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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五四”则是作为其后20年左右所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的标志，北大是这运动的中坚力量。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在机构上虽然有承续的关系，而在精神上，却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没有蔡元培校长大力改革京师大学堂留下来的陋习，开创北大新学风，那么，它就绝不可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和爱国学生运动的先锋。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京师大学堂的廊庙传统呢，还是蔡元培改革后的民主传统？——因为实际上北大是存在着两种传统的。
看“百年北大”的有些纪念文章，觉得对这两种传统区别性的认识很模糊，甚至还有意回避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其实，在过去，革命者对此的认识是很清楚的。1940年蔡元培逝世时，毛泽东在唁电中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可见对蔡元培评价之高；1943年3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怀念蔡元培先生》，一开头就说：“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也可见当时革命者对北大精神的明确理解。不知后来何以却逐渐地变得含混了起来。
诚然，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也是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毕竟是晚清维新变革的产物，是我国新式大学的开始。但是，这所学堂并没有学得西方大学以学术为本位的办学精神，却承袭了我国科举制度的余绪，成为学子步入官场的阶梯。京师大学堂之官气重于学气是必然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根本就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除了少数的隐逸文人之外，绝大多数学子的目标都在于廊庙，——有些人甚至把归隐也当作做官的终南捷径。既然志在做官发财，学问自然是不必讲究的了，只要混个资格，找个好后台即可。京师大学堂的腐败，其源盖出于此。到了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时，不但清王朝已被推翻，企图恢复帝制的袁世凯也已垮台，民主的力量大大地加强了。同时，由于多年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势力虽然还不够强大，但也可以为知识阶层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进行独立的活动，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蔡元培本来就是民主革命斗士，又在德国留过学，并到法国考察过教育，对西方教育体制深有了解，所以他可以凭借北大这个舞台，来导演一出有声有色的教育改革活剧。
蔡元培在就职演说里，就要学生打破做官发财念头，而明确入学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发展教育事业，他十分强调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甚至对教师在校外发表的各种政见也不过问，对他们的私德也不苛求。面对社会指责，他理直气壮地公布了自己办学的两项主张：一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是“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代负责任”。（《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蔡元培所说，决非虚言，接着他就举出许多实例来：“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这里，“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指的是辜鸿铭；“筹安会之发起人”是刘师培；纳妾、狎妓者虽很难确证有多少人，但陈独秀逛八大胡同是公开的秘密，辜鸿铭不但纳妾，而且还有一套宣传应该纳妾的理论，他说：男子纳妾是天经地义，只有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没有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而且蔡元培也的确鼓励师生在学术上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到自己头上来也并不介意。比如，胡适提倡“新红学”，提出自叙传说，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同时必须否定旧红学的种种理论和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蔡元培的“政治小说”说和索引派方法。蔡元培未必同意胡适的新说，但却欢迎他的标新立异。正因为蔡元培实行了上述两项主张，所以当时北大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第一部分两种传统（代序二）
其实，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在中国，并非蔡元培一个人的主张，我们只要看看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的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铭中，称颂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就可以想见这种思想原则，实际上已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学人们的共识。
既然高等学府能够以学术为主体，知识分子自然就可以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靠自己的知识谋生。而只有摆脱依附状态，发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才能改变以往专做注经家的生存状况，而进行对于真理的探求。正是由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又有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带头，在中国，造就了一代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现代知识分子并非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北大的教授们对于社会问题大抵都很关心，而且总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大不相同。且不说在文化问题上，新旧两派形同水火，就是新文化阵营内部也很快地分化，但是，无论哪一派，都想保持独立精神，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作出自己的评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组成的《语丝》周刊，是他们自己凑钱出版的刊物，目的在于自由地发表一点“独立判断”，这个刊物在女师大学潮中和“三一八”惨案后，起了很大的主持正义的作用；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派，虽然与权力者比较接近，但也不想走入廊庙，处于依附地位，他们把自己的一个刊物取名为《独立评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正是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评论，大大地活跃了中国人的思想，使之走出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政治力量想通过权力来控制学校、控制知识分子的做法，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段祺瑞的“整顿学风”、张作霖的捕杀学人，到国民党CC系对于大学的渗透与控制，走的都是这一条路子。但这种种措施，只有使大学遭殃、文人受难，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起破坏作用。正如蔡元培所说：“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教育》）据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所见，即使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的德国，其大学在学术上也是独立的，这就是欧洲文化教育事业能够快步发展的原因。所以他大力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实在是为了促使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1997年5月
第一部分复旦园里长镜头——记陈望道先生（1）-（图）
其实，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在中国，并非蔡元培一个人的主张，我们只要看看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的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铭中，称颂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就可以想见这种思想原则，实际上已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学人们的共识。
既然高等学府能够以学术为主体，知识分子自然就可以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靠自己的知识谋生。而只有摆脱依附状态，发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才能改变以往专做注经家的生存状况，而进行对于真理的探求。正是由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又有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带头，在中国，造就了一代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现代知识分子并非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北大的教授们对于社会问题大抵都很关心，而且总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大不相同。且不说在文化问题上，新旧两派形同水火，就是新文化阵营内部也很快地分化，但是，无论哪一派，都想保持独立精神，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作出自己的评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组成的《语丝》周刊，是他们自己凑钱出版的刊物，目的在于自由地发表一点“独立判断”，这个刊物在女师大学潮中和“三一八”惨案后，起了很大的主持正义的作用；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派，虽然与权力者比较接近，但也不想走入廊庙，处于依附地位，他们把自己的一个刊物取名为《独立评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正是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评论，大大地活跃了中国人的思想，使之走出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政治力量想通过权力来控制学校、控制知识分子的做法，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段祺瑞的“整顿学风”、张作霖的捕杀学人，到国民党CC系对于大学的渗透与控制，走的都是这一条路子。但这种种措施，只有使大学遭殃、文人受难，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起破坏作用。正如蔡元培所说：“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教育》）据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所见，即使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的德国，其大学在学术上也是独立的，这就是欧洲文化教育事业能够快步发展的原因。所以他大力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实在是为了促使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1997年5月
第一部分复旦园里长镜头——记陈望道先生（2）
陈望道先生年轻时，是一个敢说敢干，很有个性的人物。他的外号叫“红头火柴”，是谓一擦即燃之意。这只要看他当年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敢于与封建教育当局斗争，因而被列为“四大金刚”之一；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中，因不愿受陈独秀的家长式统治和背后的造谣污蔑，终于与他闹翻，拂袖而去，即可见出他刚烈的性格来。但当建国后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时，他已是一个老成持重、表情严肃的长者了，人们尊称他为“望老”。再加上传媒着意宣扬他的原则性、组织性，而抹杀他的个性表现，把他塑造成一个听话的好老头形象，就有点令人望而生畏了。
其实，即使到了晚年，望道先生仍旧保持着他的个性，仍旧具有独立精神，不肯随波逐流，不肯曲从于强势话语，更不肯迎合上意来误导群众，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知。只是，年岁已经消去了他“红头火柴”的烈性，环境也不允许他再作金刚怒目状了。但在某些场合，还能听到他的异调奏鸣，在很多时候，还能感受到他的人情温暖。只是，传媒不肯如实报道而已。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面提倡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文教领域也是唯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从。在一次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上，王力大谈苏联专家如何说，如何做，望老听得实在不耐烦了，就顶了一句，说：“王力先生，这里是我们中国！”顶得王力无话可说。在制订汉语拉丁化字母时，苏联专家提出要加进一些斯拉夫语的字母，中国专家心里不同意，但慑于政治压力，没有人敢顶苏联专家，只有陈望道出来反对，说斯拉夫语字母与拉丁字母体系不同，加进来不伦不类。他与苏联专家辩论了一个上午，连中饭也没有吃，终于将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见顶住了。
在复旦，他这种异见就表现得更多了。有一次，学校召开批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大会，要望老出席，在批判会行将结束时，照例要望老讲几句话，以示尊重。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下发言，总要顺着大会的主导方向，说几句凑趣的话，至少，总要对大会加以肯定，对发言者加以鼓励。但望老却不然，他唱的几乎是反调。他说：“学术著作应是材料与观点的结合，观点经过讨论可以提高，但如果有大量可靠的材料作基础，那么这部著作是批不倒的。只有那种空头理论，一批就倒。”接着，他却批评起那些发言者来了：“你们今天的发言，为什么都是念讲稿？讲话应该发挥自己的意见才是。”弄得主持者很是尴尬。但校报发表会议消息时，只报道陈望道校长出席了批判会并讲了话，对他的讲话内容，则一字不提。这就是所谓新闻导向吧！
望道先生自己也知道，他的话在当时是不起作用的，他也无力抗衡时代潮流，但实在看不过去的时候，他还是要讲。直言无效，则以幽默之语出之。在某一场合，大家谈到全国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倾向，都很有意见，而作为语文专家的望老，却突发奇论道：“别人都说现在是重理轻文，我看倒是重文轻理。你们看，现在报刊上文章很多，但是说理很少，这不是重文轻理吗？”望老说得一本正经，听者为之绝倒。闻此言说，我乃悟到，望老为什么要把他主持的专门研究语法、修辞的研究室，再加上逻辑二字，定名为“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盖因逻辑观念、理性思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非要着重研究、加以推广不可。
大跃进时期，复旦掀起了集体编写教材的热潮。此热潮席卷文科，无人敢于抗拒。因为在当时，对此事的态度，就是衡量你对“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乃一重大政治问题，弄不好，是可以被打倒的。但望老并不紧跟，仍旧保持自己的见解。他对身边的人说：“这种东西，剪刀加糨糊，一个星期就可以编出一本来，没有什么意思。”所以，那时他不参加什么集体项目，后来也不肯主编这类东西。他一向认为，做学问应该踏踏实实，不能贪多求速。他不喜欢“著作等身”之类的话，认为这样毫无意思。据他的老学生倪海曙说，他常常用“驼子下棺材”这句歇后语来形容认识的发展过程，意谓一头着实了，一头又翘起来。因此，研究学问要“若存若忘”，长期坚持，不断探索，不断验证，才能有所成就。
“文化大革命”之前，学生会曾请望老题字，当时有许多政治口号，极为红火，学生会干部希望他能写上一句，但他不肯，只题了“又红又专”四个字，因为对这个口号，他是赞成的。但这幅字，大概不被重视的缘故，早不知被人丢到何处去了，他儿子想去找回，也没有找到。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大搞“批儒评法”运动，简直把法家捧到天上去了。而有些学者，为了紧跟形势，为了救出自己，或者还想附势而上，也就迎合上意，或则以儒法斗争为纲来修改自己的旧作，或则改变自己一向尊儒的观点，为法家大唱赞歌。但望道先生则保持沉默，不肯附和，而且私下里还对他的研究生说：“法家杀气太重。……”虽然欲说还休，但忧虑之情可掬。那时，上海一家出版社奉命要重印望老的《修辞学发凡》，但认为书中所用儒家的例句太多，要他修改。望老不肯改，经一再动员，也只改换了几个例句。出版社领导说：“这个样子出版出去，不符合批儒评法的精神，怕外国人看了要挑剔。”望老对他的助手说：“我倒不怕外国人挑剔，而是怕有些中国人挑剔。”
第一部分复旦园里长镜头——记陈望道先生（3）
望道先生不但在平和中保持了个性，而且在严肃中充满着感情。贾植芳先生就常常念叨望道先生当年对他的关心，那当然是在1955年他因胡风案被捕之前的事了。有一天，望老夫人蔡葵先生对贾先生说：“我们陈先生说，你贾先生手面大，这点工资怕不够开销，我们两人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些。”他们每月送给贾先生4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贾先生说：“他如果说是资助，我是不会接受的。他叫我帮着他花钱，我当然只好收下了。”这可见望道先生如何善于体贴人心，而且也很富于幽默感。其实，这种请人“帮助花钱”的事，是望道先生的老习惯了。1930—1940年代，他就经常拿自己的工资来支援穷学生，也并不声张，有时蔡先生发现他拿回来的工资太少了，问起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望道先生对朋友的情义，在乐嗣炳先生身上表现得更加充分。他们二人是1930年代提倡大众语运动的老战友，当年为了反对复古思潮，为了中国语文的新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甚至被人扣上红帽子。可是，乐先生命途多舛，一生颠沛流离，1950年代初在广西柳州军分区当联络员，做争取土匪的工作，但不知怎样一来，却被当作通匪的嫌疑分子关了起来。审查了三年，却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在老朋友司法部长史良的关心下放了出来，也不做正式结论。其时，望道先生身兼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华东文化局局长等许多职务，处于高位，但他并没有“一阔脸就变”，当乐先生于1953年8月份一回到上海，望道先生就介绍这位落魄的老朋友进复旦中文系做语言学教授。不料到得1957年，乐先生又被打成右派分子。望道先生还是非常关心他，在乐先生摘去右派帽子的当晚，望老偕同夫人，登门拜访。此后，二人仍经常来往。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望道先生当校长时，正是校长缺乏权力之时。但是，他还是要利用手中不多的权力，来为师生员工做点好事。他常说学生能来复旦读书不容易，轻易不要处分。每当有学生犯事，——多半是思想上的事，公安局要来抓人时，望老总说慢点批，他要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因为公安局一抓，这个学生就要除名，这一辈子也就完了。所以凡是能保的，望老总要保一下。
望道先生自己掏钱买树，绿化校园，以及尊重工友，帮助工友等事，在复旦时有所闻。而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在临终时，还在关心复旦师生员工的生活，为复旦划归市区之事而操心。盖因复旦地处城乡结合部，划归市区或者划归郊区，处于两可之间，1950年代复旦原属杨浦区，属于市区，恰恰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却被划到宝山县去了，属于郊区，当时物资供应市区与郊区是大不一样的，——肉票、油票等，郊区都少于市区，点心票也没有，这在每一两粮票都算着用的时候，就使复旦师生员工吃亏不少。从那时起，望道先生就不断地向市领导提出请求，要把复旦划为市区，但一直没有解决。在他病重时，他告诉家人，凡是市里领导人来看望，都要提醒他再提此事。市领导问他最后有什么要求，他说，我个人别无所求，但希望一定要为复旦解决划市区的问题。在他一再要求之下，总算将此事解决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争取一项具体待遇的问题，而是一个校长的责任心，——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私利，而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还没有下台就骂声不绝，有些人一下台就无人理睬，而望道先生逝世几十年了，老复旦们还深深地怀念着他的原因了。
第一部分与古人交友的人——记郭绍虞先生（1）-（图）
郭绍虞先生是复旦中文系唯一的一级教授，——当然，陈望道先生也是一级教授，但是，他做了校长之后，就离系而去，不再教书了。所以，实际在系里教书的一级教授，就只有郭绍虞先生。
但是，这位一级教授却不是科班出身。他不但没有上过大学，就连中等学校也没有毕业，只在土木工程学校读过一年书，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水平，就去做小学教师了。但他十分努力，自修文史，以扎实的论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终于走上了大学讲台，可以算是自学成才的典型。当时胡适就很赏识他，推荐他到协和大学教书，协和大学校长一看他的学历，很不放心，特地派了一位教授去对他进行考核。倾谈之下，那位教授认为他很有学问，复命之后，校长就聘郭先生为文学院院长。从此郭先生就成为有名望的教授，后来还做过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9月，他从同济调到复旦，做了复旦中文系系主任。
郭先生年轻时大概颇为活跃，他写过体育史著作，从事过新文学运动，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据说，文学研究会在北京酝酿时，本没有沈雁冰和叶圣陶，还是郭绍虞先生提名介绍的。郭先生与叶圣陶是小学同学，关系一直很好，与沈雁冰也是老朋友。
但是，在我见到郭先生时，他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长者了，动作迟缓，讲话慢条斯理，带着一口浓重的苏州腔。大家都尊称他为郭老，——高班同学有时叫他“郭老板”，那是为了要他多拿些钱出来开迎新会之类。当时高校教师收入较高，而且师生关系也较为融洽，每有迎新会联欢会之类，学生会干部就到各位老师那里募钱，教师们都会认捐一些，郭老是系主任，工资又最高，每次出的钱也最多。但1957年之后，师生渐渐隔阂，再也没有这类事情了。
郭老住在复旦庐山村时，客厅里挂着一幅水墨立轴，画着郭老的全身像，长袍布鞋，手持书卷，面带笑意，一副敦厚的样子，非常传神。
我们读书时，郭老身体很不好，血压高，有时还到了危险的境地。但他仍很用功，努力接受新理论，修改他的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1955年就出版了修改本。复旦地处郊野，夏夜多蚊，那时设备又不好，听说郭老是穿着高筒胶鞋来工作的，这种精神，着实令我辈后生小子感动。后来搬到南京西路住，条件好些了，郭老年事虽高，但始终笔耕不辍。据他助手说，郭老每天起得很早，梳洗后即进书房工作，午饭后，略事小憩，再工作到傍晚。因为年老，晚上才不工作。也不大有什么娱乐活动，只偶尔听听评弹，这是苏州人的普遍爱好。因为郭师母张方行女士非常能干，而且对郭老体贴入微，衣食住行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连郭老所吃之药也都送到手边，不用他分心，所以郭老从来不理家务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时，郭师母为了要郭老休息一下脑子，安排他干点摘豆芽之类的轻活，郭老干了一会儿也就不愿干了，仍旧去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晚年犹如此用功，年轻时更可想而知了。我想，一个中等学校都没有毕业的人，能成为权威学者，做到一级教授，就是这样努力出来的吧！
有人问郭老：“你这样一年到头，一天到晚地钻在书本里，不感到枯燥吗？”他答道：“与古人交友，其乐无穷。”的确，他对自己家里的事很少过问，大都是一问三不知，但对古人的油盐酱醋，却搞得极其清楚。郭老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名世，搞的是宏观研究，但与时下超越微观的宏观研究不同，他的宏观研究是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所以功夫非常扎实，书中没有空言套话。我们只要看看他后来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中的文章，就知道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各个细部所下工夫之深，可见《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的成功不是偶然的。1960年代初，他受命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能够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也就不奇怪了。
郭老学识渊博，治学范围很广。除了文学批评史之外，他还对语言学下过很深的工夫。早年出过《语文通论》和《语文通论续编》二书，很受学术界的重视，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后来都收入《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中；晚年又写《语法修辞新探》，与吕叔湘、陈望道持异议，独创新说。所以他不但是文学批评史权威，同时还是重要的语言学家。而这两门学问，对他来说，又是相辅相成的。
郭老学问虽好，但口才却实在并不怎么样。他给我们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时，慕名来听者很多，一间不小的教室都挤满了，那时蒋孔阳先生还是青年教师，自愿参加辅导，阵势很为壮观。但是郭老讲课时，满口苏州的口头语：“这个，这个；在咕，在咕”，总是讲不清楚，再加上他自己所说的“中气不足”，声音轻微，教学效果并不好。听他的课，远不如看他的书来得带劲。郭老虽然是语言学家，文章也写得极其规范，但讲话却常常既不合语法，也不讲修辞。同学调皮，经常学他在迎新会上所讲的一句话：“我们今天欢迎新伙伴，我们大家一起来伙伴。”可见他并无即席讲话之才。郭老虽然有此短处，但因为他学问大，对人好，所以无损于他的威信，同学们学起他的话语来，反而有一种亲切感。
第一部分与古人交友的人——记郭绍虞先生（2）
郭老乐于助人是有名的。听说他在燕京大学教书时，有一个学生在旅馆里生了重病，又无钱付费，店主人要赶他出去，在百般无奈时，他说：我是燕京大学学生，你可以打电话找我的老师郭绍虞先生，他会给我想办法的。郭老接到电话之后，果真为他付了钱，并把他接到家里来治病。抗日战争初期，因为燕大是美国人管的教会学校，日本占领军不能插手，郭老在文学院院长的位置上帮人做了不少好事。比如，他为周作人安排了课程，使其有些收入，能够渡过难关。只可惜周作人辜负了他的好意，还是下水了。调到复旦之后，郭老的工资收入虽然远不如在燕大和同济时多，但仍旧乐于助人，给有困难的教师送药送钱。解放初期，吴文祺先生生活困难，而且有病，就经常得到郭老的帮助；“文革”后期，施昌东患了癌症，开刀后需人照料，但妻子远在四川，照顾不到，施昌东是“右派分子”，虽已摘帽，但仍被视为异类，要想通过正常手续调来妻子是不可能的，他曾写信给当时很走红的某教授，要求帮助，却如石沉大海，一直得不到回信，他又去求助郭老，还是郭老设法疏通，才把他的妻子调来，郭师母还叫郭老的助手送蛋、送钱给施昌东。
郭老虽然在1940年代社会地位就很高，工资也很高，但他深恶当时的腐败现象，对新中国是热忱欢迎的。他是1950年代较早一批加入共产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还把他在苏州的99间房子上交给国家，可见其虔诚。但因为他老先生是与古人交友的人，终日沉浸在古人的世界里，对于现实政治的各种微妙关系其实并不了解，他曾努力辨析，但是愈辨愈糊涂。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宣队进驻后，搞什么“抗大学习班”要“清理阶级队伍”，在清理过程中，把郭老也批判了一通。郭老作了一个发言，竭力想辨清“错误”与“罪行”的区别，意谓他有错误，而没有罪行。但那是“口含天宪，朕即王法”的年代，怎能容你进行理论辨析呢？我们只觉得他书呆子气十足。1949年以后，他总想努力跟上形势，却跟得很吃力，而又做了很多无效劳动。大跃进年代，他根据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理论修改他的批评史，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这个修改本不能令人满意，宋以后的部分就没有再修改下去；“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又根据儒法斗争的理论来修改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当然更加困难重重，终于没有能够出版，“四人帮”就被打倒了。这与风派人物不同，郭老实在是想跟上形势，虔诚地接受新理论，而对这种“新理论”的政治背景却缺乏了解和认识。
但是，郭老在民族大节上，却是分辨得非常清楚的，——这也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美国成了日本的敌方，燕京大学也就被日军所占领。有人来引诱郭老下水，为郭老所坚拒。郭老最后一课为学生讲解《诗经》中的《黍离》，当读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时，台上台下，一片唏嘘。此情此景，有如都德在《最后一课》中所描写的样子，多年之后，闻之犹令人感动。
从郭老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
第一部分刘翁得马，焉知非祸——记刘大杰先生（1）-（图）
刘大杰先生以“断肠人”自称，是在1957年开刀割肠之后。这之前，他风流倜傥，活跃非常。大杰先生是有名的才子，文章写得漂亮，课也讲得极其生动活泼。他教我们魏晋—隋唐这段文学史，每周5节课，课时虽多，却始终引人入胜，使人心无旁骛。
读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能使你感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听大杰先生讲课，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那时，还没有统一的高校文科教材，各校自行编写和指定。大杰先生所用的教材，就是他自己这本《中国文学发展史》，——那时，该书尚未出版修订本，我们读的是1940年代中华书局出的本子。但在开列这本书时，先生特地声明道：“教师本不该将自己的著作介绍给学生看的，但现在文学史还没有相应的参考书，只好把自己的著作开给你们，实在不好意思。”不过，他并不照本宣科，而是另外编写了简洁的讲义。每次上课，先在黑板上抄一段讲义，然后加以发挥。有一次，他说出门时太匆忙，忘记带那本写着讲义的笔记簿了，但他的记忆力真好，拍拍脑袋，居然能在黑板上默写出来。因为同学们已经抄下了黑板上写的讲义，课后又有他的书本可看，所以听讲时也就不必再记什么，而可全神贯注听他发挥。大杰先生也真能讲，比如讲建安文学，他从世积乱离的时代背景，讲到慷慨多气的文风，一直讲到甄后如何漂亮，曹植如何倾倒，徐干又如何以平视而获罪；讲竹林七贤，就从魏晋玄学，讲到清谈之风，一直讲到山涛妻子如何隔壁偷听，极其有趣。大杰先生讲课，随口能背出很多诗句，引用又恰到好处，令人折服。但当我们表示敬佩之意时，他却坦然地说：“我其实也只能背出这些诗句，这是事先准备好的，你若要我背全诗，或背更多的诗句，我就不行了。”不过这话也当真不得，因为他又曾对我说过，他上学时，白天跟同学玩，晚上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背古诗，把同学比下去的趣事。大杰先生讲古典文学，还时常杂以今事，我记得他讲唐代文学，不知怎样一来，忽然讲到他在静安寺上电车如何抢座位，从而分析某种人情世态；有时他还会把古人的服饰、用语现代化，而且随机性很大，记得1950年代他做《红楼梦》报告时，说林黛玉背着一个小皮包，漂亮极了，到1960年代又听过他一次《红楼梦》报告，却说是林黛玉穿着一件的确良衣裳，非常漂亮。盖因1950年代的小皮包和1960年代的的确良衣服，都是当时妇女的时髦用品也。这种古今杂糅的发挥，如果是别人所讲，那是要闹笑话的，但出自大杰先生口中，却就风趣得很了。他讲《红楼梦》，也能随口背诵很多东西，就连黑山村庄头乌进孝上缴贾府的货物清单，他都能背诵如流。所以他做学术报告，场场爆满。听说他在1950年代中期到北京大学讲过一次《红楼梦》，引得北大学子倾倒，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生动的学术报告。
1955年前后的几年，系主任郭绍虞先生因病疗养，大杰先生做代理系主任，做得相当的潇洒。因为他住在市区，离校较远，自然并不每天上班。大抵每次到校上过课后，再到系办公室去坐坐，但也并不急于马上处理公务，而是先喝茶、抽烟、聊天，如见到我们班的运动员王克起同学，就与他大谈杜甫小时候如何会爬树，拜伦游泳如何好，等等，再表扬他在市级运动会上创纪录，是为中文系争光，并说要送自己的著作给他，以资鼓励云云。但据克起说，大杰先生虽然多次表示要送书，却始终没有兑现，因为他老先生说过之后也就忘记了，下次再说再忘。而如此这般聊天聊够了之后，他才开始办正事，却很快就把公务处理好了。那时，还不设副系主任，只有一个不脱产的系秘书外加一名系务员，我们不能不佩服大杰先生办事的神速。当然，那时系里的公务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以致三四个正副系主任外加四五个系务员也处理不完，现在做系主任的自然也就潇洒不起来了。
1957年，大杰先生被发现有肠癌，开刀之后，元气大伤。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直不起身来。偶尔到学校开会，也是拄根手杖，弯着腰，不复像当年那样神采飞扬了。但他一坐下来，却仍然谈笑风生。他说他之所以得病，皆因年轻时候喝酒啊、闹啊，闹得太厉害了。大杰先生与郁达夫友谊很深，颇感染了些郁氏的浪漫气息，当年两人在四马路喝酒，一个晚上连喝数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大杰先生也写情诗，为小报所披露，题曰：《刘大杰寄情春波楼》，他还写过考证林黛玉是否处女的文章，都被我们同学发掘出来，传为美谈。大杰先生多才多艺，年轻时搞过文艺批评，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研究过外国文学，写有《表现主义的文学》、《德国文学史大纲》等著作；教过中国哲学史，写有《魏晋思想史论》；翻译过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并创作过小说，有《三儿苦学记》，写的就是他自己的童年生活。后来由博返约，这才集中力量写出他的代表作——《中国文学发展史》。
第一部分刘翁得马，焉知非祸——记刘大杰先生（2）
《中国文学发展史》在1940年代出版后，很受欢迎，后为适应时势，不断加以修订。1957年底至1958年初，陆续出版了第一次修订的3卷本。但不久，却受到了批判。盖因当时适逢大跃进年代，各条战线都在“兴无灭资”，几乎所有老教授都被当作白旗拔掉，他们的著作也一概在批判之列。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因影响较大，自然就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复旦中文系还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论文集。不过大杰先生对此倒并不在意，后来中文系总支召开甄别会，向被批判者表示道歉时，大杰先生当场发表声明，说那些写批判文章的都是他的学生，对于自己的学生，他是决不会加以计较的。
经过批判之后，这本书的影响倒反而更大了。连毛泽东对它也大为赞赏。19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到上海，派人找大杰先生，因为事先没有通知，找了好久，才从花鸟商店找到他。据大杰先生说，那一次，毛泽东与他谈了四个钟头，主要就是讨论文学史问题，对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里引述分析许多作家作品这一点，大加肯定。大概因为有此接触，大杰先生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所以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要保的教授名单中，就有大杰先生在内。
“文革”初期，大杰先生虽然也进过牛棚，但其实倒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工宣队进驻之后，要清理阶级队伍，才开始对他进行批判。批判过后，就下放到班级中与学生一起学习，日子倒也还过得去。大杰先生仍很健谈，有一次会间休息时，还跟我大谈他的老师“季刚先生”（黄侃）的趣事，其中情节，真是妙不可言。后来传达了毛泽东要保一批教授的“最高指示”，复旦点到名的就有四位：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刘大杰。因为当时的调子是“一批二保”，所以工宣队又重新在全校组织批判大会，让他们“接受教育”。但是，“钦点的翰林”，待遇毕竟是不同的了。当大多数教师都下放干校，准备斗、批、散时，大杰先生却进了“小班子”，去教工农兵学员。而且，因为毛泽东欣赏，江青也来拉拢，要他给“样板戏”提意见云云。而到“儒法斗争”学习运动起来时，又要他以儒法斗争这条线为纲，来重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
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归结为儒法两家的斗争史，这本是江青的政治阴谋，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要根据这个伪造的“规律”来编写中国文学史，也实在是够为难的了。但这毕竟是“光荣的任务”，大杰先生还是去做了，——而且不做也不行。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做这项工作，但当新的修订本出到第二卷的时候，“四人帮”被打倒了，于是他又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这回，批判者已不是无知的学生辈，而是他同辈的学者教授；他的罪名也不再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而是朝政治上上纲上线了。这样一来，大杰先生也就潇洒不起来了，他以患癌症的病躯，经过大修改大翻造工作的过度劳累之后，再受到这样的刺激，整个精神都萎了下来，于是一病不起，而且很快就去世了，享年只有75岁，比系里他的许多同辈教师都活得短。
如果大杰先生不被重视，不去做这样的工作，也许他还能活得更长一些，在“文革”结束之后，还能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来。
这真是：刘翁得马，焉知非祸！
第一部分终于讲席的教师——记朱东润先生（1）-（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的教授中，我最佩服的是周谷城和朱东润两位先生。他们都是运动初期被复旦党委抛出来挡头阵的“反动学术权威”，所受磨难最多，但从来不肯屈服。周谷城先生自称眼睛有疾，被批斗时眯着眼睛，似睡非睡，别人批了半天，问他是不是这样，他说，我没有听见。一阵“周谷城不老实，就打倒他”的口号声之后，批判者只好再说一遍。会议主持人问周谷城，承认不承认错误？他却坚持说自己的意见是对的。朱东润先生则硬是不肯低头，别人把他的头按下去，他又挺起来。批斗者质问他是什么人，意在要他自己承认是反动分子，他却昂然说：“我是中文系系主任！”甚至有个党委副书记的儿子冲到他家，将一把日本军刀架在他脖子上，他也毫不畏惧。
不过周谷城先生情况有点特殊。他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曾请他到中南海家中住过几时，毛泽东到上海、杭州视察时则常约他面谈，“文革”中又点名要保护他，所以他老先生实在是有恃无恐，开一点小玩笑，主持者倒也无可奈何。而朱东润先生却是一无凭借，全靠自己的骨气支撑着，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朱先生常说：“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他自己的确是身体力行的。愈是困难时刻，愈是受到压力，他愈是傲骨挺然；而在他主持系政，地位较高时，对系里的教师、学生，则和蔼可亲，而且也很宽容。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朱老。
朱老不是随波逐流之辈，做事有他自己的准则。他所崇奉的，大概是早期儒家思想，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积极进取精神，有时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青年时代在英国留学时，得知袁世凯欲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要做皇帝，即弃学束装，万里归来，拟参加讨袁斗争，表示“不愿以区区之身，与儿皇帝共存于天下”。后来，他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但并不以学校为世外桃源，作避世之想，也不是仅以此作为谋生手段，而仍是积极用世，总想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他写了很多传记，传主大都是政治家或关心世道的爱国诗人，如张居正、陆游、梅尧臣、杜甫、陈子龙，这就可以想见其用意。朱老一向很珍惜时间，但对社会工作却从来不推辞。他没有时间回老家，但“文革”前每年高考阅卷，他都去参加，而且主持语文中心组，工作很繁重；1957年以后，系主任实际已处于无权状态，但朱老仍在可能范围内多做工作，决不超然。并不是他对这些小小的权力感到兴趣，而是总想要对社会做些有益之事。后来又有拔白旗运动，很多老教师干脆不再上课，或很少上课，风气形成之后，有些并不很老，而且没有被拔的教师，只要有些地位之后，也就不肯上课了，出现了“教授不教”的现象。但是朱老总是坚持上课，而且还上很多课时、很多课种，即使带研究生，也是认认真真给他们讲课，直到90高龄。他是在最后一名研究生李祥年的博士论文答辩完毕之后，才进了医院的。正应了他所信奉的那句话：“战士死于疆场，教师终于讲席。”他在做了十年“牛鬼蛇神”之后，以8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非个人有所求，也非迎合上面的需要，应该说，仍是积极用世思想的表现。
朱老早年家贫，靠族人和师长帮助上的学，从小养成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从来不肯走捷径，认为捷径便是死径，他做事做学问总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刻苦用功。他曾说过，他初学英语时，将生词写在纸片上，挂满房间，朝夕读之，这样，很快就掌握了。他又说过，写字总要写它60年以上，这才能够写得像个样子，——他补充道：15年练篆字，15年练隶书，另外30年再练楷书、行书、草书。而他自己就是这样每天练字一直练到90多岁。他曾送我一些他日常写篆字的本子，从中可以看到他认真练字的情况。朱老之所以成为书法家，就是这样苦练出来的。他每做一门学问，都要做许多基础工夫，从头至尾，决不假手他人。因为他自己认真苦学，讲究打基础，所以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我毕业留校时，朱老是系主任，他要我订进修计划。当时我的进修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计划里准备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五四时期的文学期刊读起，自以为如此进修，基础也就相当扎实了。但朱老一看我的进修计划，就大摇其头。他说：“你必须从《史记》读起。”而且派我去辅导新闻系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我不理解他何以要这样安排，就提醒他说：“朱老，我留下来是准备教现代文学的，不是搞古典文学的。”朱老笑了笑，说：“你是我留下来的，我还不知道你的工作任务吗？但是，现代文学是从古典文学发展下来的，你不从古典文学先下工夫，能够搞好现代文学吗？你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去辅导外系的古代文学史，有足够的能力，我给你打包票，你大胆地去干！”我照朱老的安排去进修和工作，的确提高很快。可惜不久就下放劳动，接着又来了大跃进运动，形势大变，我自己也没有再坚持按朱老的要求去进修，以致一直没有把基础打好，很是愧对师长。
第一部分终于讲席的教师——记朱东润先生（2）
朱老身体很好，走路做事总是精神抖擞。有些老先生是病病歪歪活到老，朱老则是健健康康活到老。70多岁时还能与孙子赛跑，而且跑赢了；90岁还在写大部头的著作《元好问传》。他是92高龄患癌症去世的，倘非患上此种绝症，还可活得更长些。但是，平时却并不见他锻炼身体。我问朱老有什么养生之道，他说，他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再就是每天练字，也是一种运动。朱老的遵守作息时间，严格到机械的程度。他说，晚上休息的时间一到，只要时钟的指针指到此时，他就停止工作，决不拖延，如果在写文章，哪怕只写了半个字，也一定搁笔，另半个字到明天再写。但是，他并非一开始就养成这种生活习惯的，年轻时倒是另一种做法，即规定好每天的工作量，做完了才睡觉。他说，他在武汉大学教书时，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每天是要写一定的字数的，但有位高邻喜欢聊天，常常过来闲聊，他只好奉陪，有时电灯熄了，那位高邻还不肯走，——那时学校的电灯到12时就熄灭，不能亮通宵，于是他只好点起蜡烛来陪着聊。等这位高邻聊得够了起身之后，他再坐下来编讲义，一定要把当天的任务完成，这才睡觉。但不久，有一位年富力强的同事突然死亡，这对朱先生刺激很大，于是就改为准时睡觉的生活方式，并且坚持到老。
朱老虽然很严格，但是并不严厉，有时还很幽默。他老人家是一切都讲准时的，开会从不迟到早退，我则自由散漫惯了，除了上课决不迟到外，开会是老迟到。有一次，因为头天晚上开了夜车，午觉睡过了头，下午开会照例又迟到。正好是朱老主持会议，见我进来，就说：“吴中杰，你家有闹钟没有？”我照实说：“朱老，我睡得太沉了，闹钟没闹醒我。”朱老说：“好，我明天再送你一只闹钟，下次一定把你闹醒。”这样就算批评过了。1970年代末，我请朱老写字，他给我和内子各写了一幅行书，我挂在书房里，很是得意。后来一位行家看了，说：“朱老的行书虽好，但他写得最好的是篆字，你为什么不请他写篆字？”我就跑到朱老那里说：“朱老，人家说你的篆字写得最好，我要你的篆字。”朱老笑着说：“写篆字吃力，我年纪大了，一般是不给人家写篆字了，现在你老兄把机关枪架在我面前，我只好给你写喽！”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幅篆书，这就是后来收入《朱东润先生书法作品选》的那幅“燕赵悲歌士”，落款还特别署上：“东润时年八十有三”。
朱东润先生逝世多年了，但他给复旦中文系打下的坚实基础，至今还起着作用，大家在遇到什么事时，也还经常提起他。他的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我们。
第一部分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记陈子展先生（1）-（图）
陈子展先生一生都过得不顺遂，建国前一直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建国后又受到共产党的错误处理。但是，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也不肯放弃真理违心认错，而是挺直脊梁，一争到底，在斗争中表现出他的人格力量。若借用孟子的一句话，可以说：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若排起履历来，子展先生可以算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战士了。他在1922年就住进了湖南自修大学，这家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别出心裁的创造。在这里，子展先生先后与李维汉、李达、夏曦、何叔衡、谢觉哉等早期共产党人同事或同住过，并与毛泽东相识。马日事变后，被悬赏通缉，一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前一个月，他的名字还列在黑名单中，国民党军警还到复旦大学搜捕过他。他是在1927年秋天，共产党处境最困难、许多党员纷纷退党时，加入共产党的，谢觉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据说，因为来不及宣誓，还不能算是共产党的正式成员，但国民党却已将他作为共产党要犯加以通缉了；而因为躲避通缉，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这无损于子展先生的革命积极性和坚定性，他一直在做革命的文化工作。他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发表了很多揭露性的杂文，是1930年代重要的杂文家。如《正面文章反看法》、《读书作文安全法》、《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湖南精神与广东精神》等文章，写得相当泼辣。他那时通读了二十四史，又深入于现实斗争，所以能写得一手好杂文。
子展先生是1934年到复旦大学任教的，后来又担任了中文系系主任。讲堂是传道、授业、解惑之所，除了传授文化知识之外，教师们常常要发表对于现实的见解，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子展先生的见解和态度，必然要触犯时忌，而当时的教育界则是在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控制之下，双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听说，抗日战争中复旦内迁重庆北碚时期，子展先生与CC系就斗得很厉害，以致听命于CC系的学校领导要解聘子展先生。正在危难之际，冯玉祥将军得知此事，特制了一张特大的大红拜帖送到复旦，上书“太老师陈子展先生启”，下面署上冯玉祥的名字，还特意要摆在门房里给大家观看，这才吓退了CC系及其喽啰，没有敢下解聘书。盖因子展先生的一位学生曾教过冯玉祥读书，故有“太老师”之称，而冯玉祥此时虽然已被架空，手中没有了兵权，但名义上还是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与蒋介石也还没有彻底闹翻，而且又算是结拜兄弟，这一点威慑力量还是有的。
子展先生就这么一直斗到新中国成立，应该说，他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斗争是不屈不挠的。但学校的情况也极为复杂，这么一路斗下来，总难免有些恩恩怨怨，而这些恩恩怨怨，也难免会延续下来。再加上子展先生虽有湖南人“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但缺乏讲机变善妥协的灵活性，这就难免要吃亏了。
建国之初，军代表和党组织还是重视子展先生的。当初的军代表，即后来的党委书记，曾经登门拜访，请子展先生出山，但是，他不肯出山。理由是：共产党困难时，我应该帮忙；现在共产党胜利了，我就不必再凑这个热闹了。但是，真空总是需要有东西来填补的，既然你不肯出来，总有人会出来占据这个位置的，而做领导的，也少不得有帮场的人。所以，新的积极分子受到领导人的赏识，也是必然之事。这个道理，子展先生未必不晓得。但最使他恼火的是，出来跟着新的领导走，成为新的积极分子的，竟是他一直与之斗争的“公馆派”。所谓“公馆派”，就是子展先生所指当年经常出入于章益校长公馆的人。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一个权力者倒了之后，追随者改为去追随新的有权者，这在中国历史上本是常见的现象。所以中国有五朝元老，多三代红人。何况，现在是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时代，有人能悟今是而觉昨非，追求进步，靠拢领导，这当然是值得欢迎的。而政治家们则总是较为看重现实的需要，远甚于已成陈迹的历史。而且，即使子展先生能够慨然出山，凭他的性格，也决不会去迎合领导，而难免要自行其是，冲突是早迟间事。
第一部分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记陈子展先生（2）
然而，形势逆转之快，却使当事人难以接受。子展先生感到愤怒，他写了一封信给党委书记，说你当初虽曾支持过我，但现在却跟一些人一起迫害我了，因而严加指摘。当时，有人要调他到北京工作，他也回绝了，而提出要回湖南老家去。后经陈望道校长劝说，虽然仍留在复旦，但心情总是不舒畅的了。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又受到挫伤，特别是有人借故指责他的讲稿陈旧，很使他愤然。于是他干脆待在家里，不再上课。
子展先生虽然离群索居，但是仍旧难逃1957年的劫难。
本来，子展先生不出席会议，不参加鸣放，不为“阳谋”所动，该是可以平安无事的了。但不料却有人打上门来。来者是一位老相识，建国后做了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很是走红，却为子展先生所看不起。这回他声称是代表党来通知陈子展必须参加会议，子展先生一下子火气就冒上来了，立刻顶上一句：“你是什么狐群狗党？！”这原是骂那位盛气凌人的来者的话，但汇报上去，却成了是骂共产党的话了。于是罪莫大焉，子展先生被打成了极右分子，教授级别从二级降到四级。但是他硬是不买这个账，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而且留起长胡子，仍旧关在家里研究《诗经》、《楚辞》。子展先生虽然处于困难的境地，但从不去通路子，而是自己硬顶着，这很令人肃然起敬，连复旦党委中有些人在私下里也称赞他“耿介”，说他认识那么多中央大佬，也从来不去找他们。但后来，上面还是知道了此事，中央统战部出面过问，复旦才于1959年10月间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原来是要他先承认错误，做个检讨的，但子展先生硬是不肯，也只好作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子展先生被迫离校，进了牛棚，后来又下到班级，接受监督，有时还要跟班下乡劳动。有一段时期，我和他分在一个小组，又同为改造对象，常在一起劳动、休息，得有机会经常聊天。子展先生很健谈，你只要提个头，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谈下去。谈文学、谈历史，但从来不谈他与那些大佬的交往。工宣队主持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当然在被清理之列，还专门组织过一次对他的批判会。但批判之后，同学们对他不是痛恨，倒反而尊敬，有些另眼相看了。因为这个老右派却原来是个老革命，而且是根硬骨头。人们在运动中虽然常把那些硬骨头叫作“顽固派”、“死硬分子”，但内心里还是给予很大的敬意的；倒是对那些随风转的风派人物和一压即屈服的软骨头，很有点看不起。所以，在“文革”期间，学生们对于子展先生倒也并不特别为难。只是，他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是国民党找他麻烦，后来共产党又找他麻烦？就像哈姆雷特思索“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一样，老是解不开这个结。
“文革”结束后，子展先生搬到复旦渝庄来住，生活也较为安定一些，那时，他虽已80多岁高龄，但仍奋力继续他的研究工作，终于完成了《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两本大部头著作，出版后，很得学术界的好评。《诗经直解》出版后不久，王蘧常先生曾送我一副章草对联，附带提了一个条件，要我向子展先生要一本《诗经直解》签名本给他。他们原是朋友，但子展先生却忘记送书了。
子展先生建国前曾出版过《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讲话》、《唐宋文学史》等书，前两本书还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就学术水平而言，《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毕竟是后来居上，它们是作者沉潜多年的发愤之作。子展先生自己说：“愚治《诗》旨在与古人商榷，治《骚》旨在今人辩难。”即使在艰难困顿之中，即使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他仍不忘与人论辩争斗也。
此之谓陈子展先生！
第二部分不肯跟风的独行者——记蒋天枢先生（图）
时下，陈寅恪的学术思想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蒋天枢先生也因整理《陈寅恪文集》并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而出名。其实，蒋先生是一个不求闻达，不计利益，一生埋首书斋，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心血来做这些事，完全是出于对老师的尊敬和对学术的痴心，别无他求。所以，当上海古籍出版社将2000元整理编辑费开给蒋先生时，却被他退了回去。他说：为老师整理遗著，是决不能取酬的。真是古道可风。
蒋先生不但自己扎扎实实做学问，而且以此诲人，对学生的要求也相当严格。他给我们上先秦两汉文学史，是我们刚入学那一年。那时，我们有很多同学是做着作家梦进入中文系的，因为能写几句文章，或者曾诌过几首小诗，个个以才子才女自居，很以为了不起。入学之后，方知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教学、研究人才的，失望之余，难免觉得有点闷气，再加以一上来就读佶屈聱牙的《盘庚篇》，读解释得很牵强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实在提不起兴趣来。蒋先生知道这情况，就花了两节课时间来务虚，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蒋先生在两节课内讲了很多话，我大都已经忘却，但有两点，因为课后同学们时常议论，所以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一是要我们扎扎实实做学问，首先要把基础打好，以后才能搞研究，不能凭着兴趣读书；二是不要急于写文章，特别是不要去写“报屁股”文章，蒋先生调侃道：“你们急于在报屁股上发一些豆腐干块文章，无非是想买花生米吃，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此后同学们谈起蒋先生来，总喜欢学他的话，说“要扎扎实实做学问”，“不要写报屁股文章”。可见他的务虚课给我们的印象之深。——当然，蒋先生叫我们不要急于写文章，与日后复旦某些领导人反对个人写文章是不同的。蒋先生是要同学们先打好基础，再写文章，而复旦某些领导人则是把个人发表文章当作名利思想、白专道路来批判，完全是两种思路。
蒋先生还要我们每人写一篇自述，谈谈自己以前的文化基础，特别是古典文学的基础，以及今后的学习打算和志趣，目的是在因材施教。那时候，我的兴趣全在外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上，所读古书不多，基础很差，不足以应付中文系的功课，更谈不上什么研究基础了。在蒋先生的引导和督促之下，这才硬着头皮读古书，水平渐渐有所提高。记得在一两年之后，蒋先生已不教我们班级的课了，他在路上碰到我时，还叫住我，了解我的读书情况，询问我古书阅读能力和古文表达能力是否有所提高，老师这种认真的精神，使我不敢过分偷懒。
至于如何打基础，蒋先生对我们倒没有提出太高的要求。大概因为我们当时还是本科生的缘故，所以他只要求我们读一些基本文学典籍，如《诗经》、《楚辞》、汉赋、乐府等。但他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就不同了，后来他指导章培恒兄研究先秦文学，就要求他从《说文》、《尔雅》读起，并标点《史记》、《汉书》。这大概是本着陈寅恪的学文先识字的主张，也是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蒋先生是清华国学院出身，曾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走的就是他们这条路子。他自己做学问认真，基础扎实，不轻易动笔，更不肯跟风赶时髦。1950年代学术思想大变动，学者们忙于捐弃旧我，急于用新观点来教课和写文章，而蒋先生却坚持原来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仍旧走自己的路，不为时势所左右，很有乃师陈寅恪的风度。他提交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不是当时流行的什么“人民性”、“倾向性”之类，而是《诗大明“缵女维莘”考释》，对“缵女维莘”四个字考释了将近两万字。
蒋先生对于他的老师，极其尊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多有描述。陈寅恪对这位学生也是非常信任，在他目盲不能看书之后，就把许多书交给蒋先生。蒋先生家中放不下这许多书，寄存在中文系办公室，记得在1959年大跃进岁月，别人都在忙于快速编书放卫星，蒋先生则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系里整理陈寅恪的藏书。我当时借住在系办公室，常在一旁陪着聊天。蒋先生平时非常和气，但是，为了维护老师的学术威望，有时却难免动怒。有一次他在路上见到我，老远就把我叫过去，板着面孔问道：“《解放日报》上那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我知道，他指的是那篇署名“吴中”的批判王国维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中文系五年级一个写作小组所写，他们将“中五”二字倒过来，再将“五”字谐音为“吴”，变成“吴中”这个笔名，遂使蒋先生误以为是我吴中杰所写，所以对我满脸怒气。我赶忙声明此文非我所为，并说明我近期正在研究鲁迅，至今尚未写过讨论王国维的文章。蒋先生这才转露笑脸，说：“那好，那好。”多年以后，在一个座谈会上，大家谈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有一位老先生对此书颇不以为然，认为不值得花那么多精力为一个妓女立传。盖因这位老先生一向认为，传记文学应能激励士气，故传主应选择爱国志士和社会实干家。当然，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又别有一番深意，这本是可以讨论，值得争鸣的问题。但蒋先生一听到对于他所敬爱的老师有所非难，即引用了《论语》里的一句话说“其辞枝”，不愿再多谈了。
在蒋先生身上，我们看到朴学家的治学精神，也看到了中国传统的尊师思想。这在过去，本也不足为奇，但在经过这么多次政治运动之后，蒋先生仍能保持这种思想精神，却是十分难得的了。
第二部分复旦奇人——记赵宋庆先生（图）
上世纪40年代，复旦大学有九妖十八怪之说。那是指一些具有畸行，不同凡俗的教师。中文系的赵宋庆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到1953年我入学时，教师们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言行已日趋规范化，很少表露出独特之处了。只有赵宋庆先生仍保持着他的特异风格：很久不理的长头发、乱蓬蓬的胡子、长年穿一件破旧的长衫。这副做派，在今日的青年人看来，是不以为奇的，但在当时中山装、列宁装统一服装界的时代，穿一件西装已经是很突出的了，何况长衫，何况还要披头散发、满脸胡子乎！赵先生之引人注目是必然的。听一位青年教师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党委书记对赵宋庆先生很是关注，列入重点帮助对象，但赵先生实在并无什么历史问题，领导和群众所指出来的重要缺点，也只是：名士作风，自由散漫，留长头发，不讲卫生，不修边幅，有黄昏思想。因而向他提出一个条件：只要把长头发剪短，思想检查即可通过。似乎头发一剪短，思想就如同朝阳一般上升了。但是，长头发剪短了是会再长起的，到我入学时，赵先生仍旧是一头长发，一脸胡子，一袭长衫，似乎思想改造运动在他身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赵宋庆先生的家属在镇江老家，他一个人住在复旦嘉陵村宿舍，生活极其简单。一张棕绷搭在地板上，连床架也不要。他经常到宿舍对面的小饭店里吃饭，吃得很简单。但烟抽得很好，且常以好烟招待来访的朋友和学生，烟茶的消耗量很大，房间里有一个面盆是专门倒废茶叶和烟头的。听说烟是在宿舍对面一家小店里挂账取用，到发工资时一并结算。他的哥哥是一位银行家，收入丰厚，在上海有花园洋房，对他也很关心，但他却愿意在学校过他的穷日子。那时，他的侄女赵无萱（画家赵无极的妹妹）也在复旦中文系读书，低我一班，她与老叔截然相反，是一位长得漂亮、穿着时髦的校花，身边有很多追逐者。但她奉了父命，经常要去为这位邋遢的老叔打扫房间。我们在背后笑她碰到了难题，真不知她如何下手。
我先前曾经听说，赵宋庆先生在年轻时并不如此，后来之所以变得怪异，是因为在生活上受到什么刺激的缘故。但近来在《台湾复旦校友忆母校》一书中读到他的老同学祝秀侠和早期学生张济团的文章，却说是他在读大学和早期执教时，就是这副模样了。祝秀侠在《校门琐忆》中说：“当时同学中还有一位怪才赵宋庆，天资聪颖，博学多才，于书无所不窥，精词曲并晓天文地理，他常以夜卧天阶研究星斗转移，写作积稿甚多，但秘不示人，曾在开明书店出版《天堂巡礼》一书。他的哥哥是银行的经理，原是有钱子弟，但平日蓬首垢面，一律布袍，满身油渍，对学问研求，乐而忘食，后来在重庆，我到北碚母校兼课，他在中国文学系教词学，丰采如故。”
张济团在《细说母校六位教授的特殊风范》中说：“赵（宋庆）师不修边幅，终年长袍一袭，头发随其自然生长，很少见他整修过，留得比女人的头发还长，因为香烟从不离手，致满嘴黄牙，听说他抽烟一半即将另一半丢弃，也许瘾君子间不少有此项雅习者。当时他住在黄桷树一房内，室内除书桌睡床外，尽是书籍与报纸杂志，桌子上烟灰盒内外都是半截长的香烟。赵师平生除吸烟、下棋（包括象棋、围棋）、玩扑克牌及麻将外，就是好写或翻译文章，尤喜代他人捉笔，从不以自己名义刊出。”到底赵先生起于何时，因何原因而蓬首垢面，现在已无从查考，但这是他给我们的共同印象。
赵宋庆先生虽然蓬首垢面，饱读诗书，但并不喜欢高谈阔论，他有一种孤独感。至少，在大庭广众中是以沉默居多，即使教研组开会，大抵也是默默地坐在一旁。赵先生读书虽多，而不善言辞，故授课亦不讲究条理，而重触类旁通，讲文学史时也常会联系到物理、化学、哲学、经济学等方面。这样浮想联翩，思路开阔，本是极难得的启发式教学，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却受到批评，说他“把什么都搬出来，使同学不易了解”，真是使他无所适从。所以后来他索性照本宣科，不再加以发挥，有时则自己站在窗口看风景，让学生自行领会课文。然而在熟人中，对他的学问却是很推崇的。1950年代末，曾经有人问过博学的鲍正鹄先生：“在复旦中文系，谁的学问最渊博？”鲍先生脱口而出：“当然是宋庆！”赵先生于书无所不观。文史哲是本行，自不必说；听说他还曾在数学系开过课，一些理科教授对他很赞赏；他的英语水平很高，一位外文系教师对我说，有一次他翻译一本英文小说，有一个句子怎么也译不好，查词典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去请教赵宋庆，赵先生根本不用查书，随口就把这个句子讲清楚了，所以他对赵先生非常佩服。那时候，教古典文学的教师是不大看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大概有点瞧不上眼的意思，但赵宋庆先生却读得很多，从五四文学，到解放区作品，甚至当时的《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杂志，他都借阅。1956—1957年，他在《复旦学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却是关于天文学方面的：《辨安息日并非日曜》和《试论超辰和三建》，但很少有人看得懂。
赵宋庆先生为人正直，富同情心，有正义感。我曾听一位朋友说起，在内战时期，赵先生还曾掩护过进步的学生运动领袖。这位朋友的父亲是复旦老工友，他们与赵先生住得很近，当时他还是小孩子，经常在赵先生房中玩耍，也帮赵先生做些小事，有时，被追捕的学生躲在赵先生房中，赵先生就叫他去小饭店里叫客饭。这些事，赵先生自己从不提起，领导上当然也不知道，或者虽然知道也并不看重，他们所注意的无非是长头发、破长衫之类，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名士风度。
1960年代初，忽然看不到赵宋庆先生了。一打听，才知道他回到镇江老家去养病了。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他逝于1965年。
直到逝世，赵宋庆先生还是副教授。因为他学问虽好而著作不多。大概只在建国前出过三本书：两本是开明书店出版的通俗天文学《秋之星》和《天堂巡礼》，还有一本是大江书铺出版的译作《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集》。那时，已经以“成果”的多少来定职称了。
不久，凶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大家自顾不暇，也就想不到已从人们视野中消逝了的赵宋庆先生了。偶尔想起的，倒庆幸他的早逝。如果他还活着，而且还住在复旦，那就不是光剪去长头发所能了事的。待到“文革”结束，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逐渐复苏的时候，却已经物换星移，另是一番气象了，赵先生的形象早已被人们所淡忘。而现在，即使在他长期任教的复旦中文系，知道这位硕学之士的人也已经不多了。
第二部分应世尚需演戏才——记赵景深先生（1）-（图）
在《随笔》杂志1996年第2期上读到陈四益老弟的大作：《记忆中的赵景深先生》，引起我对赵先生的回忆，也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但每欲下笔，却又迟疑，因为赵先生的形象很难把握。我这里所说的形象，不是指外形，而是指内在性格。就外形而言，赵景深先生矮笃笃、胖墩墩，圆乎乎的脸上笑口常开，像尊弥勒佛，倒是很入画的，但是个性并不突出，没有棱角，很随和，有时随和得近乎迎合。不过，在随和与迎合中，又隐露出他的自我。这样，就给形象的描画带来了难度。
我刚到复旦大学读书时，思想改造运动刚刚过去。高班同学和青年教师还常常谈起运动中的情况，各位老师的轶事，时有所闻。他们的行事，正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性格：陈子展先生傲骨铮然，对积极分子们的无理指摘，当场顶回，根本不买账，表现出一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概；刘大杰先生很爱面子，在领导小组抛出某些材料后，他觉得无颜见人，于是急得跳入黄浦，不过救起之后，也能痛加自责，终于过关；而赵景深先生呢，则很能顺应时势，对自己过去种种，深加检讨，获得了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的光荣。不过听说他老人家刚刚在大会上痛哭流涕地检讨过，散会后走到校门口，就在小食摊上笑嘻嘻地大吃起小笼包子来，刚才种种，完全弃之脑后，因而内心也并未留下多少痛苦。好在领导上只要你能顺着他的思路发言，按照他的要求检讨，门面做得光生，使他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也就行了，至于你在痛哭流涕地检讨之后干些什么，他是并不在乎的。这也是赵先生精研戏曲，能够登台献艺的好处，而子展先生研究屈原，讲究楚人风骨，就难免要处处碰壁了。明乎此，就不难理解赵先生在“文革”中为什么会自呼为牛，而且演出了那么一出滑稽剧：他被关押在学生宿舍里，看管他的学生要去游泳，就把他缚在床上，锁上房门走了，适有外调者来叩门，问：里面有人吗？赵先生答曰：没有人。外调者说：你不是人吗？答曰：我是牛，被缚在床上，不能开门。……此事一时传为笑谈，且很使一些少不更事的学生们开心，但里面却包含着多少辛酸啊！
赵先生不是一个自轻自贱的人，他寻求人们的理解，他希望人们对他尊重，有时，甚至辨别不清这种尊重是真心还是假意，他都感到很喜欢。听姚蓬子说过一件轶事：赵先生年轻时曾与一位姑娘相好，后被赵师母李希同发现，师母就将先生关在家里不准出门，甚至连上课也不准去，于是有叶圣陶和郑振铎二位出面向赵师母劝说，谓赵先生长期不去上课，饭碗要敲掉的，希望赵师母能放赵先生出门，由他们二人担保赵先生和那位姑娘断绝关系。在叶、郑二位先生担保和赵先生一再保证下，赵师母总算答应了。于是，二位先生押着赵先生到那姑娘处，由叶圣陶装作赵先生的父亲，郑振铎装作他的哥哥，当着那位姑娘的面，把赵先生教训了一顿，并劝说那姑娘不要耽误赵先生的前程。不料那位姑娘却痛哭流涕起来，说她是真心爱慕赵先生，爱的是赵先生的文才，不是他的金钱。这一下子把赵先生说得感动起来，他一把推开叶、郑二位，说：你不是我的爸爸，你也不是我的哥哥，我要与她相好。弄得叶、郑二位非常尴尬。
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赵先生天真的一面。而且，他也并不是什么事都迎合，并不是什么时候都会自污，在有些他认为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却是很认真的。记得在“文革”中，有一次小组批斗赵先生，有人说他是资本家，理由是他在北新书局中有股本，虽然用的是他夫人的名义。赵先生坚决不承认，而且说他查过四角号码字典，并背出其中关于资本家的界定来论证，说明他不属于资本家行列。那时，连宪法和法律都不起作用，谁还会理睬字典上的解释呢？当然要引起哄堂大笑。但赵先生的态度却是极其认真的。那么，他有时之所以要迎合，有时会自污，乃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也。
赵先生没有高学历，更不曾出洋镀过金，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而要跻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圈子，实在并不容易。他靠自学成才，后来娶了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妹妹为妻，当上书局的总编辑，与各方面的作家联络周旋，终于成为知名作家。赵先生后来是以戏曲名家，但他开始时却不能不什么都写，有如时下之自由撰稿人。他写小说，写散文，编文学史，写文坛消息，而且还搞翻译，——单是柴霍夫（按：现通译为契诃夫）的小说，他就译了不少。1950年代，我在系资料室查阅本系老师的著作目录，发现出书最多的，正是赵先生。这虽然也是得了在北新书局任职之便，但文章总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因为要赶译赶写，有时难免粗疏，于是就闹出了将“银河”（Milky way）译为“牛奶路”的笑话，因而受到鲁迅的批评。不过赵先生是勇于接受批评、善于改正错误的，他倒并不固执己见，因而总能不断进步。
赵先生既做书局总编辑，又是多产作家，还要在复旦大学任教，工作量非常之大。单就北新书局这一摊子而言，每年就要出版很多书，还要编发几种杂志：《语丝》、《北新》、《青年界》，而人手又极少，编辑部只有他这位总编辑，再加一二名助编。这样，他不能不讲求速度，而且还创造了一种快速工作方法。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一起改高考试卷时，我曾问过他：这么多书稿和文稿，你怎么看得完？他说：《语丝》是约请书局外的人做主编，我根本不看稿。其余的稿子分两类，一类是名家写的稿子，如鲁迅、郭沫若、老舍等人的来稿，我求之不得，当然不会去动它，收到后先发排，以后直接看校样；另一类是外来的稿子，我采用“红烧头尾”法，先看一下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感觉不错的，再看全文，没有苗头的，就往字纸篓里一丢算了，这样，一天能处理很多稿子。我又问道：你既做总编辑，又做作家，名也有了，钱也有了，而且看稿写稿都忙不过来，还老远地跑到复旦来教书干么？看你散文中描写的情况，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交通很不方便的。赵先生说：唉，你们年轻人不懂那时候的事。你只看到现在的编辑和作家地位很高，那时候哪有教授的地位高啊！我那时在复旦，一周不过上一二节课，能拿多少钱？我当然不是为钱，而是为了教授这个头衔。有了教授头衔，社会地位就不同了。所以再忙也得来上课。
第二部分应世尚需演戏才——记赵景深先生（2）
赵先生说话很实在，什么都照实说，从不虚张声势；做事也很实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不怕掉价。1950年代，复旦强调踏踏实实做学问，这原是十分正确的，但把写文章看作是名利思想的表现，这就产生了偏向。那时，大家特别看轻报纸上的小文章，讥之为报屁股文章，认为写这类文章是丢面子的事，而忘记了鲁迅的杂文大都是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短文。但赵先生却经常写千字文，什么报纸上都发。他是不怕别人笑话的。赵先生主讲古典戏曲，能唱许多曲种。他喜欢唱，不但晚会上唱，上课时教到什么曲种时也会来上一段，有一次他还带领家属在登辉堂粉墨登场，演出《长生殿》中的折子戏，——赵先生自己演唐明皇，赵师母演杨贵妃，两个侄女演宫女。同学们很愿意和赵先生接近，有些人是跟他学戏，更多的人是向他借书。
赵先生喜欢买书，小说、戏曲类收藏尤丰。不过，他与那些藏书家不同，并不专门追求名贵版本，所收大抵以通行本实用书为多。他自己用，也愿意借给别人用。所以到赵府借书的人很多。他备有一本登记簿，将借出的书都登记上，时间久了没有见还，他会寄明信片催讨。一般人都会及时归还，但也有人借而不还，他只有无可奈何地苦笑，但仍旧慷慨地借书。“文革”期间，图书馆封闭，我就常到赵先生家借书看，赵先生总是很客气地接待。他让我自由挑选，登记一下就拿走，下次还了再借。我在他那里借阅了很多别处看不到的古代小说。
赵先生喜欢保存资料，书籍、报纸、杂志不必说了，听说中文系给他的会议通知，他都保存着。每次开会，无论大小会议，他都认真做记录，把每个人的发言都记下，大概也作为资料保存着。看赵先生年轻时写的散文，有很多都是利用这些日常材料写成，但后来他不再写散文，这些材料也就没有发挥作用。如果有人将它整理出来，倒能反映出一段时期的历史风貌。
赵先生在文学、戏曲上是多面手，但应付日常生活的能力却很差，大概是因为师母照顾得太周到之故吧，真正是手无缚鸡之力。“文革”期间，有一次下乡搞秋收，我与赵先生分在一个小组，他扛不动行李，只带了一条薄被，不能御寒，晚上只能和衣而睡。早上起来，我看他用湿淋淋的毛巾揩脸，就悄悄地告诉他，应把毛巾绞干了，才能揩得舒服。他笑嘻嘻地对我说：“在家里都是我太太帮我绞好毛巾洗脸的，我自己绞不干。”但是，他每天还得下地挑稻。好在学生也并不过分苛求，他的扁担上前后都只挂一小束，意思一下就算了。其形象，有如戏曲舞台上的写意表演。大家因此又调笑一通。
赵先生与人交谈，没有什么特别的惊人之语，但青年人愿意与他亲近。还在“文革”之前，赵先生就有许多追随者，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戏曲研究的圈子。其中有复旦中文系教戏曲的青年教师，有赵先生的研究生，还有上海乃至外地的戏曲界朋友。他们自称赵门弟子，互相之间则称师兄师弟。在这当时，是并不多见的。“文革”之中，赵先生组织的昆曲社被打成反动社团，大家都受到一些牵连。但“文革”一结束，赵门弟子又聚集在赵先生周围了。而且每周六下午定期在赵府聚会，或讲课，或讨论，非常热闹。最后赵先生总要说一句：“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于是结束。
赵先生有很多世俗的东西，他自己也并不掩饰。但是他善良、坦率、随和、勤奋，这就使得人们不时地怀念他。
第二部分莲花落里探真情——记张世禄先生（1）-（图）
我一直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一幕。那时，大字报还是有控制的张贴，除了各系办公楼走廊之外，每个系均分得几间教室作为固定的张贴地点。被贴大字报的对象也是内定的，张世禄先生即是其中之一。有一天，张先生被勒令到教室里去看揭发他的大字报，严厉的措辞，不实的指摘，使他惶恐万分。好在一重重大字报帘幕还勉强能遮住他一脸的尴尬。突然，一拨子革命学生衔命而来，在门口凶神恶煞般地大吼道：“张世禄，滚出来！”张先生赶忙从大字报帘幕中转了出来，低头，弯腰，接受现场批斗。红卫兵批上几句，就要张先生表态承认一次。对于这些不实之词，承认不好，不承认又过不了关，真使人处于两难境地。但张先生一脸谦卑神态，一口一个“我有罪”、“我有罪”的回答，总算把场面应付过去了。
这些学生在不久之前还听过张先生的课，转瞬之间就变成这副样子，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张先生的课讲得很好。虽然是资料繁多、缺乏趣味性的语言学课程，他也讲得条理清楚，幽默生动。同学们很喜欢听他的课，但一向少有人与他接近，因为听说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有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多，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资本，同学会、同乡会之类，就是为了拓展关系网而建立的，海外关系和港台关系更被有些人所羡慕；但在那大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这却是人人怕沾惹的事，回避与疏离也是必然的。不过人并非石头里蹦出来的孙猴子，既生长在枝蔓繁复的人类社会里，就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君不见那些社会关系最清楚、最单纯的红五类，在改革开放之后，也纷纷亮出许多海外关系来，这就可见马克思所言之不谬：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其实，张世禄先生既有国民党的关系，也有共产党的关系。他的胞兄张书旂是有名的花鸟画家，任教于中央大学，很为国民党当局所器重。1941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时，张书旂创作了一幅《百鸽图》，由蒋介石题上“信义和平”四个字，作为中国政府的贺礼，由中国国家代表团带到美国。这幅画在一个很长时期里，被悬挂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现收藏在罗斯福纪念馆中。后来张书旂侨居美国，客死在那里。但是，张世禄先生的堂弟张纪恩却是共产党的干部，1928年就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载有张纪恩对当时情况的回忆。后来向忠发叛变，中央机关被破坏，张纪恩被捕，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中还曾提及。据说张世禄先生就是为了营救张纪恩而与国民党CC系发生关系的。其时CC系主管教育，正需要拉拢张世禄这样的名教授来支撑门面，张世禄也需要利用CC系的力量来营救堂弟，这样就有了交换的条件。张纪恩死里逃生，判为5年徒刑，而张世禄却陷入了CC系的圈套，参加他们主持的大学教授联谊会。虽然后来张先生下决心摆脱了CC系的关系，1949年教育当局给他送来飞机票，要他到台湾去，他也没有去。但是历史的痕迹已经无法抹去了。
正因为有这样种种复杂的关系和历史的陈迹，建国以后张世禄先生就在精神的重压下过日子。尽管他业务很好，但总是不受信用，而且有事没事总是被找茬子来批一通。比如，张先生努力工作，课上得最多，本来应该表扬的，但却反而被批评为拿那么多的超工作量补贴，是资产阶级思想，倒不如那些不上课或少上课的人。但批评者也不想一想，张世禄先生有10个子女要扶养，怎么能放弃这份劳动所得呢？而一到政治运动来临，张先生的日子就更难过了。1950年代初期，到“革大”（革命大学之简称）里去学习，交代清楚历史问题是必不可免的；到1957年，又被内定为右派分子，虽然他并没有鸣放什么意见。好在这份上报名单恰巧落在他的浦江老乡石西民手里，石西民晚于张纪恩参加共产党，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有很大的发言权，他大概看在革命前辈张纪恩的面上，就借口业务上还要用人，把张世禄保了下来。所以张世禄先生后来又有一顶帽子，叫作“漏网右派”。而且“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批斗石西民时，还被拉去做过陪斗。
“文革”以前，领导人物就常常警告知识分子不要翘尾巴，并且不时要使用棍子来敲打一下，使之比较服帖；“文革”期间就更不必说了。但张世禄先生却是一直很自觉地夹起尾巴做人。他在政治上很谨慎，决不标新立异，无论什么问题，只要一觉得与政治有关，他马上放弃自己意见，立刻表态认同。比如，他根据汉语的特点，一向是反对汉字拉丁化的，但建国后看到用政治力量来推行汉字拉丁化，意识到这是政治问题，马上改变态度，撰文表态赞成。又如，对于大跃进时代的大兵团集体科研方式和日日夜夜持续作战做法，他是不赞成的，但是他也坚持参加，不敢懈怠。虽然有时也会压抑不住，难免会蹦出一句惊人之语。有一天晚上，挑灯夜战编教材的教室里，电灯突然熄灭了，张先生脱口而出：“电灯都感到吃不消了！”这本是一句幽默话语，却被当作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上纲上线地进行批判。从此，张先生就更加谨慎了。
但是，一涉及学术领域，张世禄先生的态度却硬得出奇，与他政治态度上的驯服姿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大概他觉得语言学上的问题，除个别带有方向性者外，大都与政治无涉，他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学术研究是他生命的寄托，在这上面，他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1960年代初，语言学界有“语法”与“文法”之争，因为陈望道校长是“文法学派”的首领，所以复旦有许多原来主张用“语法”二字来表述的人，都纷纷放弃己见，投到“文法学派”的旗下，只有张世禄先生仍旧坚持“语法”的称谓。陈望道为了统一复旦语言学界，形成一个完整的复旦学派，特地登门拜访，——这是1949年以来，陈望道唯一的一次登上张家之门，目的是要张世禄先生同意“文法”的提法。但是，张先生就是不肯答应。他说：“我的观点，我会在报纸上发表的。”而他发表的，仍是“语法”之见。虽然这只是学术见解的不同，但是在当时，在复旦，张先生要如此地坚持己见，还是要有相当的勇气的。
第二部分莲花落里探真情——记张世禄先生（2）
其实，张世禄先生在学术上一向是自有主张，不肯随俗的人。他勤于著述，富有创造性。张先生出身于南京东南大学，这里是《学衡》派的基地，五四以后，以提倡“国学”闻名，校方也的确聘请有许多国学家来教学。张先生在这里打好了旧学的基础，但是他不愿意沿着前人的老路子走下去，他想用现代化的方法来研究汉语。于是他看中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学说。高本汉将西方语言学理论同汉语音韵学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汉语史研究方法，张先生认为这是汉语音韵学科学化现代化之路。他翻译了高本汉的许多著作，如：《中国语和中国文》、《汉语词类》、《诗经研究》、《老子韵考》等，将这新的研究方法加以引进。同时，他还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出版了《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古音学》、《广韵研究》、《语音学纲要》、《中国音韵学史》等著作。这都是1940年代以前之事。当然，他还写过其他许多著作，如《中国文艺变迁论》、《语言学概论》、《音韵学》、《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训诂学概要》等书，但那段时期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音韵。他有意识地要改进中国音韵学的研究方法，将它推向现代化。赵元任在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时，把高本汉的《汉语词类》与章太炎的《文始》相提并论，张先生就深不以为然，他认为章太炎的古音研究虽然是集古人的大成，达成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但其研究方法是古典式的，毕竟还有局限性，要突破传统格局，必须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而高本汉的方法则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他们两人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这可见研究方法的现代化问题，在张先生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他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也的确起了推动作用，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音韵学的开拓者。有一次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到复旦讲学，看见张世禄先生坐在台下，就说：“我是读了张世禄先生的著作，受到启发，才走上语言学道路的。”可见其影响之大。
1950年代以后，张先生研究的重点转到词汇方面来，虽然也出版过几本著作，但影响不及三四十年代大，不过他没有停止学术上的思考，到“文革”结束之后，他又焕发了学术青春，80高龄之时，在中文系的学术报告上做《汉语语法的体系问题》的报告，说80年来中国语法研究都是洋框框，要重新建构，引起语言学界很大的震动。1978年他出版了《古代汉语》专著，提出了新的语法体系。张先生在学术上一生不断地创造，真是老而弥坚。
“文革”结束之后，张世禄先生的政治待遇也大有改善。在“两个凡是”思想指导的时代，给他做的政治结论还是“历史反革命”，张先生本着在政治上从来不抗争的原则，也就签了字，但是子女不同意，提出申诉，恰好转眼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重新审查的结果，才去掉了这顶帽子。学术界也恢复了对张先生的尊敬，他成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后又被国务院定为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张先生此时认真地带博士生，一如他当年认真地教本科生。张先生本来就高度近视，以前上课时，常把鼻子贴着讲稿看字，现在加上白内障，视力就更差了。但他还是要认真地审阅学生的论文，就叫研究生把论文抄成大字本，并且录好音，他边听边看，边提意见，其吃力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1986年，上海学术界隆重召开会议，庆祝张世禄先生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65周年，张师母看到这个场面，当场就激动得流泪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张先生在晚年还能享受到这样的荣誉！这些事，对于一个学者说来，本不必太在意，但对张世禄先生，却的确具有特殊意义。
张世禄先生是在90高龄逝世的。1947年，他45岁，正走到人生旅途一半的时候，曾作过一首《自潮》诗云：“书剑飘零作客频，莲花落里探真情。分明别有青云路，犹把儒冠自误身。”这是对他自己前半生的总结，也是对后半生的预言。
第二部分把“人”字写得端正——记贾植芳先生（1）-（图）
贾植芳与夫人任敏
1950年代前期，当贾植芳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和“俄罗斯—苏联文学”，大受学生欢迎的时候，我虽然已经进入复旦，但还没有机会去听他的课。因为我们班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是由别的老师教的，而“俄罗斯—苏联文学”则是高年级课程，我们低班生无缘聆听。所以那时我并不认识贾先生。当我即将进入高年级时，反胡风运动开始了，贾先生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被关进了监狱，从此，他就在复旦人的视野中消逝了。
待到他刑满获释，再度出现在复旦园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学校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人人自危，相视何敢相问。况且，在当时，服刑结束被放出来的人，叫做“刑满释放分子”，仍是被管制的对象。贾先生自然不能回到中文系，他被安排在出版科监督劳动。矮小的个头，精瘦的身躯，却干着最繁重的生活：打扫厕所，油印讲义，搬运重物。不知情的人绝对看不出这个穿着破衣服默默干活的小老头，是当年活跃在讲台和文坛上的教授、作家。
我与贾植芳先生相识，是1970—1971年在奉贤五七干校。那时，我也被打成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的“分子”，押送到干校，监督劳动。我们成了难友。
本来，当年在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胡风反革命小集团”（先称“反党小集团”）的材料，学习过毛泽东执笔的“编者按语”，拜读过许许多多揭发文章，并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之后，我对于他们的反革命性质是深信不疑的。但是，1970年，张春桥及其属下按照“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样板，炮制了“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并且把我也“团”了进去之后，我切身感受到制造冤假错案者在编排材料时，如何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主观臆断、无限上纲的伎俩。从而也就怀疑起胡风集团案件的真实性了。
因为同是监督改造对象，我们常常在一起劳动。干的自然是重活：挑水、挑粪、挑稻草、挑花萁（即棉花秸）、挑沟泥……差不多是一根扁担不离身。那时，贾先生已是年近花甲之人，但仍得与我们年轻人一起挑。不过，他倒也挺得住。他说，他在监狱里每天要挑十多担水，锻炼出来了。有时，“革命群众”开会或听文件去了，我们几个“对象”（按：此非乡下农民所谓“谈恋爱，搞对象”的“对象”，而是工宣队、军宣队对“监督劳动对象”的简称也）得以偷闲在田头多坐一会，也聊聊天。案件的事，自然是绝口不谈的，所谈大抵是日常琐事。比如，我们称赞贾先生身上穿着的那身粗布衣裳好，耐磨，他就告诉我们：“这是俺老婆自己种棉花，自己纺纱，自己织布，自己给俺做的衣服。她现在在俺老家种地，积了钱，就到上海来看俺。”有时也谈及他哥哥贾芝及嫂子李星华（李大钊之女），说他们对他很好，他关在监狱里时，贾芝征得组织上同意，每月给他寄零花钱，所以他的日子过得比别的囚犯好些，还订了份报纸看看。他说以前领养过贾芝的一个孩子，1955年出事后，带回去了，现在这孩子长大了，有出息了。谈到这些事，他精神上很得到些安慰。
在干校里，贾植芳先生最大的享受，是在劳动结束之后，或是在下雨天，抽着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坐在床沿上读《马恩选集》，读得高兴时，整个身子都会摆起来，而脏不拉叽的垫单已经有一半滑到地下，他也不觉察。只可惜，这种享受的机会并不太多，因为我们那位出身于贫下中农的老山东排长，比工军宣队还要革命，虽然他自己也算是大学教师，但他总认为别的知识分子劳动太少，而这些管教对象就更不能坐下来休息，所以经常给我们额外增派些加班加点的活儿，劳其筋骨，利于改造也。
贾先生那时没有工资，每月只拿30元的生活费，经济上相当困难。但他也并不在意，或者说是无可奈何，只要日子能混得下去就可以了。他不善治生，各种票证常常被住在一起的工友“借”走，自己即使回校时，也是吃食堂，偶尔到五角场小饭店里沽二两土烧酒，买一包猪头肉，再吃上一碗阳春面，就算是极大地改善生活了。这种劣质土烧，喝下去头晕，他说，有时走出店堂，直觉得头上的帽子要飞起来。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文革”结束，贾先生才回到中文系，先是被安排在资料室管图书杂志和编写作家资料，胡风案件平反后，再回到现代文学教研组。但此时，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上很多课了。不过贾先生仍旧勉力工作，带了很多研究生，还兼任过复旦图书馆馆长。
第二部分把“人”字写得端正——记贾植芳先生（2）
贾先生一复出，周围便聚集了很多人，旧雨新知，高朋满座。有同案的患难朋友，有新认识的同行专家；有当年受到牵连的老学生，有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自己名下的研究生当然不必说了，国内外的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贾先生一向好客，听说1955年之前，他家就不断有学生来问学、求教、吃饭，也常有朋友来喝酒聊天，每每要到深夜，他才能坐下来备课、写作，经常弄到通宵达旦。那时，教授的待遇好，他的稿费也多，但他并不讲究个人享受，也不事积蓄，而是奉行有钱大家花主义，把钱都用在朋友身上；现在，教授的工资低，他的稿费收入也少了，但他仍喜欢留客吃饭，自己有时弄得很拮据，也不以为意。贾先生是山西襄汾人氏，那是个产汾酒的地方，他年轻时好饮，而且酒量也大，现在生了胃病，不能再喝酒了，但他看着别人在他家喝酒也很高兴，就好像自己也过了酒瘾。他就是这样一位有豪侠之气的人。
贾先生热心助人，乐于提携后进，把帮助学生出成果看得比自己著书立说还重要。他不但花很多时间耐心地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而且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学生联系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的地方。当年因与贾先生接近而进过监狱的施昌东就跟我说过，贾先生那时曾帮他和曾华鹏、范伯群三人拟定了毕业论文题目，要他们一人写一篇作家论：《朱自清论》、《郁达夫论》和《王鲁彦论》，由他介绍，合出一本书。那时青年人发表一篇文章也很不容易，如能出一本书，这是多么好的事啊，三个年轻人在学术上马上就站住了。可惜文章还未写好，贾先生就出事了，这三位年轻人也都因此而受到审查。后来他们各自或联名发表文章、出版著作，虽然是各人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他们一直感谢恩师当年的培养。施昌东早已逝去，而范伯群、曾华鹏虽然都已成为名教授，至今仍对贾先生执弟子礼甚恭。——施昌东去世后，贾先生还帮助他出版遗作，并照顾他的遗属。虽然贾先生的罪名之一是拉拢青年、毒害青年，而且当年也确有青年反戈一击，在他伤口上撒盐，但他却毫不在意，助人为乐的思想至今不变。他常常把自己的研究资料和研究心得提供给学生，让他们去写作，并帮他们出书。
贾植芳先生一生坎坷，坐过很多次监狱：日本人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四进四出。所以他写的回忆录就叫做《狱里狱外》。尽管吃过很多苦头，但他仍很达观：因为经过许多磨难，所以已经宠辱不惊，也无所求了。他说，他这一辈子，是与贾师母任敏两个人互相搀扶着，在泥泞的道路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过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人生体验看得比做学问来得重要。他引用梁漱溟的话说：“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中人。”他说，他浪迹江湖，是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要努力把“人”字写得端正些，以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虽然从青年时代起就热爱写作，很早就是一个知名作家，但他始终把文学作为业余的爱好，只把它看作自己人生感受的一种记录，而认为第一要义，仍在于人生社会本身。
由于他社会阅历丰富，对人生有着深切的体会，因而，他与那些书生气十足的文人学者不同，对于世情具有洞察力，能看清一些微妙的关系，言人之所未言。还在1950年代初期，贾植芳先生就奉劝胡风，不要再卷入斗争了，要赶快退出来。他说：“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和鲁迅相比，鲁迅对中国历史了解得深，所以他搞政治能进得去，出得来，而我们则不行，走进去就出不来了。”当时胡风听不进这个意见，后来终于还是上了30万言书，自以为是对革命文艺事业负责，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相反，果然使他们陷进泥潭拔不出来。贾先生与胡风相濡以沫，感情极深，胡风逝世之后，他极其悲痛，在追悼会上号啕大哭，不能自制。但他仍直率地指出：胡风有忠君思想，并为此所累。因撰挽联云：“焦大多嘴吃马粪，贾府多少有点人道主义；阿Q革命遭枪毙，民国原来是块假招牌。”后恐有所不便，又另撰一联云：“因直而获罪可怜古今竟这么相似，今日祀忠魂时代毕竟不是老封建。”后来日本人译介这段史料，却将“贾府”注解为“贾植芳府上”，意思全弄拧了。——大概这位译者没有读过《红楼梦》，而且毕竟与中国文化隔了一层，不能领会其中微妙处。中国的事，还是中国人自己了解得深。近读胡风事件37人回忆录：《我与胡风》，其中绿原的文章就提到贾先生所说关于鲁迅的话，并引用了鲁迅《隔膜》一文中的片断：“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绿原接着感叹道：他在重读此文之后，这“才发现胡风和我们‘糊涂’到什么地步，真是已经欲哭无泪了”。而贾先生早能看到这一层，正是他人生阅历的丰富使然。
第二部分复旦的新月——记方令孺先生（图）
这里所说复旦的新月，是指复旦大学中文系与新月派关系密切的两位教授：余上沅先生和方令孺先生。
余上沅先生担任过新月书店的经理和编辑，书上有名，说他是新月派是没有问题的。而方令孺先生在建国后却一直讳言新月派，且该派又并非一个严密的组织，并没有入会表格或会员名单之类，硬要将她派进去，似乎过于武断。但方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又与新月派中人过往甚密，梁实秋在回忆文章中记他们聚集在青岛的“酒中八仙”，就有方先生在内，说她与新月派关系密切，倒也并不违背事实。朱文华、许道明两位老弟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在介绍方令孺先生时，用了“新月派背景”几个字，十分机智。好在现在文学界较前宽松，新月派的背景和关系已经算不得是什么污点了。
不过，我在这里提到他们，并非打算研究文学流派问题，而是想写出这两位与新月派有关系的老师在建国后的不同遭遇。
方令孺先生是安徽桐城人氏。桐城方家在近世文学史上是很有名气的。清朝初期桐城派三位开创者之一：方苞，就是她们的祖上。由于有着家学渊源，桐城方家一向文星高照，出了不少知名作家。直到方令孺先生这一辈及其后，仍是如此。方先生本人是教授兼诗人，而新月派诗人方玮德、原胡风派理论家舒芜、1950年代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永直，都是她的侄子。大概因为杨永直的关系，方先生在上海文化教育界很受尊敬。方先生排行老九，杨永直叫她九姑，于是很多文人，甚至连复旦党委副书记，也都称她为九姑。
方令孺
由于对腐败的旧政府的厌恶，建国初的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权大都抱着欢迎的态度。方先生是诗人，更加表现出诗人的激情，她成为教授中的积极分子。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当然也对她相当器重。于是她非常之忙，经常到北京去参加文代会、妇代会等。她还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在当时，是一种殊荣。复旦的四位代表开完人代会回来时，曾在登辉堂作过传达。记得陈建功先生在介绍苏联代表团时，怎么也说不清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字，布——布——布——布了好久，还是把布尔加宁说成是布加尔宁，引得哄堂大笑。他长年沉浸在数学的世界里，对现实社会实在过于隔膜。方先生则以抒情的语调描写他们怎样见到毛主席，抒发她对于大会的感受，处处洋溢着诗意。听讲者说：毕竟是中文系教授，她是在写诗。其实方先生在给我们讲课时，也是抒情多于分析，而且讲得非常激动。她的风格，还影响了一些女同学，她们发起言来，也是激动异常，被调皮的男生称之为感动派诗人。而且还排定了感动诗派的一祖三宗名单。一祖，当然是方令孺先生了。
那时方先生的确还写“感动派”的诗。记得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方先生听到广播，很是激动，马上写了一首颂诗，报上发表，电台播送。但是我更喜欢她写的一些散文。以前出版的散文集《信》，很有特色，不必说了，就在我读书时，她还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山阴道上》，很是优美。我把我的看法跟她说了，她也表示赞成。她说：“《山阴道上》我是花了很多心思写成的，而这首写卫星上天的诗，则是坐在摇椅里听到广播，一激动就写下来了。”
方先生好客，只要她一回上海，徐汇村她家的客厅里就不断来客人。有教师，有同学，有文科的，有理科的，还有外面来的作家。听消息，谈诗文，总是非常热闹。所以，她虽然独居，倒也并不寂寞。听说在美国时，她的客厅也就是一个文学沙龙。方先生对学生很好。我是她的课代表，后来她又做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所以对我特别关照。她怕学生生活太清苦，常要保姆烧一罐红烧肉，叫我去吃。其实那时学生的伙食标准很高，我们已吃得相当满意了。但我那时毕竟年轻，正在长身体阶段，胃口特好，每次去都把一罐肉吃得所剩无几。方先生看我吃得起劲，也非常高兴。
1957年反右运动，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被打成右派，上面就调方先生到杭州去接任此职。对于这场运动，方先生内心是很矛盾的。从理智上说，她要拥护，要紧跟；但在感情上，却又很惶惑。她从北京回来后，一面传达了文联作协的反右情况，但私下里却对我叹气，特别表现出对她侄儿舒芜的关心：“唉，他逃过了55年的劫难，没有成为反革命，但终于逃不过57年这场运动，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了。”
第二部分复旦的新月——记余上沅先生（图）
1960年代初，我到杭州去看望过方先生。她住在灵隐附近的一幢小别墅里，背后是青山，四周有小溪围绕，风景非常优美。但是方先生心情很不好，她感到寂寞。她说，她在杭州人生地不熟，这里又远离市区，少有人来，简直是住在坟墓里，非常难过。她怀念复旦的生活，想回复旦去。但是，她不知道，1957年以后，复旦也已人事全非，风气大变了，同事师生之间颇多顾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密切地来往，轻松地交谈了。当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但是，她对我说，她这个新党员，别人还是把她作为党内的统战对象看待的。文联的事有党组书记做主，她很少过问。这时，她大概已不写新诗了，她给我看她近年所写的一些旧诗，诗中反映了她的寂寞心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没有再见到她，听说她很受了些冲击。1976年，突然收到讣告，知道方先生去世了。但其时我尚未平反，不能到杭州去吊唁，只发去一份唁电。
余上沅先生的遭遇，就差得远了。
余先生年轻时热心于社会活动。五四时期他担任武昌文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并以武汉学联代表的身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后来进北京大学读英文系，又留学美国专攻戏剧。1925年回国后，他长期从事戏剧运动，是有名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写过不少著作，有《上沅剧本集》、《戏剧论集》、《编剧概论》、《中世纪的戏剧》、《西洋戏剧理论批评》、《资产阶级全盛时期的戏剧》等；他又是重要的戏剧活动家和教育家，1926年，与赵太侔等主办《晨报》副刊《剧刊》，提倡“国剧运动”，很有影响，他做过梅兰芳的艺术顾问，曾陪同梅兰芳到苏联演出。1935年以后，又长期担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培养了很多戏剧人才，说他门生遍于全国戏剧界，大概不算是夸大其词。
但是，建国以后他却远离了戏剧界。起始的原因是，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他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不愿接受国民党政府要把剧专迁往台湾的命令，辞去校长职务，避居上海，等到解放军一打下南京、上海，他就赶回南京，把剧专移交给解放军的军代表了。但余先生还是念念不忘他所热爱的戏剧工作。1950年他到北京参观学习，在北京饭店招待会上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叫他归队搞戏剧，他非常高兴，很想借此机会调回戏剧界工作。但是，却长期未能如愿。我实在搞不懂是什么缘故了。
在上海，他先是受聘于沪江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1951年10月，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听说先是讲授现代文学的戏剧部分，但到我1953年入学时，他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的解放区文艺部分。这一方面并非先生所长，但是他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下任务，努力备课。当时他住在筑庄，与我叔父吴斐丹是隔壁邻居，我曾进入他的书房，见他的书桌上摆满解放区文艺作品。但同学们并没有忘记他是戏剧家，复旦剧团的人常向他请教。听说，余先生不用看剧本，只要同学向他讲一遍剧情，他就可以导演了，余师母陈衡粹女士（女作家陈衡哲的妹妹）还帮着给演员化装。那时，同学们对余先生还是很尊敬的。但是，到了1955年，就出事了。
1955年，余先生正担任我们班的课程，我是课代表。一天下午，我到余先生家送同学们的作业，进门后叫了好几声，余师母才下楼，气色很不好，淡淡地说：“余先生出去了，你把作业放下吧。”其实正是那一天，余先生被捕了，听说家里还有公安埋伏着准备逮捕同党。不过我是过后才知道的，好在我一进门就说是来交作业的，才没有被当作余先生的同党抓走。那时由反胡风集团而引发了全国性的肃反运动，此类事情时有发生，也并不奇怪。约有一年多之后，余先生又回到系里，据说是涉嫌杨帆案件，但查不出什么，就放回来了。潘汉年、杨帆事件本是一件冤案，余先生因为做过杨帆的老师和上级而被捕，就更冤了。其实，余先生是很热爱新中国的。要不然，1949年初，他在英国讲学时，就不会谢绝英国的留请，毅然回国；也不会在解放军进军上海前夕，退还国民党教育局长送来的飞台湾机票，决定留在大陆了。
回校之后，余先生给下面班级教“中国现代文学史”，仍是讲有关解放区文艺部分。这时，余先生已经失却昔日的风采，如履如临，战战兢兢，再也讲不好课了。后来调往上海戏剧学院，这本来可以发挥他的专长的，但是他已没有这份心情了，而且当时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校方自然也不敢重用他。开始还让他讲授西洋戏剧理论等课程，后来就调他到研究室，从事戏剧理论的翻译和有关教材的编写工作。但余先生还是努力从事，翻译了贝克的《戏剧技巧》等名著。而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像余先生这样经历的人，当然是在劫难逃，他被整得很惨。余先生胆子小，不敢抗争，日子就更难过了。听说有一次下乡劳动回来，他跟余师母说很想吃肉，余师母把全家所有肉票集中起来买了肉，做他喜欢吃的红烧肉给他吃，但余先生将肉夹到嘴边却放回碗里，不敢吃，余师母问他为何不吃，他说回来时监督小组吩咐过，不准吃肉，如果他们知道我回家吃肉，又要打我了。
他没有熬到“文革”结束，在1970年就去世了。
第二部分月亮上的顽石——记孙大雨先生（图）
我在《文学报》上发表记叙方令孺、余上沅二位老师的文章《复旦的新月》之后，即有朋友对我说：外文系还有一轮新月，也应该写一写。他指的是孙大雨先生。
是的，孙大雨先生也是新月派，但他不是柔和的月光，而是月亮上的顽石，其硬无比，殊堪敬佩。
孙大雨（字子潜）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颇有诗名。他与朱湘（子沅）、饶孟侃（子离）、杨世恩（子惠）合称“清华四子”，后来都加入了新月社，所以又称“新月四子”。孙大雨不但从事诗歌创作，而且在理论上亦自有主张。大概是受到他的学长闻一多的影响，他也大力提倡现代格律诗，但具体见解又与闻一多有所不同。闻一多有“三美”说，认为诗歌不但应有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而且还要有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孙大雨则觉得这会导致形式化的倾向，他另外根据语言节奏原理，提出了音组理论。他不但将此种理论付诸创作实践，而且还用来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莎士比亚写的原是诗剧，但我们常见的朱生豪译本、曹未风译本，以及台湾的梁实秋译本，都是化为散文体了，只有孙大雨是用格律诗体来翻译的。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一个译本《黎琊王》（上下二册，今译《李尔王》），还有连载在《复旦学报》上的长篇论文《诗歌的格律》，但因弄不懂他的“音组”、“音步”理论，只好囫囵吞枣地翻过去。我想，弄不懂他理论的人大概不少，所以他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名气，似乎只有圈内人知道；而孙大雨之所以声名远扬，有一段时期弄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那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新月社是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团体，大多数成员是欧美留学生，他们的政治倾向可想而知。但经过抗日战争的磨难，特别是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们之间分化很大。毛泽东在唤醒“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文章中所称颂的那位“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闻一多，就是新月派成员。其实，第二条战线不仅在昆明展开，而且在上海也很活跃；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手枪的，也远不止闻一多一个人。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产生，就是第二条战线的产物，这个组织一成立即与蒋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孙大雨是大教联的活跃分子，在反蒋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大教联那封致美国特使魏特迈的英文信，就是孙大雨起草的，据说此信很起了些作用，促使魏特迈注意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并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指责。
因为有这么点历史功绩，建国初期领导上对于孙大雨还是比较重视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让他当了小组长。这个官儿虽然不能算大，却也表示领导上对他的信任，因为大部分教师都处于被审查地位，所以小组长的位置也就显得相当的突出了。但这之后，他与领导层就日见疏离以至于对立了。我曾向外文系的朋友打听个中原因，他们也说不清其间具体的过节，只知孙大雨当时反对“李、全、杨”甚为激烈。李是当时的党委书记李正文，全是西方哲学史教授全增嘏，杨是外文系系主任杨岂深。推论起来大概与位置的安排有关。全增嘏曾当过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现在照样受到重视；杨岂深与前校长章益关系密切，时常出入章公馆，被指责为“公馆派”，现在却做了外文系系主任；而孙大雨自己呢，则被冷落在一边。他受不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认为都是党委书记李正文搞的鬼，所以就情绪对立起来。其实，这种人事安排也是势所必然。盖因孙大雨当年虽然曾经反蒋，但是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并没有变，或者说，他是站在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上反对蒋政权的专制主义和由此所产生的腐败现象；到了1949年之后，这种自由主义立场和他那倔强的个性，必然要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发生冲突。如果让孙大雨先生来做系主任，他必然会强调独立的人格，自行其是，决不肯做驯服的工具，使得上面很难指挥，领导意图贯彻不下来，所以，下台和挨整是迟早间事。而杨岂深先生则性格随和，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是存在心里，不肯抗上，所以系主任能够一直做下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革命历史比孙大雨长得多，革命贡献比孙大雨大得多，而性格同样倔强的陈子展先生，被削去了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即可明白。
接着，1956年的评级定薪工作，又使孙大雨大为恼火。孙先生在学术上一向颇为自负，他曾经宣称，在中国，英语和英国文学的水平，除了钱锺书之外，谁也及不上他。而这次复旦却把他定为二级教授，这使他感到大受侮辱，发火也自然在所难免。但其实，这倒不是复旦领导要特别地压制他，而是复旦一向不肯抬举自己的教师之故，这次也普遍地将自己的教授压得很低。当时，复旦外文系根本没有定一级教授；二级教授只有两名：孙大雨和林同济；伍蠡甫是三级教授，系主任杨岂深是四级教授；戚叔含先是定在三级与四级之间，所以他自己戏称为不三不四之人，到后来才定为三级。而中文系也只有郭绍虞是一级教授（陈望道做校长，已不在中文系）；刘大杰、吴文祺两个二级教授；朱东润、赵景深则为三级教授。这次评级曾在教授中引起很大的矛盾，而孙大雨只不过是敢于出头放炮的人而已。但中国历史上一向是枪打出头鸟的，孙大雨之遭枪打，也是必然之事。
第二部分早起的虫儿——记王中先生（1）
往年读柏杨的杂文，记得有一篇好像叫做《早起的虫儿》什么的，大意是说：早起的鸟儿好觅食，早起的虫儿就要被鸟儿吃掉。这个比喻很形象，很深刻。世上的确有很多觉醒得早的人遭受厄运，等到大家都哼着与他同调的歌时，他却早已被迫害致死，——即使还未死的，也已经没有多少活气了。
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王中教授，就是这样一条早起的虫儿。
1956年，王中闻到了早春的气息，奋起进行新闻改革，提出了一些新的新闻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到了1957年，气候骤变，他就成为祭旗的牺牲品，受到全国新闻界的讨伐。当时有一家权威刊物发表评论员文章，标题就叫做：《大家都来批判王中》，可见问题的严重性。既然大家都来批判，所以批判文章简直是铺天盖地。即使像我这样不关心新闻理论的人，也读到不少此类大作。印象最深的，是对王中关于报纸二重性理论的批判。王中认为，报纸既有宣传性（或曰工具性），又有商品性。既然有商品性，就要照顾读者的口味，这就是群众观点，如果读者不要看，报纸还有什么宣传性可言呢？——这些话，我们听起来觉得蛮有道理的，但批判者说他是反对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原则，而且，谈商品性，就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在当时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不知道现在的新闻理论是怎样说的，但看时下各报争取订户、注重销路的样子，大概是很重视报纸的商品性了。可见王中无非是把话说得早了一点而已。
听新闻系的朋友说，早在19世纪末期，德国的一位新闻学家就提出过报纸的二元性问题——他说的是文化性和商业性。不过，我想，王中未必会像时下的一些青年理论家那样热中于搬取外国的理论体系，——虽然他是外文系出身，可以看得懂外文资料，他所依据的，大抵是办党报的实践经验。王中是抗日战争开始时参加革命的，虽然也曾做过学运和兵运工作，但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办报。他从与谷牧一起办油印小报《火线下》开始，中经《大众日报》、《大众》（半月刊）、《农民报》、《青年记者》、《鲁中日报》、《新民主报》，一直到1949年，作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参与接管了上海各家报纸，——张春桥负责接管电台、通讯社，恽逸群负责接管各大报，王中负责接管各小报。所以，他有丰富的办报经验，特别是办党报的经验。王中这个人不肯墨守成规，好琢磨，好革新。在解放区办报时，他就根据群众的需要作过一些改革，得到过领导上的表扬。进城接管之后，他受命与恽逸群一起创办华东新闻学院，就立意要将过去的办报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对学员们说，新闻工作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新闻理论、新闻事业史和新闻业务，前两项是学，后一项是术，没有学，术是提高不了的。可见他对理论工作的重视。可是，华东新闻学院是“革大”（革命大学）性质的学校，意在经过短期学习，改造一批旧报人，和快速培训出一批革命的新闻干部，以供全国各地宣传工作的需要。建国初期的环境还不允许王中来做他的理论总结工作。而且，华东新闻学院也没有办多久，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很快就结束了。王中本人也调到复旦大学来工作。
王中是1950年8月份到复旦工作的。虽然他一开始就做新闻系教授，后来又兼任新闻系代理系主任，但实际上，他的主要职务是复旦大学副教务长和中共复旦党委统战部长，还担任全校政治课教研室主任，没有多少时间来管新闻系的工作。直到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并且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之后，王中才回到新闻系主持系政。正是1956年这股春风，使得王中重新萌发了理论工作的雄心壮志。他仍旧按他的三大块理论来规划新闻系的建构，而且特别重视新闻理论和新闻事业史的建设。他从政治课教研室等处调来一些教师，专门从事中国新闻事业史和外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工作，自己则着重抓新闻理论的研究，并且带了一些青年教师到苏州、无锡、南京、济南、青岛等地进行报纸调查，探索新闻改革经验，回来后写出了《新闻学原理大纲》。
当时，人们都还沉浸于学习苏联的思维模式中，王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一次，学校请了苏联专家到新闻系讲课，王中竟对教师们说：不要听他的，苏联报刊史的路子太狭，我们不能照搬他们的做法，要总结我们自己的办报经验。同时，他还提出，要借鉴世界各国的办报经验。在他的主持下，复旦新闻系创办了两份杂志：《新闻学资料》和《新闻学译丛》，就是为了总结自己的新闻经验和借鉴外国的新闻经验用的。《新闻学译丛》不但翻译苏联的东西，而且翻译西方的东西；《新闻学资料》不但准备发表解放区的办报经验，而且还请了许多上海老报人写文章，打算总结近现代老上海的办报经验。应该说，王中是很有雄心壮志的人，而且视野也很开阔。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学科建设”的积极分子，是名副其实的“学科带头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把学科建设的框架搭起来了。
可惜好景不常，王中的建系计划还没有充分展开，政治气候就发生了变化。反右运动一开始，王中的计划就付诸东流。《新闻学译丛》出了5期就停刊了，《新闻学资料》刚排好创刊号的校样，还来不及出版就胎死腹中。《中国新闻事业史》和《外国新闻事业史》的写作，当然也就搁置起来。——但正因为这两种新闻事业史尚未成书，研究者还可逃过一劫，而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则成为全国新闻界大批判的靶子，王中本人也就成为新闻界的大右派，而且祸及许多追随他的青年教师和学生。
第二部分早起的虫儿——记王中先生（2）
但王中是根硬骨头，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从来就不承认他的新闻理论是错的，不但在批判会上据理力争，而且还写文章来反驳批判他新闻观点的党报社论。王中是老党员，经历过各种运动，他自然不会不知道批判文章是不允许反驳的。但是，他还是要写反驳文章，从社论的文风到理论观点，一路驳过去，既有理论的说服力，也相当尖锐辛辣。当然，这种反驳文章，在当时是决不可能发表的。但他还是将底稿保存着，直到23年之后，在另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才发表在《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上。这当然是马后炮了，只能当作历史资料来读，早已失却了现实意义。
既然有理无处讲，而且成了老运动员之后，经常要挨批挨整，王中就渐渐变得——或者毋宁说装得玩世不恭起来。表演得最精彩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几幕：
工宣队进驻复旦之初，有所谓“九五行动”，也就是对师生员工全面大抄家，王中自然是新闻系的重点对象，但王中家里实在并无长物，既无金银财宝，也无书画珍品，工宣队员要他交出银行存折来，王中说：“在皮箱里。”工宣队员要他打开皮箱取出来，王中拍拍肚皮说：“在这只皮箱里，取不出来了。”弄得工宣队员哭笑不得，但也无可奈何。
像王中这种经历的人，“文革”之中上门外调的人自然是少不了的。有一次，北京有人来向他调查谷牧的事，自然是要他提供谷牧的“反革命罪证”。外调人员照例要拍桌子瞪眼睛先把受调查者教训一顿，以为这样可使对方老实一点，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资料。殊不知王中根本不吃这一套。当然他也不能据理力争，于是装得很害怕的样子，说：“我心脏不好，你们一拍台子，我就头昏，脑子糊涂了想不出问题来。你们不要拍台子，让我慢慢地想。”外调者为了要材料，只好收起凶相让他思考。王中一边抽烟，一边作思考状，等到烟抽足了，说道：“我反复想过了，我认为谷牧是好同志，没什么问题。”外调者想再施加压力，王中就不再言语了。
王中虽然自己的处境极其恶劣，但还是尽力在保护别人。在干校里，有一次贾植芳不小心将一只摆在床边的火油炉踢翻了，积极分子说他有意破坏革命群众的东西，意在进行阶级报复，要对他进行批斗。正在危急之际，王中忽然站出来说：“这只火油炉是我的，踢坏了没有关系。我不是革命群众，所以他不是搞阶级报复。”弄得积极分子们哭笑不得，只好作罢。
王中的烟瘾很大，宁死不戒。有一次在干校与人谈起吸烟，他说道：“我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吸烟。”不料被一个积极分子汇报上去，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说他是恶毒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因为革命群众每天早上的第一件要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王中这样说就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先是喇叭上广播，接着是开批判会。不料王中的回答却是：“早上起来，没洗脸，没刷牙，嘴巴不干净，不能马上读毛主席著作；如果用不干净的嘴巴来读毛主席著作，这才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弄得工宣队和积极分子们无从反驳。
王中在干校里跌坏了腿，又有关节炎，回校之后，总是拄着一根竹竿走路，竹竿比他的人高，早上再挎一只菜篮，到菜场买菜，活像电影中乞食的祥林嫂形象。他借住在体操房里，自己养鸡。别人去看他时，他会拿出一筐鸡蛋来展览，每个鸡蛋上都用铅笔写着某月某日生。我问他搞什么试验？他说：“好玩。”
但是，王中的血并没有冷。他需要人理解，他等待人们理解。“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学生以钦佩的口气说：“别人不管有没有错误，都纷纷检讨，只有复旦的王中，始终不肯检讨。”当别人将此话转告王中时，王中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可见，王中的玩世不恭，只不过是“冷眼向洋看世界”而已。从他答友人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王中的心态：“革海浮沉半世纪，窥龙看蟹破玄机。荣辱毁誉由人道，悉心且看这局棋。”所以，到得大地回暖，“右派”改正之后，他的改革热情又来了。他重新执掌新闻系系政，并且兼任复旦分校校长。他仍想在新闻系完成他未竟的改革事业。他在复旦新闻系创办了《外国新闻资料》（后改为《世界新闻事业》）、《新闻学研究》、《新闻学术情报》（后改为《新闻大学》）等刊物，想重整旗鼓，再度进行学科建设，只是此时他已经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了。开始，他还能拄着拐杖走路，认真地抓新闻系的建设工作，还应老战友的邀请，到兰州、南宁等地讲学，宣传他的新闻观点，后来，只能坐在轮椅上出来看看，最后，就长期卧床，终于不起。
第三部分美的探寻者——记蒋孔阳先生（1）-（图）
蒋孔阳与夫人濮之珍
蒋孔阳先生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美学家，但是，他既不是哲学系出身，也没有受过文学系或艺术系的科班训练，年轻时读的倒是毫不相干的经济系。然而，他对经济问题却并无多大兴趣，倒是热心于杂览。有一次，偶然读到郭沫若的《女神》，为其磅礴的气势所感动，从此就喜欢上文学了。那时，他所就读的中央政治大学，地处重庆南温泉，是风景佳丽之所，他在课余常徜徉于山水之间，渐渐也就培养起审美情趣。
1946年，孔阳先生从中央政治大学毕业，被分派到苏北一家农业银行工作。苏北这地方虽然艰苦一点，但银行是金饭碗，该是一份不错的职业，而且，干它几年之后，也不愁没有升迁到大城市的机会。但是，无奈他与无穷的数字格格不入，终于还是丢掉这只金饭碗，跑到南京中央大学去听他所心仪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课程。那时，他在重庆就认识的濮之珍女士也在南京，两个人一边学习，一边谈情说爱，逛遍了南京的山山水水。他们沉浸在爱河里，简直忘记了现实世界的存在，把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完全置之度外，对国内战场上浓烈的硝烟若无所闻。我曾经看到过他们当时拍的照片：孔阳先生西装笔挺，濮先生长发披肩，很富有浪漫情调。这该是他们最值得回忆的岁月。直到1997年春天，他们都已年逾古稀，还豪兴勃发，两人搀扶着到南京去重温旧梦，追忆那逝水年华。
但是，经济毕竟是基础，没有职业的浪漫生活终难持久。孔阳先生非得再找个工作不可。这时，林同济先生正好在筹办海光图书馆，他对孔阳先生的文章颇为赏识，就把他招到图书馆办事。这个图书馆规模不大，事情也不多，倒是读书的好地方。孔阳先生就在这里做起学问来。1951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开始了漫长的教书生涯。孔阳先生开始时教的是新闻写作，那是有什么课就教什么课，没有选择的余地，到1952年，这才转为教文艺理论。在复旦中文系教过文艺理论课的名人很多：冯雪峰、胡风、刘雪苇、唐弢、王元化、章靳以……，但此时，他们或则当官，或则进京，复旦的文艺理论课倒出现了空缺。蒋先生就毛遂自荐，当上了文艺理论课教师。我1953年入学时，一年级的“文学概论”课就是孔阳先生讲授的。那时，他才30岁，风华正茂，西装革履，金丝边眼镜，每次登上讲台总是先把怀表掏出来往讲台上一放，这才开始讲课，很有派头。濮先生则还梳着两根小辫子，教我们的写作课。
孔阳先生没有教完我们的“文学概论”课，大概还差两三讲，就到北京去参加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所主持的文艺理论讲习班了。当时提倡“一边倒”，正是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时候，国家请了许多苏联专家到工厂、企业、学校来指导工作，他们当然只能照搬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工艺流程、学术思想等，不用说都要以苏联为准，就连作息时间的安排也都是向苏联学习。那时，苏联的高等学校上午集中上六节课，下午全部时间给学生自修，我们有一段时期也这样安排，弄得师生都很吃力，不过有一项颇受我辈穷学生欢迎的措施，是在第三节下课后，每人可领一只面包或馒头当点心，——据说，这也是从苏联学来的“先进经验”。总之，那个时候什么都向苏联学习，所以，教育部办了很多由苏联专家主持的讲习班、进修班，就不足为奇了。有哲学班、政治经济学班、国际共运史班，还有文艺理论及其他学科的班级，目的是要以苏联的学术思想来统一我国的高校教学。虽然，请来讲学的苏联专家大抵并非一流高手，在苏联本国他们很多人是名不见经传的，而来华之后，却一个个都变成了绝对权威，一切由他们说了算。——权威是由权力和盲目崇拜造成的。
但不管怎样，上峰的目的是达到了。文艺理论讲习班上的学员们回到原来的学校之后，不但以毕达可夫带来的苏联文艺理论体系来讲课，而且，有好几位还从这个体系出发，写出自己的文艺理论教材，向全国教育界、文艺界辐射。孔阳先生回复旦后，也写了一本《文学的基本知识》，因为写得通俗流畅，发行量很大，影响远远超过那些高校教材。有一次，我下乡劳动，还在一位生产队会计家发现此书，纸张都被翻烂了。1956年5月，复旦举行第三届校庆科学讨论会，孔阳先生提交了一篇很长的论文：《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不久即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文学艺术的特征——形象思维问题，在当时是一个热门话题。而这个话题，也是从苏联传过来的。还在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之前，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就在1955年第18期上发表了一篇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对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有关文学艺术的部分，公开进行批判。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在1956年第3期上就译载了此文，《文艺报》和其他报刊并结合中国文艺界的情况，展开了典型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记得在此之前，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学习小丛书》里，还出过一本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写的论文《论文学的特征》，影响很大。这也可见当时文艺界学术界的风向了。
孔阳先生作为一个青年教师，接连出版了两本很有影响的著作，而且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自然是非常耀眼触目的了。然而好景不常，1958年以后他就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这也与政治形势有关。苏共20大是以全面批判斯大林为己任的，而中共中央则认为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虽然也承认斯大林是有错误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分歧，这个分歧导致中共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转变，——即由全面学习苏联变为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两篇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正是这个转折的信号。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是在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在方针政策进行重大转变之后而发动的。可惜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敏感性并不太强，还没有意识到方针政策的重大变动，同时由于惯性作用，整个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还在“学习苏联”的圈子里打转。这也难怪。昨天，刚刚响应号召向苏联学习，并把苏联模式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宗，用来改造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文艺思想；今天，又要反过来批判刚学习到手并虔诚地信仰着的东西，变化之快，实在是反应不过来。于是，他们自己也就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第三部分美的探寻者——记蒋孔阳先生（2）
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孔阳先生自然在被拔之列。他的一条重要错误是：在他的《文学概论》讲义中，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只列为一节，而没有用来指导全书。接着，复旦的“文学概论”课程也被取消了，而代之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二课。这种课程，孔阳先生当然不能任教。后来进行调整，仍旧恢复了“文学概论”课，孔阳先生还教过一班，我给他做的辅导教师，之后，他就与此课告别了。因为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在上海市委的指示下，召开了49天大会，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孔阳先生被列为三位重点批判对象之一，他的文艺理论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文学概论”课当然也就无法教了。于是他转向了美学。但美学理论也仍属是非之区，他只好做些西方美学的介绍工作。客观的评价也是不行的，必须“批”字当头，所以课名就叫做“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批判”，这就是后来“西方美学史”课程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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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五四”则是作为其后20年左右所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的标志，北大是这运动的中坚力量。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在机构上虽然有承续的关系，而在精神上，却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没有蔡元培校长大力改革京师大学堂留下来的陋习，开创北大新学风，那么，它就绝不可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和爱国学生运动的先锋。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京师大学堂的廊庙传统呢，还是蔡元培改革后的民主传统？——因为实际上北大是存在着两种传统的。
看“百年北大”的有些纪念文章，觉得对这两种传统区别性的认识很模糊，甚至还有意回避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其实，在过去，革命者对此的认识是很清楚的。1940年蔡元培逝世时，毛泽东在唁电中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可见对蔡元培评价之高；1943年3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怀念蔡元培先生》，一开头就说：“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也可见当时革命者对北大精神的明确理解。不知后来何以却逐渐地变得含混了起来。
诚然，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也是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毕竟是晚清维新变革的产物，是我国新式大学的开始。但是，这所学堂并没有学得西方大学以学术为本位的办学精神，却承袭了我国科举制度的余绪，成为学子步入官场的阶梯。京师大学堂之官气重于学气是必然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根本就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除了少数的隐逸文人之外，绝大多数学子的目标都在于廊庙，——有些人甚至把归隐也当作做官的终南捷径。既然志在做官发财，学问自然是不必讲究的了，只要混个资格，找个好后台即可。京师大学堂的腐败，其源盖出于此。到了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时，不但清王朝已被推翻，企图恢复帝制的袁世凯也已垮台，民主的力量大大地加强了。同时，由于多年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势力虽然还不够强大，但也可以为知识阶层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进行独立的活动，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蔡元培本来就是民主革命斗士，又在德国留过学，并到法国考察过教育，对西方教育体制深有了解，所以他可以凭借北大这个舞台，来导演一出有声有色的教育改革活剧。
蔡元培在就职演说里，就要学生打破做官发财念头，而明确入学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发展教育事业，他十分强调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甚至对教师在校外发表的各种政见也不过问，对他们的私德也不苛求。面对社会指责，他理直气壮地公布了自己办学的两项主张：一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是“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代负责任”。（《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蔡元培所说，决非虚言，接着他就举出许多实例来：“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这里，“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指的是辜鸿铭；“筹安会之发起人”是刘师培；纳妾、狎妓者虽很难确证有多少人，但陈独秀逛八大胡同是公开的秘密，辜鸿铭不但纳妾，而且还有一套宣传应该纳妾的理论，他说：男子纳妾是天经地义，只有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没有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而且蔡元培也的确鼓励师生在学术上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到自己头上来也并不介意。比如，胡适提倡“新红学”，提出自叙传说，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同时必须否定旧红学的种种理论和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蔡元培的“政治小说”说和索引派方法。蔡元培未必同意胡适的新说，但却欢迎他的标新立异。正因为蔡元培实行了上述两项主张，所以当时北大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第一部分两种传统（代序二）
其实，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在中国，并非蔡元培一个人的主张，我们只要看看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的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铭中，称颂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就可以想见这种思想原则，实际上已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学人们的共识。
既然高等学府能够以学术为主体，知识分子自然就可以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靠自己的知识谋生。而只有摆脱依附状态，发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才能改变以往专做注经家的生存状况，而进行对于真理的探求。正是由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又有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带头，在中国，造就了一代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现代知识分子并非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北大的教授们对于社会问题大抵都很关心，而且总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大不相同。且不说在文化问题上，新旧两派形同水火，就是新文化阵营内部也很快地分化，但是，无论哪一派，都想保持独立精神，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作出自己的评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组成的《语丝》周刊，是他们自己凑钱出版的刊物，目的在于自由地发表一点“独立判断”，这个刊物在女师大学潮中和“三一八”惨案后，起了很大的主持正义的作用；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派，虽然与权力者比较接近，但也不想走入廊庙，处于依附地位，他们把自己的一个刊物取名为《独立评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正是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评论，大大地活跃了中国人的思想，使之走出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政治力量想通过权力来控制学校、控制知识分子的做法，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段祺瑞的“整顿学风”、张作霖的捕杀学人，到国民党CC系对于大学的渗透与控制，走的都是这一条路子。但这种种措施，只有使大学遭殃、文人受难，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起破坏作用。正如蔡元培所说：“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教育》）据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所见，即使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的德国，其大学在学术上也是独立的，这就是欧洲文化教育事业能够快步发展的原因。所以他大力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实在是为了促使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1997年5月
第一部分复旦园里长镜头——记陈望道先生（1）-（图）
其实，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在中国，并非蔡元培一个人的主张，我们只要看看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的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铭中，称颂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就可以想见这种思想原则，实际上已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学人们的共识。
既然高等学府能够以学术为主体，知识分子自然就可以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靠自己的知识谋生。而只有摆脱依附状态，发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才能改变以往专做注经家的生存状况，而进行对于真理的探求。正是由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又有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带头，在中国，造就了一代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现代知识分子并非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北大的教授们对于社会问题大抵都很关心，而且总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大不相同。且不说在文化问题上，新旧两派形同水火，就是新文化阵营内部也很快地分化，但是，无论哪一派，都想保持独立精神，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作出自己的评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组成的《语丝》周刊，是他们自己凑钱出版的刊物，目的在于自由地发表一点“独立判断”，这个刊物在女师大学潮中和“三一八”惨案后，起了很大的主持正义的作用；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派，虽然与权力者比较接近，但也不想走入廊庙，处于依附地位，他们把自己的一个刊物取名为《独立评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正是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评论，大大地活跃了中国人的思想，使之走出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政治力量想通过权力来控制学校、控制知识分子的做法，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段祺瑞的“整顿学风”、张作霖的捕杀学人，到国民党CC系对于大学的渗透与控制，走的都是这一条路子。但这种种措施，只有使大学遭殃、文人受难，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起破坏作用。正如蔡元培所说：“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教育》）据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所见，即使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的德国，其大学在学术上也是独立的，这就是欧洲文化教育事业能够快步发展的原因。所以他大力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实在是为了促使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1997年5月
第一部分复旦园里长镜头——记陈望道先生（2）
陈望道先生年轻时，是一个敢说敢干，很有个性的人物。他的外号叫“红头火柴”，是谓一擦即燃之意。这只要看他当年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敢于与封建教育当局斗争，因而被列为“四大金刚”之一；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中，因不愿受陈独秀的家长式统治和背后的造谣污蔑，终于与他闹翻，拂袖而去，即可见出他刚烈的性格来。但当建国后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时，他已是一个老成持重、表情严肃的长者了，人们尊称他为“望老”。再加上传媒着意宣扬他的原则性、组织性，而抹杀他的个性表现，把他塑造成一个听话的好老头形象，就有点令人望而生畏了。
其实，即使到了晚年，望道先生仍旧保持着他的个性，仍旧具有独立精神，不肯随波逐流，不肯曲从于强势话语，更不肯迎合上意来误导群众，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知。只是，年岁已经消去了他“红头火柴”的烈性，环境也不允许他再作金刚怒目状了。但在某些场合，还能听到他的异调奏鸣，在很多时候，还能感受到他的人情温暖。只是，传媒不肯如实报道而已。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面提倡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文教领域也是唯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从。在一次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上，王力大谈苏联专家如何说，如何做，望老听得实在不耐烦了，就顶了一句，说：“王力先生，这里是我们中国！”顶得王力无话可说。在制订汉语拉丁化字母时，苏联专家提出要加进一些斯拉夫语的字母，中国专家心里不同意，但慑于政治压力，没有人敢顶苏联专家，只有陈望道出来反对，说斯拉夫语字母与拉丁字母体系不同，加进来不伦不类。他与苏联专家辩论了一个上午，连中饭也没有吃，终于将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见顶住了。
在复旦，他这种异见就表现得更多了。有一次，学校召开批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大会，要望老出席，在批判会行将结束时，照例要望老讲几句话，以示尊重。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下发言，总要顺着大会的主导方向，说几句凑趣的话，至少，总要对大会加以肯定，对发言者加以鼓励。但望老却不然，他唱的几乎是反调。他说：“学术著作应是材料与观点的结合，观点经过讨论可以提高，但如果有大量可靠的材料作基础，那么这部著作是批不倒的。只有那种空头理论，一批就倒。”接着，他却批评起那些发言者来了：“你们今天的发言，为什么都是念讲稿？讲话应该发挥自己的意见才是。”弄得主持者很是尴尬。但校报发表会议消息时，只报道陈望道校长出席了批判会并讲了话，对他的讲话内容，则一字不提。这就是所谓新闻导向吧！
望道先生自己也知道，他的话在当时是不起作用的，他也无力抗衡时代潮流，但实在看不过去的时候，他还是要讲。直言无效，则以幽默之语出之。在某一场合，大家谈到全国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倾向，都很有意见，而作为语文专家的望老，却突发奇论道：“别人都说现在是重理轻文，我看倒是重文轻理。你们看，现在报刊上文章很多，但是说理很少，这不是重文轻理吗？”望老说得一本正经，听者为之绝倒。闻此言说，我乃悟到，望老为什么要把他主持的专门研究语法、修辞的研究室，再加上逻辑二字，定名为“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盖因逻辑观念、理性思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非要着重研究、加以推广不可。
大跃进时期，复旦掀起了集体编写教材的热潮。此热潮席卷文科，无人敢于抗拒。因为在当时，对此事的态度，就是衡量你对“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乃一重大政治问题，弄不好，是可以被打倒的。但望老并不紧跟，仍旧保持自己的见解。他对身边的人说：“这种东西，剪刀加糨糊，一个星期就可以编出一本来，没有什么意思。”所以，那时他不参加什么集体项目，后来也不肯主编这类东西。他一向认为，做学问应该踏踏实实，不能贪多求速。他不喜欢“著作等身”之类的话，认为这样毫无意思。据他的老学生倪海曙说，他常常用“驼子下棺材”这句歇后语来形容认识的发展过程，意谓一头着实了，一头又翘起来。因此，研究学问要“若存若忘”，长期坚持，不断探索，不断验证，才能有所成就。
“文化大革命”之前，学生会曾请望老题字，当时有许多政治口号，极为红火，学生会干部希望他能写上一句，但他不肯，只题了“又红又专”四个字，因为对这个口号，他是赞成的。但这幅字，大概不被重视的缘故，早不知被人丢到何处去了，他儿子想去找回，也没有找到。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大搞“批儒评法”运动，简直把法家捧到天上去了。而有些学者，为了紧跟形势，为了救出自己，或者还想附势而上，也就迎合上意，或则以儒法斗争为纲来修改自己的旧作，或则改变自己一向尊儒的观点，为法家大唱赞歌。但望道先生则保持沉默，不肯附和，而且私下里还对他的研究生说：“法家杀气太重。……”虽然欲说还休，但忧虑之情可掬。那时，上海一家出版社奉命要重印望老的《修辞学发凡》，但认为书中所用儒家的例句太多，要他修改。望老不肯改，经一再动员，也只改换了几个例句。出版社领导说：“这个样子出版出去，不符合批儒评法的精神，怕外国人看了要挑剔。”望老对他的助手说：“我倒不怕外国人挑剔，而是怕有些中国人挑剔。”
第一部分复旦园里长镜头——记陈望道先生（3）
望道先生不但在平和中保持了个性，而且在严肃中充满着感情。贾植芳先生就常常念叨望道先生当年对他的关心，那当然是在1955年他因胡风案被捕之前的事了。有一天，望老夫人蔡葵先生对贾先生说：“我们陈先生说，你贾先生手面大，这点工资怕不够开销，我们两人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些。”他们每月送给贾先生4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贾先生说：“他如果说是资助，我是不会接受的。他叫我帮着他花钱，我当然只好收下了。”这可见望道先生如何善于体贴人心，而且也很富于幽默感。其实，这种请人“帮助花钱”的事，是望道先生的老习惯了。1930—1940年代，他就经常拿自己的工资来支援穷学生，也并不声张，有时蔡先生发现他拿回来的工资太少了，问起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望道先生对朋友的情义，在乐嗣炳先生身上表现得更加充分。他们二人是1930年代提倡大众语运动的老战友，当年为了反对复古思潮，为了中国语文的新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甚至被人扣上红帽子。可是，乐先生命途多舛，一生颠沛流离，1950年代初在广西柳州军分区当联络员，做争取土匪的工作，但不知怎样一来，却被当作通匪的嫌疑分子关了起来。审查了三年，却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在老朋友司法部长史良的关心下放了出来，也不做正式结论。其时，望道先生身兼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华东文化局局长等许多职务，处于高位，但他并没有“一阔脸就变”，当乐先生于1953年8月份一回到上海，望道先生就介绍这位落魄的老朋友进复旦中文系做语言学教授。不料到得1957年，乐先生又被打成右派分子。望道先生还是非常关心他，在乐先生摘去右派帽子的当晚，望老偕同夫人，登门拜访。此后，二人仍经常来往。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望道先生当校长时，正是校长缺乏权力之时。但是，他还是要利用手中不多的权力，来为师生员工做点好事。他常说学生能来复旦读书不容易，轻易不要处分。每当有学生犯事，——多半是思想上的事，公安局要来抓人时，望老总说慢点批，他要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因为公安局一抓，这个学生就要除名，这一辈子也就完了。所以凡是能保的，望老总要保一下。
望道先生自己掏钱买树，绿化校园，以及尊重工友，帮助工友等事，在复旦时有所闻。而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在临终时，还在关心复旦师生员工的生活，为复旦划归市区之事而操心。盖因复旦地处城乡结合部，划归市区或者划归郊区，处于两可之间，1950年代复旦原属杨浦区，属于市区，恰恰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却被划到宝山县去了，属于郊区，当时物资供应市区与郊区是大不一样的，——肉票、油票等，郊区都少于市区，点心票也没有，这在每一两粮票都算着用的时候，就使复旦师生员工吃亏不少。从那时起，望道先生就不断地向市领导提出请求，要把复旦划为市区，但一直没有解决。在他病重时，他告诉家人，凡是市里领导人来看望，都要提醒他再提此事。市领导问他最后有什么要求，他说，我个人别无所求，但希望一定要为复旦解决划市区的问题。在他一再要求之下，总算将此事解决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争取一项具体待遇的问题，而是一个校长的责任心，——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私利，而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还没有下台就骂声不绝，有些人一下台就无人理睬，而望道先生逝世几十年了，老复旦们还深深地怀念着他的原因了。
第一部分与古人交友的人——记郭绍虞先生（1）-（图）
郭绍虞先生是复旦中文系唯一的一级教授，——当然，陈望道先生也是一级教授，但是，他做了校长之后，就离系而去，不再教书了。所以，实际在系里教书的一级教授，就只有郭绍虞先生。
但是，这位一级教授却不是科班出身。他不但没有上过大学，就连中等学校也没有毕业，只在土木工程学校读过一年书，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水平，就去做小学教师了。但他十分努力，自修文史，以扎实的论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终于走上了大学讲台，可以算是自学成才的典型。当时胡适就很赏识他，推荐他到协和大学教书，协和大学校长一看他的学历，很不放心，特地派了一位教授去对他进行考核。倾谈之下，那位教授认为他很有学问，复命之后，校长就聘郭先生为文学院院长。从此郭先生就成为有名望的教授，后来还做过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9月，他从同济调到复旦，做了复旦中文系系主任。
郭先生年轻时大概颇为活跃，他写过体育史著作，从事过新文学运动，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据说，文学研究会在北京酝酿时，本没有沈雁冰和叶圣陶，还是郭绍虞先生提名介绍的。郭先生与叶圣陶是小学同学，关系一直很好，与沈雁冰也是老朋友。
但是，在我见到郭先生时，他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长者了，动作迟缓，讲话慢条斯理，带着一口浓重的苏州腔。大家都尊称他为郭老，——高班同学有时叫他“郭老板”，那是为了要他多拿些钱出来开迎新会之类。当时高校教师收入较高，而且师生关系也较为融洽，每有迎新会联欢会之类，学生会干部就到各位老师那里募钱，教师们都会认捐一些，郭老是系主任，工资又最高，每次出的钱也最多。但1957年之后，师生渐渐隔阂，再也没有这类事情了。
郭老住在复旦庐山村时，客厅里挂着一幅水墨立轴，画着郭老的全身像，长袍布鞋，手持书卷，面带笑意，一副敦厚的样子，非常传神。
我们读书时，郭老身体很不好，血压高，有时还到了危险的境地。但他仍很用功，努力接受新理论，修改他的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1955年就出版了修改本。复旦地处郊野，夏夜多蚊，那时设备又不好，听说郭老是穿着高筒胶鞋来工作的，这种精神，着实令我辈后生小子感动。后来搬到南京西路住，条件好些了，郭老年事虽高，但始终笔耕不辍。据他助手说，郭老每天起得很早，梳洗后即进书房工作，午饭后，略事小憩，再工作到傍晚。因为年老，晚上才不工作。也不大有什么娱乐活动，只偶尔听听评弹，这是苏州人的普遍爱好。因为郭师母张方行女士非常能干，而且对郭老体贴入微，衣食住行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连郭老所吃之药也都送到手边，不用他分心，所以郭老从来不理家务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时，郭师母为了要郭老休息一下脑子，安排他干点摘豆芽之类的轻活，郭老干了一会儿也就不愿干了，仍旧去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晚年犹如此用功，年轻时更可想而知了。我想，一个中等学校都没有毕业的人，能成为权威学者，做到一级教授，就是这样努力出来的吧！
有人问郭老：“你这样一年到头，一天到晚地钻在书本里，不感到枯燥吗？”他答道：“与古人交友，其乐无穷。”的确，他对自己家里的事很少过问，大都是一问三不知，但对古人的油盐酱醋，却搞得极其清楚。郭老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名世，搞的是宏观研究，但与时下超越微观的宏观研究不同，他的宏观研究是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所以功夫非常扎实，书中没有空言套话。我们只要看看他后来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中的文章，就知道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各个细部所下工夫之深，可见《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的成功不是偶然的。1960年代初，他受命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能够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也就不奇怪了。
郭老学识渊博，治学范围很广。除了文学批评史之外，他还对语言学下过很深的工夫。早年出过《语文通论》和《语文通论续编》二书，很受学术界的重视，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后来都收入《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中；晚年又写《语法修辞新探》，与吕叔湘、陈望道持异议，独创新说。所以他不但是文学批评史权威，同时还是重要的语言学家。而这两门学问，对他来说，又是相辅相成的。
郭老学问虽好，但口才却实在并不怎么样。他给我们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时，慕名来听者很多，一间不小的教室都挤满了，那时蒋孔阳先生还是青年教师，自愿参加辅导，阵势很为壮观。但是郭老讲课时，满口苏州的口头语：“这个，这个；在咕，在咕”，总是讲不清楚，再加上他自己所说的“中气不足”，声音轻微，教学效果并不好。听他的课，远不如看他的书来得带劲。郭老虽然是语言学家，文章也写得极其规范，但讲话却常常既不合语法，也不讲修辞。同学调皮，经常学他在迎新会上所讲的一句话：“我们今天欢迎新伙伴，我们大家一起来伙伴。”可见他并无即席讲话之才。郭老虽然有此短处，但因为他学问大，对人好，所以无损于他的威信，同学们学起他的话语来，反而有一种亲切感。
第一部分与古人交友的人——记郭绍虞先生（2）
郭老乐于助人是有名的。听说他在燕京大学教书时，有一个学生在旅馆里生了重病，又无钱付费，店主人要赶他出去，在百般无奈时，他说：我是燕京大学学生，你可以打电话找我的老师郭绍虞先生，他会给我想办法的。郭老接到电话之后，果真为他付了钱，并把他接到家里来治病。抗日战争初期，因为燕大是美国人管的教会学校，日本占领军不能插手，郭老在文学院院长的位置上帮人做了不少好事。比如，他为周作人安排了课程，使其有些收入，能够渡过难关。只可惜周作人辜负了他的好意，还是下水了。调到复旦之后，郭老的工资收入虽然远不如在燕大和同济时多，但仍旧乐于助人，给有困难的教师送药送钱。解放初期，吴文祺先生生活困难，而且有病，就经常得到郭老的帮助；“文革”后期，施昌东患了癌症，开刀后需人照料，但妻子远在四川，照顾不到，施昌东是“右派分子”，虽已摘帽，但仍被视为异类，要想通过正常手续调来妻子是不可能的，他曾写信给当时很走红的某教授，要求帮助，却如石沉大海，一直得不到回信，他又去求助郭老，还是郭老设法疏通，才把他的妻子调来，郭师母还叫郭老的助手送蛋、送钱给施昌东。
郭老虽然在1940年代社会地位就很高，工资也很高，但他深恶当时的腐败现象，对新中国是热忱欢迎的。他是1950年代较早一批加入共产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还把他在苏州的99间房子上交给国家，可见其虔诚。但因为他老先生是与古人交友的人，终日沉浸在古人的世界里，对于现实政治的各种微妙关系其实并不了解，他曾努力辨析，但是愈辨愈糊涂。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宣队进驻后，搞什么“抗大学习班”要“清理阶级队伍”，在清理过程中，把郭老也批判了一通。郭老作了一个发言，竭力想辨清“错误”与“罪行”的区别，意谓他有错误，而没有罪行。但那是“口含天宪，朕即王法”的年代，怎能容你进行理论辨析呢？我们只觉得他书呆子气十足。1949年以后，他总想努力跟上形势，却跟得很吃力，而又做了很多无效劳动。大跃进年代，他根据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理论修改他的批评史，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这个修改本不能令人满意，宋以后的部分就没有再修改下去；“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又根据儒法斗争的理论来修改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当然更加困难重重，终于没有能够出版，“四人帮”就被打倒了。这与风派人物不同，郭老实在是想跟上形势，虔诚地接受新理论，而对这种“新理论”的政治背景却缺乏了解和认识。
但是，郭老在民族大节上，却是分辨得非常清楚的，——这也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美国成了日本的敌方，燕京大学也就被日军所占领。有人来引诱郭老下水，为郭老所坚拒。郭老最后一课为学生讲解《诗经》中的《黍离》，当读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时，台上台下，一片唏嘘。此情此景，有如都德在《最后一课》中所描写的样子，多年之后，闻之犹令人感动。
从郭老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
第一部分刘翁得马，焉知非祸——记刘大杰先生（1）-（图）
刘大杰先生以“断肠人”自称，是在1957年开刀割肠之后。这之前，他风流倜傥，活跃非常。大杰先生是有名的才子，文章写得漂亮，课也讲得极其生动活泼。他教我们魏晋—隋唐这段文学史，每周5节课，课时虽多，却始终引人入胜，使人心无旁骛。
读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能使你感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听大杰先生讲课，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那时，还没有统一的高校文科教材，各校自行编写和指定。大杰先生所用的教材，就是他自己这本《中国文学发展史》，——那时，该书尚未出版修订本，我们读的是1940年代中华书局出的本子。但在开列这本书时，先生特地声明道：“教师本不该将自己的著作介绍给学生看的，但现在文学史还没有相应的参考书，只好把自己的著作开给你们，实在不好意思。”不过，他并不照本宣科，而是另外编写了简洁的讲义。每次上课，先在黑板上抄一段讲义，然后加以发挥。有一次，他说出门时太匆忙，忘记带那本写着讲义的笔记簿了，但他的记忆力真好，拍拍脑袋，居然能在黑板上默写出来。因为同学们已经抄下了黑板上写的讲义，课后又有他的书本可看，所以听讲时也就不必再记什么，而可全神贯注听他发挥。大杰先生也真能讲，比如讲建安文学，他从世积乱离的时代背景，讲到慷慨多气的文风，一直讲到甄后如何漂亮，曹植如何倾倒，徐干又如何以平视而获罪；讲竹林七贤，就从魏晋玄学，讲到清谈之风，一直讲到山涛妻子如何隔壁偷听，极其有趣。大杰先生讲课，随口能背出很多诗句，引用又恰到好处，令人折服。但当我们表示敬佩之意时，他却坦然地说：“我其实也只能背出这些诗句，这是事先准备好的，你若要我背全诗，或背更多的诗句，我就不行了。”不过这话也当真不得，因为他又曾对我说过，他上学时，白天跟同学玩，晚上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背古诗，把同学比下去的趣事。大杰先生讲古典文学，还时常杂以今事，我记得他讲唐代文学，不知怎样一来，忽然讲到他在静安寺上电车如何抢座位，从而分析某种人情世态；有时他还会把古人的服饰、用语现代化，而且随机性很大，记得1950年代他做《红楼梦》报告时，说林黛玉背着一个小皮包，漂亮极了，到1960年代又听过他一次《红楼梦》报告，却说是林黛玉穿着一件的确良衣裳，非常漂亮。盖因1950年代的小皮包和1960年代的的确良衣服，都是当时妇女的时髦用品也。这种古今杂糅的发挥，如果是别人所讲，那是要闹笑话的，但出自大杰先生口中，却就风趣得很了。他讲《红楼梦》，也能随口背诵很多东西，就连黑山村庄头乌进孝上缴贾府的货物清单，他都能背诵如流。所以他做学术报告，场场爆满。听说他在1950年代中期到北京大学讲过一次《红楼梦》，引得北大学子倾倒，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生动的学术报告。
1955年前后的几年，系主任郭绍虞先生因病疗养，大杰先生做代理系主任，做得相当的潇洒。因为他住在市区，离校较远，自然并不每天上班。大抵每次到校上过课后，再到系办公室去坐坐，但也并不急于马上处理公务，而是先喝茶、抽烟、聊天，如见到我们班的运动员王克起同学，就与他大谈杜甫小时候如何会爬树，拜伦游泳如何好，等等，再表扬他在市级运动会上创纪录，是为中文系争光，并说要送自己的著作给他，以资鼓励云云。但据克起说，大杰先生虽然多次表示要送书，却始终没有兑现，因为他老先生说过之后也就忘记了，下次再说再忘。而如此这般聊天聊够了之后，他才开始办正事，却很快就把公务处理好了。那时，还不设副系主任，只有一个不脱产的系秘书外加一名系务员，我们不能不佩服大杰先生办事的神速。当然，那时系里的公务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以致三四个正副系主任外加四五个系务员也处理不完，现在做系主任的自然也就潇洒不起来了。
1957年，大杰先生被发现有肠癌，开刀之后，元气大伤。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直不起身来。偶尔到学校开会，也是拄根手杖，弯着腰，不复像当年那样神采飞扬了。但他一坐下来，却仍然谈笑风生。他说他之所以得病，皆因年轻时候喝酒啊、闹啊，闹得太厉害了。大杰先生与郁达夫友谊很深，颇感染了些郁氏的浪漫气息，当年两人在四马路喝酒，一个晚上连喝数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大杰先生也写情诗，为小报所披露，题曰：《刘大杰寄情春波楼》，他还写过考证林黛玉是否处女的文章，都被我们同学发掘出来，传为美谈。大杰先生多才多艺，年轻时搞过文艺批评，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研究过外国文学，写有《表现主义的文学》、《德国文学史大纲》等著作；教过中国哲学史，写有《魏晋思想史论》；翻译过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并创作过小说，有《三儿苦学记》，写的就是他自己的童年生活。后来由博返约，这才集中力量写出他的代表作——《中国文学发展史》。
第一部分刘翁得马，焉知非祸——记刘大杰先生（2）
《中国文学发展史》在1940年代出版后，很受欢迎，后为适应时势，不断加以修订。1957年底至1958年初，陆续出版了第一次修订的3卷本。但不久，却受到了批判。盖因当时适逢大跃进年代，各条战线都在“兴无灭资”，几乎所有老教授都被当作白旗拔掉，他们的著作也一概在批判之列。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因影响较大，自然就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复旦中文系还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论文集。不过大杰先生对此倒并不在意，后来中文系总支召开甄别会，向被批判者表示道歉时，大杰先生当场发表声明，说那些写批判文章的都是他的学生，对于自己的学生，他是决不会加以计较的。
经过批判之后，这本书的影响倒反而更大了。连毛泽东对它也大为赞赏。19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到上海，派人找大杰先生，因为事先没有通知，找了好久，才从花鸟商店找到他。据大杰先生说，那一次，毛泽东与他谈了四个钟头，主要就是讨论文学史问题，对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里引述分析许多作家作品这一点，大加肯定。大概因为有此接触，大杰先生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所以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要保的教授名单中，就有大杰先生在内。
“文革”初期，大杰先生虽然也进过牛棚，但其实倒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工宣队进驻之后，要清理阶级队伍，才开始对他进行批判。批判过后，就下放到班级中与学生一起学习，日子倒也还过得去。大杰先生仍很健谈，有一次会间休息时，还跟我大谈他的老师“季刚先生”（黄侃）的趣事，其中情节，真是妙不可言。后来传达了毛泽东要保一批教授的“最高指示”，复旦点到名的就有四位：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刘大杰。因为当时的调子是“一批二保”，所以工宣队又重新在全校组织批判大会，让他们“接受教育”。但是，“钦点的翰林”，待遇毕竟是不同的了。当大多数教师都下放干校，准备斗、批、散时，大杰先生却进了“小班子”，去教工农兵学员。而且，因为毛泽东欣赏，江青也来拉拢，要他给“样板戏”提意见云云。而到“儒法斗争”学习运动起来时，又要他以儒法斗争这条线为纲，来重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
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归结为儒法两家的斗争史，这本是江青的政治阴谋，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要根据这个伪造的“规律”来编写中国文学史，也实在是够为难的了。但这毕竟是“光荣的任务”，大杰先生还是去做了，——而且不做也不行。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做这项工作，但当新的修订本出到第二卷的时候，“四人帮”被打倒了，于是他又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这回，批判者已不是无知的学生辈，而是他同辈的学者教授；他的罪名也不再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而是朝政治上上纲上线了。这样一来，大杰先生也就潇洒不起来了，他以患癌症的病躯，经过大修改大翻造工作的过度劳累之后，再受到这样的刺激，整个精神都萎了下来，于是一病不起，而且很快就去世了，享年只有75岁，比系里他的许多同辈教师都活得短。
如果大杰先生不被重视，不去做这样的工作，也许他还能活得更长一些，在“文革”结束之后，还能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来。
这真是：刘翁得马，焉知非祸！
第一部分终于讲席的教师——记朱东润先生（1）-（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的教授中，我最佩服的是周谷城和朱东润两位先生。他们都是运动初期被复旦党委抛出来挡头阵的“反动学术权威”，所受磨难最多，但从来不肯屈服。周谷城先生自称眼睛有疾，被批斗时眯着眼睛，似睡非睡，别人批了半天，问他是不是这样，他说，我没有听见。一阵“周谷城不老实，就打倒他”的口号声之后，批判者只好再说一遍。会议主持人问周谷城，承认不承认错误？他却坚持说自己的意见是对的。朱东润先生则硬是不肯低头，别人把他的头按下去，他又挺起来。批斗者质问他是什么人，意在要他自己承认是反动分子，他却昂然说：“我是中文系系主任！”甚至有个党委副书记的儿子冲到他家，将一把日本军刀架在他脖子上，他也毫不畏惧。
不过周谷城先生情况有点特殊。他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曾请他到中南海家中住过几时，毛泽东到上海、杭州视察时则常约他面谈，“文革”中又点名要保护他，所以他老先生实在是有恃无恐，开一点小玩笑，主持者倒也无可奈何。而朱东润先生却是一无凭借，全靠自己的骨气支撑着，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朱先生常说：“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他自己的确是身体力行的。愈是困难时刻，愈是受到压力，他愈是傲骨挺然；而在他主持系政，地位较高时，对系里的教师、学生，则和蔼可亲，而且也很宽容。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朱老。
朱老不是随波逐流之辈，做事有他自己的准则。他所崇奉的，大概是早期儒家思想，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积极进取精神，有时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青年时代在英国留学时，得知袁世凯欲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要做皇帝，即弃学束装，万里归来，拟参加讨袁斗争，表示“不愿以区区之身，与儿皇帝共存于天下”。后来，他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但并不以学校为世外桃源，作避世之想，也不是仅以此作为谋生手段，而仍是积极用世，总想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他写了很多传记，传主大都是政治家或关心世道的爱国诗人，如张居正、陆游、梅尧臣、杜甫、陈子龙，这就可以想见其用意。朱老一向很珍惜时间，但对社会工作却从来不推辞。他没有时间回老家，但“文革”前每年高考阅卷，他都去参加，而且主持语文中心组，工作很繁重；1957年以后，系主任实际已处于无权状态，但朱老仍在可能范围内多做工作，决不超然。并不是他对这些小小的权力感到兴趣，而是总想要对社会做些有益之事。后来又有拔白旗运动，很多老教师干脆不再上课，或很少上课，风气形成之后，有些并不很老，而且没有被拔的教师，只要有些地位之后，也就不肯上课了，出现了“教授不教”的现象。但是朱老总是坚持上课，而且还上很多课时、很多课种，即使带研究生，也是认认真真给他们讲课，直到90高龄。他是在最后一名研究生李祥年的博士论文答辩完毕之后，才进了医院的。正应了他所信奉的那句话：“战士死于疆场，教师终于讲席。”他在做了十年“牛鬼蛇神”之后，以8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非个人有所求，也非迎合上面的需要，应该说，仍是积极用世思想的表现。
朱老早年家贫，靠族人和师长帮助上的学，从小养成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从来不肯走捷径，认为捷径便是死径，他做事做学问总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刻苦用功。他曾说过，他初学英语时，将生词写在纸片上，挂满房间，朝夕读之，这样，很快就掌握了。他又说过，写字总要写它60年以上，这才能够写得像个样子，——他补充道：15年练篆字，15年练隶书，另外30年再练楷书、行书、草书。而他自己就是这样每天练字一直练到90多岁。他曾送我一些他日常写篆字的本子，从中可以看到他认真练字的情况。朱老之所以成为书法家，就是这样苦练出来的。他每做一门学问，都要做许多基础工夫，从头至尾，决不假手他人。因为他自己认真苦学，讲究打基础，所以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我毕业留校时，朱老是系主任，他要我订进修计划。当时我的进修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计划里准备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五四时期的文学期刊读起，自以为如此进修，基础也就相当扎实了。但朱老一看我的进修计划，就大摇其头。他说：“你必须从《史记》读起。”而且派我去辅导新闻系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我不理解他何以要这样安排，就提醒他说：“朱老，我留下来是准备教现代文学的，不是搞古典文学的。”朱老笑了笑，说：“你是我留下来的，我还不知道你的工作任务吗？但是，现代文学是从古典文学发展下来的，你不从古典文学先下工夫，能够搞好现代文学吗？你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去辅导外系的古代文学史，有足够的能力，我给你打包票，你大胆地去干！”我照朱老的安排去进修和工作，的确提高很快。可惜不久就下放劳动，接着又来了大跃进运动，形势大变，我自己也没有再坚持按朱老的要求去进修，以致一直没有把基础打好，很是愧对师长。
第一部分终于讲席的教师——记朱东润先生（2）
朱老身体很好，走路做事总是精神抖擞。有些老先生是病病歪歪活到老，朱老则是健健康康活到老。70多岁时还能与孙子赛跑，而且跑赢了；90岁还在写大部头的著作《元好问传》。他是92高龄患癌症去世的，倘非患上此种绝症，还可活得更长些。但是，平时却并不见他锻炼身体。我问朱老有什么养生之道，他说，他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再就是每天练字，也是一种运动。朱老的遵守作息时间，严格到机械的程度。他说，晚上休息的时间一到，只要时钟的指针指到此时，他就停止工作，决不拖延，如果在写文章，哪怕只写了半个字，也一定搁笔，另半个字到明天再写。但是，他并非一开始就养成这种生活习惯的，年轻时倒是另一种做法，即规定好每天的工作量，做完了才睡觉。他说，他在武汉大学教书时，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每天是要写一定的字数的，但有位高邻喜欢聊天，常常过来闲聊，他只好奉陪，有时电灯熄了，那位高邻还不肯走，——那时学校的电灯到12时就熄灭，不能亮通宵，于是他只好点起蜡烛来陪着聊。等这位高邻聊得够了起身之后，他再坐下来编讲义，一定要把当天的任务完成，这才睡觉。但不久，有一位年富力强的同事突然死亡，这对朱先生刺激很大，于是就改为准时睡觉的生活方式，并且坚持到老。
朱老虽然很严格，但是并不严厉，有时还很幽默。他老人家是一切都讲准时的，开会从不迟到早退，我则自由散漫惯了，除了上课决不迟到外，开会是老迟到。有一次，因为头天晚上开了夜车，午觉睡过了头，下午开会照例又迟到。正好是朱老主持会议，见我进来，就说：“吴中杰，你家有闹钟没有？”我照实说：“朱老，我睡得太沉了，闹钟没闹醒我。”朱老说：“好，我明天再送你一只闹钟，下次一定把你闹醒。”这样就算批评过了。1970年代末，我请朱老写字，他给我和内子各写了一幅行书，我挂在书房里，很是得意。后来一位行家看了，说：“朱老的行书虽好，但他写得最好的是篆字，你为什么不请他写篆字？”我就跑到朱老那里说：“朱老，人家说你的篆字写得最好，我要你的篆字。”朱老笑着说：“写篆字吃力，我年纪大了，一般是不给人家写篆字了，现在你老兄把机关枪架在我面前，我只好给你写喽！”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幅篆书，这就是后来收入《朱东润先生书法作品选》的那幅“燕赵悲歌士”，落款还特别署上：“东润时年八十有三”。
朱东润先生逝世多年了，但他给复旦中文系打下的坚实基础，至今还起着作用，大家在遇到什么事时，也还经常提起他。他的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我们。
第一部分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记陈子展先生（1）-（图）
陈子展先生一生都过得不顺遂，建国前一直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建国后又受到共产党的错误处理。但是，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也不肯放弃真理违心认错，而是挺直脊梁，一争到底，在斗争中表现出他的人格力量。若借用孟子的一句话，可以说：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若排起履历来，子展先生可以算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战士了。他在1922年就住进了湖南自修大学，这家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别出心裁的创造。在这里，子展先生先后与李维汉、李达、夏曦、何叔衡、谢觉哉等早期共产党人同事或同住过，并与毛泽东相识。马日事变后，被悬赏通缉，一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前一个月，他的名字还列在黑名单中，国民党军警还到复旦大学搜捕过他。他是在1927年秋天，共产党处境最困难、许多党员纷纷退党时，加入共产党的，谢觉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据说，因为来不及宣誓，还不能算是共产党的正式成员，但国民党却已将他作为共产党要犯加以通缉了；而因为躲避通缉，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这无损于子展先生的革命积极性和坚定性，他一直在做革命的文化工作。他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发表了很多揭露性的杂文，是1930年代重要的杂文家。如《正面文章反看法》、《读书作文安全法》、《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湖南精神与广东精神》等文章，写得相当泼辣。他那时通读了二十四史，又深入于现实斗争，所以能写得一手好杂文。
子展先生是1934年到复旦大学任教的，后来又担任了中文系系主任。讲堂是传道、授业、解惑之所，除了传授文化知识之外，教师们常常要发表对于现实的见解，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子展先生的见解和态度，必然要触犯时忌，而当时的教育界则是在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控制之下，双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听说，抗日战争中复旦内迁重庆北碚时期，子展先生与CC系就斗得很厉害，以致听命于CC系的学校领导要解聘子展先生。正在危难之际，冯玉祥将军得知此事，特制了一张特大的大红拜帖送到复旦，上书“太老师陈子展先生启”，下面署上冯玉祥的名字，还特意要摆在门房里给大家观看，这才吓退了CC系及其喽啰，没有敢下解聘书。盖因子展先生的一位学生曾教过冯玉祥读书，故有“太老师”之称，而冯玉祥此时虽然已被架空，手中没有了兵权，但名义上还是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与蒋介石也还没有彻底闹翻，而且又算是结拜兄弟，这一点威慑力量还是有的。
子展先生就这么一直斗到新中国成立，应该说，他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斗争是不屈不挠的。但学校的情况也极为复杂，这么一路斗下来，总难免有些恩恩怨怨，而这些恩恩怨怨，也难免会延续下来。再加上子展先生虽有湖南人“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但缺乏讲机变善妥协的灵活性，这就难免要吃亏了。
建国之初，军代表和党组织还是重视子展先生的。当初的军代表，即后来的党委书记，曾经登门拜访，请子展先生出山，但是，他不肯出山。理由是：共产党困难时，我应该帮忙；现在共产党胜利了，我就不必再凑这个热闹了。但是，真空总是需要有东西来填补的，既然你不肯出来，总有人会出来占据这个位置的，而做领导的，也少不得有帮场的人。所以，新的积极分子受到领导人的赏识，也是必然之事。这个道理，子展先生未必不晓得。但最使他恼火的是，出来跟着新的领导走，成为新的积极分子的，竟是他一直与之斗争的“公馆派”。所谓“公馆派”，就是子展先生所指当年经常出入于章益校长公馆的人。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一个权力者倒了之后，追随者改为去追随新的有权者，这在中国历史上本是常见的现象。所以中国有五朝元老，多三代红人。何况，现在是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时代，有人能悟今是而觉昨非，追求进步，靠拢领导，这当然是值得欢迎的。而政治家们则总是较为看重现实的需要，远甚于已成陈迹的历史。而且，即使子展先生能够慨然出山，凭他的性格，也决不会去迎合领导，而难免要自行其是，冲突是早迟间事。
第一部分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记陈子展先生（2）
然而，形势逆转之快，却使当事人难以接受。子展先生感到愤怒，他写了一封信给党委书记，说你当初虽曾支持过我，但现在却跟一些人一起迫害我了，因而严加指摘。当时，有人要调他到北京工作，他也回绝了，而提出要回湖南老家去。后经陈望道校长劝说，虽然仍留在复旦，但心情总是不舒畅的了。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又受到挫伤，特别是有人借故指责他的讲稿陈旧，很使他愤然。于是他干脆待在家里，不再上课。
子展先生虽然离群索居，但是仍旧难逃1957年的劫难。
本来，子展先生不出席会议，不参加鸣放，不为“阳谋”所动，该是可以平安无事的了。但不料却有人打上门来。来者是一位老相识，建国后做了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很是走红，却为子展先生所看不起。这回他声称是代表党来通知陈子展必须参加会议，子展先生一下子火气就冒上来了，立刻顶上一句：“你是什么狐群狗党？！”这原是骂那位盛气凌人的来者的话，但汇报上去，却成了是骂共产党的话了。于是罪莫大焉，子展先生被打成了极右分子，教授级别从二级降到四级。但是他硬是不买这个账，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而且留起长胡子，仍旧关在家里研究《诗经》、《楚辞》。子展先生虽然处于困难的境地，但从不去通路子，而是自己硬顶着，这很令人肃然起敬，连复旦党委中有些人在私下里也称赞他“耿介”，说他认识那么多中央大佬，也从来不去找他们。但后来，上面还是知道了此事，中央统战部出面过问，复旦才于1959年10月间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原来是要他先承认错误，做个检讨的，但子展先生硬是不肯，也只好作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子展先生被迫离校，进了牛棚，后来又下到班级，接受监督，有时还要跟班下乡劳动。有一段时期，我和他分在一个小组，又同为改造对象，常在一起劳动、休息，得有机会经常聊天。子展先生很健谈，你只要提个头，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谈下去。谈文学、谈历史，但从来不谈他与那些大佬的交往。工宣队主持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当然在被清理之列，还专门组织过一次对他的批判会。但批判之后，同学们对他不是痛恨，倒反而尊敬，有些另眼相看了。因为这个老右派却原来是个老革命，而且是根硬骨头。人们在运动中虽然常把那些硬骨头叫作“顽固派”、“死硬分子”，但内心里还是给予很大的敬意的；倒是对那些随风转的风派人物和一压即屈服的软骨头，很有点看不起。所以，在“文革”期间，学生们对于子展先生倒也并不特别为难。只是，他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是国民党找他麻烦，后来共产党又找他麻烦？就像哈姆雷特思索“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一样，老是解不开这个结。
“文革”结束后，子展先生搬到复旦渝庄来住，生活也较为安定一些，那时，他虽已80多岁高龄，但仍奋力继续他的研究工作，终于完成了《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两本大部头著作，出版后，很得学术界的好评。《诗经直解》出版后不久，王蘧常先生曾送我一副章草对联，附带提了一个条件，要我向子展先生要一本《诗经直解》签名本给他。他们原是朋友，但子展先生却忘记送书了。
子展先生建国前曾出版过《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讲话》、《唐宋文学史》等书，前两本书还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就学术水平而言，《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毕竟是后来居上，它们是作者沉潜多年的发愤之作。子展先生自己说：“愚治《诗》旨在与古人商榷，治《骚》旨在今人辩难。”即使在艰难困顿之中，即使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他仍不忘与人论辩争斗也。
此之谓陈子展先生！
第二部分不肯跟风的独行者——记蒋天枢先生（图）
时下，陈寅恪的学术思想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蒋天枢先生也因整理《陈寅恪文集》并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而出名。其实，蒋先生是一个不求闻达，不计利益，一生埋首书斋，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心血来做这些事，完全是出于对老师的尊敬和对学术的痴心，别无他求。所以，当上海古籍出版社将2000元整理编辑费开给蒋先生时，却被他退了回去。他说：为老师整理遗著，是决不能取酬的。真是古道可风。
蒋先生不但自己扎扎实实做学问，而且以此诲人，对学生的要求也相当严格。他给我们上先秦两汉文学史，是我们刚入学那一年。那时，我们有很多同学是做着作家梦进入中文系的，因为能写几句文章，或者曾诌过几首小诗，个个以才子才女自居，很以为了不起。入学之后，方知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教学、研究人才的，失望之余，难免觉得有点闷气，再加以一上来就读佶屈聱牙的《盘庚篇》，读解释得很牵强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实在提不起兴趣来。蒋先生知道这情况，就花了两节课时间来务虚，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蒋先生在两节课内讲了很多话，我大都已经忘却，但有两点，因为课后同学们时常议论，所以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一是要我们扎扎实实做学问，首先要把基础打好，以后才能搞研究，不能凭着兴趣读书；二是不要急于写文章，特别是不要去写“报屁股”文章，蒋先生调侃道：“你们急于在报屁股上发一些豆腐干块文章，无非是想买花生米吃，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此后同学们谈起蒋先生来，总喜欢学他的话，说“要扎扎实实做学问”，“不要写报屁股文章”。可见他的务虚课给我们的印象之深。——当然，蒋先生叫我们不要急于写文章，与日后复旦某些领导人反对个人写文章是不同的。蒋先生是要同学们先打好基础，再写文章，而复旦某些领导人则是把个人发表文章当作名利思想、白专道路来批判，完全是两种思路。
蒋先生还要我们每人写一篇自述，谈谈自己以前的文化基础，特别是古典文学的基础，以及今后的学习打算和志趣，目的是在因材施教。那时候，我的兴趣全在外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上，所读古书不多，基础很差，不足以应付中文系的功课，更谈不上什么研究基础了。在蒋先生的引导和督促之下，这才硬着头皮读古书，水平渐渐有所提高。记得在一两年之后，蒋先生已不教我们班级的课了，他在路上碰到我时，还叫住我，了解我的读书情况，询问我古书阅读能力和古文表达能力是否有所提高，老师这种认真的精神，使我不敢过分偷懒。
至于如何打基础，蒋先生对我们倒没有提出太高的要求。大概因为我们当时还是本科生的缘故，所以他只要求我们读一些基本文学典籍，如《诗经》、《楚辞》、汉赋、乐府等。但他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就不同了，后来他指导章培恒兄研究先秦文学，就要求他从《说文》、《尔雅》读起，并标点《史记》、《汉书》。这大概是本着陈寅恪的学文先识字的主张，也是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蒋先生是清华国学院出身，曾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走的就是他们这条路子。他自己做学问认真，基础扎实，不轻易动笔，更不肯跟风赶时髦。1950年代学术思想大变动，学者们忙于捐弃旧我，急于用新观点来教课和写文章，而蒋先生却坚持原来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仍旧走自己的路，不为时势所左右，很有乃师陈寅恪的风度。他提交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不是当时流行的什么“人民性”、“倾向性”之类，而是《诗大明“缵女维莘”考释》，对“缵女维莘”四个字考释了将近两万字。
蒋先生对于他的老师，极其尊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多有描述。陈寅恪对这位学生也是非常信任，在他目盲不能看书之后，就把许多书交给蒋先生。蒋先生家中放不下这许多书，寄存在中文系办公室，记得在1959年大跃进岁月，别人都在忙于快速编书放卫星，蒋先生则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系里整理陈寅恪的藏书。我当时借住在系办公室，常在一旁陪着聊天。蒋先生平时非常和气，但是，为了维护老师的学术威望，有时却难免动怒。有一次他在路上见到我，老远就把我叫过去，板着面孔问道：“《解放日报》上那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我知道，他指的是那篇署名“吴中”的批判王国维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中文系五年级一个写作小组所写，他们将“中五”二字倒过来，再将“五”字谐音为“吴”，变成“吴中”这个笔名，遂使蒋先生误以为是我吴中杰所写，所以对我满脸怒气。我赶忙声明此文非我所为，并说明我近期正在研究鲁迅，至今尚未写过讨论王国维的文章。蒋先生这才转露笑脸，说：“那好，那好。”多年以后，在一个座谈会上，大家谈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有一位老先生对此书颇不以为然，认为不值得花那么多精力为一个妓女立传。盖因这位老先生一向认为，传记文学应能激励士气，故传主应选择爱国志士和社会实干家。当然，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又别有一番深意，这本是可以讨论，值得争鸣的问题。但蒋先生一听到对于他所敬爱的老师有所非难，即引用了《论语》里的一句话说“其辞枝”，不愿再多谈了。
在蒋先生身上，我们看到朴学家的治学精神，也看到了中国传统的尊师思想。这在过去，本也不足为奇，但在经过这么多次政治运动之后，蒋先生仍能保持这种思想精神，却是十分难得的了。
第二部分复旦奇人——记赵宋庆先生（图）
上世纪40年代，复旦大学有九妖十八怪之说。那是指一些具有畸行，不同凡俗的教师。中文系的赵宋庆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到1953年我入学时，教师们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言行已日趋规范化，很少表露出独特之处了。只有赵宋庆先生仍保持着他的特异风格：很久不理的长头发、乱蓬蓬的胡子、长年穿一件破旧的长衫。这副做派，在今日的青年人看来，是不以为奇的，但在当时中山装、列宁装统一服装界的时代，穿一件西装已经是很突出的了，何况长衫，何况还要披头散发、满脸胡子乎！赵先生之引人注目是必然的。听一位青年教师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党委书记对赵宋庆先生很是关注，列入重点帮助对象，但赵先生实在并无什么历史问题，领导和群众所指出来的重要缺点，也只是：名士作风，自由散漫，留长头发，不讲卫生，不修边幅，有黄昏思想。因而向他提出一个条件：只要把长头发剪短，思想检查即可通过。似乎头发一剪短，思想就如同朝阳一般上升了。但是，长头发剪短了是会再长起的，到我入学时，赵先生仍旧是一头长发，一脸胡子，一袭长衫，似乎思想改造运动在他身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赵宋庆先生的家属在镇江老家，他一个人住在复旦嘉陵村宿舍，生活极其简单。一张棕绷搭在地板上，连床架也不要。他经常到宿舍对面的小饭店里吃饭，吃得很简单。但烟抽得很好，且常以好烟招待来访的朋友和学生，烟茶的消耗量很大，房间里有一个面盆是专门倒废茶叶和烟头的。听说烟是在宿舍对面一家小店里挂账取用，到发工资时一并结算。他的哥哥是一位银行家，收入丰厚，在上海有花园洋房，对他也很关心，但他却愿意在学校过他的穷日子。那时，他的侄女赵无萱（画家赵无极的妹妹）也在复旦中文系读书，低我一班，她与老叔截然相反，是一位长得漂亮、穿着时髦的校花，身边有很多追逐者。但她奉了父命，经常要去为这位邋遢的老叔打扫房间。我们在背后笑她碰到了难题，真不知她如何下手。
我先前曾经听说，赵宋庆先生在年轻时并不如此，后来之所以变得怪异，是因为在生活上受到什么刺激的缘故。但近来在《台湾复旦校友忆母校》一书中读到他的老同学祝秀侠和早期学生张济团的文章，却说是他在读大学和早期执教时，就是这副模样了。祝秀侠在《校门琐忆》中说：“当时同学中还有一位怪才赵宋庆，天资聪颖，博学多才，于书无所不窥，精词曲并晓天文地理，他常以夜卧天阶研究星斗转移，写作积稿甚多，但秘不示人，曾在开明书店出版《天堂巡礼》一书。他的哥哥是银行的经理，原是有钱子弟，但平日蓬首垢面，一律布袍，满身油渍，对学问研求，乐而忘食，后来在重庆，我到北碚母校兼课，他在中国文学系教词学，丰采如故。”
张济团在《细说母校六位教授的特殊风范》中说：“赵（宋庆）师不修边幅，终年长袍一袭，头发随其自然生长，很少见他整修过，留得比女人的头发还长，因为香烟从不离手，致满嘴黄牙，听说他抽烟一半即将另一半丢弃，也许瘾君子间不少有此项雅习者。当时他住在黄桷树一房内，室内除书桌睡床外，尽是书籍与报纸杂志，桌子上烟灰盒内外都是半截长的香烟。赵师平生除吸烟、下棋（包括象棋、围棋）、玩扑克牌及麻将外，就是好写或翻译文章，尤喜代他人捉笔，从不以自己名义刊出。”到底赵先生起于何时，因何原因而蓬首垢面，现在已无从查考，但这是他给我们的共同印象。
赵宋庆先生虽然蓬首垢面，饱读诗书，但并不喜欢高谈阔论，他有一种孤独感。至少，在大庭广众中是以沉默居多，即使教研组开会，大抵也是默默地坐在一旁。赵先生读书虽多，而不善言辞，故授课亦不讲究条理，而重触类旁通，讲文学史时也常会联系到物理、化学、哲学、经济学等方面。这样浮想联翩，思路开阔，本是极难得的启发式教学，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却受到批评，说他“把什么都搬出来，使同学不易了解”，真是使他无所适从。所以后来他索性照本宣科，不再加以发挥，有时则自己站在窗口看风景，让学生自行领会课文。然而在熟人中，对他的学问却是很推崇的。1950年代末，曾经有人问过博学的鲍正鹄先生：“在复旦中文系，谁的学问最渊博？”鲍先生脱口而出：“当然是宋庆！”赵先生于书无所不观。文史哲是本行，自不必说；听说他还曾在数学系开过课，一些理科教授对他很赞赏；他的英语水平很高，一位外文系教师对我说，有一次他翻译一本英文小说，有一个句子怎么也译不好，查词典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去请教赵宋庆，赵先生根本不用查书，随口就把这个句子讲清楚了，所以他对赵先生非常佩服。那时候，教古典文学的教师是不大看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大概有点瞧不上眼的意思，但赵宋庆先生却读得很多，从五四文学，到解放区作品，甚至当时的《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杂志，他都借阅。1956—1957年，他在《复旦学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却是关于天文学方面的：《辨安息日并非日曜》和《试论超辰和三建》，但很少有人看得懂。
赵宋庆先生为人正直，富同情心，有正义感。我曾听一位朋友说起，在内战时期，赵先生还曾掩护过进步的学生运动领袖。这位朋友的父亲是复旦老工友，他们与赵先生住得很近，当时他还是小孩子，经常在赵先生房中玩耍，也帮赵先生做些小事，有时，被追捕的学生躲在赵先生房中，赵先生就叫他去小饭店里叫客饭。这些事，赵先生自己从不提起，领导上当然也不知道，或者虽然知道也并不看重，他们所注意的无非是长头发、破长衫之类，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名士风度。
1960年代初，忽然看不到赵宋庆先生了。一打听，才知道他回到镇江老家去养病了。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他逝于1965年。
直到逝世，赵宋庆先生还是副教授。因为他学问虽好而著作不多。大概只在建国前出过三本书：两本是开明书店出版的通俗天文学《秋之星》和《天堂巡礼》，还有一本是大江书铺出版的译作《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集》。那时，已经以“成果”的多少来定职称了。
不久，凶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大家自顾不暇，也就想不到已从人们视野中消逝了的赵宋庆先生了。偶尔想起的，倒庆幸他的早逝。如果他还活着，而且还住在复旦，那就不是光剪去长头发所能了事的。待到“文革”结束，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逐渐复苏的时候，却已经物换星移，另是一番气象了，赵先生的形象早已被人们所淡忘。而现在，即使在他长期任教的复旦中文系，知道这位硕学之士的人也已经不多了。
第二部分应世尚需演戏才——记赵景深先生（1）-（图）
在《随笔》杂志1996年第2期上读到陈四益老弟的大作：《记忆中的赵景深先生》，引起我对赵先生的回忆，也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但每欲下笔，却又迟疑，因为赵先生的形象很难把握。我这里所说的形象，不是指外形，而是指内在性格。就外形而言，赵景深先生矮笃笃、胖墩墩，圆乎乎的脸上笑口常开，像尊弥勒佛，倒是很入画的，但是个性并不突出，没有棱角，很随和，有时随和得近乎迎合。不过，在随和与迎合中，又隐露出他的自我。这样，就给形象的描画带来了难度。
我刚到复旦大学读书时，思想改造运动刚刚过去。高班同学和青年教师还常常谈起运动中的情况，各位老师的轶事，时有所闻。他们的行事，正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性格：陈子展先生傲骨铮然，对积极分子们的无理指摘，当场顶回，根本不买账，表现出一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概；刘大杰先生很爱面子，在领导小组抛出某些材料后，他觉得无颜见人，于是急得跳入黄浦，不过救起之后，也能痛加自责，终于过关；而赵景深先生呢，则很能顺应时势，对自己过去种种，深加检讨，获得了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的光荣。不过听说他老人家刚刚在大会上痛哭流涕地检讨过，散会后走到校门口，就在小食摊上笑嘻嘻地大吃起小笼包子来，刚才种种，完全弃之脑后，因而内心也并未留下多少痛苦。好在领导上只要你能顺着他的思路发言，按照他的要求检讨，门面做得光生，使他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也就行了，至于你在痛哭流涕地检讨之后干些什么，他是并不在乎的。这也是赵先生精研戏曲，能够登台献艺的好处，而子展先生研究屈原，讲究楚人风骨，就难免要处处碰壁了。明乎此，就不难理解赵先生在“文革”中为什么会自呼为牛，而且演出了那么一出滑稽剧：他被关押在学生宿舍里，看管他的学生要去游泳，就把他缚在床上，锁上房门走了，适有外调者来叩门，问：里面有人吗？赵先生答曰：没有人。外调者说：你不是人吗？答曰：我是牛，被缚在床上，不能开门。……此事一时传为笑谈，且很使一些少不更事的学生们开心，但里面却包含着多少辛酸啊！
赵先生不是一个自轻自贱的人，他寻求人们的理解，他希望人们对他尊重，有时，甚至辨别不清这种尊重是真心还是假意，他都感到很喜欢。听姚蓬子说过一件轶事：赵先生年轻时曾与一位姑娘相好，后被赵师母李希同发现，师母就将先生关在家里不准出门，甚至连上课也不准去，于是有叶圣陶和郑振铎二位出面向赵师母劝说，谓赵先生长期不去上课，饭碗要敲掉的，希望赵师母能放赵先生出门，由他们二人担保赵先生和那位姑娘断绝关系。在叶、郑二位先生担保和赵先生一再保证下，赵师母总算答应了。于是，二位先生押着赵先生到那姑娘处，由叶圣陶装作赵先生的父亲，郑振铎装作他的哥哥，当着那位姑娘的面，把赵先生教训了一顿，并劝说那姑娘不要耽误赵先生的前程。不料那位姑娘却痛哭流涕起来，说她是真心爱慕赵先生，爱的是赵先生的文才，不是他的金钱。这一下子把赵先生说得感动起来，他一把推开叶、郑二位，说：你不是我的爸爸，你也不是我的哥哥，我要与她相好。弄得叶、郑二位非常尴尬。
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赵先生天真的一面。而且，他也并不是什么事都迎合，并不是什么时候都会自污，在有些他认为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却是很认真的。记得在“文革”中，有一次小组批斗赵先生，有人说他是资本家，理由是他在北新书局中有股本，虽然用的是他夫人的名义。赵先生坚决不承认，而且说他查过四角号码字典，并背出其中关于资本家的界定来论证，说明他不属于资本家行列。那时，连宪法和法律都不起作用，谁还会理睬字典上的解释呢？当然要引起哄堂大笑。但赵先生的态度却是极其认真的。那么，他有时之所以要迎合，有时会自污，乃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也。
赵先生没有高学历，更不曾出洋镀过金，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而要跻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圈子，实在并不容易。他靠自学成才，后来娶了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妹妹为妻，当上书局的总编辑，与各方面的作家联络周旋，终于成为知名作家。赵先生后来是以戏曲名家，但他开始时却不能不什么都写，有如时下之自由撰稿人。他写小说，写散文，编文学史，写文坛消息，而且还搞翻译，——单是柴霍夫（按：现通译为契诃夫）的小说，他就译了不少。1950年代，我在系资料室查阅本系老师的著作目录，发现出书最多的，正是赵先生。这虽然也是得了在北新书局任职之便，但文章总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因为要赶译赶写，有时难免粗疏，于是就闹出了将“银河”（Milky way）译为“牛奶路”的笑话，因而受到鲁迅的批评。不过赵先生是勇于接受批评、善于改正错误的，他倒并不固执己见，因而总能不断进步。
赵先生既做书局总编辑，又是多产作家，还要在复旦大学任教，工作量非常之大。单就北新书局这一摊子而言，每年就要出版很多书，还要编发几种杂志：《语丝》、《北新》、《青年界》，而人手又极少，编辑部只有他这位总编辑，再加一二名助编。这样，他不能不讲求速度，而且还创造了一种快速工作方法。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一起改高考试卷时，我曾问过他：这么多书稿和文稿，你怎么看得完？他说：《语丝》是约请书局外的人做主编，我根本不看稿。其余的稿子分两类，一类是名家写的稿子，如鲁迅、郭沫若、老舍等人的来稿，我求之不得，当然不会去动它，收到后先发排，以后直接看校样；另一类是外来的稿子，我采用“红烧头尾”法，先看一下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感觉不错的，再看全文，没有苗头的，就往字纸篓里一丢算了，这样，一天能处理很多稿子。我又问道：你既做总编辑，又做作家，名也有了，钱也有了，而且看稿写稿都忙不过来，还老远地跑到复旦来教书干么？看你散文中描写的情况，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交通很不方便的。赵先生说：唉，你们年轻人不懂那时候的事。你只看到现在的编辑和作家地位很高，那时候哪有教授的地位高啊！我那时在复旦，一周不过上一二节课，能拿多少钱？我当然不是为钱，而是为了教授这个头衔。有了教授头衔，社会地位就不同了。所以再忙也得来上课。
第二部分应世尚需演戏才——记赵景深先生（2）
赵先生说话很实在，什么都照实说，从不虚张声势；做事也很实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不怕掉价。1950年代，复旦强调踏踏实实做学问，这原是十分正确的，但把写文章看作是名利思想的表现，这就产生了偏向。那时，大家特别看轻报纸上的小文章，讥之为报屁股文章，认为写这类文章是丢面子的事，而忘记了鲁迅的杂文大都是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短文。但赵先生却经常写千字文，什么报纸上都发。他是不怕别人笑话的。赵先生主讲古典戏曲，能唱许多曲种。他喜欢唱，不但晚会上唱，上课时教到什么曲种时也会来上一段，有一次他还带领家属在登辉堂粉墨登场，演出《长生殿》中的折子戏，——赵先生自己演唐明皇，赵师母演杨贵妃，两个侄女演宫女。同学们很愿意和赵先生接近，有些人是跟他学戏，更多的人是向他借书。
赵先生喜欢买书，小说、戏曲类收藏尤丰。不过，他与那些藏书家不同，并不专门追求名贵版本，所收大抵以通行本实用书为多。他自己用，也愿意借给别人用。所以到赵府借书的人很多。他备有一本登记簿，将借出的书都登记上，时间久了没有见还，他会寄明信片催讨。一般人都会及时归还，但也有人借而不还，他只有无可奈何地苦笑，但仍旧慷慨地借书。“文革”期间，图书馆封闭，我就常到赵先生家借书看，赵先生总是很客气地接待。他让我自由挑选，登记一下就拿走，下次还了再借。我在他那里借阅了很多别处看不到的古代小说。
赵先生喜欢保存资料，书籍、报纸、杂志不必说了，听说中文系给他的会议通知，他都保存着。每次开会，无论大小会议，他都认真做记录，把每个人的发言都记下，大概也作为资料保存着。看赵先生年轻时写的散文，有很多都是利用这些日常材料写成，但后来他不再写散文，这些材料也就没有发挥作用。如果有人将它整理出来，倒能反映出一段时期的历史风貌。
赵先生在文学、戏曲上是多面手，但应付日常生活的能力却很差，大概是因为师母照顾得太周到之故吧，真正是手无缚鸡之力。“文革”期间，有一次下乡搞秋收，我与赵先生分在一个小组，他扛不动行李，只带了一条薄被，不能御寒，晚上只能和衣而睡。早上起来，我看他用湿淋淋的毛巾揩脸，就悄悄地告诉他，应把毛巾绞干了，才能揩得舒服。他笑嘻嘻地对我说：“在家里都是我太太帮我绞好毛巾洗脸的，我自己绞不干。”但是，他每天还得下地挑稻。好在学生也并不过分苛求，他的扁担上前后都只挂一小束，意思一下就算了。其形象，有如戏曲舞台上的写意表演。大家因此又调笑一通。
赵先生与人交谈，没有什么特别的惊人之语，但青年人愿意与他亲近。还在“文革”之前，赵先生就有许多追随者，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戏曲研究的圈子。其中有复旦中文系教戏曲的青年教师，有赵先生的研究生，还有上海乃至外地的戏曲界朋友。他们自称赵门弟子，互相之间则称师兄师弟。在这当时，是并不多见的。“文革”之中，赵先生组织的昆曲社被打成反动社团，大家都受到一些牵连。但“文革”一结束，赵门弟子又聚集在赵先生周围了。而且每周六下午定期在赵府聚会，或讲课，或讨论，非常热闹。最后赵先生总要说一句：“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于是结束。
赵先生有很多世俗的东西，他自己也并不掩饰。但是他善良、坦率、随和、勤奋，这就使得人们不时地怀念他。
第二部分莲花落里探真情——记张世禄先生（1）-（图）
我一直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一幕。那时，大字报还是有控制的张贴，除了各系办公楼走廊之外，每个系均分得几间教室作为固定的张贴地点。被贴大字报的对象也是内定的，张世禄先生即是其中之一。有一天，张先生被勒令到教室里去看揭发他的大字报，严厉的措辞，不实的指摘，使他惶恐万分。好在一重重大字报帘幕还勉强能遮住他一脸的尴尬。突然，一拨子革命学生衔命而来，在门口凶神恶煞般地大吼道：“张世禄，滚出来！”张先生赶忙从大字报帘幕中转了出来，低头，弯腰，接受现场批斗。红卫兵批上几句，就要张先生表态承认一次。对于这些不实之词，承认不好，不承认又过不了关，真使人处于两难境地。但张先生一脸谦卑神态，一口一个“我有罪”、“我有罪”的回答，总算把场面应付过去了。
这些学生在不久之前还听过张先生的课，转瞬之间就变成这副样子，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张先生的课讲得很好。虽然是资料繁多、缺乏趣味性的语言学课程，他也讲得条理清楚，幽默生动。同学们很喜欢听他的课，但一向少有人与他接近，因为听说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有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多，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资本，同学会、同乡会之类，就是为了拓展关系网而建立的，海外关系和港台关系更被有些人所羡慕；但在那大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这却是人人怕沾惹的事，回避与疏离也是必然的。不过人并非石头里蹦出来的孙猴子，既生长在枝蔓繁复的人类社会里，就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君不见那些社会关系最清楚、最单纯的红五类，在改革开放之后，也纷纷亮出许多海外关系来，这就可见马克思所言之不谬：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其实，张世禄先生既有国民党的关系，也有共产党的关系。他的胞兄张书旂是有名的花鸟画家，任教于中央大学，很为国民党当局所器重。1941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时，张书旂创作了一幅《百鸽图》，由蒋介石题上“信义和平”四个字，作为中国政府的贺礼，由中国国家代表团带到美国。这幅画在一个很长时期里，被悬挂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现收藏在罗斯福纪念馆中。后来张书旂侨居美国，客死在那里。但是，张世禄先生的堂弟张纪恩却是共产党的干部，1928年就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载有张纪恩对当时情况的回忆。后来向忠发叛变，中央机关被破坏，张纪恩被捕，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中还曾提及。据说张世禄先生就是为了营救张纪恩而与国民党CC系发生关系的。其时CC系主管教育，正需要拉拢张世禄这样的名教授来支撑门面，张世禄也需要利用CC系的力量来营救堂弟，这样就有了交换的条件。张纪恩死里逃生，判为5年徒刑，而张世禄却陷入了CC系的圈套，参加他们主持的大学教授联谊会。虽然后来张先生下决心摆脱了CC系的关系，1949年教育当局给他送来飞机票，要他到台湾去，他也没有去。但是历史的痕迹已经无法抹去了。
正因为有这样种种复杂的关系和历史的陈迹，建国以后张世禄先生就在精神的重压下过日子。尽管他业务很好，但总是不受信用，而且有事没事总是被找茬子来批一通。比如，张先生努力工作，课上得最多，本来应该表扬的，但却反而被批评为拿那么多的超工作量补贴，是资产阶级思想，倒不如那些不上课或少上课的人。但批评者也不想一想，张世禄先生有10个子女要扶养，怎么能放弃这份劳动所得呢？而一到政治运动来临，张先生的日子就更难过了。1950年代初期，到“革大”（革命大学之简称）里去学习，交代清楚历史问题是必不可免的；到1957年，又被内定为右派分子，虽然他并没有鸣放什么意见。好在这份上报名单恰巧落在他的浦江老乡石西民手里，石西民晚于张纪恩参加共产党，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有很大的发言权，他大概看在革命前辈张纪恩的面上，就借口业务上还要用人，把张世禄保了下来。所以张世禄先生后来又有一顶帽子，叫作“漏网右派”。而且“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批斗石西民时，还被拉去做过陪斗。
“文革”以前，领导人物就常常警告知识分子不要翘尾巴，并且不时要使用棍子来敲打一下，使之比较服帖；“文革”期间就更不必说了。但张世禄先生却是一直很自觉地夹起尾巴做人。他在政治上很谨慎，决不标新立异，无论什么问题，只要一觉得与政治有关，他马上放弃自己意见，立刻表态认同。比如，他根据汉语的特点，一向是反对汉字拉丁化的，但建国后看到用政治力量来推行汉字拉丁化，意识到这是政治问题，马上改变态度，撰文表态赞成。又如，对于大跃进时代的大兵团集体科研方式和日日夜夜持续作战做法，他是不赞成的，但是他也坚持参加，不敢懈怠。虽然有时也会压抑不住，难免会蹦出一句惊人之语。有一天晚上，挑灯夜战编教材的教室里，电灯突然熄灭了，张先生脱口而出：“电灯都感到吃不消了！”这本是一句幽默话语，却被当作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上纲上线地进行批判。从此，张先生就更加谨慎了。
但是，一涉及学术领域，张世禄先生的态度却硬得出奇，与他政治态度上的驯服姿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大概他觉得语言学上的问题，除个别带有方向性者外，大都与政治无涉，他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学术研究是他生命的寄托，在这上面，他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1960年代初，语言学界有“语法”与“文法”之争，因为陈望道校长是“文法学派”的首领，所以复旦有许多原来主张用“语法”二字来表述的人，都纷纷放弃己见，投到“文法学派”的旗下，只有张世禄先生仍旧坚持“语法”的称谓。陈望道为了统一复旦语言学界，形成一个完整的复旦学派，特地登门拜访，——这是1949年以来，陈望道唯一的一次登上张家之门，目的是要张世禄先生同意“文法”的提法。但是，张先生就是不肯答应。他说：“我的观点，我会在报纸上发表的。”而他发表的，仍是“语法”之见。虽然这只是学术见解的不同，但是在当时，在复旦，张先生要如此地坚持己见，还是要有相当的勇气的。
第二部分莲花落里探真情——记张世禄先生（2）
其实，张世禄先生在学术上一向是自有主张，不肯随俗的人。他勤于著述，富有创造性。张先生出身于南京东南大学，这里是《学衡》派的基地，五四以后，以提倡“国学”闻名，校方也的确聘请有许多国学家来教学。张先生在这里打好了旧学的基础，但是他不愿意沿着前人的老路子走下去，他想用现代化的方法来研究汉语。于是他看中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学说。高本汉将西方语言学理论同汉语音韵学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汉语史研究方法，张先生认为这是汉语音韵学科学化现代化之路。他翻译了高本汉的许多著作，如：《中国语和中国文》、《汉语词类》、《诗经研究》、《老子韵考》等，将这新的研究方法加以引进。同时，他还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出版了《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古音学》、《广韵研究》、《语音学纲要》、《中国音韵学史》等著作。这都是1940年代以前之事。当然，他还写过其他许多著作，如《中国文艺变迁论》、《语言学概论》、《音韵学》、《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训诂学概要》等书，但那段时期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音韵。他有意识地要改进中国音韵学的研究方法，将它推向现代化。赵元任在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时，把高本汉的《汉语词类》与章太炎的《文始》相提并论，张先生就深不以为然，他认为章太炎的古音研究虽然是集古人的大成，达成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但其研究方法是古典式的，毕竟还有局限性，要突破传统格局，必须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而高本汉的方法则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他们两人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这可见研究方法的现代化问题，在张先生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他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也的确起了推动作用，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音韵学的开拓者。有一次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到复旦讲学，看见张世禄先生坐在台下，就说：“我是读了张世禄先生的著作，受到启发，才走上语言学道路的。”可见其影响之大。
1950年代以后，张先生研究的重点转到词汇方面来，虽然也出版过几本著作，但影响不及三四十年代大，不过他没有停止学术上的思考，到“文革”结束之后，他又焕发了学术青春，80高龄之时，在中文系的学术报告上做《汉语语法的体系问题》的报告，说80年来中国语法研究都是洋框框，要重新建构，引起语言学界很大的震动。1978年他出版了《古代汉语》专著，提出了新的语法体系。张先生在学术上一生不断地创造，真是老而弥坚。
“文革”结束之后，张世禄先生的政治待遇也大有改善。在“两个凡是”思想指导的时代，给他做的政治结论还是“历史反革命”，张先生本着在政治上从来不抗争的原则，也就签了字，但是子女不同意，提出申诉，恰好转眼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重新审查的结果，才去掉了这顶帽子。学术界也恢复了对张先生的尊敬，他成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后又被国务院定为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张先生此时认真地带博士生，一如他当年认真地教本科生。张先生本来就高度近视，以前上课时，常把鼻子贴着讲稿看字，现在加上白内障，视力就更差了。但他还是要认真地审阅学生的论文，就叫研究生把论文抄成大字本，并且录好音，他边听边看，边提意见，其吃力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1986年，上海学术界隆重召开会议，庆祝张世禄先生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65周年，张师母看到这个场面，当场就激动得流泪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张先生在晚年还能享受到这样的荣誉！这些事，对于一个学者说来，本不必太在意，但对张世禄先生，却的确具有特殊意义。
张世禄先生是在90高龄逝世的。1947年，他45岁，正走到人生旅途一半的时候，曾作过一首《自潮》诗云：“书剑飘零作客频，莲花落里探真情。分明别有青云路，犹把儒冠自误身。”这是对他自己前半生的总结，也是对后半生的预言。
第二部分把“人”字写得端正——记贾植芳先生（1）-（图）
贾植芳与夫人任敏
1950年代前期，当贾植芳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和“俄罗斯—苏联文学”，大受学生欢迎的时候，我虽然已经进入复旦，但还没有机会去听他的课。因为我们班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是由别的老师教的，而“俄罗斯—苏联文学”则是高年级课程，我们低班生无缘聆听。所以那时我并不认识贾先生。当我即将进入高年级时，反胡风运动开始了，贾先生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被关进了监狱，从此，他就在复旦人的视野中消逝了。
待到他刑满获释，再度出现在复旦园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学校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人人自危，相视何敢相问。况且，在当时，服刑结束被放出来的人，叫做“刑满释放分子”，仍是被管制的对象。贾先生自然不能回到中文系，他被安排在出版科监督劳动。矮小的个头，精瘦的身躯，却干着最繁重的生活：打扫厕所，油印讲义，搬运重物。不知情的人绝对看不出这个穿着破衣服默默干活的小老头，是当年活跃在讲台和文坛上的教授、作家。
我与贾植芳先生相识，是1970—1971年在奉贤五七干校。那时，我也被打成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的“分子”，押送到干校，监督劳动。我们成了难友。
本来，当年在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胡风反革命小集团”（先称“反党小集团”）的材料，学习过毛泽东执笔的“编者按语”，拜读过许许多多揭发文章，并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之后，我对于他们的反革命性质是深信不疑的。但是，1970年，张春桥及其属下按照“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样板，炮制了“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并且把我也“团”了进去之后，我切身感受到制造冤假错案者在编排材料时，如何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主观臆断、无限上纲的伎俩。从而也就怀疑起胡风集团案件的真实性了。
因为同是监督改造对象，我们常常在一起劳动。干的自然是重活：挑水、挑粪、挑稻草、挑花萁（即棉花秸）、挑沟泥……差不多是一根扁担不离身。那时，贾先生已是年近花甲之人，但仍得与我们年轻人一起挑。不过，他倒也挺得住。他说，他在监狱里每天要挑十多担水，锻炼出来了。有时，“革命群众”开会或听文件去了，我们几个“对象”（按：此非乡下农民所谓“谈恋爱，搞对象”的“对象”，而是工宣队、军宣队对“监督劳动对象”的简称也）得以偷闲在田头多坐一会，也聊聊天。案件的事，自然是绝口不谈的，所谈大抵是日常琐事。比如，我们称赞贾先生身上穿着的那身粗布衣裳好，耐磨，他就告诉我们：“这是俺老婆自己种棉花，自己纺纱，自己织布，自己给俺做的衣服。她现在在俺老家种地，积了钱，就到上海来看俺。”有时也谈及他哥哥贾芝及嫂子李星华（李大钊之女），说他们对他很好，他关在监狱里时，贾芝征得组织上同意，每月给他寄零花钱，所以他的日子过得比别的囚犯好些，还订了份报纸看看。他说以前领养过贾芝的一个孩子，1955年出事后，带回去了，现在这孩子长大了，有出息了。谈到这些事，他精神上很得到些安慰。
在干校里，贾植芳先生最大的享受，是在劳动结束之后，或是在下雨天，抽着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坐在床沿上读《马恩选集》，读得高兴时，整个身子都会摆起来，而脏不拉叽的垫单已经有一半滑到地下，他也不觉察。只可惜，这种享受的机会并不太多，因为我们那位出身于贫下中农的老山东排长，比工军宣队还要革命，虽然他自己也算是大学教师，但他总认为别的知识分子劳动太少，而这些管教对象就更不能坐下来休息，所以经常给我们额外增派些加班加点的活儿，劳其筋骨，利于改造也。
贾先生那时没有工资，每月只拿30元的生活费，经济上相当困难。但他也并不在意，或者说是无可奈何，只要日子能混得下去就可以了。他不善治生，各种票证常常被住在一起的工友“借”走，自己即使回校时，也是吃食堂，偶尔到五角场小饭店里沽二两土烧酒，买一包猪头肉，再吃上一碗阳春面，就算是极大地改善生活了。这种劣质土烧，喝下去头晕，他说，有时走出店堂，直觉得头上的帽子要飞起来。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文革”结束，贾先生才回到中文系，先是被安排在资料室管图书杂志和编写作家资料，胡风案件平反后，再回到现代文学教研组。但此时，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上很多课了。不过贾先生仍旧勉力工作，带了很多研究生，还兼任过复旦图书馆馆长。
第二部分把“人”字写得端正——记贾植芳先生（2）
贾先生一复出，周围便聚集了很多人，旧雨新知，高朋满座。有同案的患难朋友，有新认识的同行专家；有当年受到牵连的老学生，有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自己名下的研究生当然不必说了，国内外的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贾先生一向好客，听说1955年之前，他家就不断有学生来问学、求教、吃饭，也常有朋友来喝酒聊天，每每要到深夜，他才能坐下来备课、写作，经常弄到通宵达旦。那时，教授的待遇好，他的稿费也多，但他并不讲究个人享受，也不事积蓄，而是奉行有钱大家花主义，把钱都用在朋友身上；现在，教授的工资低，他的稿费收入也少了，但他仍喜欢留客吃饭，自己有时弄得很拮据，也不以为意。贾先生是山西襄汾人氏，那是个产汾酒的地方，他年轻时好饮，而且酒量也大，现在生了胃病，不能再喝酒了，但他看着别人在他家喝酒也很高兴，就好像自己也过了酒瘾。他就是这样一位有豪侠之气的人。
贾先生热心助人，乐于提携后进，把帮助学生出成果看得比自己著书立说还重要。他不但花很多时间耐心地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而且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学生联系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的地方。当年因与贾先生接近而进过监狱的施昌东就跟我说过，贾先生那时曾帮他和曾华鹏、范伯群三人拟定了毕业论文题目，要他们一人写一篇作家论：《朱自清论》、《郁达夫论》和《王鲁彦论》，由他介绍，合出一本书。那时青年人发表一篇文章也很不容易，如能出一本书，这是多么好的事啊，三个年轻人在学术上马上就站住了。可惜文章还未写好，贾先生就出事了，这三位年轻人也都因此而受到审查。后来他们各自或联名发表文章、出版著作，虽然是各人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他们一直感谢恩师当年的培养。施昌东早已逝去，而范伯群、曾华鹏虽然都已成为名教授，至今仍对贾先生执弟子礼甚恭。——施昌东去世后，贾先生还帮助他出版遗作，并照顾他的遗属。虽然贾先生的罪名之一是拉拢青年、毒害青年，而且当年也确有青年反戈一击，在他伤口上撒盐，但他却毫不在意，助人为乐的思想至今不变。他常常把自己的研究资料和研究心得提供给学生，让他们去写作，并帮他们出书。
贾植芳先生一生坎坷，坐过很多次监狱：日本人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四进四出。所以他写的回忆录就叫做《狱里狱外》。尽管吃过很多苦头，但他仍很达观：因为经过许多磨难，所以已经宠辱不惊，也无所求了。他说，他这一辈子，是与贾师母任敏两个人互相搀扶着，在泥泞的道路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过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人生体验看得比做学问来得重要。他引用梁漱溟的话说：“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中人。”他说，他浪迹江湖，是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要努力把“人”字写得端正些，以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虽然从青年时代起就热爱写作，很早就是一个知名作家，但他始终把文学作为业余的爱好，只把它看作自己人生感受的一种记录，而认为第一要义，仍在于人生社会本身。
由于他社会阅历丰富，对人生有着深切的体会，因而，他与那些书生气十足的文人学者不同，对于世情具有洞察力，能看清一些微妙的关系，言人之所未言。还在1950年代初期，贾植芳先生就奉劝胡风，不要再卷入斗争了，要赶快退出来。他说：“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和鲁迅相比，鲁迅对中国历史了解得深，所以他搞政治能进得去，出得来，而我们则不行，走进去就出不来了。”当时胡风听不进这个意见，后来终于还是上了30万言书，自以为是对革命文艺事业负责，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相反，果然使他们陷进泥潭拔不出来。贾先生与胡风相濡以沫，感情极深，胡风逝世之后，他极其悲痛，在追悼会上号啕大哭，不能自制。但他仍直率地指出：胡风有忠君思想，并为此所累。因撰挽联云：“焦大多嘴吃马粪，贾府多少有点人道主义；阿Q革命遭枪毙，民国原来是块假招牌。”后恐有所不便，又另撰一联云：“因直而获罪可怜古今竟这么相似，今日祀忠魂时代毕竟不是老封建。”后来日本人译介这段史料，却将“贾府”注解为“贾植芳府上”，意思全弄拧了。——大概这位译者没有读过《红楼梦》，而且毕竟与中国文化隔了一层，不能领会其中微妙处。中国的事，还是中国人自己了解得深。近读胡风事件37人回忆录：《我与胡风》，其中绿原的文章就提到贾先生所说关于鲁迅的话，并引用了鲁迅《隔膜》一文中的片断：“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绿原接着感叹道：他在重读此文之后，这“才发现胡风和我们‘糊涂’到什么地步，真是已经欲哭无泪了”。而贾先生早能看到这一层，正是他人生阅历的丰富使然。
第二部分复旦的新月——记方令孺先生（图）
这里所说复旦的新月，是指复旦大学中文系与新月派关系密切的两位教授：余上沅先生和方令孺先生。
余上沅先生担任过新月书店的经理和编辑，书上有名，说他是新月派是没有问题的。而方令孺先生在建国后却一直讳言新月派，且该派又并非一个严密的组织，并没有入会表格或会员名单之类，硬要将她派进去，似乎过于武断。但方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又与新月派中人过往甚密，梁实秋在回忆文章中记他们聚集在青岛的“酒中八仙”，就有方先生在内，说她与新月派关系密切，倒也并不违背事实。朱文华、许道明两位老弟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在介绍方令孺先生时，用了“新月派背景”几个字，十分机智。好在现在文学界较前宽松，新月派的背景和关系已经算不得是什么污点了。
不过，我在这里提到他们，并非打算研究文学流派问题，而是想写出这两位与新月派有关系的老师在建国后的不同遭遇。
方令孺先生是安徽桐城人氏。桐城方家在近世文学史上是很有名气的。清朝初期桐城派三位开创者之一：方苞，就是她们的祖上。由于有着家学渊源，桐城方家一向文星高照，出了不少知名作家。直到方令孺先生这一辈及其后，仍是如此。方先生本人是教授兼诗人，而新月派诗人方玮德、原胡风派理论家舒芜、1950年代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永直，都是她的侄子。大概因为杨永直的关系，方先生在上海文化教育界很受尊敬。方先生排行老九，杨永直叫她九姑，于是很多文人，甚至连复旦党委副书记，也都称她为九姑。
方令孺
由于对腐败的旧政府的厌恶，建国初的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权大都抱着欢迎的态度。方先生是诗人，更加表现出诗人的激情，她成为教授中的积极分子。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当然也对她相当器重。于是她非常之忙，经常到北京去参加文代会、妇代会等。她还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在当时，是一种殊荣。复旦的四位代表开完人代会回来时，曾在登辉堂作过传达。记得陈建功先生在介绍苏联代表团时，怎么也说不清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字，布——布——布——布了好久，还是把布尔加宁说成是布加尔宁，引得哄堂大笑。他长年沉浸在数学的世界里，对现实社会实在过于隔膜。方先生则以抒情的语调描写他们怎样见到毛主席，抒发她对于大会的感受，处处洋溢着诗意。听讲者说：毕竟是中文系教授，她是在写诗。其实方先生在给我们讲课时，也是抒情多于分析，而且讲得非常激动。她的风格，还影响了一些女同学，她们发起言来，也是激动异常，被调皮的男生称之为感动派诗人。而且还排定了感动诗派的一祖三宗名单。一祖，当然是方令孺先生了。
那时方先生的确还写“感动派”的诗。记得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方先生听到广播，很是激动，马上写了一首颂诗，报上发表，电台播送。但是我更喜欢她写的一些散文。以前出版的散文集《信》，很有特色，不必说了，就在我读书时，她还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山阴道上》，很是优美。我把我的看法跟她说了，她也表示赞成。她说：“《山阴道上》我是花了很多心思写成的，而这首写卫星上天的诗，则是坐在摇椅里听到广播，一激动就写下来了。”
方先生好客，只要她一回上海，徐汇村她家的客厅里就不断来客人。有教师，有同学，有文科的，有理科的，还有外面来的作家。听消息，谈诗文，总是非常热闹。所以，她虽然独居，倒也并不寂寞。听说在美国时，她的客厅也就是一个文学沙龙。方先生对学生很好。我是她的课代表，后来她又做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所以对我特别关照。她怕学生生活太清苦，常要保姆烧一罐红烧肉，叫我去吃。其实那时学生的伙食标准很高，我们已吃得相当满意了。但我那时毕竟年轻，正在长身体阶段，胃口特好，每次去都把一罐肉吃得所剩无几。方先生看我吃得起劲，也非常高兴。
1957年反右运动，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被打成右派，上面就调方先生到杭州去接任此职。对于这场运动，方先生内心是很矛盾的。从理智上说，她要拥护，要紧跟；但在感情上，却又很惶惑。她从北京回来后，一面传达了文联作协的反右情况，但私下里却对我叹气，特别表现出对她侄儿舒芜的关心：“唉，他逃过了55年的劫难，没有成为反革命，但终于逃不过57年这场运动，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了。”
第二部分复旦的新月——记余上沅先生（图）
1960年代初，我到杭州去看望过方先生。她住在灵隐附近的一幢小别墅里，背后是青山，四周有小溪围绕，风景非常优美。但是方先生心情很不好，她感到寂寞。她说，她在杭州人生地不熟，这里又远离市区，少有人来，简直是住在坟墓里，非常难过。她怀念复旦的生活，想回复旦去。但是，她不知道，1957年以后，复旦也已人事全非，风气大变了，同事师生之间颇多顾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密切地来往，轻松地交谈了。当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但是，她对我说，她这个新党员，别人还是把她作为党内的统战对象看待的。文联的事有党组书记做主，她很少过问。这时，她大概已不写新诗了，她给我看她近年所写的一些旧诗，诗中反映了她的寂寞心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没有再见到她，听说她很受了些冲击。1976年，突然收到讣告，知道方先生去世了。但其时我尚未平反，不能到杭州去吊唁，只发去一份唁电。
余上沅先生的遭遇，就差得远了。
余先生年轻时热心于社会活动。五四时期他担任武昌文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并以武汉学联代表的身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后来进北京大学读英文系，又留学美国专攻戏剧。1925年回国后，他长期从事戏剧运动，是有名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写过不少著作，有《上沅剧本集》、《戏剧论集》、《编剧概论》、《中世纪的戏剧》、《西洋戏剧理论批评》、《资产阶级全盛时期的戏剧》等；他又是重要的戏剧活动家和教育家，1926年，与赵太侔等主办《晨报》副刊《剧刊》，提倡“国剧运动”，很有影响，他做过梅兰芳的艺术顾问，曾陪同梅兰芳到苏联演出。1935年以后，又长期担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培养了很多戏剧人才，说他门生遍于全国戏剧界，大概不算是夸大其词。
但是，建国以后他却远离了戏剧界。起始的原因是，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他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不愿接受国民党政府要把剧专迁往台湾的命令，辞去校长职务，避居上海，等到解放军一打下南京、上海，他就赶回南京，把剧专移交给解放军的军代表了。但余先生还是念念不忘他所热爱的戏剧工作。1950年他到北京参观学习，在北京饭店招待会上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叫他归队搞戏剧，他非常高兴，很想借此机会调回戏剧界工作。但是，却长期未能如愿。我实在搞不懂是什么缘故了。
在上海，他先是受聘于沪江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1951年10月，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听说先是讲授现代文学的戏剧部分，但到我1953年入学时，他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的解放区文艺部分。这一方面并非先生所长，但是他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下任务，努力备课。当时他住在筑庄，与我叔父吴斐丹是隔壁邻居，我曾进入他的书房，见他的书桌上摆满解放区文艺作品。但同学们并没有忘记他是戏剧家，复旦剧团的人常向他请教。听说，余先生不用看剧本，只要同学向他讲一遍剧情，他就可以导演了，余师母陈衡粹女士（女作家陈衡哲的妹妹）还帮着给演员化装。那时，同学们对余先生还是很尊敬的。但是，到了1955年，就出事了。
1955年，余先生正担任我们班的课程，我是课代表。一天下午，我到余先生家送同学们的作业，进门后叫了好几声，余师母才下楼，气色很不好，淡淡地说：“余先生出去了，你把作业放下吧。”其实正是那一天，余先生被捕了，听说家里还有公安埋伏着准备逮捕同党。不过我是过后才知道的，好在我一进门就说是来交作业的，才没有被当作余先生的同党抓走。那时由反胡风集团而引发了全国性的肃反运动，此类事情时有发生，也并不奇怪。约有一年多之后，余先生又回到系里，据说是涉嫌杨帆案件，但查不出什么，就放回来了。潘汉年、杨帆事件本是一件冤案，余先生因为做过杨帆的老师和上级而被捕，就更冤了。其实，余先生是很热爱新中国的。要不然，1949年初，他在英国讲学时，就不会谢绝英国的留请，毅然回国；也不会在解放军进军上海前夕，退还国民党教育局长送来的飞台湾机票，决定留在大陆了。
回校之后，余先生给下面班级教“中国现代文学史”，仍是讲有关解放区文艺部分。这时，余先生已经失却昔日的风采，如履如临，战战兢兢，再也讲不好课了。后来调往上海戏剧学院，这本来可以发挥他的专长的，但是他已没有这份心情了，而且当时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校方自然也不敢重用他。开始还让他讲授西洋戏剧理论等课程，后来就调他到研究室，从事戏剧理论的翻译和有关教材的编写工作。但余先生还是努力从事，翻译了贝克的《戏剧技巧》等名著。而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像余先生这样经历的人，当然是在劫难逃，他被整得很惨。余先生胆子小，不敢抗争，日子就更难过了。听说有一次下乡劳动回来，他跟余师母说很想吃肉，余师母把全家所有肉票集中起来买了肉，做他喜欢吃的红烧肉给他吃，但余先生将肉夹到嘴边却放回碗里，不敢吃，余师母问他为何不吃，他说回来时监督小组吩咐过，不准吃肉，如果他们知道我回家吃肉，又要打我了。
他没有熬到“文革”结束，在1970年就去世了。
第二部分月亮上的顽石——记孙大雨先生（图）
我在《文学报》上发表记叙方令孺、余上沅二位老师的文章《复旦的新月》之后，即有朋友对我说：外文系还有一轮新月，也应该写一写。他指的是孙大雨先生。
是的，孙大雨先生也是新月派，但他不是柔和的月光，而是月亮上的顽石，其硬无比，殊堪敬佩。
孙大雨（字子潜）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颇有诗名。他与朱湘（子沅）、饶孟侃（子离）、杨世恩（子惠）合称“清华四子”，后来都加入了新月社，所以又称“新月四子”。孙大雨不但从事诗歌创作，而且在理论上亦自有主张。大概是受到他的学长闻一多的影响，他也大力提倡现代格律诗，但具体见解又与闻一多有所不同。闻一多有“三美”说，认为诗歌不但应有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而且还要有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孙大雨则觉得这会导致形式化的倾向，他另外根据语言节奏原理，提出了音组理论。他不但将此种理论付诸创作实践，而且还用来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莎士比亚写的原是诗剧，但我们常见的朱生豪译本、曹未风译本，以及台湾的梁实秋译本，都是化为散文体了，只有孙大雨是用格律诗体来翻译的。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一个译本《黎琊王》（上下二册，今译《李尔王》），还有连载在《复旦学报》上的长篇论文《诗歌的格律》，但因弄不懂他的“音组”、“音步”理论，只好囫囵吞枣地翻过去。我想，弄不懂他理论的人大概不少，所以他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名气，似乎只有圈内人知道；而孙大雨之所以声名远扬，有一段时期弄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那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新月社是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团体，大多数成员是欧美留学生，他们的政治倾向可想而知。但经过抗日战争的磨难，特别是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们之间分化很大。毛泽东在唤醒“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文章中所称颂的那位“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闻一多，就是新月派成员。其实，第二条战线不仅在昆明展开，而且在上海也很活跃；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手枪的，也远不止闻一多一个人。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产生，就是第二条战线的产物，这个组织一成立即与蒋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孙大雨是大教联的活跃分子，在反蒋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大教联那封致美国特使魏特迈的英文信，就是孙大雨起草的，据说此信很起了些作用，促使魏特迈注意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并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指责。
因为有这么点历史功绩，建国初期领导上对于孙大雨还是比较重视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让他当了小组长。这个官儿虽然不能算大，却也表示领导上对他的信任，因为大部分教师都处于被审查地位，所以小组长的位置也就显得相当的突出了。但这之后，他与领导层就日见疏离以至于对立了。我曾向外文系的朋友打听个中原因，他们也说不清其间具体的过节，只知孙大雨当时反对“李、全、杨”甚为激烈。李是当时的党委书记李正文，全是西方哲学史教授全增嘏，杨是外文系系主任杨岂深。推论起来大概与位置的安排有关。全增嘏曾当过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现在照样受到重视；杨岂深与前校长章益关系密切，时常出入章公馆，被指责为“公馆派”，现在却做了外文系系主任；而孙大雨自己呢，则被冷落在一边。他受不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认为都是党委书记李正文搞的鬼，所以就情绪对立起来。其实，这种人事安排也是势所必然。盖因孙大雨当年虽然曾经反蒋，但是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并没有变，或者说，他是站在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上反对蒋政权的专制主义和由此所产生的腐败现象；到了1949年之后，这种自由主义立场和他那倔强的个性，必然要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发生冲突。如果让孙大雨先生来做系主任，他必然会强调独立的人格，自行其是，决不肯做驯服的工具，使得上面很难指挥，领导意图贯彻不下来，所以，下台和挨整是迟早间事。而杨岂深先生则性格随和，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是存在心里，不肯抗上，所以系主任能够一直做下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革命历史比孙大雨长得多，革命贡献比孙大雨大得多，而性格同样倔强的陈子展先生，被削去了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即可明白。
接着，1956年的评级定薪工作，又使孙大雨大为恼火。孙先生在学术上一向颇为自负，他曾经宣称，在中国，英语和英国文学的水平，除了钱锺书之外，谁也及不上他。而这次复旦却把他定为二级教授，这使他感到大受侮辱，发火也自然在所难免。但其实，这倒不是复旦领导要特别地压制他，而是复旦一向不肯抬举自己的教师之故，这次也普遍地将自己的教授压得很低。当时，复旦外文系根本没有定一级教授；二级教授只有两名：孙大雨和林同济；伍蠡甫是三级教授，系主任杨岂深是四级教授；戚叔含先是定在三级与四级之间，所以他自己戏称为不三不四之人，到后来才定为三级。而中文系也只有郭绍虞是一级教授（陈望道做校长，已不在中文系）；刘大杰、吴文祺两个二级教授；朱东润、赵景深则为三级教授。这次评级曾在教授中引起很大的矛盾，而孙大雨只不过是敢于出头放炮的人而已。但中国历史上一向是枪打出头鸟的，孙大雨之遭枪打，也是必然之事。
第二部分早起的虫儿——记王中先生（1）
往年读柏杨的杂文，记得有一篇好像叫做《早起的虫儿》什么的，大意是说：早起的鸟儿好觅食，早起的虫儿就要被鸟儿吃掉。这个比喻很形象，很深刻。世上的确有很多觉醒得早的人遭受厄运，等到大家都哼着与他同调的歌时，他却早已被迫害致死，——即使还未死的，也已经没有多少活气了。
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王中教授，就是这样一条早起的虫儿。
1956年，王中闻到了早春的气息，奋起进行新闻改革，提出了一些新的新闻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到了1957年，气候骤变，他就成为祭旗的牺牲品，受到全国新闻界的讨伐。当时有一家权威刊物发表评论员文章，标题就叫做：《大家都来批判王中》，可见问题的严重性。既然大家都来批判，所以批判文章简直是铺天盖地。即使像我这样不关心新闻理论的人，也读到不少此类大作。印象最深的，是对王中关于报纸二重性理论的批判。王中认为，报纸既有宣传性（或曰工具性），又有商品性。既然有商品性，就要照顾读者的口味，这就是群众观点，如果读者不要看，报纸还有什么宣传性可言呢？——这些话，我们听起来觉得蛮有道理的，但批判者说他是反对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原则，而且，谈商品性，就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在当时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不知道现在的新闻理论是怎样说的，但看时下各报争取订户、注重销路的样子，大概是很重视报纸的商品性了。可见王中无非是把话说得早了一点而已。
听新闻系的朋友说，早在19世纪末期，德国的一位新闻学家就提出过报纸的二元性问题——他说的是文化性和商业性。不过，我想，王中未必会像时下的一些青年理论家那样热中于搬取外国的理论体系，——虽然他是外文系出身，可以看得懂外文资料，他所依据的，大抵是办党报的实践经验。王中是抗日战争开始时参加革命的，虽然也曾做过学运和兵运工作，但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办报。他从与谷牧一起办油印小报《火线下》开始，中经《大众日报》、《大众》（半月刊）、《农民报》、《青年记者》、《鲁中日报》、《新民主报》，一直到1949年，作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参与接管了上海各家报纸，——张春桥负责接管电台、通讯社，恽逸群负责接管各大报，王中负责接管各小报。所以，他有丰富的办报经验，特别是办党报的经验。王中这个人不肯墨守成规，好琢磨，好革新。在解放区办报时，他就根据群众的需要作过一些改革，得到过领导上的表扬。进城接管之后，他受命与恽逸群一起创办华东新闻学院，就立意要将过去的办报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对学员们说，新闻工作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新闻理论、新闻事业史和新闻业务，前两项是学，后一项是术，没有学，术是提高不了的。可见他对理论工作的重视。可是，华东新闻学院是“革大”（革命大学）性质的学校，意在经过短期学习，改造一批旧报人，和快速培训出一批革命的新闻干部，以供全国各地宣传工作的需要。建国初期的环境还不允许王中来做他的理论总结工作。而且，华东新闻学院也没有办多久，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很快就结束了。王中本人也调到复旦大学来工作。
王中是1950年8月份到复旦工作的。虽然他一开始就做新闻系教授，后来又兼任新闻系代理系主任，但实际上，他的主要职务是复旦大学副教务长和中共复旦党委统战部长，还担任全校政治课教研室主任，没有多少时间来管新闻系的工作。直到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并且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之后，王中才回到新闻系主持系政。正是1956年这股春风，使得王中重新萌发了理论工作的雄心壮志。他仍旧按他的三大块理论来规划新闻系的建构，而且特别重视新闻理论和新闻事业史的建设。他从政治课教研室等处调来一些教师，专门从事中国新闻事业史和外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工作，自己则着重抓新闻理论的研究，并且带了一些青年教师到苏州、无锡、南京、济南、青岛等地进行报纸调查，探索新闻改革经验，回来后写出了《新闻学原理大纲》。
当时，人们都还沉浸于学习苏联的思维模式中，王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一次，学校请了苏联专家到新闻系讲课，王中竟对教师们说：不要听他的，苏联报刊史的路子太狭，我们不能照搬他们的做法，要总结我们自己的办报经验。同时，他还提出，要借鉴世界各国的办报经验。在他的主持下，复旦新闻系创办了两份杂志：《新闻学资料》和《新闻学译丛》，就是为了总结自己的新闻经验和借鉴外国的新闻经验用的。《新闻学译丛》不但翻译苏联的东西，而且翻译西方的东西；《新闻学资料》不但准备发表解放区的办报经验，而且还请了许多上海老报人写文章，打算总结近现代老上海的办报经验。应该说，王中是很有雄心壮志的人，而且视野也很开阔。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学科建设”的积极分子，是名副其实的“学科带头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把学科建设的框架搭起来了。
可惜好景不常，王中的建系计划还没有充分展开，政治气候就发生了变化。反右运动一开始，王中的计划就付诸东流。《新闻学译丛》出了5期就停刊了，《新闻学资料》刚排好创刊号的校样，还来不及出版就胎死腹中。《中国新闻事业史》和《外国新闻事业史》的写作，当然也就搁置起来。——但正因为这两种新闻事业史尚未成书，研究者还可逃过一劫，而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则成为全国新闻界大批判的靶子，王中本人也就成为新闻界的大右派，而且祸及许多追随他的青年教师和学生。
第二部分早起的虫儿——记王中先生（2）
但王中是根硬骨头，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从来就不承认他的新闻理论是错的，不但在批判会上据理力争，而且还写文章来反驳批判他新闻观点的党报社论。王中是老党员，经历过各种运动，他自然不会不知道批判文章是不允许反驳的。但是，他还是要写反驳文章，从社论的文风到理论观点，一路驳过去，既有理论的说服力，也相当尖锐辛辣。当然，这种反驳文章，在当时是决不可能发表的。但他还是将底稿保存着，直到23年之后，在另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才发表在《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上。这当然是马后炮了，只能当作历史资料来读，早已失却了现实意义。
既然有理无处讲，而且成了老运动员之后，经常要挨批挨整，王中就渐渐变得——或者毋宁说装得玩世不恭起来。表演得最精彩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几幕：
工宣队进驻复旦之初，有所谓“九五行动”，也就是对师生员工全面大抄家，王中自然是新闻系的重点对象，但王中家里实在并无长物，既无金银财宝，也无书画珍品，工宣队员要他交出银行存折来，王中说：“在皮箱里。”工宣队员要他打开皮箱取出来，王中拍拍肚皮说：“在这只皮箱里，取不出来了。”弄得工宣队员哭笑不得，但也无可奈何。
像王中这种经历的人，“文革”之中上门外调的人自然是少不了的。有一次，北京有人来向他调查谷牧的事，自然是要他提供谷牧的“反革命罪证”。外调人员照例要拍桌子瞪眼睛先把受调查者教训一顿，以为这样可使对方老实一点，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资料。殊不知王中根本不吃这一套。当然他也不能据理力争，于是装得很害怕的样子，说：“我心脏不好，你们一拍台子，我就头昏，脑子糊涂了想不出问题来。你们不要拍台子，让我慢慢地想。”外调者为了要材料，只好收起凶相让他思考。王中一边抽烟，一边作思考状，等到烟抽足了，说道：“我反复想过了，我认为谷牧是好同志，没什么问题。”外调者想再施加压力，王中就不再言语了。
王中虽然自己的处境极其恶劣，但还是尽力在保护别人。在干校里，有一次贾植芳不小心将一只摆在床边的火油炉踢翻了，积极分子说他有意破坏革命群众的东西，意在进行阶级报复，要对他进行批斗。正在危急之际，王中忽然站出来说：“这只火油炉是我的，踢坏了没有关系。我不是革命群众，所以他不是搞阶级报复。”弄得积极分子们哭笑不得，只好作罢。
王中的烟瘾很大，宁死不戒。有一次在干校与人谈起吸烟，他说道：“我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吸烟。”不料被一个积极分子汇报上去，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说他是恶毒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因为革命群众每天早上的第一件要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王中这样说就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先是喇叭上广播，接着是开批判会。不料王中的回答却是：“早上起来，没洗脸，没刷牙，嘴巴不干净，不能马上读毛主席著作；如果用不干净的嘴巴来读毛主席著作，这才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弄得工宣队和积极分子们无从反驳。
王中在干校里跌坏了腿，又有关节炎，回校之后，总是拄着一根竹竿走路，竹竿比他的人高，早上再挎一只菜篮，到菜场买菜，活像电影中乞食的祥林嫂形象。他借住在体操房里，自己养鸡。别人去看他时，他会拿出一筐鸡蛋来展览，每个鸡蛋上都用铅笔写着某月某日生。我问他搞什么试验？他说：“好玩。”
但是，王中的血并没有冷。他需要人理解，他等待人们理解。“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学生以钦佩的口气说：“别人不管有没有错误，都纷纷检讨，只有复旦的王中，始终不肯检讨。”当别人将此话转告王中时，王中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可见，王中的玩世不恭，只不过是“冷眼向洋看世界”而已。从他答友人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王中的心态：“革海浮沉半世纪，窥龙看蟹破玄机。荣辱毁誉由人道，悉心且看这局棋。”所以，到得大地回暖，“右派”改正之后，他的改革热情又来了。他重新执掌新闻系系政，并且兼任复旦分校校长。他仍想在新闻系完成他未竟的改革事业。他在复旦新闻系创办了《外国新闻资料》（后改为《世界新闻事业》）、《新闻学研究》、《新闻学术情报》（后改为《新闻大学》）等刊物，想重整旗鼓，再度进行学科建设，只是此时他已经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了。开始，他还能拄着拐杖走路，认真地抓新闻系的建设工作，还应老战友的邀请，到兰州、南宁等地讲学，宣传他的新闻观点，后来，只能坐在轮椅上出来看看，最后，就长期卧床，终于不起。
第三部分美的探寻者——记蒋孔阳先生（1）-（图）
蒋孔阳与夫人濮之珍
蒋孔阳先生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美学家，但是，他既不是哲学系出身，也没有受过文学系或艺术系的科班训练，年轻时读的倒是毫不相干的经济系。然而，他对经济问题却并无多大兴趣，倒是热心于杂览。有一次，偶然读到郭沫若的《女神》，为其磅礴的气势所感动，从此就喜欢上文学了。那时，他所就读的中央政治大学，地处重庆南温泉，是风景佳丽之所，他在课余常徜徉于山水之间，渐渐也就培养起审美情趣。
1946年，孔阳先生从中央政治大学毕业，被分派到苏北一家农业银行工作。苏北这地方虽然艰苦一点，但银行是金饭碗，该是一份不错的职业，而且，干它几年之后，也不愁没有升迁到大城市的机会。但是，无奈他与无穷的数字格格不入，终于还是丢掉这只金饭碗，跑到南京中央大学去听他所心仪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课程。那时，他在重庆就认识的濮之珍女士也在南京，两个人一边学习，一边谈情说爱，逛遍了南京的山山水水。他们沉浸在爱河里，简直忘记了现实世界的存在，把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完全置之度外，对国内战场上浓烈的硝烟若无所闻。我曾经看到过他们当时拍的照片：孔阳先生西装笔挺，濮先生长发披肩，很富有浪漫情调。这该是他们最值得回忆的岁月。直到1997年春天，他们都已年逾古稀，还豪兴勃发，两人搀扶着到南京去重温旧梦，追忆那逝水年华。
但是，经济毕竟是基础，没有职业的浪漫生活终难持久。孔阳先生非得再找个工作不可。这时，林同济先生正好在筹办海光图书馆，他对孔阳先生的文章颇为赏识，就把他招到图书馆办事。这个图书馆规模不大，事情也不多，倒是读书的好地方。孔阳先生就在这里做起学问来。1951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开始了漫长的教书生涯。孔阳先生开始时教的是新闻写作，那是有什么课就教什么课，没有选择的余地，到1952年，这才转为教文艺理论。在复旦中文系教过文艺理论课的名人很多：冯雪峰、胡风、刘雪苇、唐弢、王元化、章靳以……，但此时，他们或则当官，或则进京，复旦的文艺理论课倒出现了空缺。蒋先生就毛遂自荐，当上了文艺理论课教师。我1953年入学时，一年级的“文学概论”课就是孔阳先生讲授的。那时，他才30岁，风华正茂，西装革履，金丝边眼镜，每次登上讲台总是先把怀表掏出来往讲台上一放，这才开始讲课，很有派头。濮先生则还梳着两根小辫子，教我们的写作课。
孔阳先生没有教完我们的“文学概论”课，大概还差两三讲，就到北京去参加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所主持的文艺理论讲习班了。当时提倡“一边倒”，正是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时候，国家请了许多苏联专家到工厂、企业、学校来指导工作，他们当然只能照搬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工艺流程、学术思想等，不用说都要以苏联为准，就连作息时间的安排也都是向苏联学习。那时，苏联的高等学校上午集中上六节课，下午全部时间给学生自修，我们有一段时期也这样安排，弄得师生都很吃力，不过有一项颇受我辈穷学生欢迎的措施，是在第三节下课后，每人可领一只面包或馒头当点心，——据说，这也是从苏联学来的“先进经验”。总之，那个时候什么都向苏联学习，所以，教育部办了很多由苏联专家主持的讲习班、进修班，就不足为奇了。有哲学班、政治经济学班、国际共运史班，还有文艺理论及其他学科的班级，目的是要以苏联的学术思想来统一我国的高校教学。虽然，请来讲学的苏联专家大抵并非一流高手，在苏联本国他们很多人是名不见经传的，而来华之后，却一个个都变成了绝对权威，一切由他们说了算。——权威是由权力和盲目崇拜造成的。
但不管怎样，上峰的目的是达到了。文艺理论讲习班上的学员们回到原来的学校之后，不但以毕达可夫带来的苏联文艺理论体系来讲课，而且，有好几位还从这个体系出发，写出自己的文艺理论教材，向全国教育界、文艺界辐射。孔阳先生回复旦后，也写了一本《文学的基本知识》，因为写得通俗流畅，发行量很大，影响远远超过那些高校教材。有一次，我下乡劳动，还在一位生产队会计家发现此书，纸张都被翻烂了。1956年5月，复旦举行第三届校庆科学讨论会，孔阳先生提交了一篇很长的论文：《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不久即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文学艺术的特征——形象思维问题，在当时是一个热门话题。而这个话题，也是从苏联传过来的。还在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之前，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就在1955年第18期上发表了一篇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对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有关文学艺术的部分，公开进行批判。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在1956年第3期上就译载了此文，《文艺报》和其他报刊并结合中国文艺界的情况，展开了典型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记得在此之前，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学习小丛书》里，还出过一本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写的论文《论文学的特征》，影响很大。这也可见当时文艺界学术界的风向了。
孔阳先生作为一个青年教师，接连出版了两本很有影响的著作，而且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自然是非常耀眼触目的了。然而好景不常，1958年以后他就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这也与政治形势有关。苏共20大是以全面批判斯大林为己任的，而中共中央则认为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虽然也承认斯大林是有错误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分歧，这个分歧导致中共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转变，——即由全面学习苏联变为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两篇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正是这个转折的信号。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是在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在方针政策进行重大转变之后而发动的。可惜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敏感性并不太强，还没有意识到方针政策的重大变动，同时由于惯性作用，整个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还在“学习苏联”的圈子里打转。这也难怪。昨天，刚刚响应号召向苏联学习，并把苏联模式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宗，用来改造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文艺思想；今天，又要反过来批判刚学习到手并虔诚地信仰着的东西，变化之快，实在是反应不过来。于是，他们自己也就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第三部分美的探寻者——记蒋孔阳先生（2）
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孔阳先生自然在被拔之列。他的一条重要错误是：在他的《文学概论》讲义中，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只列为一节，而没有用来指导全书。接着，复旦的“文学概论”课程也被取消了，而代之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二课。这种课程，孔阳先生当然不能任教。后来进行调整，仍旧恢复了“文学概论”课，孔阳先生还教过一班，我给他做的辅导教师，之后，他就与此课告别了。因为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在上海市委的指示下，召开了49天大会，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孔阳先生被列为三位重点批判对象之一，他的文艺理论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文学概论”课当然也就无法教了。于是他转向了美学。但美学理论也仍属是非之区，他只好做些西方美学的介绍工作。客观的评价也是不行的，必须“批”字当头，所以课名就叫做“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批判”，这就是后来“西方美学史”课程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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