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中國 經濟 淤積效應 三農
簡介：當今 社會 的繁榮是奠定在農民廉價勞動力的基礎上的，形成的財富卻絕大多數流向了城市房地產、公共工程和大型重 工業 。巨量資本沉澱導致的淤積效應損耗了國民經濟的潛力，抑制了社會 發展 的生機。通過落實農民的公民法權和社會財富主體的收益權，使 農村 經濟從內部納入 現代 社會的代謝機制，是克服國民經濟「偏枯」狀態、使我們民族走向繁榮昌盛的唯一出路。
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以後，對三農 問題 的關注多了起來，政府也開始在人的基本生存權力、國民法權落實、社會公平與正義、宏觀國民經濟發展等層面上認識解決三農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由此表現出來的 理論 水平和憂患意識與以前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三農還依然被作為一個類同於 金融 風險、城鎮工人失業、國營 企業 虧損等等的局部性問題來討論，因而對這個問題的本質和嚴峻性依然認識不足。
我認為，三農問題是一個關乎我們民族未來的全局性問題，它已構成了對社會發展的宿命性限制。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我們 目前 所經歷的經濟繁榮終究不過是過眼雲煙般一場春夢。且不說由三農問題引致的、早已初現端倪的社會 政治 和文化問題，就是單從經濟角度，從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看，占人口總數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民沒有購買力，工業就失去了內生性成長的生態環境和發展空間，我們民族在國際經濟角逐中就失去了從容迴旋的餘地。
現在的問題是，農村的邊緣化使城市成了失去依託的被隔離的孤島，遂致國民經濟因為缺乏良性循環與代謝機制而內虛外熱，半身不遂。為了釋放因外貿順差積聚的壓力，為了緩解因需求乏力而形成的滯漲，政府不得不仰賴凱恩斯主義的強心針療法，注巨資於房地產及道路橋樑等公共工程，導致地價超越了經濟實際發展水平，企業資產值居高不下，產銷脫節，巨量現金沉澱為無效或惰性資產，從而加大了早已存在的金融風險；為了護盤，為了拉動需求，在投資邊際效益遞減的無情 規律 面前，政府又不得不加大財政擴張的力度，結果在短暫見效後總是重新陷入積重難返的滯漲泥沼。這樣惡性循環，使國民經濟（實際上是城市經濟）成了淤積嚴重的水庫，海拔水位高但實際容量並不大，表面上卻波濤洶湧，時刻有決壩溢岸之憂，政府不得不再耗費巨額成本用於堵漏通淤（今年政府向中國和建設銀行注資450億美元就是如此無奈之舉）。國民經濟宏觀調控也就陷入了一放就過、一統就死的怪圈。
下面就通過對我國宏觀經濟代謝流程與機制的描述，來說明存在於國民經濟中的淤積效應，進而 分析 、討論它的成因、危害和解決的緊迫性。我的觀點是，正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使廣大農村被隔離在了國民經濟體能量循環的主流之外，使我們的國民經濟成了淤積嚴重的高損耗型通脹經濟，成了當占絕大多數的國民剛剛解決了溫飽問題就已出現大面積生產過剩的「小老人」經濟，從而走上高度依賴外貿進出口的不歸路。
一 我國經濟的淤積效應及其成因
可以說，我國的經濟已經成了一種「外向型」經濟：外貿和外資是維持經濟運行之「大周天」的主要動力——它的能量源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廉價勞動力；政府施加宏觀調控的主要依託、以房地產為切入點的「小周天」只是一個輔助性的動力輪——它的能量源是財政和國有銀行掌控的貨幣。請看下圖：
當然，這個圖示過於簡化，它只是描述了經濟循環的動脈系統，而沒有涉及更加複雜的靜脈和毛細血管 網絡 ，但從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問題：
⑴整個國民經濟大進大出，高度依賴外資外貿。廉價勞動力通過商品交易進入已開發國家獲得增值，巨額入超灌溉著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出口企業，在這一特定領域煥發了蓬勃生機，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著能源；國際資本與國內廉價勞動力資源相結合，引導了已開發國家產業轉移的潮流，從前端拉動著經濟系統的運轉。
⑵農業是純粹被榨取的對象，農業的廉價勞動力支撐著整個國家的經濟繁榮。無論是數量眾多的中小進出口企業（包括外資企業），還是政府的房地產項目、公共工程，都建立在對農民工廉價勞動的剝奪上。農村作為一種文明形態和生活方式失去了任何意義，它被資本的潮流裹挾而去；農民變得一無所有了，沒有了根基，沒有了前途，甚至沒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只能半是嚮往、半是無奈地等待著進入資本生產要素的儲備庫。
⑶非進出口型的國營、民營中小企業被排擠在經濟循環的主流之外，與此相關，城鎮大眾的消費能力與房地產、重工業的發展水平相脫節。
⑷熱錢體外循環，必然導致嚴重沉澱。主流資本沒有進入生產領域，與勞動力結合產生利潤；而是進入房地產領域，與權力相結合生產超額地租。銀行投資方向單一，金融風險難以克服。
⑸高科研與產業脫節。除了殺出重圍的個別企業外，占據社會存量資產主體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基本喪失了通過技術創新自振生機的機會，它們已經因為脫離於經濟循環的主流之外而極度萎縮，在生存競爭的戰場上實際上已被驅逐出場，如果不通過產權改革為之嫁接新的生長機制，則所謂振興老工業基地不過是一相情願的痴人之想。（國營企業這個病人已被耽誤得太久，現在不是能否搞活的問題，而是是否值得使用昂貴的藥物延緩時日）
這種宏觀體制使幾乎所有能量都向同一個方向集中，導致國民經濟的局部領域驟升高溫（具體說來，即房地產和重工業領域），從而生產過剩，資本大量沉澱，產生惡性循環的淤積效應。這種淤積效應最終會導致金融體系的崩潰或國民經濟的長期滯漲。具體說來，它產生的機理和過程如下：
1外貿逆差和巨額外資的進入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
在緊盯美元的匯率制度下，不升值將導致利益外流，而升值則會削弱外貿出口的國際競爭力，弄不好會動搖全局。因此，政府只能通過增發貨幣舒緩這種壓力。當初出於改善投資環境的需要，這些增量貨幣基本投向了房地產、公共工程領域，導致地價的迅速飆升，在1989年前後迅速引發了大規模的通貨膨脹；90年代初期政府收緊銀根，結果一統就死，前期積澱的巨量資本得不到消化，出現了長期滯漲的局面；從90年代末開始，在貨幣政策基本失效的情況下，政府祭出了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擴張療法，希望藉助所謂「支出乘數」和「加速係數」拉動經濟增長。在地方利益和以GDP論英雄的政績觀激勵下，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輪又一輪投資熱潮，地價扶搖直上，終至創造出躋攀歐美百年強國的地價奇蹟。特別是2003年，為了克服「非典」造成的消極 影響 ，拉動沉寂多年的需求，各地紛紛燒錢增溫，全年固定資產投資55117.9億元，比2002年增長26.7%，其中1-8月份，為22364.60億，後4個月為32753.3億元，占全年的59.4%。進入2004年更是勢頭驚人，1-2月份同比增長率已達53%，其中地方投資同比增長64.9%。於此相關的鋼鐵、水泥等重工業也迅速升溫，燒得發燙。中央政府迫不得已，再一次「拉閘限電」。早已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瓶頸的金融領域的改革遲遲不能擺上日程，就是因為日積月累早已積重難返。
2由地價超水平上漲導致巨量資本沉澱。
大量資金在一個狹小的區域內流動，流程過短，像洪水一樣沒有滲透下去就迅速流走，超額地價被榨取出來後以無效和惰性資產的形式沉澱下來，房地產經濟的庫床迅速淤積而加高，投資的邊際效益迅速減少，新一輪拉動就需要投入更大的流量，淤積程度會更加嚴重——大量資金跑龍套般轉一圈，在統計GDP的 電子 板上閃過之後，便沉澱下來——水位因此更高，水流更快，因而也更危險，用於堵漏防溢的成本也就更大。一旦民眾對銀行的信心產生動搖，發生金融風險的幾率就會加大。為了維護金融不至崩潰，政府只好為銀行輸血，或者變相為房地產、汽車等資本密集型企業托盤：通過借債增加高工資者的工資收入（在利益集團的壓力之下，也可通過減少稅費負擔的辦法），增加其購買力。結果水漲船高，進一步增加了解決問題的難度。揚湯止沸的辦法失效之後，就只能釜底抽薪，急剎車硬著陸了，從而導致更大範圍、更嚴重的資本沉澱，國民經濟因此會多年停滯不前。
另外，土地是一種戰略性資源，將它的希缺性維持在一種彈性狀態，使之隨經濟的發展而舒張，才是一種可持續性資源使用方式。資金注入強度過大，就像農田施加了過多的化肥，短期增產的代價是土壤的板結、地力的下降。它將導致企業資產值過高，利息與折舊負擔沉重，嚴重削弱企業的發展活力。多年以來，眾多中小型國營、民營企業利潤微薄，缺乏公積儲備，負債率居高不下，靠借貸還貸、拆了東牆補西牆艱難度日，銀行看似能收回利息，但本金卻越沉澱越多，壞、呆帳率實際上有增無減——儘管採取了一系列技術性處理措施。這使得眾多中小企業在「搞活」的期待中苦苦掙扎了多年後，終於被晾在了銀行資金浸潤不到的「旱地」上。
還有，房地產的一馬領先，將城鄉一般居民的需求水平遠遠拋在了後面。生產與消費的嚴重錯位使居民儲蓄居高不下，儘管實際利息已經為負。到2003年，全國光人民幣的儲蓄總額已達12萬億，銀行內存差5萬億，這使銀行在通脹率高於利率的情況下仍然背負著沉重的利息負擔；這也使我們國家過早陷入了凱恩斯聲稱的「流動性陷阱」，以貨幣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宣告失效。
再有，房地產的超前發展刺激了上游企業的擴張，在下游消費沒有擴容的情況下，生產力迅速過剩，出現局部通貨膨脹，也導致資本的大量沉澱和流失，從另一個方面加重日益嚴重的金融風險。
以上因素綜合起來，使發生於房地產領域的淤積效應擴散到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使國民經濟的容量和彈性嚴重受損，危機四伏：在內，由於飲鴆止渴導致各種矛盾日積月累，終成死結；對外，則因利益外流被裹挾在國際資本的戰車上欲罷不能，勢同騎虎。這便是下面要討論的問題。
簡介：當今 社會 的繁榮是奠定在農民廉價勞動力的基礎上的，形成的財富卻絕大多數流向了城市房地產、公共工程和大型重 工業 。巨量資本沉澱導致的淤積效應損耗了國民經濟的潛力，抑制了社會 發展 的生機。通過落實農民的公民法權和社會財富主體的收益權，使 農村 經濟從內部納入 現代 社會的代謝機制，是克服國民經濟「偏枯」狀態、使我們民族走向繁榮昌盛的唯一出路。
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以後，對三農 問題 的關注多了起來，政府也開始在人的基本生存權力、國民法權落實、社會公平與正義、宏觀國民經濟發展等層面上認識解決三農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由此表現出來的 理論 水平和憂患意識與以前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三農還依然被作為一個類同於 金融 風險、城鎮工人失業、國營 企業 虧損等等的局部性問題來討論，因而對這個問題的本質和嚴峻性依然認識不足。
我認為，三農問題是一個關乎我們民族未來的全局性問題，它已構成了對社會發展的宿命性限制。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我們 目前 所經歷的經濟繁榮終究不過是過眼雲煙般一場春夢。且不說由三農問題引致的、早已初現端倪的社會 政治 和文化問題，就是單從經濟角度，從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看，占人口總數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民沒有購買力，工業就失去了內生性成長的生態環境和發展空間，我們民族在國際經濟角逐中就失去了從容迴旋的餘地。
現在的問題是，農村的邊緣化使城市成了失去依託的被隔離的孤島，遂致國民經濟因為缺乏良性循環與代謝機制而內虛外熱，半身不遂。為了釋放因外貿順差積聚的壓力，為了緩解因需求乏力而形成的滯漲，政府不得不仰賴凱恩斯主義的強心針療法，注巨資於房地產及道路橋樑等公共工程，導致地價超越了經濟實際發展水平，企業資產值居高不下，產銷脫節，巨量現金沉澱為無效或惰性資產，從而加大了早已存在的金融風險；為了護盤，為了拉動需求，在投資邊際效益遞減的無情 規律 面前，政府又不得不加大財政擴張的力度，結果在短暫見效後總是重新陷入積重難返的滯漲泥沼。這樣惡性循環，使國民經濟（實際上是城市經濟）成了淤積嚴重的水庫，海拔水位高但實際容量並不大，表面上卻波濤洶湧，時刻有決壩溢岸之憂，政府不得不再耗費巨額成本用於堵漏通淤（今年政府向中國和建設銀行注資450億美元就是如此無奈之舉）。國民經濟宏觀調控也就陷入了一放就過、一統就死的怪圈。
下面就通過對我國宏觀經濟代謝流程與機制的描述，來說明存在於國民經濟中的淤積效應，進而 分析 、討論它的成因、危害和解決的緊迫性。我的觀點是，正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使廣大農村被隔離在了國民經濟體能量循環的主流之外，使我們的國民經濟成了淤積嚴重的高損耗型通脹經濟，成了當占絕大多數的國民剛剛解決了溫飽問題就已出現大面積生產過剩的「小老人」經濟，從而走上高度依賴外貿進出口的不歸路。
一 我國經濟的淤積效應及其成因
可以說，我國的經濟已經成了一種「外向型」經濟：外貿和外資是維持經濟運行之「大周天」的主要動力——它的能量源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廉價勞動力；政府施加宏觀調控的主要依託、以房地產為切入點的「小周天」只是一個輔助性的動力輪——它的能量源是財政和國有銀行掌控的貨幣。請看下圖：
當然，這個圖示過於簡化，它只是描述了經濟循環的動脈系統，而沒有涉及更加複雜的靜脈和毛細血管 網絡 ，但從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問題：
⑴整個國民經濟大進大出，高度依賴外資外貿。廉價勞動力通過商品交易進入已開發國家獲得增值，巨額入超灌溉著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出口企業，在這一特定領域煥發了蓬勃生機，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著能源；國際資本與國內廉價勞動力資源相結合，引導了已開發國家產業轉移的潮流，從前端拉動著經濟系統的運轉。
⑵農業是純粹被榨取的對象，農業的廉價勞動力支撐著整個國家的經濟繁榮。無論是數量眾多的中小進出口企業（包括外資企業），還是政府的房地產項目、公共工程，都建立在對農民工廉價勞動的剝奪上。農村作為一種文明形態和生活方式失去了任何意義，它被資本的潮流裹挾而去；農民變得一無所有了，沒有了根基，沒有了前途，甚至沒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只能半是嚮往、半是無奈地等待著進入資本生產要素的儲備庫。
⑶非進出口型的國營、民營中小企業被排擠在經濟循環的主流之外，與此相關，城鎮大眾的消費能力與房地產、重工業的發展水平相脫節。
⑷熱錢體外循環，必然導致嚴重沉澱。主流資本沒有進入生產領域，與勞動力結合產生利潤；而是進入房地產領域，與權力相結合生產超額地租。銀行投資方向單一，金融風險難以克服。
⑸高科研與產業脫節。除了殺出重圍的個別企業外，占據社會存量資產主體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基本喪失了通過技術創新自振生機的機會，它們已經因為脫離於經濟循環的主流之外而極度萎縮，在生存競爭的戰場上實際上已被驅逐出場，如果不通過產權改革為之嫁接新的生長機制，則所謂振興老工業基地不過是一相情願的痴人之想。（國營企業這個病人已被耽誤得太久，現在不是能否搞活的問題，而是是否值得使用昂貴的藥物延緩時日）
這種宏觀體制使幾乎所有能量都向同一個方向集中，導致國民經濟的局部領域驟升高溫（具體說來，即房地產和重工業領域），從而生產過剩，資本大量沉澱，產生惡性循環的淤積效應。這種淤積效應最終會導致金融體系的崩潰或國民經濟的長期滯漲。具體說來，它產生的機理和過程如下：
1外貿逆差和巨額外資的進入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
在緊盯美元的匯率制度下，不升值將導致利益外流，而升值則會削弱外貿出口的國際競爭力，弄不好會動搖全局。因此，政府只能通過增發貨幣舒緩這種壓力。當初出於改善投資環境的需要，這些增量貨幣基本投向了房地產、公共工程領域，導致地價的迅速飆升，在1989年前後迅速引發了大規模的通貨膨脹；90年代初期政府收緊銀根，結果一統就死，前期積澱的巨量資本得不到消化，出現了長期滯漲的局面；從90年代末開始，在貨幣政策基本失效的情況下，政府祭出了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擴張療法，希望藉助所謂「支出乘數」和「加速係數」拉動經濟增長。在地方利益和以GDP論英雄的政績觀激勵下，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輪又一輪投資熱潮，地價扶搖直上，終至創造出躋攀歐美百年強國的地價奇蹟。特別是2003年，為了克服「非典」造成的消極 影響 ，拉動沉寂多年的需求，各地紛紛燒錢增溫，全年固定資產投資55117.9億元，比2002年增長26.7%，其中1-8月份，為22364.60億，後4個月為32753.3億元，占全年的59.4%。進入2004年更是勢頭驚人，1-2月份同比增長率已達53%，其中地方投資同比增長64.9%。於此相關的鋼鐵、水泥等重工業也迅速升溫，燒得發燙。中央政府迫不得已，再一次「拉閘限電」。早已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瓶頸的金融領域的改革遲遲不能擺上日程，就是因為日積月累早已積重難返。
2由地價超水平上漲導致巨量資本沉澱。
大量資金在一個狹小的區域內流動，流程過短，像洪水一樣沒有滲透下去就迅速流走，超額地價被榨取出來後以無效和惰性資產的形式沉澱下來，房地產經濟的庫床迅速淤積而加高，投資的邊際效益迅速減少，新一輪拉動就需要投入更大的流量，淤積程度會更加嚴重——大量資金跑龍套般轉一圈，在統計GDP的 電子 板上閃過之後，便沉澱下來——水位因此更高，水流更快，因而也更危險，用於堵漏防溢的成本也就更大。一旦民眾對銀行的信心產生動搖，發生金融風險的幾率就會加大。為了維護金融不至崩潰，政府只好為銀行輸血，或者變相為房地產、汽車等資本密集型企業托盤：通過借債增加高工資者的工資收入（在利益集團的壓力之下，也可通過減少稅費負擔的辦法），增加其購買力。結果水漲船高，進一步增加了解決問題的難度。揚湯止沸的辦法失效之後，就只能釜底抽薪，急剎車硬著陸了，從而導致更大範圍、更嚴重的資本沉澱，國民經濟因此會多年停滯不前。
另外，土地是一種戰略性資源，將它的希缺性維持在一種彈性狀態，使之隨經濟的發展而舒張，才是一種可持續性資源使用方式。資金注入強度過大，就像農田施加了過多的化肥，短期增產的代價是土壤的板結、地力的下降。它將導致企業資產值過高，利息與折舊負擔沉重，嚴重削弱企業的發展活力。多年以來，眾多中小型國營、民營企業利潤微薄，缺乏公積儲備，負債率居高不下，靠借貸還貸、拆了東牆補西牆艱難度日，銀行看似能收回利息，但本金卻越沉澱越多，壞、呆帳率實際上有增無減——儘管採取了一系列技術性處理措施。這使得眾多中小企業在「搞活」的期待中苦苦掙扎了多年後，終於被晾在了銀行資金浸潤不到的「旱地」上。
還有，房地產的一馬領先，將城鄉一般居民的需求水平遠遠拋在了後面。生產與消費的嚴重錯位使居民儲蓄居高不下，儘管實際利息已經為負。到2003年，全國光人民幣的儲蓄總額已達12萬億，銀行內存差5萬億，這使銀行在通脹率高於利率的情況下仍然背負著沉重的利息負擔；這也使我們國家過早陷入了凱恩斯聲稱的「流動性陷阱」，以貨幣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宣告失效。
再有，房地產的超前發展刺激了上游企業的擴張，在下游消費沒有擴容的情況下，生產力迅速過剩，出現局部通貨膨脹，也導致資本的大量沉澱和流失，從另一個方面加重日益嚴重的金融風險。
以上因素綜合起來，使發生於房地產領域的淤積效應擴散到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使國民經濟的容量和彈性嚴重受損，危機四伏：在內，由於飲鴆止渴導致各種矛盾日積月累，終成死結；對外，則因利益外流被裹挾在國際資本的戰車上欲罷不能，勢同騎虎。這便是下面要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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