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開戰之前，中日兩軍的對峙已經劍拔張。這是豐臺事件時日軍包圍中國駐紮豐臺軍隊的兵營的情景。機所對的，就是中國軍隊的營門。在日軍看來，這是當時正常而必要的措施。不知道如果在日本，中國軍隊這樣用機對著日軍營門，他們是否也會覺得「正常而必要」。
儘管在日本大眾媒體上今天已經很少見到事變的有關文獻，其實日本的歷史學界，歷年對事變都投入了相當多的精力進行研究。在這種研究中，日方也反映了一定的反思態度，例如，NHK編輯的《歷史的交待》第21輯中，曾這樣評價事變——「昭和12年的七夕之夜，盧溝橋畔一聲響，日本陷入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泥沼。」但是，這種研究，也明顯地帶有「日本的歷史研究特色」。
所謂「日本的歷史研究特色」，就是在這種研究中，對史料的取捨帶有嚴重的傾向性，所以研究的結果對「重現歷史真實」是否有所幫助難以衡量，卻可以看出明顯的對日本當時戰爭罪行進行開脫的含義。
例如，對於事變的原因，日方的研究著重於具體事件的經過，甚至精確到分鐘和每一個士兵的動向，只是結論撲朔迷離。他們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說明以下幾點:
第一，盧溝橋事變是不是日本預謀的，他們強調事件的開端是日軍華北駐屯軍演習部隊確實走失了一名士兵（而後歸隊），屬於「擦走火」。這個觀點的背後，是說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戰爭，也自然不是有所預謀的，而是由於偶然事件引發。
第二，日本的歷史研究絞盡腦汁分析盧溝橋事變背後可能有中方的種種暗謀。提出日本士兵走失之後是中方出於某種目的故意促成了和日軍發生戰鬥，這主要有「士兵走失後中方向日方射擊」、「宛平守軍金振中是，故意和日軍戰鬥挑起中日戰爭」、「走失士兵是在戰鬥開始後才找到的」等多種說法，而且貌似各個都有形形證據。
然而，實際上這些觀點都不值一駁，引用日本歷史研究方面無意間保留的資料，就可以輕易反駁這些觀點。由走失一名士兵引發兩個國家的大戰，正如按動發出致命的一樣，問題不在按動的動作，而在於中早有，而且對準了目標。如果看事件前日本對中國東北、熱河、內蒙、華北的一系列侵略活動，就會輕易看出，日本方面試圖占領華北，是一個有條不紊的計劃活動，所差不過是時間的早晚而已。
當時的日本同盟通訊記者松本重治，在1982年發表的《盧溝橋謎一樣的聲》一文中，曾經明確說明當時日本的國策——「盧溝橋事件的背景，是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此後六年間不斷發生各種事件。日本方面發動長城之戰、熱河作戰，此後關東軍做出了無論如何也要取得華北一帶，作為滿洲的緩衝地帶這一決定……」
且不論攻占面積比日本還大的華北是否只是要為日占東北取得一個緩衝，這所謂「走失一個士兵」顯然不過是給日方提供了一個契機而已。而盧溝橋事變，與九一八相比，最大的區別就是中國再不屈服，「人無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西南北」，奮起抵抗，直到八一五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至於各種所謂的陰謀說，其實更是強詞奪理，還是用日本方面的戰地指揮官自己的說法來反駁吧。當時日軍的前線指揮官大隊長一木清直在東京《朝日新聞》1938年6月30日發表的採訪中說明了士兵志村菊次郎走失後又返回——「當時接到報告士兵（志村）已經回來了，沒有異狀。但是，我的想法是連隊長讓我就此事（和中國方面）進行交涉，如果就這樣算了，中國方面會怎樣宣傳就不知道了。此前的『豐臺事件』就是例子，也許會讓他們產生——只要敢實彈地對付就可以讓演習的日本軍隊逃跑這樣的概念吧。如果是那樣，對日本來說是很遺憾丟臉的事情，所以，我方決定占領一文字山（盧溝橋和北平之間的中方陣地）然後再嚴正交涉……」
交涉的目的是找回失蹤士兵，既然人已經回來了，還要交涉什麼？從一木這段回憶，日方主動擴大事端，使「士兵失蹤」擴大為盧溝橋事變的過程和邏輯，已經不需要任何辯解了吧？而且一木在太平洋戰爭中就被擊斃，他的證詞也不可能受到壓力歪曲。也許，就是因為這事實照出的日軍太過野蠻醜陋，所以日本方面對這一事件的研究結果，總是「撲朔迷離」。
「撲朔迷離」，有時候也可算一塊遮羞布吧。
不過，從日本方面對事變的研究始終不衰，可以看出這個事件在日本整個近代史研究中始終占據的重要地位。
而日本對於事變的研究，也保留下來了若干在國內不常見的材料，有助於從另一角度揭示這一歷史事件的全貌。
儘管在日本大眾媒體上今天已經很少見到事變的有關文獻，其實日本的歷史學界，歷年對事變都投入了相當多的精力進行研究。在這種研究中，日方也反映了一定的反思態度，例如，NHK編輯的《歷史的交待》第21輯中，曾這樣評價事變——「昭和12年的七夕之夜，盧溝橋畔一聲響，日本陷入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泥沼。」但是，這種研究，也明顯地帶有「日本的歷史研究特色」。
所謂「日本的歷史研究特色」，就是在這種研究中，對史料的取捨帶有嚴重的傾向性，所以研究的結果對「重現歷史真實」是否有所幫助難以衡量，卻可以看出明顯的對日本當時戰爭罪行進行開脫的含義。
例如，對於事變的原因，日方的研究著重於具體事件的經過，甚至精確到分鐘和每一個士兵的動向，只是結論撲朔迷離。他們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說明以下幾點:
第一，盧溝橋事變是不是日本預謀的，他們強調事件的開端是日軍華北駐屯軍演習部隊確實走失了一名士兵（而後歸隊），屬於「擦走火」。這個觀點的背後，是說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戰爭，也自然不是有所預謀的，而是由於偶然事件引發。
第二，日本的歷史研究絞盡腦汁分析盧溝橋事變背後可能有中方的種種暗謀。提出日本士兵走失之後是中方出於某種目的故意促成了和日軍發生戰鬥，這主要有「士兵走失後中方向日方射擊」、「宛平守軍金振中是，故意和日軍戰鬥挑起中日戰爭」、「走失士兵是在戰鬥開始後才找到的」等多種說法，而且貌似各個都有形形證據。
然而，實際上這些觀點都不值一駁，引用日本歷史研究方面無意間保留的資料，就可以輕易反駁這些觀點。由走失一名士兵引發兩個國家的大戰，正如按動發出致命的一樣，問題不在按動的動作，而在於中早有，而且對準了目標。如果看事件前日本對中國東北、熱河、內蒙、華北的一系列侵略活動，就會輕易看出，日本方面試圖占領華北，是一個有條不紊的計劃活動，所差不過是時間的早晚而已。
當時的日本同盟通訊記者松本重治，在1982年發表的《盧溝橋謎一樣的聲》一文中，曾經明確說明當時日本的國策——「盧溝橋事件的背景，是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此後六年間不斷發生各種事件。日本方面發動長城之戰、熱河作戰，此後關東軍做出了無論如何也要取得華北一帶，作為滿洲的緩衝地帶這一決定……」
且不論攻占面積比日本還大的華北是否只是要為日占東北取得一個緩衝，這所謂「走失一個士兵」顯然不過是給日方提供了一個契機而已。而盧溝橋事變，與九一八相比，最大的區別就是中國再不屈服，「人無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西南北」，奮起抵抗，直到八一五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至於各種所謂的陰謀說，其實更是強詞奪理，還是用日本方面的戰地指揮官自己的說法來反駁吧。當時日軍的前線指揮官大隊長一木清直在東京《朝日新聞》1938年6月30日發表的採訪中說明了士兵志村菊次郎走失後又返回——「當時接到報告士兵（志村）已經回來了，沒有異狀。但是，我的想法是連隊長讓我就此事（和中國方面）進行交涉，如果就這樣算了，中國方面會怎樣宣傳就不知道了。此前的『豐臺事件』就是例子，也許會讓他們產生——只要敢實彈地對付就可以讓演習的日本軍隊逃跑這樣的概念吧。如果是那樣，對日本來說是很遺憾丟臉的事情，所以，我方決定占領一文字山（盧溝橋和北平之間的中方陣地）然後再嚴正交涉……」
交涉的目的是找回失蹤士兵，既然人已經回來了，還要交涉什麼？從一木這段回憶，日方主動擴大事端，使「士兵失蹤」擴大為盧溝橋事變的過程和邏輯，已經不需要任何辯解了吧？而且一木在太平洋戰爭中就被擊斃，他的證詞也不可能受到壓力歪曲。也許，就是因為這事實照出的日軍太過野蠻醜陋，所以日本方面對這一事件的研究結果，總是「撲朔迷離」。
「撲朔迷離」，有時候也可算一塊遮羞布吧。
不過，從日本方面對事變的研究始終不衰，可以看出這個事件在日本整個近代史研究中始終占據的重要地位。
而日本對於事變的研究，也保留下來了若干在國內不常見的材料，有助於從另一角度揭示這一歷史事件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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