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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最低生活保障網」的三個焦點

2023年10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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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一項基本的社會制度,決不僅僅是解決下崗職工的生活困難或救濟貧困家庭的過渡性措施。民政部副部長范寶俊指出,「站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制的大局看,目前的工作還只是剛剛起步。」  參加1999年11月底在泉州召開的全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會議的各地代表,是清一色紮實了解基層情況的處級幹部。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李本公說,這次會議要實實在在的暴露一些真實情況、實實在在的解決一些現實問題。代表們也直白但言,我們是帶著眾多一線民政幹部的心聲以及廣大百姓群眾的期盼,走進
這個會場的。他們議論最多、最集中的問題,正是目前實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中的焦點。  一、如何實現三條保障線的規範銜接  我國現階段的三條社會保障線,分屬勞動社會保障部(下崗職工和養老保障)、民政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財政部(落實各項保障資金)實施,去年5月,這三家主管部委曾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三條保障線的銜接工作。但是至今,許多來自基層的代表都認為,三條保障線的銜接仍是規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重中之重的工作。  落實最低生活保障線,如今仍由民政部傳統的社會救濟部門負責,按現在的政策要求,保障資金應由中央、省、地、市和縣、區財政集體承擔,雖然各級黨委政府都很重視,可是各自的「動作」卻不那麼整齊,尤其是部分省一級財政並未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列入新一年財政預算。  1999年7月,國務院又將社會保障的標準提高了30%,中央財政也首次敞開口子對地方財政確實困難的中西部地區實行資金傾斜。但是,作為僅局限於城市居民範圍的最低生活保障,資金流向只能以各個省的城市化程度為標準。事實上,對我國各省城市化的評價標準,主要依據非農業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據不完全統計,非農業人口在遼寧占40%多、湖南占26%、安徽占20%、四川占17.6%……不言而喻,越窮的省份「城市化」水平越低,得到中央財政的補助金額就越少。因此,部分與會代表認為,如何使中央財政補助的保障金真正「好鋼用在刀刃上」,簡單切蛋糕式的劃分恐怕難以實現初衷。  同時,由於社會保障的標準遵循「只升不降」的原則,代表們迫切關註:2000年國家對社會保障制度還有沒有新政策出台,特別是,中央財政是否把社會保障資金列入明年的財政預算?如果沒有,那麼,地方財政把社會保障資金列入財政預算的阻力會更大。而且,中央財政明年是否繼續對地方實行補助,目前地方各級政府心中無數,如果中央補助資金不能到位,將會直接影響明年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質量。  另外,一些老工業基地和中直、省直企業集中的地區,由於職工家庭的保障人數和所需保障資金數量較多,「屬地管理」政策及「三三制」原則難以落實,這部分企業特困職工往往游離在三條保障線之外。由於他們缺乏生活來源,醫療沒有著落,子女就學出現困難,從而影響著社會穩定的大局。最新統計顯示,隨著1999年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增多,我國登記失業的城市人口已達550萬。  這些人中的相當一部分將在最長3年的時間內湧入最低生活保障的行列。到那時,保障任務越來越大、保障責任越來越重,保障資金也越來越多,最低生活保障網如何承受這些壓力,有關部門應作長遠打算。
二、如何保證最低保障線的健康運行  記者在這次工作會議上了解到,上海、廣東、泉州、廈門等經濟相對發達的省市,其最低保障制度的建立不但遠遠提前於國務院要求的時間,而且已經相當規範健康的運行起來,有的地區甚至還在進一步探索城鄉一體化的保障新思路。  然而,民政部救災救濟司王治坤處長冷靜指出,相對發達地區的最低保障走在了全國的前頭,為其他地區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國最低保障網的自身條件已經成熟完善。  不少代表反映,基層管理人員少、素質低是當前最低保障工作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在河北,省財政千方百計籌集了1000萬,給各區縣都配備了電腦,為保障工作的規範運行提供了基本的硬體。可是,有的縣民政局幹部老化、文化素質低,沒有人會用電腦。這樣的情況在全國基層民政很普遍,地處內陸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尤其突出。  地方政府機構改革與落實最低保障制度的關係,也成了代表的熱點話題。如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雖然建立起來,但承擔這項工作的是各級民政部門中分管救災救濟工作的人員。這些基層幹部,不但要繼續承接傳統的救災救濟工作,還要擔負建立、運行最低生活保障線的任務。人手少、編制缺,基層工作兼職或兼顧的現象普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許多代表擔心,如果按照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要求,去精簡民政部門,那麼,從事社會保障的人手少的矛盾會更突出。有的地方由於資金和人力不足而出現的「能保多少保多少」的現象則更難以避免。  另外,在最低保障對象和範圍方面,許多代表提出現實中的情況比政策規定要複雜得多。如企業拖欠職工工資、應得的收入得不到,那麼最低保障要不要保?如果一個家庭目前無固定收入,但有存款、有房子、有財產,那麼最低保障如何保?如果家庭的人均收入屬於保障範疇,但家庭成員中有的隱性就業,或有其它隱性收入,那麼最低保障保多少?……  對此,李本公司長指出,為保證最低生活保障線的規範運行,無論現實中的一、二條保障線是否落實,我們都要按落實來計算。而且,各地要從嚴落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並根據本地實際,修訂完善已有的政策和實施細則,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各項政策更加切實可行。  三、2000年全力啟動農村最低保障  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只有將現有的8億農民(以農村戶籍為準)劃歸社會保障網,我國的社會保障才能成為一項完全意義上的基本社會制度。王治坤處長但言,現階段,我國城市居民生活保障三條線才剛剛建立,而真正的重頭戲——農村社會保障工作將更加繁重。
李本公司長明確指出,2000年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將列入民政部的重要工作日程。其總的思路是,因地制宜,穩定推進,不搞「一刀切」。已經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方,在管理和操作上可借鑑城市的管理經驗,使之進一步規範化和科學化;尚未建立這一制度的地方,要做好調查研究和摸底測算工作,為今後工作的開展做好準備。  據1999年上半年的統計,目前全國已有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始啟動這項工作,其中有12個省(區、市)已全部建立和實施了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居民有306萬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保障金額達3.6億元。  一些對農村社會保障進行過嘗試的地區代表認為,在這項工作的啟動過程中,來自地區經濟差異的阻力,大大超乎人們的想像。以太平洋、平安等公司為代表的商業保險,根本不願意進入中西部農村。以社會為來源的統籌保險,由於許多農民不信任或交不起保險金,也很難起到實際作用。而以政府行為為主的保障政策,還僅僅局限在不定期、臨時性的救濟救災。  不少代表的顧慮源自新的社會問題。我國老齡化社會已經來臨:今後,一個家庭往往有4個(夫妻雙方的父母)到8個(夫妻雙方的父母及祖父母)老人。僅此一點就會使當前仍處於起步階段的城市社會保障步履艱難,更何況起點更低、人數更廣、資金量更大的農村社會保障?  於是,一些代表提出了諸多很值得有關部門研究的建議:能否將現有的勞動社會保障部、民政部、財政部和衛生部等各大部委中涉及社會保障的機構分離出來,成立獨立的、權力相對統一的公益性質的社會保障機構(譬如,設立中國社會保障基金會),整體性實施我國的社會保障政策。能否通過當前經濟政策(譬如,從剛剛啟動的銀行利息稅中抽取一部分),設立專門的社會保障儲備基金,從發展的角度解決政府財政困難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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