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提出，預示著21世紀初我國將把開發的重點放在西部地區。其實，中國西部地區在歷史上曾有其興盛輝煌的一頁，西部地區的發展興衰歷程值得人們回顧和思考。
中國西部地區開發的歷史進程 中國西部地區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在新石器時代，中國西部地區的大溪文化、大墩子—禮州文化、馬家窯文化、馬廠文化、齊家文化、仰韶文化的影響較大，說明當時東西部的發展差距並不大。
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夏商周三個王朝的中心橫跨黃河流域的今晉、陝、豫、魯等省，東西差距也不明顯。春秋戰國時期，西部的秦國在耕戰背景下統一了中國，建立了秦王朝。
秦漢三國時期，西部的關中平原和成都平原都是經濟社會較發達的地區，先後被稱為「天府」。關中地區曾是秦代和西漢時期的政治中心，故《史記》稱「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今陝北和內蒙古鄂爾多斯交界的毛烏素地區，當時水草豐美，有較多重要的城鎮。從關中以西，漢代的絲綢之路十分通達，有「胡商販客，時見於塞下」之稱；絲路兩旁農牧兼營，河西、西域地區屯田眾多；絲路上城鎮繁榮，如樓蘭、精絕、且未、鄯善等十分知名。
漢代成都平原由於有都江堰工程八盪尤耍恢⑩恕裼謔鞘ⅲ醒難傘薄：捍猿啥嘉行模ⅰ拔髂弦摹鋇厙枇⒖は兀澳濟褳吞鎩保踩〉媒洗蟪杉ā?BR> 唐代前期，中國西部地區經濟仍然有重要的地位。關中地區為中國政治中心地區，而隴右一帶「閭閻相望，桑麻翳野」。
有研究成果表明，唐代西北屯田達584屯，西北地區占全國10％的小農提供了全國90％以上的「和糴殘糧」，故史載「入河湟之賦稅滿右藏」是形成國庫「財寶山積」的一個重要原因。唐代有「揚一益二」之稱，說明益州成都一帶仍然是經濟與文化發達的地區，可與長江下游的揚州相提並論。
安史之亂後，西北社會經濟受到嚴重摧殘。宋代特別是南宋以來，中國經濟中心開始移向東南地區。
中國政治和文化中心也隨之轉移。中國西部地區的政治經濟地位開始大大下降。
宋雖然仍刻意在西北營田，但由於党項等民族阻隔，加上生態環境惡化，河流改道、斷流，沙漠化加重，重開的青唐道又多有不便，絲路一度受阻。同時，由於指南針開始用於航海，南方海上絲路日益繁榮，逐漸取代了西北絲綢之路的地位。
在西南地區，四川的經濟地位曾十分重要，成為宋王朝的一個重要糧草供給地。但宋在四川劃大流河與大理為界，偏安一隅，政治上在西南的氣度已經不如以前。
南宋末年和元代末年的四川戰亂，對四川社會經濟的影響尤大，唐宋逐步形成的經濟基礎和人文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但元明以來在雲南、貴州設立行省，將雲貴高原併入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之下，有利於雲貴地區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明代的洪武大移民，對西北陝西、甘肅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但後期關閉嘉峪關，對今新疆一帶的控制相對削弱，對西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多有負面影響。 明清以來，東西部地區社會發展的總體差距拉大。
長江中下游地區和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十分快。元明清三朝出於戍邊的需要，雖不斷在西北地區和西南邊疆實行屯田，解決軍用，救濟饑民，掀起開發高潮，但東部地區的發展更快，西部地區的政治經濟地位明顯下降。
清代前期在河西和北疆大規模移民屯田，西北地區出現了一個開發高潮。但道光以後外國侵略勢力入侵，移民墾殖業受創，屯田荒廢，在乾旱和風沙的影響下，沙漠化推進明顯，適合人類基本生存的環境地區減少，西北許多地區走向一種生態性貧困。
明末農民起義的主要發源地是在西北和西南，不能不說與這種生態性貧困密切相關。清代的「湖廣填四川」，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大量移民進入墾殖，也形成一個開發高潮，出現「低山盡村莊，溝壑無餘土」的格局，對於四川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一度有積極的影響。
但隨之而來的人口密度大增，山地墾殖風潮乍起，水土流失嚴重，西南地區農業生態環境逐漸惡化，西南地區的經濟發展走向一種結構性貧困。 新中國成立初期，近代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只占10％，但在這10％的近代工業經濟中70％都分布在東南沿海地區，西部地區仍十分落後。
由於面臨的國際環境十分惡劣，國家將工業重點投向西部地區。特別是60年代的三線建設，大量廠礦內遷，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前形成的工業布局，使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有所減少。
改革開放20年來，按照梯度理論，重點開發東南沿海地區，在政策扶持、資金投向等方面向東南地區傾斜，極化效應和回流效應十分明顯，中西部地區的差距進一步拉大。 中國西部發展落後的歷史原因 近4000多年來，中國西部地區經濟地位不斷下降，既有其自然因素，也有其社會因素。
（一）氣候影響。近5000年來，中國的氣候總的來看是日趨乾旱，這在西北部地區表現尤為突出。
明清時期中緯度的黃河流域普遍乾冷，自然災害頻率增大。在西北地區，乾旱與沙化趨勢特別明顯，水資源尤為缺乏，對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的影響都很大，特別對傳統農牧業經濟影響明顯。
漢代絲綢之路的繁榮和唐代隴右道的興盛，是與當時氣候相對濕潤而河流水量充沛有關。當這些條件日趨惡化時，絲路就衰落了。
（二）區位與地貌的影響。內陸區位與海洋區位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明顯的。
一般而言，在生產力相對低下的條件下，內陸土質鬆軟的地區更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沿海經濟便在交通、資源等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唐宋以來的西部社會經濟衰落和東部社會經濟的大發展，正是體現這一種趨勢。西部地區地貌十分複雜，高原、山地、盆地、丘陵、平原各種地貌都存在，而以山地為主體，在傳統農業社會裡，交通閉塞、信息不靈、土地資源不足，都會造成社會經濟的落後。
（三）人口密度和人口質量的影響。人口密度和人口質量是西部地區落後的一個關鍵因素。
在西部經濟的發展中，人口的作用十分明顯。西南地區人類最先生息勞作的地區多是近江的台地平壩地區。
中古時期，一些地區隨著人口的增加開始了丘陵梯田運動和部分山地的造田運動，但由於當時人口密度不大，實行一茬輪歇制的耕作方式，對農業生態的破壞並不嚴重。明清以來的「湖廣填四川」，大量外省人口遷入，馬鈴薯、玉米、紅薯等高產旱地作物的傳入，致使人口膨脹成為可能，進一步強化了固定的陡坡旱地墾殖業占主導的農業經濟結構。
當人口進一步膨脹後，土地資源與生產結構矛盾突出，技術進步的誘發機制表現不足，農業生態破壞嚴重，農業產出減少，形成惡性循環。進入到工業經濟時代後，這種格局一旦形成，由山地生物多樣性而來的產出多樣性優勢往往利用不足，形成了一種人與資源不協調的結構性貧困。
西北地區歷史上雖然總的人口密度十分低，但由於人口多是居住在關中平原、黃土高原的台地和極少數沙漠綠洲，所以相對人口密度仍然較大，人口分布呈現不平衡的特點。在傳統社會裡，人口密度越小，技術創新的誘發機制便越明顯，但由於惡劣環境帶來的總體經濟落後，又制約了技術創新的誘發機制。
由於歷史的因素，早在宋代中國文化中心即東移南遷，西部文化落後，而受中原漢民族發展的影響，西部地區少數民族比例尤大。除了人口密度問題外，人口質量低也是一個制約發展的瓶頸。
人口質量首先表明在教育水平差，如民國初期，貴州一省的教育經費只等於江蘇吳縣的教育經費的一半，教育落後可見一斑
中國西部地區開發的歷史進程 中國西部地區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在新石器時代，中國西部地區的大溪文化、大墩子—禮州文化、馬家窯文化、馬廠文化、齊家文化、仰韶文化的影響較大，說明當時東西部的發展差距並不大。
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夏商周三個王朝的中心橫跨黃河流域的今晉、陝、豫、魯等省，東西差距也不明顯。春秋戰國時期，西部的秦國在耕戰背景下統一了中國，建立了秦王朝。
秦漢三國時期，西部的關中平原和成都平原都是經濟社會較發達的地區，先後被稱為「天府」。關中地區曾是秦代和西漢時期的政治中心，故《史記》稱「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今陝北和內蒙古鄂爾多斯交界的毛烏素地區，當時水草豐美，有較多重要的城鎮。從關中以西，漢代的絲綢之路十分通達，有「胡商販客，時見於塞下」之稱；絲路兩旁農牧兼營，河西、西域地區屯田眾多；絲路上城鎮繁榮，如樓蘭、精絕、且未、鄯善等十分知名。
漢代成都平原由於有都江堰工程八盪尤耍恢⑩恕裼謔鞘ⅲ醒難傘薄：捍猿啥嘉行模ⅰ拔髂弦摹鋇厙枇⒖は兀澳濟褳吞鎩保踩〉媒洗蟪杉ā?BR> 唐代前期，中國西部地區經濟仍然有重要的地位。關中地區為中國政治中心地區，而隴右一帶「閭閻相望，桑麻翳野」。
有研究成果表明，唐代西北屯田達584屯，西北地區占全國10％的小農提供了全國90％以上的「和糴殘糧」，故史載「入河湟之賦稅滿右藏」是形成國庫「財寶山積」的一個重要原因。唐代有「揚一益二」之稱，說明益州成都一帶仍然是經濟與文化發達的地區，可與長江下游的揚州相提並論。
安史之亂後，西北社會經濟受到嚴重摧殘。宋代特別是南宋以來，中國經濟中心開始移向東南地區。
中國政治和文化中心也隨之轉移。中國西部地區的政治經濟地位開始大大下降。
宋雖然仍刻意在西北營田，但由於党項等民族阻隔，加上生態環境惡化，河流改道、斷流，沙漠化加重，重開的青唐道又多有不便，絲路一度受阻。同時，由於指南針開始用於航海，南方海上絲路日益繁榮，逐漸取代了西北絲綢之路的地位。
在西南地區，四川的經濟地位曾十分重要，成為宋王朝的一個重要糧草供給地。但宋在四川劃大流河與大理為界，偏安一隅，政治上在西南的氣度已經不如以前。
南宋末年和元代末年的四川戰亂，對四川社會經濟的影響尤大，唐宋逐步形成的經濟基礎和人文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但元明以來在雲南、貴州設立行省，將雲貴高原併入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之下，有利於雲貴地區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明代的洪武大移民，對西北陝西、甘肅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但後期關閉嘉峪關，對今新疆一帶的控制相對削弱，對西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多有負面影響。 明清以來，東西部地區社會發展的總體差距拉大。
長江中下游地區和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十分快。元明清三朝出於戍邊的需要，雖不斷在西北地區和西南邊疆實行屯田，解決軍用，救濟饑民，掀起開發高潮，但東部地區的發展更快，西部地區的政治經濟地位明顯下降。
清代前期在河西和北疆大規模移民屯田，西北地區出現了一個開發高潮。但道光以後外國侵略勢力入侵，移民墾殖業受創，屯田荒廢，在乾旱和風沙的影響下，沙漠化推進明顯，適合人類基本生存的環境地區減少，西北許多地區走向一種生態性貧困。
明末農民起義的主要發源地是在西北和西南，不能不說與這種生態性貧困密切相關。清代的「湖廣填四川」，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大量移民進入墾殖，也形成一個開發高潮，出現「低山盡村莊，溝壑無餘土」的格局，對於四川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一度有積極的影響。
但隨之而來的人口密度大增，山地墾殖風潮乍起，水土流失嚴重，西南地區農業生態環境逐漸惡化，西南地區的經濟發展走向一種結構性貧困。 新中國成立初期，近代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只占10％，但在這10％的近代工業經濟中70％都分布在東南沿海地區，西部地區仍十分落後。
由於面臨的國際環境十分惡劣，國家將工業重點投向西部地區。特別是60年代的三線建設，大量廠礦內遷，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前形成的工業布局，使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有所減少。
改革開放20年來，按照梯度理論，重點開發東南沿海地區，在政策扶持、資金投向等方面向東南地區傾斜，極化效應和回流效應十分明顯，中西部地區的差距進一步拉大。 中國西部發展落後的歷史原因 近4000多年來，中國西部地區經濟地位不斷下降，既有其自然因素，也有其社會因素。
（一）氣候影響。近5000年來，中國的氣候總的來看是日趨乾旱，這在西北部地區表現尤為突出。
明清時期中緯度的黃河流域普遍乾冷，自然災害頻率增大。在西北地區，乾旱與沙化趨勢特別明顯，水資源尤為缺乏，對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的影響都很大，特別對傳統農牧業經濟影響明顯。
漢代絲綢之路的繁榮和唐代隴右道的興盛，是與當時氣候相對濕潤而河流水量充沛有關。當這些條件日趨惡化時，絲路就衰落了。
（二）區位與地貌的影響。內陸區位與海洋區位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明顯的。
一般而言，在生產力相對低下的條件下，內陸土質鬆軟的地區更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沿海經濟便在交通、資源等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唐宋以來的西部社會經濟衰落和東部社會經濟的大發展，正是體現這一種趨勢。西部地區地貌十分複雜，高原、山地、盆地、丘陵、平原各種地貌都存在，而以山地為主體，在傳統農業社會裡，交通閉塞、信息不靈、土地資源不足，都會造成社會經濟的落後。
（三）人口密度和人口質量的影響。人口密度和人口質量是西部地區落後的一個關鍵因素。
在西部經濟的發展中，人口的作用十分明顯。西南地區人類最先生息勞作的地區多是近江的台地平壩地區。
中古時期，一些地區隨著人口的增加開始了丘陵梯田運動和部分山地的造田運動，但由於當時人口密度不大，實行一茬輪歇制的耕作方式，對農業生態的破壞並不嚴重。明清以來的「湖廣填四川」，大量外省人口遷入，馬鈴薯、玉米、紅薯等高產旱地作物的傳入，致使人口膨脹成為可能，進一步強化了固定的陡坡旱地墾殖業占主導的農業經濟結構。
當人口進一步膨脹後，土地資源與生產結構矛盾突出，技術進步的誘發機制表現不足，農業生態破壞嚴重，農業產出減少，形成惡性循環。進入到工業經濟時代後，這種格局一旦形成，由山地生物多樣性而來的產出多樣性優勢往往利用不足，形成了一種人與資源不協調的結構性貧困。
西北地區歷史上雖然總的人口密度十分低，但由於人口多是居住在關中平原、黃土高原的台地和極少數沙漠綠洲，所以相對人口密度仍然較大，人口分布呈現不平衡的特點。在傳統社會裡，人口密度越小，技術創新的誘發機制便越明顯，但由於惡劣環境帶來的總體經濟落後，又制約了技術創新的誘發機制。
由於歷史的因素，早在宋代中國文化中心即東移南遷，西部文化落後，而受中原漢民族發展的影響，西部地區少數民族比例尤大。除了人口密度問題外，人口質量低也是一個制約發展的瓶頸。
人口質量首先表明在教育水平差，如民國初期，貴州一省的教育經費只等於江蘇吳縣的教育經費的一半，教育落後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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