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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管教下度过少年时代
——1937年转入北平育英中学
——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开始探求革命真理
——1941年底转入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
——1942年8月从家中神秘消失
清咸丰年间，古城金陵今南京。夫子庙左近有一条奇望街。街内曾有一所豪宅，它建于何时已经无从查考，但它在那里矗立了总有百余年。它是来自浙江吴兴的一户沈 姓望族的祖产。就像所有中规中矩的中国旧式大家庭一样，沈家的子子孙孙们都居住繁衍在 这所宅院的四面高墙之内。见《吴兴沈氏分徙金陵支谱》。
1853年，太平军攻陷金陵，一场大火焚去了它的几世繁华，只有少数族人得以逃生。其中的 一支溯长江而上，也许是为了远远地逃离那场劫难，他们任由大片的绿洲和一个个的村镇消 失在远方。一直到了九省通衢的汉口，大家才终于决定弃舟登岸，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重新扎下根来。
到了清光绪年间，按照先祖的意旨排序为国字辈的子孙们正值壮年，沈家再度兴盛起来。内 中后嗣最多者为国瑛，他总共生有六子一女。他的前三个儿子都循着祖辈的足印读书做官了 。到了四子家彝那里，原本也是这样计划的，他很顺利地中举，又很顺利地考入了京师大学 堂，但出乎他和父亲意料的是，他竟然被清政府选送到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去读法科专业。 于是，他成了沈家祖祖辈辈中第一个留洋海外的人。
早在远古的时候，永定河的河水就切过了西山的崇山峻岭，不知疲倦地把大量泥沙铺洒在华 北大平原的尽头。历经无数寒暑的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使它完成了自己的杰作——一片有 着微微隆起的脊背的巨大冲积扇出现了，它为在未来将要统治中国的帝王们早早预备下了一 块可以用来建造他们奢华宫殿的处所。
公元13世纪下半叶，元世祖忽必烈选中了它上面的一片有着美丽湖泊的区域，开始营造他 的庞大帝国的统治中心。在那之后，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们更是在这片土地上耗去了大量资 金，一座尽显封建帝国威风的“紫禁城”龙盘虎踞般地傲然矗立起来。不过，这座坚固无比 的宫殿没能帮助它的主人经受住20世纪初的那场推翻帝制的政治风暴，它终于变成了最后 埋葬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墓穴。那座曾经是金碧辉煌的巍峨建筑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显出了它 的憔悴与衰老，一眼望去，竟是满目疮痍了。
当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灭亡之后，北平进入了它在历史上最为混乱的北洋军 阀政府统治时期。为了弥补日渐拮据的财政开支，昔日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家重地开始被分片 出售给私人兴建住宅。那些被拿出来卖掉的土地集中在紫禁城东西两侧的狭长地带，它们就 是后来被人们称作北池子、南池子和北长街、南长街的地方。一时间，人们开始在高达数十 米的禁城围墙脚下大兴土木。将要建成的私宅和昔日的皇宫之间不过隔着一条50多米宽的 筒子河，然而两边的情形却是千差万别了。
早已结束了留洋生涯回到国内的沈家彝，也打算在北长街靠近紫禁城西北角的地方为家人新 建一所像样的宅子。地皮是他的岳母买下的，足有360多平方米。它位于一处上好的地段， 向北走不到200米，便是北长街的北出口，在那里，既可以望见耸峙在北海琼华岛上的美丽 的白塔，又可以观赏紫禁城城墙上幽美玲珑的西北角楼。在距这块地皮不足50米的地方，还 有一座昔日曾经在故宫里侍候过皇族的一些老太监们度过他们风烛残年的神秘院落。
沈家彝那时的收入，足够维持一个庞大家庭的开销的。从日本回国之后，他先后担任过大理 院推事、奉天高等审判厅长、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大理院民政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 长、法权讨论委员会顾问等要职。其间，因为业绩卓著，他还被授予过四等、三等、二等大 绶嘉禾章以及二等宝光嘉禾章。见《吴兴沈氏分徙金陵支谱》。就像先祖们 一样，他也喜欢看到家中儿女成群，但他的第 一位太太在为他留下三子一女后便撒手人寰。他很快又续娶了一位名叫丁懿的女子，她继续 为这个家庭添丁进口，直到沈家彝成为八个男孩和三个女孩的父亲。
1924年5月26日，或者说当那场导致家族成员离散的灾难过去71年之后，韩叙降生到这个世 界上。他是沈家彝的第六子。
北长街上的房子还没有造起来，沈家彝便接受了上海中国公学的邀请，前去担任它的法 律系教授。于是，留下来的繁杂的工程以及照看六七个孩子的事情，就全部要靠丁懿和她的 母亲来打理了。
由于他的妻子和年迈的岳母根本不可能再分出精力过问工程的事情，事实上，房子完全交由 他们选中的一家营造厂去建造。房子造好之后，从外表上看是相当堂皇的。宅子的地面大约 要高出街面一米，因此，在镶有铜质门环的两扇深红色的大门下边有四级台阶。门的两旁， 是托着球形装饰的两根柱子。整个院落的围墙上，加修了葫芦式样的女儿墙。走进门里，最 先看到的是一间给门房住的小屋和一个可以用来放置人力车的堂屋。绕过一面木制的影背， 整个院落的情景便都收进视野了。它选用的是标准的北京四合院式的格局，在一个大约50平 方米的院子四周，分别排列着一排南房，一排北房和东、西两排厢房。在房间朝向院子的一 侧，建有一圈顶端带有考究的装饰的回廊，这样一来，即使在阴雨天里，人们也可以不用雨 具而随意进出各个房间。大家搬进去之后，在院子里栽种了四棵榆叶梅，每当春天到来的时 候，它们总是花团锦簇，整个院落也因此显得生意盎然。然而，几年过去之后，支撑着回廊 的柱子便开始慢慢倾斜，人们发现这是当初施工时柱基埋得过浅的缘故。再后来，当房间的 墙皮开始剥落时，人们又看到了从中裸露出来的杂乱的碎砖块。大家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营 造厂大肆偷工减料，狠狠赚了沈家一笔钱不说，还给房子留下了一些无法修缮的恶疾。
从记事的时候起，韩叙每天看到的就是这所院落里的情景。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 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的父亲严格按照沈氏族谱中先人所议定的排名顺序为他的子女们命名 ，于是，所有孩子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崇”字。韩叙出生的时候，父亲为他起名为崇健。
尽管沈家彝一心想用他所推崇的严格的中国传统式教育去塑造这些孩子们，但他自己在上海 一住就是八年，对他们实在是鞭长莫及。而在北平的家里，性情宽厚的外祖母除去特别疼爱 一个外孙女和一个外孙子以外，对其他的孩子们则很少管束。至于他们的饮食起居，则由一 位老管家外加三个女佣和两个男佣尽心照料着。因此，和一般生长在典型的中国旧式大家庭 里的同龄人相比，崇健兄弟们除了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以外，还拥有大多数孩子所没有的自 由。
无拘无束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孩子们眨眼间就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那时，虽然沈家彝自己 才不过40岁出头，但他小时候进的那种老式学堂在偌大的北平城里早已荡然无存，好在他 对新式学堂并无恶感，于是，几个年龄稍小的男孩子都被送进了一所以19世纪法国实证主 义哲学家孔德的名字命名的私立学校。
孔德学校位于故宫东南侧的东华门大街上，从住的地方到学校要绕过半个紫禁城。家里的一 名男佣天天用人力车接送孩子们上、下学。每天中午，几个孩子都要聚到学校专门辟出来吃 饭用的两间大屋子里去，而家里的那位老管家则会分秒不差地把午饭送到他们手中。这位老 管家受雇于沈家几十年，他差不多已经把主人家当成了自己家。他每天都要把一个棉罩小心 翼翼地套在装好午餐的盒子上，然后带上它，沿着故宫的城墙步行到学校去。这段路他要走 上半个多小时，然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孔德学校的教育方法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学校的创办者们把办学实践和他们的哲学追求 融为一体，因为推崇孔德所倡导的寻求社会与个人和谐发展的思想，老师们号召学生视学校 如家庭，主张不给他们以过多的束缚，而是听凭他们按照个人的天赋尽情发展。这种情形使 崇健兄弟们得以继续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状态下，不过这和他们父亲对学校的期许却是相去甚 远了。
孔德学校的特色并非对每一个孩子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些孩子显然过分放任了自 己的天性。但崇健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从小就表现出了极强的自制力。尽管从一开始就没有 人督促他，但他却非常清楚什么对自己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 也因此深得老师们的喜爱。
不过他在自己家里却从来不是一个太讨家长欢心的孩子。因为长得比其他的几个男孩子 矮小，并且特别精明，家里的人在说笑间常常把他叫做“猴三”。或许是因为兄弟姐妹太多 的缘故，家长所能够给予每个孩子的感情实在是太有限了，再加上崇健刚好又不属于外祖母 和母亲偏爱的那种温顺、乖巧的孩子，所以他常常都不在她们关注的视线之内，而这一点恰 恰使他变得更有自主性和更加坚强。
在弟弟们的眼睛里，崇健是个不太好惹的哥哥。他的精明、细致，尤其是他的老成和善用策 略，常常会让他们觉得他不像是和他们在同一个家庭背景中长大的人。而且他总是十分坚定 地捍卫自己的某些原则，一点儿也不会因为对方比自己年幼而有所退让。最典型的一个例 子是，他认为一个人的物品必须保持整洁和放置有序，所以他的床铺和书桌从来都被收拾得 井井有条，而且他一向都是自己来做这些事情，从不让别人插手。当然，他也绝不允许任何 人去碰他已经整理好的东西，更不要说把那些东西换一个地方了。不过他的弟弟们总是忘记 这一点，他为此不知和他们发生过多少争执。
然而孩子们的世界里更多的还是欢乐，尤其是每年寒暑两个假期，更是快活到极点的日 子。女孩子们总是有她们自己消磨时间的方式，崇健的两个姐姐常常跑到要好的同学或朋友 家里去玩儿，而自己家里则成了几个男孩子们的天下。但是不论寒暑，最吸引兄弟几个的还 是 街对面的那条筒子河，它在他们儿时的目光里简直就是一个变幻无穷的世界。每逢夏季，他 们都要在长满荷花、菱角和鸡头米的水里捕鱼捞虾，而不时地在草间飞舞或栖息的各色各样 的蜻蜓更是偷偷地拿走了他们无数的时光。
年龄稍大一些的时候，他们常常结伴跑到更远的什刹海去玩儿。尤其是冬季，当宽敞的湖 面上结起厚厚的冰层以后，溜冰便成了最吸引他们的事情。后来，兄弟几个索性用自来水把 家里的院子泼成了一个冰场，尽管它既小又简陋，但已经让邻家的孩子们艳羡不已了。崇健 兄弟们并不打算独享溜冰的乐趣，每当天一黑下来，他们都会把回廊上的灯全部打开，然后 邀请那些要好的同学一起来滑。但是1935年的冬天，他们刚刚把冰场建好，便听说父亲要回 家过年了，这个消息使大家刹那间生出了一种少有的大祸临头的恐惧。为了迎接那位几乎没 有见过面的父亲大人的归来，他们忙不迭地找来铁锤和通条，又砸又撬地清除了那个已经被 冻得硬邦邦的冰场。这场拆除工程用去了他们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等到他们好不容易 把冰场弄得无影无踪了，父亲又说不回来了。尽管这只是虚惊一场，但父亲在他们心里引起 的恐惧，却使谁都打不起精神再去重建乐园了。
当这个冬季过去之后，父亲真的回来了，他们那无拘无束的童年便也永远地结束了。
沈家彝这次北归，是为了出任河北省高等法院的院长。从他踏进家门的那个时候起，就 意味着这里要改朝换代了。那些自由自在惯了的孩子们偷偷地打量着他们的父亲，他们看到 的是一张冷冰冰的、格外威严的面孔。尤其是他的目光，即使是在家里，也使他看上去像一 个无情的审判者。每当他用这种目光扫视几个孩子时，他们心里就像做错了什么事一样地感 到忐忑不安，令人备感压抑的日子从此开始了。
第一部分一
逐理想而去(2)
家中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那个让孩子们感到很亲切的院落在他们的父亲看来已经过 于破旧了，于是，他买下了紧邻着他们的另一座四合院，在经过一番修缮之后，外婆带着孩 子们都搬了过去。新买下来的房子被大家称作后院，而原来的老房子便成了前院。两处的房 子加在一起一共有30余间。父亲很快又找了人来彻底翻修前院，因为工程量大，工期拖得 很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前院才终于又焕然一新。
在请人修整院落的同时，沈家彝觉得他的几个孩子也需要好好修整一下了，当然他要亲自来 做这件事情。在他看来，这些孩子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实在是疏于管教，况且他坚持认为 传统教育是断断不可缺少的，于是，他把每一个星期天都变成了令孩子们感到恐惧和乏味的 日子。至少是在上午，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练习书法，并且学习用古文写 作。作文的题目都是沈家彝亲自从《论语》当中找出的警句。孩子们先要查阅一番注释才能 弄清那些警句的含义，然后再东抄西摘地拼凑出一篇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所云的文章，直到 他们用工工整整的小楷把文章抄好之后，才能拿到父亲那里请他过目。在没有得到他的首肯 之前，他们绝对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每当他们战战兢兢地过了父亲这一关的时候，都会感 到一种如蒙大赦般的狂喜。
这种令他们提不起丝毫兴趣的教育，在父亲威严的目光下被毫不含糊地继续着。每年的 寒暑假里，父亲还要额外布置一门功课，就是每天都必须背诵《四书》、《五经》里的一段 内容。晚上临睡以前，大家要轮流到父亲的房间里去接受检查，直到背得准确熟练以后才能 睡觉。孩子们常常弄到很晚还不能达到要求，父亲的脸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笑容，而且每个 孩子都尝到了体罚的滋味。
在崇健兄弟们的记忆里，父亲就像家中的暴君，他和孩子们在感情上始终都很疏离，或 者说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然而在沈家彝自己看来，父亲应该给予孩子的最重 要的东西不是感情，而是督导他们致学修身，以成大器。因此，父亲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 而这种权威则要靠严厉和距离来维护。于是，他把自己包裹在了一层厚厚的、坚硬的外壳里 ，而他对子女表达父爱的惟一方式便成了苛责。体罚成为他经常使用的手段，他坚信一则古 训“杖下出孝子”。然而他有时做得太过分了，他和前妻所生的一个儿子崇诲就是因为忍受 不了他的体罚而离家出走的。许多年之后，他最小的儿子崇毅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永远离开 了这个家庭。韩叙后来曾经用揶揄的口吻谈到过父亲的这种管教方式，他说：“如果说这种 方式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使人学会服从和忍耐，幸好一个人在组织里也是需要服 从的。”
不过事情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在忍受父亲冷酷无情的管教的同时，孩子们在书法和写 作方面的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慢慢地，他们终于可以偶尔从父亲那里听到一点赞扬了。不 仅如此，在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日子里，孩子们也或多或少地从他们的父亲那里承袭了一种严 谨、扎实的学风，并且懂得了勤奋的重要，而这些恰恰是使他们受益终身的。
当然，父亲对他们的管教并不仅限于学业，他还常常会在晚饭过后的时间里给他们讲些为人 处世的道理。他总是这样告诫他们：“一个人不能有太强烈的嗜好，不然的话，就会为满足 自己的嗜好做出许多不该做的事情。一个人也不能太贪恋钱财、名利和享受，如果贪恋它们 ，就会成为它们的奴隶。”据沈崇刚回忆。
这些话沈家彝并非只是跟孩子们说说而已，事实上，它们始终都是他自己严守的律条，这使 得他在旧中国贪污盛行、腐败成风的官场上一直保持着廉洁清正的名声。从1985年起担任了 9年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的著名法律专家倪征?NB235?，20世纪30年代曾在沈家彝任院长的 江苏高 等法院上海特区第二分院供职，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沈家彝的：“沈的精明 干练，办事认真是人所公知的。……沈在上海高二分院任内，奉公守法，御下较严，属下不 无微词，但他操守纯正，大事不糊涂。”沈家彝还在法院中印发过一封公开信，勉励同仁“ 清 廉自守，多亲学问，少事应酬”。尽管有人认为这是在作“官样文章”，但一些真正了解沈 家彝的人却认为他的确“总是为公”。参见倪征?NB235?《淡泊从容莅海牙》，法 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52页。当然，沈家彝本人是很为后一种评价而感到自豪的 。
不过要想在旧中国变幻莫测的现实政治中始终保持自己作为士人的气节和高洁的人品是要付 出代价的。尤其是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沈家彝就做出了不少在某些人看来是完全“不识 时务”的事情，比如当他的一些故旧力劝他出来为日本人做事时，他毫不犹豫地一一回绝了 ，因为他不可能为了贪图荣华富贵而放弃自己一向坚守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他的这 种选择给孩子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和他们谈起岳飞和文天祥， 他不断地对他们说：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做汉奸，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情， 就是再穷、再苦、再没有办法也不能做。他说：“我如果做了汉奸的话，你们一辈子都会抬 不起头来的，因为别人永远会说你们是从汉奸家里出来的人。”据沈崇刚回忆。 他宁肯冒着极大的危险，千里迢迢地把刚刚读完高中的儿子崇育和女儿崇宛送到昆明和 重庆去求学和谋职，因为在他看来，把他们留在一座被日本人占领的城市里是不会有任何前 途的。
一个颇为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孩子们憎恶父亲那过于严苛的管教方式，并且他们和父 亲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亲密的感情，他们最终还是带着父亲所期望他们具有的那些品质长大 成人了。即使是早已离家出走的哥哥沈崇诲，最终也以他的以身殉国抹去了他留在父亲心中 的大逆不道的印象。那起悲壮的事件发生在1937年8月19日，当时担任中华民国空军第二大 队十一中队副队长的沈崇诲在驾机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时，因为发生机器故障不幸脱离了机 群。当他发现自己飞机的尾部已经冒出滚滚浓烟时，他果敢地驾驶着飞机勇猛地冲向日军的 旗舰。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和冲天的火光中，他和敌人同归于尽。早已升到7500尺高空的战 友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壮烈的场面。一时间，沈崇诲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中影公司还以 他的故事为原型，拍摄了一部名为《笕桥英烈传》的影片。不过父亲在家中从来都没有向孩 子们谈起过这个哥哥的事情，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不想在孩子们面前对当年崇诲的离家出 走有任何的宽宥。
然而父亲也很难对他们有再多的影响了，他虽然传授给了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但是他所具 有的极其强烈的正统观念却使他无法为他们指出一条让人看到希望的人生之路。他或许会把 其他的孩子们继续送往国统区，就像他已经做过的那样。不过崇健并不想步他哥哥姐姐们的 后尘，他要自己选择人生的道路。在悄悄地告别少年时代的同时，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广阔 的社会——哪里有他可以交付一生的所求呢? 1937年夏天，就在崇健即将升入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北平在一夜之间落入了日本 人的手中，人们开始步入了一段长达八年之久的屈辱岁月。为了继续学习英文，沈家彝在第 二年将崇健从孔德学校转入北平育英中学，而进入这所有美国教会背景的学校的另一个好处 是，崇健不必像大多数孩子那样忍受屈辱的亡国奴教育，因为日本人暂时还无法像对待其他 学校那样插手这所学校的事务。
育英中学在北平是以高水准的工科和体育教育而著称的。凡是想进入这所学校的学生， 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当然，他们还要缴付高昂的学费。那些最终能够留在其中就读 的学生不仅学业出色，并且多半来自生活优裕的家庭。
根据考试成绩，崇健被分在了由分数最高的学生组成的甲班。让他感到意外和高兴的是 ，他在这个班里碰到了以前结识的一个要好的朋友。那个名叫潘超的男孩子只比崇健大半岁 ，但他却一直把崇健视为一个稚气未脱、不谙世事的小弟弟，这种印象一直被保留到他离开 北平去解放区时都没有改变过。
潘超很快就开始邀请崇健在放学以后到自己家里去玩儿，这种情形在班里的其他同学之间很 少见。崇健几乎立刻就喜欢上了潘家，因为他发现潘家的气氛和自己家的气氛截然 不同，那是一个使人感到温暖的家庭。潘超的父亲是一家相当有名的私人银行——国华银行 驻北平分行的经理，这家银行的主要股东是江浙财阀。崇健经常见到的是潘超的母亲，她是 一个很有修养并且慈爱宽容的女人。潘家的五个孩子都是在她的照料下长大的，她和每个孩 子都很亲近，并且从不在他们面前摆出一副威严的面孔。就像崇健很喜欢潘家一样，潘家的 每一个人也渐渐把他看做是自己家庭中的一员，即使他在潘家做错了什么事，他也一如往常 地受到欢迎。
1940年初，当崇健16岁的时候，宽厚仁慈的外婆患肺炎去世了。仅仅隔了35天，他的母 亲也由于悲痛过度引发了脑溢血，在昏迷一周后离他们而去，那一年她才56岁。外婆和母亲 的接连去世，对孩子们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尽管父亲一直都是家中的君王，但一个没有了 女主人的家庭便好似一个没有了灵魂的家庭，尤其是因为孩子们和父亲之间在感情上一直都 很疏远，所以随着外婆和母亲的离去，他们在感情上也失掉了归宿。
由于沈家彝坚持不为日本人做事，他的收入已大不如前。为了减少开支，他把大家都集 中到前院，也就是原来的老房子里居住，而后院很快就租给他的一个学生去住了。也许是让 他一个人支撑整个家庭的各种事务实在太困难了，在妻子去世还不到50天的时候他又续弦了 。然而那位吸食鸦片的继母和丈夫的前妻留下来的孩子们之间几乎没有建立起任何联系，而 且因为她的到来，崇健觉得自己和这个家庭之间的最后一点感情的牵连也被切断了。很快， 对于人生理想的追求就变得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起来。
这一年的秋天，班里转来了一位名叫张大中的学生，他比崇健大三岁。他的出现，使崇健第 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人，不过崇健是直到两年以后才知道后者的真实身份的。当年下半 年，张大中在班里发展了两名学生党员——饶毓菩和王湘，这两个人在后来帮助崇健进入解 放区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二年年初，育英中学党支部成立了，张大中担任了支 部书记。在这个支部的外围很快便聚集起了一批进步学生，崇健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1995年5月出版 ，第118页。
不过在育英中学期间，崇健和几位党员学生之间的交往似乎不像他的好朋友潘超那样密切。 由于比崇健更早地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潘超常常喜欢和党员学生们一起探讨一些有关时局或 政治方面的问题。应该说，这和潘超的家庭不无关系，他的父母不仅不限制他的阅读，而且 还把进步书刊甚至是革命书刊放在家里，孩子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它们，比如胡愈之的《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考察记》，这本书对潘超就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但是和崇健在一起 的时候，潘超却从不谈论政治问题，因为崇健的一脸童贞总是让潘超觉得他还远没有成熟到 可以谈论政治问题的年龄。就像是不忍心过早地打碎他童年的梦境，潘超始终都把他们的关 系限定在一种亲如手足的纯粹的友情里。
1941年初，张大中领导下的育英中学党支部开始在学生中组织起了小型的读书会。读书 会的成员们相互传阅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和进步文艺方面的书刊。虽然没有迹象表明崇健是 这类读书会的正式成员，但是他的弟弟们刚好也是在那个时期发现他开始偷偷阅读进步书刊 的。为了瞒过自己的父亲，他的行动相当隐秘，除了常常忍不住要去翻动他的东西的弟弟们 以外，家里的其他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就是在那个冬天，沈家彝忽然觉得家中的几个男孩子在名字以外也应该有个号了，他很 难得地想要先听听孩子自己的想法。不过崇健的几个兄弟对此事的反应十分冷淡，因为在他 们看来，这无非是在满足父亲的一种喜好罢了。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崇健对这件事却表现 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很快就提出来希望自己的号里有一个“洪”字，比如叫效洪或希洪，这 显然和他当时正在阅读的一些进步书刊有关，他是想借此表达自己的人生追求。但这并不符 合父亲的想法，父亲希望看到的是，他的几个孩子们都能够像他那样尊崇古代的圣贤。因此 ，他最后赐给每个孩子的号里都隐含着一位圣贤的名字。从崇健开始，兄弟三人的号依次是 叙韩、慕颜和希孔。其中的韩是指韩非子，颜指颜回，而孔则是指孔圣人了。不过这些孩子 们在后来的选择显然让沈家彝觉得自己的希冀落空了。
第一部分一
逐理想而去(3)
外婆和母亲去世以后，崇健比以前更经常地出现在潘家。他和潘超之间依然不谈论政治问题 ，但他们却谈论过前途。潘超从他阅读过的一些进步书刊上知道了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尽管 他并不了解这个观点的确切涵义，但他开始意识到经济的重要。于是，他打算在中学毕业之 后报考大学的经济学专业，而他选中的学校则是在北平享有盛名的燕京大学，这不仅是因为 它在当时不受日本人的控制，更重要的是，那里曾经是“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他把这 些想法告诉了崇健，在中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崇健和自己的好朋友选择了相同的志愿—— 燕大经济系。
1941年夏天，风光旖旎的燕京大学迎来了它自抗战爆发以来在北平招收的第五批、同时 也是最后一批学子。在日本人铁蹄践踏下的北平城里，燕大已经成为一座美丽的“孤岛”。 尽管这时距离它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大门还有不到100天的时间，但是这座著名的学府依然保 持着高贵的气度。那种在风雨飘摇中显露出来的从容不迫和在高压统治下的我行我素，使每 一个慕名走进燕大校门的学生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尊严的力量，而保持尊严在一座已经沦陷多 时的城市里是多么重要。那其实是燕大历史上一段最为艰难的日子，学校已经被迫改变了过 去的许多做法，然而它尽量不使这些变化影响到依然对它寄予极大期望的学生们，它一如既 往地恪守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这使当时一批优秀的青年人得以在烽火连绵的 北方寻找到一方难得的净土。
在燕大自由的空气里，崇健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身心的解放，他终于离开那个令人感到 压抑和冰冷的家了。他和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潘超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不过当他们可以朝夕相 处的时候，他们却仿佛在一夜之间长成了大人，玩耍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诱惑，他们埋 头于汲取知识，并且开始思考一些重要的人生问题和寻求救国之道。他们在白天甚至很少照 面，因为潘超不大到课堂上去听课，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燕大的图书馆里。那里收 藏着许多人们在其他地方已经很难看到的书刊，其中最吸引潘超的就是关于中国革命和“一 二·九”运动的各种读物。
但崇健依然是一个守纪律的学生，他总是按时去听每一堂课。不过他在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 潘超在图书馆里得到的少，就像燕大并不禁止图书馆向学生出借进步书刊或革命书刊一样， 它同样也不限制教授们按照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去教导他们的学生。尽管校方的初衷 是希望在一种西方式的宽松氛围下向中国的年轻人灌输西方的意识形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燕大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对崇健个人来说，很幸运的一件事是他在燕大接触到了一些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 救国主张和长期同情中国革命的进步教授。在他们当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就是经济 系的林迈可教授。
在燕大许多学生的印象中，林迈可教授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事实上，他的确出身于英国 的一个绅士家庭。但林迈可的父亲不仅是一位男爵，他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并且在牛津大 学的贝里奥学院担任过15年院长。林迈可本人也毕业于牛津大学，他非常喜欢无线电，他 的寓所也因此成为燕大的党员学生们常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在他那里收听短波新闻，然后再 把从中了解到的抗日战场上的消息传播给其他的进步学生。就在燕大被日本人强行关闭的当 天凌晨，林迈可和另一位英籍教授班维廉一同从西山进入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且受到了 聂荣臻司令员的接见。班维廉甚至还给八路军的通信部队上过大半年的物理课。
操着一口浓重的牛津腔，并且总是衔着一只烟斗，这就是学生们看到的讲台上的林迈可。他 讲授的是经济学说史，其中既包括古典经济学，也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但他显然对马 克思的学说评价更高，他告诉他的学生们，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迄今为止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最科学、同时也是最正确的理论，他说他是在对各种学派的学说体系做过认真比较之后 得出这个结论的。参见《燕大文史资料》第9集。
林迈可的这个看法对崇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应该说，这位令人尊敬的英国教授是将 他的兴趣导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初的人。崇健开始阅读他所能找到的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书籍，他很快就被马克思所描绘的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美好前景深深地吸引住了。但 是中国社会的残酷现实却将他置于一种比以前更强烈的痛苦之中，他甚至一度认为，马克思 所说的理想社会不过是又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然而就在这时，崇健得到了一本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是在燕大学生中被争 相传阅的主要书籍之一。书中所记述的一切都是崇健以前闻所未闻的，当他第一次知道了中 国有一个政党正在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且已经在中国的西北部建立 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时，他所受到的震撼是终身难忘的。正是这本书使他开始意识到， 在马克思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和中国的严酷现实之间已经有了某种路径。几十年之后，当他和 外宾谈起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时曾经说：《西行漫记》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 从那时起，他在内心里萌生了要投身到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伟大事业中去的人生理想。
几乎在这同时，崇健发现燕大校园里就活跃着一些共产党人，而且尤其令他高兴的是，他多 年来的同学张大中、饶毓菩、王湘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由于同时考入了燕大经济系，他们 三人的宿舍就在崇健宿舍的斜对面。这个发现使崇健觉得，他离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又 近了一步。他们之间的交往比在育英中学时密切了许多，而且大家常常在一起讨论一些有关 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崇健很快就向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表达了入党的愿望，不过他在后来谈 到这件事时说，他当时提出入党的要求并不是成熟思考的结果，而主要是出于好奇和追求浪 漫的想法。
在燕大的这段日子成为崇健早年经历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他开始选择自己的人生道 路时，他很幸运地首先选择了燕大，这使他避开了很多像他那样出身于官宦家庭的人所走过 的曲折道路，而是直接找到了一条通向光明前景的捷径。他本来应该在燕大完成自己的学业 的，但时局的变化却使他大大加快了投身革命的步伐。
1941年12月7日清晨，当夏威夷群岛刚刚从电台播放的优美的晨间乐曲声中醒来时，设在瓦 湖岛南岸的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突然遭到了日本轰炸机群的偷袭。在长达1小时50分钟的 爆炸声响过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过半。消息立即被传回了美国本土，罗斯福 总统在举国震惊中把这一天确定为美国的“国耻日”。12月8日，美国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 票批准了总统提交的对日宣战请求，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原本就岌岌可危的燕大，在日美进入战争状态的几个小时之后便沦为日本人的俎上之物 。9日凌晨，日本宪兵对燕大实行戒严，并且逮捕了包括校长司徒雷登在内的 20余名师生 。当天下午，全体学生被分批集中到学校西门内的广场上接受检查，然后便被强行逐出校 门。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遣散回家的学生们重又面临着一次选择。崇健很快就转入了父亲 担任教务长的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继续就读，而他的好朋友潘超却做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决 定。
在燕大被封闭半个月之后的一天下午，潘超敲开了崇健家的大门。尽管他十分不喜欢那 里的令人压抑的气氛，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他觉得他必须向他最要好的朋友告别，因为 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踏上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旅途了。除了他的初恋女友之外，他没有 将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任何人。他的母亲以为他只是去北海滑冰，而崇健则以为他不过是顺便 来看看朋友，或者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为了请自己帮他把冰鞋送回家。
当天晚上，崇健果然拿着冰鞋去了潘家。但他马上就发现潘家的气氛有些不同寻常，大 家正在焦急地四处打听潘超的下落。直到很晚的时候，他的母亲才终于从和他一起去根据地 的一位同学家里得知了真相。这个结果使潘超的父母多少放下心来，他们显然并不反对儿子 的选择。不久之后，他们的另一个儿子也成为北平地下党的党员，甚至就连潘家也成了地下 党领导的北平“学委”的秘密活动地点。
最好的朋友的离去，在崇健内心的感情世界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同时也使他对那 个截然不同的新世界又多了一重向往。潘超走后，他不仅没有疏远潘家，反而去得更多了。 从崇健的角度来讲，他的确是把潘家当作了自己感情的归宿。
当然，在这同时他更加急迫地寻找着的还是自己人生的归宿。他和已经转入医学院的饶毓菩 之间始终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并且继续参加读书会的各项活动。他发现在潘超之后他们当 中不断地有人销声匿迹，而且他已经从饶毓菩那里得知，潘超在几个月前正是和张大中、王 湘一起去解放区的。于是，他也开始在暗中做着出走的准备。1942年8月中旬的某一天， 崇健终于也从家中消失了。他走得同样无声无息，事先并没有谁发现什么特别的征兆。家里 人找遍了他们所能想到的每一个地方仍然一无所获，最后，人们在家中的一个废纸篓里发现 了一张被他扔掉的已经撕碎的便条，大家将碎纸片拼在一起之后，才终于从他所写的内容里 猜到了他的去处。
1947年夏天，他和弟弟崇刚在天津相遇了，当崇刚问起他当年为何要离家出走时，他只是很 简单地解释说：“我怕和大家失去联系。”这个解释也许已经足够了，对于一个在迷茫中好 不容易找到人生理想的人来说，他是会不顾一切地逐理想而去的。
又是一个秋天到了。枯黄的落叶开始在风中婆娑起舞，它们不时地在院子里划出“刷刷”的 舞步声。佣人们开始把年初收起来的、在冬天取暖用的炉子和烟囱拿出来擦拭、安装。当家 里的人再聚在一起的时候，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他连棉衣棉被都没有带，天冷的时候该怎 么过呀!”当然，他们那时还无法想像，崇健已经投身到一种多么火热的生活里去了。
第一部分二
解放区的外交实践(1)
（1942年8月—1949年10月）
——1942年8月从秘密通道进入晋察冀边区
——更名韩叙
——194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9月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秘书，开始介入外事工作
——1946年初参加军事调处工作
——1946年3月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1947年7月担任解放区救济总会驻天津代表处秘书
——1947年底调往解放区救济总会驻石家庄办事处
——1949年初参与筹建北平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
——1949年10月1日受命向苏、美、英、法等国驻北平总领馆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照会
从不被觉察地走出家门的时候起，崇健就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踏上一段崭新的人生旅程 了。作为他所要度过的漫长的革命生涯开端的，是一段充满神秘、惊险甚至不 乏浪漫色彩的经历，这和他最初对投身革命的想像十分吻合。
根据事前的安排，崇健将和曾经担任过燕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的董鲁安教授一起乘火车 前往保定，因为这个坐落于北京南部150公里的古城是进入晋察冀边区的秘密通道的第一站 。那一天，一共有l0个人分头从北京的四个车站登上了开往保定的列车。韩叙自 传及《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第145页。在 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之前，人们一共要经过三个这样的交通站。这条秘密通道是中共中央晋察 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在1942年5月份刚刚开通的。在抗日战争结束前的三年时间里，经由 这条通道进入晋察冀边区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大约有400多人次。
当崇健等人陆续抵达保定之后，他们在两名富有经验的交通员的带领下继续向晋察冀边区的 边界地带进发。这两名交通员经常伪装成商人，穿梭在根据地至保定沿线的各个城镇和村庄 之间。大家在他们的护送下，安然通过了各道关卡，并且在傍晚时分赶到了位于边界地带的 一个小村庄。
接下去的一段路程是此行当中最为危险的路段了，大家将要在夜色的掩护下穿过敌人设置在 满城县城附近的一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实际上是一条宽和深各约七八米的深沟，它是当时 绵延在整个冀中平原上的长约400多公里的沟壑的一部分。日本人在一些重要的道口安装了 吊桥，这些吊桥只在白天被放下来让行人通过，但是所有的人都必须经过搜身检查，而当夜 幕降临之后，任何人都不准在沟壑之间穿行了。为了防止有人在夜间越沟，日本人在沟壑的 两旁修筑了炮楼，炮楼之间的距离大约在一公里左右，它们可以把整条封锁线都置于自己的 火力射程之内，这是日本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对冀中平原进行了“五一大扫荡”之后 推行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在通往晋察冀边区的秘密通道开通初期，经由交通站安排进入解放区的人们都是在八路 军或地方武装区小队的火力支援下强行穿越封锁线的。但为了确保像董鲁安教授这样的重要 的党外知名人士的安全，满城交通站做了特殊安排，即由晋察冀第一军分区驻扎在满城地区 的第三团派部队包围两边的炮楼，并用重武器对它们实行火力封锁，然后再由交通站的武装 交通队护送董鲁安一行过沟。
夜幕降临后，大家在接应人员的带领下匆匆上路了。他们急行的身影出没在夏日原野上 那些尚未收获的黑压压的玉米地里，庄稼叶掠过他们身体时发出的“沙沙”声，几乎立刻就 被湮没在了青蛙和蟋蟀的鸣叫声中。急行了大约10公里之后，他们在凌晨时分到达了封锁 线附近。借着隐约的星光，崇健看到在黑暗中晃动着许多人影，那是将要掩护他们通过封锁 线的八路军战士。大家在一座村庄的边上停下来稍事休息。没有人出声交谈，但是人人都能 通过被压低了的喘息声和身体的气息感觉到彼此的存在，兴奋和紧张使崇健清晰地听到了自 己心脏的跳动声。
“整队前进!”随着一道低声的命令，大家迅速起身，崇健等人的前后很快就聚集起了一些 武装交通员。队伍行进的速度越来越快，终于，所有的人都开始跑了起来。“准备过沟!” 随着这道新的口令，人们在沟边迅速排成一队。武装交通员把用空干粮袋结成的绳索绑在每 个人的腰间，先把他们从一侧放到沟底，然后再从另一侧把他们拉上去。看来，八路军的火 力威慑相当起作用，在大家通过封锁线的过程中，两边的炮楼就像无人把守一样寂静无声。 当所有的人都安全过沟之后，大家又跑步急行了两公里，崇健发现，那些护送他们的八路军 战士开始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夜色中，这似乎是在告诉人们：危险已经过去了。
当天开始蒙蒙发亮的时候，一座村庄出现在人们眼前，只见村庄的墙壁上醒目地写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抗战进行到底！”的标语，大家意识到，他们此刻已经站在解 放区的土地上了。董鲁安教授忍不住兴奋地高声说道：“我终生的意愿实现了！朝闻道，夕 死可矣！”
接下去的几天，崇健等人依旧是在行军途中度过的，他们开始向晋察冀的腹地平山县进发。 此行大约要穿过七个县，尽管行军本身已经远不像第一天晚上那样紧张和充满危险了，但像 这样的徒步跋涉对崇健来说仍然够得上是一次小小的考验。因为不习惯走长路，他的双脚上 打满了水泡，每走一步都感到疼痛难忍。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情绪，他一路上都在和大 家兴奋地谈笑，并且还不时地照顾年长的董鲁安教授。
大约七天之后，他们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位于平山县境内的一个叫做老坟沟的村子 ，这里就是开辟和安排他们通过秘密交通线的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所在地 。他们一行受到了真诚、热情的欢迎。作为对这些刚刚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的人的思想洗礼 ，城工委向每个人分发了一套学习材料，其中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所做的 一个著名演讲《论持久战》，以及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论新阶段》 ，此外还有一批被汇编在一起的“整风”文献。
崇健带着强烈的好奇反复阅读了这些材料，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到毛泽东的著作和中 国共产党的文件。他力求领会它们的内容和实质，当然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他做到的另一件事却给当时城工委的负责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居然可以流 利地背诵长达五万多字的《论持久战》。那位负责人后来曾多次向来往于老坟沟的人们谈起 过他的惊人的记忆力。
不过那些有关“整风”的文件却使崇健要求入党的热望暂时冷却下来，他意识到入党并 不像自己以前认为的那样是一件新奇和浪漫的事情，它可能首先就意味着要经历一番思想改 造，以确保每一位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同党保持一致，这显然是他从未想到过的 。碰巧的是，由他的两位同学张大中和王湘负责的一个临时党支部刚好在此时正式讨论了他 的入党问题，支部成员们一致决定由王湘负责培养并介绍他入党。但是当王湘代表支部同他 正式谈话时，他很委婉地表示：“我目前还不够条件，让我锻炼一个时期再说吧。”由于担 心入党会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受到束缚，他在保持个人自由和入党之间暂时选择了前者。 韩叙自传。
然而，在入党问题上的犹疑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崇健投身革命的热情，恰恰相反，他认为 即使不入党，在根据地一样可以大有所为，特别是当和他一起前往解放区的董鲁安教授当选 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的副议长之后，他对这一点更加坚信不疑了。作为抗日战争期间边区的 最高权力机关，参议会的所有成员都由边区选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其成员必须按照严格的 “三三制”原则构成，其中共产党员占1/3，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1/3 ，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而另外的1/3则由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构成，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 级和开明士绅。参议会不仅负责制定各项重要的政策和决定应兴应革事项， 而且还负责选举边区政府机构并监督其执行参议会决议的情况。崇健从董鲁安教授在边区政 权中担当重要角色这一事实中感受到了边区政权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极大的包容性，他觉得以 党外人士的身份参加革命工作似乎是一种更适合自己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本身看上去有 些不合潮流，但崇健从来都没有打算做个投机者。不过，接下去的系统的学习和边区艰苦而 充实的战斗生活，很快就彻底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想法。
在老坟沟的晋察冀分局城工委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崇健被安排到华北联合大学下 设的法政学院学习。他在入学表格上的姓名栏里填上了一个新的名字——韩叙，这是他将父 亲给他起的号“叙韩”两个字颠倒过来的结果。有趣的是，他的这种做法在沈氏兄弟中开了 一个先例，几年之后，当他最小的弟弟崇毅参加革命时，也将自己原来的号“希孔”两个字 颠倒过来，更名为孔希，这成了他们同自己的过去告别的一种方式。
位于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境内的华北联合大学是当时解放区惟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除了 法政学院以外，它还设有文艺和教育学院。在从1939年成立到抗日战争结束的六年时间里， 它先后为中国革命培养了8000多名学生和大批在职干部。韩叙在这里系统学习了政治理论、 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虽然这个时期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它对韩叙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课堂上的学习仅仅是他受教育的一部分，而解放区本身则是一所更大的学校。
即使对一直生活在根据地的人们来说，1942年也是一个异常艰苦的时期。由于日军在年 中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残酷的“扫荡”，根据地的面积比前一年缩小了很多，而且就连那些 剩下的区域也处在日伪军的严重分割、包围之中。面对敌人的不断蚕食和骚扰，华北联合大 学开始了频繁的迁徙。不仅如此，师生们同时还经历了一场几乎从未有过的严重的粮荒，他 们每天只能吃到两顿用高粱米煮成的稀饭和黑豆饼。对于像韩叙那样过惯了衣食无忧生活的 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对意志和信念的严峻考验。但韩叙对此并没有感到难以忍受，相反， 他的脑子里依旧充满了浪漫的想法，他认为只有过上一段艰苦的生活才有可能实现当英雄的 梦想。韩叙自传。
日益严重的粮食匮乏使华北联合大学不得不缩小了自己的规模——1942年11月，晋察冀 分局 决定暂时解散法政学院和文艺学院，将学员们充实到基层和连队。这一年年底，韩叙被分配 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他在那里继续学习了三个月。在其后的几年间，他经历了频繁 的调动，不过他主要从事的是文化教员和干事的工作。尽管他没有机会参加主要的战斗，但 他却参加过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他和战友们一起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乐观的心态使他 们更愿意用打油诗的方式来描述艰苦的现实：“一身虱子两脚泡，枕个砖头好睡觉。”
不过这种情况在1943年上半年就开始逐渐好转，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根据地成功地实行了 包括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建立“三三制”政权以及发展生产在内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 。与此同时，由于在军事上采取了将主力部队和地方民兵相结合的新的武装力量配备方式， 并且成功地运用了变幻无穷的游击战术和深入到敌后作战的方针，根据地开始迅速收复失地 ，到了1943年下半年，根据地的规模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大“扫荡”以前的状况。1944年， 战场形势进一步好转，随着近万个村庄的相继解放，人们在100多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 政权，八路军正规部队和民兵武装的人数迅速增加到了近70万。
第一部分二
解放区的外交实践(2)
韩叙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并且亲身参与了这场伟大而艰苦的斗争，他从中获得的 感受是真实而丰富的。他不仅看到了革命事业大发展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他还看到了革命 事业之所以迅猛发展的背后的原因：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被组织起来的人民，有了能够带 领这些人民为他们的共同理想而百折不挠地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是由一批高尚无私 、意志坚强、严于律己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组成的。他们不仅有力量摧毁一个黑暗的旧世界 ，而且还有力量建设一个充满光明的新世界，就像他们已经在解放区所做的那样，组成一个 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民主、进步和廉洁的政府，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人与 人之间平等、和谐、友善……而所有这一切，把他关于理想社会的朦胧想像变成了活生生的 现实，他意识到这就是自己所要寻求的东西。正是这样的事实和感悟，使韩叙的思想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他不仅越来越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且还渐渐放弃了继续留在党外 的想法，他决定把自己毫无保留地融入到革命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去，他 相信这项事 业需要更多的人为她献身，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个人的生命才会变得更加富有意义 。在解放区这个大熔炉里，韩叙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思想的熔炼，这使他走完了从一个追求进 步的青年学生到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历程。在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42团担任国 文教员期间，他向党组织郑重提出了入党申请。1945年2月，他被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在 经过了大约半年的组织考察之后，他于同年8月被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7年，当韩叙在天津意外地遇到了已经五年未曾见面的弟弟崇刚时，曾经兴奋而热切 地向他谈起过自己在解放区的诸多感受。他竭力劝说崇刚也尽快加入革命组织。他说：个人 的力量是渺小的，而组织的力量才是强大的，要想改变中国的面貌，要想事业成功，就必须 加入到组织中去。崇刚并不反对哥哥所说的这番道理，但是他对付诸行动还有些犹豫不决。
“我现在不论做什么事情，即使是反政府的事情，终归也还是个人行为。”他这样对韩叙 说，“可是一想到加入某个组织，心里就会有一种叛逆感，因为这至少是对家庭、尤其是对 父亲的背叛。”韩叙对崇刚的这种感受表示理解，尽管他没有谈到自己，但是崇刚相信，同 样的体验韩叙当初也一定有过。据沈崇刚回忆。
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44年起步入了一个新的战略发展阶段，与同一时期国际反法西斯 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态势相呼应，八路军也开始在中国战场上发动了对日军的局部攻势作战 。尽管日军的力量仍很强大，但是人们显然已经看到了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的曙光。 中共中央开始周密地考虑抗战胜利以后的各项重大战略部署，虽然很多情况还难以预料，但 是不论胜利后出现哪种局面，对于干部的需要都是十分迫切的，于是，大批干部被送往各类 学校，去接受战后有可能从事的各种工作的技能培训。
1945年3月，韩叙被送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联络处的英文训练班，接受从事英文翻译工 作的强化训练。当他在半年后离开这个训练班时，他的英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当年9月份 ，他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联络处的联络科担任秘书，应该说，这是韩叙一生中的又一 个新的和重要的起点，他因此成为最早介入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人员之一，而这显然掀开 了他后来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的序幕。
联络处又称情报处或二处，而联络科则是这个处下设的专门负责处理各项涉外事务的部 门，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外交机构。韩叙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接待一些访问解放区 的国外进步人士以及志愿帮助解放区的外国医务工作者。尽管这种交往是属于民间性质的， 但他却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从事外交工作的基本训练。
大约也是从这个时候起，韩叙开始了他和美国人打交道的历史。美军观察组1944年 夏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的调查组。 派住华北地区的观察小组是他所接待的第一批美国客人。这是一个由11人组成的团体，组 长是一位名叫德穆克的美军上尉，他后来成为美国的一位亚洲问题顾问。中共方面陪同德穆 克一行的最高官员是后来曾经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 长的耿飚，他当时是晋察冀军区的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长，而韩叙则是人们为这个观察小组配 备的三名翻译之一。
不过在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之间的早期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段交往发生在从1945年 12月至1947年1月的“军事调处”期间，当然这同时也是韩叙同更多的美国人打交道的时 期。在历时一年多的“调处”过程中，由解放区培养出来包括韩叙在内的大批干部都被投入 到与此有关的工作中去，人们后来发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成了第一批进入新中国外交部 的外交官。38年后，当韩叙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时，他的这段经历经常被人们提起。
这段早期的交往关系是从194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乔治·马歇尔飞抵重庆 时开始的。这位备受瞩目的美军五星上将要扮演的是国共之间的调停人的角色，他的使命是 防止在中国已经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局部军事冲突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并且最终促成一 个由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的产生。尽管美方的意图是将中国共产党统一 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框架之内，但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愿意为有可能延续的战后和平局面付出真 诚的努力。周恩来提议成立一个由三方人员共同组成的停战委员会，并由美方担任调解人， 就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以及受降等一系列问题共同商讨解决办法。1946年1月5日，由周恩来 、马歇尔、张治中组成的军事三人委员会正式成立，三方于五天后达成停战协议。在这个委 员会的监督下，若干个停战执行小组开始频繁地飞往每一个发生冲突的地区进行调停。
当然，周恩来本人也经常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各地。1946年3月1日，他和马歇尔、张治中 等一行30余人飞抵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张家口，听取第五执行小组的汇报。在聂荣臻司 令员为迎接他们到来而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韩叙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一个对他的一生影 响最大的人，而这一天也因此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但他后来一直都是如此谈论这个时刻的。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清晰地回忆起了那一 天的情景。如果说，《西行漫记》使他第一次发现了一条现实的人生道路的话，那么见到周 恩来则使他找到了最完美的人生楷模。他正是从周恩来的身上懂得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共 产党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他后来有机会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并为他安排各种重 要的出访和会见。他越是接近周恩来，便越是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倾倒。他常常在周围的人们 、也包括他的家人们面前流露出他对周恩来的敬仰之情，周恩来去世多年之后，当一直生活 在美国的哥哥沈崇育回国探亲时，他送给对方的礼物竟然是一套厚重的英文版《周恩来选集 》。
1946年3月，韩叙被调往军事调处执行部南口小组任翻译。南口是位于北平西北郊 的一个很小然而却十分重要的城镇，它的南侧是耸立在山西高原和华北平原之间的太行山脉 ，东侧是海拔1000多米的燕山山脉。如果说，北平刚好位于这两道天然屏障的交汇处的话， 那么南口就是从西北方向进出北平的咽喉要塞，这种重要的地理位置向来都使它成为兵家的 必争之地。韩叙在南口小组工作了大约半年时间，其间他还曾受党组织的委托到北平做过争 取父亲的工作，因为当时有关方面有意邀请沈家彝担任北平《解放日报》的法律顾问。看到 已经失去联系几年的儿子平安归来，父亲固然感到安慰，但他却显然不赞赏儿子的选择，当 然，他更不会对儿子带来的消息感兴趣，他很固执地谢绝了邀请。这一次北平之行的结果使 韩叙感到相当失望，不过他却从此恢复了与姐弟之间的联系，他甚至还去参加了姐姐崇寄的 婚礼。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韩叙把在南口小组工作的一批美国军人变成了自己的朋友。他曾经 请他们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写在了他随身携带的一些面额不等的纸币上。那些纸币被精心地 保存下来，人们至今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出他的那些美国朋友的名字：阿瑟·J?汉 比上校、道格拉斯·C?凯特林、阿历克斯·凯米亚克、杰克·马奇、托马斯·J?弗尔 、罗伯特·D?威尔斯、罗伯特·E?托比、约瑟夫·V?翰菲罗、琼·海尔勒、杰克· 迈克 布莱德、约翰·奥若顿、琼·史密斯、乔治·罕隆、斯坦利·罗德斯……1985年，当韩叙以 中国驻美大使的身份赴华盛顿就任时，他曾经随身携带着这组私人藏品，并且专门委托美国 有关部门帮助他查找过当年那些美国军人的下落，但遗憾的是，他后来没能得到他们当中任 何人的消息。然而这个小小的插曲却将38年前的一段历史和现实巧妙地联系到了一起，那 些被韩叙保存下来的纸币不仅记录了他和十几位美国人之间的友谊，而且成为一种真实的历 史见证，它使人想起了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曾经有过的一段能够令人产生愉快回忆的交往 ，而在这段交往中，韩叙刚好是以友好者的姿态出现的。果然，许多美国人都注意到了他的 这样一段经历，并且因此对他产生了一种亲近感。他们认为，韩叙的一生都和中美关系紧密 相连，他是在他那个时代为中美友谊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士之一。而作为 他和中美关系的这种不解之缘的起点的，恰恰是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参与美国和中国共 产党首次合作的经历——这段经历在美国人看来是富有传奇色彩的。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段能够使人产生愉快回忆的历史却是以一种并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结束 的。美方在看上去不遗余力地扮演国共之间的调停人的角色的同时，却又自相矛盾地将价值 大约5亿美元的所谓军用剩余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给国民党政府。这种对其中一方的实质上 的偏袒和支持，最终使一切调处工作都变得徒劳无益。当蒋介石认为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军 事力量发动一场全面内战时，马歇尔的调停也就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1946年8月，这位 沮丧的五星上将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公开宣布调处失败。五个月 后，马歇尔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握别了那位使他陷于败局的中国的大独裁者，情绪低沉地匆匆 登上了一架已经开始发动的飞机，而留在他身后的则是一块烽烟迭起、兵车遍地的巨大的战 场。然而令美国政府多少感到宽慰的是，历时八个月的调处至少使蒋介石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去部署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但它显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人赢得的则是更重要的东西——人 心。而与军事调处失败同时发生的事情是，美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正式联系的大门也从 此被关闭了25年之久。
尽管从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的那个时候起，军事调处执行部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但它直 到1947年的2月份才完全停止工作。然而停战小组的工作结束的则要早得多，在马歇尔和司 徒雷登的联合声明发表后的第二个月，韩叙便重新回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秘书处。大约半 年之后，他被调往华北联合大学的外语学院担任英文教员。不过这段教学生涯似乎只是韩叙 早年经历中的又一个极其短暂的小插曲，它只持续了三个多月便结束了，他被重新调往外事 部门，并且终其一生都未曾离开过。
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往往是深重而持久的，尤其是一场延续了六年之久、并且波及全世界 4/5人口的战争。为了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赈灾救济工作，刚刚组建起来的联合国便成 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旨在“使因联合国武力克复或敌人退却而 获得解放地区的人民立即获得衣、食、住的资助，防止瘟疫与恢复健康，筹备安置无家可归 的难民及战俘，协助复兴紧迫需要的工农生产”。用于善后救济的经费，来自联合国中那些 未曾遭受战争蹂躏的会员国的捐赠，其总额大约在20亿美元左右，而这笔款项的1/4将被用 来援助中国。
第一部分二
解放区的外交实践(3)
为了执行对中国的援助计划，联合国救济总署特别设立了中国分署，它由数百名来自几 十个国家的各类专家组成。与此同时，蒋介石政府也成立了一个相应的工作机构——行政院 善后救济总署。但它显然无权决定对解放区的援助问题，而后者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破坏及损 失程度使它有理由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援助，于是，延安在原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的 基础上也成立了一个相应的工作机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它的英文名称的缩写(CLARA )“珂莱拉”听上去就像是一位妙龄少女的芳名，不过人们似乎更愿意称它为“解总”。它 由包括周恩来、董必武、李富春等15人在内的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解总”的办事 机构最初设在延安的杨家岭，但它很快就在上海、天津和石家庄等一些重要的大城市设立了 派出机构。
1946年上半年，当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由重庆迁往上海之后，“ 解总”的主要工作也逐渐从杨家岭总部转移到上海办事处。这个由“解总”秘书长伍云甫担 任负责人的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与联合国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就救济物资的分 配及发放问题进行谈判，不难想像，这场谈判从始至终都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关于救济物资的分配比例是当时谈判的主要问题之一，根据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分配原则，它 所提供的救济物资必须依照被救济地区人民的相对需要公平分配，而不得因为任何理由对任 何人有所歧视，尤其是不得有政治信仰方面的歧视。如果这项原则真的被遵守了的话，解放 区就将获得救济总额的3/5，但实际上这个比例只有区区2％。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 立场与他们在调处问题上的立场如出一辙，他们只知道把大量的救济物资交给蒋介石政府， 但却根本不在乎后者将那些物资用于发动内战。
黄河归固复堤的问题是谈判的另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的是从救济物资当中提供复堤所需的 工程款项、重要物资以及对必须迁徙的居民发放迁移和安置费等一系列事项。蒋介石政府企 图将此事变成一个分割乃至消灭解放区的阴谋，他们不仅不履行已经签署的有关付款协议， 甚至还对工程所涉及的区域屡屡发动军事进攻。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上述行为同样采取了纵 容态度，这显然助长了后者的气焰，并且使中国更快地滑向了内战的深渊。
韩叙是在“解总”成立两年后被调往它的天津代表处担任英文秘书的。和“解总”驻上 海办事处相比，天津代表处要小得多，事实上，它的常驻工作人员通常只有代表和秘书两个 人。不过这个代表处的工作也相对单纯一些，它主要负责救济物资在解放区范围内的分配、 运输、发散以及与黄河归固复堤工程有关的具体事宜，此外，它还负责接待进出解放区的外 籍人员和国际友人。
后来被人们称作新中国外交界元老之一的王荫圃是这个代表处的负责人。他从事涉外工 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初期，他当时是两位著名的自愿援华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和 柯棣华大夫的翻译。军事调处期间，他曾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的翻译科长。他的 外表常常会使人误以为他是一位陕北农民，但实际上他却精明干练，并且非常善于结交各种 朋友。碰巧的是，王荫圃和韩叙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当然，他对自己手下的这个年轻人的才 干相当赞赏。作为他的主要助手，韩叙后来有机会参与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工作，其中 包括组建第一个官方外交机构——北平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
人们在位于英租界内的利顺德大饭店里可以找到“解总”驻天津代表处的办公地点，它 的门牌号码是111。这家饭店建于1863年，它的历史几乎和天津开埠的历史一样长。一位 英国传教士为了给越来越多的来华外国人提供一个住处而建造了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它都是天津最为豪华的饭店。选择这里做办公地点，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同上层人物打交道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掩护有关人员的身份。韩叙开始穿上挺括的西装出入其间，他的公开身 份是国际红十字会救济署的派驻人员，而在那些不知情的人们看来，他更像是一位年轻的 商人。《利顺德大饭店与近代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08页。
111号房间的来往信件和电报似乎比其他房间要多得多，这一点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特 务的注意，但是除非他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否则他们只能待在饭店外边盯梢。当然，每天 进出这个房间的客人也让他们感到眼花缭乱，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外籍人士。不过这对韩叙来 说却成了一个结交朋友的好机会，事实上，他和他们当中的一些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 友人的确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就包括后来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的格兰特先 生，他当时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军调部之间的联络官员。
然而这段独特的经历只延续到了这一年年底，由于内战的全面爆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 署在1947年11月中旬不得不宣布停止在华的一切救济工作，与此同时，“解总”也不得不陆 续撤销了它设在国统区的所有公开代表机构。
天津代表处是直到最后时刻才撤离国统区的，而当时的情形显然已经相当危险了。由于 国民党当局坚持要对准备撤离的“解总”工作人员实行检查，代表处不得不向有关方面提出 了严正抗议。“如果一定要进行检查的话，我们将拒绝撤离。”代表处的人员这样表明了自 己的态度。这无疑是美国人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了，因为倘若代表处的工作人员不能安全 撤回解放区的话，那些当时还留在解放区的美国人就有可能变成人质。于是，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开始向蒋介石施压，直到后者电令天津当局放弃了对“解总”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的 打算。不过盯梢的特务仍然在饭店门前不停地走动，为了防止他们跟踪，天津地下党派人装 扮成了国民党天津稽查处的特工，将韩叙等人“押解”出城。离开饭店时，韩叙鼓励饭店的 职工们不要放弃斗争，他说：“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利顺德 大饭店与近代天津》，第108页。
尽管内战的爆发导致了联合国对华救援工作的停顿，但是其他一些国际救援组织仍然在 向解放区提供与医药和妇女儿童有关的救援，而接待这些组织的成员并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 成了韩叙撤离天津以后的新工作，他当时是“解总”驻石家庄代表处的秘书，在“解总”被 迫撤销了设在国统区的所有办事机构之后，这个代表处已经成了各种国际救援组织同解放区 保持联系的主要渠道。
在刚刚调往这个代表处后不久，韩叙就受命陪同由一批国际友人组成的公益服务会第19医疗 队，考察了从石家庄至天津之间的解放区所辖范围内的医疗状况。这个医疗队由四名外籍医 务工作者组成，他们此前一直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并曾协助和平医院筹建过若 干个分院。这次艰苦而愉快的旅行使韩叙和医疗队中的一位来自美国的金发姑娘建立了友谊 ，那位名叫玛格丽特·斯坦利的姑娘对韩叙的热情和才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真正令人 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在37年之后，当韩叙在1985年以中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参加在美国明尼苏 达州举行的美中友好协会成立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时，一位来自依阿华州立大学的上了年纪的 老妇人走到了他的面前，要不是她的手上奇迹般地拿着一张他当年同第19医疗队的外籍医生 们拍摄的合影照片，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老妇人竟然是37年来一直杳无音 信的玛格丽特·斯坦利。这次意外的邂逅使他们之间的友情得以延续，玛格丽特为韩叙翻拍 了自己保留的有关那次旅行的所有照片，而韩叙则帮助她实现了到中国旧地重游的梦想。
1948年的下半年，韩叙几乎一直都在忙于与一项总额为50万美元的医疗援助有关的工作 ，这项援助是由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提供的。全部援助计划包括为解放区培训一批医 护工作者、建立一座疫苗血清制造厂以及运入一批医药物资。受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 的派遣，由一位名叫艾乐思的医生率领的华北工作队于8、9月间先期抵达石家庄，同“解总 ”商讨该项援助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韩叙是以翻译的身份参加整个商讨过程的，此外他还 兼做会谈记录，并且负责编写和打印会谈纪要。双方商讨的问题非常广泛，它们涉及了实 施援助计划的所有环节，比如援助物资的运送途径、用于联络的电台的安装、设置有关办事 机构的地点等等，甚至还包括志愿进入解放区工作的外籍人员的薪金发放办法以及宗教信仰 问题。
不过韩叙没有来得及参加与该项援助计划的实施有关的工作，他于1948年底被确定为筹 建北平外事工作机构的人选之一，并被调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等待 北平解放。尽管韩叙在“解总”工作的时间才不过一年半，但这段经历无疑使他成为一个拥 有相对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或许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解总”在某种程度上被人 们认为是培养新中国外交干部的摇篮。据不完全统计，外交部的老大使中至少有八位是在“ 解总”工作过的。 1948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下辖的第三兵团向驻扎在张家口外围的 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从而揭开了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之间进行的最后一场战略决战——平津 战役的序幕。由于负责防御北平的国民党军事长官傅作义最终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北平在 战役打响一个月后便和平解放了。
当韩叙再次回到那座他非常熟悉的城市时，竟然产生了一种令他惊讶的陌生感，当然， 使他感到陌生的不是那些街道和建筑，而是洋溢在整座城市中的“新社会”的氛围。北平已 经成立了过渡性的政权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之下，还将组成负责管理市 政的人民政府，而韩叙将要参与筹建的，便是隶属于人民政府的一个重要机构——外侨事务 处。如果说它与以往那些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部门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是一个真正意 义上的官方外交机构。作为外侨事务处负责人王荫圃的主要助手，韩叙开始和各国驻华使领 馆中那些仍然留在北平的外交官们打交道，事实上，这成了他从事官方外交工作的起点。
外侨事务处所承担的工作十分繁杂，这不仅是因为各国驻华使领馆在北平保留了大量的办事 人员，同时也因为北平是各国侨民相当集中的城市。不过外侨事务处在当时所开展的一项主 要工作，就是逐步肃清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特权，这项工作又被形象地表述为“打扫干净屋 子再请客”，这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制定的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之一。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人们首先要做的是重新确定各国驻华使领馆及其工作人员的待遇，它被形容为一项斗争 性很强的工作。由于新政权尚未与任何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它对国民党统治时期 在华设立的使领馆一律不予承认，并且其外交人员也只能被作为普通侨民对待。这项决定是 由中共中央外事小组做出的，这个小组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之前是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最高 机构。在执行上述规定时，某些领事馆曾就降低他们的待遇问题向外侨事务处提出过交涉甚 至是抗议，但是它们都被严正驳回了。
韩叙花费大量精力解决的另一类问题是清点和处理原驻华使领馆的房产。新政权对不同 国家使领馆的房产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最为严厉的处理方式是无条件没收，但它仅仅适 用于外国驻军的兵营和少数敌对国家的使领馆。与此相反的一种做法是允许使领馆继续留用 房产，当然它同样不是针对大多数国家的，或者说它只适用于一部分对华友好的国家。至于 大多数国家使领馆的房产，新政府采取的则是一种折中的做法，即在暂时搁置产权的情况下 对其进行征用。
对居住在北平的外国侨民进行必要的管理，这也是外侨事务处所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 不过真正需要花费精力管理的是一些西方国家在北平设立的官方或半官方新闻机构的记者。 在与他们所属的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前，他们被禁止在中国境内从事采访活动。但有 些记者显然不想遵守这样的规定，他们甚至还对新政权进行了违背事实的或者是攻击性的报 道，其结果是他们受到了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驱逐，其中有几份驱逐令就是由韩叙当面送 交给被驱逐人的。
在外侨事务处工作期间，韩叙开始表现出多方面的才干，他思路敏捷，见解独到，处理 问题机智灵活，并且非常善于交际和组织、协调。大家对他的评价是热诚坦率，工作认真负 责。不过也有一些同事对他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他有优越感和表现欲，而且作风浮躁，在 感情上和群众有隔阂等。
第一部分二
解放区的外交实践(4)
这些批评使韩叙醒悟到，尽管他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但他在思想意识上显然还带有 他所生活过的那个旧社会以及他所脱胎出来的那个阶级的烙印。他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小资 产阶级的个人英雄主义，他在有关会议上公开检讨说：自己总幻想一鸣惊人，建树奇迹，因 而形成了虚荣和浮躁的作风，凡是做了工作，总想叫别人知道，并且喜欢追求超群的见解， 喜欢强调自己和大家的不同。他还说，自己在工作中虽然表现积极，但那不是纯洁的革命的 积极性，而是掺杂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积极性。
为了时刻警醒自己，他在一个笔记本上抄录下了当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中的一段话：“个人英雄主义是剥削阶级的特性，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一定的有限的作用， 在今天某些阶级里，也可能有一点点进步作用，但在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特别是我们党 内，却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考虑一切问题都是从个人出发。……他从不知道革命 利益与反革命利益的区别，因此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就成为像张国焘那样的叛变分子。”
他接着又抄录了一段有关新英雄主义的论述：“新英雄主义是群众英雄主义，是无产阶 级思想的一部分。……他看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他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他 充满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依靠人民的思想。因此，他不但能做到吃苦在先，享乐在后， 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而且活泼、愉快、勇敢、进取，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 。”
关于新英雄主义的论述使韩叙找到了新的标准。他后来曾经多次公开检讨过自己的个人主义 问题。然而与他无数次的自我反省比起来，那不过是人们所知道的有限的几次。他开始走上 了一条无形的、漫无止境的自我改造之路。虽然在那之后他也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 若干次思想改造运动，但促使他在这条道路上坚持走下去的主要不是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 而是对党的事业的高度忠诚。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在无数中国人的记忆里都是一个令人激动和自豪的日子，它的 意义就像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的那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韩叙的记 忆里，这一天则显得格外不同寻常——开国大典结束后，他有幸作为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外 交使者，前往原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 国驻北平总领馆，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公告以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随附公 函，这份文件曾被周恩来描述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和“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 出的第一个照会”。翁明、蔡华同、张颖等著《大使的风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 6年8月版，第146页。
当韩叙骑着自行车递交完那些文件之后，北平的街头已经灯火阑珊。他久久地徜徉在凉爽的 秋风里，难抑心头的兴奋与激动。那一天，他度过了一个长长的不眠之夜。
他后来在写给弟弟崇刚的一封信中详尽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韩叙去世后，崇刚在一篇悼念 文章中回忆起了这段往事，他说：他至今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哥哥那洋溢于字里行间的兴奋之 情。
第二部分三
第一代礼宾官(1)
(1949年11月—1959年10月)
——1949年11月，在新组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任交际处交际科科长
——早期的礼宾工作
——1951年2月与葛绮云结婚
——参与新中国礼宾制度建设
——1954年，外交部礼宾司成立，1955年升任礼宾司专员
——“十年大庆”期间，在大型国宾接待活动中担任礼宾工作负责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历史是从1949年11月8日这一天开始的，经过一个多月的 紧张筹备，它在袁世凯执政时期的外交部旧址今北京市东城区外交部街。宣 告成立了。
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在成立大会上这样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我们现在的 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 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6月提出的被称作“一边倒 ”的外交方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这个方针被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下来。
周恩来接着又对这一原则做出了灵活的解释，他说：我们“对兄弟国家在战略上要联合 ，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另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在战略上要反对，但战术上有时在个 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
周恩来还对外交人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他说：“外交同 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外交人员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 因此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7页。周恩来的这 些话后来一直被韩叙谨记在心。
人们在刚刚组建起来的外交部中是找不到礼宾司的设置的，当时
所有的礼宾方面的工作都由附属于办公厅的一个叫做交际处的部门负责。由于 交际处同时还要负责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所以礼宾工作看上去只是它的庞杂的事务性工作 的一部分。
当人们走进外交部那幢风格别致的德国式建筑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交际处的办公室。事实 上，这个处的大量的具体工作都由它下设的惟一一个科——交际科来处理。交际科的第一任 科长是韩叙，在外交部同一级别的干部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和大多数部门不同的是，交际处刚一组建起来，各种各样的工作就已经迫在眉睫了，因为出 使新中国的第一位大使——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早在外交部正式成立前一个月就抵达北京了。 当然，仅仅一个大使的到任还不会给礼宾接待带来太大的麻烦，但在接下去的两个月里，当 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在内 的十多个国家的大使相继到任之后，局面就完全不同了。事实上，人们发现他们还远没有来 得及为这些大使的到任做好足够的准备，以至于在最初一段日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疲于 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前没有料到的问题。
最先碰到问题的地方是海关，因为有关人员不知道该如何为第一批到任的外交官们办理入境 手续，比如是否可以对他们携带的部分商品实行免税或者是给予他们免检待遇等等。同样是 第一次碰到这些问题的外交部迅速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小组负责拟定有关规定，人们差不多可 以说这项规定是让已经到任的外交官们等着拟定出来的。当然，韩叙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 一。不过在参加诸如此类的建章立制工作的同时，他还要一遍遍地赶往机场或车站去迎接那 些新到任的大使们，他的名字也因此经常见诸报端。在人们的印象中，除了少数几位被给予 特殊礼遇的大使以外，大多数大使都是由韩叙代表外交部前去迎接的。
不过当海关为新大使们办完入境手续之后，他们的住房很快又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在 没有建造好自己的使馆之前，外交官们惟一的选择就是租用饭店的房间。但除了位于东长安 街的北京饭店以外，大使们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由于当时北京饭店的客房量只是今天的1/ 3，所以当交际科的年轻人们陪着外交官们前去租房时，竟然不止一次地碰到过找不到 一个空房间来安顿客人的尴尬局面，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和客人一起坐在饭店的前厅里等待其 他客人退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交际处后来索性在饭店里长期包租了一批房间，尽 管他们常常要为一部分空着的房间支付大量的房租。
在终于将外交官们的住房问题解决之后，更多的工作接踵而至。一时间，诸如安排新大 使递交国书、对各有关部门进行礼节性拜会以及为使馆雇佣翻译甚至是保姆之类的事务立即 满满地排在了交际科的工作日程表上。科里仅有的四五个人显然无法应付这种局面，于是， 外交部从其他部门紧急抽调了一批年轻人充实到交际科，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显得手忙脚 乱。
尽快建立一套能够体现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并且符合中国国情的礼宾工作制度，从一开始 就被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尽管人手非常紧张，交际处还是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着 手进行这项工作。小组的成员中包括一位在1949年起义的原国民党外交部的礼宾官，最初的 时候，他的某些经验曾被直接用来以解燃眉之急，比如人们就曾经根据他提供的国民党外交 部的做法，为最初一批大使安排了递交国书仪式。然而那套仪式在当时看来就已经显得过于 繁琐了，于是，当外交部陆续从中国派驻国外的大使们那里了解到其他国家的有关情况后， 交际处受命对这套仪式进行简化。不过一下子就省略掉其中的几项环节，很可能会使后到任 的大使们误以为自己受到的是较低规格的礼遇，所以人们只能一点一点地简化这套程序。
然而更多的工作只能在完全无章可循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人们很快就发现，韩叙周到、缜密 和擅长组织的特点常常能够弥补由于经验不足所带来的问题。比如有一次，一位负责采购 食品的女孩子就准备用一种包装很漂亮但却是被儿童们衔在嘴里吃的棒棒糖招待一位大使， 韩叙发现后这样问她：“我们将要和大使讨论一些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你认为让他吃这样的 糖合适吗?”那位女孩子事后心悦诚服地对别人说，这件事使她懂得了必须将礼宾安排中的 每一个细节同会谈本身联系到一起来考虑。
第二部分三
第一代礼宾官(2)
作为交际科科长，韩叙不仅要负责日常的礼宾工作，同时还要兼顾后来由国际俱乐部和 外交人员服务局负责处理的各项事务。为了减少发生差错的可能性，他养成了事必躬亲的习 惯，但是这样一来，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他就像个跑码头的。”当时担任亚洲司司长 的乔冠华曾经这样形容他每天风风火火的工作状态。但是不管忙碌到什么程度，他也绝不会 马马虎虎地对待哪怕任何一件小事，他要求自己负责的每一项工作都尽可能做得完美，而这 一点，也正是他后来深得周恩来信任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交际科里的那些刚刚从大学毕 业不久的年轻人，都在暗中把他们的科长当作自己学习的楷模。
当然，由于对国际外交惯例缺乏足够的了解，人们还是不可避免地犯过一些无伤大雅的错误 。比如每当哪个使馆需要与外交部讨论某个问题时，交际科的热情的年轻人们总是立即骑上 自行车赶到对方的使馆去，而根据国际上通行的外交惯例，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都应该由礼 宾司安排双方相应级别的官员在外交部会面。不过更为有趣的是，所有的使馆都把中方的这 个小错误当成了一种友好的表示，各国外交官们对交际科的那些骑着自行车找上门去的年轻 人热情有加，直到中方了解了有关的国际惯例之后，这种做法才被改掉了。
不过惯例并不是不能打破的，在某些情况下，打破惯例有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最先让 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周恩来——1950年5月，当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交际处提出 了拜会他的请求时，周恩来出人意料地这样答复道：“为什么一定要是大使先生到我这里来 呢?我也可以去看他嘛!”于是，交际处破天荒地做出了让中国总理去拜会一位大使的安排， 这被认为是中方给予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的特殊礼遇。此举在国际 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说人们从中领悟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它已经再清晰不过地表明 ，新中国同样重视发展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作为中国再次表明这一愿望的方式之 一，毛泽东主席在第二年1月份甚至出席了潘尼迦大使举行的印度国庆招待会，这是他第一 次当然也是惟一一次参加使团活动。采访高建中谈话录音。高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副 司长、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大使。 这两次打破惯例的举动显然加快了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步伐，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中国先后同西欧和周边的七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建交协议。
这件事使韩叙对礼宾工作在整个外交工作中的作用有了新的理解，他开始意识到，仅仅 熟悉它的技术性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对国家的基本外交政策以及相 关的外交使命有透彻的了解。于是，在继续学习外文、熟悉各个国家的情况、默记那些极难 辨别的国旗图案以及背诵驻华使节们的姓名、职务、简历和电话号码的同时，他开始用更多 的精力了解和研究有关的外交政策。时间对他来说总是显得格外稀缺，即使是星期天也不能 被轻松地消磨掉，因为那是他惟一的有可能把自己埋在文件堆里的日子。
如此忙碌有时会使他感到疲倦。他用来对付疲倦的方式之一，是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准备一瓶 茅台酒提神。不过他不是去喝那种烈性白酒，而是打开瓶盖嗅一嗅它那浓烈的气味。此外， 他每天都要通过适当的运动来保持精力旺盛。很多人都提到了他喜欢做俯卧撑的习惯，因为 这可以不受时间和场地的限制，这成了他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爱好之一，或者说，这是他保持 了一生的爱好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深谋远虑的国家领导人们就开始着手为恢复它在联合 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做出必要的准备了。1950年1月9日，周恩来外长正式通知联 合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此后，准备派 驻联合国的其他各个重要机构也相继组建起来，其成员不仅包括一些职级很高的领导干部， 同时还包括一些刚刚从几所大学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毕业生。为了使这些学生尽快掌握外事工 作的必备知识，他们被分别送往外交部的有关部门进行业务实习。
到交际科报到的是他们当中一个名叫葛绮云的24岁的女孩子。尽管当时是炎热的7月份 ，但她并没有穿裙子，而是穿着当时最流行的服装——蓝色工装裤。从她走进办公室的那个 时候起，韩叙就一直在不动声色地打量她。她那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的外表以及温婉 、单纯的气质，使她显得和周围那些来自部队的成熟、干练的女干部们截然不同。韩叙很快 就意识到，她正是自己一直在等待着的女孩子。半年之后，她成为韩叙的妻子。
很多人都误以为葛绮云毕业于某所教会学校，因为她身上有一种优雅的淑女气质，不过 她的气质与教会学校无关，那是她的家庭和以往的生活赋予她的。
由于父亲是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葛绮云一直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同韩叙 老派严厉的父亲和没有多少精力顾及每个孩子的母亲不同，她的父母从不掩饰对子女的爱。 葛绮云是家中的长女，在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眼里，她几乎从不违拗父母的意愿。而母亲 除去爱她之外还非常倚重她，这使她一直都是家中所有孩子的中心。
家庭和学校构成了她的全部世界。她只在上学的时候才离开父母的视线，当然那也是令 父母格外担忧的时刻，因为他们惟恐她会在这段时间里被别人拉去参加某个政治集会或政治 游行，而这在当时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可能性，她的 父亲后来索性用自己的汽车接送她上下学。不过她还是成功地瞒着父母，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大游行，那是她所做过的极少几件有违父母意愿的事情之一。
上海解放那天，她又一次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欢迎进驻南京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她当 时是复旦大学英文系四年级的学生，那也是她开始确立自己的政治信念的时代。1949年12月 ，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且在毕业前夕被刚刚成立不久的外交部挑中了。同学们都 认为她很幸运，不过这非但没有让她和母亲感到高兴，反而使她们陷入了离愁别绪之中。离 开上海那天，她和坚持要到车站送她的母亲在站台上抱头痛哭。葛绮云到北京后曾把这件 事讲给同宿舍的女伴们听，没想到她们听后全都哈哈大笑，因为她们丝毫也想像不出那有什 么好哭的。
韩叙的“老干部”资历和他那夹杂在黑发中的少许白发，使他看上去至少要比葛绮云年 长10岁，但实际上他只比她早出生两年。韩叙很快就开始追求葛绮云。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 ，他在送葛绮云回宿舍的路上拥抱了她。葛绮云没有拒绝韩叙的追求，尽管他们在此之前从 未向对方表白过爱情，但葛绮云发现，韩叙的成熟和真诚已经赢得了她的心，她相信站在自 己面前的这个正用恳切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人可以让她托付终身。
在那之后他们也没有多少时间体验爱情的缠绵悱恻。从葛绮云认识韩叙的那天起，他就是一 个整天都忙得团团转的人，这一点，在他们以后的生活里始终都没有改变过。他们只能在星 期天约会，通常是葛绮云到韩叙的宿舍去，因为韩叙的角色几乎总是需要他周末待在自己的 宿舍里待命。更糟糕的是，韩叙往往不得不利用这段时间清洗一周换下的衣物，那情形看上 去丝毫也不浪漫。韩叙对此深感歉意，所以每当葛绮云提出要帮助他清洗衣物时，他总是温 和但很坚决地加以拒绝，因为他不想让葛绮云为自己做得更多了。即使在婚后，他也从未让 妻子为自己清洗过衣物，而且只要有可能，他总要尽量为自己的家人多做些事情。
他们的爱情很快就被公开了，交际科的年轻人们一致鼓励韩叙要加快节奏，这种以打仗般的 速度处理感情问题的方式让葛绮云觉得十分新鲜有趣。“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在他们做出 结婚决定之前，韩叙非常认真地对葛绮云说。他谈到事情与他的健康状况有关——他在不久 前的一次身体检查中被确诊患了肺结核。葛绮云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因为他看上去目光炯炯 ，身体结实强壮。当然这并非是他们所面临的惟一麻烦，相比之下，葛绮云父亲的“历史问 题”有可能给他们的婚姻带来更大的影响，在那个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的年代里 ，让一个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某区分部书记并且与某些国民党要人过从密切的人做自己的岳父 ，这一点恐怕足以让某些人退避三舍了。
不过所有的麻烦都没有成为韩叙和葛绮云缔结婚姻的障碍， 他们决定将婚礼安排在即将到 来的新的一年， 也就是1951年2月6日举行， 因为那一天是中国的农历除夕。葛绮云写信把 这个决定告诉了母亲， 而韩叙则告诉了姐姐崇寄。他们几乎立刻就得到了家人的祝福。
预定的婚期一天天临近了，令韩叙感到焦急的是，他竟然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同葛绮云去办理 婚姻注册手续。至于其他的准备工作，则全要仰仗他们那些热情的同事帮忙了。葛绮云为婚 礼所做的惟一的准备，就是为自己定做了一套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服装——一种上衣上缀 有双排纽扣并且在腰部系有一根腰带的“列宁服”。
婚礼举行得俭朴而热闹。当时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做了他们的证婚人。韩叙的主婚人 是他的姐姐，而葛绮云的家人因为远在上海未能参加他们的婚礼，结果刚刚被任命为中国驻 联合国副代表的李一氓做了她的主婚人。不过有趣的是，李一氓似乎不太适应在这种场合扮 演重要角色，他的过于严肃的表情使他看上去更像是在参加一次剑拔弩张的谈判，然而这却 赋予婚礼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
在简短的仪式结束之后，韩叙和葛绮云被人们簇拥着参加了外交部的除夕舞会。人人都期望 能在舞会上见到周恩来，当然大家没有失望。当周恩来得知韩叙和葛绮云刚刚举行了婚礼时 ，他特地邀请新娘与他共舞。“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周恩来一边 迈着优雅的舞步一边对葛绮云说，“你们都是革命队伍中的同志，你们的关系是平等的。你 们今后要互敬、互爱、互让、互助。”据葛绮云回忆。事实上，人们 的确可以用这八个字描述韩叙和葛绮云后来40多年的婚姻生活。 过于忙碌的工作终于使韩叙的肺病明显加重了，人们看到他面色潮红，咳嗽不止，额头上不 断冒出豆大的汗珠。他自己也时常感到浑身无力，不过他仍然打算硬撑着，人们最后不得不 以组织的名义强迫他住进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疗养院。他在那里度过了整个春天和夏天，当他 重新出现在同事们面前时，他的身体看上去简直棒极了。
第二部分三
第一代礼宾官(3)
交际处里仍是一片忙碌，尽管1952年没有新大使到任，但是各种出访和来访活动却比前 一年频繁得多。韩叙回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忙着准备接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个访问北京的外国政府首脑——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
为迎接这次访问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交际处甚至对原有的机构进 行了扩充，一个新的科被组建起来，它将主要负责内部的制度建设，这样原有的交际科就能 集中精力专门负责国宾接待工作了。韩叙仍然是交际科的科长，不过现在人们把这个科称作 一科，这是相对于新组建的二科而言的。
泽登巴尔总理于1952年9月28日开始了他对中国的长达20天的访问。人们在那个年代为欢迎 一位国宾而做出的种种安排在今天是难以想像的，今天人们最多只能在停机坪上看到手持花 束的欢迎人群，而那时欢迎人群会从机场一直沿途排列到来宾下榻的宾馆门口。当泽登巴尔 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前往宾馆时，出现在他眼前的就是这种数万人欢呼雀跃的场面。在接 下去的差不多三周的时间里，人们还将安排泽登巴尔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观礼活动，并且出席毛泽东主席的宴会，此外他还将参观工矿企业、农 村和观览名胜，人们完全可以想像交际处要为一次这样的访问承担多么繁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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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管教下度过少年时代
——1937年转入北平育英中学
——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开始探求革命真理
——1941年底转入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
——1942年8月从家中神秘消失
清咸丰年间，古城金陵今南京。夫子庙左近有一条奇望街。街内曾有一所豪宅，它建于何时已经无从查考，但它在那里矗立了总有百余年。它是来自浙江吴兴的一户沈 姓望族的祖产。就像所有中规中矩的中国旧式大家庭一样，沈家的子子孙孙们都居住繁衍在 这所宅院的四面高墙之内。见《吴兴沈氏分徙金陵支谱》。
1853年，太平军攻陷金陵，一场大火焚去了它的几世繁华，只有少数族人得以逃生。其中的 一支溯长江而上，也许是为了远远地逃离那场劫难，他们任由大片的绿洲和一个个的村镇消 失在远方。一直到了九省通衢的汉口，大家才终于决定弃舟登岸，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重新扎下根来。
到了清光绪年间，按照先祖的意旨排序为国字辈的子孙们正值壮年，沈家再度兴盛起来。内 中后嗣最多者为国瑛，他总共生有六子一女。他的前三个儿子都循着祖辈的足印读书做官了 。到了四子家彝那里，原本也是这样计划的，他很顺利地中举，又很顺利地考入了京师大学 堂，但出乎他和父亲意料的是，他竟然被清政府选送到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去读法科专业。 于是，他成了沈家祖祖辈辈中第一个留洋海外的人。
早在远古的时候，永定河的河水就切过了西山的崇山峻岭，不知疲倦地把大量泥沙铺洒在华 北大平原的尽头。历经无数寒暑的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使它完成了自己的杰作——一片有 着微微隆起的脊背的巨大冲积扇出现了，它为在未来将要统治中国的帝王们早早预备下了一 块可以用来建造他们奢华宫殿的处所。
公元13世纪下半叶，元世祖忽必烈选中了它上面的一片有着美丽湖泊的区域，开始营造他 的庞大帝国的统治中心。在那之后，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们更是在这片土地上耗去了大量资 金，一座尽显封建帝国威风的“紫禁城”龙盘虎踞般地傲然矗立起来。不过，这座坚固无比 的宫殿没能帮助它的主人经受住20世纪初的那场推翻帝制的政治风暴，它终于变成了最后 埋葬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墓穴。那座曾经是金碧辉煌的巍峨建筑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显出了它 的憔悴与衰老，一眼望去，竟是满目疮痍了。
当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灭亡之后，北平进入了它在历史上最为混乱的北洋军 阀政府统治时期。为了弥补日渐拮据的财政开支，昔日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家重地开始被分片 出售给私人兴建住宅。那些被拿出来卖掉的土地集中在紫禁城东西两侧的狭长地带，它们就 是后来被人们称作北池子、南池子和北长街、南长街的地方。一时间，人们开始在高达数十 米的禁城围墙脚下大兴土木。将要建成的私宅和昔日的皇宫之间不过隔着一条50多米宽的 筒子河，然而两边的情形却是千差万别了。
早已结束了留洋生涯回到国内的沈家彝，也打算在北长街靠近紫禁城西北角的地方为家人新 建一所像样的宅子。地皮是他的岳母买下的，足有360多平方米。它位于一处上好的地段， 向北走不到200米，便是北长街的北出口，在那里，既可以望见耸峙在北海琼华岛上的美丽 的白塔，又可以观赏紫禁城城墙上幽美玲珑的西北角楼。在距这块地皮不足50米的地方，还 有一座昔日曾经在故宫里侍候过皇族的一些老太监们度过他们风烛残年的神秘院落。
沈家彝那时的收入，足够维持一个庞大家庭的开销的。从日本回国之后，他先后担任过大理 院推事、奉天高等审判厅长、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大理院民政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 长、法权讨论委员会顾问等要职。其间，因为业绩卓著，他还被授予过四等、三等、二等大 绶嘉禾章以及二等宝光嘉禾章。见《吴兴沈氏分徙金陵支谱》。就像先祖们 一样，他也喜欢看到家中儿女成群，但他的第 一位太太在为他留下三子一女后便撒手人寰。他很快又续娶了一位名叫丁懿的女子，她继续 为这个家庭添丁进口，直到沈家彝成为八个男孩和三个女孩的父亲。
1924年5月26日，或者说当那场导致家族成员离散的灾难过去71年之后，韩叙降生到这个世 界上。他是沈家彝的第六子。
北长街上的房子还没有造起来，沈家彝便接受了上海中国公学的邀请，前去担任它的法 律系教授。于是，留下来的繁杂的工程以及照看六七个孩子的事情，就全部要靠丁懿和她的 母亲来打理了。
由于他的妻子和年迈的岳母根本不可能再分出精力过问工程的事情，事实上，房子完全交由 他们选中的一家营造厂去建造。房子造好之后，从外表上看是相当堂皇的。宅子的地面大约 要高出街面一米，因此，在镶有铜质门环的两扇深红色的大门下边有四级台阶。门的两旁， 是托着球形装饰的两根柱子。整个院落的围墙上，加修了葫芦式样的女儿墙。走进门里，最 先看到的是一间给门房住的小屋和一个可以用来放置人力车的堂屋。绕过一面木制的影背， 整个院落的情景便都收进视野了。它选用的是标准的北京四合院式的格局，在一个大约50平 方米的院子四周，分别排列着一排南房，一排北房和东、西两排厢房。在房间朝向院子的一 侧，建有一圈顶端带有考究的装饰的回廊，这样一来，即使在阴雨天里，人们也可以不用雨 具而随意进出各个房间。大家搬进去之后，在院子里栽种了四棵榆叶梅，每当春天到来的时 候，它们总是花团锦簇，整个院落也因此显得生意盎然。然而，几年过去之后，支撑着回廊 的柱子便开始慢慢倾斜，人们发现这是当初施工时柱基埋得过浅的缘故。再后来，当房间的 墙皮开始剥落时，人们又看到了从中裸露出来的杂乱的碎砖块。大家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营 造厂大肆偷工减料，狠狠赚了沈家一笔钱不说，还给房子留下了一些无法修缮的恶疾。
从记事的时候起，韩叙每天看到的就是这所院落里的情景。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 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的父亲严格按照沈氏族谱中先人所议定的排名顺序为他的子女们命名 ，于是，所有孩子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崇”字。韩叙出生的时候，父亲为他起名为崇健。
尽管沈家彝一心想用他所推崇的严格的中国传统式教育去塑造这些孩子们，但他自己在上海 一住就是八年，对他们实在是鞭长莫及。而在北平的家里，性情宽厚的外祖母除去特别疼爱 一个外孙女和一个外孙子以外，对其他的孩子们则很少管束。至于他们的饮食起居，则由一 位老管家外加三个女佣和两个男佣尽心照料着。因此，和一般生长在典型的中国旧式大家庭 里的同龄人相比，崇健兄弟们除了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以外，还拥有大多数孩子所没有的自 由。
无拘无束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孩子们眨眼间就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那时，虽然沈家彝自己 才不过40岁出头，但他小时候进的那种老式学堂在偌大的北平城里早已荡然无存，好在他 对新式学堂并无恶感，于是，几个年龄稍小的男孩子都被送进了一所以19世纪法国实证主 义哲学家孔德的名字命名的私立学校。
孔德学校位于故宫东南侧的东华门大街上，从住的地方到学校要绕过半个紫禁城。家里的一 名男佣天天用人力车接送孩子们上、下学。每天中午，几个孩子都要聚到学校专门辟出来吃 饭用的两间大屋子里去，而家里的那位老管家则会分秒不差地把午饭送到他们手中。这位老 管家受雇于沈家几十年，他差不多已经把主人家当成了自己家。他每天都要把一个棉罩小心 翼翼地套在装好午餐的盒子上，然后带上它，沿着故宫的城墙步行到学校去。这段路他要走 上半个多小时，然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孔德学校的教育方法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学校的创办者们把办学实践和他们的哲学追求 融为一体，因为推崇孔德所倡导的寻求社会与个人和谐发展的思想，老师们号召学生视学校 如家庭，主张不给他们以过多的束缚，而是听凭他们按照个人的天赋尽情发展。这种情形使 崇健兄弟们得以继续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状态下，不过这和他们父亲对学校的期许却是相去甚 远了。
孔德学校的特色并非对每一个孩子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些孩子显然过分放任了自 己的天性。但崇健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从小就表现出了极强的自制力。尽管从一开始就没有 人督促他，但他却非常清楚什么对自己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 也因此深得老师们的喜爱。
不过他在自己家里却从来不是一个太讨家长欢心的孩子。因为长得比其他的几个男孩子 矮小，并且特别精明，家里的人在说笑间常常把他叫做“猴三”。或许是因为兄弟姐妹太多 的缘故，家长所能够给予每个孩子的感情实在是太有限了，再加上崇健刚好又不属于外祖母 和母亲偏爱的那种温顺、乖巧的孩子，所以他常常都不在她们关注的视线之内，而这一点恰 恰使他变得更有自主性和更加坚强。
在弟弟们的眼睛里，崇健是个不太好惹的哥哥。他的精明、细致，尤其是他的老成和善用策 略，常常会让他们觉得他不像是和他们在同一个家庭背景中长大的人。而且他总是十分坚定 地捍卫自己的某些原则，一点儿也不会因为对方比自己年幼而有所退让。最典型的一个例 子是，他认为一个人的物品必须保持整洁和放置有序，所以他的床铺和书桌从来都被收拾得 井井有条，而且他一向都是自己来做这些事情，从不让别人插手。当然，他也绝不允许任何 人去碰他已经整理好的东西，更不要说把那些东西换一个地方了。不过他的弟弟们总是忘记 这一点，他为此不知和他们发生过多少争执。
然而孩子们的世界里更多的还是欢乐，尤其是每年寒暑两个假期，更是快活到极点的日 子。女孩子们总是有她们自己消磨时间的方式，崇健的两个姐姐常常跑到要好的同学或朋友 家里去玩儿，而自己家里则成了几个男孩子们的天下。但是不论寒暑，最吸引兄弟几个的还 是 街对面的那条筒子河，它在他们儿时的目光里简直就是一个变幻无穷的世界。每逢夏季，他 们都要在长满荷花、菱角和鸡头米的水里捕鱼捞虾，而不时地在草间飞舞或栖息的各色各样 的蜻蜓更是偷偷地拿走了他们无数的时光。
年龄稍大一些的时候，他们常常结伴跑到更远的什刹海去玩儿。尤其是冬季，当宽敞的湖 面上结起厚厚的冰层以后，溜冰便成了最吸引他们的事情。后来，兄弟几个索性用自来水把 家里的院子泼成了一个冰场，尽管它既小又简陋，但已经让邻家的孩子们艳羡不已了。崇健 兄弟们并不打算独享溜冰的乐趣，每当天一黑下来，他们都会把回廊上的灯全部打开，然后 邀请那些要好的同学一起来滑。但是1935年的冬天，他们刚刚把冰场建好，便听说父亲要回 家过年了，这个消息使大家刹那间生出了一种少有的大祸临头的恐惧。为了迎接那位几乎没 有见过面的父亲大人的归来，他们忙不迭地找来铁锤和通条，又砸又撬地清除了那个已经被 冻得硬邦邦的冰场。这场拆除工程用去了他们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等到他们好不容易 把冰场弄得无影无踪了，父亲又说不回来了。尽管这只是虚惊一场，但父亲在他们心里引起 的恐惧，却使谁都打不起精神再去重建乐园了。
当这个冬季过去之后，父亲真的回来了，他们那无拘无束的童年便也永远地结束了。
沈家彝这次北归，是为了出任河北省高等法院的院长。从他踏进家门的那个时候起，就 意味着这里要改朝换代了。那些自由自在惯了的孩子们偷偷地打量着他们的父亲，他们看到 的是一张冷冰冰的、格外威严的面孔。尤其是他的目光，即使是在家里，也使他看上去像一 个无情的审判者。每当他用这种目光扫视几个孩子时，他们心里就像做错了什么事一样地感 到忐忑不安，令人备感压抑的日子从此开始了。
第一部分一
逐理想而去(2)
家中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那个让孩子们感到很亲切的院落在他们的父亲看来已经过 于破旧了，于是，他买下了紧邻着他们的另一座四合院，在经过一番修缮之后，外婆带着孩 子们都搬了过去。新买下来的房子被大家称作后院，而原来的老房子便成了前院。两处的房 子加在一起一共有30余间。父亲很快又找了人来彻底翻修前院，因为工程量大，工期拖得 很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前院才终于又焕然一新。
在请人修整院落的同时，沈家彝觉得他的几个孩子也需要好好修整一下了，当然他要亲自来 做这件事情。在他看来，这些孩子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实在是疏于管教，况且他坚持认为 传统教育是断断不可缺少的，于是，他把每一个星期天都变成了令孩子们感到恐惧和乏味的 日子。至少是在上午，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练习书法，并且学习用古文写 作。作文的题目都是沈家彝亲自从《论语》当中找出的警句。孩子们先要查阅一番注释才能 弄清那些警句的含义，然后再东抄西摘地拼凑出一篇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所云的文章，直到 他们用工工整整的小楷把文章抄好之后，才能拿到父亲那里请他过目。在没有得到他的首肯 之前，他们绝对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每当他们战战兢兢地过了父亲这一关的时候，都会感 到一种如蒙大赦般的狂喜。
这种令他们提不起丝毫兴趣的教育，在父亲威严的目光下被毫不含糊地继续着。每年的 寒暑假里，父亲还要额外布置一门功课，就是每天都必须背诵《四书》、《五经》里的一段 内容。晚上临睡以前，大家要轮流到父亲的房间里去接受检查，直到背得准确熟练以后才能 睡觉。孩子们常常弄到很晚还不能达到要求，父亲的脸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笑容，而且每个 孩子都尝到了体罚的滋味。
在崇健兄弟们的记忆里，父亲就像家中的暴君，他和孩子们在感情上始终都很疏离，或 者说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然而在沈家彝自己看来，父亲应该给予孩子的最重 要的东西不是感情，而是督导他们致学修身，以成大器。因此，父亲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 而这种权威则要靠严厉和距离来维护。于是，他把自己包裹在了一层厚厚的、坚硬的外壳里 ，而他对子女表达父爱的惟一方式便成了苛责。体罚成为他经常使用的手段，他坚信一则古 训“杖下出孝子”。然而他有时做得太过分了，他和前妻所生的一个儿子崇诲就是因为忍受 不了他的体罚而离家出走的。许多年之后，他最小的儿子崇毅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永远离开 了这个家庭。韩叙后来曾经用揶揄的口吻谈到过父亲的这种管教方式，他说：“如果说这种 方式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使人学会服从和忍耐，幸好一个人在组织里也是需要服 从的。”
不过事情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在忍受父亲冷酷无情的管教的同时，孩子们在书法和写 作方面的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慢慢地，他们终于可以偶尔从父亲那里听到一点赞扬了。不 仅如此，在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日子里，孩子们也或多或少地从他们的父亲那里承袭了一种严 谨、扎实的学风，并且懂得了勤奋的重要，而这些恰恰是使他们受益终身的。
当然，父亲对他们的管教并不仅限于学业，他还常常会在晚饭过后的时间里给他们讲些为人 处世的道理。他总是这样告诫他们：“一个人不能有太强烈的嗜好，不然的话，就会为满足 自己的嗜好做出许多不该做的事情。一个人也不能太贪恋钱财、名利和享受，如果贪恋它们 ，就会成为它们的奴隶。”据沈崇刚回忆。
这些话沈家彝并非只是跟孩子们说说而已，事实上，它们始终都是他自己严守的律条，这使 得他在旧中国贪污盛行、腐败成风的官场上一直保持着廉洁清正的名声。从1985年起担任了 9年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的著名法律专家倪征?NB235?，20世纪30年代曾在沈家彝任院长的 江苏高 等法院上海特区第二分院供职，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沈家彝的：“沈的精明 干练，办事认真是人所公知的。……沈在上海高二分院任内，奉公守法，御下较严，属下不 无微词，但他操守纯正，大事不糊涂。”沈家彝还在法院中印发过一封公开信，勉励同仁“ 清 廉自守，多亲学问，少事应酬”。尽管有人认为这是在作“官样文章”，但一些真正了解沈 家彝的人却认为他的确“总是为公”。参见倪征?NB235?《淡泊从容莅海牙》，法 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52页。当然，沈家彝本人是很为后一种评价而感到自豪的 。
不过要想在旧中国变幻莫测的现实政治中始终保持自己作为士人的气节和高洁的人品是要付 出代价的。尤其是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沈家彝就做出了不少在某些人看来是完全“不识 时务”的事情，比如当他的一些故旧力劝他出来为日本人做事时，他毫不犹豫地一一回绝了 ，因为他不可能为了贪图荣华富贵而放弃自己一向坚守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他的这 种选择给孩子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和他们谈起岳飞和文天祥， 他不断地对他们说：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做汉奸，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情， 就是再穷、再苦、再没有办法也不能做。他说：“我如果做了汉奸的话，你们一辈子都会抬 不起头来的，因为别人永远会说你们是从汉奸家里出来的人。”据沈崇刚回忆。 他宁肯冒着极大的危险，千里迢迢地把刚刚读完高中的儿子崇育和女儿崇宛送到昆明和 重庆去求学和谋职，因为在他看来，把他们留在一座被日本人占领的城市里是不会有任何前 途的。
一个颇为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孩子们憎恶父亲那过于严苛的管教方式，并且他们和父 亲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亲密的感情，他们最终还是带着父亲所期望他们具有的那些品质长大 成人了。即使是早已离家出走的哥哥沈崇诲，最终也以他的以身殉国抹去了他留在父亲心中 的大逆不道的印象。那起悲壮的事件发生在1937年8月19日，当时担任中华民国空军第二大 队十一中队副队长的沈崇诲在驾机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时，因为发生机器故障不幸脱离了机 群。当他发现自己飞机的尾部已经冒出滚滚浓烟时，他果敢地驾驶着飞机勇猛地冲向日军的 旗舰。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和冲天的火光中，他和敌人同归于尽。早已升到7500尺高空的战 友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壮烈的场面。一时间，沈崇诲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中影公司还以 他的故事为原型，拍摄了一部名为《笕桥英烈传》的影片。不过父亲在家中从来都没有向孩 子们谈起过这个哥哥的事情，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不想在孩子们面前对当年崇诲的离家出 走有任何的宽宥。
然而父亲也很难对他们有再多的影响了，他虽然传授给了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但是他所具 有的极其强烈的正统观念却使他无法为他们指出一条让人看到希望的人生之路。他或许会把 其他的孩子们继续送往国统区，就像他已经做过的那样。不过崇健并不想步他哥哥姐姐们的 后尘，他要自己选择人生的道路。在悄悄地告别少年时代的同时，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广阔 的社会——哪里有他可以交付一生的所求呢? 1937年夏天，就在崇健即将升入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北平在一夜之间落入了日本 人的手中，人们开始步入了一段长达八年之久的屈辱岁月。为了继续学习英文，沈家彝在第 二年将崇健从孔德学校转入北平育英中学，而进入这所有美国教会背景的学校的另一个好处 是，崇健不必像大多数孩子那样忍受屈辱的亡国奴教育，因为日本人暂时还无法像对待其他 学校那样插手这所学校的事务。
育英中学在北平是以高水准的工科和体育教育而著称的。凡是想进入这所学校的学生， 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当然，他们还要缴付高昂的学费。那些最终能够留在其中就读 的学生不仅学业出色，并且多半来自生活优裕的家庭。
根据考试成绩，崇健被分在了由分数最高的学生组成的甲班。让他感到意外和高兴的是 ，他在这个班里碰到了以前结识的一个要好的朋友。那个名叫潘超的男孩子只比崇健大半岁 ，但他却一直把崇健视为一个稚气未脱、不谙世事的小弟弟，这种印象一直被保留到他离开 北平去解放区时都没有改变过。
潘超很快就开始邀请崇健在放学以后到自己家里去玩儿，这种情形在班里的其他同学之间很 少见。崇健几乎立刻就喜欢上了潘家，因为他发现潘家的气氛和自己家的气氛截然 不同，那是一个使人感到温暖的家庭。潘超的父亲是一家相当有名的私人银行——国华银行 驻北平分行的经理，这家银行的主要股东是江浙财阀。崇健经常见到的是潘超的母亲，她是 一个很有修养并且慈爱宽容的女人。潘家的五个孩子都是在她的照料下长大的，她和每个孩 子都很亲近，并且从不在他们面前摆出一副威严的面孔。就像崇健很喜欢潘家一样，潘家的 每一个人也渐渐把他看做是自己家庭中的一员，即使他在潘家做错了什么事，他也一如往常 地受到欢迎。
1940年初，当崇健16岁的时候，宽厚仁慈的外婆患肺炎去世了。仅仅隔了35天，他的母 亲也由于悲痛过度引发了脑溢血，在昏迷一周后离他们而去，那一年她才56岁。外婆和母亲 的接连去世，对孩子们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尽管父亲一直都是家中的君王，但一个没有了 女主人的家庭便好似一个没有了灵魂的家庭，尤其是因为孩子们和父亲之间在感情上一直都 很疏远，所以随着外婆和母亲的离去，他们在感情上也失掉了归宿。
由于沈家彝坚持不为日本人做事，他的收入已大不如前。为了减少开支，他把大家都集 中到前院，也就是原来的老房子里居住，而后院很快就租给他的一个学生去住了。也许是让 他一个人支撑整个家庭的各种事务实在太困难了，在妻子去世还不到50天的时候他又续弦了 。然而那位吸食鸦片的继母和丈夫的前妻留下来的孩子们之间几乎没有建立起任何联系，而 且因为她的到来，崇健觉得自己和这个家庭之间的最后一点感情的牵连也被切断了。很快， 对于人生理想的追求就变得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起来。
这一年的秋天，班里转来了一位名叫张大中的学生，他比崇健大三岁。他的出现，使崇健第 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人，不过崇健是直到两年以后才知道后者的真实身份的。当年下半 年，张大中在班里发展了两名学生党员——饶毓菩和王湘，这两个人在后来帮助崇健进入解 放区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二年年初，育英中学党支部成立了，张大中担任了支 部书记。在这个支部的外围很快便聚集起了一批进步学生，崇健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1995年5月出版 ，第118页。
不过在育英中学期间，崇健和几位党员学生之间的交往似乎不像他的好朋友潘超那样密切。 由于比崇健更早地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潘超常常喜欢和党员学生们一起探讨一些有关时局或 政治方面的问题。应该说，这和潘超的家庭不无关系，他的父母不仅不限制他的阅读，而且 还把进步书刊甚至是革命书刊放在家里，孩子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它们，比如胡愈之的《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考察记》，这本书对潘超就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但是和崇健在一起 的时候，潘超却从不谈论政治问题，因为崇健的一脸童贞总是让潘超觉得他还远没有成熟到 可以谈论政治问题的年龄。就像是不忍心过早地打碎他童年的梦境，潘超始终都把他们的关 系限定在一种亲如手足的纯粹的友情里。
1941年初，张大中领导下的育英中学党支部开始在学生中组织起了小型的读书会。读书 会的成员们相互传阅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和进步文艺方面的书刊。虽然没有迹象表明崇健是 这类读书会的正式成员，但是他的弟弟们刚好也是在那个时期发现他开始偷偷阅读进步书刊 的。为了瞒过自己的父亲，他的行动相当隐秘，除了常常忍不住要去翻动他的东西的弟弟们 以外，家里的其他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就是在那个冬天，沈家彝忽然觉得家中的几个男孩子在名字以外也应该有个号了，他很 难得地想要先听听孩子自己的想法。不过崇健的几个兄弟对此事的反应十分冷淡，因为在他 们看来，这无非是在满足父亲的一种喜好罢了。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崇健对这件事却表现 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很快就提出来希望自己的号里有一个“洪”字，比如叫效洪或希洪，这 显然和他当时正在阅读的一些进步书刊有关，他是想借此表达自己的人生追求。但这并不符 合父亲的想法，父亲希望看到的是，他的几个孩子们都能够像他那样尊崇古代的圣贤。因此 ，他最后赐给每个孩子的号里都隐含着一位圣贤的名字。从崇健开始，兄弟三人的号依次是 叙韩、慕颜和希孔。其中的韩是指韩非子，颜指颜回，而孔则是指孔圣人了。不过这些孩子 们在后来的选择显然让沈家彝觉得自己的希冀落空了。
第一部分一
逐理想而去(3)
外婆和母亲去世以后，崇健比以前更经常地出现在潘家。他和潘超之间依然不谈论政治问题 ，但他们却谈论过前途。潘超从他阅读过的一些进步书刊上知道了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尽管 他并不了解这个观点的确切涵义，但他开始意识到经济的重要。于是，他打算在中学毕业之 后报考大学的经济学专业，而他选中的学校则是在北平享有盛名的燕京大学，这不仅是因为 它在当时不受日本人的控制，更重要的是，那里曾经是“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他把这 些想法告诉了崇健，在中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崇健和自己的好朋友选择了相同的志愿—— 燕大经济系。
1941年夏天，风光旖旎的燕京大学迎来了它自抗战爆发以来在北平招收的第五批、同时 也是最后一批学子。在日本人铁蹄践踏下的北平城里，燕大已经成为一座美丽的“孤岛”。 尽管这时距离它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大门还有不到100天的时间，但是这座著名的学府依然保 持着高贵的气度。那种在风雨飘摇中显露出来的从容不迫和在高压统治下的我行我素，使每 一个慕名走进燕大校门的学生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尊严的力量，而保持尊严在一座已经沦陷多 时的城市里是多么重要。那其实是燕大历史上一段最为艰难的日子，学校已经被迫改变了过 去的许多做法，然而它尽量不使这些变化影响到依然对它寄予极大期望的学生们，它一如既 往地恪守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这使当时一批优秀的青年人得以在烽火连绵的 北方寻找到一方难得的净土。
在燕大自由的空气里，崇健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身心的解放，他终于离开那个令人感到 压抑和冰冷的家了。他和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潘超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不过当他们可以朝夕相 处的时候，他们却仿佛在一夜之间长成了大人，玩耍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诱惑，他们埋 头于汲取知识，并且开始思考一些重要的人生问题和寻求救国之道。他们在白天甚至很少照 面，因为潘超不大到课堂上去听课，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燕大的图书馆里。那里收 藏着许多人们在其他地方已经很难看到的书刊，其中最吸引潘超的就是关于中国革命和“一 二·九”运动的各种读物。
但崇健依然是一个守纪律的学生，他总是按时去听每一堂课。不过他在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 潘超在图书馆里得到的少，就像燕大并不禁止图书馆向学生出借进步书刊或革命书刊一样， 它同样也不限制教授们按照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去教导他们的学生。尽管校方的初衷 是希望在一种西方式的宽松氛围下向中国的年轻人灌输西方的意识形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燕大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对崇健个人来说，很幸运的一件事是他在燕大接触到了一些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 救国主张和长期同情中国革命的进步教授。在他们当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就是经济 系的林迈可教授。
在燕大许多学生的印象中，林迈可教授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事实上，他的确出身于英国 的一个绅士家庭。但林迈可的父亲不仅是一位男爵，他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并且在牛津大 学的贝里奥学院担任过15年院长。林迈可本人也毕业于牛津大学，他非常喜欢无线电，他 的寓所也因此成为燕大的党员学生们常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在他那里收听短波新闻，然后再 把从中了解到的抗日战场上的消息传播给其他的进步学生。就在燕大被日本人强行关闭的当 天凌晨，林迈可和另一位英籍教授班维廉一同从西山进入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且受到了 聂荣臻司令员的接见。班维廉甚至还给八路军的通信部队上过大半年的物理课。
操着一口浓重的牛津腔，并且总是衔着一只烟斗，这就是学生们看到的讲台上的林迈可。他 讲授的是经济学说史，其中既包括古典经济学，也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但他显然对马 克思的学说评价更高，他告诉他的学生们，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迄今为止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最科学、同时也是最正确的理论，他说他是在对各种学派的学说体系做过认真比较之后 得出这个结论的。参见《燕大文史资料》第9集。
林迈可的这个看法对崇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应该说，这位令人尊敬的英国教授是将 他的兴趣导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初的人。崇健开始阅读他所能找到的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书籍，他很快就被马克思所描绘的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美好前景深深地吸引住了。但 是中国社会的残酷现实却将他置于一种比以前更强烈的痛苦之中，他甚至一度认为，马克思 所说的理想社会不过是又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然而就在这时，崇健得到了一本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是在燕大学生中被争 相传阅的主要书籍之一。书中所记述的一切都是崇健以前闻所未闻的，当他第一次知道了中 国有一个政党正在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且已经在中国的西北部建立 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时，他所受到的震撼是终身难忘的。正是这本书使他开始意识到， 在马克思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和中国的严酷现实之间已经有了某种路径。几十年之后，当他和 外宾谈起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时曾经说：《西行漫记》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 从那时起，他在内心里萌生了要投身到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伟大事业中去的人生理想。
几乎在这同时，崇健发现燕大校园里就活跃着一些共产党人，而且尤其令他高兴的是，他多 年来的同学张大中、饶毓菩、王湘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由于同时考入了燕大经济系，他们 三人的宿舍就在崇健宿舍的斜对面。这个发现使崇健觉得，他离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又 近了一步。他们之间的交往比在育英中学时密切了许多，而且大家常常在一起讨论一些有关 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崇健很快就向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表达了入党的愿望，不过他在后来谈 到这件事时说，他当时提出入党的要求并不是成熟思考的结果，而主要是出于好奇和追求浪 漫的想法。
在燕大的这段日子成为崇健早年经历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他开始选择自己的人生道 路时，他很幸运地首先选择了燕大，这使他避开了很多像他那样出身于官宦家庭的人所走过 的曲折道路，而是直接找到了一条通向光明前景的捷径。他本来应该在燕大完成自己的学业 的，但时局的变化却使他大大加快了投身革命的步伐。
1941年12月7日清晨，当夏威夷群岛刚刚从电台播放的优美的晨间乐曲声中醒来时，设在瓦 湖岛南岸的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突然遭到了日本轰炸机群的偷袭。在长达1小时50分钟的 爆炸声响过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过半。消息立即被传回了美国本土，罗斯福 总统在举国震惊中把这一天确定为美国的“国耻日”。12月8日，美国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 票批准了总统提交的对日宣战请求，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原本就岌岌可危的燕大，在日美进入战争状态的几个小时之后便沦为日本人的俎上之物 。9日凌晨，日本宪兵对燕大实行戒严，并且逮捕了包括校长司徒雷登在内的 20余名师生 。当天下午，全体学生被分批集中到学校西门内的广场上接受检查，然后便被强行逐出校 门。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遣散回家的学生们重又面临着一次选择。崇健很快就转入了父亲 担任教务长的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继续就读，而他的好朋友潘超却做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决 定。
在燕大被封闭半个月之后的一天下午，潘超敲开了崇健家的大门。尽管他十分不喜欢那 里的令人压抑的气氛，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他觉得他必须向他最要好的朋友告别，因为 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踏上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旅途了。除了他的初恋女友之外，他没有 将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任何人。他的母亲以为他只是去北海滑冰，而崇健则以为他不过是顺便 来看看朋友，或者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为了请自己帮他把冰鞋送回家。
当天晚上，崇健果然拿着冰鞋去了潘家。但他马上就发现潘家的气氛有些不同寻常，大 家正在焦急地四处打听潘超的下落。直到很晚的时候，他的母亲才终于从和他一起去根据地 的一位同学家里得知了真相。这个结果使潘超的父母多少放下心来，他们显然并不反对儿子 的选择。不久之后，他们的另一个儿子也成为北平地下党的党员，甚至就连潘家也成了地下 党领导的北平“学委”的秘密活动地点。
最好的朋友的离去，在崇健内心的感情世界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同时也使他对那 个截然不同的新世界又多了一重向往。潘超走后，他不仅没有疏远潘家，反而去得更多了。 从崇健的角度来讲，他的确是把潘家当作了自己感情的归宿。
当然，在这同时他更加急迫地寻找着的还是自己人生的归宿。他和已经转入医学院的饶毓菩 之间始终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并且继续参加读书会的各项活动。他发现在潘超之后他们当 中不断地有人销声匿迹，而且他已经从饶毓菩那里得知，潘超在几个月前正是和张大中、王 湘一起去解放区的。于是，他也开始在暗中做着出走的准备。1942年8月中旬的某一天， 崇健终于也从家中消失了。他走得同样无声无息，事先并没有谁发现什么特别的征兆。家里 人找遍了他们所能想到的每一个地方仍然一无所获，最后，人们在家中的一个废纸篓里发现 了一张被他扔掉的已经撕碎的便条，大家将碎纸片拼在一起之后，才终于从他所写的内容里 猜到了他的去处。
1947年夏天，他和弟弟崇刚在天津相遇了，当崇刚问起他当年为何要离家出走时，他只是很 简单地解释说：“我怕和大家失去联系。”这个解释也许已经足够了，对于一个在迷茫中好 不容易找到人生理想的人来说，他是会不顾一切地逐理想而去的。
又是一个秋天到了。枯黄的落叶开始在风中婆娑起舞，它们不时地在院子里划出“刷刷”的 舞步声。佣人们开始把年初收起来的、在冬天取暖用的炉子和烟囱拿出来擦拭、安装。当家 里的人再聚在一起的时候，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他连棉衣棉被都没有带，天冷的时候该怎 么过呀!”当然，他们那时还无法想像，崇健已经投身到一种多么火热的生活里去了。
第一部分二
解放区的外交实践(1)
（1942年8月—1949年10月）
——1942年8月从秘密通道进入晋察冀边区
——更名韩叙
——194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9月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秘书，开始介入外事工作
——1946年初参加军事调处工作
——1946年3月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1947年7月担任解放区救济总会驻天津代表处秘书
——1947年底调往解放区救济总会驻石家庄办事处
——1949年初参与筹建北平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
——1949年10月1日受命向苏、美、英、法等国驻北平总领馆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照会
从不被觉察地走出家门的时候起，崇健就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踏上一段崭新的人生旅程 了。作为他所要度过的漫长的革命生涯开端的，是一段充满神秘、惊险甚至不 乏浪漫色彩的经历，这和他最初对投身革命的想像十分吻合。
根据事前的安排，崇健将和曾经担任过燕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的董鲁安教授一起乘火车 前往保定，因为这个坐落于北京南部150公里的古城是进入晋察冀边区的秘密通道的第一站 。那一天，一共有l0个人分头从北京的四个车站登上了开往保定的列车。韩叙自 传及《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第145页。在 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之前，人们一共要经过三个这样的交通站。这条秘密通道是中共中央晋察 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在1942年5月份刚刚开通的。在抗日战争结束前的三年时间里，经由 这条通道进入晋察冀边区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大约有400多人次。
当崇健等人陆续抵达保定之后，他们在两名富有经验的交通员的带领下继续向晋察冀边区的 边界地带进发。这两名交通员经常伪装成商人，穿梭在根据地至保定沿线的各个城镇和村庄 之间。大家在他们的护送下，安然通过了各道关卡，并且在傍晚时分赶到了位于边界地带的 一个小村庄。
接下去的一段路程是此行当中最为危险的路段了，大家将要在夜色的掩护下穿过敌人设置在 满城县城附近的一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实际上是一条宽和深各约七八米的深沟，它是当时 绵延在整个冀中平原上的长约400多公里的沟壑的一部分。日本人在一些重要的道口安装了 吊桥，这些吊桥只在白天被放下来让行人通过，但是所有的人都必须经过搜身检查，而当夜 幕降临之后，任何人都不准在沟壑之间穿行了。为了防止有人在夜间越沟，日本人在沟壑的 两旁修筑了炮楼，炮楼之间的距离大约在一公里左右，它们可以把整条封锁线都置于自己的 火力射程之内，这是日本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对冀中平原进行了“五一大扫荡”之后 推行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在通往晋察冀边区的秘密通道开通初期，经由交通站安排进入解放区的人们都是在八路 军或地方武装区小队的火力支援下强行穿越封锁线的。但为了确保像董鲁安教授这样的重要 的党外知名人士的安全，满城交通站做了特殊安排，即由晋察冀第一军分区驻扎在满城地区 的第三团派部队包围两边的炮楼，并用重武器对它们实行火力封锁，然后再由交通站的武装 交通队护送董鲁安一行过沟。
夜幕降临后，大家在接应人员的带领下匆匆上路了。他们急行的身影出没在夏日原野上 那些尚未收获的黑压压的玉米地里，庄稼叶掠过他们身体时发出的“沙沙”声，几乎立刻就 被湮没在了青蛙和蟋蟀的鸣叫声中。急行了大约10公里之后，他们在凌晨时分到达了封锁 线附近。借着隐约的星光，崇健看到在黑暗中晃动着许多人影，那是将要掩护他们通过封锁 线的八路军战士。大家在一座村庄的边上停下来稍事休息。没有人出声交谈，但是人人都能 通过被压低了的喘息声和身体的气息感觉到彼此的存在，兴奋和紧张使崇健清晰地听到了自 己心脏的跳动声。
“整队前进!”随着一道低声的命令，大家迅速起身，崇健等人的前后很快就聚集起了一些 武装交通员。队伍行进的速度越来越快，终于，所有的人都开始跑了起来。“准备过沟!” 随着这道新的口令，人们在沟边迅速排成一队。武装交通员把用空干粮袋结成的绳索绑在每 个人的腰间，先把他们从一侧放到沟底，然后再从另一侧把他们拉上去。看来，八路军的火 力威慑相当起作用，在大家通过封锁线的过程中，两边的炮楼就像无人把守一样寂静无声。 当所有的人都安全过沟之后，大家又跑步急行了两公里，崇健发现，那些护送他们的八路军 战士开始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夜色中，这似乎是在告诉人们：危险已经过去了。
当天开始蒙蒙发亮的时候，一座村庄出现在人们眼前，只见村庄的墙壁上醒目地写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抗战进行到底！”的标语，大家意识到，他们此刻已经站在解 放区的土地上了。董鲁安教授忍不住兴奋地高声说道：“我终生的意愿实现了！朝闻道，夕 死可矣！”
接下去的几天，崇健等人依旧是在行军途中度过的，他们开始向晋察冀的腹地平山县进发。 此行大约要穿过七个县，尽管行军本身已经远不像第一天晚上那样紧张和充满危险了，但像 这样的徒步跋涉对崇健来说仍然够得上是一次小小的考验。因为不习惯走长路，他的双脚上 打满了水泡，每走一步都感到疼痛难忍。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情绪，他一路上都在和大 家兴奋地谈笑，并且还不时地照顾年长的董鲁安教授。
大约七天之后，他们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位于平山县境内的一个叫做老坟沟的村子 ，这里就是开辟和安排他们通过秘密交通线的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所在地 。他们一行受到了真诚、热情的欢迎。作为对这些刚刚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的人的思想洗礼 ，城工委向每个人分发了一套学习材料，其中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所做的 一个著名演讲《论持久战》，以及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论新阶段》 ，此外还有一批被汇编在一起的“整风”文献。
崇健带着强烈的好奇反复阅读了这些材料，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到毛泽东的著作和中 国共产党的文件。他力求领会它们的内容和实质，当然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他做到的另一件事却给当时城工委的负责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居然可以流 利地背诵长达五万多字的《论持久战》。那位负责人后来曾多次向来往于老坟沟的人们谈起 过他的惊人的记忆力。
不过那些有关“整风”的文件却使崇健要求入党的热望暂时冷却下来，他意识到入党并 不像自己以前认为的那样是一件新奇和浪漫的事情，它可能首先就意味着要经历一番思想改 造，以确保每一位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同党保持一致，这显然是他从未想到过的 。碰巧的是，由他的两位同学张大中和王湘负责的一个临时党支部刚好在此时正式讨论了他 的入党问题，支部成员们一致决定由王湘负责培养并介绍他入党。但是当王湘代表支部同他 正式谈话时，他很委婉地表示：“我目前还不够条件，让我锻炼一个时期再说吧。”由于担 心入党会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受到束缚，他在保持个人自由和入党之间暂时选择了前者。 韩叙自传。
然而，在入党问题上的犹疑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崇健投身革命的热情，恰恰相反，他认为 即使不入党，在根据地一样可以大有所为，特别是当和他一起前往解放区的董鲁安教授当选 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的副议长之后，他对这一点更加坚信不疑了。作为抗日战争期间边区的 最高权力机关，参议会的所有成员都由边区选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其成员必须按照严格的 “三三制”原则构成，其中共产党员占1/3，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1/3 ，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而另外的1/3则由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构成，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 级和开明士绅。参议会不仅负责制定各项重要的政策和决定应兴应革事项， 而且还负责选举边区政府机构并监督其执行参议会决议的情况。崇健从董鲁安教授在边区政 权中担当重要角色这一事实中感受到了边区政权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极大的包容性，他觉得以 党外人士的身份参加革命工作似乎是一种更适合自己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本身看上去有 些不合潮流，但崇健从来都没有打算做个投机者。不过，接下去的系统的学习和边区艰苦而 充实的战斗生活，很快就彻底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想法。
在老坟沟的晋察冀分局城工委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崇健被安排到华北联合大学下 设的法政学院学习。他在入学表格上的姓名栏里填上了一个新的名字——韩叙，这是他将父 亲给他起的号“叙韩”两个字颠倒过来的结果。有趣的是，他的这种做法在沈氏兄弟中开了 一个先例，几年之后，当他最小的弟弟崇毅参加革命时，也将自己原来的号“希孔”两个字 颠倒过来，更名为孔希，这成了他们同自己的过去告别的一种方式。
位于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境内的华北联合大学是当时解放区惟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除了 法政学院以外，它还设有文艺和教育学院。在从1939年成立到抗日战争结束的六年时间里， 它先后为中国革命培养了8000多名学生和大批在职干部。韩叙在这里系统学习了政治理论、 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虽然这个时期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它对韩叙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课堂上的学习仅仅是他受教育的一部分，而解放区本身则是一所更大的学校。
即使对一直生活在根据地的人们来说，1942年也是一个异常艰苦的时期。由于日军在年 中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残酷的“扫荡”，根据地的面积比前一年缩小了很多，而且就连那些 剩下的区域也处在日伪军的严重分割、包围之中。面对敌人的不断蚕食和骚扰，华北联合大 学开始了频繁的迁徙。不仅如此，师生们同时还经历了一场几乎从未有过的严重的粮荒，他 们每天只能吃到两顿用高粱米煮成的稀饭和黑豆饼。对于像韩叙那样过惯了衣食无忧生活的 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对意志和信念的严峻考验。但韩叙对此并没有感到难以忍受，相反， 他的脑子里依旧充满了浪漫的想法，他认为只有过上一段艰苦的生活才有可能实现当英雄的 梦想。韩叙自传。
日益严重的粮食匮乏使华北联合大学不得不缩小了自己的规模——1942年11月，晋察冀 分局 决定暂时解散法政学院和文艺学院，将学员们充实到基层和连队。这一年年底，韩叙被分配 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他在那里继续学习了三个月。在其后的几年间，他经历了频繁 的调动，不过他主要从事的是文化教员和干事的工作。尽管他没有机会参加主要的战斗，但 他却参加过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他和战友们一起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乐观的心态使他 们更愿意用打油诗的方式来描述艰苦的现实：“一身虱子两脚泡，枕个砖头好睡觉。”
不过这种情况在1943年上半年就开始逐渐好转，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根据地成功地实行了 包括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建立“三三制”政权以及发展生产在内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 。与此同时，由于在军事上采取了将主力部队和地方民兵相结合的新的武装力量配备方式， 并且成功地运用了变幻无穷的游击战术和深入到敌后作战的方针，根据地开始迅速收复失地 ，到了1943年下半年，根据地的规模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大“扫荡”以前的状况。1944年， 战场形势进一步好转，随着近万个村庄的相继解放，人们在100多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 政权，八路军正规部队和民兵武装的人数迅速增加到了近70万。
第一部分二
解放区的外交实践(2)
韩叙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并且亲身参与了这场伟大而艰苦的斗争，他从中获得的 感受是真实而丰富的。他不仅看到了革命事业大发展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他还看到了革命 事业之所以迅猛发展的背后的原因：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被组织起来的人民，有了能够带 领这些人民为他们的共同理想而百折不挠地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是由一批高尚无私 、意志坚强、严于律己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组成的。他们不仅有力量摧毁一个黑暗的旧世界 ，而且还有力量建设一个充满光明的新世界，就像他们已经在解放区所做的那样，组成一个 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民主、进步和廉洁的政府，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人与 人之间平等、和谐、友善……而所有这一切，把他关于理想社会的朦胧想像变成了活生生的 现实，他意识到这就是自己所要寻求的东西。正是这样的事实和感悟，使韩叙的思想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他不仅越来越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且还渐渐放弃了继续留在党外 的想法，他决定把自己毫无保留地融入到革命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去，他 相信这项事 业需要更多的人为她献身，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个人的生命才会变得更加富有意义 。在解放区这个大熔炉里，韩叙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思想的熔炼，这使他走完了从一个追求进 步的青年学生到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历程。在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42团担任国 文教员期间，他向党组织郑重提出了入党申请。1945年2月，他被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在 经过了大约半年的组织考察之后，他于同年8月被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7年，当韩叙在天津意外地遇到了已经五年未曾见面的弟弟崇刚时，曾经兴奋而热切 地向他谈起过自己在解放区的诸多感受。他竭力劝说崇刚也尽快加入革命组织。他说：个人 的力量是渺小的，而组织的力量才是强大的，要想改变中国的面貌，要想事业成功，就必须 加入到组织中去。崇刚并不反对哥哥所说的这番道理，但是他对付诸行动还有些犹豫不决。
“我现在不论做什么事情，即使是反政府的事情，终归也还是个人行为。”他这样对韩叙 说，“可是一想到加入某个组织，心里就会有一种叛逆感，因为这至少是对家庭、尤其是对 父亲的背叛。”韩叙对崇刚的这种感受表示理解，尽管他没有谈到自己，但是崇刚相信，同 样的体验韩叙当初也一定有过。据沈崇刚回忆。
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44年起步入了一个新的战略发展阶段，与同一时期国际反法西斯 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态势相呼应，八路军也开始在中国战场上发动了对日军的局部攻势作战 。尽管日军的力量仍很强大，但是人们显然已经看到了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的曙光。 中共中央开始周密地考虑抗战胜利以后的各项重大战略部署，虽然很多情况还难以预料，但 是不论胜利后出现哪种局面，对于干部的需要都是十分迫切的，于是，大批干部被送往各类 学校，去接受战后有可能从事的各种工作的技能培训。
1945年3月，韩叙被送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联络处的英文训练班，接受从事英文翻译工 作的强化训练。当他在半年后离开这个训练班时，他的英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当年9月份 ，他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联络处的联络科担任秘书，应该说，这是韩叙一生中的又一 个新的和重要的起点，他因此成为最早介入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人员之一，而这显然掀开 了他后来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的序幕。
联络处又称情报处或二处，而联络科则是这个处下设的专门负责处理各项涉外事务的部 门，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外交机构。韩叙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接待一些访问解放区 的国外进步人士以及志愿帮助解放区的外国医务工作者。尽管这种交往是属于民间性质的， 但他却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从事外交工作的基本训练。
大约也是从这个时候起，韩叙开始了他和美国人打交道的历史。美军观察组1944年 夏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的调查组。 派住华北地区的观察小组是他所接待的第一批美国客人。这是一个由11人组成的团体，组 长是一位名叫德穆克的美军上尉，他后来成为美国的一位亚洲问题顾问。中共方面陪同德穆 克一行的最高官员是后来曾经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 长的耿飚，他当时是晋察冀军区的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长，而韩叙则是人们为这个观察小组配 备的三名翻译之一。
不过在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之间的早期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段交往发生在从1945年 12月至1947年1月的“军事调处”期间，当然这同时也是韩叙同更多的美国人打交道的时 期。在历时一年多的“调处”过程中，由解放区培养出来包括韩叙在内的大批干部都被投入 到与此有关的工作中去，人们后来发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成了第一批进入新中国外交部 的外交官。38年后，当韩叙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时，他的这段经历经常被人们提起。
这段早期的交往关系是从194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乔治·马歇尔飞抵重庆 时开始的。这位备受瞩目的美军五星上将要扮演的是国共之间的调停人的角色，他的使命是 防止在中国已经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局部军事冲突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并且最终促成一 个由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的产生。尽管美方的意图是将中国共产党统一 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框架之内，但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愿意为有可能延续的战后和平局面付出真 诚的努力。周恩来提议成立一个由三方人员共同组成的停战委员会，并由美方担任调解人， 就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以及受降等一系列问题共同商讨解决办法。1946年1月5日，由周恩来 、马歇尔、张治中组成的军事三人委员会正式成立，三方于五天后达成停战协议。在这个委 员会的监督下，若干个停战执行小组开始频繁地飞往每一个发生冲突的地区进行调停。
当然，周恩来本人也经常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各地。1946年3月1日，他和马歇尔、张治中 等一行30余人飞抵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张家口，听取第五执行小组的汇报。在聂荣臻司 令员为迎接他们到来而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韩叙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一个对他的一生影 响最大的人，而这一天也因此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但他后来一直都是如此谈论这个时刻的。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清晰地回忆起了那一 天的情景。如果说，《西行漫记》使他第一次发现了一条现实的人生道路的话，那么见到周 恩来则使他找到了最完美的人生楷模。他正是从周恩来的身上懂得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共 产党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他后来有机会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并为他安排各种重 要的出访和会见。他越是接近周恩来，便越是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倾倒。他常常在周围的人们 、也包括他的家人们面前流露出他对周恩来的敬仰之情，周恩来去世多年之后，当一直生活 在美国的哥哥沈崇育回国探亲时，他送给对方的礼物竟然是一套厚重的英文版《周恩来选集 》。
1946年3月，韩叙被调往军事调处执行部南口小组任翻译。南口是位于北平西北郊 的一个很小然而却十分重要的城镇，它的南侧是耸立在山西高原和华北平原之间的太行山脉 ，东侧是海拔1000多米的燕山山脉。如果说，北平刚好位于这两道天然屏障的交汇处的话， 那么南口就是从西北方向进出北平的咽喉要塞，这种重要的地理位置向来都使它成为兵家的 必争之地。韩叙在南口小组工作了大约半年时间，其间他还曾受党组织的委托到北平做过争 取父亲的工作，因为当时有关方面有意邀请沈家彝担任北平《解放日报》的法律顾问。看到 已经失去联系几年的儿子平安归来，父亲固然感到安慰，但他却显然不赞赏儿子的选择，当 然，他更不会对儿子带来的消息感兴趣，他很固执地谢绝了邀请。这一次北平之行的结果使 韩叙感到相当失望，不过他却从此恢复了与姐弟之间的联系，他甚至还去参加了姐姐崇寄的 婚礼。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韩叙把在南口小组工作的一批美国军人变成了自己的朋友。他曾经 请他们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写在了他随身携带的一些面额不等的纸币上。那些纸币被精心地 保存下来，人们至今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出他的那些美国朋友的名字：阿瑟·J?汉 比上校、道格拉斯·C?凯特林、阿历克斯·凯米亚克、杰克·马奇、托马斯·J?弗尔 、罗伯特·D?威尔斯、罗伯特·E?托比、约瑟夫·V?翰菲罗、琼·海尔勒、杰克· 迈克 布莱德、约翰·奥若顿、琼·史密斯、乔治·罕隆、斯坦利·罗德斯……1985年，当韩叙以 中国驻美大使的身份赴华盛顿就任时，他曾经随身携带着这组私人藏品，并且专门委托美国 有关部门帮助他查找过当年那些美国军人的下落，但遗憾的是，他后来没能得到他们当中任 何人的消息。然而这个小小的插曲却将38年前的一段历史和现实巧妙地联系到了一起，那 些被韩叙保存下来的纸币不仅记录了他和十几位美国人之间的友谊，而且成为一种真实的历 史见证，它使人想起了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曾经有过的一段能够令人产生愉快回忆的交往 ，而在这段交往中，韩叙刚好是以友好者的姿态出现的。果然，许多美国人都注意到了他的 这样一段经历，并且因此对他产生了一种亲近感。他们认为，韩叙的一生都和中美关系紧密 相连，他是在他那个时代为中美友谊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士之一。而作为 他和中美关系的这种不解之缘的起点的，恰恰是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参与美国和中国共 产党首次合作的经历——这段经历在美国人看来是富有传奇色彩的。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段能够使人产生愉快回忆的历史却是以一种并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结束 的。美方在看上去不遗余力地扮演国共之间的调停人的角色的同时，却又自相矛盾地将价值 大约5亿美元的所谓军用剩余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给国民党政府。这种对其中一方的实质上 的偏袒和支持，最终使一切调处工作都变得徒劳无益。当蒋介石认为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军 事力量发动一场全面内战时，马歇尔的调停也就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1946年8月，这位 沮丧的五星上将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公开宣布调处失败。五个月 后，马歇尔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握别了那位使他陷于败局的中国的大独裁者，情绪低沉地匆匆 登上了一架已经开始发动的飞机，而留在他身后的则是一块烽烟迭起、兵车遍地的巨大的战 场。然而令美国政府多少感到宽慰的是，历时八个月的调处至少使蒋介石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去部署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但它显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人赢得的则是更重要的东西——人 心。而与军事调处失败同时发生的事情是，美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正式联系的大门也从 此被关闭了25年之久。
尽管从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的那个时候起，军事调处执行部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但它直 到1947年的2月份才完全停止工作。然而停战小组的工作结束的则要早得多，在马歇尔和司 徒雷登的联合声明发表后的第二个月，韩叙便重新回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秘书处。大约半 年之后，他被调往华北联合大学的外语学院担任英文教员。不过这段教学生涯似乎只是韩叙 早年经历中的又一个极其短暂的小插曲，它只持续了三个多月便结束了，他被重新调往外事 部门，并且终其一生都未曾离开过。
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往往是深重而持久的，尤其是一场延续了六年之久、并且波及全世界 4/5人口的战争。为了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赈灾救济工作，刚刚组建起来的联合国便成 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旨在“使因联合国武力克复或敌人退却而 获得解放地区的人民立即获得衣、食、住的资助，防止瘟疫与恢复健康，筹备安置无家可归 的难民及战俘，协助复兴紧迫需要的工农生产”。用于善后救济的经费，来自联合国中那些 未曾遭受战争蹂躏的会员国的捐赠，其总额大约在20亿美元左右，而这笔款项的1/4将被用 来援助中国。
第一部分二
解放区的外交实践(3)
为了执行对中国的援助计划，联合国救济总署特别设立了中国分署，它由数百名来自几 十个国家的各类专家组成。与此同时，蒋介石政府也成立了一个相应的工作机构——行政院 善后救济总署。但它显然无权决定对解放区的援助问题，而后者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破坏及损 失程度使它有理由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援助，于是，延安在原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的 基础上也成立了一个相应的工作机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它的英文名称的缩写(CLARA )“珂莱拉”听上去就像是一位妙龄少女的芳名，不过人们似乎更愿意称它为“解总”。它 由包括周恩来、董必武、李富春等15人在内的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解总”的办事 机构最初设在延安的杨家岭，但它很快就在上海、天津和石家庄等一些重要的大城市设立了 派出机构。
1946年上半年，当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由重庆迁往上海之后，“ 解总”的主要工作也逐渐从杨家岭总部转移到上海办事处。这个由“解总”秘书长伍云甫担 任负责人的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与联合国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就救济物资的分 配及发放问题进行谈判，不难想像，这场谈判从始至终都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关于救济物资的分配比例是当时谈判的主要问题之一，根据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分配原则，它 所提供的救济物资必须依照被救济地区人民的相对需要公平分配，而不得因为任何理由对任 何人有所歧视，尤其是不得有政治信仰方面的歧视。如果这项原则真的被遵守了的话，解放 区就将获得救济总额的3/5，但实际上这个比例只有区区2％。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 立场与他们在调处问题上的立场如出一辙，他们只知道把大量的救济物资交给蒋介石政府， 但却根本不在乎后者将那些物资用于发动内战。
黄河归固复堤的问题是谈判的另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的是从救济物资当中提供复堤所需的 工程款项、重要物资以及对必须迁徙的居民发放迁移和安置费等一系列事项。蒋介石政府企 图将此事变成一个分割乃至消灭解放区的阴谋，他们不仅不履行已经签署的有关付款协议， 甚至还对工程所涉及的区域屡屡发动军事进攻。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上述行为同样采取了纵 容态度，这显然助长了后者的气焰，并且使中国更快地滑向了内战的深渊。
韩叙是在“解总”成立两年后被调往它的天津代表处担任英文秘书的。和“解总”驻上 海办事处相比，天津代表处要小得多，事实上，它的常驻工作人员通常只有代表和秘书两个 人。不过这个代表处的工作也相对单纯一些，它主要负责救济物资在解放区范围内的分配、 运输、发散以及与黄河归固复堤工程有关的具体事宜，此外，它还负责接待进出解放区的外 籍人员和国际友人。
后来被人们称作新中国外交界元老之一的王荫圃是这个代表处的负责人。他从事涉外工 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初期，他当时是两位著名的自愿援华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和 柯棣华大夫的翻译。军事调处期间，他曾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的翻译科长。他的 外表常常会使人误以为他是一位陕北农民，但实际上他却精明干练，并且非常善于结交各种 朋友。碰巧的是，王荫圃和韩叙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当然，他对自己手下的这个年轻人的才 干相当赞赏。作为他的主要助手，韩叙后来有机会参与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工作，其中 包括组建第一个官方外交机构——北平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
人们在位于英租界内的利顺德大饭店里可以找到“解总”驻天津代表处的办公地点，它 的门牌号码是111。这家饭店建于1863年，它的历史几乎和天津开埠的历史一样长。一位 英国传教士为了给越来越多的来华外国人提供一个住处而建造了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它都是天津最为豪华的饭店。选择这里做办公地点，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同上层人物打交道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掩护有关人员的身份。韩叙开始穿上挺括的西装出入其间，他的公开身 份是国际红十字会救济署的派驻人员，而在那些不知情的人们看来，他更像是一位年轻的 商人。《利顺德大饭店与近代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08页。
111号房间的来往信件和电报似乎比其他房间要多得多，这一点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特 务的注意，但是除非他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否则他们只能待在饭店外边盯梢。当然，每天 进出这个房间的客人也让他们感到眼花缭乱，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外籍人士。不过这对韩叙来 说却成了一个结交朋友的好机会，事实上，他和他们当中的一些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 友人的确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就包括后来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的格兰特先 生，他当时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军调部之间的联络官员。
然而这段独特的经历只延续到了这一年年底，由于内战的全面爆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 署在1947年11月中旬不得不宣布停止在华的一切救济工作，与此同时，“解总”也不得不陆 续撤销了它设在国统区的所有公开代表机构。
天津代表处是直到最后时刻才撤离国统区的，而当时的情形显然已经相当危险了。由于 国民党当局坚持要对准备撤离的“解总”工作人员实行检查，代表处不得不向有关方面提出 了严正抗议。“如果一定要进行检查的话，我们将拒绝撤离。”代表处的人员这样表明了自 己的态度。这无疑是美国人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了，因为倘若代表处的工作人员不能安全 撤回解放区的话，那些当时还留在解放区的美国人就有可能变成人质。于是，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开始向蒋介石施压，直到后者电令天津当局放弃了对“解总”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的 打算。不过盯梢的特务仍然在饭店门前不停地走动，为了防止他们跟踪，天津地下党派人装 扮成了国民党天津稽查处的特工，将韩叙等人“押解”出城。离开饭店时，韩叙鼓励饭店的 职工们不要放弃斗争，他说：“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利顺德 大饭店与近代天津》，第108页。
尽管内战的爆发导致了联合国对华救援工作的停顿，但是其他一些国际救援组织仍然在 向解放区提供与医药和妇女儿童有关的救援，而接待这些组织的成员并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 成了韩叙撤离天津以后的新工作，他当时是“解总”驻石家庄代表处的秘书，在“解总”被 迫撤销了设在国统区的所有办事机构之后，这个代表处已经成了各种国际救援组织同解放区 保持联系的主要渠道。
在刚刚调往这个代表处后不久，韩叙就受命陪同由一批国际友人组成的公益服务会第19医疗 队，考察了从石家庄至天津之间的解放区所辖范围内的医疗状况。这个医疗队由四名外籍医 务工作者组成，他们此前一直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并曾协助和平医院筹建过若 干个分院。这次艰苦而愉快的旅行使韩叙和医疗队中的一位来自美国的金发姑娘建立了友谊 ，那位名叫玛格丽特·斯坦利的姑娘对韩叙的热情和才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真正令人 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在37年之后，当韩叙在1985年以中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参加在美国明尼苏 达州举行的美中友好协会成立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时，一位来自依阿华州立大学的上了年纪的 老妇人走到了他的面前，要不是她的手上奇迹般地拿着一张他当年同第19医疗队的外籍医生 们拍摄的合影照片，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老妇人竟然是37年来一直杳无音 信的玛格丽特·斯坦利。这次意外的邂逅使他们之间的友情得以延续，玛格丽特为韩叙翻拍 了自己保留的有关那次旅行的所有照片，而韩叙则帮助她实现了到中国旧地重游的梦想。
1948年的下半年，韩叙几乎一直都在忙于与一项总额为50万美元的医疗援助有关的工作 ，这项援助是由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提供的。全部援助计划包括为解放区培训一批医 护工作者、建立一座疫苗血清制造厂以及运入一批医药物资。受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 的派遣，由一位名叫艾乐思的医生率领的华北工作队于8、9月间先期抵达石家庄，同“解总 ”商讨该项援助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韩叙是以翻译的身份参加整个商讨过程的，此外他还 兼做会谈记录，并且负责编写和打印会谈纪要。双方商讨的问题非常广泛，它们涉及了实 施援助计划的所有环节，比如援助物资的运送途径、用于联络的电台的安装、设置有关办事 机构的地点等等，甚至还包括志愿进入解放区工作的外籍人员的薪金发放办法以及宗教信仰 问题。
不过韩叙没有来得及参加与该项援助计划的实施有关的工作，他于1948年底被确定为筹 建北平外事工作机构的人选之一，并被调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等待 北平解放。尽管韩叙在“解总”工作的时间才不过一年半，但这段经历无疑使他成为一个拥 有相对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或许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解总”在某种程度上被人 们认为是培养新中国外交干部的摇篮。据不完全统计，外交部的老大使中至少有八位是在“ 解总”工作过的。 1948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下辖的第三兵团向驻扎在张家口外围的 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从而揭开了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之间进行的最后一场战略决战——平津 战役的序幕。由于负责防御北平的国民党军事长官傅作义最终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北平在 战役打响一个月后便和平解放了。
当韩叙再次回到那座他非常熟悉的城市时，竟然产生了一种令他惊讶的陌生感，当然， 使他感到陌生的不是那些街道和建筑，而是洋溢在整座城市中的“新社会”的氛围。北平已 经成立了过渡性的政权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之下，还将组成负责管理市 政的人民政府，而韩叙将要参与筹建的，便是隶属于人民政府的一个重要机构——外侨事务 处。如果说它与以往那些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部门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是一个真正意 义上的官方外交机构。作为外侨事务处负责人王荫圃的主要助手，韩叙开始和各国驻华使领 馆中那些仍然留在北平的外交官们打交道，事实上，这成了他从事官方外交工作的起点。
外侨事务处所承担的工作十分繁杂，这不仅是因为各国驻华使领馆在北平保留了大量的办事 人员，同时也因为北平是各国侨民相当集中的城市。不过外侨事务处在当时所开展的一项主 要工作，就是逐步肃清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特权，这项工作又被形象地表述为“打扫干净屋 子再请客”，这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制定的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之一。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人们首先要做的是重新确定各国驻华使领馆及其工作人员的待遇，它被形容为一项斗争 性很强的工作。由于新政权尚未与任何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它对国民党统治时期 在华设立的使领馆一律不予承认，并且其外交人员也只能被作为普通侨民对待。这项决定是 由中共中央外事小组做出的，这个小组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之前是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最高 机构。在执行上述规定时，某些领事馆曾就降低他们的待遇问题向外侨事务处提出过交涉甚 至是抗议，但是它们都被严正驳回了。
韩叙花费大量精力解决的另一类问题是清点和处理原驻华使领馆的房产。新政权对不同 国家使领馆的房产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最为严厉的处理方式是无条件没收，但它仅仅适 用于外国驻军的兵营和少数敌对国家的使领馆。与此相反的一种做法是允许使领馆继续留用 房产，当然它同样不是针对大多数国家的，或者说它只适用于一部分对华友好的国家。至于 大多数国家使领馆的房产，新政府采取的则是一种折中的做法，即在暂时搁置产权的情况下 对其进行征用。
对居住在北平的外国侨民进行必要的管理，这也是外侨事务处所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 不过真正需要花费精力管理的是一些西方国家在北平设立的官方或半官方新闻机构的记者。 在与他们所属的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前，他们被禁止在中国境内从事采访活动。但有 些记者显然不想遵守这样的规定，他们甚至还对新政权进行了违背事实的或者是攻击性的报 道，其结果是他们受到了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驱逐，其中有几份驱逐令就是由韩叙当面送 交给被驱逐人的。
在外侨事务处工作期间，韩叙开始表现出多方面的才干，他思路敏捷，见解独到，处理 问题机智灵活，并且非常善于交际和组织、协调。大家对他的评价是热诚坦率，工作认真负 责。不过也有一些同事对他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他有优越感和表现欲，而且作风浮躁，在 感情上和群众有隔阂等。
第一部分二
解放区的外交实践(4)
这些批评使韩叙醒悟到，尽管他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但他在思想意识上显然还带有 他所生活过的那个旧社会以及他所脱胎出来的那个阶级的烙印。他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小资 产阶级的个人英雄主义，他在有关会议上公开检讨说：自己总幻想一鸣惊人，建树奇迹，因 而形成了虚荣和浮躁的作风，凡是做了工作，总想叫别人知道，并且喜欢追求超群的见解， 喜欢强调自己和大家的不同。他还说，自己在工作中虽然表现积极，但那不是纯洁的革命的 积极性，而是掺杂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积极性。
为了时刻警醒自己，他在一个笔记本上抄录下了当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中的一段话：“个人英雄主义是剥削阶级的特性，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一定的有限的作用， 在今天某些阶级里，也可能有一点点进步作用，但在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特别是我们党 内，却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考虑一切问题都是从个人出发。……他从不知道革命 利益与反革命利益的区别，因此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就成为像张国焘那样的叛变分子。”
他接着又抄录了一段有关新英雄主义的论述：“新英雄主义是群众英雄主义，是无产阶 级思想的一部分。……他看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他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他 充满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依靠人民的思想。因此，他不但能做到吃苦在先，享乐在后， 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而且活泼、愉快、勇敢、进取，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 。”
关于新英雄主义的论述使韩叙找到了新的标准。他后来曾经多次公开检讨过自己的个人主义 问题。然而与他无数次的自我反省比起来，那不过是人们所知道的有限的几次。他开始走上 了一条无形的、漫无止境的自我改造之路。虽然在那之后他也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 若干次思想改造运动，但促使他在这条道路上坚持走下去的主要不是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 而是对党的事业的高度忠诚。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在无数中国人的记忆里都是一个令人激动和自豪的日子，它的 意义就像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的那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韩叙的记 忆里，这一天则显得格外不同寻常——开国大典结束后，他有幸作为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外 交使者，前往原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 国驻北平总领馆，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公告以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随附公 函，这份文件曾被周恩来描述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和“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 出的第一个照会”。翁明、蔡华同、张颖等著《大使的风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 6年8月版，第146页。
当韩叙骑着自行车递交完那些文件之后，北平的街头已经灯火阑珊。他久久地徜徉在凉爽的 秋风里，难抑心头的兴奋与激动。那一天，他度过了一个长长的不眠之夜。
他后来在写给弟弟崇刚的一封信中详尽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韩叙去世后，崇刚在一篇悼念 文章中回忆起了这段往事，他说：他至今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哥哥那洋溢于字里行间的兴奋之 情。
第二部分三
第一代礼宾官(1)
(1949年11月—1959年10月)
——1949年11月，在新组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任交际处交际科科长
——早期的礼宾工作
——1951年2月与葛绮云结婚
——参与新中国礼宾制度建设
——1954年，外交部礼宾司成立，1955年升任礼宾司专员
——“十年大庆”期间，在大型国宾接待活动中担任礼宾工作负责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历史是从1949年11月8日这一天开始的，经过一个多月的 紧张筹备，它在袁世凯执政时期的外交部旧址今北京市东城区外交部街。宣 告成立了。
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在成立大会上这样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我们现在的 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 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6月提出的被称作“一边倒 ”的外交方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这个方针被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下来。
周恩来接着又对这一原则做出了灵活的解释，他说：我们“对兄弟国家在战略上要联合 ，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另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在战略上要反对，但战术上有时在个 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
周恩来还对外交人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他说：“外交同 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外交人员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 因此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7页。周恩来的这 些话后来一直被韩叙谨记在心。
人们在刚刚组建起来的外交部中是找不到礼宾司的设置的，当时
所有的礼宾方面的工作都由附属于办公厅的一个叫做交际处的部门负责。由于 交际处同时还要负责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所以礼宾工作看上去只是它的庞杂的事务性工作 的一部分。
当人们走进外交部那幢风格别致的德国式建筑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交际处的办公室。事实 上，这个处的大量的具体工作都由它下设的惟一一个科——交际科来处理。交际科的第一任 科长是韩叙，在外交部同一级别的干部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和大多数部门不同的是，交际处刚一组建起来，各种各样的工作就已经迫在眉睫了，因为出 使新中国的第一位大使——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早在外交部正式成立前一个月就抵达北京了。 当然，仅仅一个大使的到任还不会给礼宾接待带来太大的麻烦，但在接下去的两个月里，当 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在内 的十多个国家的大使相继到任之后，局面就完全不同了。事实上，人们发现他们还远没有来 得及为这些大使的到任做好足够的准备，以至于在最初一段日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疲于 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前没有料到的问题。
最先碰到问题的地方是海关，因为有关人员不知道该如何为第一批到任的外交官们办理入境 手续，比如是否可以对他们携带的部分商品实行免税或者是给予他们免检待遇等等。同样是 第一次碰到这些问题的外交部迅速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小组负责拟定有关规定，人们差不多可 以说这项规定是让已经到任的外交官们等着拟定出来的。当然，韩叙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 一。不过在参加诸如此类的建章立制工作的同时，他还要一遍遍地赶往机场或车站去迎接那 些新到任的大使们，他的名字也因此经常见诸报端。在人们的印象中，除了少数几位被给予 特殊礼遇的大使以外，大多数大使都是由韩叙代表外交部前去迎接的。
不过当海关为新大使们办完入境手续之后，他们的住房很快又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在 没有建造好自己的使馆之前，外交官们惟一的选择就是租用饭店的房间。但除了位于东长安 街的北京饭店以外，大使们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由于当时北京饭店的客房量只是今天的1/ 3，所以当交际科的年轻人们陪着外交官们前去租房时，竟然不止一次地碰到过找不到 一个空房间来安顿客人的尴尬局面，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和客人一起坐在饭店的前厅里等待其 他客人退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交际处后来索性在饭店里长期包租了一批房间，尽 管他们常常要为一部分空着的房间支付大量的房租。
在终于将外交官们的住房问题解决之后，更多的工作接踵而至。一时间，诸如安排新大 使递交国书、对各有关部门进行礼节性拜会以及为使馆雇佣翻译甚至是保姆之类的事务立即 满满地排在了交际科的工作日程表上。科里仅有的四五个人显然无法应付这种局面，于是， 外交部从其他部门紧急抽调了一批年轻人充实到交际科，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显得手忙脚 乱。
尽快建立一套能够体现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并且符合中国国情的礼宾工作制度，从一开始 就被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尽管人手非常紧张，交际处还是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着 手进行这项工作。小组的成员中包括一位在1949年起义的原国民党外交部的礼宾官，最初的 时候，他的某些经验曾被直接用来以解燃眉之急，比如人们就曾经根据他提供的国民党外交 部的做法，为最初一批大使安排了递交国书仪式。然而那套仪式在当时看来就已经显得过于 繁琐了，于是，当外交部陆续从中国派驻国外的大使们那里了解到其他国家的有关情况后， 交际处受命对这套仪式进行简化。不过一下子就省略掉其中的几项环节，很可能会使后到任 的大使们误以为自己受到的是较低规格的礼遇，所以人们只能一点一点地简化这套程序。
然而更多的工作只能在完全无章可循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人们很快就发现，韩叙周到、缜密 和擅长组织的特点常常能够弥补由于经验不足所带来的问题。比如有一次，一位负责采购 食品的女孩子就准备用一种包装很漂亮但却是被儿童们衔在嘴里吃的棒棒糖招待一位大使， 韩叙发现后这样问她：“我们将要和大使讨论一些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你认为让他吃这样的 糖合适吗?”那位女孩子事后心悦诚服地对别人说，这件事使她懂得了必须将礼宾安排中的 每一个细节同会谈本身联系到一起来考虑。
第二部分三
第一代礼宾官(2)
作为交际科科长，韩叙不仅要负责日常的礼宾工作，同时还要兼顾后来由国际俱乐部和 外交人员服务局负责处理的各项事务。为了减少发生差错的可能性，他养成了事必躬亲的习 惯，但是这样一来，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他就像个跑码头的。”当时担任亚洲司司长 的乔冠华曾经这样形容他每天风风火火的工作状态。但是不管忙碌到什么程度，他也绝不会 马马虎虎地对待哪怕任何一件小事，他要求自己负责的每一项工作都尽可能做得完美，而这 一点，也正是他后来深得周恩来信任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交际科里的那些刚刚从大学毕 业不久的年轻人，都在暗中把他们的科长当作自己学习的楷模。
当然，由于对国际外交惯例缺乏足够的了解，人们还是不可避免地犯过一些无伤大雅的错误 。比如每当哪个使馆需要与外交部讨论某个问题时，交际科的热情的年轻人们总是立即骑上 自行车赶到对方的使馆去，而根据国际上通行的外交惯例，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都应该由礼 宾司安排双方相应级别的官员在外交部会面。不过更为有趣的是，所有的使馆都把中方的这 个小错误当成了一种友好的表示，各国外交官们对交际科的那些骑着自行车找上门去的年轻 人热情有加，直到中方了解了有关的国际惯例之后，这种做法才被改掉了。
不过惯例并不是不能打破的，在某些情况下，打破惯例有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最先让 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周恩来——1950年5月，当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交际处提出 了拜会他的请求时，周恩来出人意料地这样答复道：“为什么一定要是大使先生到我这里来 呢?我也可以去看他嘛!”于是，交际处破天荒地做出了让中国总理去拜会一位大使的安排， 这被认为是中方给予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的特殊礼遇。此举在国际 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说人们从中领悟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它已经再清晰不过地表明 ，新中国同样重视发展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作为中国再次表明这一愿望的方式之 一，毛泽东主席在第二年1月份甚至出席了潘尼迦大使举行的印度国庆招待会，这是他第一 次当然也是惟一一次参加使团活动。采访高建中谈话录音。高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副 司长、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大使。 这两次打破惯例的举动显然加快了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步伐，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中国先后同西欧和周边的七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建交协议。
这件事使韩叙对礼宾工作在整个外交工作中的作用有了新的理解，他开始意识到，仅仅 熟悉它的技术性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对国家的基本外交政策以及相 关的外交使命有透彻的了解。于是，在继续学习外文、熟悉各个国家的情况、默记那些极难 辨别的国旗图案以及背诵驻华使节们的姓名、职务、简历和电话号码的同时，他开始用更多 的精力了解和研究有关的外交政策。时间对他来说总是显得格外稀缺，即使是星期天也不能 被轻松地消磨掉，因为那是他惟一的有可能把自己埋在文件堆里的日子。
如此忙碌有时会使他感到疲倦。他用来对付疲倦的方式之一，是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准备一瓶 茅台酒提神。不过他不是去喝那种烈性白酒，而是打开瓶盖嗅一嗅它那浓烈的气味。此外， 他每天都要通过适当的运动来保持精力旺盛。很多人都提到了他喜欢做俯卧撑的习惯，因为 这可以不受时间和场地的限制，这成了他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爱好之一，或者说，这是他保持 了一生的爱好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深谋远虑的国家领导人们就开始着手为恢复它在联合 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做出必要的准备了。1950年1月9日，周恩来外长正式通知联 合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此后，准备派 驻联合国的其他各个重要机构也相继组建起来，其成员不仅包括一些职级很高的领导干部， 同时还包括一些刚刚从几所大学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毕业生。为了使这些学生尽快掌握外事工 作的必备知识，他们被分别送往外交部的有关部门进行业务实习。
到交际科报到的是他们当中一个名叫葛绮云的24岁的女孩子。尽管当时是炎热的7月份 ，但她并没有穿裙子，而是穿着当时最流行的服装——蓝色工装裤。从她走进办公室的那个 时候起，韩叙就一直在不动声色地打量她。她那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的外表以及温婉 、单纯的气质，使她显得和周围那些来自部队的成熟、干练的女干部们截然不同。韩叙很快 就意识到，她正是自己一直在等待着的女孩子。半年之后，她成为韩叙的妻子。
很多人都误以为葛绮云毕业于某所教会学校，因为她身上有一种优雅的淑女气质，不过 她的气质与教会学校无关，那是她的家庭和以往的生活赋予她的。
由于父亲是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葛绮云一直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同韩叙 老派严厉的父亲和没有多少精力顾及每个孩子的母亲不同，她的父母从不掩饰对子女的爱。 葛绮云是家中的长女，在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眼里，她几乎从不违拗父母的意愿。而母亲 除去爱她之外还非常倚重她，这使她一直都是家中所有孩子的中心。
家庭和学校构成了她的全部世界。她只在上学的时候才离开父母的视线，当然那也是令 父母格外担忧的时刻，因为他们惟恐她会在这段时间里被别人拉去参加某个政治集会或政治 游行，而这在当时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可能性，她的 父亲后来索性用自己的汽车接送她上下学。不过她还是成功地瞒着父母，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大游行，那是她所做过的极少几件有违父母意愿的事情之一。
上海解放那天，她又一次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欢迎进驻南京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她当 时是复旦大学英文系四年级的学生，那也是她开始确立自己的政治信念的时代。1949年12月 ，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且在毕业前夕被刚刚成立不久的外交部挑中了。同学们都 认为她很幸运，不过这非但没有让她和母亲感到高兴，反而使她们陷入了离愁别绪之中。离 开上海那天，她和坚持要到车站送她的母亲在站台上抱头痛哭。葛绮云到北京后曾把这件 事讲给同宿舍的女伴们听，没想到她们听后全都哈哈大笑，因为她们丝毫也想像不出那有什 么好哭的。
韩叙的“老干部”资历和他那夹杂在黑发中的少许白发，使他看上去至少要比葛绮云年 长10岁，但实际上他只比她早出生两年。韩叙很快就开始追求葛绮云。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 ，他在送葛绮云回宿舍的路上拥抱了她。葛绮云没有拒绝韩叙的追求，尽管他们在此之前从 未向对方表白过爱情，但葛绮云发现，韩叙的成熟和真诚已经赢得了她的心，她相信站在自 己面前的这个正用恳切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人可以让她托付终身。
在那之后他们也没有多少时间体验爱情的缠绵悱恻。从葛绮云认识韩叙的那天起，他就是一 个整天都忙得团团转的人，这一点，在他们以后的生活里始终都没有改变过。他们只能在星 期天约会，通常是葛绮云到韩叙的宿舍去，因为韩叙的角色几乎总是需要他周末待在自己的 宿舍里待命。更糟糕的是，韩叙往往不得不利用这段时间清洗一周换下的衣物，那情形看上 去丝毫也不浪漫。韩叙对此深感歉意，所以每当葛绮云提出要帮助他清洗衣物时，他总是温 和但很坚决地加以拒绝，因为他不想让葛绮云为自己做得更多了。即使在婚后，他也从未让 妻子为自己清洗过衣物，而且只要有可能，他总要尽量为自己的家人多做些事情。
他们的爱情很快就被公开了，交际科的年轻人们一致鼓励韩叙要加快节奏，这种以打仗般的 速度处理感情问题的方式让葛绮云觉得十分新鲜有趣。“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在他们做出 结婚决定之前，韩叙非常认真地对葛绮云说。他谈到事情与他的健康状况有关——他在不久 前的一次身体检查中被确诊患了肺结核。葛绮云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因为他看上去目光炯炯 ，身体结实强壮。当然这并非是他们所面临的惟一麻烦，相比之下，葛绮云父亲的“历史问 题”有可能给他们的婚姻带来更大的影响，在那个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的年代里 ，让一个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某区分部书记并且与某些国民党要人过从密切的人做自己的岳父 ，这一点恐怕足以让某些人退避三舍了。
不过所有的麻烦都没有成为韩叙和葛绮云缔结婚姻的障碍， 他们决定将婚礼安排在即将到 来的新的一年， 也就是1951年2月6日举行， 因为那一天是中国的农历除夕。葛绮云写信把 这个决定告诉了母亲， 而韩叙则告诉了姐姐崇寄。他们几乎立刻就得到了家人的祝福。
预定的婚期一天天临近了，令韩叙感到焦急的是，他竟然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同葛绮云去办理 婚姻注册手续。至于其他的准备工作，则全要仰仗他们那些热情的同事帮忙了。葛绮云为婚 礼所做的惟一的准备，就是为自己定做了一套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服装——一种上衣上缀 有双排纽扣并且在腰部系有一根腰带的“列宁服”。
婚礼举行得俭朴而热闹。当时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做了他们的证婚人。韩叙的主婚人 是他的姐姐，而葛绮云的家人因为远在上海未能参加他们的婚礼，结果刚刚被任命为中国驻 联合国副代表的李一氓做了她的主婚人。不过有趣的是，李一氓似乎不太适应在这种场合扮 演重要角色，他的过于严肃的表情使他看上去更像是在参加一次剑拔弩张的谈判，然而这却 赋予婚礼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
在简短的仪式结束之后，韩叙和葛绮云被人们簇拥着参加了外交部的除夕舞会。人人都期望 能在舞会上见到周恩来，当然大家没有失望。当周恩来得知韩叙和葛绮云刚刚举行了婚礼时 ，他特地邀请新娘与他共舞。“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周恩来一边 迈着优雅的舞步一边对葛绮云说，“你们都是革命队伍中的同志，你们的关系是平等的。你 们今后要互敬、互爱、互让、互助。”据葛绮云回忆。事实上，人们 的确可以用这八个字描述韩叙和葛绮云后来40多年的婚姻生活。 过于忙碌的工作终于使韩叙的肺病明显加重了，人们看到他面色潮红，咳嗽不止，额头上不 断冒出豆大的汗珠。他自己也时常感到浑身无力，不过他仍然打算硬撑着，人们最后不得不 以组织的名义强迫他住进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疗养院。他在那里度过了整个春天和夏天，当他 重新出现在同事们面前时，他的身体看上去简直棒极了。
第二部分三
第一代礼宾官(3)
交际处里仍是一片忙碌，尽管1952年没有新大使到任，但是各种出访和来访活动却比前 一年频繁得多。韩叙回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忙着准备接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个访问北京的外国政府首脑——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
为迎接这次访问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交际处甚至对原有的机构进 行了扩充，一个新的科被组建起来，它将主要负责内部的制度建设，这样原有的交际科就能 集中精力专门负责国宾接待工作了。韩叙仍然是交际科的科长，不过现在人们把这个科称作 一科，这是相对于新组建的二科而言的。
泽登巴尔总理于1952年9月28日开始了他对中国的长达20天的访问。人们在那个年代为欢迎 一位国宾而做出的种种安排在今天是难以想像的，今天人们最多只能在停机坪上看到手持花 束的欢迎人群，而那时欢迎人群会从机场一直沿途排列到来宾下榻的宾馆门口。当泽登巴尔 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前往宾馆时，出现在他眼前的就是这种数万人欢呼雀跃的场面。在接 下去的差不多三周的时间里，人们还将安排泽登巴尔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观礼活动，并且出席毛泽东主席的宴会，此外他还将参观工矿企业、农 村和观览名胜，人们完全可以想像交际处要为一次这样的访问承担多么繁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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