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些學者把明清江南 經濟 與英國經濟進行比較，力圖找到近代 中國 大大落後於西歐的原因。但學者們對明清江南經濟究竟「是什麼」還沒有取得一致意見。黃宗智認為江南經濟在人口壓力下出現了「內卷化」；李伯重認為江南經濟存在斯密型增長但未出現庫茲涅茨型成長；彭慕蘭則乾脆認為到1800年江南經濟並不比英國經濟差，英國之所以產生 工業 革命只是由於英國煤礦離工業區較近並且向新大陸移民緩解了人口壓力。美國經濟學家諾思闡明： 社會 結構和經濟、 政治 制度，都是經濟人在特定客觀環境及其變化的基礎上理性選擇的結果。西歐氣候覆雜，產品差異大，各地又有水路通航，適合 發展 商品市場，市場的發展又帶動了經濟和社會的興起。本文認為近代中國之所以落後於西歐，在於二者大不相同的地理條件。中國文明本部東西方向氣候相同導致產品基本相同無交換必要，南北方向無通航河流導致有差異的產品無法實現交換，中國農民將產品運到有差異的地區進行交換，比調整產品結構直接生產所需產品還要花費更高代價，基本產品的交易市場不可能自發發展起來。缺乏市場盈利的刺激，農民也只能夠自給自足，導致社會長期停滯於傳統狀態。明清江南雖然出現了分工協作的手工業生產，但由於市場盈利潛力不大，不能刺激技術創新，所以不可能自發發展出資本主義社會。學者們大都沒有搞清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原理，所以其關於明清江南經濟史的爭論都是不得要領的。
關鍵詞：內卷化 斯密型增長 地理條件 商品市場 歷史 反差 不得要領
（以下是正文）
前些時，我從王家范先生的批評文章 「 《〈大分流〉與中國歷史重估》」中了解到，美國學者彭慕蘭認為，直到1800年，英國的英格蘭與中國的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差別不大，只是由於英格蘭具有適合開採利用的煤礦以及北美殖民地緩解了人口壓力，才使得的英國產生了工業革命，此後東西方才分道揚鑣了。
說實話，光從彭慕蘭的這一結論我已斷言，《大分流》一書並不具有 研究 價值，如果為了消遣去閱讀它，那對我的意志力也將是一次嚴重的考驗。
最近，一位熱心的讀者給我來信說，他看了關於《大分流》一書的評論，感到彭慕蘭關於英國崛起原因的論述，恰好能夠證明我「地理條件和外生變量是社會發展的終極原因」的歷史 理論 （許平中：《中西歷史反差探源》，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8 月出版）。我對這位讀者把《大分流》與我的歷史思想聯繫起來頗感吃驚。但仔細想來，彭慕蘭所說的英國工業革命的兩個關鍵原因，正好「對應」於我所闡述的「地理條件」和「外生變量」。所以讀者對我的歷史理論產生誤解，一點也不奇怪。但是這也使我認識到，有必要再向讀者強調，在我看來，歷史運行的終極「原因」（「條件」）是確定的，都是地理條件和外生變量。所以歷史研究的關鍵任務，不是找到「哪些因素」促進或延緩了社會的發展進步，而是闡明這些因素「如何」決定或 影響 了經濟人的選擇，從而使他們創造了各自大不相同的社會和歷史。
為了說明我與彭慕蘭歷史研究的 方法 不同，我不得不瀏覽了網站上關於《大分流》的介紹和評論，也大致了解了中國學者研究經濟史的方法。本文不就學者們提供的具體經濟史資料進行評述，只就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於經濟史愛好者。
一、宏觀歷史 問題 的提出：近代中國何以「落伍」？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迫使中國人認識到自己的落後，史家也開始對自己傳統社會進行重新檢討。但是實在說來，經過100多年的探索，學者們並沒有搞清中國歷史進程何以與西歐出現如此強烈的反差。在筆者看來，人們甚至對傳統中國社會究竟「是什麼」也沒有搞清。19世紀的中國落後於西方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這一落後狀況是由於從秦漢以來的社會「長期發展緩慢」，還是中國傳統社會「早已停滯」，或是認為名帶之前的中國一直居於世界的前列，只是在明清時期才落伍了？
許多人以為「緩慢論」、「停滯論」和「落伍論」之間的差別無關緊要，但實際上，這三種觀點認識問題的基礎並不相同。如果認為中國社會是「長期發展緩慢」，那就需要從社會結構形成後社會運行的動力方面去尋找原因；如果認為中國社會「早已停滯」，那就需要從傳統社會有沒有自我發展的潛力上下工夫研究；但如果認為古代中國有輝煌的成就，只是在明清之際才落伍了，那就只需要在明清 時代 的具有什麼特殊因素中探討落伍的原因。
當許多中國學者尚在思考中國社會究竟「是什麼」的時候，卻出現了一位「高明」的西方學者李約瑟，他硬是在故紙堆和其它不知道什麼資料中發掘出古代中國 科學 技術的輝煌成就，得出15 世紀以前中國的科學技術大大領先於世界的結論。於是就出現這樣一個問題：15世紀之後的中國何以不能像西歐那樣率先轉向 現代 ，卻由古代的輝煌轉向近代的沉淪，陷於後進挨打的命運呢？中國人把這一問題稱為「李約瑟難題」或「李約瑟之謎」。
許多學者早就對「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處於世界領先水平」的神話頗感懷疑。學過平面幾何的人都知道，遠在古希臘時代，歐幾里德就歸納了幾何學的公理體系。就這一體系給人的思想啟迪來說，那是中國的所謂四大發明所望塵莫及的，不少人隱約感到，四大發明也許一點也不值得中國人自豪和驕傲，因為它們都不過是人們在日常生產和生活中偶然的發現而已。如果中國從來就不具有世界領先的科學技術，那就無所謂明清時期的「落伍」。近代中國的經濟和科學技術大大落後於西歐，不過是由於近代以來西歐大大加快了發展步伐而已。因此，探討中西歷史何以出現如此強烈的反差，不應當致力於研究中國，而應當致力於研究西歐。
其實只要把世界其它地區也納入我們的視野，就很容易發現，比中國更早進入文明社會的埃及、印度、巴比倫所在的地域，也都沒有（自發）發展出近代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它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實際上也都是停滯的。只是由於它們距近代文明發源地的西歐較近，受近代文明「衝擊」比中國早，有的國家或地區甚至直接被西方文明所統治，這才使它們似乎顯得比中國「進步」。從宏觀角度看，傳統中國社會不管是緩慢、停滯還是落伍，在世界上並不是什麼特殊現象。可以肯定，如果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並向全世界擴張這一偉大的社會運動，世界其它地區還會普遍停滯於自己的中世紀，中國也還會繼續自己的王朝更替和歷史循環。認為任何「社會」或「文明」都具有無限發展的潛力，是沒有根據的。
中國學者尤其不願意相信傳統中國社會不具有自發發展到資本主義的潛力，所以總想在中國歷史中發現能夠自發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因素」，於是明清時期的「資本主義萌芽」被製造出來。對於這些「資本主義萌芽」何以沒能發展起來，他們則歸咎於西方的擴張打亂或「阻礙」了中國的正常發展。
但是也有不少學者看到遠在資本主義擴張到中國之前，中國已經大大落後於西方，所以近代中國的落後，就不應當歸咎於資本主義的擴張打斷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於是一些人力圖在中西歷史的比較中，找到西歐發展的有利「因素」和中國發展的不利「因素」，用不同因素的作用來解釋中西歷史的反差。在這些對比研究中，最有價值的也許就是對明清江南經濟與同時期的英國經濟所做的比較。
先是華裔美國學者黃宗智先生提出了解釋明清江南經濟發展的「內卷化」理論。這一理論認為，江南的農戶家庭雖然通過增加勞動力的投入獲得了較高總收入，但由於人口壓力導致的勞動報酬遞減，人均日產量卻是下降的。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導致社會雖然有「增長」但是卻沒有發展，也就是出現「無發展的增長」。他把江南經濟運行的這一方式稱為「內卷化」或「過密化」。
清華大學的李伯重教授在其《「過密型增長理論」不適於明清江南 農村 經濟史研究》[2]一文中，對「內卷化」理論提出了批評。他認為，近代經濟成長的方式有「斯密型成長」和「庫茲涅茨型成長」兩種，前者是指由分工協作和專業化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後者是指技術進步帶動的經濟發展。兩種成長方式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明清江南農村經濟沒有出現庫茲涅茨型的經濟成長，那裡的經濟增長是由分工合作帶來的經濟效益，也就是斯密型的經濟成長。僅僅因為沒有出現庫茲涅茨型成長就否定江南的經濟發展是講不通的。
美國學者彭慕蘭卻認為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並不比英國經濟落後。他在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書中，通過對英格蘭和中國江南社會經濟幾種重要因素的比較後認為，1800年前的歐洲經濟並非早已具備內在的「決定性優勢」，此後當歐洲藉助於煤炭以及與新大陸的貿易緩解了土地和能源壓力後，它才走上了與中國「分流」的道路。彭慕蘭得出的結論是，「英國發生工業革命完全是幾種偶然因素的作用」。
下面介紹幾位學者關於明清江南經濟史的爭論。
關鍵詞：內卷化 斯密型增長 地理條件 商品市場 歷史 反差 不得要領
（以下是正文）
前些時，我從王家范先生的批評文章 「 《〈大分流〉與中國歷史重估》」中了解到，美國學者彭慕蘭認為，直到1800年，英國的英格蘭與中國的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差別不大，只是由於英格蘭具有適合開採利用的煤礦以及北美殖民地緩解了人口壓力，才使得的英國產生了工業革命，此後東西方才分道揚鑣了。
說實話，光從彭慕蘭的這一結論我已斷言，《大分流》一書並不具有 研究 價值，如果為了消遣去閱讀它，那對我的意志力也將是一次嚴重的考驗。
最近，一位熱心的讀者給我來信說，他看了關於《大分流》一書的評論，感到彭慕蘭關於英國崛起原因的論述，恰好能夠證明我「地理條件和外生變量是社會發展的終極原因」的歷史 理論 （許平中：《中西歷史反差探源》，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8 月出版）。我對這位讀者把《大分流》與我的歷史思想聯繫起來頗感吃驚。但仔細想來，彭慕蘭所說的英國工業革命的兩個關鍵原因，正好「對應」於我所闡述的「地理條件」和「外生變量」。所以讀者對我的歷史理論產生誤解，一點也不奇怪。但是這也使我認識到，有必要再向讀者強調，在我看來，歷史運行的終極「原因」（「條件」）是確定的，都是地理條件和外生變量。所以歷史研究的關鍵任務，不是找到「哪些因素」促進或延緩了社會的發展進步，而是闡明這些因素「如何」決定或 影響 了經濟人的選擇，從而使他們創造了各自大不相同的社會和歷史。
為了說明我與彭慕蘭歷史研究的 方法 不同，我不得不瀏覽了網站上關於《大分流》的介紹和評論，也大致了解了中國學者研究經濟史的方法。本文不就學者們提供的具體經濟史資料進行評述，只就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於經濟史愛好者。
一、宏觀歷史 問題 的提出：近代中國何以「落伍」？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迫使中國人認識到自己的落後，史家也開始對自己傳統社會進行重新檢討。但是實在說來，經過100多年的探索，學者們並沒有搞清中國歷史進程何以與西歐出現如此強烈的反差。在筆者看來，人們甚至對傳統中國社會究竟「是什麼」也沒有搞清。19世紀的中國落後於西方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這一落後狀況是由於從秦漢以來的社會「長期發展緩慢」，還是中國傳統社會「早已停滯」，或是認為名帶之前的中國一直居於世界的前列，只是在明清時期才落伍了？
許多人以為「緩慢論」、「停滯論」和「落伍論」之間的差別無關緊要，但實際上，這三種觀點認識問題的基礎並不相同。如果認為中國社會是「長期發展緩慢」，那就需要從社會結構形成後社會運行的動力方面去尋找原因；如果認為中國社會「早已停滯」，那就需要從傳統社會有沒有自我發展的潛力上下工夫研究；但如果認為古代中國有輝煌的成就，只是在明清之際才落伍了，那就只需要在明清 時代 的具有什麼特殊因素中探討落伍的原因。
當許多中國學者尚在思考中國社會究竟「是什麼」的時候，卻出現了一位「高明」的西方學者李約瑟，他硬是在故紙堆和其它不知道什麼資料中發掘出古代中國 科學 技術的輝煌成就，得出15 世紀以前中國的科學技術大大領先於世界的結論。於是就出現這樣一個問題：15世紀之後的中國何以不能像西歐那樣率先轉向 現代 ，卻由古代的輝煌轉向近代的沉淪，陷於後進挨打的命運呢？中國人把這一問題稱為「李約瑟難題」或「李約瑟之謎」。
許多學者早就對「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處於世界領先水平」的神話頗感懷疑。學過平面幾何的人都知道，遠在古希臘時代，歐幾里德就歸納了幾何學的公理體系。就這一體系給人的思想啟迪來說，那是中國的所謂四大發明所望塵莫及的，不少人隱約感到，四大發明也許一點也不值得中國人自豪和驕傲，因為它們都不過是人們在日常生產和生活中偶然的發現而已。如果中國從來就不具有世界領先的科學技術，那就無所謂明清時期的「落伍」。近代中國的經濟和科學技術大大落後於西歐，不過是由於近代以來西歐大大加快了發展步伐而已。因此，探討中西歷史何以出現如此強烈的反差，不應當致力於研究中國，而應當致力於研究西歐。
其實只要把世界其它地區也納入我們的視野，就很容易發現，比中國更早進入文明社會的埃及、印度、巴比倫所在的地域，也都沒有（自發）發展出近代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它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實際上也都是停滯的。只是由於它們距近代文明發源地的西歐較近，受近代文明「衝擊」比中國早，有的國家或地區甚至直接被西方文明所統治，這才使它們似乎顯得比中國「進步」。從宏觀角度看，傳統中國社會不管是緩慢、停滯還是落伍，在世界上並不是什麼特殊現象。可以肯定，如果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並向全世界擴張這一偉大的社會運動，世界其它地區還會普遍停滯於自己的中世紀，中國也還會繼續自己的王朝更替和歷史循環。認為任何「社會」或「文明」都具有無限發展的潛力，是沒有根據的。
中國學者尤其不願意相信傳統中國社會不具有自發發展到資本主義的潛力，所以總想在中國歷史中發現能夠自發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因素」，於是明清時期的「資本主義萌芽」被製造出來。對於這些「資本主義萌芽」何以沒能發展起來，他們則歸咎於西方的擴張打亂或「阻礙」了中國的正常發展。
但是也有不少學者看到遠在資本主義擴張到中國之前，中國已經大大落後於西方，所以近代中國的落後，就不應當歸咎於資本主義的擴張打斷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於是一些人力圖在中西歷史的比較中，找到西歐發展的有利「因素」和中國發展的不利「因素」，用不同因素的作用來解釋中西歷史的反差。在這些對比研究中，最有價值的也許就是對明清江南經濟與同時期的英國經濟所做的比較。
先是華裔美國學者黃宗智先生提出了解釋明清江南經濟發展的「內卷化」理論。這一理論認為，江南的農戶家庭雖然通過增加勞動力的投入獲得了較高總收入，但由於人口壓力導致的勞動報酬遞減，人均日產量卻是下降的。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導致社會雖然有「增長」但是卻沒有發展，也就是出現「無發展的增長」。他把江南經濟運行的這一方式稱為「內卷化」或「過密化」。
清華大學的李伯重教授在其《「過密型增長理論」不適於明清江南 農村 經濟史研究》[2]一文中，對「內卷化」理論提出了批評。他認為，近代經濟成長的方式有「斯密型成長」和「庫茲涅茨型成長」兩種，前者是指由分工協作和專業化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後者是指技術進步帶動的經濟發展。兩種成長方式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明清江南農村經濟沒有出現庫茲涅茨型的經濟成長，那裡的經濟增長是由分工合作帶來的經濟效益，也就是斯密型的經濟成長。僅僅因為沒有出現庫茲涅茨型成長就否定江南的經濟發展是講不通的。
美國學者彭慕蘭卻認為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並不比英國經濟落後。他在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書中，通過對英格蘭和中國江南社會經濟幾種重要因素的比較後認為，1800年前的歐洲經濟並非早已具備內在的「決定性優勢」，此後當歐洲藉助於煤炭以及與新大陸的貿易緩解了土地和能源壓力後，它才走上了與中國「分流」的道路。彭慕蘭得出的結論是，「英國發生工業革命完全是幾種偶然因素的作用」。
下面介紹幾位學者關於明清江南經濟史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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