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長期以來， 中國 的宏觀 經濟 調控模式呈現出以調控國內均衡為主的特點。但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和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傳統的調控模式將受到外部經濟的強烈衝擊。本文在 分析 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關於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各種 理論 之後，提出了中國應該選擇「內外兼重，雙重平衡」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觀點，同時認為在具體模式構建上，應積極發揮人民幣浮動匯率穩定國際收支的作用，同時重點採用浮動匯率條件下有政策效果比較優勢的貨幣政策實現國內均衡，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遵循WTO的有關規則，強化政府在供給政策中的作用，構建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積極參與國際間的經濟政策協調。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宏觀經濟調控 外部均衡 內部均衡
經過近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在經濟全球化和 計算 機通信以及 網絡 技術的強力推動下，各國市場進一步融合，國際競爭不斷加劇，世界經濟格局重新調整。其次，從國內情況看，總供求關係出現了根本性轉變，經濟開始由短缺走向相對過剩，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由通貨膨脹走向通貨緊縮。顯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選擇將日益成為 影響 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一、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運行
（一）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進程與趨勢
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是中國經濟高速 發展 的時期，也是中國經濟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時期。中國的對外開放在市場化，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等方面採取循序漸進的改革措施，在擴大進出口貿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擴大沿海地區開放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據《中國國際貿易統計年鑑》顯示，20年里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到2656億美元，特別是9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占全 社會 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0%左右。據專家估計，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對9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5%，照此推算，外資投入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在6%左右。顯然，國際間要素流動極大地提高了國內生產率。據有關統計表明，90年代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通過擴大投資和提高要素生產率，對GDP平均增長10.7%做出了重要貢獻。從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我國的國際收支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構成上都有很大變化。在收支規模上，1979—2000年累計進出口總額約為3萬億美元，是建國以後前29年的15倍多。我國貿易占世界貿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隨著國際收支規模的擴大，國家外匯儲備總水平不斷上升，2000年底達1513億美元。近20年來，除進出口和僑匯兩個傳統項目以外，其它如 旅遊 、運輸、服務承包和資本項目收支急劇增長，其中資本項目收支增長尤其明顯。
隨著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斷加深，涉外經濟活動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以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為例，1988年為25.6%，2000年則上升到約40%。參與經濟全球化，使中國的國民收入得到了飛速的增長，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了一席之地，與已開發國家的差距在逐漸縮小。
（二）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實踐
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始於1992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方案出台以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就是要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社會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國家採用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加以輔助和引導，這種調控區別於以往的計劃手段的特點就在於它是指導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國內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使得其經濟運行機制與國際市場逐步接軌，對外經濟活動日益活躍，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不斷加深。面對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經濟，中國近年來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表現為側重於對國內均衡的追求，顯然這是由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仍處於逐步完善的階段以及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特點所決定的，並且這種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也確實發揮了較為積極的作用，較有成效地實現了國內經濟的增長。從總體上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宏觀經濟運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長的同時，又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現的市場震盪和1989年供給缺口的拉大導致了1989—1991年的經濟急速滑坡。1991年經濟步入低谷並緩慢回升，1992年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而且勢頭特別猛烈，但1994年發生了中國改革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全國商品零售價格上漲了21.7%，消費價格上漲了24.1%。1993年中期以後，中央政府開始提出加強宏觀調控的口號，實施了抑制經濟過熱的經濟政策，並在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有效地降低了通貨膨脹率，使整個國民經濟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長的勢頭。97年以後，中國的經濟雖然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勢頭，但增長的速度卻有所放慢， 目前 維持在7%左右，同時國內有效需求逐漸轉向不足，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狀態，物價出現了負增長，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現今，但已開始表現出反彈的跡象。1988年和1989年高達20%以上的高通貨膨脹率，導致了全國範圍內的搶購風潮，針對該種狀況，中央政府於1989年下半年實行了嚴厲的緊縮政策，即在全面緊縮固定資產投資的同時又大力緊縮信貸。在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下，實現經濟「硬性著陸」，這使得經濟由「過熱」陷入「過冷」之中。1992年以後，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漲期，但同時又引發了「過熱」 問題 ，針對這一次的投資過熱和高通貨膨脹，國務院實施了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並不是全面的緊縮。此次財政緊縮不是針對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緊縮，而只針對引發投資衝動的房地產和開發區投資的緊縮，貨幣政策並非全面的信貸緊縮，而只是針對亂集資，亂拆借的信貸緊縮，正常的生產和建設的資金供給沒有受到影響，有效地實現了宏觀經濟的「軟著陸」。97年以後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了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跡象，對此國務院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增發國債，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進國內有效需求的增長和物價的回升，目前已經顯現出積極的效果。
在國內宏觀經濟呈現高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的同時，中國的對外經濟卻一直處於順差的有利不均衡狀態。國內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國家對出口與外商投資的政策傾斜，引發出口與外商直接投資額年年遞增。同時，雖然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於順差的不均衡狀態，但是順差並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反而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因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呈現出貶值的狀況而促進了出口的增加，事實證明順差對於國內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是有利的。人民幣的匯率之所以表現出上述特點，這是由中國國內市場體系與國際市場體系接軌所產生的效應決定的，以往人民幣一直處於名義匯率高估狀況，人民幣匯率體系在1996年被改革為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和銀行結售匯制，加速了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進程，一直高估的名義匯率不斷貶值向實際匯率接軌，使得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於有利的順差狀態，同時順差並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過程中，對外經濟呈現出順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並沒有必要急於改變這種狀態，而可以集中精力對付國內的經濟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歷程之中，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踐明顯地表現出側重於對國內經濟周期的調控之上，並且這一策略的選擇有效地平抑了國內的經濟周期，保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三）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挑戰
對於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來說，與外部經濟的聯繫對該國經濟的運行有著重大影響。這些影響表現為在經濟全球化為該國經濟提供了許多封閉條件下不具備的有利條件的同時，也對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帶來了衝擊。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政府對經濟調控不但要實現國內經濟的穩定與發展，而且要確定經濟開放的合理的程度，這樣就必然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協調上的矛盾。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中國經濟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原先只側重於解決國內宏觀經濟均衡問題的宏觀調控模式必然受到開放經濟下經濟運行方式的衝擊，帶來內外均衡的衝突，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遊資的投機性衝擊等，都可以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
首先，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人民幣的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接軌，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於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是極其不利的，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並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要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
其次，隨著網絡經濟泡沫的破滅，美國經濟繼續減速，2001年美國第一季度的GDP增長率為0%。市場信心不足，投資和消費不振。日本經濟，歐元區經濟，我國的周邊國家和亞洲地區經濟受美國經濟大幅滑坡的影響，都明顯表現出經濟衰退的跡象。近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次調低了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預計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4%，低於IMF原先預計的3.5%。聯合國則預測全球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4%降為2001年的2.4%，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貿易額的增長速度將從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將造成我國出口的巨大壓力，貿易順差將大幅減少。我國的出口市場主要是美國和日本，其需求緊縮勢必對我國出口造成較大影響，同時亞洲周邊國家貨幣貶值也非常不利於我國出口的增長，出現貿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視。如果出現逆差的話，採用緊縮需求的方式進行逆差的調節必然加劇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同時由於中國近年來一直處於順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對逆差調節的政策經驗，因而對國際收支逆差的調節將是中國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第三，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以網絡技術為代表的信息產業在國際範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的量、準確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條件下，家庭和 企業 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更強，他們更能準確地對事物做出判斷和預測。因而，經濟全球化下信息技術的擴散，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模式發生了改變，雖然這種改變不致於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成為完全理性，但預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遞進必然對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反應而完全歸於無效。另外在出現巨額逆差的情況下，在脆弱的國內 金融 體系的條件下，預期的自我持續可能釀成國際儲備大量流失，資本嚴重外逃的貨幣危機。在貨幣危機中，市場投機者的貶值預期因名義利率機制的作用表現出一種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政府干預的成本變得如此巨大以至於政府放棄對外匯市場與匯率的干預而爆發貨幣危機。從這一投機者與政府的動態博奕過程，我們不難看出預期模式對政府干預政策的衝擊與影響。因而在以上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對受預期影響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整。
第四：中國即將加入WTO，然而WTO的多邊規則對各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首先，WTO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採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的規則。另外WTO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 科技 、環保、人力資源開發，地區和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範。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後，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將受到WTO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因而在加入WTO後，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
第五：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機制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徵是，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的、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要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形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 教育 ，人力資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同時政府應在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等方面創造出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制度基礎，從各個不同層麵塑造出 研究 與開發，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運作機制。由此可見，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政府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宏觀經濟調控 外部均衡 內部均衡
經過近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在經濟全球化和 計算 機通信以及 網絡 技術的強力推動下，各國市場進一步融合，國際競爭不斷加劇，世界經濟格局重新調整。其次，從國內情況看，總供求關係出現了根本性轉變，經濟開始由短缺走向相對過剩，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由通貨膨脹走向通貨緊縮。顯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選擇將日益成為 影響 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一、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運行
（一）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進程與趨勢
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是中國經濟高速 發展 的時期，也是中國經濟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時期。中國的對外開放在市場化，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等方面採取循序漸進的改革措施，在擴大進出口貿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擴大沿海地區開放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據《中國國際貿易統計年鑑》顯示，20年里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到2656億美元，特別是9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占全 社會 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0%左右。據專家估計，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對9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5%，照此推算，外資投入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在6%左右。顯然，國際間要素流動極大地提高了國內生產率。據有關統計表明，90年代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通過擴大投資和提高要素生產率，對GDP平均增長10.7%做出了重要貢獻。從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我國的國際收支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構成上都有很大變化。在收支規模上，1979—2000年累計進出口總額約為3萬億美元，是建國以後前29年的15倍多。我國貿易占世界貿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隨著國際收支規模的擴大，國家外匯儲備總水平不斷上升，2000年底達1513億美元。近20年來，除進出口和僑匯兩個傳統項目以外，其它如 旅遊 、運輸、服務承包和資本項目收支急劇增長，其中資本項目收支增長尤其明顯。
隨著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斷加深，涉外經濟活動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以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為例，1988年為25.6%，2000年則上升到約40%。參與經濟全球化，使中國的國民收入得到了飛速的增長，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了一席之地，與已開發國家的差距在逐漸縮小。
（二）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實踐
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始於1992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方案出台以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就是要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社會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國家採用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加以輔助和引導，這種調控區別於以往的計劃手段的特點就在於它是指導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國內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使得其經濟運行機制與國際市場逐步接軌，對外經濟活動日益活躍，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不斷加深。面對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經濟，中國近年來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表現為側重於對國內均衡的追求，顯然這是由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仍處於逐步完善的階段以及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特點所決定的，並且這種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也確實發揮了較為積極的作用，較有成效地實現了國內經濟的增長。從總體上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宏觀經濟運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長的同時，又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現的市場震盪和1989年供給缺口的拉大導致了1989—1991年的經濟急速滑坡。1991年經濟步入低谷並緩慢回升，1992年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而且勢頭特別猛烈，但1994年發生了中國改革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全國商品零售價格上漲了21.7%，消費價格上漲了24.1%。1993年中期以後，中央政府開始提出加強宏觀調控的口號，實施了抑制經濟過熱的經濟政策，並在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有效地降低了通貨膨脹率，使整個國民經濟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長的勢頭。97年以後，中國的經濟雖然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勢頭，但增長的速度卻有所放慢， 目前 維持在7%左右，同時國內有效需求逐漸轉向不足，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狀態，物價出現了負增長，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現今，但已開始表現出反彈的跡象。1988年和1989年高達20%以上的高通貨膨脹率，導致了全國範圍內的搶購風潮，針對該種狀況，中央政府於1989年下半年實行了嚴厲的緊縮政策，即在全面緊縮固定資產投資的同時又大力緊縮信貸。在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下，實現經濟「硬性著陸」，這使得經濟由「過熱」陷入「過冷」之中。1992年以後，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漲期，但同時又引發了「過熱」 問題 ，針對這一次的投資過熱和高通貨膨脹，國務院實施了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並不是全面的緊縮。此次財政緊縮不是針對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緊縮，而只針對引發投資衝動的房地產和開發區投資的緊縮，貨幣政策並非全面的信貸緊縮，而只是針對亂集資，亂拆借的信貸緊縮，正常的生產和建設的資金供給沒有受到影響，有效地實現了宏觀經濟的「軟著陸」。97年以後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了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跡象，對此國務院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增發國債，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進國內有效需求的增長和物價的回升，目前已經顯現出積極的效果。
在國內宏觀經濟呈現高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的同時，中國的對外經濟卻一直處於順差的有利不均衡狀態。國內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國家對出口與外商投資的政策傾斜，引發出口與外商直接投資額年年遞增。同時，雖然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於順差的不均衡狀態，但是順差並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反而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因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呈現出貶值的狀況而促進了出口的增加，事實證明順差對於國內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是有利的。人民幣的匯率之所以表現出上述特點，這是由中國國內市場體系與國際市場體系接軌所產生的效應決定的，以往人民幣一直處於名義匯率高估狀況，人民幣匯率體系在1996年被改革為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和銀行結售匯制，加速了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進程，一直高估的名義匯率不斷貶值向實際匯率接軌，使得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於有利的順差狀態，同時順差並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過程中，對外經濟呈現出順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並沒有必要急於改變這種狀態，而可以集中精力對付國內的經濟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歷程之中，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踐明顯地表現出側重於對國內經濟周期的調控之上，並且這一策略的選擇有效地平抑了國內的經濟周期，保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三）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挑戰
對於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來說，與外部經濟的聯繫對該國經濟的運行有著重大影響。這些影響表現為在經濟全球化為該國經濟提供了許多封閉條件下不具備的有利條件的同時，也對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帶來了衝擊。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政府對經濟調控不但要實現國內經濟的穩定與發展，而且要確定經濟開放的合理的程度，這樣就必然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協調上的矛盾。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中國經濟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原先只側重於解決國內宏觀經濟均衡問題的宏觀調控模式必然受到開放經濟下經濟運行方式的衝擊，帶來內外均衡的衝突，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遊資的投機性衝擊等，都可以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
首先，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人民幣的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接軌，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於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是極其不利的，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並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要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
其次，隨著網絡經濟泡沫的破滅，美國經濟繼續減速，2001年美國第一季度的GDP增長率為0%。市場信心不足，投資和消費不振。日本經濟，歐元區經濟，我國的周邊國家和亞洲地區經濟受美國經濟大幅滑坡的影響，都明顯表現出經濟衰退的跡象。近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次調低了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預計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4%，低於IMF原先預計的3.5%。聯合國則預測全球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4%降為2001年的2.4%，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貿易額的增長速度將從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將造成我國出口的巨大壓力，貿易順差將大幅減少。我國的出口市場主要是美國和日本，其需求緊縮勢必對我國出口造成較大影響，同時亞洲周邊國家貨幣貶值也非常不利於我國出口的增長，出現貿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視。如果出現逆差的話，採用緊縮需求的方式進行逆差的調節必然加劇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同時由於中國近年來一直處於順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對逆差調節的政策經驗，因而對國際收支逆差的調節將是中國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第三，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以網絡技術為代表的信息產業在國際範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的量、準確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條件下，家庭和 企業 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更強，他們更能準確地對事物做出判斷和預測。因而，經濟全球化下信息技術的擴散，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模式發生了改變，雖然這種改變不致於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成為完全理性，但預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遞進必然對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反應而完全歸於無效。另外在出現巨額逆差的情況下，在脆弱的國內 金融 體系的條件下，預期的自我持續可能釀成國際儲備大量流失，資本嚴重外逃的貨幣危機。在貨幣危機中，市場投機者的貶值預期因名義利率機制的作用表現出一種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政府干預的成本變得如此巨大以至於政府放棄對外匯市場與匯率的干預而爆發貨幣危機。從這一投機者與政府的動態博奕過程，我們不難看出預期模式對政府干預政策的衝擊與影響。因而在以上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對受預期影響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整。
第四：中國即將加入WTO，然而WTO的多邊規則對各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首先，WTO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採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的規則。另外WTO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 科技 、環保、人力資源開發，地區和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範。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後，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將受到WTO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因而在加入WTO後，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
第五：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機制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徵是，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的、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要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形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 教育 ，人力資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同時政府應在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等方面創造出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制度基礎，從各個不同層麵塑造出 研究 與開發，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運作機制。由此可見，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政府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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