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史學成就領先於世界，這與我國古代史官制度的建立健全密切相關，下面是小編搜集的一篇相關論文範文，供大家閱讀借鑑。
中國通過史料記載歷史的意識極其濃厚。春秋時期，孔子根據《魯春秋》修改而成的《春秋》是我國古代史學史上的第一部編年史，標誌著中國史學的正式開端。先秦兩漢時期的史學理論與實踐，對於中國古代史學的形成及發展起到重要的基礎作用。
一、先秦時期的史學及特點
中國古代的史學成就領先於世界，這與我國古代史官制度的建立健全密切相關。夏代的奴隸制國家機構中，已設置了史官。殷商時期的政府機構，凡是執掌時事、起草與保管文書的官吏，稱為史官。西周時期，史官數量增加，《周禮·春官》記載：周王室設立五史。分別是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等。他們負責掌管國家典章制度，記錄時事，保存文書檔案、圖書資料等。史官所記載的時事和掌管的文書，是寶貴的歷史資料。這些資料經過長期積累、加工整理後，編纂成為史書。我國先秦時期的史籍便產生了。
(一)《春秋》：史學專著的開端
第一部史學專著是孔子整理、修訂魯國歷史而成的《春秋》。這部書記載了公元前722年魯隱公元年至公元前481年魯哀公十四年242年的歷史。《春秋》的記事內容，以魯國為主，並涉及其他100多個國家的事跡。《春秋》的記載內容，最多的是政治活動，如各國之間的征戰;還記載各國之間的會盟、朝聘、祭祀及星變、地震等自然災害。
孔子通過修史來闡述其治主張。他認為歷史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標誌是展現人性。史學者應具備敏銳的社會觀察力與批判力，對歷史人物和事件作科學的判斷與評價。《春秋》以褒貶為手段，代行天子的賞罰，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滕文公下》記載：“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這說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為譴責弒君弒父暴行的社會風氣，從而維護奴隸制社會的安定。
今人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記載：“《春秋》有關天象的記載，依據近代和現代天文學家的、研究，證明它基本上是真實的，也就證明《春秋》作為歷史資料是可以相信的。”可見，《春秋》備受關注，是由自身的史料價值所決定。《春秋》的缺點也很明顯。東漢桓譚曾說：“《左氏傳》之與《經》，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新論》).這表明，《春秋》記事太簡單，只記錄結果和結論，而無事實經過。如果不讀解釋《春秋》的書傳，很難通曉其經文的意義。因此，後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書加以解釋。
(二)“五德終始說”:先秦史學理論的代表
戰國時期，齊國人鄒衍用五行相勝說來解釋朝代變更，創立“德終始說”.“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種德性或性能。鄒衍認為：“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文選》李善注引).“五德終始”指這五種性能從始到終、終而復始的循環運動。在木勝土、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的發展階段存在著矛盾和鬥爭。兩者交爭，“勝者用事”,歷史屬於鬥爭中的勝利者。鄒衍以此作為歷史變遷、王朝更替的根據。按照此說法，黃帝是土德，夏禹是木德，商湯是金德，周文王是火德，代替周朝的必是水德。“五德終始說”被秦始皇所採納，秦朝被定為水德。“五德終始說”把王朝的更替和五行作比附，啟示人們聯繫自然現象從而制定相應的措施，這是神秘的歷史循環論。
(三)史學研究方法的體現
編年體與國別體是春秋戰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史學編纂方法。
1.編年體
《春秋》對中國古代史學體例的長足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它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編年史史籍。殷周時期的史料，已經使用年、月、日記事，但邏輯順序有所顛倒，日月在前，年在後。春秋時期，確定了按年、時、月、日的順序記事，時間順序的排列才完全適當。在它的影響下產生的編年體歷史著作有《左氏春秋》、《竹書紀年》等。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是我國古代最早而又詳細完備、敘事生動的以春秋為綱的編年史。它以魯君在位的年次為綱，按照年、月、日用事實說明《春秋》經文上所提及的重要歷史事件。全書18萬字，取材廣泛，不但反映了春秋時期各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活動，而且保存了夏、商、周歷史時期的部分史料。《左傳》描寫人物細緻生動，善於用簡潔的手法描寫複雜紛繁的事物，尤其長於寫戰爭。《左傳》從戰前政治動員與思想準備、戰爭的政治意義及性質等獨特角度描寫戰爭，對當時及後世的教育影響非常深遠。
2.國別體
《國語》是我國第一部國別體史書，記事上起周穆公犬戎之戰下至魯悼公智伯之誅，約五百多年的史事。全書21篇，分為8部分：首列《周語》，尊周觀念的體現。次列《魯語》、《齊語》，魯齊二國是周王室股肱之國。再次《晉語》、《鄭語》，周平王東遷時得力二國。最後《楚語》、《吳語》、《越語》，荊蠻之邦位於最後。《國語》按照國別敘述史實，為國別體史書的發展開創先例。後世的《戰國策》、《三國志》等，都是受其影響而產生的。
《國語》在體例上的第二個特點，是以記言為主，通過歷史人物的言論、對話、論戰反映歷史事件。如著名的齊魯長勺之戰，《國語》只有曹劌與魯莊公的一段對話，對戰爭的具體經過未寫一字。《漢書·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因此，《國語》就是各國史官有關記言史料方面的彙編。
二、秦漢時期的歷史理論與史學實踐
(一)“五德終始說”的影響
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對秦漢政治生活有著重要影響。秦朝建立後，認為是水德代替火德。
為順應演變規則，秦始皇改正朔，將夏曆十月定為正月，服旌旗崇尚黑色，祭祀白帝、青帝、黃帝、赤帝，以示繼承傳統之意。伴隨歷史發展與王朝更替，西漢政府根據“五德終始說”,認定漢朝應為土德。公元前104年，漢武帝宣布改制，“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春秋繁露·楚莊王》).漢武帝改元太初，以正月為歲首，崇尚黃色。“五德終始說”成為西漢的正統歷史理論。
(二)“三統說”
儒家《春秋公羊傳》提及的“三統說”在秦漢時期也占據重要地位。《公羊傳》認為，《春秋》提及黑、白、赤三統循環的社會循環思想。西漢時期，董仲舒發展了“三統說”.他認為周朝為赤統，秦朝雖更替周朝但極其短暫，不在三統之內，故漢朝應為黑統。新的統治者即位後，必須“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飲食和制度的具體形式作一些改變，以應天命，至於封建倫理綱常等社會基本制度是不能改變的。《春秋繁露·楚莊王》強調：“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
(三)兩漢歷史著作的代表：《史記》與《漢書》
兩漢時期的歷史學，既有豐富的史學成果、歷史理論，也有新創的史學編纂方法，還出現古代史學界代表人物---司馬遷和班固。他們在吸取歷史理論成果的基礎上，以獨特的視角豐富和發展了史學理論。
1.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鑒於秦漢時期“五年之間，號令三，自生民以來，未使有受命若斯之己也。”,為了鞏固西漢封建政權，寫作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史記》共130篇，分五體：“本紀”12篇、“表”10篇、“書”8篇、“世家”30篇、“列傳”70篇。記述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3000年的歷史。他所搜集史料，極為豐富，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宗教、少數民族及各色重要人物等各方面。
《史記》創立新的史學體裁---紀傳體。它所包含的“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雖然各自都有所本，也並非都是司馬遷原創，但司馬遷能夠綜合各體，將先秦時期已有的各種史體經過改造加工，集於一書，形成紀傳體。這種綜合體裁形成後，後世史學者加以效法。清朝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各史例目異同》曾記載：
“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史記》與先秦史籍不同，重視記載西漢的社會經濟狀況。司馬遷深入剖析經濟狀況，從而反映社會發展和歷史演變，他曾在《太史公自序》中闡明：“作《平準書》，以觀事變”.《平準書》記述西漢初年經濟恢復和發展的過程，重點記述了鹽鐵政策和錢幣制度等經濟措施。在其影響下，後世正史沿襲此體例，皆設《食貨志》。《貨殖列傳》
肯定工商業者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河渠書》記載水利發展史，系統敘述自夏禹以來的水利工程。司馬遷指出，農、工、商、虞在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它們有其自身演變的規則。《史記》還記載禮樂文化，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表明個人素養與生活條件密不可分。
司馬遷本著“擇其言尤雅者”原則，倡導歷史研究的求實精神，實錄史事。《史記》所載材料，大多是司馬遷親自實地考察搜集而來。司馬遷反對統治者剝奪人民的生存權利，指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種希望統治者體察民情、關心人民的思想，是比較進步的。同時，司馬遷能夠勇敢揭露封建帝王的貪婪，如漢武帝迷信方術，任用酷吏等;在評價秦始皇時，既記述其殘暴統治，又肯定其一統天下的歷史功績，“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司馬遷實事求是地評價秦始皇，反映了歷史人物對於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史記》是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通史，它所記載的各時期將相大臣、各階層代表人物，都是忠於國家、忠於職守、有節義性的的人物。《史記》非常重視各方面人物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為社會底層人物立傳，如《遊俠傳》、《貨值傳》等。《貨殖列傳》記載：“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肯定農、工、商、虞對於社會生活的重要作用。
由於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史記》存在著缺點和錯誤，也影響了後世的寫作風格。第一，作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史學家，司馬遷自身具有的“歷史循環論”和帝王受命於天的唯心主義思想，在《史記》中有比較濃厚的反映。他高度讚揚劉邦，割裂劉邦與農民起義的關係，突出劉邦的才能而無視人民群眾的作用。這不僅是盡忠於西漢王朝，也是為鞏固君主專制統治而創設的無稽之談。第二，《史記》中採錄了一些缺乏史事的傳說，如“幽王烽火戲諸侯以搏褒姒一笑”的錯誤說法;第三，時間順序有錯誤。儘管司馬遷處理史料的態度是審慎的，但還是有錯誤。如《蘇秦列傳》把公元前三世紀初的蘇秦事跡，移到了公元前四世紀末，顛倒蘇秦、張儀的實際順序;沒有為春秋末年的墨家代表人墨翟立傳等。
2.班固與《漢書》
《漢書》，上起漢高祖，下終漢平帝、王莽之誅，包括西漢一代230年的史事，共100篇，80多萬字。在史書體例方面，《漢書》基本沿襲《史記》，但也有所創新。如改“本紀”為“紀”,改“書”為“志”,取消“世家”歸於“列傳”“.全書由四體構成：有”紀“12篇、”表“8篇、”志“10篇、”列傳“70篇，共100篇。它開創了以紀傳斷代為史的先例，成為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六家》評論：”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二十四史“中，除《史記》、《南史》、《北史》外，都是歷朝紀傳體的斷代史著作。在”志“部分，《漢書》豐富和發展了《史記》的”八書“,立下”十志“,開創性著作是《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及《藝文志》。如《地理志》，記述漢代的行政區域和郡國的歷史沿革、戶口物產、風俗民情及經濟發展的狀況，是研究西漢地理、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料。《藝文志》記述了當時的重要書籍，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圖書目錄學著作。《刑法志》系統地敘述殷周至西漢末年法律制度的沿革和漢代律令的內容。《五行志》記述了日食、月食、星體變化和地震等自然災害，也是研究西漢自然科學史的史料。十”志“敘事的方式，成為後世《通典》、《通考》等典章制度通史的開端。
《漢書》的思想觀點比較保守和落後，充滿著封建神學思想。《漢書》為神化西漢政權、擁漢為正統，以董仲舒”五德始終說“和君權神授的”天命論“作為主導思想。從班固開始，修史時時以儒家的正統思想為依據，竭力為封建統治者服務。史學已經完全步入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階段。
3.其他重要史料
東漢時期，政府編撰的紀傳體史書《東觀漢記》因官府於東觀設館修史而得名。記載上起光武帝、下迄靈帝的東漢歷史，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
漢獻帝時期，荀悅編撰的《漢紀》進一步完善編年史體例。《漢紀》依編年史《左傳》體例，刪略《漢書》改編撰寫而成。時人稱讚”省約易習，有便於用“(《後漢書·荀悅傳》).因此，《漢紀》被視為我國斷代編年史的最早代表作。在它的影響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袁宏、沈約相繼撰寫《後漢紀》、《齊紀》等斷代編年史史書。唐代史論家劉知幾說”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以難矣“(《史通》二體).
先秦兩漢時期形成了豐富的歷史理論、史學成果及史學編纂方法。這一時期的史學發展歷程，對於推進中國史學的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中國通過史料記載歷史的意識極其濃厚。春秋時期，孔子根據《魯春秋》修改而成的《春秋》是我國古代史學史上的第一部編年史，標誌著中國史學的正式開端。先秦兩漢時期的史學理論與實踐，對於中國古代史學的形成及發展起到重要的基礎作用。
一、先秦時期的史學及特點
中國古代的史學成就領先於世界，這與我國古代史官制度的建立健全密切相關。夏代的奴隸制國家機構中，已設置了史官。殷商時期的政府機構，凡是執掌時事、起草與保管文書的官吏，稱為史官。西周時期，史官數量增加，《周禮·春官》記載：周王室設立五史。分別是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等。他們負責掌管國家典章制度，記錄時事，保存文書檔案、圖書資料等。史官所記載的時事和掌管的文書，是寶貴的歷史資料。這些資料經過長期積累、加工整理後，編纂成為史書。我國先秦時期的史籍便產生了。
(一)《春秋》：史學專著的開端
第一部史學專著是孔子整理、修訂魯國歷史而成的《春秋》。這部書記載了公元前722年魯隱公元年至公元前481年魯哀公十四年242年的歷史。《春秋》的記事內容，以魯國為主，並涉及其他100多個國家的事跡。《春秋》的記載內容，最多的是政治活動，如各國之間的征戰;還記載各國之間的會盟、朝聘、祭祀及星變、地震等自然災害。
孔子通過修史來闡述其治主張。他認為歷史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標誌是展現人性。史學者應具備敏銳的社會觀察力與批判力，對歷史人物和事件作科學的判斷與評價。《春秋》以褒貶為手段，代行天子的賞罰，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滕文公下》記載：“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這說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為譴責弒君弒父暴行的社會風氣，從而維護奴隸制社會的安定。
今人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記載：“《春秋》有關天象的記載，依據近代和現代天文學家的、研究，證明它基本上是真實的，也就證明《春秋》作為歷史資料是可以相信的。”可見，《春秋》備受關注，是由自身的史料價值所決定。《春秋》的缺點也很明顯。東漢桓譚曾說：“《左氏傳》之與《經》，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新論》).這表明，《春秋》記事太簡單，只記錄結果和結論，而無事實經過。如果不讀解釋《春秋》的書傳，很難通曉其經文的意義。因此，後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書加以解釋。
(二)“五德終始說”:先秦史學理論的代表
戰國時期，齊國人鄒衍用五行相勝說來解釋朝代變更，創立“德終始說”.“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種德性或性能。鄒衍認為：“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文選》李善注引).“五德終始”指這五種性能從始到終、終而復始的循環運動。在木勝土、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的發展階段存在著矛盾和鬥爭。兩者交爭，“勝者用事”,歷史屬於鬥爭中的勝利者。鄒衍以此作為歷史變遷、王朝更替的根據。按照此說法，黃帝是土德，夏禹是木德，商湯是金德，周文王是火德，代替周朝的必是水德。“五德終始說”被秦始皇所採納，秦朝被定為水德。“五德終始說”把王朝的更替和五行作比附，啟示人們聯繫自然現象從而制定相應的措施，這是神秘的歷史循環論。
(三)史學研究方法的體現
編年體與國別體是春秋戰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史學編纂方法。
1.編年體
《春秋》對中國古代史學體例的長足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它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編年史史籍。殷周時期的史料，已經使用年、月、日記事，但邏輯順序有所顛倒，日月在前，年在後。春秋時期，確定了按年、時、月、日的順序記事，時間順序的排列才完全適當。在它的影響下產生的編年體歷史著作有《左氏春秋》、《竹書紀年》等。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是我國古代最早而又詳細完備、敘事生動的以春秋為綱的編年史。它以魯君在位的年次為綱，按照年、月、日用事實說明《春秋》經文上所提及的重要歷史事件。全書18萬字，取材廣泛，不但反映了春秋時期各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活動，而且保存了夏、商、周歷史時期的部分史料。《左傳》描寫人物細緻生動，善於用簡潔的手法描寫複雜紛繁的事物，尤其長於寫戰爭。《左傳》從戰前政治動員與思想準備、戰爭的政治意義及性質等獨特角度描寫戰爭，對當時及後世的教育影響非常深遠。
2.國別體
《國語》是我國第一部國別體史書，記事上起周穆公犬戎之戰下至魯悼公智伯之誅，約五百多年的史事。全書21篇，分為8部分：首列《周語》，尊周觀念的體現。次列《魯語》、《齊語》，魯齊二國是周王室股肱之國。再次《晉語》、《鄭語》，周平王東遷時得力二國。最後《楚語》、《吳語》、《越語》，荊蠻之邦位於最後。《國語》按照國別敘述史實，為國別體史書的發展開創先例。後世的《戰國策》、《三國志》等，都是受其影響而產生的。
《國語》在體例上的第二個特點，是以記言為主，通過歷史人物的言論、對話、論戰反映歷史事件。如著名的齊魯長勺之戰，《國語》只有曹劌與魯莊公的一段對話，對戰爭的具體經過未寫一字。《漢書·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因此，《國語》就是各國史官有關記言史料方面的彙編。
二、秦漢時期的歷史理論與史學實踐
(一)“五德終始說”的影響
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對秦漢政治生活有著重要影響。秦朝建立後，認為是水德代替火德。
為順應演變規則，秦始皇改正朔，將夏曆十月定為正月，服旌旗崇尚黑色，祭祀白帝、青帝、黃帝、赤帝，以示繼承傳統之意。伴隨歷史發展與王朝更替，西漢政府根據“五德終始說”,認定漢朝應為土德。公元前104年，漢武帝宣布改制，“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春秋繁露·楚莊王》).漢武帝改元太初，以正月為歲首，崇尚黃色。“五德終始說”成為西漢的正統歷史理論。
(二)“三統說”
儒家《春秋公羊傳》提及的“三統說”在秦漢時期也占據重要地位。《公羊傳》認為，《春秋》提及黑、白、赤三統循環的社會循環思想。西漢時期，董仲舒發展了“三統說”.他認為周朝為赤統，秦朝雖更替周朝但極其短暫，不在三統之內，故漢朝應為黑統。新的統治者即位後，必須“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飲食和制度的具體形式作一些改變，以應天命，至於封建倫理綱常等社會基本制度是不能改變的。《春秋繁露·楚莊王》強調：“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
(三)兩漢歷史著作的代表：《史記》與《漢書》
兩漢時期的歷史學，既有豐富的史學成果、歷史理論，也有新創的史學編纂方法，還出現古代史學界代表人物---司馬遷和班固。他們在吸取歷史理論成果的基礎上，以獨特的視角豐富和發展了史學理論。
1.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鑒於秦漢時期“五年之間，號令三，自生民以來，未使有受命若斯之己也。”,為了鞏固西漢封建政權，寫作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史記》共130篇，分五體：“本紀”12篇、“表”10篇、“書”8篇、“世家”30篇、“列傳”70篇。記述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3000年的歷史。他所搜集史料，極為豐富，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宗教、少數民族及各色重要人物等各方面。
《史記》創立新的史學體裁---紀傳體。它所包含的“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雖然各自都有所本，也並非都是司馬遷原創，但司馬遷能夠綜合各體，將先秦時期已有的各種史體經過改造加工，集於一書，形成紀傳體。這種綜合體裁形成後，後世史學者加以效法。清朝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各史例目異同》曾記載：
“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史記》與先秦史籍不同，重視記載西漢的社會經濟狀況。司馬遷深入剖析經濟狀況，從而反映社會發展和歷史演變，他曾在《太史公自序》中闡明：“作《平準書》，以觀事變”.《平準書》記述西漢初年經濟恢復和發展的過程，重點記述了鹽鐵政策和錢幣制度等經濟措施。在其影響下，後世正史沿襲此體例，皆設《食貨志》。《貨殖列傳》
肯定工商業者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河渠書》記載水利發展史，系統敘述自夏禹以來的水利工程。司馬遷指出，農、工、商、虞在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它們有其自身演變的規則。《史記》還記載禮樂文化，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表明個人素養與生活條件密不可分。
司馬遷本著“擇其言尤雅者”原則，倡導歷史研究的求實精神，實錄史事。《史記》所載材料，大多是司馬遷親自實地考察搜集而來。司馬遷反對統治者剝奪人民的生存權利，指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種希望統治者體察民情、關心人民的思想，是比較進步的。同時，司馬遷能夠勇敢揭露封建帝王的貪婪，如漢武帝迷信方術，任用酷吏等;在評價秦始皇時，既記述其殘暴統治，又肯定其一統天下的歷史功績，“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司馬遷實事求是地評價秦始皇，反映了歷史人物對於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史記》是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通史，它所記載的各時期將相大臣、各階層代表人物，都是忠於國家、忠於職守、有節義性的的人物。《史記》非常重視各方面人物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為社會底層人物立傳，如《遊俠傳》、《貨值傳》等。《貨殖列傳》記載：“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肯定農、工、商、虞對於社會生活的重要作用。
由於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史記》存在著缺點和錯誤，也影響了後世的寫作風格。第一，作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史學家，司馬遷自身具有的“歷史循環論”和帝王受命於天的唯心主義思想，在《史記》中有比較濃厚的反映。他高度讚揚劉邦，割裂劉邦與農民起義的關係，突出劉邦的才能而無視人民群眾的作用。這不僅是盡忠於西漢王朝，也是為鞏固君主專制統治而創設的無稽之談。第二，《史記》中採錄了一些缺乏史事的傳說，如“幽王烽火戲諸侯以搏褒姒一笑”的錯誤說法;第三，時間順序有錯誤。儘管司馬遷處理史料的態度是審慎的，但還是有錯誤。如《蘇秦列傳》把公元前三世紀初的蘇秦事跡，移到了公元前四世紀末，顛倒蘇秦、張儀的實際順序;沒有為春秋末年的墨家代表人墨翟立傳等。
2.班固與《漢書》
《漢書》，上起漢高祖，下終漢平帝、王莽之誅，包括西漢一代230年的史事，共100篇，80多萬字。在史書體例方面，《漢書》基本沿襲《史記》，但也有所創新。如改“本紀”為“紀”,改“書”為“志”,取消“世家”歸於“列傳”“.全書由四體構成：有”紀“12篇、”表“8篇、”志“10篇、”列傳“70篇，共100篇。它開創了以紀傳斷代為史的先例，成為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六家》評論：”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二十四史“中，除《史記》、《南史》、《北史》外，都是歷朝紀傳體的斷代史著作。在”志“部分，《漢書》豐富和發展了《史記》的”八書“,立下”十志“,開創性著作是《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及《藝文志》。如《地理志》，記述漢代的行政區域和郡國的歷史沿革、戶口物產、風俗民情及經濟發展的狀況，是研究西漢地理、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料。《藝文志》記述了當時的重要書籍，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圖書目錄學著作。《刑法志》系統地敘述殷周至西漢末年法律制度的沿革和漢代律令的內容。《五行志》記述了日食、月食、星體變化和地震等自然災害，也是研究西漢自然科學史的史料。十”志“敘事的方式，成為後世《通典》、《通考》等典章制度通史的開端。
《漢書》的思想觀點比較保守和落後，充滿著封建神學思想。《漢書》為神化西漢政權、擁漢為正統，以董仲舒”五德始終說“和君權神授的”天命論“作為主導思想。從班固開始，修史時時以儒家的正統思想為依據，竭力為封建統治者服務。史學已經完全步入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階段。
3.其他重要史料
東漢時期，政府編撰的紀傳體史書《東觀漢記》因官府於東觀設館修史而得名。記載上起光武帝、下迄靈帝的東漢歷史，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
漢獻帝時期，荀悅編撰的《漢紀》進一步完善編年史體例。《漢紀》依編年史《左傳》體例，刪略《漢書》改編撰寫而成。時人稱讚”省約易習，有便於用“(《後漢書·荀悅傳》).因此，《漢紀》被視為我國斷代編年史的最早代表作。在它的影響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袁宏、沈約相繼撰寫《後漢紀》、《齊紀》等斷代編年史史書。唐代史論家劉知幾說”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以難矣“(《史通》二體).
先秦兩漢時期形成了豐富的歷史理論、史學成果及史學編纂方法。這一時期的史學發展歷程，對於推進中國史學的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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