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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崛起與中國經濟增長

2023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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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銘陽
摘 要:一國的崛起是國家核心競爭力,尤其是經濟競爭力角逐的結果。本文從經濟史的角度出發,以英國崛起的歷史經驗為例,對經濟因素和大國崛起的歷史邏輯進行深入分析和考察,並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提出了未來經濟增長的政策建議,以實現中國經濟更好的發展。
關鍵詞 :英國崛起 未來經濟增長 趕超發展
一、英國崛起的經驗探索
1.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
自由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推動了英國經濟的崛起,從而使其成為第一個世界性的強國。雖然在工業化早期英國主要奉行重商主義,採取鼓勵出口、限制進口的經濟政策,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英國政府開始改變傳統經濟政策,轉而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不改變重商主義的體制和政策,確立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一個國家就難以實現持久的繁榮和富強,而只會「崛而不起」或者「起而復衰」。
2.強大的制度創新能力
旺盛的制度創新能力是使英國走向強盛的秘訣。研究表明,持久的經濟增長起源於一種適宜財產權演進的環境,包括有效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勞動力、保護私有財產、專利法和對智慧財產權的鼓勵等措施,直至完善市場經濟體系的制度安排。英國在產權制度建設方面的成就十分顯著,成熟的私有產權制度不僅保護了經濟領域內的創新活動,而且為技術創新提供了有效的激勵機制,從而對英國的經濟繁榮和富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英國崛起的過程就體現為一個技術創新與時俱進、科技應用日益普及的過程。為了激勵技術創新,英國政府曾制定出世界上第一部正式而完整的專利法,並將科技創新戰略作為國家發展戰略。
二、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思考
1.從經濟增長因素方面改革
從經濟增長理論看,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無外乎勞動力、資本投入的增長和技術進步,未來的經濟發展也必須從這三方面著手。這就要求我國繼續深化改革,釋放勞動力、資本、和技術進步等諸要素的潛力,以推動中國經濟更好、更快的發展。在勞動力方面,中國目前已經告別了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態。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以及生育率水平的不斷下降,中國的勞動力在未來的幾年達到峰值後就將處於下降的態勢。面對這一問題,中國需要對戶籍制度等各種限制勞動力流動的政策、措施進行改革,提高勞動力的配置效率;隨著勞動力成本的進一步提高,中國還可以通過發展勞動替代性技術來弱化勞動供給減少的影響。在資本投資方面,中國同樣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中國要加快金融市場改革步伐,加大金融行業競爭力度,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使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力量;要改革地方政府官員考核體系和地方財稅體系,從根本上解決地方政府的投資衝動問題。未來隨著勞動力供給的減少以及資本邊際產出的逐步下降,技術進步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所扮演的角色將會更加重要。如果說創新是中國發展的新引擎,那麼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點火器,我們要致力於發揮創新驅動的原動力作用,採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創新引擎全速發動起來,促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儘快形成新增長點和驅動力。
2.進一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是轉變發展方式的核心,而要實現產業升級,必須要確立「從成本優勢轉向爭取技術優勢」的戰略思想,產業升級不僅僅是要培養幾個「高新技術戰略產業」而是要全面提升我國各行業的技術水平和競爭力,抓住各種可能的機會,要調動各領域、社會各層次、各地方的能力和優勢,綜合發揮政策和市場作用,排除矛盾,形成協同效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公有制主導,發揮國有企業應有的作用,把握市場和政策指導、自主性和開放性的平衡。
技術進步和體制改善,是中國未來實現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在經過「劉易斯轉折點」且「人口紅利」面臨消失的情況下,防止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途徑是把經濟增長轉到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特別是與技術進步有關的生產率基礎上。要通過政策調整,形成國內版的 「雁陣」模型和「創造性毀滅」的政策環境,並且從技術進步和體制改善中獲得更高效率,以實現中國經濟增長向全要素生產率支撐型模式的轉變,避免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由粗放型增長轉向集約型特別是科技型增長,重在科技創新驅動發展,未來中國必須要依靠自己,走自主創新、創新驅動特別是科技創新驅動發展的道路。
3. 產業體系和市場的調整
林毅夫認為,起「決定性」作用的市場必須將「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這種結合可以更好地發揮中國現階段由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對於轉型中的國家,這種結合既強調了我國應消除市場中遺留的一些干預,又強調政府要克服原來制度的扭曲,建設基礎設施和補貼轉型期中的產業。
從上述對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到起「決定性」作用的轉變,不意味著市場在社會經濟活動的所有領域起決定性作用,也不意味著可以簡單地重新劃分政府與市場資源配置的比重或作用範圍。要在堅持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充分考慮我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市場規律,並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目前我國正處在產業結構調整時期,應該大力發展現代服務經濟,面向未來的現代產業體系,應該更多地建立在現代服務業與新型製造業融合,以及新的工業生產方式、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和新的生產製造模式基礎之上。
三、結論
近代以來,大國的興衰更替始終是世界歷史中濃墨重彩的主題。伴隨著相對力量優勢的逐漸增大,它們對國際體系的力量格局、秩序、行為準則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而這正是大國崛起和競爭的歷史鐵律。大國崛起既可以理解為國際政治體系變動中的權力博弈,也可以理解為現代世界體系結構變化中進入中心區域的發展競爭,經濟發展方面的比較優勢無疑是大國崛起的關鍵因素。當然,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中還面臨著經濟發展總體失衡,產業結構不夠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等一系列挑戰。在當今社會,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就要求我國進一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全面深化改革,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參考文獻:
[1] 姚開建.經濟學說史[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 中國政治經濟學年度發展報告,2013.
[3] 李霞. 從重商主義的發展分析英帝國的崛起[J].濟南大學學報,2007(5).
(作者單位:河南師範大學商學院2012級經濟學專業 河南新鄉市 4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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