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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将作你的保证。
美国的八月酷热难忍，在人事纷繁的纽约市，我拟写这份最后的声明，作为我的生活自传的前言或告读者书。但愿人们以后读这本书时，能真正体会到我写时的精神，除此我别无他求。
我从事的新闻事业致使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及战后遭受到了美联邦政府的迫害。华盛顿当局指控我有骚乱之嫌，由内阁委派密苏里州邮政局局长即原州长多克里担任此案的审判官。后者宣告我无罪，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类似的追查发生。
然而，我的《皮尔逊》杂志仍多次遭邮局扣留，造成其发行量削减了三分之二。威尔逊总统及其追随者伯利森的非法迫害导致了我的破产。我要求赔偿却遭耻笑。美国政府恐怕是太穷了，所以无法偿还它那些因不光彩的错误造成的损失。
我讲述这件可耻事件是考虑到那些为理想奋斗的人们的利益，因为他们也必将会身陷与我相似的处境。我并非是想吐什么个人的怨气。总的说来，我这辈子受到的待遇比大部分人可能要好一些，我也许得到了比我应得的更多的关爱和体贴，所以我不抱怨什么。
如果美国没有把我逼得如此窘困，我可能不会像我的理想所要求的那样如此大胆地写这本书。因为在命运之神最后的驱使下，人们多少会牺牲掉一部分真理，以获取周围人的好感，从而能安享晚年。但法国人说：“这家伙并不凶恶，不过是遭人攻击起而自卫。”所以现在我起来自卫抵抗了，我希望自己决无报复之心，但也决不因害怕而妥协。正像海涅评价自己时所说的，“我永远为神圣的真理而战，努力成为一名在解放人类的斗争中毫无惧意的战士；现在是又一场战斗，最辉煌的也是最后的一场战斗。”
英国文学史上有两大传统：一是乔叟和莎士比亚开创的。其表达极为自由，喜好描写猥亵场景及使用诙谐无忌的言语，这是男人们的语言；另一传统则越来越被清教主义所削弱，从法国大革命以后便面目全非、一蹶不振了。因为这场动荡使无知的中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并使年轻女子成了文学书籍的主要读者。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文学萎缩成稚气型的了，或至少也是极土气的那种了。任何对狄更斯、萨克雷及里德在世界的影响与巴尔扎克、福楼拜和左拉的影响作过比较的人都能看出这一点。
一些外国作品，如《滑稽故事》、 《俎上肉》在伦敦都被视为黄色猥亵书刊，并在一无名小法官的命令下被销毁了。甚至连《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都被删改了。为了符合主日学校那些庸俗可笑的标准，没有一本书没被篡改过。而美国这次却很是谦卑，居然效仿起这么荒唐而可耻的举措来，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一生反抗这种老处女式的处事法典，我的反抗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更加强烈。
在我写的《莎士比亚其人》的前言里，我想揭示的一点就是：与道德不相融的清教主义已经渗透到言语中去了，它使思维萎缩，语言贫乏。
最后我想回归英国古老的传统。我决定就我到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说真话，关于我的同代人和我自己的真话，只是真话。我尽力做到对人对己一个样。萧伯纳曾对我说过，没有任何人是纯善或纯恶的，也没人能赤裸裸地剖析自己。但在这方面我是越出了善与恶这两个范畴的。
法国文学最能给人以引导和鼓舞，因为从谈论有关性的问题这一点来看，她是最自由开放的，加上她总在不停谈论一切与性爱和欲望有关的东西，因而成为各种族人民共有的世界性文学。
爱德蒙·龚古尔在其《日记》中写道：“每逢男人们相遇，女人和爱情这个主题是不变的谈资。我们在饭桌上的谈话首先是下流低俗的，屠格涅夫听到了就会露出那种只懂原始做爱方式的野蛮人的震惊神色。”
您只要用心读这一段，就知道我写这本书的笔调是怎样的自由了，但我却不会受法国社会习俗的束缚。正像在绘画上，看到了中国人和日本人所取得的成绩后，我们便改变了对这门艺术的观念。而印度人和缅甸人又使我们对爱情艺术有了更宽泛的理解。我记得有一天和罗丹一起参观英国博物馆，很吃惊地听到他这样评价那些来自大洋洲的小偶像及人像。他说：“虽然这是些很普通的东西，但你看这个，那个，还有那一个……都是真正的杰作，任何人都将为之自豪……这些东西太可爱了。”
我只想把生命教给我的东西说出来，假使我谈爱而只从ＡＢＣ说起，那是因为我只是在英国和美国生长起来的缘故，我所要说的却不止于此。
我当然清楚这本书一出来，将使我的敌人们扣在我头上的恶名变得确凿有力。这四十年来，我几乎替所有不讨人喜欢的事情呐喊助威，因而树敌甚多，现在他们可以尽情地宣泄他们的敌意了，他们的预言获胜了。我的坦率必定会引起一向敌视我的所有幼稚平庸之辈的反感。我也坚信那些能够接受法国作家们自由风格的真诚热爱优秀文学的读者们，也会认为我走得太远了。但是，我有很多理由用绝对自由的方式写我这本书。
首先，我年轻时做了一些令人惋惜的蠢事，我也见到其他年轻人做过更糟的，而这些仅是由于无知的缘故。于是我想警告有着极强感受性的年轻一代，在时而平静时而汹涌的生命之海里，到处都有暗礁和浅滩；我想在最危险的起航阶段，为他们画好一幅未知海洋之图。
我希望以此来使人们的生活更幸福，减少作为人类的痛苦和弱点，我还希望作个表率，鼓励其他作家也来做这样一种我认为既有益又有趣的事情。
还有更为重要的理由让我们说真话。拯救那些被莎士比亚称作“上帝的间谍们”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他们已经探知了事物的奥秘，而人类的政治领导者们，一群盲人的盲目指路者们，已经把人类引向了灾难。
正如卡莱尔曾经预言过的，也正如所有有头脑之人所能预知的那样，我们已经掉入了尼亚加拉瀑布，好比那些无根之木，无助地在水涡里漂流，不知漂向哪里，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们遭受的苦难是咎由自取。世界之法是无情的，也从不骗人。我们是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迷失方向的呢？邪恶是与文明同样普遍存在的，幸运的是，它至少在从前是为人们的追求所限制的。
到了十八世纪末，自从人类开始征服自然界，物质财富日益增加，人们的行为规则就腐化了。那以前，至少在言谈上，我们是恪守了基督的福音教义的；在某个很小的程度上，我们对周围的人如果不叫友爱也算是尊重的；即使我们没有征收什一税去赈济别人，起码我们是做过一些不情愿的施舍的。但是，突然间，科学发展了，它的使命使我们更加自私自利，因为它声称：“消灭不适者才有进步。”于是人们就教导要显示自己的个性，这就像一项义务。超人观念及权力意志等都产生了，而基督宣扬的要友爱、要有恻隐之心、要仁慈等教义则退居其次。我们人类，想干坏事再也不用有什么顾虑了，于是我们做出了许多怪诞不经的伤风败俗之事。
我们所说的及所做的完全是两码事。世界历史上人们的行为思想从来没有这样混乱过，影响人们行动的理想也从没呈现过这么多互相矛盾的形式。难道我们还不应该理出些头绪，找找我们究竟错在哪里吗？
世界大战纯粹是人类一系列恶魔般疯狂行径中的最新一例，它激怒了所有人的良知。冷观近半个世纪历史记录下的大罪，都是由那些鼓吹信奉基督教的“文明”大国犯下的。所有在这一阶段目睹了人类所作所为的人们，都承认世界在一步一步走向可怕的地狱。
自由刚果国内十几万妇女儿童被杀戮、摧残，而这竟是在英国纵容下发生的，后者其实只需说一句话便能结束这一切。正是在同样的纵容心理驱使下，国际社会对刚果进行了可恶的封锁（这一封锁美英两国在战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饿死了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他们可都是我们的同类啊。凡尔赛条约表现出来的（文明大国）无比贪婪的嘴脸和公然的弄虚作假，及其造成的从海参崴（前苏联）至伦敦（英国）一路悲惨的景象，再加上盟军和美国为金钱而在俄罗斯发动的邪恶无耻的战争，都证明我们在促使道德沦丧，正使社会伦理退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也使社会秩序重又回到阿里巴巴及四十大盗时的状态。
国家与国家间打交道与各个团体内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是一致的。对于极少数人来说，他们生活的乐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比例在迅速增加，痛苦和烦恼也同时在急剧减少。而绝大多数的甚至是文明国度里的人民，却没有从社会惊人的物质发展中得到哪怕是一点实惠。各个城市里贫民窟的存在也正说明了我们是如何对待比我们弱小的民族的。英国那些参与世界大战的志愿军中，有一半人的身体素质是不合格的，而美国的士兵中有一半人都是傻子，他们的智力发育在十二岁时便到头了。这些都不算什么秘密。因为我们的格言就是：失败了就只能认输。其后果确实是令人恐怖的。现在我们走到了一个时代的末期，是该为我们的未来作些思考了。
前十九个世纪一直在指导我们行为的宗教（至少人们是这样认为的）被踢到一边去了。连耶稣的神圣旨意也被尼采抛弃了，就像丢了斧子后扔掉斧柄一样，或者如德国的一句谚语所说，就像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给泼出去了一样。保罗荒谬的性论使福音书威信全失。无能的保罗鼓吹说自己从没体会过任何性快乐，于是就像寓言故事中那只断了尾巴的狡猾的狐狸一样，希望别的狐狸都和它一样，以使它达到某种所谓的完满。
我总认为早期基督教带来了两件东西：基督精神和保罗愚蠢的道德论。它排斥崇高的精神而把那种难以想象的卑微可笑的禁欲观念牢记于心。由于以保罗为榜样，我们把爱神当成了恶魔，把我们心中至高的冲动贬低成深重的罪孽。然而，所有我们人性中最高级最尊贵的东西都直接来源自性本能。
格兰特·艾伦说得好：“性本能与人身上一切纯洁美好的东西紧密相联。因为有了它，我们的爱才有了多彩的颜色、优美的姿态、美妙的声音及充满节奏感的动作；我们也才有了音乐与诗歌的进步，才有了绘画、雕刻及装饰艺术的发展，才有了表演与戏剧艺术的深化，才有了变化多端的充满想象的故事及美不胜收的文章；我们的审美观也才最终形成，而这其实已成了性的第二个标志。对美的喜爱也源于此，而美是世上一切美好艺术所围绕的中心。所有文学也都散发着其芳香。我们也因此而产生了父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和夫妻关系，并从孩子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中得到了快乐。”
这样列举还不全面，因为性本能不仅仅是所有艺术和文学的原动力，它还教会了我们温柔与关爱，它使仁慈成了人们的一种理想，而与恶意、粗暴作斗争，与那些我们称之为正义的而其实是我们所做的可恨的判断作斗争。我认为粗暴罪深孽重，必须从生活中把它剔除掉，使之再不出现。
保罗对身体及肉欲所做的判决与耶稣的仁厚训导是背道而驰的，其本身是愚蠢的。我拒绝保罗主义，就像我接受基督的福音教义一样态度坚决。关于肉体，我与异教所宣扬的，与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厄洛斯及美神阿佛洛狄特所象征的，与所有古宗教的“纯人性”观点是一致的。
保罗及基督教会认为性欲是肮脏的，女人是下贱的，生育是可耻的，而人类最美好最深沉的本能则是庸俗和罪恶的。
更糟的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机能因为一些下流的用词而降低了其价值，以至于竟无法把它写成是人体快乐的颂歌，而这种说法原本是恰当的。在这点上，诗人与神甫几乎同样有过错。阿里斯托芬和拉伯雷用词粗野；博卡斯厚颜无耻；奥维德冷淡但充满色情味；左拉则与乔叟一样，词不达意；沃尔特·惠特曼比较成功，但用词有些平淡无奇；最好的是圣经，只是缺乏足够的坦诚，即使在《雅歌》里，也是多多少少靠了些想象之词才得以表达清楚某些难以形容的东西。
我们开始摒弃清教主义极其可笑的假正经，但天主教在这方面也好不了多少。在梵蒂冈艺术馆和罗马的圣彼得教堂，所有古代艺术中的人像珍品都穿上了用锡箔做的三角裤，似乎人体的主要器官都是见不得人的，必须加以遮掩。
我坚持认为人体是美丽的，应当予以尊重，要歌颂它，赋予它应有的高贵。我比任何一个异教徒都喜爱人体，我也喜爱精神及其理想。肉体和精神在我看来是同样美丽的，是专为爱情及其信仰而存在的。
我信仰专一，我所坚持的，虽然现在为世人所讥笑、痛恨，将来却会被广泛接受。对于一个能想象的人来说，一千年短暂如一日。
我们应该把异教的精神及它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与基督教的精神和仁爱之心结合起来，来使人身上所有美而高尚的冲动形成一个新的统一。我们所应做的，就是深入到耶稣的精神中去，就是理解莎士比亚那句“人人都该宽恕”的名言。我要呈现给人们这一异教与基督教合一的理想，把它作为最狂热也是最有人性的理想。
现在要就我的同胞们独有的缺点说几句话。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专制、好战的性格是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危险。美国人以灭绝、剥夺印第安人为荣，还以折磨和活活烧死黑人为乐，这些行为都是在平等的神圣名义下进行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摘下我们虚伪的面具，停止说谎，来看看我们究竟是什么模样：一个暴虐粗鲁、充满报复心理的种族。我们在海地所犯下的一切就是证明。应该来审视一下我们那种丧尽天良、毫无理智的自私所带来的后果了，在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就是一例。
德国人与英美人的理想是一样的，都是那种雄性的有强烈征服欲的理想，他们蔑视弱小种族，急于去奴役消灭他们。这样野蛮的理想应该抛弃掉。一百年前还只有一千五百万英美人，而今天他们将近有两亿人，很显然，再过一个世纪，他们将是人数最多的种族，因为现在他们就已远比别的种族强大得多了。
今天地球上人数最多的种族——中国人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们把自己关在国境线内。而有着强烈征服欲的盎格鲁—撒克逊殖民主义者呢，却扬言要侵略全球，消灭所有其他种族。他们要消灭印第安人，因为后者不愿卑躬屈膝当奴隶；他们还要奴役黑人，而后者并没有妨碍我们的统治。
让地球这座花园里只剩下一朵花，这难道是明智之举吗？留次去优的做法又有什么道理呢？
从单个人身上来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理想则是更为低级和荒谬的。由于一味地想要满足其征服的胃口，他要女性保持一种在思想、行为及语言上都变形了的贞洁。他把其妻变成柔顺的仆人，一种几乎完全失去求知欲的奴隶，只有母爱一种方式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他努力使自己的女儿成为那种温顺而古怪的妇人，她在选对象时必须隐藏或抑制自己强烈的性欲。一句话，她应该像青蛙那样冷血，但同时又要像战场上的北美印第安人一样机智而勇敢。
他给自己制定的这种理想纯粹是混乱不堪的。他既想有强壮健康的身体，又想满足自己的性欲。最上乘的例子是英国的绅士，其实在心里一直有这样的个人理想，即他所谓的“完人”，这种人的身体和思想和谐发展，并要保持一种相对完美的身体机能状态。
他丝毫不清楚这样一个至真的道理，就是所有人——男人或女人，都有其灵魂的另一面能够以某一独特的角度来反射其生命，或者借用宗教用语，你见到的上帝，与任何其他人所见到的不一样。
其实，所有个人的第一义务便是使其身体和精神的所有功能尽量完整和谐地发展。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天赋，就是在健康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最好地发展自己，这也是个人的最高义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全了解自己，从而才能还清自己作为人类所应承担的债务。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有过这样的理想，甚至都没把它看成是一种义务。事实上，也没有一位导师想到要去帮助男人和女人在自己身上找出这一特殊天赋，这其实是他们生命的本质，是他们存在的理由。
对于所有亚当的儿子们和夏娃的女儿们来讲，这便是他们最大的失败、最深重的灾难。然而又有谁警告过他们有这样的危险呢？谁给他们指明这个理想了呢？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的这本书有许多的不足之处和缺点，我却仍然喜欢它的原因。我想让它成为无保留地歌颂肉体及性欲，歌颂灵魂及其不断发展的神圣同情心和追求的第一本书。
生命中最大的教训可归结为两个词：给予和宽恕。
没有能够在五年前就开始写这本书，我深感遗憾，那时的我还不会像现在这样老弱无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怀疑自己记忆力衰退。不管怎样，我已经着手写这本我一直想读的书了，我想把它写成是《人类圣经》的第一篇章。
请听智言：
人在世上要自由地生活。
抓住短暂时光，珍惜有利时机。
白天很短，却总能看见太阳的光辉。
夜晚很黑，却不乏星星和月亮的照耀。
第一章不凡少年（1）
记忆是艺术女神们的母亲，是艺术家的创作原型，她能选取重要的素材，剔除偶然的和平庸的东西。但有时她也像所有艺术家一样会出错。不管怎样，但愿记忆能引导我。
我生于一八五五年二月十四号，我的名字詹姆斯·托马斯，取自我父亲的两个兄弟之名。我父亲是位海军军官，指挥一艘海岸巡逻艇，孩子们要隔很长时间才能见到他一次。
很早的记忆里我曾在叔叔詹姆斯面前跳舞，他在一艘“印度人”号船上当船长，当时来我们家做客。我家在爱尔兰的克里伯爵领地南端，那时我可能有两岁了。我记得我很用心地在给他唱一首圣歌，而母亲则在壁炉的那边给我提示歌词。作为惩罚，叔叔让我再给他跳个舞，而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还记得母亲曾告诉他我会读书了，他很是惊讶。
我的第二个记忆还是在几乎相同的时期。我坐在地板上大声哭喊，父亲进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保姆气鼓鼓地说：
——“就是杰姆呀，先生。他不过是发脾气才这样闹的，先生您看，他一点儿眼泪都没有。”
大约一年后，我很得意地在一间大屋子里来回走着，母亲把手放在我头上，称我是她的拐杖。
再后来，一天晚上，我进她房里对她轻声说晚安，还亲吻她，可她没有理我，脸颊冰凉，我恐惧的叫喊声惊醒了全家。她已死了。我一点也不悲伤，只是在已习惯了的家居生活突然发生的变故面前感到很沮丧。
两天后我看见她的棺材被抬走了。保姆说我们将再也看不到母亲了，我只是感到奇怪。
母亲死时我大约是四岁。不久我们就搬到离都柏林不远的金斯敦去住了。晚上，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安妮和我经常会起床在碗橱里乱翻，想找些面包、果酱和糖来吃。一天早上，天还没亮，我溜进保姆的房间，看到她的身边躺着一个红棕胡子的男人，于是就叫姐姐来看。我们没有吵醒他们，然后就退回去了。当时我没有别的感觉，只是诧异。可第二天，当保姆拒绝在我的黄油面包上撒糖的时候，我却不知为什么这样说道：
“我会说出去的！”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我对现代新闻媒体的种种是一窍不通的。
“你要说什么？”保姆问道。
“昨天晚上有个男人在你床上。”
“嘘！嘘！”她给了我糖。
这以后，我得出结论：只要我一说“我会说出去的”，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一天，姐姐问我能不能给她透露点机密，我拒绝了。我很清楚地体会到了自己的优越感，她不懂得要糖的诀窍。
我四五岁的时候和安妮一起被送进了金斯敦一所私立女子寄宿学校，学校是弗罗斯特夫人开的。因为我懂得一些算术知识，就被编入了大孩子们的班里，而我则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有学问，只为能一直呆在这个班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这样。我记得我的女邻桌把我抬高了，让我坐在一个高椅子上。我匆匆答完题后，立马把铅笔扔到地上，再借口拾笔从椅子上下来，而实际上是想看一看女孩子们的腿。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我的桌子在教室的后面，女孩子们的腿越往那头越粗。我喜欢看粗腿。
女同桌一看到我不在了，便拉开她的椅子叫我，我装作刚找到笔的样子。她于是又把我抱回到高椅子上。
一天，这排的那一端，我发现了一双美腿。这位女生的旁边肯定有个窗户，要不然我不可能完全看清其腿直至膝盖。这一刹那给我的感觉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令我惊奇的是，这两条腿并非是最粗的，而那以前我还一直认为我喜欢粗腿呢。可这一天我发现有好几个女孩，至少三个吧，她们的腿肚子都挺粗的，却没有一个像她的长得这么好：踝骨匀称，线条纤美。我都惊呆了，但同时又有些惴惴不安。我回到椅子旁，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离这双美腿更近一些，或许还可以摸一摸呢？我想也许可以把笔扔到那儿。第二天我就真这么做了，一直爬到这双令我心跳的腿边，心里是既快乐又紧张。我伸出手要去触摸它们，突然想到要是女孩感觉到后跳起来收回腿，我就可能被抓住，我害怕了。
我重新回到椅子旁思考着。有办法了！第二天我又爬到这双美腿边，忐忑得呼吸急促。我把铅笔推到她的两脚中间，然后把左手伸进两腿间，自然没忘去碰碰它们。女孩叫了一声，抬起腿抓住了我的手腕。然后弯下腰问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
“找我的铅笔。”我害羞地说。
“在这儿呢，捡起来吧。”她边说边用脚把笔踢了过来。
“谢谢！”我开心地对她说，因为我还在回味着我的手触到她软软的腿肚时的感觉。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小男生。”她这样说。
有什么关系呢？我已经知道什么是天堂和禁果的滋味了。我现在一点都记不起她长什么样了，只记得她的脸很可爱。而且，其他任何女生都没有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但我仍然能回忆起见到她那优美的双腿时所感受到的颤抖和快乐。
我花了这么长的篇幅讲述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在我记忆中的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它再一次证明了在很小的孩提时代，也会有性骚动。
一八九○年某天，我邀请梅雷迪思、沃尔特·帕特和王尔德吃饭，聊着聊着便讨论起了性觉醒到底始于哪个年龄这个问题。帕特和王尔德认为青春期的第一特征始于十三四岁，而第二特征则要等到十六岁，我很是诧异。只有梅雷迪思认为要更早些。他说：
“性觉醒并不遵循什么固定不变的规则，有的在青春期到来前就已有了。”
我说拿破仑曾讲起过他在五岁时就爱上了班里一个叫贾科米妮塔的小女孩。梅雷迪思听了觉得很好玩，因为他不信这么小就有真正的性觉醒。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使得梅雷迪思开始思考起来。
“很有意思，但却不寻常。”他评价说。
然而，歌德不就说过自然界是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东西才表现出其秘密的吗？
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我几乎没有体会过任何情欲，但从十一岁起这种感觉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如果说我在算术这门科目上能跟得上大班的话，在拼写法上面就大不一样了，这使校长弗罗斯特大为恼火。她揪我耳朵以作惩罚，还习惯把大拇指伸进我的耳朵里，直到指甲把它抠破流出血来。我一点也不感到痛苦，相反还很高兴，因为校长的残忍做法会让大女生们同情我。她们用自己的手帕替我擦耳朵，还把老弗罗斯特说成是贱货。
一天，我父亲叫一名手下来把我带到他停船处，而我的领子被右耳流出的血弄脏了。父亲知道情况后生气极了，他亲自把我带回学校，还对弗罗斯特夫人讲明了他对她本人及这样的处罚是怎么想的。
紧接着我就和哥哥弗农住到一起了。他大我十岁，正上中学，住在一位亲友家里。我在那里很平静地过了五年，每天光知道在外面玩游戏。我只是一个健康、强壮的小不点儿，既没肉体上的痛苦，也没学习的担忧。
接着，我们又去了贝尔法斯特，住在一个卫理公会的老教徒家。他常要我陪他去教堂，每次在仪式上他总要戴一顶黑色的无边小软帽，这使我感到很羞耻，我恨死他了。当时的社会上，一个人任何奇怪的癖好都会引起别人的反感，而其本身则是一种对别人的冒犯。
于是我开始说谎和耍小聪明，只为能逃课出去玩，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那一天哥哥发现我老咳嗽，医生诊断说是得了肺充血才结束。那时我整天就知道玩，几乎没有在晚上七点哥哥回家前回过家，连中饭都不吃。就是在这次得了肺充血不得不在屋子里呆着的时候，我在老教徒的床下发现了一套医学书籍，里面有彩色插图，其中就有一些男女生殖器图。我翻遍了所有这些书。此次所获的好多知识有好几年都没忘掉。奇怪的是，基本的性知识并非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为我所了解的，还得等到后来我跟一些同龄男孩谈话后才明白。
在贝尔法斯特，除了一些游戏和体育运动的规则外，其它我什么也没学到。每晚我哥哥都去健身房锻炼，还打拳击，但他不是打得最好的，我觉得很奇怪。他练拳击的时候，我就自己凭想象开始锻炼：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直到下巴超出横杠。有一天晚上，哥哥看我居然连续做了三十个引体向上便表扬我，我自豪极了。
到我十岁的时候，全家在卡里克费尔格市团聚了。兄弟姐妹们第一次在我眼里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弗农是一家银行的雇员，整天都不在家；威利大我六岁，安妮大我四岁，克里斯小我两岁，我们是同一所私立学校的走读生。姊妹们有专门的出入口，是女老师教她们。威利和我在一个班里，他长得比弗农都高，但我在大部分科目上都比他强。
然而至少有一方面他在全校都领先。我第一次听他背诵麦考利的《伊夫里战争》的时候都着迷了。他的手势和抑扬顿挫的音调是那么自然贴切，我羡慕极了。
当晚与姐妹们一起谈起威利的才华时，姐姐都惊呆了。我想可能是她们的这种态度让我嫉妒了，就想与威利比试比试，于是便站起来开始模仿他。让姐妹们惊讶的是，我居然把整首诗都背下来了。
“你在哪儿学的？”安妮问。当我回答说只是听威利朗诵过，她更惊讶了。她一定把这事告诉老师了，因为第二天他也让我背了这首诗，且很是满意。从那以后，我就致力于背诵。我把其他同学教的而自己也能很好模仿的诗篇都学会了，除了一个人的。这个可恶的红头发人朗诵《非洲酋长》比谁都好，甚至比老师读得都好。这样说可能太夸张了，但他天生是演员，表演真实，比我们强多了。我再也忘不了他怎样背诵以下的诗句：
看吧，用你贪婪的目光来看这些黄金吧，
这是以备急需的珍藏；
拿吧，你索要了无数的黄金，
然后答允释放我。
拿去了，我的妻整日整日地在椰子树下啜泣，
我年幼的孩子找不到了爸爸，他们不再玩耍。
第一章不凡少年（2）
有五十多年我没读过也没听过这首诗了，就我所记得的一些章节虽然现在读来也很平淡乏味，但这个红头发人却能用很戏剧化的腔调来朗诵，我不得不承认我是绝不可能像他朗诵得那么好的。他是无法模仿的，因为他每次都会改变语音语调和手势。他有时重读这些诗节，有时又重读那些诗节，以至都无法模仿。他的朗诵动人心弦，富于戏剧效果，而且每次都有新的演绎。奇怪的是，这是惟一一首他能很好朗诵的诗歌。
考试时我在算术和朗诵上得了第一名，弗农向我祝贺，可威利却打了我一耳光，我则冲着其胫骨还了他一脚。弗农把我俩分开，并耻笑威利竟打一个比他弱小的人。可威利撒谎说是我先打他的。我恨他，除了有同学的仇恨成分外，不太清楚还为什么。
安妮开始改变对我的态度，而我也好像在那时才发现真正的她。她的一些奇怪的举动使我惊讶，她要我和克里斯管她叫妮塔，并解释说这是阿妮塔的简称，是法国式对安妮的特别称谓。她讨厌自己的这个“既普通又庸俗”的名字，可我却不懂是什么原因。
一天晚上，她给克里斯脱去衣服把她放在床上后，解开自己的睡袍向我们展示说她的乳房变大了，而克里斯的还很小。确实，“妮塔”的乳房要更大些，更漂亮些，圆圆的像两个苹果。她看上去很得意，还让我们轻轻地触摸它们。她把克里斯送到隔壁房间去睡觉，让我呆在她身边做功课。不一会儿她走出了房间，克里斯听见了便叫我。我过去问她想要我干什么，原来她要向我保证说她的乳房也会变大的，变得和妮塔的一样美。
“是不是？”她边问边拿起我的手放在她的胸部。
“千真万确！”我肯定地说。因为说心里话，我更喜欢她，妮塔那种高傲和自命不凡的神情让我很不舒服。
“别告诉她这个。”克里斯拥抱着我轻声说。
我答应了她便回到房间，妮塔已在叫我了。
这个事件在我身上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我的任何一个姐妹都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性冲动，与我在弗罗斯特学校欣赏女孩子们大腿时的感觉毫无相像之处。但接下来便是我讲述这个回忆的原因。
一八九○年的一天，我在位于莱恩公园的家里请奥布里·比尔兹莱和他妹妹梅布尔吃饭。梅布尔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饭后我边跟他们聊着天，边把他们送到海德公园角。我坚持说三四十岁的男人更加吸引小女孩们，而同样年龄的女子却会看中小青年。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奥布里反驳说，“一般都是我们的姊妹首先告诉我们有关性的东西。就是梅布尔给了我最早的性概念。”
这样的坦率让我为之惊愕，而且，梅布尔早已羞红了脸，我赶紧补充说：
“在最初的孩童时期女孩子可能是要早熟一点，但这种事情太小太早了，所以不能算！”
他仍不愿放弃己见，我就果断地换了个话题。不久，梅布尔因我缩短了如此尴尬的谈话而向我道谢。
“奥布里对一切有关性的东西都着迷，在这方面他什么都说得出口，什么都做得出来。”她补充说。
我早已发现梅布尔的美了，而那天当她弯腰去闻一朵花时，我发现她的身材棒极了。
奥布里无意中发现了我赞赏的目光，他故意调侃说：
“梅布尔就是我第一个模特儿。对吧，梅”他一本正经地解释说，“我太喜欢她的身体了。她的乳房又结实又浑圆，还高高向上挺着，所以成了我的偶像。”
“奥布里，你的那些画可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偶像！”
这次短短的谈话让我怀疑好多女孩子都和我的姊妹一样早熟，说她们起了启蒙作用也并不为过。
也就从这个时期起我对每个人才有了长久的印象。我哥哥弗农去了阿马市的一家银行工作，我随他同往。我们租了一个带家具的房间。我早就厌恶那个房东了，他定要我遵守一些作息制度，可我像一条走丢了的狗一样难以驯服。阿马市有好多新鲜的玩意吸引着我。弗农安排我成了皇家学校的一名走读生，这也是我进的第一所真正重要的学校。我轻松地就记住了所学的东西，大部分同学和老师都对我很友好。位于市中心的美尔大广场上种满了树，我很快就把那里所有的树都爬遍了。爬树和背诵成了我的两大特长。
在卡里克费尔格住着的时候，一天父亲把我带到他的船边，要我和小水手比快速地攀爬桅杆的绳索。小水手第一个爬到横杆处，但在下来的时候，我抓住了一根光滑的绳子，全速滑向甲板，我比他先一步到达。父亲后来当着我的面赞赏地向弗农讲述了经过，我那幼小的虚荣心得到了过分的满足，于是一有机会就自吹自擂。
还有别的一些原因滋长了我那愚蠢的虚荣心。在卡里克费尔格的时候，我翻开了弗农的一本体育教科书，读到了这样的话：人如果进入水中，只露出脑袋，只要身体往前扑，同时配合腿脚的游泳动作，就能立即游起来，因为身体重量比水要轻，能漂在水面上。
随后，一次与哥哥一起去海滩，我便大胆地一步一步走入水中。到了码头，哥哥跳了下去，我则快步走下台阶，等他浮出水面的时候，我喊道：
“看，我也会游！”
我大胆地往前扑，惶惶不安地拍了几下水、“灌了几口”后，居然真的能浮在水面朝前游了。当我想要往回游的时候，突然害怕极了：我会掉头吗？结果我很容易就做到了，不一会儿就毫毛未伤地回到了台阶旁。
“你什么时候学的？”哥哥游过来问道。
“就刚才！”我回答说。
看到他那吃惊的样子，我便告诉他我在他的教科书上都读到了些什么，我又是如何下决心要在最近一次玩水时冒冒险的。
回想起过去，我现在才明白了我那本已十分强烈的虚荣心越来越膨胀的原因有很多，它们在后来对我的理想和所作所为都产生过影响。在阿马市发生的一切都加剧了我身上这一致命的缺点。比如在中学时我与同龄的男孩们在一个班，老师看出我没学过拉丁文，便要我好好努力争取很快就赶上其他同学，而他们早已学到《凯撒的评注》一书了。他塞给了我一本有关性、数、格的语法书，问我第二天能否背诵《玫瑰啊，玫瑰》，我说能。就在这个时候，数学老师碰巧经过。他的同事告诉了他我的情况，并说我应该到初级班去。数学老师反驳说：
“他的算术棒极了，在这方面他应该上高级班。”
“的确如此！”这位辅导老师称赞说。“那么，”他对我说，“好好学吧，争取赶上大家。把这本《凯撒的评注》也拿去吧，我们才刚讲了几页。”
那天晚上我便跟拉丁语法干上了，直到把所有的性数格及差不多所有形容词和代词都搞清楚了才罢休。第二天去学校时，我对自己满意极了，满怀憧憬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只要他略微给我说几句赞扬之词，我很可能也就对学习多感点兴趣了，或许我的人生也就不一样了，但是他好像把昨天说的话给忘掉了。我只是靠听别的同学朗诵掌握了一些有关拉丁文的知识，这使我不再受责备了，后来我甚至都被排到了拉丁文学得最好的学生的行列，但我对拉丁文的学习毫无兴趣。
我的自命不凡在哪儿都能得以展现。为我开启书的世界的机会来了。弗农经常去一位牧师家，她的女儿长得特别标致。我也被邀请去参加过那些晚会。很快这位小姐就知道了我擅长朗诵，于是就让我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此后，便形成了这样一种风尚，即每到一处，我就得献诗几首。
弗农给我买了麦考利和司各特的诗集，很快我就记住了不少首诗。在朗诵中我得到了许多快乐。开始时我模仿威利的手势，可弗农教我要更自然些，我听取了他的建议。也许是我的矮小身材增加了模仿的效果，而爱尔兰人讲话时的那种自然风格又弥补了其它的缺憾，所有的人都对我大加赞赏，我便因此而更得意了。然而一个更好的结果便是：对诗歌的研究让我读起了小说和惊险故事。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很快便沉溺进去了。白天我和小伙伴们在外边玩耍，晚上我便如饥似渴地读利弗、梅因·里德、马里亚特·弗尼莫尔和库珀的书，课本则被丢到了一边。
第一章不凡少年（3）
中学时我和同龄的几个男孩子们打过架。我讨厌打架，但我虚荣心极强，身体又挺壮，在好斗性格的驱使下，我便会与他们大打上几个回合。而且每次都有一个男孩在对我们的拳打脚踢作过一番评论后劝双方收兵讲和。都说爱尔兰人喜爱打架胜过面包，而我在学生时代的那些回忆却让我敢断定：他们还远不如英国人那样好斗——也许我应该这样形容——那样粗鲁。
在一次打架时，一个学生站到了我这一边，我们便成了同盟军。他叫霍华德，我们经常在一起长时间散步。一天我建议与斯特兰弗斯牧师家的十四岁的儿子结伙，我觉得他挺憨厚老实的。霍华德摇了摇头说：
“他不会想要认识我的。我是一个天主教徒。”
我始终记得他的这一招供当时让我怎样的目瞪口呆。天主教徒！一个像霍华德那样和气的男孩怎能是个天主教徒呢？
我大为震惊，这种震惊从此也让我想知道对新教的过分虔诚究竟会到什么程度。不过我也不愿与大我两岁的霍华德断交，因为他教了我很多东西。他教我要爱新芬党人，虽然我一点都不懂这个词的含义。记得有一天他让我看一张贴在司法部门口的通知，上面说谁要是能提供线索使新芬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詹姆斯·斯蒂芬被捕，谁就能获得5000英镑的奖赏。
霍华德低声向我透露说：
“他周游全爱尔兰，所有人都认识他。但无人会把他们的头领交给龌龊的英国人。”他很是欣慰地补充道。这种骑士般的神秘形象让我为之振奋。从那以后，头领的概念在我这儿跟在霍华德那儿一样神圣。
一天，我们还是碰到了斯特兰弗斯。我们的谈话不知怎么就转到性问题上去了。霍华德对此无所不晓，他给我们作了一些介绍，也还是他告诉了我们如何手淫。虽然我读过不少小说，但我才十一岁，还太小，所以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快感。然而我却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了孩子们是怎么干的了，也掌握了有关生殖器的一大堆新的细节知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斯特兰弗斯讲了一件让我们大吃一惊的事。他说前一个晚上他进了看管他妹妹们的保姆的房间，并顺利地爬到了她床上。以后每天他就把他发现的而我们也想知道的女性的私处形容给我们听。他还好意地给我们描述他们是怎样亲热和爱抚的，以及能感受到怎样的快感。我们虽然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但为了想听他作更详细的描绘，我们都假装不信他的话。他的那些情节描述勾起了我们的情欲。在我们眼里他俨然是个英雄，对他的业绩我们真是羡慕极了。
他请我去了他家。我觉得他的那位被征服者几乎就是一个妇人模样。她管他叫威尔先生。虽然她有些恼怒和不满，他还是吻了她。我总觉得她是故作生气样，好叫我看不出端倪。
我非常冲动，告诉了霍华德，他也一样，他和我出去散步，重新问我一遍经过的情形，在乡间一个柴堆下，我们自亵一回，我们玩的时候，一直想着如斯特兰弗斯所说的热缝，想像增加了我的快感。
父亲要来，我可害怕了，因为他特严厉，而且随时都会惩罚你。有一次在他的船边，他说我跑到船前去听船员们讲那些乌七八糟的话了，于是便用皮带抽打我。我真的惧怕他，只要看到他醉醺醺地走上甲板，我就对他充满了厌恶感。
在金斯敦赛船会上，他被请到其中的一艘大船上吃饭。因为有名声在外，就是他比渔夫们还要精通潮汐和水流的特性。参赛的船长们竭力想从他那儿得到些管用的信息和建议。他们一致都认为他是一流的水手，“如果没有这样的臭脾气便是最好的。这个讨厌的小鬼！”
那天下午比赛结束后，他慢慢地从梯子上爬上来，但一踏上甲板就开始踉跄起来，脸上还挂着微笑。我从没见他有过这样的怪笑，还带着那样一种莫名的轻蔑神情。于是我惊奇地盯着他看。这时我听到一位军官对他的同事说：
“醉得跟个老爷似的。”
一个船员扶我父亲进了船舱。出来时他说：
“他都打起鼾来了。那些被灌进去的香槟酒很快就会发酵，然后跟那些赞美之词一道涌上他的头部。”
另一个船员接着道：
“信不信由你！无论如何，他只在白喝的时候才喝醉。”
所有人都笑开了。我感觉很丢脸，这让我鄙视起父亲来。他那个模样让他成为手下们可怜、嘲讽和憎恨的对象。
我对他的不满还不止这些。在我刚学会游泳后不久，一天，父亲着盛装在船上迎接了一位英国海军大臣。每天上午温习完功课，他就让我绕船游一周。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光景，我跟往常一样准备游的时候，看见父亲和那位来访者正站在舷梯的防雨罩下交谈着什么。父亲皱了皱眉，示意我下去。但那人已看到了我，笑着叫我。我走了过去。当他获悉我已经会游泳的时候，感觉很惊讶。父亲就说：
“杰姆，下水去绕船游一圈。”
我巴结地急忙过去脱了衣服，跳进了水里。他们边继续谈着话边看着我。父亲对我做了一个手势。当我游了一圈后回到舷梯旁，正准备爬上去的时候，他弯下腰对我说：
“别上来，别上来，我叫你停你再停。”
我很自豪地又游了起来。两圈下来我感觉累了。我从没游过这么长时间，而且一个大浪还砸中了我，害我“呛了点水”。我很高兴又游到了舷梯旁，当我伸出手去抓梯子的时候，父亲对我喊道：
“不！不！继续游！继续游！”
我继续游着，但此时疲惫感在增加，恐惧感也在增加。当我经过船前的柱子时，船员们都俯身看我。其中一位鼓励我道：
“杰姆，慢慢游！你会游得很棒。”
第一章不凡少年（4）
那人是胖牛顿，小艇的划桨手。可正是由于这位正直人的同情，我对父亲生气了，而且随着我越来越疲劳越来越恐惧，这种感觉也越发强烈。
第三圈快完时，我游得很慢，任凭自己往下沉。在那个船员的干涉下，父亲让我上去。
我不用别人请求，心里却害怕父亲还会有什么举措。但那个船员却向我走来，口中还说道：
“他浑身都紫了。艇长，这水太冷了，得让人替他好好擦擦身子，好好按摩按摩。”
父亲却只说了一句：
“下去穿上衣服，暖和暖和！”
我刚刚经历的那种恐惧让我想到父亲总是过分要求我。此外，他喝醉时的丑态让我羞耻，老让我与别人、甚至与成年水手们比爬绳索的速度，让我反感。这些都让我讨厌他。
我那时太小，还不明白也许这是因为他习惯于指挥别人，才让他对我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我想他是因我而自豪的，尤其因为我是他的孩子中惟一不晕船的一个。
他来阿马市休假了，才过了几天我就浑身不舒服了。每天晚上我得从学校径直回家，然后马上就与年轻的英国人所称呼的“爹爹”或叫“上级”一起出去作长距离的散步——他可决不是一个可爱的同伴。我不敢把他当成亲友，我怕聊着聊着就会蹦出哪个词或哪句话让他生气。因此，我在他旁边走着，什么也不说，一旦他问我什么，我就极其小心地用最简短的话回答他。
晚上，弗农让我呆在身边看书一直可看到十一点甚至半夜，而他却刚到九点就早早让我上了床。一天晚上，我从二楼的房间下来，想拿本书在床上看，这可是极难得的享受。我不敢进客厅去拿，虽然那儿的书比搁在饭厅的要好看。这两个厅之间的门微开着。我突然听到父亲说：
“杰姆是个小新芬党人。”
“新芬党人！”弗农惊奇地叫道，“事实上，爸爸，我都不信他理解这些字的含义。他刚满十一岁，请想想看！”
父亲反驳说：
“我还是要跟你说，他有时狂热地向我谈起詹姆斯·斯蒂芬。他的确是个新芬党人。他究竟是从哪儿学来这些的？”
哥哥回答说：
“我发誓什么也不知道。他的思想很活跃，看了不少书——我会弄明白的。”
父亲说：
“没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把他送到一所英国的学校去呆一段时间。”
我没再听下去便回房间了。原来，就因为我崇拜新芬党人的头领，我自个儿便也成了一个新芬党人，我想父亲真可笑。不管怎样，想到能去英国还是让我心里挺痒痒的。
那时的我还一点都不懂打扮和修饰自己。自从与霍华德和斯特兰弗斯做过那些秘密事后的夏天开始，我才注意起这些方面来。有一个大我六岁的男孩叫米尔曼，他喜欢上了我，经常带我和霍华德出去散步。他特别注重衣着，认为只有普通人、乡下佬和俗人才戴那些现成的领结。他给了我一条他的领带，教我怎么系。他还认为只有孩子和粗人才穿破了的和带补丁的裤子。
也不知道是米尔曼的一席话，还是与霍华德和斯特兰弗斯进行过的那些秘密谈话让我有了这方面的意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奇怪的变化，而且延续时间很长。哥哥弗农听我抱怨衣服不好，便让人给我做了三套衣服。有两套是苏格兰呢的，另一套是黑色呢子的，还带有和伊顿公学的学生服一样的无燕尾的上装和高耸的帽子，另外他还给了我一些衬衫和领带。我越来越讲究自己的穿着了。在晚会上，弗农的那些年轻的男女朋友们都注意到了我，后来我就问自己是否我真的如他们所说的是那样的“可爱”。
我细心打扮自己，用梳子把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因为米尔曼说过只有粗俗的人和乡下佬才用发油呢。别人让我朗诵诗歌，我就轻蔑地撅起嘴巴，故作姿态地跟人说我真的不想，为的是让人多求求我。
我想这就是一种性觉醒。在长达六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只有两个担忧，就是打扮好自己，让人喜欢我。我努力操起“上等人”的语调，进任何房间前都整理自己的穿戴。有一人，好像是弗农最好的女友，说我的侧面很有男人样，我便总是摆出侧面的姿态来。事实上在这个阶段我更像一个女孩：自恋、做作、多愁善感。我经常以为没有人真正爱我，因而感觉失意和忧伤。
后来，当我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想要描写某位年轻女子的性格时，我只要刻意地回想起这段时光，就能马上找回女人们看问题的独特眼光。
第二章“服役生”的日子（1）
如果尽我所能来描述在Ｒ城英国语言学校的生活，足可以费上一年的时间。而我在任何一个爱尔兰学校都生活得非常快乐，尤其是在阿马城的皇家学校里。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吧在爱尔兰，如果我在老师的课上叽叽咕咕，老师通常会向我皱皱眉头；如果我继续说话，老师就会用指头点我，第三次我要还不听劝，他便会说：“哈里斯，不许吵了，你没觉得你打扰别人听课了吗”半小时后，如果我仍无悔改之意，他才会大声嚷道：“如果你继续说话，我就要罚你了。”再过十多分钟，我对老师的话仍然置若罔闻，他便气急败坏地说：“哈里斯，你真是无可救药了，过来”接下来我便站立在讲桌旁，熬到下课。即便是这样的处分一周也不过两次，后来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就很少再受这种处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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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将作你的保证。
美国的八月酷热难忍，在人事纷繁的纽约市，我拟写这份最后的声明，作为我的生活自传的前言或告读者书。但愿人们以后读这本书时，能真正体会到我写时的精神，除此我别无他求。
我从事的新闻事业致使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及战后遭受到了美联邦政府的迫害。华盛顿当局指控我有骚乱之嫌，由内阁委派密苏里州邮政局局长即原州长多克里担任此案的审判官。后者宣告我无罪，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类似的追查发生。
然而，我的《皮尔逊》杂志仍多次遭邮局扣留，造成其发行量削减了三分之二。威尔逊总统及其追随者伯利森的非法迫害导致了我的破产。我要求赔偿却遭耻笑。美国政府恐怕是太穷了，所以无法偿还它那些因不光彩的错误造成的损失。
我讲述这件可耻事件是考虑到那些为理想奋斗的人们的利益，因为他们也必将会身陷与我相似的处境。我并非是想吐什么个人的怨气。总的说来，我这辈子受到的待遇比大部分人可能要好一些，我也许得到了比我应得的更多的关爱和体贴，所以我不抱怨什么。
如果美国没有把我逼得如此窘困，我可能不会像我的理想所要求的那样如此大胆地写这本书。因为在命运之神最后的驱使下，人们多少会牺牲掉一部分真理，以获取周围人的好感，从而能安享晚年。但法国人说：“这家伙并不凶恶，不过是遭人攻击起而自卫。”所以现在我起来自卫抵抗了，我希望自己决无报复之心，但也决不因害怕而妥协。正像海涅评价自己时所说的，“我永远为神圣的真理而战，努力成为一名在解放人类的斗争中毫无惧意的战士；现在是又一场战斗，最辉煌的也是最后的一场战斗。”
英国文学史上有两大传统：一是乔叟和莎士比亚开创的。其表达极为自由，喜好描写猥亵场景及使用诙谐无忌的言语，这是男人们的语言；另一传统则越来越被清教主义所削弱，从法国大革命以后便面目全非、一蹶不振了。因为这场动荡使无知的中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并使年轻女子成了文学书籍的主要读者。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文学萎缩成稚气型的了，或至少也是极土气的那种了。任何对狄更斯、萨克雷及里德在世界的影响与巴尔扎克、福楼拜和左拉的影响作过比较的人都能看出这一点。
一些外国作品，如《滑稽故事》、 《俎上肉》在伦敦都被视为黄色猥亵书刊，并在一无名小法官的命令下被销毁了。甚至连《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都被删改了。为了符合主日学校那些庸俗可笑的标准，没有一本书没被篡改过。而美国这次却很是谦卑，居然效仿起这么荒唐而可耻的举措来，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一生反抗这种老处女式的处事法典，我的反抗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更加强烈。
在我写的《莎士比亚其人》的前言里，我想揭示的一点就是：与道德不相融的清教主义已经渗透到言语中去了，它使思维萎缩，语言贫乏。
最后我想回归英国古老的传统。我决定就我到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说真话，关于我的同代人和我自己的真话，只是真话。我尽力做到对人对己一个样。萧伯纳曾对我说过，没有任何人是纯善或纯恶的，也没人能赤裸裸地剖析自己。但在这方面我是越出了善与恶这两个范畴的。
法国文学最能给人以引导和鼓舞，因为从谈论有关性的问题这一点来看，她是最自由开放的，加上她总在不停谈论一切与性爱和欲望有关的东西，因而成为各种族人民共有的世界性文学。
爱德蒙·龚古尔在其《日记》中写道：“每逢男人们相遇，女人和爱情这个主题是不变的谈资。我们在饭桌上的谈话首先是下流低俗的，屠格涅夫听到了就会露出那种只懂原始做爱方式的野蛮人的震惊神色。”
您只要用心读这一段，就知道我写这本书的笔调是怎样的自由了，但我却不会受法国社会习俗的束缚。正像在绘画上，看到了中国人和日本人所取得的成绩后，我们便改变了对这门艺术的观念。而印度人和缅甸人又使我们对爱情艺术有了更宽泛的理解。我记得有一天和罗丹一起参观英国博物馆，很吃惊地听到他这样评价那些来自大洋洲的小偶像及人像。他说：“虽然这是些很普通的东西，但你看这个，那个，还有那一个……都是真正的杰作，任何人都将为之自豪……这些东西太可爱了。”
我只想把生命教给我的东西说出来，假使我谈爱而只从ＡＢＣ说起，那是因为我只是在英国和美国生长起来的缘故，我所要说的却不止于此。
我当然清楚这本书一出来，将使我的敌人们扣在我头上的恶名变得确凿有力。这四十年来，我几乎替所有不讨人喜欢的事情呐喊助威，因而树敌甚多，现在他们可以尽情地宣泄他们的敌意了，他们的预言获胜了。我的坦率必定会引起一向敌视我的所有幼稚平庸之辈的反感。我也坚信那些能够接受法国作家们自由风格的真诚热爱优秀文学的读者们，也会认为我走得太远了。但是，我有很多理由用绝对自由的方式写我这本书。
首先，我年轻时做了一些令人惋惜的蠢事，我也见到其他年轻人做过更糟的，而这些仅是由于无知的缘故。于是我想警告有着极强感受性的年轻一代，在时而平静时而汹涌的生命之海里，到处都有暗礁和浅滩；我想在最危险的起航阶段，为他们画好一幅未知海洋之图。
我希望以此来使人们的生活更幸福，减少作为人类的痛苦和弱点，我还希望作个表率，鼓励其他作家也来做这样一种我认为既有益又有趣的事情。
还有更为重要的理由让我们说真话。拯救那些被莎士比亚称作“上帝的间谍们”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他们已经探知了事物的奥秘，而人类的政治领导者们，一群盲人的盲目指路者们，已经把人类引向了灾难。
正如卡莱尔曾经预言过的，也正如所有有头脑之人所能预知的那样，我们已经掉入了尼亚加拉瀑布，好比那些无根之木，无助地在水涡里漂流，不知漂向哪里，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们遭受的苦难是咎由自取。世界之法是无情的，也从不骗人。我们是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迷失方向的呢？邪恶是与文明同样普遍存在的，幸运的是，它至少在从前是为人们的追求所限制的。
到了十八世纪末，自从人类开始征服自然界，物质财富日益增加，人们的行为规则就腐化了。那以前，至少在言谈上，我们是恪守了基督的福音教义的；在某个很小的程度上，我们对周围的人如果不叫友爱也算是尊重的；即使我们没有征收什一税去赈济别人，起码我们是做过一些不情愿的施舍的。但是，突然间，科学发展了，它的使命使我们更加自私自利，因为它声称：“消灭不适者才有进步。”于是人们就教导要显示自己的个性，这就像一项义务。超人观念及权力意志等都产生了，而基督宣扬的要友爱、要有恻隐之心、要仁慈等教义则退居其次。我们人类，想干坏事再也不用有什么顾虑了，于是我们做出了许多怪诞不经的伤风败俗之事。
我们所说的及所做的完全是两码事。世界历史上人们的行为思想从来没有这样混乱过，影响人们行动的理想也从没呈现过这么多互相矛盾的形式。难道我们还不应该理出些头绪，找找我们究竟错在哪里吗？
世界大战纯粹是人类一系列恶魔般疯狂行径中的最新一例，它激怒了所有人的良知。冷观近半个世纪历史记录下的大罪，都是由那些鼓吹信奉基督教的“文明”大国犯下的。所有在这一阶段目睹了人类所作所为的人们，都承认世界在一步一步走向可怕的地狱。
自由刚果国内十几万妇女儿童被杀戮、摧残，而这竟是在英国纵容下发生的，后者其实只需说一句话便能结束这一切。正是在同样的纵容心理驱使下，国际社会对刚果进行了可恶的封锁（这一封锁美英两国在战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饿死了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他们可都是我们的同类啊。凡尔赛条约表现出来的（文明大国）无比贪婪的嘴脸和公然的弄虚作假，及其造成的从海参崴（前苏联）至伦敦（英国）一路悲惨的景象，再加上盟军和美国为金钱而在俄罗斯发动的邪恶无耻的战争，都证明我们在促使道德沦丧，正使社会伦理退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也使社会秩序重又回到阿里巴巴及四十大盗时的状态。
国家与国家间打交道与各个团体内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是一致的。对于极少数人来说，他们生活的乐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比例在迅速增加，痛苦和烦恼也同时在急剧减少。而绝大多数的甚至是文明国度里的人民，却没有从社会惊人的物质发展中得到哪怕是一点实惠。各个城市里贫民窟的存在也正说明了我们是如何对待比我们弱小的民族的。英国那些参与世界大战的志愿军中，有一半人的身体素质是不合格的，而美国的士兵中有一半人都是傻子，他们的智力发育在十二岁时便到头了。这些都不算什么秘密。因为我们的格言就是：失败了就只能认输。其后果确实是令人恐怖的。现在我们走到了一个时代的末期，是该为我们的未来作些思考了。
前十九个世纪一直在指导我们行为的宗教（至少人们是这样认为的）被踢到一边去了。连耶稣的神圣旨意也被尼采抛弃了，就像丢了斧子后扔掉斧柄一样，或者如德国的一句谚语所说，就像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给泼出去了一样。保罗荒谬的性论使福音书威信全失。无能的保罗鼓吹说自己从没体会过任何性快乐，于是就像寓言故事中那只断了尾巴的狡猾的狐狸一样，希望别的狐狸都和它一样，以使它达到某种所谓的完满。
我总认为早期基督教带来了两件东西：基督精神和保罗愚蠢的道德论。它排斥崇高的精神而把那种难以想象的卑微可笑的禁欲观念牢记于心。由于以保罗为榜样，我们把爱神当成了恶魔，把我们心中至高的冲动贬低成深重的罪孽。然而，所有我们人性中最高级最尊贵的东西都直接来源自性本能。
格兰特·艾伦说得好：“性本能与人身上一切纯洁美好的东西紧密相联。因为有了它，我们的爱才有了多彩的颜色、优美的姿态、美妙的声音及充满节奏感的动作；我们也才有了音乐与诗歌的进步，才有了绘画、雕刻及装饰艺术的发展，才有了表演与戏剧艺术的深化，才有了变化多端的充满想象的故事及美不胜收的文章；我们的审美观也才最终形成，而这其实已成了性的第二个标志。对美的喜爱也源于此，而美是世上一切美好艺术所围绕的中心。所有文学也都散发着其芳香。我们也因此而产生了父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和夫妻关系，并从孩子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中得到了快乐。”
这样列举还不全面，因为性本能不仅仅是所有艺术和文学的原动力，它还教会了我们温柔与关爱，它使仁慈成了人们的一种理想，而与恶意、粗暴作斗争，与那些我们称之为正义的而其实是我们所做的可恨的判断作斗争。我认为粗暴罪深孽重，必须从生活中把它剔除掉，使之再不出现。
保罗对身体及肉欲所做的判决与耶稣的仁厚训导是背道而驰的，其本身是愚蠢的。我拒绝保罗主义，就像我接受基督的福音教义一样态度坚决。关于肉体，我与异教所宣扬的，与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厄洛斯及美神阿佛洛狄特所象征的，与所有古宗教的“纯人性”观点是一致的。
保罗及基督教会认为性欲是肮脏的，女人是下贱的，生育是可耻的，而人类最美好最深沉的本能则是庸俗和罪恶的。
更糟的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机能因为一些下流的用词而降低了其价值，以至于竟无法把它写成是人体快乐的颂歌，而这种说法原本是恰当的。在这点上，诗人与神甫几乎同样有过错。阿里斯托芬和拉伯雷用词粗野；博卡斯厚颜无耻；奥维德冷淡但充满色情味；左拉则与乔叟一样，词不达意；沃尔特·惠特曼比较成功，但用词有些平淡无奇；最好的是圣经，只是缺乏足够的坦诚，即使在《雅歌》里，也是多多少少靠了些想象之词才得以表达清楚某些难以形容的东西。
我们开始摒弃清教主义极其可笑的假正经，但天主教在这方面也好不了多少。在梵蒂冈艺术馆和罗马的圣彼得教堂，所有古代艺术中的人像珍品都穿上了用锡箔做的三角裤，似乎人体的主要器官都是见不得人的，必须加以遮掩。
我坚持认为人体是美丽的，应当予以尊重，要歌颂它，赋予它应有的高贵。我比任何一个异教徒都喜爱人体，我也喜爱精神及其理想。肉体和精神在我看来是同样美丽的，是专为爱情及其信仰而存在的。
我信仰专一，我所坚持的，虽然现在为世人所讥笑、痛恨，将来却会被广泛接受。对于一个能想象的人来说，一千年短暂如一日。
我们应该把异教的精神及它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与基督教的精神和仁爱之心结合起来，来使人身上所有美而高尚的冲动形成一个新的统一。我们所应做的，就是深入到耶稣的精神中去，就是理解莎士比亚那句“人人都该宽恕”的名言。我要呈现给人们这一异教与基督教合一的理想，把它作为最狂热也是最有人性的理想。
现在要就我的同胞们独有的缺点说几句话。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专制、好战的性格是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危险。美国人以灭绝、剥夺印第安人为荣，还以折磨和活活烧死黑人为乐，这些行为都是在平等的神圣名义下进行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摘下我们虚伪的面具，停止说谎，来看看我们究竟是什么模样：一个暴虐粗鲁、充满报复心理的种族。我们在海地所犯下的一切就是证明。应该来审视一下我们那种丧尽天良、毫无理智的自私所带来的后果了，在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就是一例。
德国人与英美人的理想是一样的，都是那种雄性的有强烈征服欲的理想，他们蔑视弱小种族，急于去奴役消灭他们。这样野蛮的理想应该抛弃掉。一百年前还只有一千五百万英美人，而今天他们将近有两亿人，很显然，再过一个世纪，他们将是人数最多的种族，因为现在他们就已远比别的种族强大得多了。
今天地球上人数最多的种族——中国人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们把自己关在国境线内。而有着强烈征服欲的盎格鲁—撒克逊殖民主义者呢，却扬言要侵略全球，消灭所有其他种族。他们要消灭印第安人，因为后者不愿卑躬屈膝当奴隶；他们还要奴役黑人，而后者并没有妨碍我们的统治。
让地球这座花园里只剩下一朵花，这难道是明智之举吗？留次去优的做法又有什么道理呢？
从单个人身上来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理想则是更为低级和荒谬的。由于一味地想要满足其征服的胃口，他要女性保持一种在思想、行为及语言上都变形了的贞洁。他把其妻变成柔顺的仆人，一种几乎完全失去求知欲的奴隶，只有母爱一种方式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他努力使自己的女儿成为那种温顺而古怪的妇人，她在选对象时必须隐藏或抑制自己强烈的性欲。一句话，她应该像青蛙那样冷血，但同时又要像战场上的北美印第安人一样机智而勇敢。
他给自己制定的这种理想纯粹是混乱不堪的。他既想有强壮健康的身体，又想满足自己的性欲。最上乘的例子是英国的绅士，其实在心里一直有这样的个人理想，即他所谓的“完人”，这种人的身体和思想和谐发展，并要保持一种相对完美的身体机能状态。
他丝毫不清楚这样一个至真的道理，就是所有人——男人或女人，都有其灵魂的另一面能够以某一独特的角度来反射其生命，或者借用宗教用语，你见到的上帝，与任何其他人所见到的不一样。
其实，所有个人的第一义务便是使其身体和精神的所有功能尽量完整和谐地发展。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天赋，就是在健康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最好地发展自己，这也是个人的最高义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全了解自己，从而才能还清自己作为人类所应承担的债务。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有过这样的理想，甚至都没把它看成是一种义务。事实上，也没有一位导师想到要去帮助男人和女人在自己身上找出这一特殊天赋，这其实是他们生命的本质，是他们存在的理由。
对于所有亚当的儿子们和夏娃的女儿们来讲，这便是他们最大的失败、最深重的灾难。然而又有谁警告过他们有这样的危险呢？谁给他们指明这个理想了呢？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的这本书有许多的不足之处和缺点，我却仍然喜欢它的原因。我想让它成为无保留地歌颂肉体及性欲，歌颂灵魂及其不断发展的神圣同情心和追求的第一本书。
生命中最大的教训可归结为两个词：给予和宽恕。
没有能够在五年前就开始写这本书，我深感遗憾，那时的我还不会像现在这样老弱无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怀疑自己记忆力衰退。不管怎样，我已经着手写这本我一直想读的书了，我想把它写成是《人类圣经》的第一篇章。
请听智言：
人在世上要自由地生活。
抓住短暂时光，珍惜有利时机。
白天很短，却总能看见太阳的光辉。
夜晚很黑，却不乏星星和月亮的照耀。
第一章不凡少年（1）
记忆是艺术女神们的母亲，是艺术家的创作原型，她能选取重要的素材，剔除偶然的和平庸的东西。但有时她也像所有艺术家一样会出错。不管怎样，但愿记忆能引导我。
我生于一八五五年二月十四号，我的名字詹姆斯·托马斯，取自我父亲的两个兄弟之名。我父亲是位海军军官，指挥一艘海岸巡逻艇，孩子们要隔很长时间才能见到他一次。
很早的记忆里我曾在叔叔詹姆斯面前跳舞，他在一艘“印度人”号船上当船长，当时来我们家做客。我家在爱尔兰的克里伯爵领地南端，那时我可能有两岁了。我记得我很用心地在给他唱一首圣歌，而母亲则在壁炉的那边给我提示歌词。作为惩罚，叔叔让我再给他跳个舞，而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还记得母亲曾告诉他我会读书了，他很是惊讶。
我的第二个记忆还是在几乎相同的时期。我坐在地板上大声哭喊，父亲进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保姆气鼓鼓地说：
——“就是杰姆呀，先生。他不过是发脾气才这样闹的，先生您看，他一点儿眼泪都没有。”
大约一年后，我很得意地在一间大屋子里来回走着，母亲把手放在我头上，称我是她的拐杖。
再后来，一天晚上，我进她房里对她轻声说晚安，还亲吻她，可她没有理我，脸颊冰凉，我恐惧的叫喊声惊醒了全家。她已死了。我一点也不悲伤，只是在已习惯了的家居生活突然发生的变故面前感到很沮丧。
两天后我看见她的棺材被抬走了。保姆说我们将再也看不到母亲了，我只是感到奇怪。
母亲死时我大约是四岁。不久我们就搬到离都柏林不远的金斯敦去住了。晚上，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安妮和我经常会起床在碗橱里乱翻，想找些面包、果酱和糖来吃。一天早上，天还没亮，我溜进保姆的房间，看到她的身边躺着一个红棕胡子的男人，于是就叫姐姐来看。我们没有吵醒他们，然后就退回去了。当时我没有别的感觉，只是诧异。可第二天，当保姆拒绝在我的黄油面包上撒糖的时候，我却不知为什么这样说道：
“我会说出去的！”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我对现代新闻媒体的种种是一窍不通的。
“你要说什么？”保姆问道。
“昨天晚上有个男人在你床上。”
“嘘！嘘！”她给了我糖。
这以后，我得出结论：只要我一说“我会说出去的”，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一天，姐姐问我能不能给她透露点机密，我拒绝了。我很清楚地体会到了自己的优越感，她不懂得要糖的诀窍。
我四五岁的时候和安妮一起被送进了金斯敦一所私立女子寄宿学校，学校是弗罗斯特夫人开的。因为我懂得一些算术知识，就被编入了大孩子们的班里，而我则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有学问，只为能一直呆在这个班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这样。我记得我的女邻桌把我抬高了，让我坐在一个高椅子上。我匆匆答完题后，立马把铅笔扔到地上，再借口拾笔从椅子上下来，而实际上是想看一看女孩子们的腿。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我的桌子在教室的后面，女孩子们的腿越往那头越粗。我喜欢看粗腿。
女同桌一看到我不在了，便拉开她的椅子叫我，我装作刚找到笔的样子。她于是又把我抱回到高椅子上。
一天，这排的那一端，我发现了一双美腿。这位女生的旁边肯定有个窗户，要不然我不可能完全看清其腿直至膝盖。这一刹那给我的感觉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令我惊奇的是，这两条腿并非是最粗的，而那以前我还一直认为我喜欢粗腿呢。可这一天我发现有好几个女孩，至少三个吧，她们的腿肚子都挺粗的，却没有一个像她的长得这么好：踝骨匀称，线条纤美。我都惊呆了，但同时又有些惴惴不安。我回到椅子旁，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离这双美腿更近一些，或许还可以摸一摸呢？我想也许可以把笔扔到那儿。第二天我就真这么做了，一直爬到这双令我心跳的腿边，心里是既快乐又紧张。我伸出手要去触摸它们，突然想到要是女孩感觉到后跳起来收回腿，我就可能被抓住，我害怕了。
我重新回到椅子旁思考着。有办法了！第二天我又爬到这双美腿边，忐忑得呼吸急促。我把铅笔推到她的两脚中间，然后把左手伸进两腿间，自然没忘去碰碰它们。女孩叫了一声，抬起腿抓住了我的手腕。然后弯下腰问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
“找我的铅笔。”我害羞地说。
“在这儿呢，捡起来吧。”她边说边用脚把笔踢了过来。
“谢谢！”我开心地对她说，因为我还在回味着我的手触到她软软的腿肚时的感觉。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小男生。”她这样说。
有什么关系呢？我已经知道什么是天堂和禁果的滋味了。我现在一点都记不起她长什么样了，只记得她的脸很可爱。而且，其他任何女生都没有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但我仍然能回忆起见到她那优美的双腿时所感受到的颤抖和快乐。
我花了这么长的篇幅讲述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在我记忆中的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它再一次证明了在很小的孩提时代，也会有性骚动。
一八九○年某天，我邀请梅雷迪思、沃尔特·帕特和王尔德吃饭，聊着聊着便讨论起了性觉醒到底始于哪个年龄这个问题。帕特和王尔德认为青春期的第一特征始于十三四岁，而第二特征则要等到十六岁，我很是诧异。只有梅雷迪思认为要更早些。他说：
“性觉醒并不遵循什么固定不变的规则，有的在青春期到来前就已有了。”
我说拿破仑曾讲起过他在五岁时就爱上了班里一个叫贾科米妮塔的小女孩。梅雷迪思听了觉得很好玩，因为他不信这么小就有真正的性觉醒。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使得梅雷迪思开始思考起来。
“很有意思，但却不寻常。”他评价说。
然而，歌德不就说过自然界是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东西才表现出其秘密的吗？
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我几乎没有体会过任何情欲，但从十一岁起这种感觉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如果说我在算术这门科目上能跟得上大班的话，在拼写法上面就大不一样了，这使校长弗罗斯特大为恼火。她揪我耳朵以作惩罚，还习惯把大拇指伸进我的耳朵里，直到指甲把它抠破流出血来。我一点也不感到痛苦，相反还很高兴，因为校长的残忍做法会让大女生们同情我。她们用自己的手帕替我擦耳朵，还把老弗罗斯特说成是贱货。
一天，我父亲叫一名手下来把我带到他停船处，而我的领子被右耳流出的血弄脏了。父亲知道情况后生气极了，他亲自把我带回学校，还对弗罗斯特夫人讲明了他对她本人及这样的处罚是怎么想的。
紧接着我就和哥哥弗农住到一起了。他大我十岁，正上中学，住在一位亲友家里。我在那里很平静地过了五年，每天光知道在外面玩游戏。我只是一个健康、强壮的小不点儿，既没肉体上的痛苦，也没学习的担忧。
接着，我们又去了贝尔法斯特，住在一个卫理公会的老教徒家。他常要我陪他去教堂，每次在仪式上他总要戴一顶黑色的无边小软帽，这使我感到很羞耻，我恨死他了。当时的社会上，一个人任何奇怪的癖好都会引起别人的反感，而其本身则是一种对别人的冒犯。
于是我开始说谎和耍小聪明，只为能逃课出去玩，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那一天哥哥发现我老咳嗽，医生诊断说是得了肺充血才结束。那时我整天就知道玩，几乎没有在晚上七点哥哥回家前回过家，连中饭都不吃。就是在这次得了肺充血不得不在屋子里呆着的时候，我在老教徒的床下发现了一套医学书籍，里面有彩色插图，其中就有一些男女生殖器图。我翻遍了所有这些书。此次所获的好多知识有好几年都没忘掉。奇怪的是，基本的性知识并非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为我所了解的，还得等到后来我跟一些同龄男孩谈话后才明白。
在贝尔法斯特，除了一些游戏和体育运动的规则外，其它我什么也没学到。每晚我哥哥都去健身房锻炼，还打拳击，但他不是打得最好的，我觉得很奇怪。他练拳击的时候，我就自己凭想象开始锻炼：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直到下巴超出横杠。有一天晚上，哥哥看我居然连续做了三十个引体向上便表扬我，我自豪极了。
到我十岁的时候，全家在卡里克费尔格市团聚了。兄弟姐妹们第一次在我眼里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弗农是一家银行的雇员，整天都不在家；威利大我六岁，安妮大我四岁，克里斯小我两岁，我们是同一所私立学校的走读生。姊妹们有专门的出入口，是女老师教她们。威利和我在一个班里，他长得比弗农都高，但我在大部分科目上都比他强。
然而至少有一方面他在全校都领先。我第一次听他背诵麦考利的《伊夫里战争》的时候都着迷了。他的手势和抑扬顿挫的音调是那么自然贴切，我羡慕极了。
当晚与姐妹们一起谈起威利的才华时，姐姐都惊呆了。我想可能是她们的这种态度让我嫉妒了，就想与威利比试比试，于是便站起来开始模仿他。让姐妹们惊讶的是，我居然把整首诗都背下来了。
“你在哪儿学的？”安妮问。当我回答说只是听威利朗诵过，她更惊讶了。她一定把这事告诉老师了，因为第二天他也让我背了这首诗，且很是满意。从那以后，我就致力于背诵。我把其他同学教的而自己也能很好模仿的诗篇都学会了，除了一个人的。这个可恶的红头发人朗诵《非洲酋长》比谁都好，甚至比老师读得都好。这样说可能太夸张了，但他天生是演员，表演真实，比我们强多了。我再也忘不了他怎样背诵以下的诗句：
看吧，用你贪婪的目光来看这些黄金吧，
这是以备急需的珍藏；
拿吧，你索要了无数的黄金，
然后答允释放我。
拿去了，我的妻整日整日地在椰子树下啜泣，
我年幼的孩子找不到了爸爸，他们不再玩耍。
第一章不凡少年（2）
有五十多年我没读过也没听过这首诗了，就我所记得的一些章节虽然现在读来也很平淡乏味，但这个红头发人却能用很戏剧化的腔调来朗诵，我不得不承认我是绝不可能像他朗诵得那么好的。他是无法模仿的，因为他每次都会改变语音语调和手势。他有时重读这些诗节，有时又重读那些诗节，以至都无法模仿。他的朗诵动人心弦，富于戏剧效果，而且每次都有新的演绎。奇怪的是，这是惟一一首他能很好朗诵的诗歌。
考试时我在算术和朗诵上得了第一名，弗农向我祝贺，可威利却打了我一耳光，我则冲着其胫骨还了他一脚。弗农把我俩分开，并耻笑威利竟打一个比他弱小的人。可威利撒谎说是我先打他的。我恨他，除了有同学的仇恨成分外，不太清楚还为什么。
安妮开始改变对我的态度，而我也好像在那时才发现真正的她。她的一些奇怪的举动使我惊讶，她要我和克里斯管她叫妮塔，并解释说这是阿妮塔的简称，是法国式对安妮的特别称谓。她讨厌自己的这个“既普通又庸俗”的名字，可我却不懂是什么原因。
一天晚上，她给克里斯脱去衣服把她放在床上后，解开自己的睡袍向我们展示说她的乳房变大了，而克里斯的还很小。确实，“妮塔”的乳房要更大些，更漂亮些，圆圆的像两个苹果。她看上去很得意，还让我们轻轻地触摸它们。她把克里斯送到隔壁房间去睡觉，让我呆在她身边做功课。不一会儿她走出了房间，克里斯听见了便叫我。我过去问她想要我干什么，原来她要向我保证说她的乳房也会变大的，变得和妮塔的一样美。
“是不是？”她边问边拿起我的手放在她的胸部。
“千真万确！”我肯定地说。因为说心里话，我更喜欢她，妮塔那种高傲和自命不凡的神情让我很不舒服。
“别告诉她这个。”克里斯拥抱着我轻声说。
我答应了她便回到房间，妮塔已在叫我了。
这个事件在我身上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我的任何一个姐妹都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性冲动，与我在弗罗斯特学校欣赏女孩子们大腿时的感觉毫无相像之处。但接下来便是我讲述这个回忆的原因。
一八九○年的一天，我在位于莱恩公园的家里请奥布里·比尔兹莱和他妹妹梅布尔吃饭。梅布尔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饭后我边跟他们聊着天，边把他们送到海德公园角。我坚持说三四十岁的男人更加吸引小女孩们，而同样年龄的女子却会看中小青年。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奥布里反驳说，“一般都是我们的姊妹首先告诉我们有关性的东西。就是梅布尔给了我最早的性概念。”
这样的坦率让我为之惊愕，而且，梅布尔早已羞红了脸，我赶紧补充说：
“在最初的孩童时期女孩子可能是要早熟一点，但这种事情太小太早了，所以不能算！”
他仍不愿放弃己见，我就果断地换了个话题。不久，梅布尔因我缩短了如此尴尬的谈话而向我道谢。
“奥布里对一切有关性的东西都着迷，在这方面他什么都说得出口，什么都做得出来。”她补充说。
我早已发现梅布尔的美了，而那天当她弯腰去闻一朵花时，我发现她的身材棒极了。
奥布里无意中发现了我赞赏的目光，他故意调侃说：
“梅布尔就是我第一个模特儿。对吧，梅”他一本正经地解释说，“我太喜欢她的身体了。她的乳房又结实又浑圆，还高高向上挺着，所以成了我的偶像。”
“奥布里，你的那些画可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偶像！”
这次短短的谈话让我怀疑好多女孩子都和我的姊妹一样早熟，说她们起了启蒙作用也并不为过。
也就从这个时期起我对每个人才有了长久的印象。我哥哥弗农去了阿马市的一家银行工作，我随他同往。我们租了一个带家具的房间。我早就厌恶那个房东了，他定要我遵守一些作息制度，可我像一条走丢了的狗一样难以驯服。阿马市有好多新鲜的玩意吸引着我。弗农安排我成了皇家学校的一名走读生，这也是我进的第一所真正重要的学校。我轻松地就记住了所学的东西，大部分同学和老师都对我很友好。位于市中心的美尔大广场上种满了树，我很快就把那里所有的树都爬遍了。爬树和背诵成了我的两大特长。
在卡里克费尔格住着的时候，一天父亲把我带到他的船边，要我和小水手比快速地攀爬桅杆的绳索。小水手第一个爬到横杆处，但在下来的时候，我抓住了一根光滑的绳子，全速滑向甲板，我比他先一步到达。父亲后来当着我的面赞赏地向弗农讲述了经过，我那幼小的虚荣心得到了过分的满足，于是一有机会就自吹自擂。
还有别的一些原因滋长了我那愚蠢的虚荣心。在卡里克费尔格的时候，我翻开了弗农的一本体育教科书，读到了这样的话：人如果进入水中，只露出脑袋，只要身体往前扑，同时配合腿脚的游泳动作，就能立即游起来，因为身体重量比水要轻，能漂在水面上。
随后，一次与哥哥一起去海滩，我便大胆地一步一步走入水中。到了码头，哥哥跳了下去，我则快步走下台阶，等他浮出水面的时候，我喊道：
“看，我也会游！”
我大胆地往前扑，惶惶不安地拍了几下水、“灌了几口”后，居然真的能浮在水面朝前游了。当我想要往回游的时候，突然害怕极了：我会掉头吗？结果我很容易就做到了，不一会儿就毫毛未伤地回到了台阶旁。
“你什么时候学的？”哥哥游过来问道。
“就刚才！”我回答说。
看到他那吃惊的样子，我便告诉他我在他的教科书上都读到了些什么，我又是如何下决心要在最近一次玩水时冒冒险的。
回想起过去，我现在才明白了我那本已十分强烈的虚荣心越来越膨胀的原因有很多，它们在后来对我的理想和所作所为都产生过影响。在阿马市发生的一切都加剧了我身上这一致命的缺点。比如在中学时我与同龄的男孩们在一个班，老师看出我没学过拉丁文，便要我好好努力争取很快就赶上其他同学，而他们早已学到《凯撒的评注》一书了。他塞给了我一本有关性、数、格的语法书，问我第二天能否背诵《玫瑰啊，玫瑰》，我说能。就在这个时候，数学老师碰巧经过。他的同事告诉了他我的情况，并说我应该到初级班去。数学老师反驳说：
“他的算术棒极了，在这方面他应该上高级班。”
“的确如此！”这位辅导老师称赞说。“那么，”他对我说，“好好学吧，争取赶上大家。把这本《凯撒的评注》也拿去吧，我们才刚讲了几页。”
那天晚上我便跟拉丁语法干上了，直到把所有的性数格及差不多所有形容词和代词都搞清楚了才罢休。第二天去学校时，我对自己满意极了，满怀憧憬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只要他略微给我说几句赞扬之词，我很可能也就对学习多感点兴趣了，或许我的人生也就不一样了，但是他好像把昨天说的话给忘掉了。我只是靠听别的同学朗诵掌握了一些有关拉丁文的知识，这使我不再受责备了，后来我甚至都被排到了拉丁文学得最好的学生的行列，但我对拉丁文的学习毫无兴趣。
我的自命不凡在哪儿都能得以展现。为我开启书的世界的机会来了。弗农经常去一位牧师家，她的女儿长得特别标致。我也被邀请去参加过那些晚会。很快这位小姐就知道了我擅长朗诵，于是就让我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此后，便形成了这样一种风尚，即每到一处，我就得献诗几首。
弗农给我买了麦考利和司各特的诗集，很快我就记住了不少首诗。在朗诵中我得到了许多快乐。开始时我模仿威利的手势，可弗农教我要更自然些，我听取了他的建议。也许是我的矮小身材增加了模仿的效果，而爱尔兰人讲话时的那种自然风格又弥补了其它的缺憾，所有的人都对我大加赞赏，我便因此而更得意了。然而一个更好的结果便是：对诗歌的研究让我读起了小说和惊险故事。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很快便沉溺进去了。白天我和小伙伴们在外边玩耍，晚上我便如饥似渴地读利弗、梅因·里德、马里亚特·弗尼莫尔和库珀的书，课本则被丢到了一边。
第一章不凡少年（3）
中学时我和同龄的几个男孩子们打过架。我讨厌打架，但我虚荣心极强，身体又挺壮，在好斗性格的驱使下，我便会与他们大打上几个回合。而且每次都有一个男孩在对我们的拳打脚踢作过一番评论后劝双方收兵讲和。都说爱尔兰人喜爱打架胜过面包，而我在学生时代的那些回忆却让我敢断定：他们还远不如英国人那样好斗——也许我应该这样形容——那样粗鲁。
在一次打架时，一个学生站到了我这一边，我们便成了同盟军。他叫霍华德，我们经常在一起长时间散步。一天我建议与斯特兰弗斯牧师家的十四岁的儿子结伙，我觉得他挺憨厚老实的。霍华德摇了摇头说：
“他不会想要认识我的。我是一个天主教徒。”
我始终记得他的这一招供当时让我怎样的目瞪口呆。天主教徒！一个像霍华德那样和气的男孩怎能是个天主教徒呢？
我大为震惊，这种震惊从此也让我想知道对新教的过分虔诚究竟会到什么程度。不过我也不愿与大我两岁的霍华德断交，因为他教了我很多东西。他教我要爱新芬党人，虽然我一点都不懂这个词的含义。记得有一天他让我看一张贴在司法部门口的通知，上面说谁要是能提供线索使新芬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詹姆斯·斯蒂芬被捕，谁就能获得5000英镑的奖赏。
霍华德低声向我透露说：
“他周游全爱尔兰，所有人都认识他。但无人会把他们的头领交给龌龊的英国人。”他很是欣慰地补充道。这种骑士般的神秘形象让我为之振奋。从那以后，头领的概念在我这儿跟在霍华德那儿一样神圣。
一天，我们还是碰到了斯特兰弗斯。我们的谈话不知怎么就转到性问题上去了。霍华德对此无所不晓，他给我们作了一些介绍，也还是他告诉了我们如何手淫。虽然我读过不少小说，但我才十一岁，还太小，所以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快感。然而我却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了孩子们是怎么干的了，也掌握了有关生殖器的一大堆新的细节知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斯特兰弗斯讲了一件让我们大吃一惊的事。他说前一个晚上他进了看管他妹妹们的保姆的房间，并顺利地爬到了她床上。以后每天他就把他发现的而我们也想知道的女性的私处形容给我们听。他还好意地给我们描述他们是怎样亲热和爱抚的，以及能感受到怎样的快感。我们虽然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但为了想听他作更详细的描绘，我们都假装不信他的话。他的那些情节描述勾起了我们的情欲。在我们眼里他俨然是个英雄，对他的业绩我们真是羡慕极了。
他请我去了他家。我觉得他的那位被征服者几乎就是一个妇人模样。她管他叫威尔先生。虽然她有些恼怒和不满，他还是吻了她。我总觉得她是故作生气样，好叫我看不出端倪。
我非常冲动，告诉了霍华德，他也一样，他和我出去散步，重新问我一遍经过的情形，在乡间一个柴堆下，我们自亵一回，我们玩的时候，一直想着如斯特兰弗斯所说的热缝，想像增加了我的快感。
父亲要来，我可害怕了，因为他特严厉，而且随时都会惩罚你。有一次在他的船边，他说我跑到船前去听船员们讲那些乌七八糟的话了，于是便用皮带抽打我。我真的惧怕他，只要看到他醉醺醺地走上甲板，我就对他充满了厌恶感。
在金斯敦赛船会上，他被请到其中的一艘大船上吃饭。因为有名声在外，就是他比渔夫们还要精通潮汐和水流的特性。参赛的船长们竭力想从他那儿得到些管用的信息和建议。他们一致都认为他是一流的水手，“如果没有这样的臭脾气便是最好的。这个讨厌的小鬼！”
那天下午比赛结束后，他慢慢地从梯子上爬上来，但一踏上甲板就开始踉跄起来，脸上还挂着微笑。我从没见他有过这样的怪笑，还带着那样一种莫名的轻蔑神情。于是我惊奇地盯着他看。这时我听到一位军官对他的同事说：
“醉得跟个老爷似的。”
一个船员扶我父亲进了船舱。出来时他说：
“他都打起鼾来了。那些被灌进去的香槟酒很快就会发酵，然后跟那些赞美之词一道涌上他的头部。”
另一个船员接着道：
“信不信由你！无论如何，他只在白喝的时候才喝醉。”
所有人都笑开了。我感觉很丢脸，这让我鄙视起父亲来。他那个模样让他成为手下们可怜、嘲讽和憎恨的对象。
我对他的不满还不止这些。在我刚学会游泳后不久，一天，父亲着盛装在船上迎接了一位英国海军大臣。每天上午温习完功课，他就让我绕船游一周。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光景，我跟往常一样准备游的时候，看见父亲和那位来访者正站在舷梯的防雨罩下交谈着什么。父亲皱了皱眉，示意我下去。但那人已看到了我，笑着叫我。我走了过去。当他获悉我已经会游泳的时候，感觉很惊讶。父亲就说：
“杰姆，下水去绕船游一圈。”
我巴结地急忙过去脱了衣服，跳进了水里。他们边继续谈着话边看着我。父亲对我做了一个手势。当我游了一圈后回到舷梯旁，正准备爬上去的时候，他弯下腰对我说：
“别上来，别上来，我叫你停你再停。”
我很自豪地又游了起来。两圈下来我感觉累了。我从没游过这么长时间，而且一个大浪还砸中了我，害我“呛了点水”。我很高兴又游到了舷梯旁，当我伸出手去抓梯子的时候，父亲对我喊道：
“不！不！继续游！继续游！”
我继续游着，但此时疲惫感在增加，恐惧感也在增加。当我经过船前的柱子时，船员们都俯身看我。其中一位鼓励我道：
“杰姆，慢慢游！你会游得很棒。”
第一章不凡少年（4）
那人是胖牛顿，小艇的划桨手。可正是由于这位正直人的同情，我对父亲生气了，而且随着我越来越疲劳越来越恐惧，这种感觉也越发强烈。
第三圈快完时，我游得很慢，任凭自己往下沉。在那个船员的干涉下，父亲让我上去。
我不用别人请求，心里却害怕父亲还会有什么举措。但那个船员却向我走来，口中还说道：
“他浑身都紫了。艇长，这水太冷了，得让人替他好好擦擦身子，好好按摩按摩。”
父亲却只说了一句：
“下去穿上衣服，暖和暖和！”
我刚刚经历的那种恐惧让我想到父亲总是过分要求我。此外，他喝醉时的丑态让我羞耻，老让我与别人、甚至与成年水手们比爬绳索的速度，让我反感。这些都让我讨厌他。
我那时太小，还不明白也许这是因为他习惯于指挥别人，才让他对我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我想他是因我而自豪的，尤其因为我是他的孩子中惟一不晕船的一个。
他来阿马市休假了，才过了几天我就浑身不舒服了。每天晚上我得从学校径直回家，然后马上就与年轻的英国人所称呼的“爹爹”或叫“上级”一起出去作长距离的散步——他可决不是一个可爱的同伴。我不敢把他当成亲友，我怕聊着聊着就会蹦出哪个词或哪句话让他生气。因此，我在他旁边走着，什么也不说，一旦他问我什么，我就极其小心地用最简短的话回答他。
晚上，弗农让我呆在身边看书一直可看到十一点甚至半夜，而他却刚到九点就早早让我上了床。一天晚上，我从二楼的房间下来，想拿本书在床上看，这可是极难得的享受。我不敢进客厅去拿，虽然那儿的书比搁在饭厅的要好看。这两个厅之间的门微开着。我突然听到父亲说：
“杰姆是个小新芬党人。”
“新芬党人！”弗农惊奇地叫道，“事实上，爸爸，我都不信他理解这些字的含义。他刚满十一岁，请想想看！”
父亲反驳说：
“我还是要跟你说，他有时狂热地向我谈起詹姆斯·斯蒂芬。他的确是个新芬党人。他究竟是从哪儿学来这些的？”
哥哥回答说：
“我发誓什么也不知道。他的思想很活跃，看了不少书——我会弄明白的。”
父亲说：
“没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把他送到一所英国的学校去呆一段时间。”
我没再听下去便回房间了。原来，就因为我崇拜新芬党人的头领，我自个儿便也成了一个新芬党人，我想父亲真可笑。不管怎样，想到能去英国还是让我心里挺痒痒的。
那时的我还一点都不懂打扮和修饰自己。自从与霍华德和斯特兰弗斯做过那些秘密事后的夏天开始，我才注意起这些方面来。有一个大我六岁的男孩叫米尔曼，他喜欢上了我，经常带我和霍华德出去散步。他特别注重衣着，认为只有普通人、乡下佬和俗人才戴那些现成的领结。他给了我一条他的领带，教我怎么系。他还认为只有孩子和粗人才穿破了的和带补丁的裤子。
也不知道是米尔曼的一席话，还是与霍华德和斯特兰弗斯进行过的那些秘密谈话让我有了这方面的意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奇怪的变化，而且延续时间很长。哥哥弗农听我抱怨衣服不好，便让人给我做了三套衣服。有两套是苏格兰呢的，另一套是黑色呢子的，还带有和伊顿公学的学生服一样的无燕尾的上装和高耸的帽子，另外他还给了我一些衬衫和领带。我越来越讲究自己的穿着了。在晚会上，弗农的那些年轻的男女朋友们都注意到了我，后来我就问自己是否我真的如他们所说的是那样的“可爱”。
我细心打扮自己，用梳子把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因为米尔曼说过只有粗俗的人和乡下佬才用发油呢。别人让我朗诵诗歌，我就轻蔑地撅起嘴巴，故作姿态地跟人说我真的不想，为的是让人多求求我。
我想这就是一种性觉醒。在长达六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只有两个担忧，就是打扮好自己，让人喜欢我。我努力操起“上等人”的语调，进任何房间前都整理自己的穿戴。有一人，好像是弗农最好的女友，说我的侧面很有男人样，我便总是摆出侧面的姿态来。事实上在这个阶段我更像一个女孩：自恋、做作、多愁善感。我经常以为没有人真正爱我，因而感觉失意和忧伤。
后来，当我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想要描写某位年轻女子的性格时，我只要刻意地回想起这段时光，就能马上找回女人们看问题的独特眼光。
第二章“服役生”的日子（1）
如果尽我所能来描述在Ｒ城英国语言学校的生活，足可以费上一年的时间。而我在任何一个爱尔兰学校都生活得非常快乐，尤其是在阿马城的皇家学校里。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吧在爱尔兰，如果我在老师的课上叽叽咕咕，老师通常会向我皱皱眉头；如果我继续说话，老师就会用指头点我，第三次我要还不听劝，他便会说：“哈里斯，不许吵了，你没觉得你打扰别人听课了吗”半小时后，如果我仍无悔改之意，他才会大声嚷道：“如果你继续说话，我就要罚你了。”再过十多分钟，我对老师的话仍然置若罔闻，他便气急败坏地说：“哈里斯，你真是无可救药了，过来”接下来我便站立在讲桌旁，熬到下课。即便是这样的处分一周也不过两次，后来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就很少再受这种处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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