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生哲学
立志“救国救民”
王恕焕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经受深重灾难，遭受帝国主义多次的侵略，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社会动荡不宁，人民群众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如何救国救民，改造国家和社会?成为摆在求进步的中国人面前的大问题和艰巨的历史任务。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伟大人格和伟大业绩，是伟大的时代熔炉锻造出来的。毛泽东童年的反抗虽是自发的，却也是时代要求突破农村宗法伦理网罗和封建家长制的一种反映。毛泽东早年投身革命，长期处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党建军的前列，长期肩负领导核心的重任，他是一位创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伟大的创业者，这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是分不开的。自然，也同他自身的素质、天赋、刻苦锻炼，勇于实践，深谙国情，精通马列，博古通今，文武兼备，既有无畏的革命胆略，又有卓越的创新精神分不开的。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即清朝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南上屋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年)精力充沛、性子暴烈。16岁时外出当兵，退伍后回到韶山在家务农兼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攒积下一点钱，赎回典出去的土地，后来又积累钱买了7亩水田，雇了一个长工，他自己做贩谷子的生意，本钱逐渐滚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个财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积攒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毛顺生勤劳倔强，精明干炼，脾气粗暴，对毛泽东管的很严厉，时而打骂训斥，并训练儿子双手打算盘，熟悉田间劳动，期望儿子能继承家业，学会经商。毛泽东的个性受他父亲性格的影响，也很倔强。他从小反抗父亲的打骂、体罚和专横。比如，他父亲骂他“不孝”，他就引用经书上“父慈子孝”，也就是只有“父慈”，才能“子孝”的话来回敬；他父亲指责他“懒惰”，他就说大人应该比小孩多干活，等我到了你那年纪，定会比你干的活更多。
有一次，毛顺生设宴款待生意场中的客人，叫儿子出来殷勤待客。毛泽东非常厌恶这一套繁文缛节，不愿奉迎。他父亲当着客人骂他“懒而无用”。于是，两人当众争吵起来，他父亲更加恼怒，要动手打人，他愤而出走。毛顺生也气势汹汹地追赶，一边骂，一边令他回头。他便跑到池塘边，恫吓他父亲说：“如果你再追近一些，我就投水。”由于以强抗顽，他父亲只好“妥协”了。从此，毛泽东萌发敢于反叛的意识。他后来自己回忆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1]
毛泽东特别反对他父亲的刻薄和自私行为。毛顺生有个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穷困，不得不将赖以活命的7亩田出卖。毛顺生要买进这7亩田，遭到儿子毛泽东和妻子文氏的反对。毛泽东认为这种只顾自己发财，不管他人死活和不尽兄弟情义的自私行为是极不道德的。虽然他们的反对没有效果，却增加了毛泽东的不满情绪，由家庭延伸到旧社会的制度。这件事在毛泽东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多次与堂弟谈及。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贫苦农民的道路。”[2]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其美(1867—1919年)是湘乡县唐家坨人。她的性情完全不一样，善良敦厚，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在村子里很受尊敬。文其美长着一幅中国妇女所羡慕的梨子型脸盘。毛泽东长得更像他母亲而不像他父亲，并在小时深受他母亲言行的影响。因而，毛泽东在小时候就像他母亲一样，乐于助人，关心乡邻的疾苦。在韶山一带，至今还传颂着许多他们母子周济贫苦的动人故事。毛泽东对他母亲这种同情贫弱，兼爱众生的风范，十分敬佩。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母亲病故，他昼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他守在母亲灵前，在悲痛中，席地而坐，写出了一篇哀恸的《祭母文》。文中写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3]高度赞扬了母亲敦厚诚实，勤劳俭朴的美德。当时，毛泽东还含泪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
一个人的性格是在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毛泽东从慈母那里继承了善良、敦厚的天性，从严父那里接受了倔强的个性，不同的气质，在毛泽东的身上重叠组合，成了他性格的最初雏形。
毛泽东6岁开始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放牛、割草、锄草，很勤快、扎实，特别是在13岁至15岁停学的日子里，他整天在地里和长工一起劳动。这样，自幼养成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畏艰难的习惯。也因为他是农家子弟，从小受劳动锻炼，与农民群众有着天然的密切的关系，爱农民，了解农民，尊重农民，同情劳苦大众，为穷苦人抱不平；支持穷苦人民起来造反，不失农民的本色。至今韶山一带还流传着他这方面许多真实动人的故事。一年秋收季节，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大家都忙着抢收晒在坪里的谷子，他却跑到一家佃户大娘那里帮着抢收，然后才去帮父亲抢收，致使自己家快要晒干的稻谷又被淋湿，并被雨水冲走一些。对此他父亲十分生气。冬日的一天，他去上学，路遇一个穷苦青年，穿着一件单衣，冻得打颤。他和这个青年谈了几句话后，就脱下自己一件夹衣送给了他。1910年，本地的哥老会同地主发生冲突，他对造反的农民寄予深切同情，将被斩首的铁匠看成是了不起的英雄。辛亥革命前夕，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遭到残酷镇压。毛泽东得知这一事件，与同学们讨论了许多天，为他们遭到镇压而愤愤不平。这件事震撼着少年毛泽东的心，他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并觉得非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不可。几十年后，他还深有感慨地说：“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4]。这种为穷苦农民抱不平的朴素反抗精神，后来逐步升华为立志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思想，成为推动毛泽东投身革命的重要动力。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多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和粮被关进监狱后活活折磨死的……，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渊。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幸福的人。”[5]这表明，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8岁开始读私塾，在韶山6年私塾，读了“孔夫子的书”。他从小好学，勤思，特别聪颖，除了读《论语》、《孟子》、《春秋》、《左传》和《史记》、《汉书》等经史书籍外，还阅读一些被视为“杂书”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精忠传》、《隋唐演义》等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倾心于造反的下层“贱民”那些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这些书对他后来革命活动尤其是军事生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我认为这些书对我影响大概很大。”[6]6年私塾旧学，是中国古代文化在毛泽东身上最初积淀时期。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他还回忆这段私塾生活时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孔孟儒学对毛泽东的思想发育有一定的影响，他后来还经常借鉴孔孟言论来阐述他的观点。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7]，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8]这也表明，他那时仍在指望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救世。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除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帮助父亲记账外，还坚持自学，经常在小油灯下读书至深夜。一次，从他表兄文运昌处，借了11本书，内有《盛世危言》等新书，大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盛世危言》的作者是清末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并批评当时中国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以受制于人，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技术，不从事本国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要求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实行“商战”以抵制侵略，挽回权利。这本书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与此同时，他还读了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等，特别是读了民主革命派陈天华的文集，使毛泽东深为叹服。1936年，他回忆说：“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9]
毛泽东16岁的时候，父亲打算送他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以便继承家业，发家致富。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走上父亲所安排的生活道路，而是走上了一条寻找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道路。
少年毛泽东通过劳动和读书的实践，使他的思想开始由同情劳苦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朴素感情向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他后来回忆说，《盛世危言》这本书，进一步激起他恢复学业的愿望，有感于“国家的安危，不安心种田”，于是，立志走出乡关。他不顾父亲的反对，与母亲商定，邀请老师毛丽钟、李漱清，表兄王季范、文运昌等到家劝说，帮助说服父亲准许他继续读书。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一首诗赠给他父亲。诗云：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头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西乡隆盛青年时的诗略加修改而成。毛泽东把改写好的诗，夹在他父亲的账簿里，此诗后来一直由文运昌珍藏着。
走出乡关求学，从此离开了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闭塞的韶山冲，来到当年的一所新学堂，这可说是毛泽东人生历程的第一个转折。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虽然只读了半年书，但初次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当时，他尤其喜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有的文章差不多能背诵出来，深受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在东山小学，他还在同学萧三手中借到《世界英雄家述传》，读的很用心，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其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毛泽东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希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挽救民族危亡。他在当年还书时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8年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国嘛!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10]毛泽东怀有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志向，在离开东山小学前给自己取名“己任”，把救国救民视为自己的责任。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深受他的启蒙老师杨昌济的立志修身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杨昌济，世居长沙东乡板仓，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共10年，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当时改名怀中。1913年他学成归国，任教于湖南高师和第一师范，1918年应聘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在《论语类钞》第一编“立志”中的“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一条，就讲道：“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夺矣。”“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其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11]杨昌济谆谆教导他的学生，要立大志，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造社会、国家的伟大抱负，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他特别喜欢毛泽东。1915年4月5日，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务农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即曾国藩)、梁任公之例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过兵半年，亦有趣之履历也。”[12]他还称毛泽东和蔡和森为“当代英才”。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自然会受到杨的熏陶。他十分敬仰杨昌济的学问和品德，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与蔡和森、陈昌林等志同道合的同学，常在星期天到杨昌济老师家去聆教，或讨论立志做人的道理，或纵谈天下大事。他经常对同学们说，有志青年，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强调“要立一理想，以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13]。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14]还说，他的政治思想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这里说的“政治思想”，即立志救国救民，改造旧世界，亦即他当时讲的宏伟理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要为劳苦大众主中国大地之“沉浮”。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有了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宏伟志向，并努力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寻求真理。
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
王恕焕
什么是“立志”?毛泽东认为，所谓立志，就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他在1917年8月27日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5]在毛泽东看来，立志有“一种模仿性”的立志，“不过是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立志也。”有真正的立志，必须建立在“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的基础上，即建立在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基础上。因此，毛泽东把救国救民和求学读书、掌握真理紧密结合起来，而且高度集中到一点，那就是立志和实现其志而斗争，也就是为追求真理和实现真理而斗争。毛泽东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艰辛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生。
毛泽东求学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把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群众的幸福联系起来，是为实现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而储才蓄能。他说过：“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16]毛泽东的读书求学，不是为个人“发迹”，升官发财。而是以为国人、为世界人而学，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追求真理。惟其如此，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断鞭策自己，勤奋学习，艰苦探索。他在寄居长沙新安巷湘乡试馆的半年自学中，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根据自己的自修计划进行自学。他后来回忆说：“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毛泽东认为，这是他的学习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的最大嗜好。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时，“从早之晚，读书不休”[17]。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有时他到学校的后山妙高峰上学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
探求真理的道路是漫长曲折的。毛泽东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转变和发展的过程。按照他本人的说法，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即所谓“旧学”，又读了七年“新学”，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著作，以及一些自然科学著作。如亚·斯密的《原富》、卢梭的《民约》、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穆勒的《名言》、斯宾塞的《逻辑》、耶劳斯的《名言浅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他都进行了潜心研究。从这些书籍中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力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5年半(1913年春至1918年夏)学习生活，对他的世界观以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里，他先是着重“国学”，探讨了中国先秦诸子、程(颐、颢兄弟)朱(熹)理学、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王(船山)顾(炎武)颜(元)等主张“经世致用”、“践后笃行”的“实学”，以及谭嗣同的“仁学”。他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18]，上下半万载之记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19]在“国学”中，毛泽东深受“实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敬崇王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他在一师求学时，常邀请一些同学到船山学社听讲演，并访问过船山的家乡。1921年8月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办湖南自修大学。抗战初期，毛泽东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他设法从湖南补齐《船山遗书》所缺各册。解放初期还将王船山手迹(即《双鹤瑞舞赋》)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存，并两次亲笔手书“船山学社”，足见他对船山思想的笃信和推崇。他还十分重视颜元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注意学以致用，注重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他在长沙就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采用“游学”的方式，走向社会，进行社会考察、调查，到群众中去学习。1917年暑期，毛泽东曾和同学萧子升，采用“游学”的方法，徒步游历了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一路调查当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习惯。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进行社会调查，开拓胸襟。三伏酷暑，使在崎岖山路上跋涉的毛泽东汗流浃背，但沿途的名胜古迹，秀丽风光，却使他心旷神怡。他们曾露宿河堤上，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实在是豪放洒脱极了。每到一个地方，以学生身份访问私塾老师、工人、农民、小老板、医生等各色人物。他们行至宁乡容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到安化县城，前去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农民起义的事迹，他们还拜访了安化县学识渊博的夏默庵。相见时，夏先生挥笔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即书下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这次“游学”历时达月余，步行近千里，没花一文钱，写下了许多笔记，师生们传阅了他的笔记后，纷纷赞誉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1917年冬和1918年夏初，他又同蔡和森到农村作了两次“游学”调查，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等情况，开阔视野，不断增长新的知识。毛泽东还对罗章龙说，我们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向前代英雄人物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丰富，意志坚强起来。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提倡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注重读“无字之书”，注重实践，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的出类拔萃之处，也是他后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0]的重要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杨昌济老师的指点下，毛泽东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新学，这从他阅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所作的11000多字的批语，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在这个时期，他继续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研究欧美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钻研过西方哲学中康德的二元论，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还阅读托尔斯泰的著作，一度被他所激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思想，当时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1918年暑期，他与蔡和森等一道积极筹备留法勤工俭学，力图以欧美一些国家为榜样，向近代西方寻找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真理。有些人否认毛泽东接触过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认为毛泽东只是个与外国影响和政治思潮完全隔绝的“农民革命家”，这是不符合历史的。自然，毛泽东既接受西方新思想，也钻研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当时的进步著作。他潜心研读谭嗣同的《仁学》，对谭嗣同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异常敬佩。毛泽东曾对蔡和森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宏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21]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很大。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方案。早年毛泽东“大同理想”的向往，也是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民丛报》，传播西方进步文化思想，高张中西文化结合的大旗。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毛泽东从中得到很大启发。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亦云：“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结，遍地皆污。”“五千年留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22]他认为，一个人要确立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原。因此，新民学会成立时，不仅以“新民”名之，开始还“以革新学术，底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又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一再肯定梁启超“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23]。毛泽东也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24]他对《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及科学和民主的主张，认为都是好主张，积极拥护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宣传。他在1936年曾回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25]
在五四运动前，毛泽东为了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刻苦求知，广泛接触到西方和中国的许多政治学说，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寻找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与中国共命运的使命感。但那时的哲学思想，还属于“心物二元论”，如他自述，“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26]，还尚未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还只是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怎样改造中国和世界，走什么道路?他还不明确，仍在追求、探索中。后来，他曾对斯诺说过：“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27]尽管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还是各种观念的“大杂烩”，但他一心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憎恨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却是非常明确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后来很快地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决不是偶然的。
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王恕焕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也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关键性”时期。由此他从瞩目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选择走俄国人之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良方。
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1918年8月，毛泽东为了筹备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在杨昌济老师的帮助下，结识了当时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字守常，1889—1927)，并到该馆工作。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对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直接的影响。李璜在《学纯室回忆录》中谈到少年中国学会在他家聚谈之会时说：“在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联餐席上，开始道俄国的共产革命，认为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上，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当时毛泽东参加了聚谈。他后来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由涿县乘火车到北京清华园。当火车过了北京城墙时，他无限感慨地说：“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来过北平。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见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帮助，我今天还不知在那里呢?”[28]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也结识了当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字仲甫，1879—1942)。陈独秀是首倡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是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在当学生时就以二十八画生[29]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和陈独秀开始发生联系。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陈独秀这时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歌颂，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他在1919年7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赞扬陈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至坚至高精神”，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30]。毛泽东在北京停留的半年，除了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外，还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还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讲师团和少年中国学会等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自己回忆这半年生活：“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31]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已回到长沙，他立即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积极领导了湖南的青年学生运动，筹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会刊《湘江评论》，他担任主编，并发表《民众大联合》一文，写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32]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天下、国家、社会的主人，我们要赶快觉醒和行动起来，迎接革命新潮。毛泽东在文中开始克服唯心史观，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强调从实际出发，“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他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力量最强。”[33]这表明毛泽东已感受到物质生活的吃、穿、住、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他都提到政治地位是经济力量决定的，注意从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已接触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从而抛弃了“大本大原”的思想和圣贤的创世说，开始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开始倾向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
湖南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是驱张运动，即发动群众反对湖南都督张敬尧的专横残暴。毛泽东被推为公民代表团团长，于1919年12月第二次来到北京。他们自办通讯社向全国报纸发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他们使用了种种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皖系军阀臭名远扬，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消长中，从湘南败走。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时，苏联政府已同中国平等建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更大了。毛泽东在当时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尽力搜集有关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书刊、文章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据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4日他去《平民通讯社》社址会晤毛泽东时，就发现毛泽东正在读《共产党宣言》，右边还有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34]。毛泽东回忆当时深刻地铭记在心中对他影响和帮助最大的有三本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还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机会，向李大钊等人请教，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商量组织“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35]。同年5月5日，毛泽东第二次由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毛泽东后来回忆说：“1920年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6]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对他十分钦仰。毛泽东在陈独秀死后第三年，还说：“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我们那个时候，……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那一代的学生。”[37]建国后，毛泽东再次指出，“陈独秀是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38]
1920年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有了根本的转变。他在革命运动的斗争中，结合中国的实际，边学习研究，边思考问题，边对各种思想学说进行比较、选择、判断，并通过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毫不迟疑地摒弃了“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一切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定“改造中国与世界，首先要造主义，要组织共产党”，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他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39]还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能收场的。”希望劝说剥削阶级“回心向善”，“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40]这标志着他确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认定它是唯一能够“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就一直没有动摇过”[41]，便一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刻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忠实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地为实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毛泽东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同当时许多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仁人志士有什么不同呢?毛泽东为什么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科学总结，能在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中西文化结合的最高成果——毛泽东思想呢?其中首要的是立根于中国这个“地盘”，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实践。他在湖南师范上学时，就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以汇百家之所长，熔铸于一炉，从而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对中西文化，他认为既要认真学习、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认真学习、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注意中西比较”，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他在1924年3月14日致黎锦熙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中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42]还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43]毛泽东特别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仍进一步结合实践发扬了这一特点，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毛泽东区别于、高出于众人的地方。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
王恕焕
早在1922年，毛泽东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演讲时就指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最好理想。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44]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自人类有史以来最科学的、最进步的、最美好的理想，“一切共产主义者最后的目的”，就是“力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45]。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46]。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孜孜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在不断的探求中认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后，就更加并自觉地为之奋斗了一生，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出了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宽阔胸怀和崇高理想。
第一，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和人类解放实现“世界大同”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唯物史观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的进步的历史。生产不仅创造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而且生产社会关系，并且最终生产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本身。社会生产是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出发点。在社会生产中，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区分开来，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它揭示了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阶级社会，这种矛盾运动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也是进步阶级反对没落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的发展。对此，毛泽东指出：“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运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47]
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对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把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企业中的生产有组织性和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48]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几个或单独一个国家胜利的结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首先在俄国由理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指出：“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49]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人类一定要进到“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50]，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这一人类解放的光明前途，毛泽东曾作出了形象、生动而通俗的描述。他说：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51]他在1939年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都统统不要资本家。”还说：“中国将来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条定律谁都不能推翻。”[52]历史早已证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将继续证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统统逃不出最终要被消灭这条定律的命运。诚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是一个曲折的漫长过程，社会主义在前进中会遇到种种暂时的困难和曲折，甚至也会暂时失败，会出现几个苍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53]，喧嚣什么“共产主义崩溃了”。但是，“蚍蜉撼树谈何易”[54]，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期间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子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地，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55]毛泽东这段话，深邃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后还可能遇到种种挫折，甚至失败，揭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最终胜利的历史辩证法。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的，是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中的。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对恩格斯的理想曾写道：“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生活献给一个非常崇高的目的：解放无产阶级。他也曾有过理想，但是他的理想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他的理想，也就是现实。但是明天的现实，是将要发生的现实，是应该从目前的现实中，应该按照目前现实本身的内部规律发展而来的。”[56]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恩格斯的理想一样，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科学理想，而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想，更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幻想。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实践中，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多大的困难，多大的风浪，也“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和讥笑”[57]，总是始终如一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牢固信念。例如，1927年由于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处于低潮，党内有些人消极悲观，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批判了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58]，指出低潮孕育着高潮，预示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再如，1956年国际风云变幻，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东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西方一些共产党大批党员退党，国际上敌对势力掀起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恶浪，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叫嚣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下，毛泽东以一个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高举共产主义理想旗帜，坚决抵住这股恶浪，义正辞严地抨击和驳斥了种种谩骂和污蔑。1957年11月6日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中严正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59]毛泽东还在《念奴娇·昆仑》等诗词中，用高度概括的艺术语言，形象地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坚定信念，歌颂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60]的未来共产主义世界的美妙理想。
第二，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美好的社会制度。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美好的理想蓝图的科学描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述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特点：一是“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61]，这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备条件，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二是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四是三大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旧社会分工的彻底消灭。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对抗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非对抗性矛盾，但还存有差异，“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62]五是阶级彻底消灭，政党、国家最终自行消亡。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还说：“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63]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坚持了彻底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人类所向往的理想美好的幸福社会，在那种社会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阶级、政党、国家权力都消灭了，人类进入了“大同世界”。在那种社会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人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全体社会成员真正成为自己的社会和自然界的自觉的、真正的主人，全人类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毛泽东说：“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64]，同时，毛泽东也多次指出，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充满矛盾的，绝不能把它理想化，把它描绘成中国《礼运·大同篇》中说的“大同世界”，描绘成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说的“世外桃源，认为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65]毛泽东批评这是一种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形而上学错误观点。他还说过：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阐明的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66]毛泽东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全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统一起来，“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67]，而且还应和世界其它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指出“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整个地球上消灭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解放。”[68]还说：“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69]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是一种国际性的，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的。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在整个地球上消灭帝国主义和人剥削人的制度。同时，也阐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国际力量。只要世界上还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也就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还是极其复杂、曲折、长期的。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是一个逐步实现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三，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
人类解放作为历史过程，是分阶段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曾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大体进程作过如下科学预见：第一步，过渡时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第三步，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亦即全人类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明的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每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具体道路、步骤和方法也不会一样。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出发，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互相衔接又是性质、任务各有区别的两个革命阶段。前者为后者作准备，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将来的纲领或最高纲领”，是建立“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还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70]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我们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因此，共产党员要明确我们的最终目标和长远利益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71]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提出的党的纲领是完全正确的，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这一真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28年不屈不挠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完成党的最低纲领。建国后，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共产党员要做“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心目中时刻想着党的最高纲领，在改革开放中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腐败现象，反对西化、分化、私有化，反对“和平演变”，永远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绝不能动摇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失掉一个共产党人的灵魂。
一生为社会主义目标奋斗
王恕焕
共产主义理想是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要把理想变成现实，就要靠行动。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离不开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赏歌德的“行动在先”这句话。列宁也曾说过：“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72]理想之花要靠行动来栽培。没有行动的理想，实际上就成了空想。毛泽东说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73]这就是说，共产主义这个“高楼大厦”，没有一代一代人的实际行动是建设不起来的，理想是不能变成现实的。
毛泽东一生追求、探索、实践社会主义，一生献给社会主义事业，一生为社会主义目标奋斗，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写进了自己的纲领，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在长沙从事湖南的建党建团活动，1921年7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1945年4月21日，他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提到“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74]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成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75]1969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开幕式上，再次谈到他和何叔衡代表长沙小组参加“一大”的事。
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积极建立湖南地方党、团组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和《新时代》月刊，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长沙、安源、衡阳等地领导工人运动。1924年国共合作，参加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办农民讲习所，主编《政治周报》。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问题，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他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后来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在农村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阐述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思想。
1931年初，王明等人取得党的领导权，照搬照抄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道路模式，把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在中国党内推行一整套的“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他们也抛弃了毛泽东等同志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极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把他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从而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结果使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所创造起来的红军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几乎全部覆灭。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左”的错误，更换了党的领导，扭转了革命极端危险的局面。1963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谈到遵义会议问题时说：“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这一套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这样中国革命就开始走自己的路，不听斯大林的那一套了。”
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拒绝和抵制斯大林的指挥棒，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划时代的标志。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发愤读书，集中精力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他在1937年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批判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错误，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为我们党确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路线。1942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其目的主要在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30年代初期在党内居于统治地的教条主义倾向，在全党普遍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摆脱了苏联的指挥棒，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中国革命自己的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任务，提出了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一起的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创立了一整套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完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理论，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学说。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不断走向胜利，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在1949年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毛泽东在1949年胜利前夕向全党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他明确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更艰巨，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以后，实行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由乡村转移向城市，由以往的革命战争转移到恢复和发展经济上来，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1952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过渡时期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和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当时，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经济建设和技术改革，他把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一条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具体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创造了一条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1956年，全国各大中城市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宣告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1956年，人民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这一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暴露出不少弊病。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议中的缺点和错误，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苏共20大以后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怎么反对苏联的教条那一套，要搞中国自己的一套，怎么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怎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第二次结合”。他指出“研究斯大林在目前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提出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新学派，提出了新的启蒙劳动，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面临着反对苏联教条的严重任务，同时又提出坚持共同道路(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反对修正主义的任务。毛泽东下决心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创立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学派，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要创立新学派，在中国发动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过去七、八年的一切都要重新加以审查和检查，对于过去的旧东西，不但要从旧社会的那些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残留下来的影响当中得到解放，还要从苏联教条的影响当中得到思想大解放。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理论创新的思维实践。
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是毛泽东酝酿并表述创立中国社会主义新学派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他在讲话提纲中写道：“发展真理，破除迷信。”“中国的共产主义”。“设置对立面，欢迎对立面”。“随时都有两种方法可以比较。”[76]
1958年4月召开的成都会议，是毛泽东创立新学派的继续。毛泽东正式提出“创立学派问题”，他说现在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他提出要“势如破竹”、“高屋建瓴”，“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77]在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实践当中，中国要成为科学辩证法大发展的国度。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及其前后反复论述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创立新学派的论点，论述新学派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在讲话中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展理论，创立新学派的高度提出“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提出要“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讲、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他还说，“创立新学派，就不要怕被人家看做是毒草。”毛泽东称赞陆定一1958年写的《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批给中央其他领导人看。他指出：“我们应该根据我国自己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来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他还亲自写了一段话，其原文是：“兄弟国家，例如苏联的某些教育理论家，如同唯心论语言学的那些理论家一样，他们的教育学就是错误的。我指的主要是凯洛夫的教育学。中国人却迷信他，捧为神仙，流毒非浅。斯大林的理论，也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他少谈教育，多谈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其中就有好些是错误的。他不自觉，他的方法论带着形而上学的某些成分，这就不能不影响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这段话今天看来还是很光辉的。这个原则已经超过了创立社会主义教育方面的范围，而是提出了创立中国社会主义新学派的问题了。
1956年以后，毛泽东以巨大的理论勇气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理论创新，为创立新学派奠定了基础。《论十大关系》是破除苏联教条创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纲要。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就根据大量调查研究中国的情况，批判苏联的教条主义，提出中国的十大关系。正确处理这十大关系，目的都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要探索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学派的理论基础。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从酝酿到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并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在55天时间内，经历13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它深刻地批判了苏联的教条和斯大林的部分形而上学思想，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毛泽东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提出了毛泽东创立新的中国社会主义学派的哲学和理论的基本点。毛泽东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又说：“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新学派，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有中国自己社会主义的“小原则”、“表现形式”和民族形式，要搞中国自己的一套，不要照搬苏联的一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是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重要探索，其中心思想就是批判苏联的教条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试图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在民主问题上，社会主义建立后，这个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怎么适应新的情况，今天还没有解决。并说，没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修正主义的集中，法西斯的集中。他还说，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由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有个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我们还没有进到自由王国。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工具，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象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这个问题是否谈一下。后来，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的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有被推翻的阶级，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包围，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有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历了几次复辟。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复辟。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规律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回答了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否还存在着国际垄断资本演变、颠覆的威胁，是否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是否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克服斯大林在1936年过早宣布苏联已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消灭阶级的错误，批判了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的“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思想。
毛泽东历经艰辛的探索创立起了新学派，初步形成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其基本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在当时都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接受，并为历史实践所证实，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1956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
毋庸讳言，毛泽东提出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发起新的启蒙运动以后，经历的曲折和灾难确实不少。他在探索的过程中，在这个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确走过弯路，说过错话，有过分歧，犯过错误，特别是犯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用不着去隐讳。但是，我们还应更深远地看到，人类的历史，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像东西长安大街那样笔直的，而是曲折的。历史的进程，从来不是依任何个人的愿望为转移的，当然也不是依毛泽东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一个人头脑里固有的，而是有它的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我们所走的弯路，所犯的错误，对整个的历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小插曲，这方面，我们也应该作为宝贵的财产来接受。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种尝试虽然都失败了，但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学派还是创立起来了，和苏联的一套对比，反思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什么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而走向解体剧变?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却在持续地发展下去，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主义新学派的重大意义了。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创立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学派，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中国式社会主义新学派的创立，就没有完整的科学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正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创立的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理论和实践)，并且还在继续发展下去。
毛泽东倾其一生，领导了前无古人、艰辛备至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他领导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摧毁了旧中国的经济、政治结构，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建立了自由、民主、独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改变了世界格局，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功。毛泽东的一生，是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无私奋斗的一生。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理论家、思想家的一生。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创立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这是他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的最宝贵财富。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也没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二十一世纪，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旗帜。
参考文献
王恕焕
[1]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8页。
[2] 毛泽东的回忆，参见《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第11页。
[3]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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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世钊：《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
[6]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7] 佛教称欲界、色界、无色界为三界。下为欲界，中为色界，上为无色界。这是由佛教善恶报应和禅定修行理论概括出来的。
[8]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7页。
[9] 《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3页。
[10]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出版。
[11] 《论语类钞》长沙宏文图书社，1913年出版。
[12] 《达化斋日记》，1921年3月15日。
[13] 《讲堂录》，《时事报社》“学灯”。
[14]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6页。
[15]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87页。
[16]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页。
[17]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3页。
[18] 四部之篇：三国魏荀勖分书籍为甲部(六艺，小学)、乙部(诸子兵书，术学)、丙部(史记及其他记载)、丁部(诗赋图赞)四部；至晋李充重分四部，定为经、史、子、集。隋唐以后经籍艺文分类，多用四部为序。也作群书的通称。
[19]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1] 《张昆弟日记》1917年9月23日。
[22]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
[23]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页。
[24] 周世钊：《湘江怒吼》。
[25]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0—31页。
[26]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6页。
[27]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1页。
[28]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72页，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
[29] 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的笔名。1915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向长沙各学校发出一则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三字的演化，繁体毛泽东三字，为二十八画。
[30]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05—306页。
[31]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1919年7月21日。
[32]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0、294页。
[33]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0、294页。
[34] 《在峥嵘岁月中的伟大实践——回忆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革命活动》，见1971年9月13日《光明日报》。
[35]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7页。
[36]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7—41页。
[37] 《“七大”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7年7月17日。
[3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66页。
[39]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40) 《新民学会通讯集》第2集。
(41)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
(42)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43)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4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74页。
(4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318页。
(4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49)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5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5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5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53) 《毛泽东诗词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54) 《毛泽东诗词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55)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56)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1卷，第547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5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
(5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5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8页。
(60) 《毛泽东诗词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61) 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64页。
(6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页。
(6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页。
(6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6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66) 1956年9月27日接见外宾的谈话。
(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68) 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69)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7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8—1059页。
(7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72)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页。
(7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6页。
(74) 见1961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75) 转引自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见《共产主义小组》(下)第473页。
(7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7页。
(7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7页。
人生的根本问题
王恕焕
为什么人服务是人生的一个根本问题。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还说：“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1]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经验，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3]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文艺工作者应该同人民结合，应该熟悉人民，表现人民，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心骨，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和根本指导方针。
为什么人的问题，即为谁服务的问题，不仅是文艺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和原则问题，而且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目的的根本原则问题。这是因为，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候，不管人们回答“为什么活着”这一人生目的问题时，答案如何的多种多样，多么不同，但最后总要归结到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上。例如，有的人追求享乐，说“活着是为了吃喝玩乐”；有的人追求名利，说“活则计利，死则虑名”；有的人追求权势，说什么“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有的人则主张“人生为大众，营私以为丑”，认为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的生活过得更好，等等。这些观点说到底，就是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都有一个服务的主体是谁的问题。是为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还是为社会、集体、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这是人生目的的实质。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目的，都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都是为个人或少数人服务的。工人阶级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最伟大的阶级，它以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的，这就决定了工人阶级的人生目的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4]
为谁服务，为什么人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一个人的根本立场问题，是立足于那一个阶级，替那个阶级说话、办事，为那个阶级服务，反映那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在阶级社会中，立场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要想逃避这一根本问题都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说过：“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5]他还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6]毛泽东在这里阐明要为人民服务，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正确立场上，并阐明“人民大众的立场”与“无产阶级的立场”、“党性的立场”统一的。因为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与敌人相对而言。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人民的范围；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共产党的党性是工人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反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人民的立场和工人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是根本一致的。共产党人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党性的立场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必须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那种把党性立场与人民大众的立场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总之，我们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能为少数剥削者和压迫者服务，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而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无产阶级人生目的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本立场问题”[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王恕焕
毛泽东认为，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毛泽东人生观的核心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是毛泽东首次提出来的。
1932年，毛泽东在为中央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党的各级组织要欢迎“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8]，这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最初表述。1939年2月20日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942年，为解决知识分子和文艺战线为什么人的问题，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完整地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命题。1944年，他在追悼张思德所作的讲话中，把“为人民服务”明确为对我军我党和一切革命同志的普遍要求，并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9]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了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阶级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首先，在开幕词中他号召全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0]接着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在讲到我军的宗旨时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11]在讲到党的作风时，他又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他还进一步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2]1957年，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中，他又一次申明：“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人生观所作的这些富有民族特点的概括，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命题，科学地解决和回答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人生观的根本问题，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人生目的。
毛泽东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人生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13]“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宗旨，同时也是对无产阶级人生观、人生目的的高度概括。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光辉思想，他对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和目的的人生观，也进行了许多论述。1905年，他在谈到无产阶级文艺为谁服务时指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4]1920年5月，他在《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中提出：“我们将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克服那种认为劳动是一种羞事，凡是劳动都理应按一定准则付给报酬的习惯看法。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15]列宁提出了“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第一次把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具体为一个人的行为准则，落实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上，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人民联系起来，反对人人为自己的剥削阶级利己主义人生观，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生观理论。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把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人生目的精辟地概括为“为人民服务”，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本质和历史使命的客观要求，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和列宁提出的“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人生观的发展，深刻地阐明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深刻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思想，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密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毛泽东一再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唯一宗旨。”他还说：“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1944年，他在讲到人民军队的宗旨时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16]毛泽东反复阐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因为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目的，一切工作努力服务的对象，此外没有第二个目的，也没有第二个对象。这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由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措施，都应该符合人民的利益，都必须使劳动人民从中得到好处。党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没有别的，就在于为人民服务，在于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离开这个根本宗旨，党就会变质、变色。共产党人如果不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准则，作为人生目的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尽心竭力为人民办事，而去追求个人的权力、地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贪污腐化，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去，这就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无心无意或假心假意。二是一切言行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任何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为人民谋利益。三是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时，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四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
毛泽东不仅从总体上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而且还特别注意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不断地从生活中发现和树立一个又一个典型和榜样，进而具体地揭示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内涵，使之具体化、典型化和形象化。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徐特立同志六十岁生日的贺信》中，高度赞扬徐老一贯保持充沛的革命热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信中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你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满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脏脏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的。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为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1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所提出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宗旨，可以具体化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要衡量一个人是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以具体地从他对待革命、对待工作、对待他人的态度中加以测定。
毛泽东在评价吴玉章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时，提出一个重要标准。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1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能否坚持一贯做有益于人民的事，一贯为人民服务，当作衡量一个人想问题、做事情是否以人民的利益为言行的宗旨的标准。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指出：“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作，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情。……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老红军侯登科，从长征时就当马夫，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喂的三匹牲口始终膘肥体壮，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毛泽东在长征中和转战陕北期间骑的那匹老青马，就是侯登科喂养的。1948年冬天，年近六旬的侯登科由于劳累成疾，医治无效，在西柏坡病故了。他的后事办得很认真，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亲自主持了追悼会，朱德总司令参加追悼会并讲了话，还为他送葬。当时正是三大战役的最紧张时刻，毛泽东日夜筹划指挥各个战场，为了不干扰他的工作，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过些时再向他报告侯登科去世的消息。后来，当毛泽东得知侯登科已病故有些日子了，生气地责问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当时不告诉他，并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老侯干了一辈子革命，就当了一辈子马夫，他从来都没有不安心过，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自己当马夫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要号召大家向老侯同志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全心全意地做好本职工作。”[20]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学习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他们看作是革命者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化身和榜样，培育了一代代的新人。
毛泽东不仅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一个又一个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而且自己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在实践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卓绝斗争中，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鞠躬尽瘁，彻底地为人民谋利益。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毛泽东不仅贡献了非凡的聪明才智和全部精力，而且在他的影响下，他一家6位亲人，包括爱妻杨开慧、爱子毛岸英、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妹妹毛泽健、侄儿毛楚雄，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建国后，在抗美援朝中，他率先垂范，将爱子毛岸英送上朝鲜战场。后来，当他知道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时，他在吃惊之余缓缓地说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21]
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豁达胸怀，气贯长虹，感人至深。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伟大胆识的革命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敢于斗争，不怕困难，不畏强暴，具有勇往直前的伟大气魄。例如，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揭露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的阴谋，毛泽东不顾一身安危，毅然决然亲赴重庆参加谈判，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拥有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依据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反动派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必然会被消灭的腐朽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科学论断，以辩证的观点论述了“纸老虎”和“铁老虎”的关系，精辟地指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并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用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用飞机加大炮武装起来的800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50年，美帝国主义按其对社会主义的“遏制战略”，蓄意挑起朝鲜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危及整个朝鲜共和国，妄图将新中国扼死于摇篮。毛泽东依据朝鲜的领导人和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坚持和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审时度势，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战局的发展作出科学的预见。他指出，如美军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22]那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新中国立足未稳，百废待兴，困难很大，出兵打仗能否行?敢不敢同先进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决一雌雄?朝鲜战争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不少人心中有着种种怀疑和忧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但是，毛泽东不怕风险，他以非凡的胆略和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毅然做出了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决策。正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以彭德怀为司令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后，不仅站住了脚，而且很快地赢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的战局，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并肩战斗下，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它狠狠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嚣张气焰，粉碎了那种所谓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次真正的失败，说“是在一次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还教育、鼓舞了中国人民，提高了全国人民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政治觉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同时也鼓舞了世界革命人民对于反动派进行的英勇斗争。
毛泽东具有卓越的智慧和深邃的洞察力，大无畏的挑战精神和刚强意志，非凡的精力，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的这种敢于“藐视一切敌人和困难”的豪迈气概，为人民利益而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新的世纪，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仍然是充满艰难曲折的。许多严峻的挑战还在等待着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还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重挫折，面临严峻的考验。在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困难，有待我们去克服。国际上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颠覆、和平演变，有待我们去抵御、挫败。在这种伟大使命和严峻考验面前，我们一定要学习毛泽东那种敢于藐视敌人的伟大气魄，勇于战胜千难万险的坚定意志，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毛泽东经历磨难而不衰，受委屈而忠贞不渝，一心想着人民，一心为了人民。他从1927年带领队伍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到1932年的宁都会议，受到了多次的打击、排斥，同“左”倾路线进行过多次回合的艰难斗争。先是同当时湖南省委的斗争。他们一再来信，来人批评毛泽东“右倾保守”。以后是同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斗争。他们提出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一再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实现一省几省的道路胜利，批评毛泽东的边界武装割据是“保守观念”，是“失败主义”的表现。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落选前委书记，迫使他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但他的心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军队、根据地和人民，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革命的前途。他带病办农民夜校，经常走家串户，搞调查研究，宣传土地改革的意义。后业，他又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党和军队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并领导了根据地人民取得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再是同王明“左”倾路线作斗争。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对毛泽东进行多次无情打击，采取削弱以至取消他工作权限的手段，剥夺他的发言权，不让他为革命工作。1931年11月，在赣南根据地党的代表大会上，撤消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随着赣南会议撤消了红一军团机构，实际上也撤消了他红一军团政委的职务。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会议，即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会上又发起一次对毛泽东的攻击，加上“右倾保守”、“不服从中央”、“狭隘经验论”等种种罪名，把他在军队中原来所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消了。毛泽东的两个弟弟和贺子珍的一家人，也受到牵连，受到打击。他的大弟毛泽民挨了批判；二弟毛泽覃被列为所谓罗明路线反革命小集团“四首领”之一，受到残酷迫害，所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被撤消了；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的职务，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后留校当普通教员；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毛泽覃的爱人)，当时是瑞金县委的组织部副部长，也被撤职。毛泽东在这种艰难情况下，并没有消沉和颓丧，并没有屈服，仍然坚持革命，仍然一心想着革命，一心想着人民，操心根据地的安危，红军的前途，日夜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努力想办法挽回局面。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这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革命为重，不顾个人的委屈，不计个人的恩怨，多次向中央军委建议，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改变行军路线，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在长征途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同政治局的同志、中央军委的成员一个个地谈话，反复做王稼祥、张闻天的工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由于毛泽东的努力准备和艰苦工作，团结了多数同志，1935年1月召开的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向，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崎岖不平的。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到他个人的这段历史时说：“我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消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也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进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23]他在讲话中还指出：“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消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24]这说明一个革命者要经得起挫折、逆境、冤枉的考验，受委曲而不消极，受冤枉而忠贞不渝，经历磨难而不颓丧，千锤百炼而更坚强，始终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不变。毛泽东心地无私，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冤枉和委屈，任何时候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崇高革命风范，是全党的范例和榜样。
毛泽东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出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很重视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著名论文，把它列为整党文献，“引为鉴戒”。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向全党提出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1949年3月23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5]这就是说，要接受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进城以后不能腐化，要警惕骄傲情绪，功臣自居和贪图享乐情绪的出现，要防止腐败现象的滋长，要保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不谋个人的任何私利，不脱离人民群众。毛泽东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建国初期，毛泽东的一些亲朋故旧纷纷投书北京，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有的要求他帮助调入北京安置工作，有的要求他出面介绍工作。对此，毛泽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博大胸怀，断然抛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一“任人唯亲”的历史陈规，模范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带头遵守人事制度，一一劝阻，婉言谢绝。1949年毛泽东刚进京便收到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信，提出希望能在北京安排工作。同年10月9日，毛泽东回信希望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26]毛泽东又写信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嘱以“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27]全国解放初期，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开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祖家的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后来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在上面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这以后，毛泽东外祖家的亲人又陆续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些信，他都以“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不宜由我推荐”、“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等等婉言谢绝，没有一人特殊照顾。1949年10月，毛岸英的表舅向立三在来信中谈到他的另一位亲戚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位置”。毛岸英在复信中拒绝帮亲戚谋位置时写道：“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28]毛岸英的信，感人至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伟大品格和以廉为政的深谋远志。
早在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6人访问延安，黄炎培曾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跳出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当时根据我们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充满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认为依靠人民民主，必将打破“这周期率”。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执政后，会不会腐化变质?如何防腐蚀，如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如何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脱离群众?这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他对党内会不会发生腐败现象，是非常之警惕的。他多次向全党敲响警钟，要注意防腐拒蚀，反对腐败现象的斗争。一发现苗头，就决不放过。当毛泽东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察觉到“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败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就在1951年底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他亲自督办，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进行“三反”斗争，下决心果断地处决了曾经是人民功臣，而后却成为新社会蛀虫和人民罪人的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坚持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在公审刘、张大会召开之前，有的同志要求向毛泽东说说，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29]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更是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们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反腐败和为人民，是毛泽东所思考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对人民挚热的爱，对一切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因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和官僚主义作风等这些腐败现象，同党的宗旨是根本对立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党就会走向灭亡，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我们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要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对党的腐蚀，就要同一切消极的腐败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不断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毛泽东倡导、阐述和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宗旨付诸实施的要求。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30]这就是对我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概括。
毛泽东常常把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与水的关系。鱼离不开水，鱼没有水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是密切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这是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严重问题。党离不开人民群众。党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监督，就会失去力量的源泉，就会腐败变质而失去生命力。共产党员一旦脱离群众，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因此，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共产党人只有扎根于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着心，才能克服千难万险，立于不败之地。
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所包括的内容，很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关心群众疾苦。随时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疾苦，这是贯彻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加强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条件。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回答“为什么要革命”时，其中就讲到“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幸福”。[31]革命就是为了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改善生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自由、幸福。广大人民群众，也只有从切身利益切身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革命是自己的事业，才能积极地参加到革命的斗争中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下，毛泽东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32]毛泽东强调，在革命根据地，不仅土地问题、劳动问题，要关心、要解决，柴米油盐问题、房子问题、穿衣问题、婚姻问题、饮水问题、修桥补路问题，都要真心实地意帮助解决，“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33]毛泽东在陕北期间，非常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十分关心群众疾苦。1942年8月，一天下大雨，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劈断了，出席会议的延川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死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耳里，他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泽东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20万担(每担300斤)减到16万担，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重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建国后，毛泽东肩负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重任，为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日理万机，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他对治理我国的大江大河一直非常重视，而且对黄河、长江亲自作过考察和认真的全面调查研究，曾设想把长江的水引入黄河，解决西北、华北的缺水问题；提出引黄河之水入山西到北京，还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变水害为水利，以利于解决人民群众用水、灌溉、舟楫、发电。1950年7、8月间，安徽、河南发大水，百年不遇，淹得很厉害。当地农民躲避不及，爬到屋顶上、树上，有的掉下来淹死，有的在树上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了这段报告非常难过，他哭了。从7月20日至8月31日一个多月内，毛泽东连写了三个批示给周恩来总理，下决心“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那时刚刚建国不久，国家还很穷，但为了解决人民的苦难，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他下决心根治淮河。
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他非常重视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1955年12月，他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和“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1956年2月1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制定了消灭血吸虫病的部署。195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
解放前，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蔓延，涉及12省的350多个县，患病人数1000多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一亿以上。江西余江县是一个重灾疫区，那里有一座天然红石山叫狮子岩(旧名洪红岩)，座落在白塔河中游，阻碍河水流向余江。明朝嘉靖年间，“知县肖时中及倡首监生夏继贤，凿洪岩岭通河水，开圳数十余条”，是为官圳。由于官圳岁久淤塞，圳窄水臭，杂草丛生，适宜钉螺繁衍，从而形成血吸虫病泛滥的疫区。解放前，血吸虫感染到哪里，人就死在哪里。暂时侥幸活着的，也一个个被折磨得肚如鼓，骨如柴，男不生，女不孕。仅解放前30年，余江全县死于此病的达25000人，毁村42个，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死坟堆”、“寡妇村”。对于狮子岩一带“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群众疾苦，毛泽东忧心如焚，极为关注。1951年3月，他派血防人员到余江县调查，首次确认为血吸虫流行的县。1953年4月，他又派医生驻余江县马岗乡进行防治血吸虫病的重点实验研究。1956年，他指示中央血防9人小组和国务院卫生部两次派专家考察组到余江县考察血防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余江人民掀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辞辛苦，排除万难，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经过1955年到1958年短短4年的努力，取得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胜利。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经过》和《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的社论。毛泽东读了这篇激动人心的报道，极为兴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浮想连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七律二首。[34]
一
立志“救国救民”
王恕焕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经受深重灾难，遭受帝国主义多次的侵略，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社会动荡不宁，人民群众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如何救国救民，改造国家和社会?成为摆在求进步的中国人面前的大问题和艰巨的历史任务。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伟大人格和伟大业绩，是伟大的时代熔炉锻造出来的。毛泽东童年的反抗虽是自发的，却也是时代要求突破农村宗法伦理网罗和封建家长制的一种反映。毛泽东早年投身革命，长期处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党建军的前列，长期肩负领导核心的重任，他是一位创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伟大的创业者，这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是分不开的。自然，也同他自身的素质、天赋、刻苦锻炼，勇于实践，深谙国情，精通马列，博古通今，文武兼备，既有无畏的革命胆略，又有卓越的创新精神分不开的。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即清朝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南上屋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年)精力充沛、性子暴烈。16岁时外出当兵，退伍后回到韶山在家务农兼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攒积下一点钱，赎回典出去的土地，后来又积累钱买了7亩水田，雇了一个长工，他自己做贩谷子的生意，本钱逐渐滚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个财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积攒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毛顺生勤劳倔强，精明干炼，脾气粗暴，对毛泽东管的很严厉，时而打骂训斥，并训练儿子双手打算盘，熟悉田间劳动，期望儿子能继承家业，学会经商。毛泽东的个性受他父亲性格的影响，也很倔强。他从小反抗父亲的打骂、体罚和专横。比如，他父亲骂他“不孝”，他就引用经书上“父慈子孝”，也就是只有“父慈”，才能“子孝”的话来回敬；他父亲指责他“懒惰”，他就说大人应该比小孩多干活，等我到了你那年纪，定会比你干的活更多。
有一次，毛顺生设宴款待生意场中的客人，叫儿子出来殷勤待客。毛泽东非常厌恶这一套繁文缛节，不愿奉迎。他父亲当着客人骂他“懒而无用”。于是，两人当众争吵起来，他父亲更加恼怒，要动手打人，他愤而出走。毛顺生也气势汹汹地追赶，一边骂，一边令他回头。他便跑到池塘边，恫吓他父亲说：“如果你再追近一些，我就投水。”由于以强抗顽，他父亲只好“妥协”了。从此，毛泽东萌发敢于反叛的意识。他后来自己回忆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1]
毛泽东特别反对他父亲的刻薄和自私行为。毛顺生有个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穷困，不得不将赖以活命的7亩田出卖。毛顺生要买进这7亩田，遭到儿子毛泽东和妻子文氏的反对。毛泽东认为这种只顾自己发财，不管他人死活和不尽兄弟情义的自私行为是极不道德的。虽然他们的反对没有效果，却增加了毛泽东的不满情绪，由家庭延伸到旧社会的制度。这件事在毛泽东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多次与堂弟谈及。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贫苦农民的道路。”[2]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其美(1867—1919年)是湘乡县唐家坨人。她的性情完全不一样，善良敦厚，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在村子里很受尊敬。文其美长着一幅中国妇女所羡慕的梨子型脸盘。毛泽东长得更像他母亲而不像他父亲，并在小时深受他母亲言行的影响。因而，毛泽东在小时候就像他母亲一样，乐于助人，关心乡邻的疾苦。在韶山一带，至今还传颂着许多他们母子周济贫苦的动人故事。毛泽东对他母亲这种同情贫弱，兼爱众生的风范，十分敬佩。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母亲病故，他昼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他守在母亲灵前，在悲痛中，席地而坐，写出了一篇哀恸的《祭母文》。文中写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3]高度赞扬了母亲敦厚诚实，勤劳俭朴的美德。当时，毛泽东还含泪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
一个人的性格是在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毛泽东从慈母那里继承了善良、敦厚的天性，从严父那里接受了倔强的个性，不同的气质，在毛泽东的身上重叠组合，成了他性格的最初雏形。
毛泽东6岁开始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放牛、割草、锄草，很勤快、扎实，特别是在13岁至15岁停学的日子里，他整天在地里和长工一起劳动。这样，自幼养成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畏艰难的习惯。也因为他是农家子弟，从小受劳动锻炼，与农民群众有着天然的密切的关系，爱农民，了解农民，尊重农民，同情劳苦大众，为穷苦人抱不平；支持穷苦人民起来造反，不失农民的本色。至今韶山一带还流传着他这方面许多真实动人的故事。一年秋收季节，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大家都忙着抢收晒在坪里的谷子，他却跑到一家佃户大娘那里帮着抢收，然后才去帮父亲抢收，致使自己家快要晒干的稻谷又被淋湿，并被雨水冲走一些。对此他父亲十分生气。冬日的一天，他去上学，路遇一个穷苦青年，穿着一件单衣，冻得打颤。他和这个青年谈了几句话后，就脱下自己一件夹衣送给了他。1910年，本地的哥老会同地主发生冲突，他对造反的农民寄予深切同情，将被斩首的铁匠看成是了不起的英雄。辛亥革命前夕，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遭到残酷镇压。毛泽东得知这一事件，与同学们讨论了许多天，为他们遭到镇压而愤愤不平。这件事震撼着少年毛泽东的心，他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并觉得非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不可。几十年后，他还深有感慨地说：“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4]。这种为穷苦农民抱不平的朴素反抗精神，后来逐步升华为立志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思想，成为推动毛泽东投身革命的重要动力。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多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和粮被关进监狱后活活折磨死的……，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渊。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幸福的人。”[5]这表明，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8岁开始读私塾，在韶山6年私塾，读了“孔夫子的书”。他从小好学，勤思，特别聪颖，除了读《论语》、《孟子》、《春秋》、《左传》和《史记》、《汉书》等经史书籍外，还阅读一些被视为“杂书”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精忠传》、《隋唐演义》等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倾心于造反的下层“贱民”那些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这些书对他后来革命活动尤其是军事生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我认为这些书对我影响大概很大。”[6]6年私塾旧学，是中国古代文化在毛泽东身上最初积淀时期。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他还回忆这段私塾生活时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孔孟儒学对毛泽东的思想发育有一定的影响，他后来还经常借鉴孔孟言论来阐述他的观点。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7]，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8]这也表明，他那时仍在指望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救世。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除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帮助父亲记账外，还坚持自学，经常在小油灯下读书至深夜。一次，从他表兄文运昌处，借了11本书，内有《盛世危言》等新书，大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盛世危言》的作者是清末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并批评当时中国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以受制于人，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技术，不从事本国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要求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实行“商战”以抵制侵略，挽回权利。这本书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与此同时，他还读了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等，特别是读了民主革命派陈天华的文集，使毛泽东深为叹服。1936年，他回忆说：“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9]
毛泽东16岁的时候，父亲打算送他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以便继承家业，发家致富。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走上父亲所安排的生活道路，而是走上了一条寻找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道路。
少年毛泽东通过劳动和读书的实践，使他的思想开始由同情劳苦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朴素感情向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他后来回忆说，《盛世危言》这本书，进一步激起他恢复学业的愿望，有感于“国家的安危，不安心种田”，于是，立志走出乡关。他不顾父亲的反对，与母亲商定，邀请老师毛丽钟、李漱清，表兄王季范、文运昌等到家劝说，帮助说服父亲准许他继续读书。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一首诗赠给他父亲。诗云：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头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西乡隆盛青年时的诗略加修改而成。毛泽东把改写好的诗，夹在他父亲的账簿里，此诗后来一直由文运昌珍藏着。
走出乡关求学，从此离开了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闭塞的韶山冲，来到当年的一所新学堂，这可说是毛泽东人生历程的第一个转折。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虽然只读了半年书，但初次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当时，他尤其喜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有的文章差不多能背诵出来，深受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在东山小学，他还在同学萧三手中借到《世界英雄家述传》，读的很用心，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其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毛泽东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希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挽救民族危亡。他在当年还书时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8年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国嘛!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10]毛泽东怀有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志向，在离开东山小学前给自己取名“己任”，把救国救民视为自己的责任。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深受他的启蒙老师杨昌济的立志修身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杨昌济，世居长沙东乡板仓，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共10年，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当时改名怀中。1913年他学成归国，任教于湖南高师和第一师范，1918年应聘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在《论语类钞》第一编“立志”中的“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一条，就讲道：“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夺矣。”“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其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11]杨昌济谆谆教导他的学生，要立大志，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造社会、国家的伟大抱负，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他特别喜欢毛泽东。1915年4月5日，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务农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即曾国藩)、梁任公之例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过兵半年，亦有趣之履历也。”[12]他还称毛泽东和蔡和森为“当代英才”。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自然会受到杨的熏陶。他十分敬仰杨昌济的学问和品德，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与蔡和森、陈昌林等志同道合的同学，常在星期天到杨昌济老师家去聆教，或讨论立志做人的道理，或纵谈天下大事。他经常对同学们说，有志青年，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强调“要立一理想，以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13]。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14]还说，他的政治思想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这里说的“政治思想”，即立志救国救民，改造旧世界，亦即他当时讲的宏伟理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要为劳苦大众主中国大地之“沉浮”。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有了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宏伟志向，并努力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寻求真理。
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
王恕焕
什么是“立志”?毛泽东认为，所谓立志，就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他在1917年8月27日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5]在毛泽东看来，立志有“一种模仿性”的立志，“不过是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立志也。”有真正的立志，必须建立在“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的基础上，即建立在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基础上。因此，毛泽东把救国救民和求学读书、掌握真理紧密结合起来，而且高度集中到一点，那就是立志和实现其志而斗争，也就是为追求真理和实现真理而斗争。毛泽东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艰辛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生。
毛泽东求学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把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群众的幸福联系起来，是为实现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而储才蓄能。他说过：“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16]毛泽东的读书求学，不是为个人“发迹”，升官发财。而是以为国人、为世界人而学，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追求真理。惟其如此，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断鞭策自己，勤奋学习，艰苦探索。他在寄居长沙新安巷湘乡试馆的半年自学中，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根据自己的自修计划进行自学。他后来回忆说：“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毛泽东认为，这是他的学习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的最大嗜好。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时，“从早之晚，读书不休”[17]。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有时他到学校的后山妙高峰上学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
探求真理的道路是漫长曲折的。毛泽东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转变和发展的过程。按照他本人的说法，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即所谓“旧学”，又读了七年“新学”，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著作，以及一些自然科学著作。如亚·斯密的《原富》、卢梭的《民约》、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穆勒的《名言》、斯宾塞的《逻辑》、耶劳斯的《名言浅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他都进行了潜心研究。从这些书籍中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力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5年半(1913年春至1918年夏)学习生活，对他的世界观以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里，他先是着重“国学”，探讨了中国先秦诸子、程(颐、颢兄弟)朱(熹)理学、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王(船山)顾(炎武)颜(元)等主张“经世致用”、“践后笃行”的“实学”，以及谭嗣同的“仁学”。他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18]，上下半万载之记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19]在“国学”中，毛泽东深受“实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敬崇王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他在一师求学时，常邀请一些同学到船山学社听讲演，并访问过船山的家乡。1921年8月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办湖南自修大学。抗战初期，毛泽东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他设法从湖南补齐《船山遗书》所缺各册。解放初期还将王船山手迹(即《双鹤瑞舞赋》)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存，并两次亲笔手书“船山学社”，足见他对船山思想的笃信和推崇。他还十分重视颜元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注意学以致用，注重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他在长沙就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采用“游学”的方式，走向社会，进行社会考察、调查，到群众中去学习。1917年暑期，毛泽东曾和同学萧子升，采用“游学”的方法，徒步游历了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一路调查当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习惯。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进行社会调查，开拓胸襟。三伏酷暑，使在崎岖山路上跋涉的毛泽东汗流浃背，但沿途的名胜古迹，秀丽风光，却使他心旷神怡。他们曾露宿河堤上，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实在是豪放洒脱极了。每到一个地方，以学生身份访问私塾老师、工人、农民、小老板、医生等各色人物。他们行至宁乡容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到安化县城，前去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农民起义的事迹，他们还拜访了安化县学识渊博的夏默庵。相见时，夏先生挥笔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即书下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这次“游学”历时达月余，步行近千里，没花一文钱，写下了许多笔记，师生们传阅了他的笔记后，纷纷赞誉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1917年冬和1918年夏初，他又同蔡和森到农村作了两次“游学”调查，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等情况，开阔视野，不断增长新的知识。毛泽东还对罗章龙说，我们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向前代英雄人物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丰富，意志坚强起来。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提倡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注重读“无字之书”，注重实践，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的出类拔萃之处，也是他后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0]的重要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杨昌济老师的指点下，毛泽东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新学，这从他阅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所作的11000多字的批语，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在这个时期，他继续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研究欧美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钻研过西方哲学中康德的二元论，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还阅读托尔斯泰的著作，一度被他所激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思想，当时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1918年暑期，他与蔡和森等一道积极筹备留法勤工俭学，力图以欧美一些国家为榜样，向近代西方寻找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真理。有些人否认毛泽东接触过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认为毛泽东只是个与外国影响和政治思潮完全隔绝的“农民革命家”，这是不符合历史的。自然，毛泽东既接受西方新思想，也钻研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当时的进步著作。他潜心研读谭嗣同的《仁学》，对谭嗣同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异常敬佩。毛泽东曾对蔡和森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宏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21]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很大。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方案。早年毛泽东“大同理想”的向往，也是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民丛报》，传播西方进步文化思想，高张中西文化结合的大旗。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毛泽东从中得到很大启发。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亦云：“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结，遍地皆污。”“五千年留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22]他认为，一个人要确立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原。因此，新民学会成立时，不仅以“新民”名之，开始还“以革新学术，底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又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一再肯定梁启超“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23]。毛泽东也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24]他对《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及科学和民主的主张，认为都是好主张，积极拥护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宣传。他在1936年曾回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25]
在五四运动前，毛泽东为了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刻苦求知，广泛接触到西方和中国的许多政治学说，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寻找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与中国共命运的使命感。但那时的哲学思想，还属于“心物二元论”，如他自述，“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26]，还尚未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还只是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怎样改造中国和世界，走什么道路?他还不明确，仍在追求、探索中。后来，他曾对斯诺说过：“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27]尽管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还是各种观念的“大杂烩”，但他一心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憎恨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却是非常明确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后来很快地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决不是偶然的。
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王恕焕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也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关键性”时期。由此他从瞩目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选择走俄国人之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良方。
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1918年8月，毛泽东为了筹备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在杨昌济老师的帮助下，结识了当时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字守常，1889—1927)，并到该馆工作。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对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直接的影响。李璜在《学纯室回忆录》中谈到少年中国学会在他家聚谈之会时说：“在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联餐席上，开始道俄国的共产革命，认为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上，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当时毛泽东参加了聚谈。他后来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由涿县乘火车到北京清华园。当火车过了北京城墙时，他无限感慨地说：“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来过北平。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见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帮助，我今天还不知在那里呢?”[28]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也结识了当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字仲甫，1879—1942)。陈独秀是首倡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是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在当学生时就以二十八画生[29]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和陈独秀开始发生联系。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陈独秀这时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歌颂，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他在1919年7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赞扬陈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至坚至高精神”，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30]。毛泽东在北京停留的半年，除了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外，还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还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讲师团和少年中国学会等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自己回忆这半年生活：“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31]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已回到长沙，他立即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积极领导了湖南的青年学生运动，筹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会刊《湘江评论》，他担任主编，并发表《民众大联合》一文，写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32]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天下、国家、社会的主人，我们要赶快觉醒和行动起来，迎接革命新潮。毛泽东在文中开始克服唯心史观，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强调从实际出发，“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他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力量最强。”[33]这表明毛泽东已感受到物质生活的吃、穿、住、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他都提到政治地位是经济力量决定的，注意从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已接触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从而抛弃了“大本大原”的思想和圣贤的创世说，开始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开始倾向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
湖南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是驱张运动，即发动群众反对湖南都督张敬尧的专横残暴。毛泽东被推为公民代表团团长，于1919年12月第二次来到北京。他们自办通讯社向全国报纸发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他们使用了种种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皖系军阀臭名远扬，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消长中，从湘南败走。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时，苏联政府已同中国平等建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更大了。毛泽东在当时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尽力搜集有关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书刊、文章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据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4日他去《平民通讯社》社址会晤毛泽东时，就发现毛泽东正在读《共产党宣言》，右边还有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34]。毛泽东回忆当时深刻地铭记在心中对他影响和帮助最大的有三本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还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机会，向李大钊等人请教，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商量组织“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35]。同年5月5日，毛泽东第二次由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毛泽东后来回忆说：“1920年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6]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对他十分钦仰。毛泽东在陈独秀死后第三年，还说：“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我们那个时候，……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那一代的学生。”[37]建国后，毛泽东再次指出，“陈独秀是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38]
1920年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有了根本的转变。他在革命运动的斗争中，结合中国的实际，边学习研究，边思考问题，边对各种思想学说进行比较、选择、判断，并通过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毫不迟疑地摒弃了“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一切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定“改造中国与世界，首先要造主义，要组织共产党”，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他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39]还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能收场的。”希望劝说剥削阶级“回心向善”，“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40]这标志着他确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认定它是唯一能够“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就一直没有动摇过”[41]，便一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刻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忠实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地为实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毛泽东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同当时许多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仁人志士有什么不同呢?毛泽东为什么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科学总结，能在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中西文化结合的最高成果——毛泽东思想呢?其中首要的是立根于中国这个“地盘”，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实践。他在湖南师范上学时，就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以汇百家之所长，熔铸于一炉，从而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对中西文化，他认为既要认真学习、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认真学习、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注意中西比较”，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他在1924年3月14日致黎锦熙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中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42]还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43]毛泽东特别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仍进一步结合实践发扬了这一特点，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毛泽东区别于、高出于众人的地方。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
王恕焕
早在1922年，毛泽东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演讲时就指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最好理想。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44]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自人类有史以来最科学的、最进步的、最美好的理想，“一切共产主义者最后的目的”，就是“力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45]。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46]。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孜孜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在不断的探求中认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后，就更加并自觉地为之奋斗了一生，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出了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宽阔胸怀和崇高理想。
第一，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和人类解放实现“世界大同”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唯物史观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的进步的历史。生产不仅创造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而且生产社会关系，并且最终生产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本身。社会生产是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出发点。在社会生产中，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区分开来，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它揭示了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阶级社会，这种矛盾运动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也是进步阶级反对没落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的发展。对此，毛泽东指出：“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运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47]
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对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把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企业中的生产有组织性和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48]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几个或单独一个国家胜利的结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首先在俄国由理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指出：“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49]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人类一定要进到“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50]，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这一人类解放的光明前途，毛泽东曾作出了形象、生动而通俗的描述。他说：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51]他在1939年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都统统不要资本家。”还说：“中国将来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条定律谁都不能推翻。”[52]历史早已证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将继续证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统统逃不出最终要被消灭这条定律的命运。诚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是一个曲折的漫长过程，社会主义在前进中会遇到种种暂时的困难和曲折，甚至也会暂时失败，会出现几个苍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53]，喧嚣什么“共产主义崩溃了”。但是，“蚍蜉撼树谈何易”[54]，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期间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子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地，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55]毛泽东这段话，深邃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后还可能遇到种种挫折，甚至失败，揭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最终胜利的历史辩证法。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的，是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中的。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对恩格斯的理想曾写道：“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生活献给一个非常崇高的目的：解放无产阶级。他也曾有过理想，但是他的理想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他的理想，也就是现实。但是明天的现实，是将要发生的现实，是应该从目前的现实中，应该按照目前现实本身的内部规律发展而来的。”[56]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恩格斯的理想一样，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科学理想，而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想，更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幻想。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实践中，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多大的困难，多大的风浪，也“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和讥笑”[57]，总是始终如一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牢固信念。例如，1927年由于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处于低潮，党内有些人消极悲观，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批判了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58]，指出低潮孕育着高潮，预示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再如，1956年国际风云变幻，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东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西方一些共产党大批党员退党，国际上敌对势力掀起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恶浪，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叫嚣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下，毛泽东以一个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高举共产主义理想旗帜，坚决抵住这股恶浪，义正辞严地抨击和驳斥了种种谩骂和污蔑。1957年11月6日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中严正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59]毛泽东还在《念奴娇·昆仑》等诗词中，用高度概括的艺术语言，形象地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坚定信念，歌颂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60]的未来共产主义世界的美妙理想。
第二，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美好的社会制度。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美好的理想蓝图的科学描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述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特点：一是“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61]，这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备条件，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二是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四是三大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旧社会分工的彻底消灭。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对抗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非对抗性矛盾，但还存有差异，“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62]五是阶级彻底消灭，政党、国家最终自行消亡。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还说：“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63]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坚持了彻底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人类所向往的理想美好的幸福社会，在那种社会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阶级、政党、国家权力都消灭了，人类进入了“大同世界”。在那种社会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人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全体社会成员真正成为自己的社会和自然界的自觉的、真正的主人，全人类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毛泽东说：“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64]，同时，毛泽东也多次指出，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充满矛盾的，绝不能把它理想化，把它描绘成中国《礼运·大同篇》中说的“大同世界”，描绘成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说的“世外桃源，认为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65]毛泽东批评这是一种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形而上学错误观点。他还说过：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阐明的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66]毛泽东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全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统一起来，“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67]，而且还应和世界其它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指出“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整个地球上消灭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解放。”[68]还说：“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69]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是一种国际性的，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的。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在整个地球上消灭帝国主义和人剥削人的制度。同时，也阐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国际力量。只要世界上还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也就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还是极其复杂、曲折、长期的。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是一个逐步实现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三，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
人类解放作为历史过程，是分阶段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曾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大体进程作过如下科学预见：第一步，过渡时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第三步，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亦即全人类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明的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每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具体道路、步骤和方法也不会一样。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出发，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互相衔接又是性质、任务各有区别的两个革命阶段。前者为后者作准备，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将来的纲领或最高纲领”，是建立“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还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70]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我们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因此，共产党员要明确我们的最终目标和长远利益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71]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提出的党的纲领是完全正确的，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这一真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28年不屈不挠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完成党的最低纲领。建国后，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共产党员要做“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心目中时刻想着党的最高纲领，在改革开放中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腐败现象，反对西化、分化、私有化，反对“和平演变”，永远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绝不能动摇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失掉一个共产党人的灵魂。
一生为社会主义目标奋斗
王恕焕
共产主义理想是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要把理想变成现实，就要靠行动。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离不开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赏歌德的“行动在先”这句话。列宁也曾说过：“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72]理想之花要靠行动来栽培。没有行动的理想，实际上就成了空想。毛泽东说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73]这就是说，共产主义这个“高楼大厦”，没有一代一代人的实际行动是建设不起来的，理想是不能变成现实的。
毛泽东一生追求、探索、实践社会主义，一生献给社会主义事业，一生为社会主义目标奋斗，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写进了自己的纲领，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在长沙从事湖南的建党建团活动，1921年7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1945年4月21日，他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提到“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74]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成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75]1969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开幕式上，再次谈到他和何叔衡代表长沙小组参加“一大”的事。
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积极建立湖南地方党、团组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和《新时代》月刊，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长沙、安源、衡阳等地领导工人运动。1924年国共合作，参加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办农民讲习所，主编《政治周报》。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问题，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他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后来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在农村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阐述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思想。
1931年初，王明等人取得党的领导权，照搬照抄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道路模式，把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在中国党内推行一整套的“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他们也抛弃了毛泽东等同志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极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把他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从而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结果使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所创造起来的红军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几乎全部覆灭。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左”的错误，更换了党的领导，扭转了革命极端危险的局面。1963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谈到遵义会议问题时说：“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这一套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这样中国革命就开始走自己的路，不听斯大林的那一套了。”
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拒绝和抵制斯大林的指挥棒，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划时代的标志。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发愤读书，集中精力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他在1937年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批判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错误，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为我们党确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路线。1942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其目的主要在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30年代初期在党内居于统治地的教条主义倾向，在全党普遍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摆脱了苏联的指挥棒，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中国革命自己的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任务，提出了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一起的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创立了一整套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完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理论，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学说。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不断走向胜利，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在1949年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毛泽东在1949年胜利前夕向全党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他明确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更艰巨，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以后，实行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由乡村转移向城市，由以往的革命战争转移到恢复和发展经济上来，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1952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过渡时期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和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当时，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经济建设和技术改革，他把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一条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具体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创造了一条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1956年，全国各大中城市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宣告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1956年，人民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这一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暴露出不少弊病。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议中的缺点和错误，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苏共20大以后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怎么反对苏联的教条那一套，要搞中国自己的一套，怎么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怎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第二次结合”。他指出“研究斯大林在目前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提出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新学派，提出了新的启蒙劳动，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面临着反对苏联教条的严重任务，同时又提出坚持共同道路(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反对修正主义的任务。毛泽东下决心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创立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学派，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要创立新学派，在中国发动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过去七、八年的一切都要重新加以审查和检查，对于过去的旧东西，不但要从旧社会的那些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残留下来的影响当中得到解放，还要从苏联教条的影响当中得到思想大解放。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理论创新的思维实践。
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是毛泽东酝酿并表述创立中国社会主义新学派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他在讲话提纲中写道：“发展真理，破除迷信。”“中国的共产主义”。“设置对立面，欢迎对立面”。“随时都有两种方法可以比较。”[76]
1958年4月召开的成都会议，是毛泽东创立新学派的继续。毛泽东正式提出“创立学派问题”，他说现在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他提出要“势如破竹”、“高屋建瓴”，“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77]在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实践当中，中国要成为科学辩证法大发展的国度。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及其前后反复论述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创立新学派的论点，论述新学派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在讲话中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展理论，创立新学派的高度提出“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提出要“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讲、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他还说，“创立新学派，就不要怕被人家看做是毒草。”毛泽东称赞陆定一1958年写的《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批给中央其他领导人看。他指出：“我们应该根据我国自己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来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他还亲自写了一段话，其原文是：“兄弟国家，例如苏联的某些教育理论家，如同唯心论语言学的那些理论家一样，他们的教育学就是错误的。我指的主要是凯洛夫的教育学。中国人却迷信他，捧为神仙，流毒非浅。斯大林的理论，也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他少谈教育，多谈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其中就有好些是错误的。他不自觉，他的方法论带着形而上学的某些成分，这就不能不影响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这段话今天看来还是很光辉的。这个原则已经超过了创立社会主义教育方面的范围，而是提出了创立中国社会主义新学派的问题了。
1956年以后，毛泽东以巨大的理论勇气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理论创新，为创立新学派奠定了基础。《论十大关系》是破除苏联教条创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纲要。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就根据大量调查研究中国的情况，批判苏联的教条主义，提出中国的十大关系。正确处理这十大关系，目的都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要探索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学派的理论基础。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从酝酿到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并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在55天时间内，经历13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它深刻地批判了苏联的教条和斯大林的部分形而上学思想，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毛泽东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提出了毛泽东创立新的中国社会主义学派的哲学和理论的基本点。毛泽东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又说：“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新学派，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有中国自己社会主义的“小原则”、“表现形式”和民族形式，要搞中国自己的一套，不要照搬苏联的一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是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重要探索，其中心思想就是批判苏联的教条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试图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在民主问题上，社会主义建立后，这个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怎么适应新的情况，今天还没有解决。并说，没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修正主义的集中，法西斯的集中。他还说，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由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有个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我们还没有进到自由王国。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工具，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象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这个问题是否谈一下。后来，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的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有被推翻的阶级，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包围，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有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历了几次复辟。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复辟。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规律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回答了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否还存在着国际垄断资本演变、颠覆的威胁，是否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是否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克服斯大林在1936年过早宣布苏联已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消灭阶级的错误，批判了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的“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思想。
毛泽东历经艰辛的探索创立起了新学派，初步形成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其基本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在当时都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接受，并为历史实践所证实，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1956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
毋庸讳言，毛泽东提出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发起新的启蒙运动以后，经历的曲折和灾难确实不少。他在探索的过程中，在这个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确走过弯路，说过错话，有过分歧，犯过错误，特别是犯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用不着去隐讳。但是，我们还应更深远地看到，人类的历史，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像东西长安大街那样笔直的，而是曲折的。历史的进程，从来不是依任何个人的愿望为转移的，当然也不是依毛泽东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一个人头脑里固有的，而是有它的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我们所走的弯路，所犯的错误，对整个的历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小插曲，这方面，我们也应该作为宝贵的财产来接受。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种尝试虽然都失败了，但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学派还是创立起来了，和苏联的一套对比，反思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什么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而走向解体剧变?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却在持续地发展下去，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主义新学派的重大意义了。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创立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学派，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中国式社会主义新学派的创立，就没有完整的科学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正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创立的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理论和实践)，并且还在继续发展下去。
毛泽东倾其一生，领导了前无古人、艰辛备至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他领导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摧毁了旧中国的经济、政治结构，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建立了自由、民主、独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改变了世界格局，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功。毛泽东的一生，是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无私奋斗的一生。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理论家、思想家的一生。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创立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这是他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的最宝贵财富。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也没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二十一世纪，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旗帜。
参考文献
王恕焕
[1]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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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世钊：《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
[6]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7] 佛教称欲界、色界、无色界为三界。下为欲界，中为色界，上为无色界。这是由佛教善恶报应和禅定修行理论概括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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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3页。
[10]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出版。
[11] 《论语类钞》长沙宏文图书社，1913年出版。
[12] 《达化斋日记》，1921年3月15日。
[13] 《讲堂录》，《时事报社》“学灯”。
[14]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6页。
[15]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87页。
[16]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页。
[17]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3页。
[18] 四部之篇：三国魏荀勖分书籍为甲部(六艺，小学)、乙部(诸子兵书，术学)、丙部(史记及其他记载)、丁部(诗赋图赞)四部；至晋李充重分四部，定为经、史、子、集。隋唐以后经籍艺文分类，多用四部为序。也作群书的通称。
[19]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1] 《张昆弟日记》1917年9月23日。
[22]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
[23]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页。
[24] 周世钊：《湘江怒吼》。
[25]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0—31页。
[26]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6页。
[27]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1页。
[28]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72页，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
[29] 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的笔名。1915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向长沙各学校发出一则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三字的演化，繁体毛泽东三字，为二十八画。
[30]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05—306页。
[31]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1919年7月21日。
[32]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0、294页。
[33]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0、294页。
[34] 《在峥嵘岁月中的伟大实践——回忆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革命活动》，见1971年9月13日《光明日报》。
[35]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7页。
[36]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7—41页。
[37] 《“七大”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7年7月17日。
[3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66页。
[39]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40) 《新民学会通讯集》第2集。
(41)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
(42)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43)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4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74页。
(4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318页。
(4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49)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5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5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5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53) 《毛泽东诗词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54) 《毛泽东诗词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55)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56)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1卷，第547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5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
(5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5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8页。
(60) 《毛泽东诗词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61) 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64页。
(6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页。
(6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页。
(6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6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66) 1956年9月27日接见外宾的谈话。
(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68) 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69)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7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8—1059页。
(7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72)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页。
(7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6页。
(74) 见1961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75) 转引自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见《共产主义小组》(下)第473页。
(7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7页。
(7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7页。
人生的根本问题
王恕焕
为什么人服务是人生的一个根本问题。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还说：“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1]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经验，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3]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文艺工作者应该同人民结合，应该熟悉人民，表现人民，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心骨，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和根本指导方针。
为什么人的问题，即为谁服务的问题，不仅是文艺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和原则问题，而且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目的的根本原则问题。这是因为，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候，不管人们回答“为什么活着”这一人生目的问题时，答案如何的多种多样，多么不同，但最后总要归结到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上。例如，有的人追求享乐，说“活着是为了吃喝玩乐”；有的人追求名利，说“活则计利，死则虑名”；有的人追求权势，说什么“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有的人则主张“人生为大众，营私以为丑”，认为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的生活过得更好，等等。这些观点说到底，就是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都有一个服务的主体是谁的问题。是为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还是为社会、集体、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这是人生目的的实质。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目的，都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都是为个人或少数人服务的。工人阶级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最伟大的阶级，它以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的，这就决定了工人阶级的人生目的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4]
为谁服务，为什么人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一个人的根本立场问题，是立足于那一个阶级，替那个阶级说话、办事，为那个阶级服务，反映那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在阶级社会中，立场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要想逃避这一根本问题都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说过：“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5]他还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6]毛泽东在这里阐明要为人民服务，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正确立场上，并阐明“人民大众的立场”与“无产阶级的立场”、“党性的立场”统一的。因为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与敌人相对而言。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人民的范围；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共产党的党性是工人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反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人民的立场和工人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是根本一致的。共产党人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党性的立场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必须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那种把党性立场与人民大众的立场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总之，我们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能为少数剥削者和压迫者服务，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而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无产阶级人生目的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本立场问题”[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王恕焕
毛泽东认为，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毛泽东人生观的核心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是毛泽东首次提出来的。
1932年，毛泽东在为中央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党的各级组织要欢迎“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8]，这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最初表述。1939年2月20日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942年，为解决知识分子和文艺战线为什么人的问题，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完整地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命题。1944年，他在追悼张思德所作的讲话中，把“为人民服务”明确为对我军我党和一切革命同志的普遍要求，并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9]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了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阶级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首先，在开幕词中他号召全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0]接着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在讲到我军的宗旨时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11]在讲到党的作风时，他又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他还进一步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2]1957年，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中，他又一次申明：“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人生观所作的这些富有民族特点的概括，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命题，科学地解决和回答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人生观的根本问题，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人生目的。
毛泽东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人生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13]“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宗旨，同时也是对无产阶级人生观、人生目的的高度概括。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光辉思想，他对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和目的的人生观，也进行了许多论述。1905年，他在谈到无产阶级文艺为谁服务时指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4]1920年5月，他在《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中提出：“我们将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克服那种认为劳动是一种羞事，凡是劳动都理应按一定准则付给报酬的习惯看法。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15]列宁提出了“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第一次把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具体为一个人的行为准则，落实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上，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人民联系起来，反对人人为自己的剥削阶级利己主义人生观，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生观理论。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把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人生目的精辟地概括为“为人民服务”，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本质和历史使命的客观要求，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和列宁提出的“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人生观的发展，深刻地阐明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深刻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思想，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密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毛泽东一再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唯一宗旨。”他还说：“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1944年，他在讲到人民军队的宗旨时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16]毛泽东反复阐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因为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目的，一切工作努力服务的对象，此外没有第二个目的，也没有第二个对象。这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由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措施，都应该符合人民的利益，都必须使劳动人民从中得到好处。党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没有别的，就在于为人民服务，在于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离开这个根本宗旨，党就会变质、变色。共产党人如果不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准则，作为人生目的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尽心竭力为人民办事，而去追求个人的权力、地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贪污腐化，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去，这就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无心无意或假心假意。二是一切言行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任何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为人民谋利益。三是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时，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四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
毛泽东不仅从总体上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而且还特别注意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不断地从生活中发现和树立一个又一个典型和榜样，进而具体地揭示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内涵，使之具体化、典型化和形象化。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徐特立同志六十岁生日的贺信》中，高度赞扬徐老一贯保持充沛的革命热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信中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你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满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脏脏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的。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为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1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所提出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宗旨，可以具体化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要衡量一个人是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以具体地从他对待革命、对待工作、对待他人的态度中加以测定。
毛泽东在评价吴玉章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时，提出一个重要标准。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1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能否坚持一贯做有益于人民的事，一贯为人民服务，当作衡量一个人想问题、做事情是否以人民的利益为言行的宗旨的标准。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指出：“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作，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情。……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老红军侯登科，从长征时就当马夫，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喂的三匹牲口始终膘肥体壮，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毛泽东在长征中和转战陕北期间骑的那匹老青马，就是侯登科喂养的。1948年冬天，年近六旬的侯登科由于劳累成疾，医治无效，在西柏坡病故了。他的后事办得很认真，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亲自主持了追悼会，朱德总司令参加追悼会并讲了话，还为他送葬。当时正是三大战役的最紧张时刻，毛泽东日夜筹划指挥各个战场，为了不干扰他的工作，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过些时再向他报告侯登科去世的消息。后来，当毛泽东得知侯登科已病故有些日子了，生气地责问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当时不告诉他，并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老侯干了一辈子革命，就当了一辈子马夫，他从来都没有不安心过，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自己当马夫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要号召大家向老侯同志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全心全意地做好本职工作。”[20]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学习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他们看作是革命者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化身和榜样，培育了一代代的新人。
毛泽东不仅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一个又一个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而且自己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在实践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卓绝斗争中，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鞠躬尽瘁，彻底地为人民谋利益。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毛泽东不仅贡献了非凡的聪明才智和全部精力，而且在他的影响下，他一家6位亲人，包括爱妻杨开慧、爱子毛岸英、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妹妹毛泽健、侄儿毛楚雄，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建国后，在抗美援朝中，他率先垂范，将爱子毛岸英送上朝鲜战场。后来，当他知道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时，他在吃惊之余缓缓地说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21]
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豁达胸怀，气贯长虹，感人至深。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伟大胆识的革命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敢于斗争，不怕困难，不畏强暴，具有勇往直前的伟大气魄。例如，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揭露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的阴谋，毛泽东不顾一身安危，毅然决然亲赴重庆参加谈判，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拥有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依据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反动派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必然会被消灭的腐朽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科学论断，以辩证的观点论述了“纸老虎”和“铁老虎”的关系，精辟地指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并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用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用飞机加大炮武装起来的800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50年，美帝国主义按其对社会主义的“遏制战略”，蓄意挑起朝鲜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危及整个朝鲜共和国，妄图将新中国扼死于摇篮。毛泽东依据朝鲜的领导人和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坚持和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审时度势，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战局的发展作出科学的预见。他指出，如美军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22]那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新中国立足未稳，百废待兴，困难很大，出兵打仗能否行?敢不敢同先进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决一雌雄?朝鲜战争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不少人心中有着种种怀疑和忧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但是，毛泽东不怕风险，他以非凡的胆略和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毅然做出了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决策。正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以彭德怀为司令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后，不仅站住了脚，而且很快地赢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的战局，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并肩战斗下，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它狠狠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嚣张气焰，粉碎了那种所谓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次真正的失败，说“是在一次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还教育、鼓舞了中国人民，提高了全国人民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政治觉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同时也鼓舞了世界革命人民对于反动派进行的英勇斗争。
毛泽东具有卓越的智慧和深邃的洞察力，大无畏的挑战精神和刚强意志，非凡的精力，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的这种敢于“藐视一切敌人和困难”的豪迈气概，为人民利益而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新的世纪，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仍然是充满艰难曲折的。许多严峻的挑战还在等待着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还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重挫折，面临严峻的考验。在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困难，有待我们去克服。国际上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颠覆、和平演变，有待我们去抵御、挫败。在这种伟大使命和严峻考验面前，我们一定要学习毛泽东那种敢于藐视敌人的伟大气魄，勇于战胜千难万险的坚定意志，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毛泽东经历磨难而不衰，受委屈而忠贞不渝，一心想着人民，一心为了人民。他从1927年带领队伍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到1932年的宁都会议，受到了多次的打击、排斥，同“左”倾路线进行过多次回合的艰难斗争。先是同当时湖南省委的斗争。他们一再来信，来人批评毛泽东“右倾保守”。以后是同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斗争。他们提出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一再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实现一省几省的道路胜利，批评毛泽东的边界武装割据是“保守观念”，是“失败主义”的表现。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落选前委书记，迫使他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但他的心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军队、根据地和人民，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革命的前途。他带病办农民夜校，经常走家串户，搞调查研究，宣传土地改革的意义。后业，他又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党和军队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并领导了根据地人民取得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再是同王明“左”倾路线作斗争。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对毛泽东进行多次无情打击，采取削弱以至取消他工作权限的手段，剥夺他的发言权，不让他为革命工作。1931年11月，在赣南根据地党的代表大会上，撤消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随着赣南会议撤消了红一军团机构，实际上也撤消了他红一军团政委的职务。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会议，即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会上又发起一次对毛泽东的攻击，加上“右倾保守”、“不服从中央”、“狭隘经验论”等种种罪名，把他在军队中原来所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消了。毛泽东的两个弟弟和贺子珍的一家人，也受到牵连，受到打击。他的大弟毛泽民挨了批判；二弟毛泽覃被列为所谓罗明路线反革命小集团“四首领”之一，受到残酷迫害，所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被撤消了；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的职务，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后留校当普通教员；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毛泽覃的爱人)，当时是瑞金县委的组织部副部长，也被撤职。毛泽东在这种艰难情况下，并没有消沉和颓丧，并没有屈服，仍然坚持革命，仍然一心想着革命，一心想着人民，操心根据地的安危，红军的前途，日夜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努力想办法挽回局面。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这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革命为重，不顾个人的委屈，不计个人的恩怨，多次向中央军委建议，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改变行军路线，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在长征途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同政治局的同志、中央军委的成员一个个地谈话，反复做王稼祥、张闻天的工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由于毛泽东的努力准备和艰苦工作，团结了多数同志，1935年1月召开的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向，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崎岖不平的。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到他个人的这段历史时说：“我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消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也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进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23]他在讲话中还指出：“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消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24]这说明一个革命者要经得起挫折、逆境、冤枉的考验，受委曲而不消极，受冤枉而忠贞不渝，经历磨难而不颓丧，千锤百炼而更坚强，始终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不变。毛泽东心地无私，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冤枉和委屈，任何时候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崇高革命风范，是全党的范例和榜样。
毛泽东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出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很重视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著名论文，把它列为整党文献，“引为鉴戒”。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向全党提出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1949年3月23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5]这就是说，要接受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进城以后不能腐化，要警惕骄傲情绪，功臣自居和贪图享乐情绪的出现，要防止腐败现象的滋长，要保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不谋个人的任何私利，不脱离人民群众。毛泽东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建国初期，毛泽东的一些亲朋故旧纷纷投书北京，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有的要求他帮助调入北京安置工作，有的要求他出面介绍工作。对此，毛泽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博大胸怀，断然抛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一“任人唯亲”的历史陈规，模范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带头遵守人事制度，一一劝阻，婉言谢绝。1949年毛泽东刚进京便收到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信，提出希望能在北京安排工作。同年10月9日，毛泽东回信希望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26]毛泽东又写信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嘱以“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27]全国解放初期，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开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祖家的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后来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在上面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这以后，毛泽东外祖家的亲人又陆续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些信，他都以“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不宜由我推荐”、“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等等婉言谢绝，没有一人特殊照顾。1949年10月，毛岸英的表舅向立三在来信中谈到他的另一位亲戚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位置”。毛岸英在复信中拒绝帮亲戚谋位置时写道：“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28]毛岸英的信，感人至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伟大品格和以廉为政的深谋远志。
早在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6人访问延安，黄炎培曾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跳出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当时根据我们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充满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认为依靠人民民主，必将打破“这周期率”。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执政后，会不会腐化变质?如何防腐蚀，如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如何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脱离群众?这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他对党内会不会发生腐败现象，是非常之警惕的。他多次向全党敲响警钟，要注意防腐拒蚀，反对腐败现象的斗争。一发现苗头，就决不放过。当毛泽东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察觉到“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败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就在1951年底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他亲自督办，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进行“三反”斗争，下决心果断地处决了曾经是人民功臣，而后却成为新社会蛀虫和人民罪人的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坚持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在公审刘、张大会召开之前，有的同志要求向毛泽东说说，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29]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更是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们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反腐败和为人民，是毛泽东所思考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对人民挚热的爱，对一切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因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和官僚主义作风等这些腐败现象，同党的宗旨是根本对立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党就会走向灭亡，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我们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要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对党的腐蚀，就要同一切消极的腐败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不断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毛泽东倡导、阐述和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宗旨付诸实施的要求。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30]这就是对我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概括。
毛泽东常常把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与水的关系。鱼离不开水，鱼没有水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是密切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这是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严重问题。党离不开人民群众。党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监督，就会失去力量的源泉，就会腐败变质而失去生命力。共产党员一旦脱离群众，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因此，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共产党人只有扎根于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着心，才能克服千难万险，立于不败之地。
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所包括的内容，很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关心群众疾苦。随时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疾苦，这是贯彻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加强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条件。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回答“为什么要革命”时，其中就讲到“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幸福”。[31]革命就是为了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改善生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自由、幸福。广大人民群众，也只有从切身利益切身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革命是自己的事业，才能积极地参加到革命的斗争中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下，毛泽东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32]毛泽东强调，在革命根据地，不仅土地问题、劳动问题，要关心、要解决，柴米油盐问题、房子问题、穿衣问题、婚姻问题、饮水问题、修桥补路问题，都要真心实地意帮助解决，“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33]毛泽东在陕北期间，非常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十分关心群众疾苦。1942年8月，一天下大雨，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劈断了，出席会议的延川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死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耳里，他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泽东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20万担(每担300斤)减到16万担，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重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建国后，毛泽东肩负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重任，为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日理万机，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他对治理我国的大江大河一直非常重视，而且对黄河、长江亲自作过考察和认真的全面调查研究，曾设想把长江的水引入黄河，解决西北、华北的缺水问题；提出引黄河之水入山西到北京，还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变水害为水利，以利于解决人民群众用水、灌溉、舟楫、发电。1950年7、8月间，安徽、河南发大水，百年不遇，淹得很厉害。当地农民躲避不及，爬到屋顶上、树上，有的掉下来淹死，有的在树上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了这段报告非常难过，他哭了。从7月20日至8月31日一个多月内，毛泽东连写了三个批示给周恩来总理，下决心“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那时刚刚建国不久，国家还很穷，但为了解决人民的苦难，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他下决心根治淮河。
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他非常重视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1955年12月，他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和“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1956年2月1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制定了消灭血吸虫病的部署。195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
解放前，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蔓延，涉及12省的350多个县，患病人数1000多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一亿以上。江西余江县是一个重灾疫区，那里有一座天然红石山叫狮子岩(旧名洪红岩)，座落在白塔河中游，阻碍河水流向余江。明朝嘉靖年间，“知县肖时中及倡首监生夏继贤，凿洪岩岭通河水，开圳数十余条”，是为官圳。由于官圳岁久淤塞，圳窄水臭，杂草丛生，适宜钉螺繁衍，从而形成血吸虫病泛滥的疫区。解放前，血吸虫感染到哪里，人就死在哪里。暂时侥幸活着的，也一个个被折磨得肚如鼓，骨如柴，男不生，女不孕。仅解放前30年，余江全县死于此病的达25000人，毁村42个，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死坟堆”、“寡妇村”。对于狮子岩一带“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群众疾苦，毛泽东忧心如焚，极为关注。1951年3月，他派血防人员到余江县调查，首次确认为血吸虫流行的县。1953年4月，他又派医生驻余江县马岗乡进行防治血吸虫病的重点实验研究。1956年，他指示中央血防9人小组和国务院卫生部两次派专家考察组到余江县考察血防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余江人民掀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辞辛苦，排除万难，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经过1955年到1958年短短4年的努力，取得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胜利。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经过》和《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的社论。毛泽东读了这篇激动人心的报道，极为兴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浮想连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七律二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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