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從何而來――中國經濟現狀與趨勢的分析

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國走出了八十年代末的經濟蕭條，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城市居民收入倍增，外資踴躍進入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們為經濟繁榮所創造的甜蜜陶醉時，經濟蕭條已出人意料地悄然降臨。近幾年以來，商品全面滯銷，物價連年下跌，刺激需求成了媒體報道重心及政策研究者的中心議題。如果我們能超越那些就事論事的具體策論，就會發現，我們其實應該先去思考一個並不高深的問題：這次相對的經濟蕭條期的出現完全是偶然的嗎?由此再往前追溯，還會發現，我們對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段經濟繁榮的根源其實也所知甚少。不懂得繁榮從何而來，自然也就很難判斷繁榮能否持續下去；找到了以往經濟繁榮的緣由，有助於判斷中國恢復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種經濟榮景到底具有多大可能性。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更具理論意義的問題也同樣值得我們深思：經過二十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的經濟發展並未擺脫粗放、浪費、效率低下的舊模式，不僅在國有部門中仍然如此，而且連不少鄉鎮企業也浸染上了這個毛病，可是，為什麼這種粗放型發展的舊模式不但沒有造成經濟停滯，反而帶來了前一階段的經濟繁榮呢?中國人是否能繼續這種局面：既不需要花費大的代價去改變經濟發展舊模式，又能不斷地享受經濟繁榮的甜頭呢?
在這一連串問題的背後，隱藏著一個「謎」――九十年代中國的經濟繁榮至於從何而來？如果能夠清晰準確地解析這個「謎」，那麼，就不難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問題和趨勢作出判斷。但是要研究這一問題，卻很少有可借鑑的理論。經典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市場機制如何產生有效率的經濟增長和繁榮，比較經濟體制理論研究社會主義體制為什麼必然造成粗放型增長和經濟停滯，關於俄國東歐經濟轉型的種種研究討論轉型中國家怎樣推動市場化、早日走出經濟蕭條。可以說至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種理論體系能解釋中國在市場化過程中出現的這種具有粗放型特徵的經濟繁榮。
要解這個「謎」，只能從實證分析入手，找出具有規律性的現象，才能作出較客觀的判斷。筆者根據多年來對中國經濟的觀察，經過實證分析，試圖解釋中國改革中經濟繁榮的成因，並指出目前這一相對蕭條期和前一階段的繁榮期之間的某些因果關聯。如果要用一句話來點出本文的主題，那就是：弄清楚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榮從何而來，就能明白九十年代下半期繁榮又緣何而去。

一、中國經濟前景的常見分析方法面臨挑戰

在轉型中的原社會主義國家裡，中國的經濟表現堪稱「一枝獨秀」，顯然這反映出了「中國道路」所具有的某種特殊性。解釋此類特殊性有兩種基本角度，一種是與它國作比較研究，看是何種因素導致兩國之間的相似性不產生共同特徵；另一種是側重看本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種種影響。而從後一種角度得出的結論有沒有充分說服力，常常可以用前一種方法來檢驗。西方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傾向於從後一種角度觀察問題。他們強調，中國與東亞地區的歷史文化淵源有利於吸引外資，中國的廣大農村長期落後，這反而使目前農村的工業化擁有巨大潛力，可加快經濟增長等。按照當代社會科學裡新制度主義學派「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觀點，任何國家的發展道路都與它過去的足跡有密不可分的聯繫。但是，除了這些獨特的歷史條件之外，中國和東歐俄國的原有制度基本相似，而社會經濟轉型的大體方向也非常接近。為什麼看起來相似的轉型過程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呢？
面對中國獨特的經濟表現，在中國研究領域內（包括中國國內的研究）一種常見的說法是，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市場機制開始、並將進一步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帶來了經濟的持續繁榮。如果僅僅局限於觀察中國，這樣的解釋或許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把這一說法拿到別的轉型中的原社會主義國家去檢驗，就會發現這一說法的局限性立刻就暴露出來。市場機制占據了主導地位，就能立竿見影地看見經濟成長快、收入大幅度提高嗎？多數原社會主義國家的事實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前蘇聯及東歐的每個國家，都可以看到非國有經濟的迅速擴張、計劃體制的瓦解、市場化過程加快等，可見這些現象絕非中國的獨家成就。有的國家，如匈牙利開始市場化改革比中國早得多，也比中國更早確立了市場機制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國家，如東德、捷克等國家，它們改革的起步雖晚於中國，但進展比中國快，措施更堅決、徹底。然而，無論是市場化程度比中國早得多、高得多的國家，還是經濟制度的轉軌比中國更徹底、成功的國家，或者市場化過程比中國更緩慢的國家，都沒有出現中國這樣的高度經濟繁榮；相反，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經歷了轉型期經濟衰退（Kornai 1993），即使渡過了衰退期，它們的經濟有所恢復，其繁榮程度也不如目前的中國。由此可以推論，單純用市場化的成就無法有說服力地解釋中國的經濟繁榮；除了市場化的作用之外，中國的經濟繁榮另有原因。
國際上對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現狀的一個共識是，市場化過程中的重重困難遏止了俄國、東歐國家的經濟成長。可是，中國與俄國東歐都面臨著改革的共同性難題，比如國有部門在轉型中效率低下，官僚機構放棄了計劃管理卻利用地位和權力繼續支配著經濟資源，經濟市場化推動了貿易與金融的繁榮卻未能有效改變扭曲的工業結構等等。這些共同難題在東歐俄國產生了大同小異的經濟結果，可是為什麼唯獨中國避免了「轉型期經濟衰退」呢？是什麼因素幫助中國免受轉型期經濟困難的困擾呢？
一個在中國國內比較流行的說法是，中國之所以能夠保持經濟增長的態勢，是因為在改革中堅持開放政策、成功地吸引了上千億外資，從而保障了經濟繁榮。按照這個邏輯，東歐和俄國只要能象中國一樣、在改革的同時大量吸引外資，經濟就可以同樣繁榮。然而，德國的情形卻提出了反證。兩德統一五年來，依靠西德地區的強大支援，東德的市場化穩步堅定地推進，同時德國政府向原東德地區投入了八千億馬克的資金[1]，原東德居民人均獲得約三萬美元，這幾乎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十五年累計人均獲得外資的三百倍。東德曾經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樣板，早已實現經濟現代化，現在再加上西德「兄弟」如此慷慨的幫助和西德企業家的直接指導，是否就實現了經濟的起飛呢？實際情況遠非如此。東德地區雖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在轉型中同樣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東德工人曾經是原社會主義國家中技術素質最好、最服從工作紀律的勞動力，其勞動生產率迄今仍然僅及西德工人的一半；東德的產品長期以來質次價高，但過去在「經互會」國家中卻還是首屈一指、供不應求的，如今這些產品不得不完全進入國際國內市場競爭，結果其售價比統一前下跌一半；低生產率、低市場競爭力加上高工資，使大部分私有化後的東德企業仍然不具備國際競爭力；東德地區的失業率一度高達14%。[2]
這樣的「成績單」比中國要差得多。況且，儘管收入翻了一番，目前還有40%多的東德居民認為，當前的經濟狀況並不比統一前好，甚至是「惡化」了。[3] 為什麼中國的人均獲得外資只及東德的1/300，但卻保持了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城市內更低的失業率和更高的收入增長率及民眾滿意度？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經濟繁榮得益於漸進型的改革策略。漸進而慢速的改革意味著較多地保留舊體制，從而有利於保護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有利於維持現狀和穩定。但如果多保留舊體制、多保護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就能帶來經濟繁榮，那又何必付出艱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南斯拉夫實行了幾十年的漸進型改革，一度贏得經濟繁榮，最後終於在八十年代後期陷進經濟困難的泥沼（Woodward 1995）。這一案例說明，漸進型改革對經濟發展有利有弊。那麼，中國的漸進型改革對經濟發展的利弊何在呢？不了解這些利與弊，就無法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走勢作出判斷。
上述常見的分析方法有明顯的局限性，不僅是因為它們的邏輯無法有效解釋中國之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同類型轉型過程，還因為它們甚至常常無法解釋中國存在的一些經濟現象。近幾年來，不少中國經濟問題的觀察家把注意力放在中國的股市、房地產市場、城市新興的高檔消費需求上，如果眼睛盯住這些方面，也許會覺得中國大陸的經濟與香港、台灣、新加坡差別不大。但如果換一種角度，觀察下列幾個在中國出現過的、充滿了矛盾的經濟現象，就會發現中國的經濟狀況與市場經濟國家差別很大，用市場經濟的眼光和觀念是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
第一，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市場導向的鄉鎮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而國有部門的貢獻最小；但從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來看，同期得益最多的卻是為國有部門工作的員工（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課題組）。第二，在這一時期，國有部門一方面為冗員過多和工資成本增長過快而發愁，另一方面又不斷增雇大量農民工。第三，在市場化程度已相當高的消費品市場上，價格的變動與市場經濟中常見的情形相反，1995年以後，富裕、購買力強、需求旺盛的東部省市價格上漲少，而貧困、購買力弱、需求清淡的中西部省份價格上漲多[4]}，若把這一年各省和直轄市按物價上漲幅度由低到高排列，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繁華富裕的都市名列全國物價最低省市的前六名之內[5]。
這三個現象涉及收入分配、勞動力市場及價格決定等最基本的經濟問題，在它們的背後，可能隱藏著未被認知的、左右著中國改革發展路徑的規律，值得深入研究。理論上，究竟經濟成長過程與制度轉型過程是一種什麼關係，這是個跨學科的新課題，新古典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理論中並沒有現成答案。經濟增長與穩定，可以被看成只是個宏觀經濟問題，但在制度轉型中它的實現卻不僅僅是由貨幣財政政策決定的；制度轉型中這些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經濟社會基礎在逐步改變，改變的實際過程事實上並不是執政者或學者的純粹理性設計的結果，而是由利益攸關的當事各方相互影響、妥協形成的，因此是一個社會政治過程。要判斷制度轉型中經濟社會的發展趨勢，應當注意用跨學科的眼光，把經濟發展過程放到現實的社會演變過程中去觀察。

二、港台資本送來的繁榮

中國的經濟今後會象它過去那樣快速成長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分析八、九十年代經濟繁榮的成因，看這些曾促使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今後是否仍然有效。若僅僅根據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記錄推測未來的成長，就只能作簡單、膚淺的判斷。
中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出現過經濟繁榮，但兩次繁榮的經濟原因完全不同，第一次是由城鄉居民迅速擴大的消費需求推動的，而第二次則來源於外資推動的投資高潮。到八十年代末期，推動前一次繁榮的消費需求已經欲振乏力；1990―1991年中國經濟曾經陷入相當嚴重的經濟蕭條，政府用了各種辦法，都未能有效地解決消費疲軟、工商庫存倍增、製造業衰退等問題。當時，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完全沒有料到，僅僅是一年之後，中國經濟突然又迎來了難以置信的增長和繁榮。如果沒有九十年代外資的大量湧入，第二次繁榮就沒有根基。然而，這一輪外資投資高潮不可能長期延續下去，因此也無法指望重新出現一輪由外資推動的經濟繁榮。
為什麼八十年代的繁榮會消失呢？從1983年到1988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中國經濟經歷了將近六年的持續繁榮，這主要是由消費需求推動的。城鄉居民收入連年上升後出現了對食品、服裝、耐用消費品的旺盛需求，這一需求引導投資集中到消費品工業，再帶動重工業的增長。但是，八十年代末出現了兩個影響經濟繼續繁榮的現象，一是農民的購買力增長緩慢，占人口75%的農村市場需求不旺；另一個是，城市居民收入雖然繼續上升，但城市家庭的主要耐用消費品擁有量已接近飽和，對食品和服裝等日常用品的需求彈性相對穩定。九十年代初，穩定而緩慢上升的消費需求[6]，已經無法象八十年代那樣成為整體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因此經濟蕭條期持續了一年多。
在中國，需求增長減緩對政府和企業的壓力遠大於市場經濟國家的情形。中國的粗放型發展模式表現為投資的分散化、小型化、輕型化和「短平快」傾向，不僅國有企業這樣做，鄉鎮企業更是如此；結果導致加工工業中越來越多的行業出現了重複投資、行業性過度擴張等問題。很多行業生產能力過剩、成本過高，在需求正常的年份開工不足、出現虧損，而只有當需求過度膨脹時才可能充分開工、有所盈利。（程曉農、吳仁洪 1987）因為產業結構扭曲而造成了相當多的企業對需求膨脹的依賴性極強，需求稍有收縮，就會有很多企業因產品滯銷，虧損嚴重而陷入困境，由此帶來稅收萎縮，企業間「三角債」迅速增加，甚至導致部分員工生活困難、社會不穩定。所以，中國經濟界都知道，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中有一種內生的對擴張需求的要求，這並不僅僅是源於地方政府領導人和企業主管的好大喜功，還因為只有在需求擴張、經濟高度繁榮時，那些開工不足、虧損嚴重的企業才有機會減虧微利、緩「一口氣」。但如果在消費或投資需求上未出現新的集中、強盛的需求熱點，即使政府鬆動銀根、企業增加生產，也只會導致產品過量積壓，而很難維持經濟的持續繁榮。1990年政府刺激經濟復甦的措施未能奏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擴張需求必然會受到現存經濟結構的制約，在產業結構失衡的情況下，在加工工業內尋求新的可擴張行業的選擇空間趨於縮小，也就是說，加工工業中很難形成新的強盛的投資需求。實際上，要在今天的中國有效地擴張消費或投資需求，主要的可能性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居民消費結構出現大的變化，從而帶來新的消費品需求，這取決於居民購買力的快速增長以及消費行為的相應變化；其次是大幅度擴大出口，這要藉助大量外商的幫助與合作；再次是出現對房地產開發的強大需求，這主要靠外商推動，因為國內城市居民依賴福利性公宅配給，既無財力、也無動力去作大規模房地產投資。非常湊巧，在九十年代上半期，這三種可能性都變成了現實。
1992年中國的經濟開始進入又一輪繁榮，由投資需求直接和間接拉動的因素占整個經濟增長的六成以上，中國有的經濟學家提出，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是消費主導型，而九十年代的增長方式則變成了投資主導型。[7] 造成這次經濟繁榮的投資從何而來，又為何而來呢？八十年代中國的投資曾集中投向投資周期短、贏利快的輕工業，結果造成大批耐用消費品生產企業生產能力過剩，九十年代的投資無法繼續重複這條老路。可是，中國在九十年代遇到了一個新的投資機會，就是房地產開發及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1992年全國縣以上興辦的經濟開發區從前一年的117個突然猛增到近兩千個，全國建築工程規模因而增長近50%。[8] 「開發區熱」帶動了九十年代前半期的旺盛投資需求，構成了九十年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興辦「開發區」是為了「築巢引鳳」、吸引外商來投資，是一種對外資踴入大陸的積極反應。如果沒有外資的「中國熱」，也就不會有中國的「開發區熱」；而中國出現「開發區熱」，又為外資的「中國熱」加溫。九十年代前半期湧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量是相當驚人的，1991、1992兩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即相當於1985―1990年六年的總和，而1993、1994兩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幾乎是1991、1992兩年投資額的四倍，1994年外商直接投資已相當於大陸企事業機構總投資的五分之一（見表1），這些外商直接投資以港台投資為主體。

表1.外商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額及其占大陸企事業機構總投資的比重
年 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投資額
(億美元） 16.6 18.7 23.1 31.9 33.9 34.9 43.7 110.1 257.6 337.7 378.0
在企事業機構投資中的比重
2.5 2.8 3.0 3.4 4.1 4.8 5.4 9.1 13.5 20.6 18.5

註：外商直接投資額即「利用外資概況」表中的「實際利用外資額」，企事業機構總投資是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表中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扣除其中的「居民個人投資」得出的，在計算百分比時外商投資已按當年匯率換算成人民幣價值。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在短短几年內，突然有如此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湧入中國，是中國大陸前所未遇的良機。這些外資再加上中國國內企業為興建「開發區」投入的巨額投資和外商對中國的證券投資等，形成了對建築材料、工程設備、勞動力的龐大新增需求，提高了相當一部分民眾的收入，進而刺激了消費。外資除了形成直接需求和對需求的「引致效應」以外，還通過生產和出口直接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重要貢獻。從1993年開始，中國工業的增長中外商工業的貢獻每年都占五分之一以上（見表2）。在外資的推動下，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國的經濟終於走出谷底，重新進入了繁榮狀態。應當承認，這一繁榮並不是改革攻堅戰的成果，因為這一時期國有部門的改革收效不大，其經濟效益也未見好轉。但國有部門改革的遲延並未給外資的「中國熱」降溫，吸引港台商的是大陸政治經濟的相對穩定、對外資的優惠政策、農村勞動力的低廉、城市的潛在購買力、人文語言環境的相似以及「中國特色」的政商關係。

表2. 外商工業企業對中國工業增長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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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1986|1988|1989|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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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工業的貢獻（％）|5.1|6.0|13.6|14.8|13.3|21.9|26.7|27.2|23.7|38.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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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外商工業對中國工業增長的貢獻」的定義是，在當年全國工業產值增量里外商工業的比重。外商工業產值即《中國統計年鑑》「工業總產值」表中「其他經濟類型工業產值」，「其他經濟類型工業」主要是外資、中外合資、合作經營的企業。計算工業產值增量時，用的是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工業產值。

九十年代中國的「開發區熱」、「房地產熱」、「股市證券熱」是上述經濟繁榮的幾個剪影，其中很大部分其實只是「泡沫經濟」。由於對可能引進的外資數額盲目樂觀，而不少國有房地產企業對自己虛擲浪費的投資又滿不在乎，投入開發區及房地產的國內投資和項目大大超出了市場可能的需求，許多項目開工後不僅後續資金無著，而且將來有無客戶也大成問題，許多開發公司因而被「套牢」。何清漣女士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對這方面的問題有不少淋漓盡致的剖析，筆者不在此贅述。
需要強調的是，在這場經濟繁榮當中，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因應之道不同，得益的方法各異。鄉鎮企業的做法是搶占銷售市場，而國有企業則乘機大幅度提高壟斷性產品的售價。1993年與1990年相比，在工業的二十三個部門中，鄉鎮企業靠原料便利或勞力廉價，在有可能競爭的金屬非金屬採礦業、食品飲料製造、紡織業、竹木加工及家具製造、造紙、普通化工、有機化學製品、電器製造業、儀表製造業等九個部門的市場份額分別增加了10到15個百分點[9]，而國有部門的市場份額則相應下降了這麼多。市場份額的迅速擴大使鄉鎮企業能夠以遠遠高於國有部門的速度增長。國有部門丟失了市場份額，必然會要在其他方面尋找機會得到補償，它採取的主要方法就是提高壟斷性產品的售價。國有工業全部產品1993年平均提價20%，而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集體工業的產品價格平均只上漲了5%；國有工業一向採用這種策略，甚至在經濟蕭條的1990、1991年，鄉鎮企業被迫降價銷售時，國有工業也照樣提價。（見表3）從1993年起，對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為國有工業提供了大漲價的良機，在國有壟斷部門中，冶金、電力、石油工業兩年內產品出廠價分別上漲了約70%、90%和150%（見表4）。然而，在如此大幅度漲價的情況下，國有工業的利潤率竟然也不見提高，其銷售利潤率和資金利潤率一直在3%左右徘徊。[10]
本文後幾節將進一步分析，在這場經濟繁榮中國有企業的應對方法給它自己的前途埋下了何種伏筆。

表3. 國有工業與集體所有制工業產品出廠價格變動率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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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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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工業| +6.1 |+4.2 |+6.3 |+11.4|+14.8|+2.8 |+5.4 |+6.0 |+20.6
集體工業| +3.8 |+2.0 |+3.5 |+7.5 |+8.0 |-0.5 |-0.1 |+0.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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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出廠價格指數 = 當年價格工業產值增長率/固定價格工業產值增長率。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鑑》「工業總產值」表。

表4. 由國有部門壟斷的產業的產品出廠價格上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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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業|電力工業|石油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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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比 1992| 57.7 | 35.9 | 71.3
1994 比 1993| 6.8 | 39.5 | 48.7
1994 比 1992| 68.4 | 89.6 |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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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鑑》「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表。


三、再創引進外資的新高潮?

九十年代上半期的引進外資高潮是送給中國的一次「飛來橫福」。從此，中國各級政府和企業界認準了一條發展經濟的「金光大道」---只有引來大量外資才能振興經濟。特別是經歷了過去三年來的經濟蕭條，試盡了幾乎所有想得出的「對策」之後，面對起色仍然不大的經濟局勢，從上到下都形成一個「共識」，只有再創引進外資的新高潮，才能擺脫經濟發展上的困境。國內關於加入世貿組織的陣陣聲浪，正是在這樣的「共識」下占了上風，最終成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標。
可是，中國引進外資的高潮真的會一浪高過一浪嗎？九十年代上半期所吸引的主要是港台中小資本，能夠移到大陸去的港台中小資本在這一階段多已蜂擁而去，後續追加資本已十分有限。目前香港已經出現工業「空心化」，七十年代的四大支柱產業中的三大產業（製衣、電子、玩具）早已移到廣東珠江三角洲，不可能有更多的港商去大陸設廠。港台資本對大陸來說，只是一次性的機會，大陸不可能長期依賴港台注入大量新的投資。如果中國真的能夠再次迎來一輪外資引進高潮，那麼，外資的主力只可能來自已開發國家，而不再是港台地區。但是，已開發國家確實有數千億美元的資本急待進入中國嗎？這是很可以存疑的。
迄今為止，在中國的經濟問題研究圈裡，還很少有人認真比較引進港台資本和引進西方國家資本之異同。這兩種資本的差別首先是在制度層面，對中國大陸而言，引進港台資本和引進西方資本有著截然不同的制度要求。當進入中國的外資以港台商為主時，中國大陸現行體制的基本面可以不做大的變更；甚至可以說，不是港台商的經營管理方式推動中國大陸的整體變革，而是港台商很快地適應了大陸腐敗的官場文化，進而大大地拓寬了這些商人與中國大陸官員勾結營私的空間。所以，引進港台資本雖然給中國大陸帶來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但同時也為腐敗的官員創造出更多的尋租機會，並且絲毫不會動搖這些官員的權力和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上一輪港台資本的引進高潮，為中國大陸創造出了許許多多餐廳、歌廳、舞廳里的「就業」機會，但並沒有給中國大陸的制度進步增添多少光彩。
可是，要大規模地引進西方國家的資本，就需要在觀念和制度變革上取得重大進展，不僅僅是多開放一些國內市場、減少一些壟斷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在減少各級政府的種種干預、規範政府官員的個人行為、強化法治等方面真正創造條件，而這就需要經濟改革之外的行政甚至是政治層面的改革。但是，在這些方面中國真的作好準備了嗎?許多人對經濟全球化趨勢似乎還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仍然天真地以為，只要打出「中國龐大的潛在市場」這張「王牌」，增加一些優惠條件，外資就會象「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一樣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這種看法實在是自誤誤人。
觀念誤區是中國再創引進外資新高潮的障礙，這首先表現為混淆了港台資本和西方資本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從而誇大了中國這個市場的真實購買力。如此則不僅可能誤導西方投資者，也同樣會誤導中國的各級政府和企業。以往中國引進的外資中有大約2/3是港台中小資本，這些企業多為使用勞動密集型技術的中小企業，僱傭廉價勞工，從事面向國際市場的出口加工，基本上不與大陸的企業競爭。港台中小企業擴大了中國的出口，改善了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僱傭了大量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從而增加國內民眾的就業和收入；這些廉價勞動力的消費需求面向中低檔產品，此類產品的市場常常是由國有企業占領的，所以國有企業的產品市場正好得以擴大，其生存機會也相應增加。因此，引進港台中小資本對國內經濟是有百利而無一弊。
而已開發國家的大企業與港台資中小企業的目標、經營策略都有很大差異，這些大企業多是技術、資本密集型的。它們把生產線轉移到中國去，可能的合作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但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的體制並未根本改變，一時難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所以無法成為跨國公司的緊密成員。因此，已開發國家大企業到中國去投資的主要目的，不是為自己設立衛星廠，以降低製造成本、到海外銷售，而是看中了中國潛在的市場，準備在中國站穩腳跟、長期發展。
這些西方大企業若到中國設廠，其多數產品是國際知名品牌，銷售上必然走中高價位路線，瞄準的是購買力強的沿海發達地區的城市市場，競爭對手主要是生產國內名牌的國有企業。一旦外資企業在中國投產，立刻就會與國有企業爭奪市場，對苟延殘喘的國有企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中國既需要外來的資本和技術，就必須面對這樣的現實，那種只想買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但不願讓出市場的天真想法，只是一廂情願。外資大企業在中國開拓市場是消費者的福音，但必然會擠占國有企業的國內市場，使國有企業面臨越來越大的生存壓力。一家國有企業通過合資完成技術升級、產品換代、產量翻番之日，就是同行業多家國有企業產品滯銷、虧損擴大、面臨破產之時。這樣的競爭基本上是公平的市場競爭，國有企業在競爭中的失利來源於其運營機制的失敗，但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陷入困境，則是政治家們不得不面對的社會政治現實，他們必然會向國有部門這個壓力集團讓步，設法多保護國有部門。
中國的一些企業和地方政府常常低估經濟全球化趨勢的複雜性，剛承擔了幾年為外商出口加工的任務，就自以為是地提出要自創國際名牌、打進國際市場、與跨國公司「一決雌雄」，這類想法過於忽視全球化商品鏈組織協調過程的難度。一個中國的企業要從「世界型工廠」的一個「車間」，翻身變為主導某個全球化產銷商品鏈的跨國集團，必然要經過相當漫長的過程。政府對這個成長過程基本上幫不上多少忙，少幫倒忙就是貢獻了。
從九十年代下半期開始，中國就面臨著引進外資上的兩難困境：既需要已開發國家的大量外資來推動新的經濟繁榮，又害怕國有工業被擠垮。如果多保護國有工業、設法引導限制外資的投資方向，就會減少外資引進數量，無疑是打擊開發區和房地產業的前景，阻滯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堵住可能的經濟繁榮之門；如果設法推動一輪新的引進外資高潮，中國有可能迎來一次短暫的經濟繁榮，但隨著外資大企業逼垮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不僅造成直接的政治社會壓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購買力和消費需求相對收縮，結果減少中國市場對外資大企業的吸引力。在這個兩難困境面前，中國的東部地區會是擴大引進外資的得益者，所以這些地區的地方政府滿懷希望地盼望著又一輪外資引進高潮，以便維持當地的經濟繁榮；中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是既希望能從引進外資中獲益，又害怕本地沒有競爭力的國有企業被擠垮；而中央政府則更擔憂國有部門頹敗之勢引起政治社會後果。這個困境無疑會滯緩中國吸引外資的進度。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引進外資大企業可以增加供給，但也會抑制需求，因此本身具有自我抑制效應。因為，在一個時期內外國大企業資本進入的越多，國有部門的萎縮就會越快，而這最終會導致城市消費市場的相對蕭條，結果減少下一個階段進入的外國大企業資本。在這種收斂的、而不是發散的過程中，外資大企業的引進數量、其產值的增長不會循著加速度的軌跡越來越快。因此可以預見，今後再出現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種大規模的外商直接投資高潮的可能性較小，也很難指望再依靠這樣的投資高潮產生又一輪經濟繁榮。
在經濟發展的觀念上，存在著更大的誤區。在眼下的中國，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的流行經濟發展觀念仍然有相當大的市場，甚至清末張之洞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類的主張也頗得認同，即希望藉助西方的資金和技術改善和鞏固現行體制，引進外資和技術，由「我」主導，為「我」所用。這種陳舊的觀念過分強調資本和技術在各國經濟發展競爭中的重要性，而忽視和迴避制度性競爭的重要意義。
下一世紀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能否成功地加入經濟全球化、建立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現代經濟結構。在這樣的競爭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資源條件和制度條件等。在地理位置上接近發達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地區，有較多的機會參與經濟全球化；擁有豐富勞動力、特別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力，也是一個有利條件；而最重要的，則是一個國家的制度條件是否適應於經濟全球化。因為，在前兩個條件上具有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比比皆是，而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建設卻差別很大。所以，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方面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制度建設上的競爭，這場制度建設競爭的參照系不是某國的「特色」、「國情」，而是經濟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公認的制度條件。一種制度現狀即使十分「符合」某國的「國情」，但如果它阻礙該國加入經濟全球化，就應當變革這種制度；否則，這個國家必然會為維護這種制度而在經濟發展上付出慘重的代價。
前些年的中國的「外資熱」表明，中國在前兩個條件上占有優勢，但在制度建設方面卻受到國內政治的束縛，市場機制不能正常運轉，法制建設尚未走上軌道，腐敗日益普遍化、制度化。有來華投資意願的西方企業和企業家很不適應這樣的制度環境，許多西方的外商更不喜歡那種酒場談生意、請「小姐」陪客、送禮拿回扣的「紅包文化」。如果中國的制度環境沒有根本改變，相反，許多貪官污吏還指望在引進西方資本的過程中，象和港台商打交道那樣，大撈一把，那麼，即使有一些西方資本進入了中國，它們也很難生根立足，甚至可能中途撤資。目前已經在中國的西方企業大多數是賠錢的，它們把初期投進去的資本賠光後，之所以還在觀望、而沒有關閉撤退，其實是希望看到中國的制度環境真能變得適合西方企業的生存。他們已經觀望等待了十多年了，中國若讓他們繼續等下去，吃虧的其實是中國。西方企業不來中國投資，仍有其他可去之處，而中國等不來外資，經濟困難只會日益嚴重。
今天中國所面臨的任務，首先應是改變那種舊的經濟發展觀念，改變政府和企業對經濟全球化不甚了了的狀況，建立國際化的發展觀。國際化的發展觀應當是由企業和企業家主導，而不是由政府和官員主導。第二，應該以企業的成長成熟為目標，而不是以政府擬定的增長率為目標，要能夠把長期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建立國際通行的制度規範、遵守國際社會認可的經濟行為準則視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手段，而不能把國內流行的不當競爭手段搬到國際競爭中，或採取投機取巧、鑽空子的手法，「撈一把算一把」。第三，與其他國家的經濟交往應該建立在長期互信互利、共同繁榮的基礎上，而不宜以利用對方、或拉一方打一方為常用策略。在這樣的新的發展觀面前，所謂的「趕超戰略」、「稱雄之心」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因為，在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各國經濟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融合、漸成一體，那種建立在狹隘民族主義基礎上的「一方壓倒另一方」式的思維是既脫離經濟全球化的現實，也有礙本國的經濟發展。

四、九十年代上半期國有部門是如何汲取資源、創造需求、穩定經濟的?

中國與其他轉型中的原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形勢上最大的不同是，在每個國家非國有部門都快速成長的情況下，唯獨中國的國有部門總體上沒有陷入明顯的衰退之中。所以，當談到中國九十年代上半期經濟穩定繁榮的原因時，僅僅強調非國有部門的成長，說服力是很弱的；因為在東歐和俄國，非國有部門的增長並不比中國慢，他們之所以無法擺脫經濟衰退，是因為國有部門失去了保護就一蹶不振，私有化也無法短期見效。而中國除了有外資送來的繁榮之外，還有一個「秘訣」，即通過全力保護國有部門來支撐經濟政治穩定。在這一階段，政府為了追求政治穩定，把滿足國有部門員工的利益要求作為制訂政策的優先考慮；而東歐俄國則把實現改革的預設政策目標列為優先。這種政策優先序列的差異導致對國有部門的不同政策，從而也產生不同的經濟社會結果。
中國目前政治社會的穩定主要以城市為基礎，城市穩定了，全國就能穩定。雖然農民是中國社會人口的大多數，但他們的居住和經濟活動都很分散，教育程度低，缺少社會組織，如果他們的經濟狀況不好，並不一定立刻會對全國的穩定構成直接威脅。而城市居民的政治社會能量則遠比農村居民大。城市居民的主體是國家職工，由於一元化的制度結構，他們的利益要求、對政策的反應、社會不滿的形成都非常相似。可以說，中國城市的經濟社會能否穩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有部門能否滿足其員工的利益要求。
社會主義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就意味著要逐漸降低國有部門對經濟的支配作用，那麼，在改革的前十五年里，國有部門的地位是否確實變得越來越輕了呢？許多人或許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肯定的答案，而筆者卻認為，對這個問題回答yes或no都不算錯，因為在中國存在著兩個似乎相互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在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國的鄉鎮企業和三資企業蓬勃興旺，國有部門在銷售市場的競爭中業績越來越差，地位明顯下降；但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大多數仍然由國有部門供養，城市的消費繁榮主要由國有部門支撐，國有部門在城市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上的作用依然舉足輕重。在中國之所以沒有出現東歐俄國那種國有部門明顯衰敗、朝不保夕的局面，關鍵就在於一點：儘管中國的國有部門在與非國有部門爭奪銷售市場時節節敗退，但在爭奪金融資源時卻是優勝者；國有部門雖然自身盈利微薄，但由於它可以汲取國民經濟系統的大部分資源，所以仍然能夠保持大多數國有部門員工（即城市居民的主體）的高收入高福利水準。這產生了兩個具有正面意義的結果，即國有部門的高收入高福利支撐著一個潛在購買力強大、對外商有巨大吸引力的城市消費市場，並維持著一個比較穩定的城市社會。
改革中中國國有部門的市場份額下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小。這個現象在工業中尤為突出，國有部門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從1985年的2/3降到了1994年的40%左右。[11] 在包括農業、建築業、服務業的國民經濟中同樣如此，但國有部門的比重下降得慢一些，1994年國有部門的比重大約比1985年下降了6個百分點（見表5），因為金融、交通電訊等重要服務行業一直被國有部門壟斷。從這個速率來看，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國有部門在國民生產總值中還會保持相當的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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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國有部門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重及占用金融資源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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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國有部門產出在GDP中的比重 國有部門貸款占全國貸款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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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49.5 82.0
1992 43.5 77.3
1994 43.2 78.6
1992 比 1985 -6.0 -4.7
1994 比 1992 -0.3 +1.3
1994 比 1985 -6.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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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計算國有部門在GDP中的比重時，各年第一、第二產業的國有比重和1992年第三產業的國有比重可直接從《中國統計年鑑》里查出，1985和1994年第三產業的國有比重是筆者根據相關統計數據估算的。「全國貸款」是國家銀行各項貸款、農村信用社貸款和城市信用社貸款之和。「國有部門貸款」是從國家銀行各項貸款中扣除給非國有部門的貸款（即對城鎮集體和個人貸款、農業貸款）後得出。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鑑》中「國民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增加值」、「國家銀行信貸資金平衡表」、「農村信用社各項存貸款」等表。《中國金融年鑑》中「城市信用社存貸款」表。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國有部門在生產和服務業中的地位下降，並不意味著它在城市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相應也明顯下降，後者的變化取決於城市社會中依靠國有部門為生的人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事實上，從1984年到1994年，城市經濟改革只是小幅度地降低了城鎮就業者中國有部門員工的比重，在此期間這一比重僅下降了四個百分點，城鎮就業者中仍然有2/3是國有部門員工。（見表6）如果把國有部門員工人數加上受政府保護、具有國有部門特徵的城鎮集體企業員工，則他們仍然占城鎮從業者的86%。國有部門員工包括企業員工和機關事業單位員工兩部分。中國的改革並沒有為人滿為患的機關事業單位「消腫」，相反，卻產生了「增肥」的結果，城鎮就業者中機關事業單位員工的比重呈明顯的上升趨勢。城鎮就業者中國有企業員工的比重在1992年以前下降得非常緩慢；從1992年到1994年，「三資」企業和私營經濟從國有部門中吸引走了一批年輕、有較強的專業技能、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力，但是數量有限，國有企業員工在城鎮就業者中的比重僅僅下降了四個百分點。（見表6）由此可見，儘管中國市場化過程不斷推進，城鎮居民的大多數還是要依靠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國有、城鎮集體單位為生，他們的生存方式並沒有隨著非國有部門的擴張而相應地獨立化、市場化。如果多數民眾仍然依賴社會主義式的生存方式，那麼，他們必然會要求政府繼續保護國有部門。

表6. 城鎮從業者當中國有部門員工的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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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1984|1988|1990|1992|1993|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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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重 |70.6|70.0|70.2|69.7|68.4|66.7
國有企業員工比重|55.0|53.7|53.3|52.7|51.3|48.8
事業單位員工比重|15.6|16.3|16.9|17.0|17.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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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鑑》「分行業從業人員」表。

既然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國有部門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弱，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它就應該在資源配置中出讓較多的份額給效率更高、競爭力更強的非國有部門。真實情況如何呢？中國國內有一項研究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國有工業產出比重的下降速度大大快於其資本比重的下降速度（郭克莎 1994）。在1980到1988年的第一個階段，工業產出比重下降，同時工業資本、工業勞動力這兩個比重也顯著下降，這說明國有部門的資本和勞動力資源份額確實在向非國有部門轉移，儘管轉移的速度不如市場份額的轉移那麼快；而在1988年到1992年的第二個階段，情形就不同了，雖然國有工業的實際產出和市場份額繼續大幅度下滑，但國有工業占用的資本份額只有小幅度地減少，工業勞動力的比重甚至不變，國有部門向非國有部門轉移資源份額的過程明顯地放慢，這表明對國有部門的保護主義政策限制了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調節。（見表7）可以說，1989年以前的改革在引導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方面明顯比1989年以後的政策要有效得多；在後一階段里，儘管一般的看法是改革取得了全面進展，但事實上這一時期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調節能力反而受到種種限制，還不如前一個階段。

表7. 國有部門在工業產出、資本和勞動力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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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產出 工業資本 工業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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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81.5 86.7 64.6
1988 68.2 77.2 56.6
1992 56.9 73.1 56.5
1992 比 1980 -24.6 -13.6 -8.1
1988 比 1980 -13.3 -9.5 -8.0
1992 比 1988 -11.3 -4.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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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此表中工業產出指工業凈產值，按不變價格計算。
數據來源：轉引自郭克莎「中國所有制結構變動與資源總配置效應」一文（1994）。

進入九十年代後，國有工業的困難日益嚴重，盈利率過低，在國有部門內出現了一種把資本轉向第三產業、籍此謀利的傾向（即「發展三產」）。如果把第三產業也納入分析，從國民經濟這個大範圍來看，則對國有部門的保護主義政策的效果更為明顯。表5顯示出，在1992年全國金融資源（貸款）里國有部門占用的份額將近80%，而該部門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40%多。從1985到1992年，國有部門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下降了6個百分點，但同期國有部門占用金融資源份額只下降了4.7個百分點；而從1992到1994年，國有部門的產出份額繼續下降，但占用的金融資源份額反而上升了1.5個百分點。1993、1994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分別是百分之24%和20%[12]，而銀行貸款利率僅10%[13]。在這種情況下，國有部門能夠以低利率優先獲得大量貸款，僅僅通過利率上的好處就能獲取10%以上的資金利潤率。這實際上意味著，當國家財政對國有部門不能再大量提供補貼後，國家銀行用低息貸款的方式提供著另一種補貼。儘管享受著這樣巨額的金融補貼，國有工業的實際資金利潤率仍然不到3%[14]，而實際上這一點微薄的利潤也是銀行補貼的結果；而鄉鎮企業融資時則可能要付出比國有企業的貸款利率高一至兩倍的利率，但鄉鎮企業卻仍然能夠獲得5%以上的資金利潤率[15]。1996年通貨膨脹率降到貸款利率以下後，銀行的金融補貼消失，結果整個國有工業從總體上計算，就虧大於盈、不再產生利潤了。
這種現象進一步說明，不能簡單地用國民生產總值里國有、非國有部門比重的變化來判斷經濟體制的效率是否提高。判斷一個經濟機制是否有效的依據是資源配置是否改善，即使國民生產總值中高效率生產者（非國有部門）產出的部分增加了，這也並不一定意味著整個國民經濟里資本、勞動力等經濟資源的有效利用獲得同步改善。因為，非國有部門的擴張只是反映了由它支配的一小部分資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而與此同時，由政府操縱的、決定主要資源配置的經濟機制卻把更多的經濟資源投入到低效率生產者手中去了，因此整個經濟體系的效率很可能不是改善而是下降了。
國有部門在競爭中丟掉了越來越大的市場份額，但仍然能夠通過國有壟斷性金融機構操縱金融資源的分配，使自己占用的金融資源份額不至於減少，這種現象可以被稱為國有部門在「汲取」國民經濟資源。這個「汲取」過程的經濟社會效果有正負兩個方面，合起來就是「汲取」過程產生的「汲取效應」。其正面的效應是，「汲取」過程有助於扶持城市消費需求，穩定城市社會，從而有利於吸引外資，還可藉助外資帶來的制度文化間接地促進市場化；而負面的效應是，「汲取」過程大大抑制了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能力，降低了國民經濟的效率，同時使國有部門負債纍纍、陷入瀕臨破產的境地。
既然中國城市從業人口的大多數仍然是國有部門員工，城市購買力就主要是靠國有部門支撐的。從城市家計調查中可以發現，直到1994年，城市居民收入中約85%仍然來自國有部門。[16] 假如隨著國有部門市場份額的縮小，國有部門員工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也同步下降，那麼，毫無疑問，城市購買力就會明顯萎縮，城市消費品市場會步入蕭條，城市社會將陷入不穩定之中。這些情況一旦出現，當然會影響外商的投資預期。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國有部門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小、虧損日益嚴重，而它僱傭的勞動力毫無減少，其員工的生活水準快速提高，並支撐著城市消費的繁榮，秘訣就在於「汲取效應」――通過汲取資源維持國有部門員工的高收入高福利、進而維持經濟社會目前的穩定。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會出現制度性偏倚―――對經濟增長貢獻較小的國有部門員工反而能夠享受較多的經濟發展成果。
「汲取效應」還可以有效地解釋為什麼中國國有部門的資產負債率迅速上升。從1979年到1994年，國有部門的負債水平從24%迅速上升到75%，相應地，其凈資產率（equity rate）從76%降到25%（程曉農 1995）。據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局統計，1994年在12萬個國有企業中，資產負債率為75.1%，扣除企業資產凈損失和資產掛帳4000多億元，則資產負債率為83.3%。[17] 企業向銀行貸款、對銀行負債，本是現代經濟中的常見現象，如果企業貸款後能夠通過投資增加企業的資產，則企業對銀行的負債和企業的自有資產可以同時增加，使企業處於良好經營狀態，資產負債率也不會上升。中國國有部門的資產負債率反常地急速上升，主要原因是大量貸款沒有用於投資，而是用於員工的工資福利，結果對銀行的負債增長得非常快、但企業的資產則增加不多。這就是「汲取效應」這個宏觀現象在企業財務這個微觀層面的反映：國有部門中出現了一種難以扭轉的趨勢，即市場份額縮小、收入短拙、員工不減、工資福利還必須不斷提高，於是以企業自己的經營收入就很難維持工資福利開支，企業必然要通過銀行「汲取」金融資源才能應付。
這樣，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的關係實際上與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常規狀態不同。在市場經濟國家，企業與商業銀行之間是我借你貸、有借有還的單純商業關係；而在中國，國有銀行扮演了一種特殊的角色，成為國有企業從國民經濟中「汲取」金融資源的「水泵」，在企業與銀行間資金的流向常常是單向的，有「汲取」但沒有「回流」。從這個角度觀察，就能清楚地看出中國國有銀行的商業化究竟難在何處――只要「汲取」現象繼續存在，國有銀行就不可能轉型成商業銀行，還得繼續充當「汲取」資源的「水泵」。

五、轉型中的經濟體制：是市場替代了計劃、還是沒有計劃經濟的「雙軌制」？

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體制中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兩個變化是:指令性經濟計劃的消失和非國有部門的擴張。如果簡單地運用一種「計劃經濟――市場經濟（planned economy vs. market economy）」這樣的「兩分法（dichotomy）」，也許可以很快得出結論：中國的經濟體制現在已經是由市場機制占主導地位了。但是，計劃經濟消失以後，填補制度空白的一定是市場機制嗎？在理想主義的改革設計藍圖上確實可以這樣寫。但中國現實的社會經濟生活卻並非如此，計劃經濟固然已經瓦解，但來自政府和壟斷性國有機構的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不僅沒有減少，而且變得更加「隨意」化，中國目前的經濟體制並非由市場機制主導，而是一種半市場交換、半「隨意化」行政性干預的「雙軌制」。這種體制既與西歐的古典市場經濟不同，也與東亞地區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市場體制不同，它寄生攀附在中國大陸現存的政治社會體制上，阻礙資源的有效配置，抑制經營者、勞動者的工作努力，滋養著日益泛濫的腐敗，約束了非國有部門的擴張滲透能力。
在中國過去二十年來關於改革的討論中，政府把改革社會主義體制狹義地定義為改革經濟計劃管理體制和調整排斥私有經濟的意識形態。久而久之，連很多嚴謹的學者也習慣成自然地接受了這種觀念，以為只要在意識形態中給市場經濟留下必要的位置，在經濟活動中清除了價格的計劃管制以及生產、流通、勞動力的指令性計劃管理等等，把更多的經濟活動決策權下放給地方政府和企業，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就基本成形了。但事實上社會主義制度並不只是經濟計劃加意識形態而已，在社會主義的政治社會體制下還形成一定的社會結構，生成一種制度性文化。後兩者是不可能用一道改革的行政命令取消的，它們完全可以在經濟計劃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消失的情況下繼續存在，並為轉型過程深深地蓋上自己的「烙印」。清除計劃經濟並不難，改變社會主義經濟的政治社會基礎則極為艱難，東歐俄國雖然也未完成這後一過程，但至少他們已經開始清理，而中國實際上則是在社會主義的政治社會基礎之上建造一種既承認原來的權力體系、又承認市場交換活動的經濟體制。
中國計劃經濟的經濟管理方式消失以後，它的兩個基礎仍然存在。其一是，從中央政權到鄉政權的、過去行使集權式管理的龐大的黨政部門和壟斷性國有機構的組織架構並未解體，只是作了某些合併、或換一些名稱，其潛在的可以隨時插手日常經濟活動的權力從未被取消或否定過。其二是，一千多萬的黨政幹部和兩千多萬的壟斷型事業機構的員工依然享有相當高的政治社會地位，他們的活動能量比改革前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這些機構和幹部所生存的環境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首先，隨著經濟決策權力的下放，過去集權體制中自上而下的嚴格的紀律約束大大減少了，各個機構或個人獲得了充分的活動空間。其次，各個機構和個人的行為目標也有很大改變，過去是努力完成上級指示，以便有機會擴大機構的權力和級別、以及謀求個人的升遷，現在則是機構要努力「創收」、個人更是「一切向錢看」。第三，計劃經濟的瓦解使財政再也不可能象改革前那樣壟斷財源，隨著國家財政能力的下降，上級機關再也沒有足夠的財力為下級機構撥付足夠的正常活動經費，更無法滿足這些機構員工永無止境的提高工資福利的要求。在這樣的情勢中，機構和幹部們的行為方式自然發生了重大轉變。他們不再僅僅是單純聽命於中央政府的「馴服工具」，可他們也不是真正受民眾監督的公務員；他們不願意放棄優越的政治社會地位，可也不甘於經濟地位上半點落後；他們一方面代表政府執行公務，可同時他們也想利用執行公務的權力獲取額外經濟利益，因為這是他們最「駕輕就熟」、最現成的機會；他們的社會身份是「大公無私」的公眾利益的代表，但他們每個機構和多數個人又同時象商人一樣，在執行公務時算計如何籍此使個人利益最大化。這樣就形成了一種轉型期獨特的制度性文化，「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撈白不撈,撈了也白撈」。
那麼，在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和制度性文化的基礎上生長出來的現行體制會有什麼特點呢？在政府的經濟職能方面，國家已經不再扮演萬能的計劃者的角色，可這並不意味著國家就自動退出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活動，政府用非計劃手段完全可以實施和過去相似的干預活動。任何政府都有必要對經濟進行調節或管理，這種調節有些是政府從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行使正常職能，而有些則主要是服務於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但不一定以提高經濟效率或維持社會公平為目標。由上一節探討的國有部門的資源「汲取」現象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國家，取消指令性生產和銷售計劃後，商品市場可以迅速形成，但是這個市場化過程並不一定必然帶來資源優化配置的市場化過程；資源的非市場化配置狀態完全可能與在商品市場上占主導地位的市場機制並存，構成一種沒有計劃經濟的「雙軌制資源配置」。在這種情況下，商品市場競爭中的優勝者不一定也是資源配置爭奪中的優勝者；由於國有部門「汲取」了本來可由市場機制配置給非國有部門的資源，使得低效率的部門得以維繫、而高效率的部門失去了利用更多資源的機會，這種過程當然不是資源利用優化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籠統地談市場化進程可能會掩蓋上述資源配置反市場化的現實。
在轉型過程中，政府或其他壟斷型機構對經濟活動廣泛的行政性干預，還表現為九十年代行政管理與公共服務業的商業化趨勢。由於行政事業機構若僅靠財政度日一定會陷入「半飢半飽」狀態，這些機構普遍展開了有組織地或個人單獨地「創收」活動，這既是不得已之舉,也是利益驅使之必然。其最便捷的做法就是用機構本身擁有的權力和機會來交換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利益，諸如屢禁不止的行政機構藉故攤派，新聞媒體搞「有償新聞」，大專院校辦短期「培訓班」出賣文憑，中小學賣「學位」、收「高價生」，出版社賣書號，醫院向公費患者強行推銷昂貴藥物、搭售日用品等等。這樣，稅收稽查權、新聞播報權、學歷授予權、出版發行權等過去與商業交換無關的權力機會都變成了「創收」的工具。其結果是，一方面市場型交換擴展到了政府機關和公用事業，這樣的「市場經濟」活動的範圍比已開發國家還要寬廣；另一方面也擴大了「尋租」活動的空間，機關事業單位為了謀利，不但可能製造機會、增加對日常經濟社會活動的干預，還會把這種干預變得更沒有規則、更隨機。在財政支付能力日益縮小、而機關事業機構並未隨著相應縮編的情況下，這類活動可以有效地減輕財政負擔、增加機關事業部門員工的收入，在短期內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這是中央政府對此現象「眼開眼閉」的原因；但同時此類活動又大大地擾亂了經濟社會活動的應有秩序，增加了混亂，同時還瓦解了道德標準，腐蝕了社會，威脅著長遠的社會穩定。
當此類活動是由單位有組織地進行時，常常被稱為「搞活創收」；如果是員工假公濟私、個人單獨進行，一經查獲則被視為「腐敗」。實際上，一旦行政事業機構這類有組織的活動廣泛存在時，它與個人假藉機構名義所進行的同類活動常常互相連通、無法區分，機構的不當「創收」與個人的「腐敗」行為可以彼此轉換、相互掩護。在這樣的秩序混亂中，很多社會成員一方面是受害者，一方面又是混亂的製造者；他們會從利益的角度出發，為自己的不當謀利行為辯護，而對別人類似的損害自己的行為，卻從道德的角度加以指責。
從中國的現狀來看，在計劃經濟消失後相當長的時期內，經濟體制會是一種與計劃經濟無關的「雙軌制」，即發育中的市場機制與行政性干預並存，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市場機制真正占據了主導地位。這裡講的行政性干預不是指政府的正常宏觀管理，而主要是指兩類情況。一種是為滿足個別利益集團而實施的政策，例如銀行奉命向長期虧損、拖欠大量逾期貸款的國有企業繼續提供新貸款，這樣作既有違經濟效率也損害社會公平。另一類是擁有權力的機構或個人對社會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主要是為了滿足干預者個人或小群體的經濟利益，這類干預不可能有明確、統一的規則，因此中央政府也很難有效地加以控制，只能定期地發動反「攤派」、反貪污之類的「運動」加以遏制。實際上，此類現象正是現行的半市場調節、半「隨意型」行政性干預的「雙軌」體制的一種「體制病」，只有對這種體制進行「手術治療」才能「手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