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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對歷史上農牧過渡帶影響的個例研究

2023年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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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從北魏平城遷都、元朝中葉嶺北地區移民、十二世紀初科爾沁沙地演變、明初兀良哈三衛南遷等四個 歷史 實例出發,討論了氣候變冷變干時,農牧過渡帶變化以及相應的 社會 變化現象。可以肯定,氣候變化對歷史上農牧過渡帶變遷的 影響 是存在的。同時氣候變化對農牧過渡帶的影響是通過人類社會系統起作用的,不同的社會狀態和組合會產生不同的農牧過渡帶實況和相應的社會 問題 。當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在農牧過渡帶附近對峙時,氣候向寒冷方向的變化常常成為社會動盪的觸發因素,極端情況下可以產生很嚴重的後果。
關 鍵 字:氣候變化 農牧過渡帶 歷史時期
一,序言
我國北方農牧過渡帶是歷史時期比較活躍的一個地理現象,它不光反映了中原漢族農民與北方少數民族遊牧民活動地域的交互變化,也反映 經濟 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形態在地域組合上的遷移。如果從其形成的 自然 條件而言,牧業和農業本身是依據氣候條件差異而形成的,是半濕潤地區向乾旱過渡地帶所背靠的自然條件在社會經濟生活上的反映。因此氣候變化自然會在農牧過渡帶遷移上有所表現。從土地利用和覆蓋的角度來看,農牧過渡帶的變遷實際上也就是氣候過渡地帶的土地利用變化,最能反應氣候變化驅動下的土地利用變化。
關於 中國 歷史時期農牧過渡帶具體位置的變化,已經有過一些 研究 , 文獻 [3]中也試圖從農牧過渡帶變化與氣候變化的比較,探討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但 目前 的研究僅限於現象之間的比較,還缺少從農牧過渡帶變遷和氣候變化影響的細節來說明其間的相互關係。農牧過渡帶畢竟是自然和人類活動相互作用的後果,多種因素變化均可導致不同特徵的遷移。本文試圖從四個歷史實例著手, 分析 氣候變化對不同社會條件下的農牧過渡帶產生的影響和作用。
二,個例一:平城遷都與氣候變化背景
北魏拓跋氏於天興元年(398年)正式定都平城(治今山西大同市),並把大同盆地及臨近地區劃為京邑地區。從天興元年至皇興三年(公元398-469年),多次組織成一定規模的移民遷入京邑地區。據近年各種研究的估計遷入人數在100萬以上,其中相當部分的人口是原來農業地區的居民,遷入平城地區後仍從事農耕生產 [,]。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493年)把首都遷到洛陽,農業繁榮一時的平城地區就此消寂,直接影響該地區的土地利用和農牧過渡帶的位置。在歷史學研究的角度下,通常把太和十一年(487年)的平城地區的嚴重乾旱看作是影響遷都決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6、]。但該年的乾旱實際上是一系列旱災影響最嚴重的一年,造成平城地區一半以上的人口外出就豐。表1是該年前後有關乾旱情況的主要記載。從表中可見在486-493年間該地區一直處在嚴重乾旱的困擾下,因此,在平城遷都的前期,氣候上連續乾旱是促使遷都行動的重要條件。
除了乾旱問題外,還有氣候寒冷問題。圖1統計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每十年記載的寒冷事件,從多項擬合曲線可以知道該寒冷時期由兩個冷谷構成(關於該寒冷時期的詳細情況將另文專述),而遷都前期正好處在第二冷谷的前沿。此後十年的寒冷事件頻率達到高峰,有關嚴寒霜雪的記載達14次,其中不乏罕見的隕霜事件。如景明元年(500年)六月丁亥(陽曆8月1日),和八月乙亥(陽曆9月18日)雍、並、朔、夏、汾、司等州大範圍異常的暴風隕霜。就在這最冷的十年前,北魏遷都遷都洛陽。這倒不是孝文帝有先見之明,實際上大同一帶已經感受到了氣候變寒的影響。關於北魏遷都的原因,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說得直接了當:「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高度概括了影響遷都的氣候原因。當然氣候轉向乾旱與寒冷不一定是遷都的全部理由,但至少應是一個重要的背景條件。
表1,486~493年北方地區的主要乾旱記載
Table 1, The main droughts in the north of China during A.D.486~493
圖1,魏晉南北朝時期寒冷事件的時間分布(圖中虛線為多項式值)
二、個例二:十二世紀初期氣候變化與科爾沁沙地
三、個例三:十四世紀初氣候變寒與嶺北的移民
四、個例四:十五世紀初的氣候與兀良哈三衛的南遷
了解了基本史實後,餘下的問題是為什麼明朝要放棄這些土地,而用在長城外「燒荒」 的制度來替代洪武年間的直接駐兵戍守,顯然這個問題要從支持屯兵戍守所需要的生存條件來解答。從開平衛於內遷的議論來看,在宣德元年戶部主事王良言:「開平極邊之地,歲運糧地,而軍士戍守者皆有妻子,糧不足以瞻其家」,到宣德五年終因開平「歲運糧四萬石,人力不濟」而遷到獨石口。可見戍守軍士的糧食問題是造成衛所不得不內遷的基本原因,永樂以後長城以外地區的糧食生產已經無法向洪武年間一樣維持戍守軍士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從內地長途運輸又代價太大,無奈之舉只有把衛所統統撤到能就地供應糧食的地方。無疑是因為這個地區的氣候條件發生了變化,轉向寒冷和乾旱,農耕已經很難維持在一定的水平[4]。由此可見明初的第一次寒冷氣候的開始已經迫使農牧過渡帶的南移。
再從兀良哈根據地的遷移和其活動範圍的趨向,也可以看到氣候轉向寒冷所帶來的影響。兀良哈是元末明興之後居住在大興安嶺以東地區的一個特殊部落,明人承認了這個部落的存在,並於洪武二十二年設置了泰寧、朵顏、福餘三衛都指揮使司,即通稱的兀良哈三衛。兀良哈最初的根據地是在今大興安嶺以東,嫩江以西的地區,到宣德初年,兀良哈開始到南下到灤河上游一帶牧馬,「邊將奏:兀良哈之人往往於灤河牧馬,請掩擊之」,但當時並沒有出兵,到同年九月兀良哈越過大寧,進入會州,明宣宗朱瞻基親帥精兵「出喜峰口,擊寇於寬河」,結果大獲全勝。此後到景泰四年,又有泰寧等三衛乞居大寧城之舉,這在前面已經談到。在兀良哈南下牧馬的行動受阻後,轉而沿明邊牆向西遷移。據《明實錄》的記載,首先是正統二年(1437年)七月,獨石守備將令楊洪打敗經過邊境的兀良哈部眾,生擒首領朵欒帖木兒,同時楊洪在報告中敘述了當時經常有兀良哈來寇大同、延安等處的情況。同年十一月又有兀良哈三衛千百成群,陸續向延安、綏德邊境移動和侵入轄地的報告;正統四年(1439年)在宣府、延安和綏德等地也有兀良哈寇犯的記載。由此可知從宣德初開始,兀良哈逐漸南下,在燕山一線受阻後沿邊牆外向西遷移,一直到陝西的北部。
五、討論與結論
上述四個例子都發生在氣候向寒冷和乾旱時北方農牧過渡帶發生的變化。氣候變化的性質和程度基本是有一致的特徵,但相應農牧過渡帶變化則呈現出多樣的態勢。從 理論 上說,氣候如此變化對農耕地資源影響的地域範圍是有限的,粗略地說大體在一個緯度左右。當農耕民族處在同一個政權下,總有足夠的後退空間,包括長距離的遷移,如平城遷都。而相對游牧民族而言,同樣氣候變化的影響在地域範圍上顯得更大些,農耕民族後退所空留的空間並不足以容納南遷的游牧民族。如果當時處在同一政權下,會有社會動盪反應,還不足以引起大規模的社會衝突,如元朝的例子。但在中國 歷史 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分屬不同政權形成對峙的情況是經常的。由於氣候變化造成資源在空間分布上的變化,對失去資源的民族而言,尋找新的空間成了生存的重要基礎,對峙狀態下的民族衝突就不可避免。如兀良哈三衛南遷就是這樣的例子。儘管最後兀良哈在燕山北麓一帶找到新的生存地,但這個過程的代價是戰爭和血。再如北魏遷都之前,北方蠕蠕的南下一直是威脅平城地區安全的一個因素,崔浩在一次討論征伐蠕蠕的議論中談到:「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蠕蠕)常避旱南徙。」可見氣候原因是導致北魏與蠕蠕發生衝突的基本原因。顯然在氣候變化後,北方地區農牧過渡帶依據的自然背景發生變化,而現實農牧過渡帶的響應並不完全取決於自然條件的變化,在同樣氣候變化下,在不同社會現實條件中會呈現不同的反應,或者說不同條件的社會現實會有不同的社會響應。
綜合上述例子和討論,至少可以得到三個認識:第
一、氣候變化對歷史上農牧過渡帶的影響是存在的,因此在研究北方歷史時期農牧過渡帶的變化原因時,應該考慮氣候變化的可能影響;第
二、氣候變化對農牧過渡帶的影響是通過人類社會系統起作用的,不同的社會狀態和組合會產生不同的農牧過渡帶實況;第
三、當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在農牧過渡帶附近對峙時,氣候向寒冷方向的變化常常成為社會動盪的觸發因素,極端情況下可以產生很嚴重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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