。在此基礎上的討論並不否認大型農業企業存在的合理性，也不否認規模化收益會降低單位成本，但是農業的低收益率，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農民增收更多程度在現實上大都是依靠兼業化，農業合作社尚難以形成可供移植，可全國推廣的合理模式。其次，現今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性質弱化，耕地取得的收入遠遠不如外出務工。因此大量土地撂荒。土地承包制下的土地性質更傾向於社會保障。這是在制度設計時就是考慮到的，符合歷史國情；在土地流轉研究中也為學者所承認。但在進城務工較盛行的地區，土地大面積撂荒也不願流轉出去的「雞肋」狀況凸顯。土地使用權固化的問題制約著土地的發展。針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以及針對二元戶籍制度的研究學界已經比較充分，但是針對真正的實施問題卻難以實現。第一，從理論上看，針對土地的社會保障性質，城市擁有各種社會保障，農村擁有耕地，這在不考慮量上的量的差距上，這種制度安排是具備一定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的。進城農民工作為農村的戶籍，享有農村的耕地，在這種角度上來說如果再強求與城鎮人口完全相同的社會保障等待遇顯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違反了公平原則。而城中村人口作為農村人口卻喪失了土地，也沒有社會保障相比農民工卻更反映出了一定的不公平。第二，從現實來看，戶籍制度上捆綁的歧視農村人口的各種社會保障，各種福利的量過大。如果完全放開二元戶籍制度，國家財政上具有一定的不現實性。如何真正實現戶籍制度上社會保障城鄉置換，保障儘量更加平等才是解決問題的重點，這就需要將目光轉向農村社會保障性質的土地。
２．２代表性模式設計評析
２．２．１重慶模式
（１）「地票」改革。所謂地票，就是由市國土房管部門發給等量面積建設用地指標憑證。這個憑證就稱為「地票」。地產開發商通過競拍地票，獲得申請對城市近郊的土地進行商業開發的權利。重慶地票將農村地區的非耕地轉變為耕地，隨即將城市近郊的農地納入城鎮土地開發版圖。就是借宅基地的流轉實現了用於建設的農地的置換，農村的宅基地變為城市的宅基地，其目的在於保證耕地的不減少，克服城市擴張的用地瓶頸。（２）「脫衣穿衣」戶籍制度改革。２０１０年１月，重慶啟動戶籍制度改革，制定了《重慶市戶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全力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改革中，以解決有條件農民工「轉戶」為突破口，對轉戶農民設計了「３＋５」、「脫衣穿衣」的政策體系：即進城農民穿上城市就業、醫療、社保、教育、住房「五件衣服」，脫掉農村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件衣服」。截止目前已經有近兩萬名農民獲得城市戶口，農民興趣很高。不可否認重慶市戶籍制度改革實現了城鄉制度的很大銜接，是我國戶籍制度改革配套制度設計影響極大的一次實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於「穿五」存在一定的時間遲滯，或者依靠市場（除了教育問題可以立即解決，社保、醫療具有年限限制，就業培訓遠遠不足，住房只能依靠廉租房等），實際應用效果沒有預想的要好。具體分析情況如表１所示。制度改革也僅僅傾向去於兩類重點群體：一是有條件農民工及新生代。二是歷史遺留問題。所以重慶戶籍制度改革效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２．２．２天津模式
天津「宅基地換房」。所謂「宅基地換房」辦法，即農民自願以其宅基地，按照規定的置換標準，換取小城鎮內的一套住宅，遷入小城鎮居住。原村莊建設用地進行復耕，而節約下來的土地整合後「招」、「拍」、「掛」，用土地收益彌補小城鎮建設資金缺口。這是自下而上建設小城鎮的做法，數量上可能滿足了中國城鎮化的要求，卻難以達到城鎮化的標準。其本質更傾向於工業增收的思路。這種模式的最大優點在於房價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可以保證農民有所居，農業產出不減少，來追求增收，確實有一定的借鑑意義，但農業依然難以發展。
３系統解決三農問題模式設計
筆者認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思路在於有效地解放耕地上的過多人口，以此增加農民占有耕地數目，實現規模化，刺激技術與資本投入，通過政府投資與農民個人投資，技術投入等將傳統農業轉化為現代農業，實現農業發展。還必須保證解放出過多人口可以充分的就業，具有自己的住房與保障。其中，針對農村勞動力就業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的著眼點。上世紀８０年代農村過剩勞動力出路是鄉鎮企業；上世紀９０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從消費拉動製造業發展，轉為投資推動資本密集的基礎產業發展，鄉鎮企業隨之轉向資本密集型發展，吸納能力大大減弱。現如今如何合理安排產業結構，既能綠色合理科學發展，又能吸納轉戶農民就業將是一個核心問題。首先，應對申請農轉非就業能力排序，具體根據個人就業能力的情況下實行申請制度，保證轉入人口具有足夠的生存能力。其次，針對農民的林地、耕地依然採用補償金進行補償，而針對其宅基地上宜採用補償金與換房模式相結合。具體根據村民意願與實際情況，保證農民有所居。再次，適度增加五項保障，在預算前提下，切實根據農民的年齡與個人能力進行社會保障的補償與分配。在此基礎上保障每一個轉戶農民「有所居，有所勞，有所養」。轉戶對象城市結合自身具體情況，發展特色產業，增加就業，做好轉移勞動力的培訓，不斷提高其技能。最後，未轉出農戶因農村耕地不減的情況下，人均耕地數量上升，收入水平也必然上升。因此收入差距也將在一定程度上縮小。此時，政府應逐漸加強機械化、規模化農業引導，農業金融的支持，在此基礎上提高農業附加值，縮小產業差距，各項措施系統、有機結合，各級政府通力配合，真正解決三農問題，達到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糧食安全，社會和諧穩定的新局面。
作者：張洪博１孫增超１張瑜２李靜３馬強３工作單位：１．河北師範大學商學院２．石家莊財經職業學院會計學院３．國家開發銀行河北省分行
我國承包制的土地制度所導致的小農經濟，進一步制約了農業的規模化、產業化，農業自身所需要的規模化效應難以滿足，農業收益低更成為必然。農業收益低造成資本擠出，同時提高了進入的成本，技術金融等相關性服務難以發展進一步加劇了農業的收益率低，形成了惡性循環。「人造國情」矛盾。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的經濟結構，是由於城鄉資源不同而形成的，產生城鄉差距，有其必然性，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的不斷進行，城鄉差距會不斷縮小。但是我國的城鄉差距不僅僅包括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而且還存在基於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形成的二元社會結構。有研究指出，由於人為歧視的制度安排，幾十年來中國的城鄉差距不斷拉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５∶１。如果住房、教育衛生等也考慮在內，中國的收入差距將達到６∶１。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僅僅為１．５：１。
２三農問題的解決模式分析
２．１代表思路評析
首先，土地流轉的基本思路是將土地從不使用的土地的人手中流轉出來進入其他人的手中，通過企業合作社等形式實現規模化，從而提高收益，克服土地撂荒等問題。但是有償的流轉導致多餘的租金成本，這給原本低收益的農業增加了又一道障礙。在此基礎上的討論並不否認大型農業企業存在的合理性，也不否認規模化收益會降低單位成本，但是農業的低收益率，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農民增收更多程度在現實上大都是依靠兼業化，農業合作社尚難以形成可供移植，可全國推廣的合理模式。其次，現今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性質弱化，耕地取得的收入遠遠不如外出務工。因此大量土地撂荒。土地承包制下的土地性質更傾向於社會保障。這是在制度設計時就是考慮到的，符合歷史國情；在土地流轉研究中也為學者所承認。但在進城務工較盛行的地區，土地大面積撂荒也不願流轉出去的「雞肋」狀況凸顯。土地使用權固化的問題制約著土地的發展。針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以及針對二元戶籍制度的研究學界已經比較充分，但是針對真正的實施問題卻難以實現。第一，從理論上看，針對土地的社會保障性質，城市擁有各種社會保障，農村擁有耕地，這在不考慮量上的量的差距上，這種制度安排是具備一定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的。進城農民工作為農村的戶籍，享有農村的耕地，在這種角度上來說如果再強求與城鎮人口完全相同的社會保障等待遇顯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違反了公平原則。而城中村人口作為農村人口卻喪失了土地，也沒有社會保障相比農民工卻更反映出了一定的不公平。第二，從現實來看，戶籍制度上捆綁的歧視農村人口的各種社會保障，各種福利的量過大。如果完全放開二元戶籍制度，國家財政上具有一定的不現實性。如何真正實現戶籍制度上社會保障城鄉置換，保障儘量更加平等才是解決問題的重點，這就需要將目光轉向農村社會保障性質的土地。
２．２代表性模式設計評析
２．２．１重慶模式
（１）「地票」改革。所謂地票，就是由市國土房管部門發給等量面積建設用地指標憑證。這個憑證就稱為「地票」。地產開發商通過競拍地票，獲得申請對城市近郊的土地進行商業開發的權利。重慶地票將農村地區的非耕地轉變為耕地，隨即將城市近郊的農地納入城鎮土地開發版圖。就是借宅基地的流轉實現了用於建設的農地的置換，農村的宅基地變為城市的宅基地，其目的在於保證耕地的不減少，克服城市擴張的用地瓶頸。（２）「脫衣穿衣」戶籍制度改革。２０１０年１月，重慶啟動戶籍制度改革，制定了《重慶市戶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全力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改革中，以解決有條件農民工「轉戶」為突破口，對轉戶農民設計了「３＋５」、「脫衣穿衣」的政策體系：即進城農民穿上城市就業、醫療、社保、教育、住房「五件衣服」，脫掉農村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件衣服」。截止目前已經有近兩萬名農民獲得城市戶口，農民興趣很高。不可否認重慶市戶籍制度改革實現了城鄉制度的很大銜接，是我國戶籍制度改革配套制度設計影響極大的一次實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於「穿五」存在一定的時間遲滯，或者依靠市場（除了教育問題可以立即解決，社保、醫療具有年限限制，就業培訓遠遠不足，住房只能依靠廉租房等），實際應用效果沒有預想的要好。具體分析情況如表１所示。制度改革也僅僅傾向去於兩類重點群體：一是有條件農民工及新生代。二是歷史遺留問題。所以重慶戶籍制度改革效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２．２．２天津模式
天津「宅基地換房」。所謂「宅基地換房」辦法，即農民自願以其宅基地，按照規定的置換標準，換取小城鎮內的一套住宅，遷入小城鎮居住。原村莊建設用地進行復耕，而節約下來的土地整合後「招」、「拍」、「掛」，用土地收益彌補小城鎮建設資金缺口。這是自下而上建設小城鎮的做法，數量上可能滿足了中國城鎮化的要求，卻難以達到城鎮化的標準。其本質更傾向於工業增收的思路。這種模式的最大優點在於房價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可以保證農民有所居，農業產出不減少，來追求增收，確實有一定的借鑑意義，但農業依然難以發展。
３系統解決三農問題模式設計
筆者認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思路在於有效地解放耕地上的過多人口，以此增加農民占有耕地數目，實現規模化，刺激技術與資本投入，通過政府投資與農民個人投資，技術投入等將傳統農業轉化為現代農業，實現農業發展。還必須保證解放出過多人口可以充分的就業，具有自己的住房與保障。其中，針對農村勞動力就業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的著眼點。上世紀８０年代農村過剩勞動力出路是鄉鎮企業；上世紀９０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從消費拉動製造業發展，轉為投資推動資本密集的基礎產業發展，鄉鎮企業隨之轉向資本密集型發展，吸納能力大大減弱。現如今如何合理安排產業結構，既能綠色合理科學發展，又能吸納轉戶農民就業將是一個核心問題。首先，應對申請農轉非就業能力排序，具體根據個人就業能力的情況下實行申請制度，保證轉入人口具有足夠的生存能力。其次，針對農民的林地、耕地依然採用補償金進行補償，而針對其宅基地上宜採用補償金與換房模式相結合。具體根據村民意願與實際情況，保證農民有所居。再次，適度增加五項保障，在預算前提下，切實根據農民的年齡與個人能力進行社會保障的補償與分配。在此基礎上保障每一個轉戶農民「有所居，有所勞，有所養」。轉戶對象城市結合自身具體情況，發展特色產業，增加就業，做好轉移勞動力的培訓，不斷提高其技能。最後，未轉出農戶因農村耕地不減的情況下，人均耕地數量上升，收入水平也必然上升。因此收入差距也將在一定程度上縮小。此時，政府應逐漸加強機械化、規模化農業引導，農業金融的支持，在此基礎上提高農業附加值，縮小產業差距，各項措施系統、有機結合，各級政府通力配合，真正解決三農問題，達到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糧食安全，社會和諧穩定的新局面。
作者：張洪博１孫增超１張瑜２李靜３馬強３工作單位：１．河北師範大學商學院２．石家莊財經職業學院會計學院３．國家開發銀行河北省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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