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為國有 經濟 改革提出了多種思路；政府和 企業 也為此進行了多種實驗。但是直到 目前 ，我國國有企業的整體運營狀況仍不理想；長期虧損甚至資不抵債的企業仍大量存在；侵蝕國有資產和公眾利益的現象仍在發生。這說明，現有的改革思路還存在重要缺陷。筆者認為，其中的主要缺陷就是忽視了公眾在國有經濟治理中作用。本文將表明，公眾主導下的治理方式是國有經濟改革的根本方向。
一、資本所有者與企業治理的效率
企業是一種由不同生產要素所有者建立的契約式合作關係。當代經濟學和經濟 發展 的實踐都已經證明，只有在資本所有者的主導下，企業才能有較低的交易費用和較高的經營效率。一切成功的企業都是由資本所有者掌握其中最主要的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奈特的 研究 從根本上說明了其中的原因。他認為，企業決策和控制功能的集中化是對資本所有者承擔其中不確定性的回報。科斯以後的經濟學家，包括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格羅斯曼和哈特、費茨羅和穆勒、楊曉凱和黃有光等，在說明資本主導的有效性方面都比奈特的 理論 有進一步的發展。但是，其中有些理論是從資本本身的特點出發，而不是從資本所承擔的生產關係出發來說明資本主導的有效性。例如，格羅斯曼和哈特以及費茨羅和穆勒等人認為，企業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之所以交給資本所有者，是因為資本資產具有較強的專用性或難流動性。這就給一些人對資本主導有效性的質疑留下了理論上的縫隙。人們很難證明，資本比其它要素具有更大的專用性和難流動性。實際上，資本之所以主導企業的契約關係是由於它是企業不確定性和經營風險的主要承擔者。首先，所謂承擔不確定性意味著保證契約的其他參與者獲得穩定的收入。資本所有者可以在企業契約存在期間向其他參與者支付報酬，而不管企業的具體經營效果如何。這是企業中其他生產要素所有者做不到的。因此，資本所有者在企業中的主導地位能夠被契約的其他參與者所接受。前者用穩定報酬的支付換取了企業契約的主導權，而後者則用對前者主導權的認可換取了收入的穩定性。這種自願互利的交易指揮促進而不會傷害契約參與各方的積極性。第二，只有承擔經營風險者才能對企業契約的成敗表現出最大程度的關心。其它要素所有者參與企業的契約也有一定的風險。如果企業破產，一個單純的勞動者也會處於失業的困境。但是，這種風險要比資本所有者所承擔的風險小得多。因為他在企業契約存續期間是得到了較為穩定的報酬的；企業破產並沒有使他的能力受到損失，他所損失最多只是其機會成本。而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所有者的損失則是實際財產。他可能血本無歸。因此，資本所有者對於企業的成敗會表現出比其他要素所有者更大程度的關心，以及在企業契約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更強烈願望。在 現代 金融 條件下，資本流動似乎並不困難。但是這並不能改變企業經營風險的不對稱分布狀況。當企業經營失敗時，資本的被動流出必然要使其所有者遭受損失。第三，承擔風險者也就是企業最主要的初始決策者。所謂初始決策是指企業創辦時在選擇位置、產業、產品和技術等方面的決策。其他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在加入這種契約時也要面臨一定的選擇，但由於不承擔主要的經營風險，因而他們的決策總是處於較為次要的地位。一個企業的創辦，主要被看作是資本所有者的貢獻。這種貢獻在企業發展中的意義是最難股價的。它只適合於楊曉凱等人所說的間接定價。因而，資本所有者在企業的生產要素交易中總是作為壟斷的買方，而其他要素所有者則總是作為競爭的賣方。如果一個企業的資本所有者不能很好地發揮其作為企業主導者的應有職能，那麼該企業就很難具有高效率。
有些學者試圖對資本在企業中的主導地位提出挑戰。這種挑戰首先藉助的是人力資本理論。他們認為，經理人員和技術專家所擁有的專長是一種人力資本；這種資本和物質資本一樣承擔著企業的經營風險。在現代新經濟中，隨著物質資本的日益充裕和企業經營活動的日益複雜化，股東貢獻的份額越來越小，人力資本已經變得與物質貨幣資本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因此，企業的契約應該越來越多地由人力資本來主導。加爾布雷思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經理革命」和「經理人資本主義」思想，可以說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前身（Calbraith,1971）。近年來，我國很多學者積極地把人力資本的思想運用到企業治理理論中去，用以說明國有企業自主經營的合理性。(魏傑，2001；周敦仁，2001)。人力資本理論誇大了職業經理人和技術專家在當代企業中作用的增長，它並沒有給出由這種要素主導企業契約關係的充分理由。單純的人力資本所有者無法保證企業契約的其他參與人獲得穩定收益，也不能對企業的投資損失負責。因而，他們對企業經營效果的關心程度一般不會比投資人更高；他們作為企業主導者的資格也不會比投資人更充分。在現代企業發展中，人力資本的作用確實正在日益增長；因而企業制度必須讓人力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控制權和經營剩餘。但是，這基本上仍是物質資本對人力資本的激勵 問題 ；前者仍掌握著主要的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事實上，成功的現代企業極少是由單純人力資本主導的。即使是在微軟和聯邦快遞那樣的新興企業建立之初，比爾•蓋茨和弗雷德•史密斯等創業者也不是單純的人力資本所有者。他們或多或少總要投入一定的初始投資。很多創業者所擁有的新興技術也已經不是單純的人力資本，而是已經與其所有者的能力相區別並具有獨立價值的對象化資本。這種對象化資本已經可以等同於物質資本。西方國家經理革命的實踐實際上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就已經結束。20世紀90年代，許多世界著名的大公司的股東們相繼通過執行長的撤換帶來了企業的新面貌。這使人們重新認識了資本所有者主導作用的不可或缺性。人們把這種現象成為「投資人覺醒」。從「經理革命」到「投資人覺醒」的實踐表明，資本所有者在現代企業中的主導地位並沒有從根本上被動搖。
有些人試圖用利益相關者理論推翻資本所有者在企業中的主導地位。他們認為，企業是投資人和雇員、銀行、供應商、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聯合；企業的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並非必然地歸資本所有者擁有，而是取決於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談判；當其他利益相關者擁有較強的談判能力並對企業控制權的獲取具有較高的效用評價時，這種控制權就會向其他利益相關者傾斜，形成資本所有者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共同協商或者以後者為主的治理結構(周鵬、張宏志，2002)。利益相關者在企業治理過程中應該有一定的發言權。但是發言權決非等同於主導權。僅僅由於利益相關就成為企業治理的主體，這種理由顯然遠遠不能說明問題。這裡還要看誰的利益相關程度更大。企業的高效率只能產生於其中利益相關程度最大的參與人的主導作用。而這種參與人只能是企業中物質資本和對象化無形資本的所有者。企業在其產生之初就有著眾多的利益相關者，其中包括消費者、供貨商和競爭對手等，但他們並不能成為企業治理的主導力量。這些主體並不是企業內部契約關係的參與人。他們即使參加企業的治理也只能發出微弱的聲音。人力資本所有者雖然可以是企業內部較為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但他們不能承擔企業的經營風險，不能保證其他參與人的穩定收益，因而在取得企業主導權的資格、動機和談判能力方面，他們都不會比物質資本所有者更強。
還有一些人提出所謂資本僱傭勞動的理論。這就更加荒謬。所謂勞動僱傭資本意味著用能力保證資本的固定收益並承擔企業的經營風險。只有這樣，他才能取得企業的主要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單純勞動要素的所有者怎麼會有這種能力呢？如果他真的有這種能力，那就不是單純的勞動者了。所以，只會有資本僱傭那些不承擔企業經營責任的貨幣資金，而不會存在什麼勞動僱傭資本。
一、資本所有者與企業治理的效率
企業是一種由不同生產要素所有者建立的契約式合作關係。當代經濟學和經濟 發展 的實踐都已經證明，只有在資本所有者的主導下，企業才能有較低的交易費用和較高的經營效率。一切成功的企業都是由資本所有者掌握其中最主要的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奈特的 研究 從根本上說明了其中的原因。他認為，企業決策和控制功能的集中化是對資本所有者承擔其中不確定性的回報。科斯以後的經濟學家，包括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格羅斯曼和哈特、費茨羅和穆勒、楊曉凱和黃有光等，在說明資本主導的有效性方面都比奈特的 理論 有進一步的發展。但是，其中有些理論是從資本本身的特點出發，而不是從資本所承擔的生產關係出發來說明資本主導的有效性。例如，格羅斯曼和哈特以及費茨羅和穆勒等人認為，企業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之所以交給資本所有者，是因為資本資產具有較強的專用性或難流動性。這就給一些人對資本主導有效性的質疑留下了理論上的縫隙。人們很難證明，資本比其它要素具有更大的專用性和難流動性。實際上，資本之所以主導企業的契約關係是由於它是企業不確定性和經營風險的主要承擔者。首先，所謂承擔不確定性意味著保證契約的其他參與者獲得穩定的收入。資本所有者可以在企業契約存在期間向其他參與者支付報酬，而不管企業的具體經營效果如何。這是企業中其他生產要素所有者做不到的。因此，資本所有者在企業中的主導地位能夠被契約的其他參與者所接受。前者用穩定報酬的支付換取了企業契約的主導權，而後者則用對前者主導權的認可換取了收入的穩定性。這種自願互利的交易指揮促進而不會傷害契約參與各方的積極性。第二，只有承擔經營風險者才能對企業契約的成敗表現出最大程度的關心。其它要素所有者參與企業的契約也有一定的風險。如果企業破產，一個單純的勞動者也會處於失業的困境。但是，這種風險要比資本所有者所承擔的風險小得多。因為他在企業契約存續期間是得到了較為穩定的報酬的；企業破產並沒有使他的能力受到損失，他所損失最多只是其機會成本。而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所有者的損失則是實際財產。他可能血本無歸。因此，資本所有者對於企業的成敗會表現出比其他要素所有者更大程度的關心，以及在企業契約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更強烈願望。在 現代 金融 條件下，資本流動似乎並不困難。但是這並不能改變企業經營風險的不對稱分布狀況。當企業經營失敗時，資本的被動流出必然要使其所有者遭受損失。第三，承擔風險者也就是企業最主要的初始決策者。所謂初始決策是指企業創辦時在選擇位置、產業、產品和技術等方面的決策。其他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在加入這種契約時也要面臨一定的選擇，但由於不承擔主要的經營風險，因而他們的決策總是處於較為次要的地位。一個企業的創辦，主要被看作是資本所有者的貢獻。這種貢獻在企業發展中的意義是最難股價的。它只適合於楊曉凱等人所說的間接定價。因而，資本所有者在企業的生產要素交易中總是作為壟斷的買方，而其他要素所有者則總是作為競爭的賣方。如果一個企業的資本所有者不能很好地發揮其作為企業主導者的應有職能，那麼該企業就很難具有高效率。
有些學者試圖對資本在企業中的主導地位提出挑戰。這種挑戰首先藉助的是人力資本理論。他們認為，經理人員和技術專家所擁有的專長是一種人力資本；這種資本和物質資本一樣承擔著企業的經營風險。在現代新經濟中，隨著物質資本的日益充裕和企業經營活動的日益複雜化，股東貢獻的份額越來越小，人力資本已經變得與物質貨幣資本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因此，企業的契約應該越來越多地由人力資本來主導。加爾布雷思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經理革命」和「經理人資本主義」思想，可以說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前身（Calbraith,1971）。近年來，我國很多學者積極地把人力資本的思想運用到企業治理理論中去，用以說明國有企業自主經營的合理性。(魏傑，2001；周敦仁，2001)。人力資本理論誇大了職業經理人和技術專家在當代企業中作用的增長，它並沒有給出由這種要素主導企業契約關係的充分理由。單純的人力資本所有者無法保證企業契約的其他參與人獲得穩定收益，也不能對企業的投資損失負責。因而，他們對企業經營效果的關心程度一般不會比投資人更高；他們作為企業主導者的資格也不會比投資人更充分。在現代企業發展中，人力資本的作用確實正在日益增長；因而企業制度必須讓人力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控制權和經營剩餘。但是，這基本上仍是物質資本對人力資本的激勵 問題 ；前者仍掌握著主要的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事實上，成功的現代企業極少是由單純人力資本主導的。即使是在微軟和聯邦快遞那樣的新興企業建立之初，比爾•蓋茨和弗雷德•史密斯等創業者也不是單純的人力資本所有者。他們或多或少總要投入一定的初始投資。很多創業者所擁有的新興技術也已經不是單純的人力資本，而是已經與其所有者的能力相區別並具有獨立價值的對象化資本。這種對象化資本已經可以等同於物質資本。西方國家經理革命的實踐實際上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就已經結束。20世紀90年代，許多世界著名的大公司的股東們相繼通過執行長的撤換帶來了企業的新面貌。這使人們重新認識了資本所有者主導作用的不可或缺性。人們把這種現象成為「投資人覺醒」。從「經理革命」到「投資人覺醒」的實踐表明，資本所有者在現代企業中的主導地位並沒有從根本上被動搖。
有些人試圖用利益相關者理論推翻資本所有者在企業中的主導地位。他們認為，企業是投資人和雇員、銀行、供應商、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聯合；企業的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並非必然地歸資本所有者擁有，而是取決於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談判；當其他利益相關者擁有較強的談判能力並對企業控制權的獲取具有較高的效用評價時，這種控制權就會向其他利益相關者傾斜，形成資本所有者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共同協商或者以後者為主的治理結構(周鵬、張宏志，2002)。利益相關者在企業治理過程中應該有一定的發言權。但是發言權決非等同於主導權。僅僅由於利益相關就成為企業治理的主體，這種理由顯然遠遠不能說明問題。這裡還要看誰的利益相關程度更大。企業的高效率只能產生於其中利益相關程度最大的參與人的主導作用。而這種參與人只能是企業中物質資本和對象化無形資本的所有者。企業在其產生之初就有著眾多的利益相關者，其中包括消費者、供貨商和競爭對手等，但他們並不能成為企業治理的主導力量。這些主體並不是企業內部契約關係的參與人。他們即使參加企業的治理也只能發出微弱的聲音。人力資本所有者雖然可以是企業內部較為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但他們不能承擔企業的經營風險，不能保證其他參與人的穩定收益，因而在取得企業主導權的資格、動機和談判能力方面，他們都不會比物質資本所有者更強。
還有一些人提出所謂資本僱傭勞動的理論。這就更加荒謬。所謂勞動僱傭資本意味著用能力保證資本的固定收益並承擔企業的經營風險。只有這樣，他才能取得企業的主要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單純勞動要素的所有者怎麼會有這種能力呢？如果他真的有這種能力，那就不是單純的勞動者了。所以，只會有資本僱傭那些不承擔企業經營責任的貨幣資金，而不會存在什麼勞動僱傭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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