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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意见，却鲜见视听。然而，他们毕竟是这场战争的主角，他们对于这场几乎卷进了整个世界的战争持何观点，他们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发动、进程，以至自己的失败的——我们推出这套《德军观点》丛书，就是希望读者能从更全面的视角，来了解这场战争。
这套丛书包括了德国“名将”古德里安、隆美尔、曼斯坦因的作战回忆录，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而作为本套丛书译者的钮先钟先生，也是一位军事大师。两相配合，应是相得益彰。
在书中的一些段落中，作者给与了德军和德国将领一些极高的评价，但这些评价都是从纯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角度出发的，与这场已有历史定论的战争的正义性与价值判断无关。
不过，他们毕竟都是德国军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立场，他们的军人使命感和荣誉感要求他们必须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胜利。因此作者难免流露出一些未能实现个人目标和国家目标的遗憾，以及烙上“德国立场”标记的观点和判断。
我们既应该对逝去的作者和历史作品表达尊重，也要在阅读时，对于其表达的历史观、价值观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
前言目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三大名将回忆录重印前记
德国三大名将再版前记
译者赘言
序言
第一章 背景与青年时代……
第二章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第三章 希特勒一帆风顺……
1938年，勃洛姆堡—弗里奇危机……
德国吞并奥地利……
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
情势再度转劣……
第四章 战祸的开始……
战争的酝酿……
波兰战役……
波兰战后……
第五章 西线战场上的战役……
战争的准备……
从突破到海峡……
海峡港口的占领……
希特勒突然叫停……
向瑞士边境突破……
休战……
第六章 1941年苏联的战役……
战争的背景……
战争的准备……
序战……
渡过第聂伯河……
斯摩棱斯克-艾尔雅-罗斯拉夫尔……
是莫斯科还是基辅呢？……
基辅之战……
奥廖尔与布良斯克之战……
向图拉和莫斯科进攻……
我第一次被免职……
第七章 投闲置散……
第八章 装甲兵的发展（1942年1月到1943年2月）……
第九章 装甲兵总监……
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
哥尔德内博士的来访……
卫城作战计划……
1943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
决定性的一年……
第十章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
第十一章 参谋总长……
东线的作战……
阿登攻势……
东线的防御准备……
苏军的攻势……
第十二章 最后的崩溃……
第十三章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
希特勒……
纳粹党魁……
中央与地方的控制者……
希特勒的心腹……
德国的政府……
第十四章 德国的参谋本部……
附录：古德里安生平大事年表……
前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三大名将回忆录重印前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战争，尽管已经是50年前的旧事，但其经过直到今天仍然还是一种非常值得留恋的回忆。在大战中德国固然终于失败，但其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则真是可圈可点，所有其他交战国的人员也都无不自愧弗如。至少，在作战的层面上，德军真可以说是盖世无双。因此，他们的确是虽败犹荣，甚至于更可以问心无愧地说非战之罪也。
平均说来，德国的将领都相当优秀，他们在战争中大都能够忠勇任事，恪尽职守。不过若就全部过程加以精密的评审，则根据许多战史专家的意见，可以断定有三位是大家一致认为真正符合所谓“名将”的标准。他们就是号称“闪击英雄”的古德里安、扬威北非的隆美尔和以“曼斯坦因计划”留名青史的冯·曼斯坦因。尽管他们都已经作古，但研究战争的人仍然会感觉到他们的将星还在战略的天空中发出闪耀夺目的光辉。
古德里安和冯·曼斯坦因在战后都有回忆录。古德里安的书出版最早（1952年），书名为Panzer Leader，若直译为中文应为“装甲领袖”；当年为求生动传神起见，遂意译为“闪击英雄”。冯·曼斯坦因的回忆录直到1955年才出版，原名为Lost Victories，译为“失去的胜利”。从其书名上看来，可以显示出这位元帅的确认为德国本应赢得胜利。隆美尔在1944年即已被迫自杀，所以不可能有回忆录，但所幸他生前留下不少的文件，于是在战后由英国兵学大师李德哈特负责编辑，并由其幕僚和家人提供补充资料，而在1953年以“隆美尔战时文件”（The Rommel Papers）为书名出版，就实质而言，也几乎无异于回忆录。
这三本书都是50年代由我译成中文，首先在《军事译粹》杂志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说起来这已经是40年前的往事，现在要想看这些书可能只有向旧书市场中去寻找。现在有出版社有意将三书重印发行，我感到非常高兴并乐观其成。为什么这些回忆录仍然有重印的价值呢？我想以一位花了40年光阴钻研战史和战略的学者身份来提出若干解释。
欲通兵学必读历史，因为战争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只能透过前人的经验来学习。回忆录又是历史中的一个特殊部分，能够提供其他历史著作所不能提供的资料。战争的主角还是人，而尤其是指挥作战的人，即所谓“将”。最好的历史对于各将如何指挥，如何决策也只能做客观的描述或分析，但无法真正表达其内心中的思想。只有当事人现身说法，始能使真相大白。简言之，历史的记载往往不免简化、浓缩、生硬，好像没有血肉的骨架，但回忆录却是由血、泪、汗交织而成的真实故事，具有启发性和人情味，对于心智的运作、意志的发挥，都有其详尽的自我表白。
所以只有读名将的回忆录始能了解名将之所以为名将。诚如李德哈特所云，读古德里安的书就好像是坐在他的指挥车中，亲自看他如何指挥一样。凡是喜欢研究战争的人，而尤其是青年朋友，我敢凭我个人40余年来的治学经验向你们推荐这三本德国名将回忆录。它可以帮助你们了解什么是真实的战争，同时也让你们亲自感受到战争的滋味。经常有人指出历史比小说更奇妙，而我则说读名将回忆录要比看任何小说都更过瘾。
钮先钟
1994年4月写于台北
前言德国三大名将再版前记
《闪击英雄》，即德国古德里安上将回忆录；《隆美尔战时文件》，即隆美尔元帅未完成手稿，由英国兵学大师李德哈特编辑成书；《失去的胜利》，即冯·曼斯坦因元帅回忆录。这三本名著都是我在过去所译出，并先后由本社（编者注：军事译粹社）出版的。
凡是略有军事知识的人都一定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真是名将辈出，其人才之盛实非其他各国所能及。尽管德国终于还是失败了，但从纯军事的观点上来看，那的确有一点输得冤枉，大有“非战之罪”的感想。无论如何，德国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至少是可以名垂青史，永为后世的楷模。
尽管一般德国军人都很够水准，但在优秀中再挑最优秀的，据我个人和一般评论家的看法，有三个人似乎真可以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们不仅是一时之选，而且即令置于古今名将之林，也都还应居于名列前茅的位置。他们是谁？也就是我所介绍的这三位德国将领。
概括言之，这三个人都是军事天才，而且其成就也很难分出高下，分别言之，则他们之间却又多少有一些差异。古德里安的专长是在装甲兵方面，不过他在战略方面的见解也自不平凡，所可惜的却是并没有机会让他去一展抱负。许多比他差的人都拿到了元帅的权杖，而他却只能以上将终其身，这的确是有“数奇不封”之感。
隆美尔也许要算是最幸运的，尽管他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他虽然是在一个次要的战场上作战，但他却有指挥的全权，可以任意发挥他的天才，这是其他德国将领都很羡慕的机会。一般的看法都认为他是战术优于战略，但从他自己所写的文件上来判断，连李德哈特也不能不认为他是具有极高深的战略修养的。
以“曼斯坦因计划”而在军事史上取得不朽地位的冯·曼斯坦因元帅，是德国当年军事界所公认的伟大战略家。但事实上，他并非只能运筹帷幄，而不能冲锋陷阵。虽然不是装甲兵出身（实际上上面那两位也都不是），但他对于装甲兵的运用也一样的内行，尤其是他在东线战场上对于大兵团的作战指挥，更可以说是已达超凡入圣的境界。
总的来说，这三位名将都的确是值得后人景仰。而他们自己所撰写的回忆录，也的确能够把他们在战争中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很详细地表现出来。这些书已成为世界军事名著，其价值也可以永垂不朽。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回忆录的价值也许不如经过编撰的战史。因为前者是以个人的观点来写的，自然难免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后者则可以利用多方面的资料，所以比较客观。但是从研究战争艺术的立场上来说，回忆录的价值却远较重要。因为战史的内容往往会过分的简化、浓缩和生硬，变成了一个没有血肉的骨架子。反之，回忆录却是由血、泪、汗所交织而成的真实故事。它不仅具有人情味和启发性，而且更有如李德哈特所云，对于一位专家的“心”，和这颗“心”怎样工作，有很详尽的自我表白。
作为一个职业军官，尤其是青年军官，其最大的责任就是应该学习怎样作战，兵者国之大事，虽可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无备。怎样学习作战呢？拿破仑所告诉我们的，钻研古今名将的记录实为不二法门，因此这三本书是值得一读，再读，三读，甚至于无数读的。
这一次再版这三本书，可以说是所费不赀，真是出了一身大汗。为了便于读者获得完整印象起见，现在把它们并成一个合集，定名《德国三大名将》。我们诚恳希望此一努力对爱好军事学术的社会青年能有极大的贡献。
钮先钟
1974年7月20日于台北
前言译者赘言
中国古代历史上说：“李广数奇不封”，读完了这一本《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之后，所得到的感想也正是这样。丢开历史上的功过不谈，古德里安这一个人，诚如李德哈特所说的，总真可以称是一个军事上的天才。可是这个世界上，天才的遭遇总是悲剧性的，古德里安又何能例外？
曲高和寡，他的理想始终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但是当他以“装甲兵领袖”的姿态，指挥着那史无前例的巨型车队，横扫欧陆的时候，那真是够得上“风云变色，山川震眩”的形容语。装甲车的履带碾遍了大半个欧洲，“闪电战”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古德里安也实在是很可以自豪了。
不过，对于古德里安本人而言，却并没有能够满足他的抱负。假使战争真是能够完全照他的理想去打，那么今天也许历史就要重新改写过，地图也要重新改画过。自古到今，都是庸臣误国，古德里安的理想一再地受到意外的阻挠和打击，他一生事业的过程中，得意的时候少，而不得意的时候多。等到他最后出任参谋总长的时候，那已经是独木难支大厦，而终于无力挽回第三帝国的灭亡了。这是天乎抑人乎？是古德里安的不幸呢？还是世界的大幸呢？
蒋百里先生曾经说过：参谋总长是一定要有三分疯狂的气质，不怕他偏，偏到极点也就是正了。古德里安正是这样一个有偏见，有疯狂气质的名将。他的偏见也就是他的特点，这一本书最令人欣赏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古德里安在战后虽然是一个“败军之将”，但是却深为美英两国军事学界所推崇，他一度曾留驻美国，而成为美国国防当局的高级顾问。他这一本书出版之后，真可以说够得上“洛阳纸贵”的标准。在美国出版的时候是1952年7月15日，当我们一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去电订购，但是不久书店就回答我们说首版书已卖完，俟再版时再寄，结果两个月后书来了，却已经是第三版了。
为什么这一本书——相当专门化的一本书——会如此的畅销呢？不仅是因为古德里安是一位当代的兵学大师，他对于战略战术——尤其是装甲兵方面——的见解，深为人们所重视；也不仅是因为这一本书可以算是由德国方面所发表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惟一信史，所以为研究战史和兵学者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这本书实在是一本对苏联作战的标准教科书，当年一口气打到莫斯科把克里姆林宫里的人骇得面无人色的，就是这位古德里安上将。所以他对于这一次战役的成功和失败，真是一本账完全在他的肚子里面。这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精彩的一部分。
我们在准备翻译这本书时，所看到的还是他的德文原本，英文本还没有出版，本来就准备照德文翻译，但是因为这一本书在台北只有一本，而且不是我们自己的，书的主人是一位外籍人士，他自己也要用，所以无法动手，直到我们准备去设法订购德文本的时候，英文本却已经出版了。于是为了订购和翻译便利起见，就决定采取英文本来作为翻译的对象，好在英文本对于原文是十分忠实的，而且还有李德哈特的序文和一些注解是原文所没有的。
一本好书的价值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来加以介绍的，这是一本经典型的名著，它的滋味需要读者去慢慢地咀嚼，它的意义需要读者去慢慢体会。不过，千言万语，却是孙子所说的一句话：“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似乎是可以当作本书的总结论。
前言序言(1)
在这本书里面，一个曾经大规模创造历史的人，亲自把他怎样用一种新观念来形成历史的真实故事讲给我们听，而这一段历史的结束却也完全在他个人意料之外。古德里安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是一个具有极重大影响的人物。没有他，也许希特勒在刚刚发动战争的时候，就可能早已失败了。因为在1930—1940年之间，一般说来，德国的力量是并不足以击败任何强国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胜利，其惟一的原因就是装甲兵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古德里安一手建立和训练成功的，而且在战争中，他不顾希特勒个人的疑惧和他上级的警告，独立大胆地去领导装甲兵作战，所以才终于获得了空前的大胜。古德里安的色当突破战，和他那直趋海岸地区的迅雷追击，事实上就完全决定了法兰西战役的命运。
一年以后，他在东线战场上所领导的追击几乎又促成了苏联陆军的总崩溃，但是这一次又由于上级的迟疑延误，以至于寒冬到了而仍没有把敌人解决，所以坐令苏联人得到了一个喘息恢复的机会。斯大林可以卷土重来，他的实力与日俱增，而德国却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了。希特勒在1942年的攻势虽然也很可怕，但是已经远不如前一年了。在斯大林格勒失败之后，德国力量的衰竭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等到美国人参战之后，他们的覆亡就已经是定数难逃了。
所以古德里安所制造的初期胜利，其所引起的后果比不胜利还要更坏。太早的开花在最后结实的时候就变成了苦果了。
古德里安本人对于这个苦果的味道早就尝到了，因为在1942年的年底，他就主张暂行退守而与希特勒冲突，遂被免职。以后局势日非，他才又被召用，到了他出任参谋总长的时候，战局是已经绝望了。所以他是命定了要做败军之将的。
这似乎是一种报应，但是却不影响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他应用一种新观念来重铸了这个历史，而这个观念是他发起的也是由他个人来执行的。西欧的征服固然不能垂之于永远，但是它却改变了历史的形态，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将来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很清楚的，虽然我们还不能够预言将来会怎样的演变。
古德里安的书对于一个专家的“心”和这个“心”是怎样工作的，有很详尽的“自我表白”，这也是最有趣味的一部分。他比一般的专家具有更多的幻想力，但是这个幻想力的实施却几乎完全是在他职业范围之内，而他那疯狂的热心更增加他集中力的强度。
古德里安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个标准的职业军人——他倾全力去发展一种技术，正好像一般工艺家一样的冷静。要了解他，就一定先要能够了解一个纯粹技术家的心情。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他对于希特勒的态度。希特勒欢喜新的军事观念，尤其是战车的观念，所以古德里安最初对于他当然会表示好感。一直等到他最后和希特勒有了密切接触之后，他才打破了他的幻想。
凡是读过他这本回忆录的人都可以看出来他对于战争的原因从未表示过怀疑。军人在尽忠职守的时候，是不会有怀疑的。他是一个标准军人，他只会觉得他的国家是对的，他是为了抵抗可能的侵略者而战的。他这种观念也许会为读者所不能谅解，但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军人多数都是持和他一样的看法的。
而且，全世界的军人都是一致服膺“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一句古训的，所以他们对于攻守二字的看法，不过只是两种可以互相交换运用的战术观念而已，对于侵略与否的问题，却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君子可欺之以方，在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压力之下，军人们是最容易闭口不言的。军人们所受的训练就没有教他们去拆穿国际纠纷背面的真相，假使他们一心想去研究最后的结果，那么眼前的工作也就无法做了。固然在研究和指导整个战争方面，需要有军事哲学家的存在，但是在军事组织以内，一颗过分博考深思的心却是不太适宜的。
在战场上作战的指挥官，对于他的行动不应该想得太远，即令他有时间那样做，过分深远的思虑只会使人引起麻木之感。在实战的时候，为了达成任务起见，他们的思想应该只以如何有效地完成目前的工作为限。诚如古诗中所说的：“他们不研究为什么的理由，只是埋头工作和视死如归。”任何国家的军事组织都不能够违背这条经验律。当军人们开始对于他们为什么而战的理由表示怀疑的时候，这支军队不久就会崩溃了。
要指摘古德里安的思想是一种“至死不悟的黩武主义”，那是太容易了，但是我们却最好还是承认他这种基本想法正是一个军人所应有的态度。他在今天也并不放弃他的旧观念，以来阿好取容，这正是表示他为人正直的地方——这种个性使他过去和他的上级及希特勒发生过很多次的争执，但也因为具有这种刚强不屈的个性，才使他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军事改革家和指挥官。
这本书是德国方面所发表过的，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充实、最真实和最富有启发性的个人回忆录。它的内容是如此的详细，具有史料价值，而在写作方面是如此的坦白和热情，使人读下去有一种轻快之感。
古德里安在开头各章中，说明了当他草创装甲部队和发展闪击战技术的时候，曾经遭到许多的阻力。这对一般的读者来说一定会感到惊异，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德国的参谋本部一向是以具有远见和行动统一著称的。
前言序言(2)
他对于1940年各次战役的描写，使人觉得就像坐在他的指挥车里看他如何指挥装甲部队，如何紧迫敌人。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更像是一个梦境的重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发生以前，我就已经想象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景象，可是大家却都说那只是我的幻想而已。
古德里安对于1942年侵苏战役的叙述，为历来所仅见的最详细的记录。对于德国高级指挥部里的意见冲突和苏联的冬天都有极生动的描写。以后他就被免职了，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他又重被召用，负起重新改组装甲部队的职责。他对于德国为什么未能阻止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原因，也有新的解释。
当情况已经变得毫无希望的时候，他才做了参谋总长，这个时候他的指挥范围还只限于东线战场，而且希特勒又遇事都要加以干涉。所以古德里安事实上是已经回天乏术，但是这却也让他获得了一个接近希特勒的机会，而使他对于战争末期的希特勒，有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古德里安对于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其他要人都有一个详细的个性分析——这一章可能是全书中最有趣味的一章。
这种分析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古德里安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虽然在这本书里并没有时常的直接表现出来。幽默感在德国军人圈内是不常有的，所以就更难能可贵了。
虽然古德里安并不能够挽救第三帝国的灭亡，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足以使他在军事方面建立一个不朽的名誉。对于“立功”的人们而言，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由他们所能形成的历史影响而来加以决定的。古德里安的成就——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争本身的影响——已足以使他成为第一流的名将了。虽然在名义上，他始终没有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但是他把装甲兵力独立使用的观念应用得如此的充分，而且得到了具有决定性的胜利，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在战争的记录上都是无可比拟的。
很明显的，他具有了历史上一切“名将”所共有的气质。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随时能够找到奇袭的机会使敌人措手不及；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迅速无比使敌人无喘息之余地；他懂得如何把战略和战术配合使用；并且他能获得部下的拥戴，使人乐于为他效死。此外他还有许多惊人的成就，使“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除此以外，古德里安还具有创造性的幻想力——这是一个“天才”的基本条件——在军事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多数的名将都只是以使用他那个时代所已经习惯的工具和技术为满足，只有极少数的天才会去追求新的工具和方法。新武器的发明常是由于“圈外”的发明家所引起的——常常是文人。新战术的发展常是由少数的军事思想家所领导，逐渐地把他的影响传播给下一代的具有进步头脑的青年军人。所以创立理论的人是很难有机会试验自己的理论的，可是古德里安却偏偏得到了这个机会。把他的幻想力和精力结合在一起，就使他对于这个机会可以充分地加以发展——因此就获得了一个革命性的结果。
李德哈特
第一部分 背景与青年时代背景与青年时代
1888年6月17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维斯瓦河（Vistula）边的库尔姆（Kulm）出生。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Friedrich Guderian），他当时是第二波美拉尼亚轻步兵营（Pomeranian Jaeger Battalion）的一名中尉，1858年8月3日生于图霍拉（Tuchel）地区的大克罗尼亚（GrossKlonia）。我的母亲，闺名是卡拉娜·克尔齐霍夫（Clara Kirchhoff），1865年2月26日在库尔姆附近的尼姆克瑞克（Niemczyk）出生。我的曾祖父母都是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而追溯我的先世，所能发现的也只有地主和律师这两种职业。只有我的父亲才是惟一一个正规军官。
1890年10月2日，我的弟弟弗里兹（Fritz）也降生了。
1891年，我的父亲因为军职的原因，调驻阿尔萨斯（Alsace）州的科尔马尔（Colmar）地方，我自六岁起就在那里入学读书。到了1900年他又调驻洛林（Lorraine）州的圣阿沃尔德（St.Avold），由于那是一个小地方，没有高级中学，所以我父母就必须将我送入一个可以寄宿的学校里去求学。因为我的父亲收入有限，而且又希望他的两个儿子未来都以军人为职业，所以他就决定把我们俩送到军校就读。1901年4月1日，我们弟兄两人就进了巴登（Baden）地方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幼校，一直读到1903年4月1日，我才转学到柏林附近，大光野（GrossLichterfelde）的中央军官学校，两年后，我弟弟也转到这所学校就读。1907年2月我毕业了。当我今天回忆起当年教我的教官们，就不禁满怀感佩之情。我们在入伍生团中所受的训练，当然是以严格的军事纪律生活为主，但是它的基础却是建立在仁爱和正义上面的。我们的课程是以最新式的实科中学为标准，特别注重近代语文、数学和历史方面的学习。这些课程为学生们的人生提供了一项良好的准备，使得军校毕业生的文化程度绝不比一般学校毕业的稍有逊色。
1907年2月，我被分配到驻在洛林州比奇（Bitche）的第十汉诺威（Hanoverrian）轻步兵营，充当见习官，这个营的营长就是我的父亲。他一直到1908年12月才被调走。这个意外的好运使我在离家六载之后，又可以暂时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快乐。1907年4月间到12月间，我在梅斯（Metz）再受了一次短期训练之后，就于1908年1月27日接到了少尉的委任。从此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我都过着一个很愉快的低级军官的生活。1909年10月1日，我们的轻步兵营被调回它的故乡，汉诺威省，去担任驻防的工作。在那里我与我的爱妻，玛格丽特·哥尔尼（Margarete Goerne）订了婚。我们在1913年10月1日才结婚，自此以后她就一直是与我共甘苦的贤内助。
我们新婚后的快乐生活不久即为战火截断，自1914年8月2日起，在以后4年中，我一共只回家度过一次短短的假期。1914年8月23日，上帝赐给我们第一个儿子海因茨·顾恩特尔（Heinz Gunter），1918年9月17日，我们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库尔特（Kurt）。
我亲爱的父亲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病故了。他的逝世使我在军人典型和人格上失去了效法的楷模。我的母亲比父亲多活了16年，于1931年3月间逝世，结束了她充满慈爱的一生。
当休战条约签字的时候，我正在东线战场方面担任防御任务。最初驻扎在西里西亚（Selesia），后来调往波罗的海地区。在本书所附的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到我半生戎马生活的大致经过。年表中记载着，一直到1922年为止，我都在队职与幕僚两者之间讨生活，我本是步兵出身，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我在驻科布伦茨（Koblenz）的第三通信兵营服务的时候，负责包括无线电作业在内的诸多工作，我由此学会了不少有关通信的知识，这项经历在我日后着手建立一支新兵种的时候，充分发挥了它的价值。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1)
我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日子里，主要的活动都与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我原是轻步兵出身，而且也未受过任何的技术训练，但是命中却注定了我一定要和“摩托化”的问题发生密切的关系。
1919年秋天我从波罗的海地区回国之后，有一个短时间是在汉诺威的第十旅中服役。在1920年1月，我又回到我从前的轻步兵营中担任一名连长。虽然我在1920年1月以前曾担任过参谋本部的工作，但是当时我实在不敢妄想再重回到那种职务，因为第一，我离开波罗的海地区的时候，国家的处境非常恶劣；第二，在一个军备受限且总额仅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要想迅速地升迁更是绝对的不可能。所以当1921年秋天，我那可敬佩的团长，阿姆斯贝格上校（Col.von Amsberg），问我是否愿意重回参谋本部去工作的时候，那简直使我感到惊喜过望。我立即表示我愿意去，可是以后却仿佛石沉大海，好久都没有消息。一直等到1922年1月，斯徒普朗格中校（Lt.Col.J.von Stulpnagel）才从国防部的陆军参谋本部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慕尼黑去报到。从他的口中，我才知我已经被调到运输兵总监部（Inspectorate of Transport Troops）去工作，因为该部总监柴希维兹将军（Gen.von Tschischwitz）曾经要求调派一个参谋本部军官到他那里去服务。我的调职命令是自4月1日开始生效，但是为了使我在任职之前先对运输部队的实际业务有相当的了解起见，所以先派我到慕尼黑第七摩托化运输营去实习；因此我马上就要去到任。
我对于这个新职务感到非常愉快，于是我立即到慕尼黑去向该营营长鲁兹少校（Maj.Lutz）报到。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和他常常在一起工作，这个人深得我的敬佩，他对我的态度一向是非常友好的。我被派到第一连去服役，连长是魏末尔上尉（Capt.Wimmer），他原是一位空军人员，后来还是回空军去了。鲁兹少校在我到任的时候就向我解释说，将来我在国防部内的工作一定是与摩托化运输部队的组织及使用有关系的。我在慕尼黑的工作就是为这种业务做一个基础的准备。鲁兹和魏末尔都尽其所知的把他们的一切业务知识传授给我，而我也的确学到了不少的新东西。
1922年4月1日，我到柏林去向柴希维兹将军报到，非常热切地想知道他对于我这个新幕僚的工作有些什么指示。他向我解释道，他原先是准备以摩托化运输部队的使用作为我的工作范围。但他的参谋长皮特少校（Maj.Petter）却另有主张：说我应该先去研究摩托化运输的各种问题，例如工厂、加油站、技术工作，最后甚至于还包括公路的工程问题以及其他的运输工具等等。我当时不免吃了一惊，我就向将军报告说，我对于这些专业的技术问题实在是毫无准备，而且以我的能力也绝对无法胜任。将军却回答我说，他本来的见解也是与鲁兹少校相同，但是他的参谋长却以条文法规为根据，坚持参谋人员的工作支配是他的权限，连总监也无权过问。我要求仍准我重回步兵营去服务，但是也被拒绝了。
于是，我开始踏上了一个技术性军职的生涯，我只好努力奋斗寻找出路。除了几件没有办完的公事以外，我的前任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惟一的救星就是有几个资深的同事，他们不仅精通业务而且对于档案也十分熟悉，并且他们都肯尽量地帮助我。我的工作极富教育价值，在这个岗位上我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在以后对于我都有极大的用处。不过最有价值的事情却还是柴希维兹将军所主持的有关用摩托化车辆运输军队的研究计划。由于这种研究和小规模演习的结果，才使我第一次认识了摩托化部队的实用性，并激励我全心投入这项研究。柴希维兹将军是一位要求严格的长官，他对于极小的错误也不肯放松，他最注重“精确度”，为他工作实在是一种极好的训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摩托化车辆运输部队的例证非常的多。不过这种部队的运动却大多都是使用于一条固定战线的后方，从来没有在运动战中直接紧跟着敌人来运用。德国现在是处于无防御的状态中，所以假使有任何新的战争发生，则势必无险可守，因此就必须要依赖机动性的防御。针对在机动战中摩托化部队的运输问题，不久就又引发出对这种运输方式的保护问题。这个问题的惟一解决办法就是“装甲车辆”，所以我就想从战史中去寻找使用装甲车辆的先例，因此我就和福克汉中尉（Lt.Volckheim）发生了接触。他是在我们这个小型陆军中，惟一搜集装甲兵资料的专家。他汇集了一些运用极有限的德国装甲车资料，和敌军战车兵力在大战期间广泛运用的情形。他把某些资料提供给我用，虽然在理论上还是不够，但是却使我获得了一个工作的起点。英法两国对于这些问题具有更多的经验，而且所发表的文献也很多。我就把这些书都搞到手，仔细地加以学习。
在此领域最主要的还是英国人的著作，福勒（Fuller）、李德哈特（Liddell Hart）、马尔特（Martel）等人的著作最能引起我的兴趣，因此成为我的重要精神食粮。这些有远见的军人对战车有着一番新的见解，而不仅仅是将之当作一个步兵支援武器看待。他们能认识到所处时代已有逐渐摩托化的趋势，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时代的先驱者，发展出来一种大规模的新型战争理论。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2)
从他们的书上我学会了装甲兵的集中使用，例如康布雷之战（The Battle of Cambrai）。李德哈特强调使用装甲兵作远距离的突击，向敌人的交通线发动攻击，而且他还建议成立一种结合战车和装甲步兵单位的装甲师。这些观念深植在我的脑海中，于是我就企图将它加以发展，以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陆军。所以我们以后的发展有许多地方都要感谢李德哈特上尉的建议。
在一个盲人的国家中，有一双明亮眼睛的人就有资格做皇帝。因为还没有别人研究这些问题，所以不久我就居然获得专家之称了。我曾在《军事周刊》（Militar-Wochenblatt）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也更使我薄有浮名。这个周刊的主编阿托克将军（Gen.von Altrock）常常来看望我，并且鼓励我就这一方面多写文章。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军人，非常希望他的刊物能够多发表研究当代军事问题的文章。
通过这些活动又使我们认识了奥地利人黑格尔（Fritz Heigel），他是《战车手册》的著者，我曾经提供他一些有关战术的资料，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正直的日耳曼绅士看待。
在1923年到1924年的冬季，勃劳希契中校（Lt.Col.von Brauchitsch）——就是未来的陆军总司今——主持了一个演习，其目的就是要试验使用摩托化部队与空军合作的可能性，这次演习引起了“陆军训练处”的注意，而最后的结果是我被提名担任战术及战史的教官。在经过了一次考试之后，我就被轮派到各部队中去担任教官的工作。在1924年的秋天，我又被派到第二师师部，那时的师长正好是柴希维兹将军，这是他第二次又做了我的长官。
不过在没有去到任之前，我却还要在纳兹美尔上校（Col.von Natzmer）——现任的总监，领导之下负责进行一个整套的演习——纸上和地上的都有。其目的是要证明战车可以和骑兵配合担负搜索的工作。在演习中我们所仅有的装备就是一种“装甲部队载运车”，这种车辆是凡尔赛条约所准许我们拥有的。它虽然是四轮驱动的，但是由于重量和它原有设计目的的限制，使它只能在道路上活动。可是我对于我的演习结果还是深表满意，在报告书的结论上我表示，我希望由于我们的努力，在将来可以把我们的摩托化部队由勤务兵种转变成战斗兵种。不过，我的总监却并不同意我的见解，他很粗鲁地向我说道：“见鬼，什么战斗部队！它们只配装运面粉！”
于是我就到驻什切青（Stettin）的第二师部去报到，我的任务是教导那些将来准备担任幕僚工作的军官们战术和战史。我对这个新职务感到相当的吃力，需要很努力地工作。我的学生都是抱着吹毛求疵的态度，所以我给与他们的练习都事先需要做周详的考虑，一切答案都曾经慎重地加以设想，而我的讲授也是以清楚扼要为原则。在战史方面我特别注意到拿破仑在1806年的战役，这个战役在德国方面是不太为人所重视的，但是由于德国人在这场战役中的惨败，并且它是一个在机动战中指挥部队的好战例，所以实在是一场深具启发性的战役。我同时也讲到1914年秋天，德法两国的军骑兵的战史。把1914年的骑兵战术做深入研究，对于我自己的理论发展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因为我在战术练习和兵棋演习中常常借机会发表我的新观念，结果使我的顶头上司霍林少校（Maj.Horing）也注意到了，所以在他的报告中就提到我在这一方面的特殊专才。由于这个原因，在三年教官生活之后，我又被调回国防部，在运输司服务。我的这个职务是新设立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用卡车运兵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当时所仅有的运输工具。很明显的，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此领域获得极佳成就——例如凡尔登（Verdun）之战——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都是在固定阵线掩护之下进行的。在这种条件中，一个师并不需要把它的炮兵或其他的重装备都一同送到战场上去。而我们的问题就更困难，在机动战争中，连同炮兵在内的全师一切装备，都要用卡车装运，那么车辆的数量将会增加太多。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认为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的人比较占多数。
1928年秋天，运输部队的训练主管斯托特迈斯特上校（Col.Stottmeister），要求我去兼任他们的战车战术教官。我的上级也批准了我的此项兼职。所以我又回来研究我的老问题，虽然仍旧只是从理论方面来着手。我对于战车完全没有实际的经验，到这个时候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辆战车的内部是怎样的。而现在居然叫我去担任战车战术的教官，所以我事先必须仔细地准备，把一切可以弄得到手的资料都加以详细地研究。现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已经有很多，而其他国家的最新发展也在他们的操典教范中可以找得到，因此我这一次研究战车理论就要比上一次容易得多。至于实际经验方面，我们在演习中所使用的都只是“模型”。最初所使用的是帆布制的模型，用人力来推动，现在至少我们已经有了铁制的模型，而且是摩托化的。感谢第九步兵团第三营的协助，使我们在战术演习中获得很多的便利。在这些演习中，我又认识了一个人，第三营的营副温克（Wenck），以后他与我在工作上具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有系统地进行我们的工作，用战车排、战车连、战车营等等的组织，显示把战车当作一个战斗单位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3)
虽然我们在实地演习方面的机会是如此的有限，但是它已经足够使我们明了战车在近代战争中的地位，并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更明确的概念。使我更快乐的，是我被派到瑞典去做四个星期的访问，在那里使我有机会看到德国最新式的LK-Ⅱ型德制LK-Ⅱ型战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才开始制造，但是在战场上却并没有使用过。这种战车以后卖给瑞典人，在1918年，瑞典人就用它们成立了他们的第一个战车部队。的演习，并且亲自驾驶它。
我和我的妻子经过丹麦到瑞典去，途中在哥本哈根和它美丽的郊区度过了几天有趣味的日子，我们对于托尔瓦德森（Thorwaldsen）的雕刻的美感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而站在埃尔西诺（Elsinore）的花台上面使我不禁回忆起《哈姆雷特》（Hamlet）中的诗句。
在天地之间有许多东西，霍拉提阿（Horatio），那是你的哲学中所梦想不到的。
当我们站在花台上的时候，日光正照在海峡的上面发出闪闪的光亮，使那些古老的铜炮都现出碧绿的颜色，不过却并没有幽灵出现。
我们自穆塔拉（Motala）坐船，经过了约塔（Gota）海峡和瑞典的湖沼。有一天晚上我们离船去访问弗内他卡尔卡（Vreta Chyrka）的著名古修道院。第二天我们就到了斯德哥尔摩这个美丽的北欧威尼斯。
我被派到约塔防卫部队第二营去考察，营长布仑上校（Col.Buren）很友善地对我表示欢迎。我又到克林斯波尔上尉（Capt.Klingspor）所指挥的连部中去，这个军官后来与我发展出极密切的友谊。凡是与我有所接触的瑞典军官对于他们的德国客人都一致采取坦白和真诚的态度，他们对我们的招待十分周到。当我们出外演习的时候，常常被邀请住在他们的宿舍里。
我对这一次访问瑞典的经过，始终具有愉快和感谢的记忆。
我在1929年逐渐确信无论单独使用战车，或是与步兵协同作战，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根据我的战史研究、英国人所做的演习，以及我自己用模型演习所得来的经验，使我明了除非其他一切支援的兵器也都具有同样的速度和越野能力，否则战车绝不能够产生充分的效力。在各种兵种的组织中，战车应居于主要的地位，其他的兵器则都应配合装甲兵的需要而居于辅助的地位。把战车编在步兵师里面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所需要的是一种内含一系列支援部队的装甲师，使战车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战斗威力。
在1929年的夏季纸上演习中，我曾经以构思中的装甲师部分兵力作基础，拟定一次极为成功的演习，使我自信所走的路是正确的。可是现任运输兵总监斯徒普纳格（Gen.Otto von Stulpnagel）将军却禁止在理论上使用超过一个团以上的装甲部队。照他的看法所谓装甲师（Panzer Division）简直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梦。
1929年秋天，总监部的参谋长鲁兹上校，我在慕尼黑时候的老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去担任一个摩托化营的营长，我说我愿意去，于是在1931年2月1日，我就做了第三摩托化营的营长。这个营一共辖有四个连：第一连、第四连和营部驻在柏林的兰克维兹（Berlin-Lankwitz），第二连驻在多贝利兹-艾尔斯葛伦特（Doberitz-Elsgrund）的军事训练地区内，第三连则驻在尼斯（Neisse）。当我就职之后，鲁兹上校就帮助我解决了装备问题：第一连所使用的是装甲搜索车，第四连所使用的是机车，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装甲搜索营的核心。第二连的装备是模型战车，而第三连则被改编为战防炮连，所配备的武器也是木制的假炮。虽然第一连具有足额的老式装甲部队载运车，那是凡尔赛条约准许我们可以保有的，但是为了避免它们的耗损，我们在演习的时候，总还是使用模拟的模型装备，只有第四连的装备是全新的而且备有机关枪。
利用这种七拼八凑的单位，我现在就开始集中全力来进行各种的野外演习，虽然我所指挥的是这样小的一个单位，但是我仍然非常的愉快，因为我至少可以有自主的机会。所有的官兵对于他们的新任务都十分的热心，他们对于在这个10万陆军之中担任单调的供应勤务，实在是已经够腻了，不过我的上级的态度却很使人失望。现任的运输总监对于这个新单位极度缺乏信心，他甚至禁止我们和这个地区所驻的其他部队举行联合的演习。当第三师举行演习的时候——在建制上我们是隶属于该师的——我们所使用的单位被限制不得超过一排以上。第三师的师长斯徒普朗格将军，就是那个打电话通知我到慕尼黑去报到的人，对我甚表同情。这位杰出的将才对于我们所想做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尽量地给予我们以协助。在演习完毕之后，他以公正的态度对我们的成绩施以相当的好评。不幸得很，1931年的春天，斯徒普朗格将军因为与国防部意见不合而退役了。
在同一个春天中，我们的总监斯徒普纳格将军也离开了我们。在他临走的时候向我所作的临别赠言是这样的：“你是太性急了。请相信我的话，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别想能够看到德国的战车会做正式的行动。”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的怀疑主义却阻止了他做任何决定和采取行动。他对问题有完整的认知，但是却找不到解决的要点。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4)
继任的人就是他的参谋长，鲁兹将军。鲁兹也是一个聪明人，他具有丰富的技术知识和优越的组织才能。他认清了我所努力提倡的新战术发展的优点，并且完全支持我的意见，他任命我做他的参谋长，1931年秋天我就去接任了这个新职。以后的几年，我一直是在努力的工作之中，并且不时遭遇到工作上的瓶颈，但无论如何，这几年的收获很丰富，这也是我们的装甲兵开始成形的时候。
我们确信装甲兵的未来发展，其指向必定是使它们变成一种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武器。所以它们的组织应以装甲师为基准，再进而组成装甲军。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说服其他的兵种和陆军总司令都承认我们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没有人肯相信这个摩托化的部队——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勤务部队——能够在战术上，甚至于战略上产生一个新型有效的观念。那些资格较老的兵种，尤其是步兵和骑兵，仍然自视为陆军最主要的兵种，步兵仍然自称为“战争中的皇后”。因为10万人的德国陆军中根本上就不准保有真正的战车，所以没有人曾经实际看见过我们所大吹大擂的新武器。当我们利用那些铁皮所制成的模型从事于演习的时候，让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感觉非常好笑，他们觉得我们很可怜，对于我们所说的话当然更认为无认真考虑之必要。其结果是他们最多只是把战车当作一种步兵的支援武器，而对于战车是一种主要的兵种的新观念，则完全持否定的看法。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骑兵总监部，我广泛地向骑兵当局们征求意见，问他们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准备担任其他部队的搜索兵力，还是计划组成重骑兵，准备自己单独作战。当时的骑兵总监黑尔希堡将军（Gen.von Hirschberg）表示他们的目的是重骑兵，并且愿意把战略搜索的工作转移给摩托化部队。于是我们就决定训练我们的装甲搜索营来担任这种工作。最后，我们希望在每一个步兵师的建制中，都成立一个摩托化的战防炮营，因为我们认为要想有效的对付敌人的战车，所有的战防武器就应该具有同等的速度和机动性。
不久，克罗亨豪尔将军（Gen.Knochenhauer）继任了骑兵总监，他是步兵出身，他对于他的前任所已经让与我们的地盘，就想加以收回。在10万人的陆军中，一共有三个骑兵师，他把它们组成一个骑兵军，同时企图把战略搜索的任务再抢回去，并且还想接受我们的新发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有很多的骑兵军官渗入了我们这个年轻的单位，这种争斗时常变得很激烈。但是最后，新观念的建立者还是战胜了反对派；内燃机还是战胜了马匹；大炮还是战胜了长矛。
与组织和使用同样重要的就是装备问题，它使我们放弃了理论而走上实际的途径。在技术方面先就曾经做过一些准备工作。自从1926年以来，在国外就已经设立了一个试验站，使新型的德国战车可以在那里试用。兵工署曾经和几家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制造两种中型的战车和三种轻型的战车。每一种型式都已经制成两辆原型车，所以一共已推出10辆战车。中型战车上的炮是75mm口径，而轻型则为37mm。这些样品不是用装甲打造的，而是由软钢制成。它们的最高速度都在每小时22英里左右。
负责监造的军官是皮尔纳上尉（Capt.Pirner），他曾经煞费苦心地把一些近代化的要求应用到这些新模型上面去，其中包括高效率的引擎、能够全向位射击的炮塔主炮和机枪、足够的底盘距地高度和优良的机动性等等。这些目标大致都已经达成。在另一方面，这些模型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那就是车长都坐在紧临驾驶员后方的车身里面，他的后方和两侧几乎完全没有视界，而且很容易受到履带前段阻隔，同时也没有无线电设备。固然20年代的战车构造，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旧式战车，已经有了很大的技术进步，但是对于我们理想中的战术要求却还是差得很远。我们不能轻率下令照着这种试验的模型展开大量的生产，新型战车的构造必须要精益求精。
对于装甲师的最后装备，我们认为需要两种型号的战车：一种是轻型的战车，它配备一门可以洞穿装甲的火炮和两挺机关枪，一挺装在炮塔里面，一挺装在车身里面；一种是中型的战车，它配备有一门大口径火炮和两挺机关枪，配置方式和轻型战车一样。一个战车营的编制是三个轻型战车连，和一个中型战车连。中型战车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方面支持轻型战车作战，另一方面射击那些轻型战车上小口径火炮所达不到的目标。我们在炮的口径问题上也与兵工署和炮兵总监部的意见不同。他们都主张轻型战车使用37mm口径的火炮就足够了，可是我们强烈主张采用50mm口径的，因为我料想不久外国的战车都会采用较厚的装甲，所以火炮口径较大则可以较占优势。不过，因为步兵早已装备着有37mm的战防炮，为了生产上的便利和装备单一化起见，我和鲁兹将军只好放弃我们的主见。大家都同意在中型战车上装置75mm口径的火炮。这些战车的总重量都不超过24吨，主要的限制因素就是德国公路桥梁的载重量。速度的要求被定为每小时25英里。每一种战车的乘员都是五个人：一名炮手、一名弹药手和一名车长都位于炮塔里面（车长的坐位比炮手要高，他拥有一个全向位视线的特制小型指挥塔），驾驶员和无线电员都坐在车身里面。人员在战车中的联络都使用喉头麦克风。战车与战车之间则都有无线电的联系。把这种新型的战车和旧式的战车模型做一个比较，就可以认识到战车在未来的战略和战术中将会要居于一个什么样的新地位。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5)
当我们拟定这些长期的计划时，我们心里十分明了可能要等很久的时间，我们的新型战车才会正式问世，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建造一种训练用的战车。我们自英国所购入的卡登-路易式（CardenLoyd）小型战车的底盘就很适合于这种用途，实际上它本是为了作20mm高射炮的载运车而设计的。它的尺寸仅能加装配备有机枪的小型炮塔，虽然有这样的弱点，但是它在1934年就可以开始使用，至少可以供我们作演习之用，以候我们真正战斗战车的出现。于是我们就决定生产这种号称“Panzer Ⅰ”型的战车。在1932年的时候，绝对没有人会料想到将来我们还会使用这种小型的训练战车来作战的。
我们所规划的主要型式的战车，因为生产上的困难，拖延的时间远超过我们原来的想象。所以鲁兹将军就决定制造第二种应急的战车：这就是所谓“PanzerⅡ”型，它配备一门20mm炮及一挺机枪，由MAN公司负责制造。
在1932年的夏季，鲁兹将军第一次组织了一个包含加强步兵团和战车营的混合演习——当然，战车营所用的装备仍然还是模型。不过，这是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以后，德国第一次拥有了正式的装甲搜索车，这种车辆是照我们的规格所建造的，车上配备装甲，使用六轮卡车的底盘。从前小孩子们总是用他们的铅笔戳穿我们模型战车的帆布外壳，以窥察它内部的究竟，但是这一次却使他们失望了。从前步兵们也总是利用棍棒和石头来防御我们的假战车，如今也被装甲车制服了。甚至于刺刀也不是战车的对手。
在这一次演习中对于使用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所有可能性都曾经加以试验。骑兵方面对于我们的演习曾经发出过一些相当不客观的批评，但是我们的成功是如此的明显，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人肯去注意他们那些滥调。事实上，有许多清醒的青年骑兵军官也对我们这种新发展极表兴趣，都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他们认清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骑兵只有配备新兵器和采用新方法，才能够使那传统的骑兵战争原理获得返老还童的机会。
1932年的大演习是老迈年高的兴登堡元帅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演习。在讲评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使我很感钦佩的，就是这位老元帅非常清楚地了解错误所在。在谈到骑兵军的领导能力方面，他曾经这样说道：“在战争中只有简单才可以获得成功。我曾经视察过骑兵军的司令部，我所看到的却一点都不简单。”他这段评语的确非常中肯。
1933年希特勒做了德国的国务总理，德国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2月初，在柏林汽车展览会的开幕典礼中，我第一次看到希特勒并听到他的讲演。德国的首揆亲自主持这样一个展览会的开幕典礼，已经是一件不常见的稀罕事，而他所说的话又更与其他的要人在这种场合所惯说的完全不同。他宣布取消对于汽车的捐税，谈到新的国道计划和准备大量生产廉价的“人民汽车”。
勃洛姆堡将军（Gen.von Blomberg）的出任国防部长，和赖兴瑙将军（Gen.von Reichenau）的出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对于我的工作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两位将军都喜欢近代化的观念，所以至少在国防部的最高层，对于我的这个装甲兵的理想是表示同情的。此外，我不久就看出来希特勒本人对于这个摩托化和装甲的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我第一次获得印证是在库默斯多夫（Kummersdorf）的兵工署近代兵器展示会上。在这一展示会中我分到了半个钟点的时间，将有关摩托化部队的一切最新发展展示给希特勒看。我展出的兵力有一个机车排、一个战防炮排、一个战车排（所用的就是Panzer I型的轻型战车）、一个轻装甲搜索车排和一个重装甲搜索车排。希特勒对于我们部队动作的敏捷感到十分的满意，他一再地说道：“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一次展示之后，我就深信只要有机会再当面陈述意见，那么这位政府的首脑就一定会批准我这个组织近代化国防军的建议的。我们陆军中严格的公文程序，和反对我的上级长官——这些人隔在我与勃洛姆堡之间——才是我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物。
这一次的军力展示在德国政治上也是一个有趣的插曲，自从1890年俾斯麦亲王曾经到过库默斯多夫访问之后，其他的首揆就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这里。这一次希特勒亲临军事演习场，就可以证明他是和俾斯麦一样的重视军事装备的发展。这也代表过去德国的政策仍够不上“军国主义”的标准。
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授权法案，把完全独裁的权力交给了这个新任的首揆。只有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他们的这种勇气是很值得称赞的。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法案在将来会闯下滔天大祸。那些投票赞成的政客们对于以后所发生的灾难是绝对难辞其咎的。
1933年的夏季，纳粹党卫军的摩托化兵团的领袖胡恩莱（Adolf Huhnlein）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中的一个宴会，据说希特勒也允诺亲临的。有机会看看希特勒与他的忠实信徒们，应该是件极有趣的事，又因为胡恩莱本人倒也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在宴会上希特勒发表了一个讲演，内容是分析革命的历史。这个演说家似乎对于历史是很有研究的，在长达数小时的讲演中，他举例说明任何革命在达到它的目的并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必定会演变成一种进化的程序，现在纳粹党的革命也已经到达历史上的这个转折点，所以他提醒他的信徒们对于将来应该作这样的看法。若是希特勒所说的真正能够实现，那才真是大家所馨香祷祝的了。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6)
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在建立之中，在1933年这一年有相当的进展。利用模型战车所作的一系列试验和演习，已澄清了战车与各种兵器间的关系，并且也更加强了我个人的信念：把战车当作陆军的主要兵器，并且充分配合摩托化的支援部队，这样它们才能够在近代化的陆军组织中完全展现威力。
如果说战术的发展还算是差强人意，那么装备方面却是相形见绌了。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国的工业已经有数年都没有生产军用的物资了，不仅缺乏熟练的工人，更没有足够的机械设备，因此无法将我们的理想变成现实。尤其是制造高硬度装甲钢板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第一块交货的钢板简直和玻璃一样的脆弱。同样的，我们所需要的无线电装备和光学仪器——凭良心说，那的确需要很高级的技术——也是在经过了相当的时期后，其品质才符合了我们的要求。虽然如此，我仍然坚持战车上所使用的观察和指挥工具都必须是第一流的产品，尤其是后者，因为这项产品我们一直都远比敌人优越，这种优势在将来可能会抵补许多其他的弱点。
1933年的秋天，弗里奇将军（Gen.F.von Fritsch）做了德国的陆军总司令。陆军得到了一个好领袖，他是全体军官团一致认可并完全信任的一个人。他具有优美的骑士风度，是位聪明谨慎的军人，对于战术和战略都具有健全的观念。他的技术知识固然并不太丰富，但是他却毫无偏见地准备接受新的观念，有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雅量。由于他有这些优点的缘故，每当我和他谈到装甲兵的发展问题时，总觉得他是所有陆军高级军官中惟一的知己。从前他在陆军参谋本部担任第一厅厅长的时候，就对于装甲摩托化的问题很感兴趣。现在他已经跃居高位，对于我们的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热心。以下这一段小故事很能表现出他平常做事的风格。有一次我正和他谈论到某些有关战车发展的技术问题，他似乎有一点表示怀疑地对我说：“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技术专家都是骗子。”我就回答他说：“我也承认他们是会说谎的。但是只要经过一两年之后，当他们的技术理想不能变成具体事实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西洋镜也就拆穿了。战术专家也一样会说谎的，但是他们的西洋镜就一定要等到下一次战争被打败之后才会完全被拆穿，到了那个时候却已经是后悔不及了！”弗里奇照平常的老习惯，用手指头转动他的单眼眼镜，然后慢吞吞地回答道：“你可能是对的。”他在大庭广众之间似乎是很害羞的，但是他在知己的朋友面前，却真是议论风生。他具有一种超人的机智，使他的态度真是如春风佳酿一样的醉人。
相较之下，那位新任的参谋总长贝克将军（Gen.Beck），却是一个很不容易接近的人。他的个性很正直，态度非常冷静，也许太冷静了。他是一个旧派的思想家，是毛奇元帅（FieldMarshal Graf von Molthe）的信徒，他希望把这个新陆军的参谋本部改组一番，他认为毛奇在地下有知也会表示首肯。他对于近代的技术问题是一点都不了解，对于参谋本部中各重要位置所提出的人选，当然都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人，所以久而久之，就在陆军的核心当中，自然建立起来了一道反动守旧的障碍物，这才是一个非常难于克服的大困难。他反对建立装甲兵的计划，他希望战车只被当作步兵的支援兵器，而他所同意的最大单位就只是装甲兵旅。他对于装甲师的组建丝毫不感兴趣。
为了使贝克将军能够同意建立装甲师和印行装甲部队的训练教材，我在经过长期的拉锯战后终于获得了胜利。最后他甚至于同意成立两个装甲师，可是我却早已坚决主张要同时成立三个师了。我尽量地在他面前夸耀这种新组织的优点，尤其是在战略方面。他却回答我说：“不，不，我不想和你们发生任何关系。对我而言，你们实在是走得太快了。”当我说到，由于近来无线电的发展，尽管用极高的速度前进，也照样可以保持着指挥上的联系，他却完全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在我们的训练教范上面，常常一再重复要求，所有各级的指挥官一定尽可能地身临前线，愈前进就愈好。这个观点他也完全不赞成，他说：“你没有地图和电话，那么你又怎样指挥呢？你读过施里芬（Schlieffen）所著的书没有？”至于说到身为一个师长，即便不实际突入敌阵，也应该尽量接近前线的理论，对于他则更是分量太重了。
放下装甲兵的问题不谈，这位贝克将军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军事方面，也都抱着遇事拖延的态度。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都随时打算浇人家一瓢冷水。总会因为各项困难而主张一切从长计议。最足以代表他的思想的，就是他最自鸣得意的“迟滞防御”（delaying defense）战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就已经风闻这种战术的大名。在那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这种战术成为一种基本的原则，甚至于一个步枪排也都要演习这种贝克式的防御战术。这种作战的方式实在是混乱不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令我满意的范例。在装甲师成立之后，弗里奇就完全放弃了这种落伍的观念。
1934年春天又成立了一个摩托化部队的司令部，由鲁兹将军兼任司令，我还是担任他的参谋长。此外，鲁兹还同时兼任摩托兵总监和兵工署第六处的处长。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7)
在这同一时间内，希特勒到威尼斯去对墨索里尼做了第一次的访问，结果似乎并不太圆满。在他回国之后，他就召集在柏林的将官、纳粹党的高级干部和冲锋队（SA）的领袖人物训话。那些冲锋队的领袖对于他所说的话反应冷淡，当我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我偶然听到有人在说：“希特勒还得学习学习。”当我发现了党以内的意见都有这样严重的分歧，大感惊异。到了6月30日终于出事了。冲锋队的参谋长罗恩（Rohm），和其他许多的冲锋队中高级人员都被枪决。不仅是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人，虽然与冲锋队毫无关系，但是因为偶然有
反对纳粹党的言行，也都同时被枪决。在这些人中间有前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施莱歇将军（Gen.von Schleicher），他是和他的夫人及僚属布内多将军（Gen.von Bredow）一同遇害的。想为这两位将军提出公开的辩护的企图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仅仅是在1935年施里芬纪念日会餐的时候（这是参谋本部军官一年一度的集会），年老的麦根逊元帅（Marshal von Mackensen）曾经提到这两位将军的荣誉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希特勒在国会中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当时人们都希望纳粹党以后绝不要再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回想起来，当时陆军中的领袖人物未能坚持查明事实真相，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假使他们当时能坚持这样的做法，则不仅是对于德国的陆军，而且对于德国的人民，也都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1934年8月2日，德国又遭受了一个极沉痛的损失——兴登堡元帅逝世了！把他的人民丢弃在一个国内革命的中途上，这个革命的结果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在那一天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妻子：
那位年老的绅士已不存在了。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都极感悲痛。他对于整个民族，尤其是对于陆军，好像是一个慈父一样，他的逝世在我们民族生命上留下了一个极大的空隙，这必须要经过一段长久艰苦的时间，才能够把它填满。他的存在对于外国人而言，比任何条约和外交辞令都更有价值。全世界对于他都有信心。我们一向爱戴他，他的死让我们感到万分的伤心。
明天我们就要宣誓效忠于希特勒。这个誓词将具有严重的后果！祷祝上帝，希望双方为了德国的福利都能信守不渝。陆军是惯于遵守誓约的，希望这一次陆军也能够光荣地遵守。
你的意见是对的。假使各个组织的领袖都利用这个机会无限期地停止一切的典礼和庆祝仪式，并且从此少发表讲演，那才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现在所需要的是忠实努力地工作和少说废话。
这是我在那一天所写出来的观感，不仅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而且也可以代表当时我们大多数军人的意见。
1934年8月7日，德国的军人们把这位不朽的元帅和总统的遗体，送到坦能堡纪念场（Tannenberg Memoriae）去举行奉安典礼。希特勒最后所说的两句话是：“死去的战士呀！他现在已经魂归天上去了！”
早在8月1日那一天，以授权法案为根据，内阁总理就已经宣布说，在兴登堡逝世之后，总统和内阁总理将立刻并为一体。所以在8月2日那一天，希特勒同时做了国家的元首和三军的大元帅。而且他仍继续兼任内阁总理，所以全国的一切政权就都完全抓在他的手里。从此，他的独裁权就再没有什么限制了。
经过了一冬的艰苦努力，到了1935年的3月，我们就知道德国的重整军备是已经确立了。所有的军人对于这个消息都一致表示欢迎，因为这等于是把凡尔赛和约中最屈辱的一部分取消掉了。在英雄纪念日（Heroes’ Memorial Day）那一天的阅兵仪式是由麦根逊老元帅主持，各兵种都有代表去参加这个仪式，新成立的装甲兵也派了几个营去出席盛会，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不过他们却没有把车辆开去，因为这只是一个徒步的检阅。在筹备典礼的时候，有些人反对装甲兵参加阅兵的仪式，有一位负责的参谋军官向我解释说：“他们所用的是那种短的卡宾枪，恐怕连举枪的动作都不一定能够合于标准。”虽然具有这样“严重”的弱点，我还是选派了大量的人员参加这个盛会。
在3月16日那一天，英国武官请我到他家里去吃晚饭。在我准备动身出门之前，我偶然地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一个政府公告的广播，那是德国恢复征兵制的命令。那一天我的英国朋友和另外一位陪客，瑞典武官，与我所谈的话大部分都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这两位绅士对于我在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的心境似乎是很能够了解的。
在理论上说，我们加速扩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想与我们那些武力充足的邻国，保持平等的地位。但是就实际方面来说——至少在装甲兵这一方面是如此——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数量和素质上，都赶不上外国装备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决定从优秀的组织和领导方面来入手，以期弥补那些缺陷。我们把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编成较大的单位，由装甲师以至装甲军，希望用这种组织来抵消我们在数量上的劣势。
首先，必须说服我们的军事首长们，使他们相信我们的路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极为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1934年6月在鲁兹将军领导之下，摩托化部队司令部决定把现有的各单位拼凑起来组成一个装甲师，并对它实施四个星期的训练。这个计划在1935年夏天就开始付诸实行。这个训练师由魏克斯（Gen.von Weichs）将军指挥，它在明斯特-拉格尔（Munster-Lager）演习地集合，照着四种不同的战术任务进行有系统的演习。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训练下级的部队指挥官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战术问题，主要是为了表示大规模的使用战车和它们的支持武器的作战行动，在事实上是绝对可能的。勃洛姆堡和弗里奇两位将军对于这些演习的经过非常有兴趣。鲁兹将军曾经请求希特勒亲临指导，但是由于他的侍卫人员的消极反对，遂终于没有来。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8)
这一次训练演习的结果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满意。当那表示演习结束的黄色气球升空的时候，弗里奇上将就开玩笑地说道：“就只是漏了一件事。这个气球上面似乎应该印上‘古德里安的战车，顶好！’的字样。”鲁兹将军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装甲兵司令部的司令。我们原先希望这个司令部也和其他主要的兵种一样，能够获得总司令部（General Command）的权限，但是因为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的反对而没有成为事实。
1935年10月15日，三个装甲师就正式成立了：
第一装甲师由魏克斯将军任师长，驻在魏玛（Wei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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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意见，却鲜见视听。然而，他们毕竟是这场战争的主角，他们对于这场几乎卷进了整个世界的战争持何观点，他们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发动、进程，以至自己的失败的——我们推出这套《德军观点》丛书，就是希望读者能从更全面的视角，来了解这场战争。
这套丛书包括了德国“名将”古德里安、隆美尔、曼斯坦因的作战回忆录，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而作为本套丛书译者的钮先钟先生，也是一位军事大师。两相配合，应是相得益彰。
在书中的一些段落中，作者给与了德军和德国将领一些极高的评价，但这些评价都是从纯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角度出发的，与这场已有历史定论的战争的正义性与价值判断无关。
不过，他们毕竟都是德国军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立场，他们的军人使命感和荣誉感要求他们必须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胜利。因此作者难免流露出一些未能实现个人目标和国家目标的遗憾，以及烙上“德国立场”标记的观点和判断。
我们既应该对逝去的作者和历史作品表达尊重，也要在阅读时，对于其表达的历史观、价值观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
前言目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三大名将回忆录重印前记
德国三大名将再版前记
译者赘言
序言
第一章 背景与青年时代……
第二章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第三章 希特勒一帆风顺……
1938年，勃洛姆堡—弗里奇危机……
德国吞并奥地利……
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
情势再度转劣……
第四章 战祸的开始……
战争的酝酿……
波兰战役……
波兰战后……
第五章 西线战场上的战役……
战争的准备……
从突破到海峡……
海峡港口的占领……
希特勒突然叫停……
向瑞士边境突破……
休战……
第六章 1941年苏联的战役……
战争的背景……
战争的准备……
序战……
渡过第聂伯河……
斯摩棱斯克-艾尔雅-罗斯拉夫尔……
是莫斯科还是基辅呢？……
基辅之战……
奥廖尔与布良斯克之战……
向图拉和莫斯科进攻……
我第一次被免职……
第七章 投闲置散……
第八章 装甲兵的发展（1942年1月到1943年2月）……
第九章 装甲兵总监……
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
哥尔德内博士的来访……
卫城作战计划……
1943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
决定性的一年……
第十章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
第十一章 参谋总长……
东线的作战……
阿登攻势……
东线的防御准备……
苏军的攻势……
第十二章 最后的崩溃……
第十三章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
希特勒……
纳粹党魁……
中央与地方的控制者……
希特勒的心腹……
德国的政府……
第十四章 德国的参谋本部……
附录：古德里安生平大事年表……
前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三大名将回忆录重印前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战争，尽管已经是50年前的旧事，但其经过直到今天仍然还是一种非常值得留恋的回忆。在大战中德国固然终于失败，但其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则真是可圈可点，所有其他交战国的人员也都无不自愧弗如。至少，在作战的层面上，德军真可以说是盖世无双。因此，他们的确是虽败犹荣，甚至于更可以问心无愧地说非战之罪也。
平均说来，德国的将领都相当优秀，他们在战争中大都能够忠勇任事，恪尽职守。不过若就全部过程加以精密的评审，则根据许多战史专家的意见，可以断定有三位是大家一致认为真正符合所谓“名将”的标准。他们就是号称“闪击英雄”的古德里安、扬威北非的隆美尔和以“曼斯坦因计划”留名青史的冯·曼斯坦因。尽管他们都已经作古，但研究战争的人仍然会感觉到他们的将星还在战略的天空中发出闪耀夺目的光辉。
古德里安和冯·曼斯坦因在战后都有回忆录。古德里安的书出版最早（1952年），书名为Panzer Leader，若直译为中文应为“装甲领袖”；当年为求生动传神起见，遂意译为“闪击英雄”。冯·曼斯坦因的回忆录直到1955年才出版，原名为Lost Victories，译为“失去的胜利”。从其书名上看来，可以显示出这位元帅的确认为德国本应赢得胜利。隆美尔在1944年即已被迫自杀，所以不可能有回忆录，但所幸他生前留下不少的文件，于是在战后由英国兵学大师李德哈特负责编辑，并由其幕僚和家人提供补充资料，而在1953年以“隆美尔战时文件”（The Rommel Papers）为书名出版，就实质而言，也几乎无异于回忆录。
这三本书都是50年代由我译成中文，首先在《军事译粹》杂志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说起来这已经是40年前的往事，现在要想看这些书可能只有向旧书市场中去寻找。现在有出版社有意将三书重印发行，我感到非常高兴并乐观其成。为什么这些回忆录仍然有重印的价值呢？我想以一位花了40年光阴钻研战史和战略的学者身份来提出若干解释。
欲通兵学必读历史，因为战争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只能透过前人的经验来学习。回忆录又是历史中的一个特殊部分，能够提供其他历史著作所不能提供的资料。战争的主角还是人，而尤其是指挥作战的人，即所谓“将”。最好的历史对于各将如何指挥，如何决策也只能做客观的描述或分析，但无法真正表达其内心中的思想。只有当事人现身说法，始能使真相大白。简言之，历史的记载往往不免简化、浓缩、生硬，好像没有血肉的骨架，但回忆录却是由血、泪、汗交织而成的真实故事，具有启发性和人情味，对于心智的运作、意志的发挥，都有其详尽的自我表白。
所以只有读名将的回忆录始能了解名将之所以为名将。诚如李德哈特所云，读古德里安的书就好像是坐在他的指挥车中，亲自看他如何指挥一样。凡是喜欢研究战争的人，而尤其是青年朋友，我敢凭我个人40余年来的治学经验向你们推荐这三本德国名将回忆录。它可以帮助你们了解什么是真实的战争，同时也让你们亲自感受到战争的滋味。经常有人指出历史比小说更奇妙，而我则说读名将回忆录要比看任何小说都更过瘾。
钮先钟
1994年4月写于台北
前言德国三大名将再版前记
《闪击英雄》，即德国古德里安上将回忆录；《隆美尔战时文件》，即隆美尔元帅未完成手稿，由英国兵学大师李德哈特编辑成书；《失去的胜利》，即冯·曼斯坦因元帅回忆录。这三本名著都是我在过去所译出，并先后由本社（编者注：军事译粹社）出版的。
凡是略有军事知识的人都一定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真是名将辈出，其人才之盛实非其他各国所能及。尽管德国终于还是失败了，但从纯军事的观点上来看，那的确有一点输得冤枉，大有“非战之罪”的感想。无论如何，德国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至少是可以名垂青史，永为后世的楷模。
尽管一般德国军人都很够水准，但在优秀中再挑最优秀的，据我个人和一般评论家的看法，有三个人似乎真可以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们不仅是一时之选，而且即令置于古今名将之林，也都还应居于名列前茅的位置。他们是谁？也就是我所介绍的这三位德国将领。
概括言之，这三个人都是军事天才，而且其成就也很难分出高下，分别言之，则他们之间却又多少有一些差异。古德里安的专长是在装甲兵方面，不过他在战略方面的见解也自不平凡，所可惜的却是并没有机会让他去一展抱负。许多比他差的人都拿到了元帅的权杖，而他却只能以上将终其身，这的确是有“数奇不封”之感。
隆美尔也许要算是最幸运的，尽管他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他虽然是在一个次要的战场上作战，但他却有指挥的全权，可以任意发挥他的天才，这是其他德国将领都很羡慕的机会。一般的看法都认为他是战术优于战略，但从他自己所写的文件上来判断，连李德哈特也不能不认为他是具有极高深的战略修养的。
以“曼斯坦因计划”而在军事史上取得不朽地位的冯·曼斯坦因元帅，是德国当年军事界所公认的伟大战略家。但事实上，他并非只能运筹帷幄，而不能冲锋陷阵。虽然不是装甲兵出身（实际上上面那两位也都不是），但他对于装甲兵的运用也一样的内行，尤其是他在东线战场上对于大兵团的作战指挥，更可以说是已达超凡入圣的境界。
总的来说，这三位名将都的确是值得后人景仰。而他们自己所撰写的回忆录，也的确能够把他们在战争中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很详细地表现出来。这些书已成为世界军事名著，其价值也可以永垂不朽。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回忆录的价值也许不如经过编撰的战史。因为前者是以个人的观点来写的，自然难免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后者则可以利用多方面的资料，所以比较客观。但是从研究战争艺术的立场上来说，回忆录的价值却远较重要。因为战史的内容往往会过分的简化、浓缩和生硬，变成了一个没有血肉的骨架子。反之，回忆录却是由血、泪、汗所交织而成的真实故事。它不仅具有人情味和启发性，而且更有如李德哈特所云，对于一位专家的“心”，和这颗“心”怎样工作，有很详尽的自我表白。
作为一个职业军官，尤其是青年军官，其最大的责任就是应该学习怎样作战，兵者国之大事，虽可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无备。怎样学习作战呢？拿破仑所告诉我们的，钻研古今名将的记录实为不二法门，因此这三本书是值得一读，再读，三读，甚至于无数读的。
这一次再版这三本书，可以说是所费不赀，真是出了一身大汗。为了便于读者获得完整印象起见，现在把它们并成一个合集，定名《德国三大名将》。我们诚恳希望此一努力对爱好军事学术的社会青年能有极大的贡献。
钮先钟
1974年7月20日于台北
前言译者赘言
中国古代历史上说：“李广数奇不封”，读完了这一本《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之后，所得到的感想也正是这样。丢开历史上的功过不谈，古德里安这一个人，诚如李德哈特所说的，总真可以称是一个军事上的天才。可是这个世界上，天才的遭遇总是悲剧性的，古德里安又何能例外？
曲高和寡，他的理想始终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但是当他以“装甲兵领袖”的姿态，指挥着那史无前例的巨型车队，横扫欧陆的时候，那真是够得上“风云变色，山川震眩”的形容语。装甲车的履带碾遍了大半个欧洲，“闪电战”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古德里安也实在是很可以自豪了。
不过，对于古德里安本人而言，却并没有能够满足他的抱负。假使战争真是能够完全照他的理想去打，那么今天也许历史就要重新改写过，地图也要重新改画过。自古到今，都是庸臣误国，古德里安的理想一再地受到意外的阻挠和打击，他一生事业的过程中，得意的时候少，而不得意的时候多。等到他最后出任参谋总长的时候，那已经是独木难支大厦，而终于无力挽回第三帝国的灭亡了。这是天乎抑人乎？是古德里安的不幸呢？还是世界的大幸呢？
蒋百里先生曾经说过：参谋总长是一定要有三分疯狂的气质，不怕他偏，偏到极点也就是正了。古德里安正是这样一个有偏见，有疯狂气质的名将。他的偏见也就是他的特点，这一本书最令人欣赏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古德里安在战后虽然是一个“败军之将”，但是却深为美英两国军事学界所推崇，他一度曾留驻美国，而成为美国国防当局的高级顾问。他这一本书出版之后，真可以说够得上“洛阳纸贵”的标准。在美国出版的时候是1952年7月15日，当我们一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去电订购，但是不久书店就回答我们说首版书已卖完，俟再版时再寄，结果两个月后书来了，却已经是第三版了。
为什么这一本书——相当专门化的一本书——会如此的畅销呢？不仅是因为古德里安是一位当代的兵学大师，他对于战略战术——尤其是装甲兵方面——的见解，深为人们所重视；也不仅是因为这一本书可以算是由德国方面所发表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惟一信史，所以为研究战史和兵学者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这本书实在是一本对苏联作战的标准教科书，当年一口气打到莫斯科把克里姆林宫里的人骇得面无人色的，就是这位古德里安上将。所以他对于这一次战役的成功和失败，真是一本账完全在他的肚子里面。这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精彩的一部分。
我们在准备翻译这本书时，所看到的还是他的德文原本，英文本还没有出版，本来就准备照德文翻译，但是因为这一本书在台北只有一本，而且不是我们自己的，书的主人是一位外籍人士，他自己也要用，所以无法动手，直到我们准备去设法订购德文本的时候，英文本却已经出版了。于是为了订购和翻译便利起见，就决定采取英文本来作为翻译的对象，好在英文本对于原文是十分忠实的，而且还有李德哈特的序文和一些注解是原文所没有的。
一本好书的价值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来加以介绍的，这是一本经典型的名著，它的滋味需要读者去慢慢地咀嚼，它的意义需要读者去慢慢体会。不过，千言万语，却是孙子所说的一句话：“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似乎是可以当作本书的总结论。
前言序言(1)
在这本书里面，一个曾经大规模创造历史的人，亲自把他怎样用一种新观念来形成历史的真实故事讲给我们听，而这一段历史的结束却也完全在他个人意料之外。古德里安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是一个具有极重大影响的人物。没有他，也许希特勒在刚刚发动战争的时候，就可能早已失败了。因为在1930—1940年之间，一般说来，德国的力量是并不足以击败任何强国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胜利，其惟一的原因就是装甲兵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古德里安一手建立和训练成功的，而且在战争中，他不顾希特勒个人的疑惧和他上级的警告，独立大胆地去领导装甲兵作战，所以才终于获得了空前的大胜。古德里安的色当突破战，和他那直趋海岸地区的迅雷追击，事实上就完全决定了法兰西战役的命运。
一年以后，他在东线战场上所领导的追击几乎又促成了苏联陆军的总崩溃，但是这一次又由于上级的迟疑延误，以至于寒冬到了而仍没有把敌人解决，所以坐令苏联人得到了一个喘息恢复的机会。斯大林可以卷土重来，他的实力与日俱增，而德国却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了。希特勒在1942年的攻势虽然也很可怕，但是已经远不如前一年了。在斯大林格勒失败之后，德国力量的衰竭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等到美国人参战之后，他们的覆亡就已经是定数难逃了。
所以古德里安所制造的初期胜利，其所引起的后果比不胜利还要更坏。太早的开花在最后结实的时候就变成了苦果了。
古德里安本人对于这个苦果的味道早就尝到了，因为在1942年的年底，他就主张暂行退守而与希特勒冲突，遂被免职。以后局势日非，他才又被召用，到了他出任参谋总长的时候，战局是已经绝望了。所以他是命定了要做败军之将的。
这似乎是一种报应，但是却不影响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他应用一种新观念来重铸了这个历史，而这个观念是他发起的也是由他个人来执行的。西欧的征服固然不能垂之于永远，但是它却改变了历史的形态，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将来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很清楚的，虽然我们还不能够预言将来会怎样的演变。
古德里安的书对于一个专家的“心”和这个“心”是怎样工作的，有很详尽的“自我表白”，这也是最有趣味的一部分。他比一般的专家具有更多的幻想力，但是这个幻想力的实施却几乎完全是在他职业范围之内，而他那疯狂的热心更增加他集中力的强度。
古德里安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个标准的职业军人——他倾全力去发展一种技术，正好像一般工艺家一样的冷静。要了解他，就一定先要能够了解一个纯粹技术家的心情。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他对于希特勒的态度。希特勒欢喜新的军事观念，尤其是战车的观念，所以古德里安最初对于他当然会表示好感。一直等到他最后和希特勒有了密切接触之后，他才打破了他的幻想。
凡是读过他这本回忆录的人都可以看出来他对于战争的原因从未表示过怀疑。军人在尽忠职守的时候，是不会有怀疑的。他是一个标准军人，他只会觉得他的国家是对的，他是为了抵抗可能的侵略者而战的。他这种观念也许会为读者所不能谅解，但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军人多数都是持和他一样的看法的。
而且，全世界的军人都是一致服膺“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一句古训的，所以他们对于攻守二字的看法，不过只是两种可以互相交换运用的战术观念而已，对于侵略与否的问题，却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君子可欺之以方，在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压力之下，军人们是最容易闭口不言的。军人们所受的训练就没有教他们去拆穿国际纠纷背面的真相，假使他们一心想去研究最后的结果，那么眼前的工作也就无法做了。固然在研究和指导整个战争方面，需要有军事哲学家的存在，但是在军事组织以内，一颗过分博考深思的心却是不太适宜的。
在战场上作战的指挥官，对于他的行动不应该想得太远，即令他有时间那样做，过分深远的思虑只会使人引起麻木之感。在实战的时候，为了达成任务起见，他们的思想应该只以如何有效地完成目前的工作为限。诚如古诗中所说的：“他们不研究为什么的理由，只是埋头工作和视死如归。”任何国家的军事组织都不能够违背这条经验律。当军人们开始对于他们为什么而战的理由表示怀疑的时候，这支军队不久就会崩溃了。
要指摘古德里安的思想是一种“至死不悟的黩武主义”，那是太容易了，但是我们却最好还是承认他这种基本想法正是一个军人所应有的态度。他在今天也并不放弃他的旧观念，以来阿好取容，这正是表示他为人正直的地方——这种个性使他过去和他的上级及希特勒发生过很多次的争执，但也因为具有这种刚强不屈的个性，才使他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军事改革家和指挥官。
这本书是德国方面所发表过的，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充实、最真实和最富有启发性的个人回忆录。它的内容是如此的详细，具有史料价值，而在写作方面是如此的坦白和热情，使人读下去有一种轻快之感。
古德里安在开头各章中，说明了当他草创装甲部队和发展闪击战技术的时候，曾经遭到许多的阻力。这对一般的读者来说一定会感到惊异，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德国的参谋本部一向是以具有远见和行动统一著称的。
前言序言(2)
他对于1940年各次战役的描写，使人觉得就像坐在他的指挥车里看他如何指挥装甲部队，如何紧迫敌人。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更像是一个梦境的重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发生以前，我就已经想象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景象，可是大家却都说那只是我的幻想而已。
古德里安对于1942年侵苏战役的叙述，为历来所仅见的最详细的记录。对于德国高级指挥部里的意见冲突和苏联的冬天都有极生动的描写。以后他就被免职了，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他又重被召用，负起重新改组装甲部队的职责。他对于德国为什么未能阻止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原因，也有新的解释。
当情况已经变得毫无希望的时候，他才做了参谋总长，这个时候他的指挥范围还只限于东线战场，而且希特勒又遇事都要加以干涉。所以古德里安事实上是已经回天乏术，但是这却也让他获得了一个接近希特勒的机会，而使他对于战争末期的希特勒，有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古德里安对于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其他要人都有一个详细的个性分析——这一章可能是全书中最有趣味的一章。
这种分析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古德里安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虽然在这本书里并没有时常的直接表现出来。幽默感在德国军人圈内是不常有的，所以就更难能可贵了。
虽然古德里安并不能够挽救第三帝国的灭亡，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足以使他在军事方面建立一个不朽的名誉。对于“立功”的人们而言，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由他们所能形成的历史影响而来加以决定的。古德里安的成就——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争本身的影响——已足以使他成为第一流的名将了。虽然在名义上，他始终没有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但是他把装甲兵力独立使用的观念应用得如此的充分，而且得到了具有决定性的胜利，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在战争的记录上都是无可比拟的。
很明显的，他具有了历史上一切“名将”所共有的气质。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随时能够找到奇袭的机会使敌人措手不及；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迅速无比使敌人无喘息之余地；他懂得如何把战略和战术配合使用；并且他能获得部下的拥戴，使人乐于为他效死。此外他还有许多惊人的成就，使“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除此以外，古德里安还具有创造性的幻想力——这是一个“天才”的基本条件——在军事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多数的名将都只是以使用他那个时代所已经习惯的工具和技术为满足，只有极少数的天才会去追求新的工具和方法。新武器的发明常是由于“圈外”的发明家所引起的——常常是文人。新战术的发展常是由少数的军事思想家所领导，逐渐地把他的影响传播给下一代的具有进步头脑的青年军人。所以创立理论的人是很难有机会试验自己的理论的，可是古德里安却偏偏得到了这个机会。把他的幻想力和精力结合在一起，就使他对于这个机会可以充分地加以发展——因此就获得了一个革命性的结果。
李德哈特
第一部分 背景与青年时代背景与青年时代
1888年6月17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维斯瓦河（Vistula）边的库尔姆（Kulm）出生。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Friedrich Guderian），他当时是第二波美拉尼亚轻步兵营（Pomeranian Jaeger Battalion）的一名中尉，1858年8月3日生于图霍拉（Tuchel）地区的大克罗尼亚（GrossKlonia）。我的母亲，闺名是卡拉娜·克尔齐霍夫（Clara Kirchhoff），1865年2月26日在库尔姆附近的尼姆克瑞克（Niemczyk）出生。我的曾祖父母都是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而追溯我的先世，所能发现的也只有地主和律师这两种职业。只有我的父亲才是惟一一个正规军官。
1890年10月2日，我的弟弟弗里兹（Fritz）也降生了。
1891年，我的父亲因为军职的原因，调驻阿尔萨斯（Alsace）州的科尔马尔（Colmar）地方，我自六岁起就在那里入学读书。到了1900年他又调驻洛林（Lorraine）州的圣阿沃尔德（St.Avold），由于那是一个小地方，没有高级中学，所以我父母就必须将我送入一个可以寄宿的学校里去求学。因为我的父亲收入有限，而且又希望他的两个儿子未来都以军人为职业，所以他就决定把我们俩送到军校就读。1901年4月1日，我们弟兄两人就进了巴登（Baden）地方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幼校，一直读到1903年4月1日，我才转学到柏林附近，大光野（GrossLichterfelde）的中央军官学校，两年后，我弟弟也转到这所学校就读。1907年2月我毕业了。当我今天回忆起当年教我的教官们，就不禁满怀感佩之情。我们在入伍生团中所受的训练，当然是以严格的军事纪律生活为主，但是它的基础却是建立在仁爱和正义上面的。我们的课程是以最新式的实科中学为标准，特别注重近代语文、数学和历史方面的学习。这些课程为学生们的人生提供了一项良好的准备，使得军校毕业生的文化程度绝不比一般学校毕业的稍有逊色。
1907年2月，我被分配到驻在洛林州比奇（Bitche）的第十汉诺威（Hanoverrian）轻步兵营，充当见习官，这个营的营长就是我的父亲。他一直到1908年12月才被调走。这个意外的好运使我在离家六载之后，又可以暂时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快乐。1907年4月间到12月间，我在梅斯（Metz）再受了一次短期训练之后，就于1908年1月27日接到了少尉的委任。从此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我都过着一个很愉快的低级军官的生活。1909年10月1日，我们的轻步兵营被调回它的故乡，汉诺威省，去担任驻防的工作。在那里我与我的爱妻，玛格丽特·哥尔尼（Margarete Goerne）订了婚。我们在1913年10月1日才结婚，自此以后她就一直是与我共甘苦的贤内助。
我们新婚后的快乐生活不久即为战火截断，自1914年8月2日起，在以后4年中，我一共只回家度过一次短短的假期。1914年8月23日，上帝赐给我们第一个儿子海因茨·顾恩特尔（Heinz Gunter），1918年9月17日，我们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库尔特（Kurt）。
我亲爱的父亲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病故了。他的逝世使我在军人典型和人格上失去了效法的楷模。我的母亲比父亲多活了16年，于1931年3月间逝世，结束了她充满慈爱的一生。
当休战条约签字的时候，我正在东线战场方面担任防御任务。最初驻扎在西里西亚（Selesia），后来调往波罗的海地区。在本书所附的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到我半生戎马生活的大致经过。年表中记载着，一直到1922年为止，我都在队职与幕僚两者之间讨生活，我本是步兵出身，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我在驻科布伦茨（Koblenz）的第三通信兵营服务的时候，负责包括无线电作业在内的诸多工作，我由此学会了不少有关通信的知识，这项经历在我日后着手建立一支新兵种的时候，充分发挥了它的价值。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1)
我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日子里，主要的活动都与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我原是轻步兵出身，而且也未受过任何的技术训练，但是命中却注定了我一定要和“摩托化”的问题发生密切的关系。
1919年秋天我从波罗的海地区回国之后，有一个短时间是在汉诺威的第十旅中服役。在1920年1月，我又回到我从前的轻步兵营中担任一名连长。虽然我在1920年1月以前曾担任过参谋本部的工作，但是当时我实在不敢妄想再重回到那种职务，因为第一，我离开波罗的海地区的时候，国家的处境非常恶劣；第二，在一个军备受限且总额仅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要想迅速地升迁更是绝对的不可能。所以当1921年秋天，我那可敬佩的团长，阿姆斯贝格上校（Col.von Amsberg），问我是否愿意重回参谋本部去工作的时候，那简直使我感到惊喜过望。我立即表示我愿意去，可是以后却仿佛石沉大海，好久都没有消息。一直等到1922年1月，斯徒普朗格中校（Lt.Col.J.von Stulpnagel）才从国防部的陆军参谋本部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慕尼黑去报到。从他的口中，我才知我已经被调到运输兵总监部（Inspectorate of Transport Troops）去工作，因为该部总监柴希维兹将军（Gen.von Tschischwitz）曾经要求调派一个参谋本部军官到他那里去服务。我的调职命令是自4月1日开始生效，但是为了使我在任职之前先对运输部队的实际业务有相当的了解起见，所以先派我到慕尼黑第七摩托化运输营去实习；因此我马上就要去到任。
我对于这个新职务感到非常愉快，于是我立即到慕尼黑去向该营营长鲁兹少校（Maj.Lutz）报到。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和他常常在一起工作，这个人深得我的敬佩，他对我的态度一向是非常友好的。我被派到第一连去服役，连长是魏末尔上尉（Capt.Wimmer），他原是一位空军人员，后来还是回空军去了。鲁兹少校在我到任的时候就向我解释说，将来我在国防部内的工作一定是与摩托化运输部队的组织及使用有关系的。我在慕尼黑的工作就是为这种业务做一个基础的准备。鲁兹和魏末尔都尽其所知的把他们的一切业务知识传授给我，而我也的确学到了不少的新东西。
1922年4月1日，我到柏林去向柴希维兹将军报到，非常热切地想知道他对于我这个新幕僚的工作有些什么指示。他向我解释道，他原先是准备以摩托化运输部队的使用作为我的工作范围。但他的参谋长皮特少校（Maj.Petter）却另有主张：说我应该先去研究摩托化运输的各种问题，例如工厂、加油站、技术工作，最后甚至于还包括公路的工程问题以及其他的运输工具等等。我当时不免吃了一惊，我就向将军报告说，我对于这些专业的技术问题实在是毫无准备，而且以我的能力也绝对无法胜任。将军却回答我说，他本来的见解也是与鲁兹少校相同，但是他的参谋长却以条文法规为根据，坚持参谋人员的工作支配是他的权限，连总监也无权过问。我要求仍准我重回步兵营去服务，但是也被拒绝了。
于是，我开始踏上了一个技术性军职的生涯，我只好努力奋斗寻找出路。除了几件没有办完的公事以外，我的前任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惟一的救星就是有几个资深的同事，他们不仅精通业务而且对于档案也十分熟悉，并且他们都肯尽量地帮助我。我的工作极富教育价值，在这个岗位上我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在以后对于我都有极大的用处。不过最有价值的事情却还是柴希维兹将军所主持的有关用摩托化车辆运输军队的研究计划。由于这种研究和小规模演习的结果，才使我第一次认识了摩托化部队的实用性，并激励我全心投入这项研究。柴希维兹将军是一位要求严格的长官，他对于极小的错误也不肯放松，他最注重“精确度”，为他工作实在是一种极好的训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摩托化车辆运输部队的例证非常的多。不过这种部队的运动却大多都是使用于一条固定战线的后方，从来没有在运动战中直接紧跟着敌人来运用。德国现在是处于无防御的状态中，所以假使有任何新的战争发生，则势必无险可守，因此就必须要依赖机动性的防御。针对在机动战中摩托化部队的运输问题，不久就又引发出对这种运输方式的保护问题。这个问题的惟一解决办法就是“装甲车辆”，所以我就想从战史中去寻找使用装甲车辆的先例，因此我就和福克汉中尉（Lt.Volckheim）发生了接触。他是在我们这个小型陆军中，惟一搜集装甲兵资料的专家。他汇集了一些运用极有限的德国装甲车资料，和敌军战车兵力在大战期间广泛运用的情形。他把某些资料提供给我用，虽然在理论上还是不够，但是却使我获得了一个工作的起点。英法两国对于这些问题具有更多的经验，而且所发表的文献也很多。我就把这些书都搞到手，仔细地加以学习。
在此领域最主要的还是英国人的著作，福勒（Fuller）、李德哈特（Liddell Hart）、马尔特（Martel）等人的著作最能引起我的兴趣，因此成为我的重要精神食粮。这些有远见的军人对战车有着一番新的见解，而不仅仅是将之当作一个步兵支援武器看待。他们能认识到所处时代已有逐渐摩托化的趋势，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时代的先驱者，发展出来一种大规模的新型战争理论。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2)
从他们的书上我学会了装甲兵的集中使用，例如康布雷之战（The Battle of Cambrai）。李德哈特强调使用装甲兵作远距离的突击，向敌人的交通线发动攻击，而且他还建议成立一种结合战车和装甲步兵单位的装甲师。这些观念深植在我的脑海中，于是我就企图将它加以发展，以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陆军。所以我们以后的发展有许多地方都要感谢李德哈特上尉的建议。
在一个盲人的国家中，有一双明亮眼睛的人就有资格做皇帝。因为还没有别人研究这些问题，所以不久我就居然获得专家之称了。我曾在《军事周刊》（Militar-Wochenblatt）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也更使我薄有浮名。这个周刊的主编阿托克将军（Gen.von Altrock）常常来看望我，并且鼓励我就这一方面多写文章。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军人，非常希望他的刊物能够多发表研究当代军事问题的文章。
通过这些活动又使我们认识了奥地利人黑格尔（Fritz Heigel），他是《战车手册》的著者，我曾经提供他一些有关战术的资料，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正直的日耳曼绅士看待。
在1923年到1924年的冬季，勃劳希契中校（Lt.Col.von Brauchitsch）——就是未来的陆军总司今——主持了一个演习，其目的就是要试验使用摩托化部队与空军合作的可能性，这次演习引起了“陆军训练处”的注意，而最后的结果是我被提名担任战术及战史的教官。在经过了一次考试之后，我就被轮派到各部队中去担任教官的工作。在1924年的秋天，我又被派到第二师师部，那时的师长正好是柴希维兹将军，这是他第二次又做了我的长官。
不过在没有去到任之前，我却还要在纳兹美尔上校（Col.von Natzmer）——现任的总监，领导之下负责进行一个整套的演习——纸上和地上的都有。其目的是要证明战车可以和骑兵配合担负搜索的工作。在演习中我们所仅有的装备就是一种“装甲部队载运车”，这种车辆是凡尔赛条约所准许我们拥有的。它虽然是四轮驱动的，但是由于重量和它原有设计目的的限制，使它只能在道路上活动。可是我对于我的演习结果还是深表满意，在报告书的结论上我表示，我希望由于我们的努力，在将来可以把我们的摩托化部队由勤务兵种转变成战斗兵种。不过，我的总监却并不同意我的见解，他很粗鲁地向我说道：“见鬼，什么战斗部队！它们只配装运面粉！”
于是我就到驻什切青（Stettin）的第二师部去报到，我的任务是教导那些将来准备担任幕僚工作的军官们战术和战史。我对这个新职务感到相当的吃力，需要很努力地工作。我的学生都是抱着吹毛求疵的态度，所以我给与他们的练习都事先需要做周详的考虑，一切答案都曾经慎重地加以设想，而我的讲授也是以清楚扼要为原则。在战史方面我特别注意到拿破仑在1806年的战役，这个战役在德国方面是不太为人所重视的，但是由于德国人在这场战役中的惨败，并且它是一个在机动战中指挥部队的好战例，所以实在是一场深具启发性的战役。我同时也讲到1914年秋天，德法两国的军骑兵的战史。把1914年的骑兵战术做深入研究，对于我自己的理论发展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因为我在战术练习和兵棋演习中常常借机会发表我的新观念，结果使我的顶头上司霍林少校（Maj.Horing）也注意到了，所以在他的报告中就提到我在这一方面的特殊专才。由于这个原因，在三年教官生活之后，我又被调回国防部，在运输司服务。我的这个职务是新设立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用卡车运兵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当时所仅有的运输工具。很明显的，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此领域获得极佳成就——例如凡尔登（Verdun）之战——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都是在固定阵线掩护之下进行的。在这种条件中，一个师并不需要把它的炮兵或其他的重装备都一同送到战场上去。而我们的问题就更困难，在机动战争中，连同炮兵在内的全师一切装备，都要用卡车装运，那么车辆的数量将会增加太多。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认为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的人比较占多数。
1928年秋天，运输部队的训练主管斯托特迈斯特上校（Col.Stottmeister），要求我去兼任他们的战车战术教官。我的上级也批准了我的此项兼职。所以我又回来研究我的老问题，虽然仍旧只是从理论方面来着手。我对于战车完全没有实际的经验，到这个时候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辆战车的内部是怎样的。而现在居然叫我去担任战车战术的教官，所以我事先必须仔细地准备，把一切可以弄得到手的资料都加以详细地研究。现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已经有很多，而其他国家的最新发展也在他们的操典教范中可以找得到，因此我这一次研究战车理论就要比上一次容易得多。至于实际经验方面，我们在演习中所使用的都只是“模型”。最初所使用的是帆布制的模型，用人力来推动，现在至少我们已经有了铁制的模型，而且是摩托化的。感谢第九步兵团第三营的协助，使我们在战术演习中获得很多的便利。在这些演习中，我又认识了一个人，第三营的营副温克（Wenck），以后他与我在工作上具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有系统地进行我们的工作，用战车排、战车连、战车营等等的组织，显示把战车当作一个战斗单位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3)
虽然我们在实地演习方面的机会是如此的有限，但是它已经足够使我们明了战车在近代战争中的地位，并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更明确的概念。使我更快乐的，是我被派到瑞典去做四个星期的访问，在那里使我有机会看到德国最新式的LK-Ⅱ型德制LK-Ⅱ型战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才开始制造，但是在战场上却并没有使用过。这种战车以后卖给瑞典人，在1918年，瑞典人就用它们成立了他们的第一个战车部队。的演习，并且亲自驾驶它。
我和我的妻子经过丹麦到瑞典去，途中在哥本哈根和它美丽的郊区度过了几天有趣味的日子，我们对于托尔瓦德森（Thorwaldsen）的雕刻的美感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而站在埃尔西诺（Elsinore）的花台上面使我不禁回忆起《哈姆雷特》（Hamlet）中的诗句。
在天地之间有许多东西，霍拉提阿（Horatio），那是你的哲学中所梦想不到的。
当我们站在花台上的时候，日光正照在海峡的上面发出闪闪的光亮，使那些古老的铜炮都现出碧绿的颜色，不过却并没有幽灵出现。
我们自穆塔拉（Motala）坐船，经过了约塔（Gota）海峡和瑞典的湖沼。有一天晚上我们离船去访问弗内他卡尔卡（Vreta Chyrka）的著名古修道院。第二天我们就到了斯德哥尔摩这个美丽的北欧威尼斯。
我被派到约塔防卫部队第二营去考察，营长布仑上校（Col.Buren）很友善地对我表示欢迎。我又到克林斯波尔上尉（Capt.Klingspor）所指挥的连部中去，这个军官后来与我发展出极密切的友谊。凡是与我有所接触的瑞典军官对于他们的德国客人都一致采取坦白和真诚的态度，他们对我们的招待十分周到。当我们出外演习的时候，常常被邀请住在他们的宿舍里。
我对这一次访问瑞典的经过，始终具有愉快和感谢的记忆。
我在1929年逐渐确信无论单独使用战车，或是与步兵协同作战，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根据我的战史研究、英国人所做的演习，以及我自己用模型演习所得来的经验，使我明了除非其他一切支援的兵器也都具有同样的速度和越野能力，否则战车绝不能够产生充分的效力。在各种兵种的组织中，战车应居于主要的地位，其他的兵器则都应配合装甲兵的需要而居于辅助的地位。把战车编在步兵师里面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所需要的是一种内含一系列支援部队的装甲师，使战车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战斗威力。
在1929年的夏季纸上演习中，我曾经以构思中的装甲师部分兵力作基础，拟定一次极为成功的演习，使我自信所走的路是正确的。可是现任运输兵总监斯徒普纳格（Gen.Otto von Stulpnagel）将军却禁止在理论上使用超过一个团以上的装甲部队。照他的看法所谓装甲师（Panzer Division）简直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梦。
1929年秋天，总监部的参谋长鲁兹上校，我在慕尼黑时候的老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去担任一个摩托化营的营长，我说我愿意去，于是在1931年2月1日，我就做了第三摩托化营的营长。这个营一共辖有四个连：第一连、第四连和营部驻在柏林的兰克维兹（Berlin-Lankwitz），第二连驻在多贝利兹-艾尔斯葛伦特（Doberitz-Elsgrund）的军事训练地区内，第三连则驻在尼斯（Neisse）。当我就职之后，鲁兹上校就帮助我解决了装备问题：第一连所使用的是装甲搜索车，第四连所使用的是机车，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装甲搜索营的核心。第二连的装备是模型战车，而第三连则被改编为战防炮连，所配备的武器也是木制的假炮。虽然第一连具有足额的老式装甲部队载运车，那是凡尔赛条约准许我们可以保有的，但是为了避免它们的耗损，我们在演习的时候，总还是使用模拟的模型装备，只有第四连的装备是全新的而且备有机关枪。
利用这种七拼八凑的单位，我现在就开始集中全力来进行各种的野外演习，虽然我所指挥的是这样小的一个单位，但是我仍然非常的愉快，因为我至少可以有自主的机会。所有的官兵对于他们的新任务都十分的热心，他们对于在这个10万陆军之中担任单调的供应勤务，实在是已经够腻了，不过我的上级的态度却很使人失望。现任的运输总监对于这个新单位极度缺乏信心，他甚至禁止我们和这个地区所驻的其他部队举行联合的演习。当第三师举行演习的时候——在建制上我们是隶属于该师的——我们所使用的单位被限制不得超过一排以上。第三师的师长斯徒普朗格将军，就是那个打电话通知我到慕尼黑去报到的人，对我甚表同情。这位杰出的将才对于我们所想做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尽量地给予我们以协助。在演习完毕之后，他以公正的态度对我们的成绩施以相当的好评。不幸得很，1931年的春天，斯徒普朗格将军因为与国防部意见不合而退役了。
在同一个春天中，我们的总监斯徒普纳格将军也离开了我们。在他临走的时候向我所作的临别赠言是这样的：“你是太性急了。请相信我的话，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别想能够看到德国的战车会做正式的行动。”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的怀疑主义却阻止了他做任何决定和采取行动。他对问题有完整的认知，但是却找不到解决的要点。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4)
继任的人就是他的参谋长，鲁兹将军。鲁兹也是一个聪明人，他具有丰富的技术知识和优越的组织才能。他认清了我所努力提倡的新战术发展的优点，并且完全支持我的意见，他任命我做他的参谋长，1931年秋天我就去接任了这个新职。以后的几年，我一直是在努力的工作之中，并且不时遭遇到工作上的瓶颈，但无论如何，这几年的收获很丰富，这也是我们的装甲兵开始成形的时候。
我们确信装甲兵的未来发展，其指向必定是使它们变成一种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武器。所以它们的组织应以装甲师为基准，再进而组成装甲军。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说服其他的兵种和陆军总司令都承认我们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没有人肯相信这个摩托化的部队——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勤务部队——能够在战术上，甚至于战略上产生一个新型有效的观念。那些资格较老的兵种，尤其是步兵和骑兵，仍然自视为陆军最主要的兵种，步兵仍然自称为“战争中的皇后”。因为10万人的德国陆军中根本上就不准保有真正的战车，所以没有人曾经实际看见过我们所大吹大擂的新武器。当我们利用那些铁皮所制成的模型从事于演习的时候，让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感觉非常好笑，他们觉得我们很可怜，对于我们所说的话当然更认为无认真考虑之必要。其结果是他们最多只是把战车当作一种步兵的支援武器，而对于战车是一种主要的兵种的新观念，则完全持否定的看法。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骑兵总监部，我广泛地向骑兵当局们征求意见，问他们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准备担任其他部队的搜索兵力，还是计划组成重骑兵，准备自己单独作战。当时的骑兵总监黑尔希堡将军（Gen.von Hirschberg）表示他们的目的是重骑兵，并且愿意把战略搜索的工作转移给摩托化部队。于是我们就决定训练我们的装甲搜索营来担任这种工作。最后，我们希望在每一个步兵师的建制中，都成立一个摩托化的战防炮营，因为我们认为要想有效的对付敌人的战车，所有的战防武器就应该具有同等的速度和机动性。
不久，克罗亨豪尔将军（Gen.Knochenhauer）继任了骑兵总监，他是步兵出身，他对于他的前任所已经让与我们的地盘，就想加以收回。在10万人的陆军中，一共有三个骑兵师，他把它们组成一个骑兵军，同时企图把战略搜索的任务再抢回去，并且还想接受我们的新发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有很多的骑兵军官渗入了我们这个年轻的单位，这种争斗时常变得很激烈。但是最后，新观念的建立者还是战胜了反对派；内燃机还是战胜了马匹；大炮还是战胜了长矛。
与组织和使用同样重要的就是装备问题，它使我们放弃了理论而走上实际的途径。在技术方面先就曾经做过一些准备工作。自从1926年以来，在国外就已经设立了一个试验站，使新型的德国战车可以在那里试用。兵工署曾经和几家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制造两种中型的战车和三种轻型的战车。每一种型式都已经制成两辆原型车，所以一共已推出10辆战车。中型战车上的炮是75mm口径，而轻型则为37mm。这些样品不是用装甲打造的，而是由软钢制成。它们的最高速度都在每小时22英里左右。
负责监造的军官是皮尔纳上尉（Capt.Pirner），他曾经煞费苦心地把一些近代化的要求应用到这些新模型上面去，其中包括高效率的引擎、能够全向位射击的炮塔主炮和机枪、足够的底盘距地高度和优良的机动性等等。这些目标大致都已经达成。在另一方面，这些模型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那就是车长都坐在紧临驾驶员后方的车身里面，他的后方和两侧几乎完全没有视界，而且很容易受到履带前段阻隔，同时也没有无线电设备。固然20年代的战车构造，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旧式战车，已经有了很大的技术进步，但是对于我们理想中的战术要求却还是差得很远。我们不能轻率下令照着这种试验的模型展开大量的生产，新型战车的构造必须要精益求精。
对于装甲师的最后装备，我们认为需要两种型号的战车：一种是轻型的战车，它配备一门可以洞穿装甲的火炮和两挺机关枪，一挺装在炮塔里面，一挺装在车身里面；一种是中型的战车，它配备有一门大口径火炮和两挺机关枪，配置方式和轻型战车一样。一个战车营的编制是三个轻型战车连，和一个中型战车连。中型战车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方面支持轻型战车作战，另一方面射击那些轻型战车上小口径火炮所达不到的目标。我们在炮的口径问题上也与兵工署和炮兵总监部的意见不同。他们都主张轻型战车使用37mm口径的火炮就足够了，可是我们强烈主张采用50mm口径的，因为我料想不久外国的战车都会采用较厚的装甲，所以火炮口径较大则可以较占优势。不过，因为步兵早已装备着有37mm的战防炮，为了生产上的便利和装备单一化起见，我和鲁兹将军只好放弃我们的主见。大家都同意在中型战车上装置75mm口径的火炮。这些战车的总重量都不超过24吨，主要的限制因素就是德国公路桥梁的载重量。速度的要求被定为每小时25英里。每一种战车的乘员都是五个人：一名炮手、一名弹药手和一名车长都位于炮塔里面（车长的坐位比炮手要高，他拥有一个全向位视线的特制小型指挥塔），驾驶员和无线电员都坐在车身里面。人员在战车中的联络都使用喉头麦克风。战车与战车之间则都有无线电的联系。把这种新型的战车和旧式的战车模型做一个比较，就可以认识到战车在未来的战略和战术中将会要居于一个什么样的新地位。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5)
当我们拟定这些长期的计划时，我们心里十分明了可能要等很久的时间，我们的新型战车才会正式问世，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建造一种训练用的战车。我们自英国所购入的卡登-路易式（CardenLoyd）小型战车的底盘就很适合于这种用途，实际上它本是为了作20mm高射炮的载运车而设计的。它的尺寸仅能加装配备有机枪的小型炮塔，虽然有这样的弱点，但是它在1934年就可以开始使用，至少可以供我们作演习之用，以候我们真正战斗战车的出现。于是我们就决定生产这种号称“Panzer Ⅰ”型的战车。在1932年的时候，绝对没有人会料想到将来我们还会使用这种小型的训练战车来作战的。
我们所规划的主要型式的战车，因为生产上的困难，拖延的时间远超过我们原来的想象。所以鲁兹将军就决定制造第二种应急的战车：这就是所谓“PanzerⅡ”型，它配备一门20mm炮及一挺机枪，由MAN公司负责制造。
在1932年的夏季，鲁兹将军第一次组织了一个包含加强步兵团和战车营的混合演习——当然，战车营所用的装备仍然还是模型。不过，这是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以后，德国第一次拥有了正式的装甲搜索车，这种车辆是照我们的规格所建造的，车上配备装甲，使用六轮卡车的底盘。从前小孩子们总是用他们的铅笔戳穿我们模型战车的帆布外壳，以窥察它内部的究竟，但是这一次却使他们失望了。从前步兵们也总是利用棍棒和石头来防御我们的假战车，如今也被装甲车制服了。甚至于刺刀也不是战车的对手。
在这一次演习中对于使用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所有可能性都曾经加以试验。骑兵方面对于我们的演习曾经发出过一些相当不客观的批评，但是我们的成功是如此的明显，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人肯去注意他们那些滥调。事实上，有许多清醒的青年骑兵军官也对我们这种新发展极表兴趣，都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他们认清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骑兵只有配备新兵器和采用新方法，才能够使那传统的骑兵战争原理获得返老还童的机会。
1932年的大演习是老迈年高的兴登堡元帅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演习。在讲评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使我很感钦佩的，就是这位老元帅非常清楚地了解错误所在。在谈到骑兵军的领导能力方面，他曾经这样说道：“在战争中只有简单才可以获得成功。我曾经视察过骑兵军的司令部，我所看到的却一点都不简单。”他这段评语的确非常中肯。
1933年希特勒做了德国的国务总理，德国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2月初，在柏林汽车展览会的开幕典礼中，我第一次看到希特勒并听到他的讲演。德国的首揆亲自主持这样一个展览会的开幕典礼，已经是一件不常见的稀罕事，而他所说的话又更与其他的要人在这种场合所惯说的完全不同。他宣布取消对于汽车的捐税，谈到新的国道计划和准备大量生产廉价的“人民汽车”。
勃洛姆堡将军（Gen.von Blomberg）的出任国防部长，和赖兴瑙将军（Gen.von Reichenau）的出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对于我的工作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两位将军都喜欢近代化的观念，所以至少在国防部的最高层，对于我的这个装甲兵的理想是表示同情的。此外，我不久就看出来希特勒本人对于这个摩托化和装甲的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我第一次获得印证是在库默斯多夫（Kummersdorf）的兵工署近代兵器展示会上。在这一展示会中我分到了半个钟点的时间，将有关摩托化部队的一切最新发展展示给希特勒看。我展出的兵力有一个机车排、一个战防炮排、一个战车排（所用的就是Panzer I型的轻型战车）、一个轻装甲搜索车排和一个重装甲搜索车排。希特勒对于我们部队动作的敏捷感到十分的满意，他一再地说道：“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一次展示之后，我就深信只要有机会再当面陈述意见，那么这位政府的首脑就一定会批准我这个组织近代化国防军的建议的。我们陆军中严格的公文程序，和反对我的上级长官——这些人隔在我与勃洛姆堡之间——才是我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物。
这一次的军力展示在德国政治上也是一个有趣的插曲，自从1890年俾斯麦亲王曾经到过库默斯多夫访问之后，其他的首揆就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这里。这一次希特勒亲临军事演习场，就可以证明他是和俾斯麦一样的重视军事装备的发展。这也代表过去德国的政策仍够不上“军国主义”的标准。
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授权法案，把完全独裁的权力交给了这个新任的首揆。只有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他们的这种勇气是很值得称赞的。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法案在将来会闯下滔天大祸。那些投票赞成的政客们对于以后所发生的灾难是绝对难辞其咎的。
1933年的夏季，纳粹党卫军的摩托化兵团的领袖胡恩莱（Adolf Huhnlein）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中的一个宴会，据说希特勒也允诺亲临的。有机会看看希特勒与他的忠实信徒们，应该是件极有趣的事，又因为胡恩莱本人倒也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在宴会上希特勒发表了一个讲演，内容是分析革命的历史。这个演说家似乎对于历史是很有研究的，在长达数小时的讲演中，他举例说明任何革命在达到它的目的并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必定会演变成一种进化的程序，现在纳粹党的革命也已经到达历史上的这个转折点，所以他提醒他的信徒们对于将来应该作这样的看法。若是希特勒所说的真正能够实现，那才真是大家所馨香祷祝的了。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6)
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在建立之中，在1933年这一年有相当的进展。利用模型战车所作的一系列试验和演习，已澄清了战车与各种兵器间的关系，并且也更加强了我个人的信念：把战车当作陆军的主要兵器，并且充分配合摩托化的支援部队，这样它们才能够在近代化的陆军组织中完全展现威力。
如果说战术的发展还算是差强人意，那么装备方面却是相形见绌了。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国的工业已经有数年都没有生产军用的物资了，不仅缺乏熟练的工人，更没有足够的机械设备，因此无法将我们的理想变成现实。尤其是制造高硬度装甲钢板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第一块交货的钢板简直和玻璃一样的脆弱。同样的，我们所需要的无线电装备和光学仪器——凭良心说，那的确需要很高级的技术——也是在经过了相当的时期后，其品质才符合了我们的要求。虽然如此，我仍然坚持战车上所使用的观察和指挥工具都必须是第一流的产品，尤其是后者，因为这项产品我们一直都远比敌人优越，这种优势在将来可能会抵补许多其他的弱点。
1933年的秋天，弗里奇将军（Gen.F.von Fritsch）做了德国的陆军总司令。陆军得到了一个好领袖，他是全体军官团一致认可并完全信任的一个人。他具有优美的骑士风度，是位聪明谨慎的军人，对于战术和战略都具有健全的观念。他的技术知识固然并不太丰富，但是他却毫无偏见地准备接受新的观念，有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雅量。由于他有这些优点的缘故，每当我和他谈到装甲兵的发展问题时，总觉得他是所有陆军高级军官中惟一的知己。从前他在陆军参谋本部担任第一厅厅长的时候，就对于装甲摩托化的问题很感兴趣。现在他已经跃居高位，对于我们的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热心。以下这一段小故事很能表现出他平常做事的风格。有一次我正和他谈论到某些有关战车发展的技术问题，他似乎有一点表示怀疑地对我说：“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技术专家都是骗子。”我就回答他说：“我也承认他们是会说谎的。但是只要经过一两年之后，当他们的技术理想不能变成具体事实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西洋镜也就拆穿了。战术专家也一样会说谎的，但是他们的西洋镜就一定要等到下一次战争被打败之后才会完全被拆穿，到了那个时候却已经是后悔不及了！”弗里奇照平常的老习惯，用手指头转动他的单眼眼镜，然后慢吞吞地回答道：“你可能是对的。”他在大庭广众之间似乎是很害羞的，但是他在知己的朋友面前，却真是议论风生。他具有一种超人的机智，使他的态度真是如春风佳酿一样的醉人。
相较之下，那位新任的参谋总长贝克将军（Gen.Beck），却是一个很不容易接近的人。他的个性很正直，态度非常冷静，也许太冷静了。他是一个旧派的思想家，是毛奇元帅（FieldMarshal Graf von Molthe）的信徒，他希望把这个新陆军的参谋本部改组一番，他认为毛奇在地下有知也会表示首肯。他对于近代的技术问题是一点都不了解，对于参谋本部中各重要位置所提出的人选，当然都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人，所以久而久之，就在陆军的核心当中，自然建立起来了一道反动守旧的障碍物，这才是一个非常难于克服的大困难。他反对建立装甲兵的计划，他希望战车只被当作步兵的支援兵器，而他所同意的最大单位就只是装甲兵旅。他对于装甲师的组建丝毫不感兴趣。
为了使贝克将军能够同意建立装甲师和印行装甲部队的训练教材，我在经过长期的拉锯战后终于获得了胜利。最后他甚至于同意成立两个装甲师，可是我却早已坚决主张要同时成立三个师了。我尽量地在他面前夸耀这种新组织的优点，尤其是在战略方面。他却回答我说：“不，不，我不想和你们发生任何关系。对我而言，你们实在是走得太快了。”当我说到，由于近来无线电的发展，尽管用极高的速度前进，也照样可以保持着指挥上的联系，他却完全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在我们的训练教范上面，常常一再重复要求，所有各级的指挥官一定尽可能地身临前线，愈前进就愈好。这个观点他也完全不赞成，他说：“你没有地图和电话，那么你又怎样指挥呢？你读过施里芬（Schlieffen）所著的书没有？”至于说到身为一个师长，即便不实际突入敌阵，也应该尽量接近前线的理论，对于他则更是分量太重了。
放下装甲兵的问题不谈，这位贝克将军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军事方面，也都抱着遇事拖延的态度。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都随时打算浇人家一瓢冷水。总会因为各项困难而主张一切从长计议。最足以代表他的思想的，就是他最自鸣得意的“迟滞防御”（delaying defense）战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就已经风闻这种战术的大名。在那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这种战术成为一种基本的原则，甚至于一个步枪排也都要演习这种贝克式的防御战术。这种作战的方式实在是混乱不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令我满意的范例。在装甲师成立之后，弗里奇就完全放弃了这种落伍的观念。
1934年春天又成立了一个摩托化部队的司令部，由鲁兹将军兼任司令，我还是担任他的参谋长。此外，鲁兹还同时兼任摩托兵总监和兵工署第六处的处长。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7)
在这同一时间内，希特勒到威尼斯去对墨索里尼做了第一次的访问，结果似乎并不太圆满。在他回国之后，他就召集在柏林的将官、纳粹党的高级干部和冲锋队（SA）的领袖人物训话。那些冲锋队的领袖对于他所说的话反应冷淡，当我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我偶然听到有人在说：“希特勒还得学习学习。”当我发现了党以内的意见都有这样严重的分歧，大感惊异。到了6月30日终于出事了。冲锋队的参谋长罗恩（Rohm），和其他许多的冲锋队中高级人员都被枪决。不仅是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人，虽然与冲锋队毫无关系，但是因为偶然有
反对纳粹党的言行，也都同时被枪决。在这些人中间有前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施莱歇将军（Gen.von Schleicher），他是和他的夫人及僚属布内多将军（Gen.von Bredow）一同遇害的。想为这两位将军提出公开的辩护的企图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仅仅是在1935年施里芬纪念日会餐的时候（这是参谋本部军官一年一度的集会），年老的麦根逊元帅（Marshal von Mackensen）曾经提到这两位将军的荣誉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希特勒在国会中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当时人们都希望纳粹党以后绝不要再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回想起来，当时陆军中的领袖人物未能坚持查明事实真相，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假使他们当时能坚持这样的做法，则不仅是对于德国的陆军，而且对于德国的人民，也都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1934年8月2日，德国又遭受了一个极沉痛的损失——兴登堡元帅逝世了！把他的人民丢弃在一个国内革命的中途上，这个革命的结果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在那一天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妻子：
那位年老的绅士已不存在了。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都极感悲痛。他对于整个民族，尤其是对于陆军，好像是一个慈父一样，他的逝世在我们民族生命上留下了一个极大的空隙，这必须要经过一段长久艰苦的时间，才能够把它填满。他的存在对于外国人而言，比任何条约和外交辞令都更有价值。全世界对于他都有信心。我们一向爱戴他，他的死让我们感到万分的伤心。
明天我们就要宣誓效忠于希特勒。这个誓词将具有严重的后果！祷祝上帝，希望双方为了德国的福利都能信守不渝。陆军是惯于遵守誓约的，希望这一次陆军也能够光荣地遵守。
你的意见是对的。假使各个组织的领袖都利用这个机会无限期地停止一切的典礼和庆祝仪式，并且从此少发表讲演，那才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现在所需要的是忠实努力地工作和少说废话。
这是我在那一天所写出来的观感，不仅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而且也可以代表当时我们大多数军人的意见。
1934年8月7日，德国的军人们把这位不朽的元帅和总统的遗体，送到坦能堡纪念场（Tannenberg Memoriae）去举行奉安典礼。希特勒最后所说的两句话是：“死去的战士呀！他现在已经魂归天上去了！”
早在8月1日那一天，以授权法案为根据，内阁总理就已经宣布说，在兴登堡逝世之后，总统和内阁总理将立刻并为一体。所以在8月2日那一天，希特勒同时做了国家的元首和三军的大元帅。而且他仍继续兼任内阁总理，所以全国的一切政权就都完全抓在他的手里。从此，他的独裁权就再没有什么限制了。
经过了一冬的艰苦努力，到了1935年的3月，我们就知道德国的重整军备是已经确立了。所有的军人对于这个消息都一致表示欢迎，因为这等于是把凡尔赛和约中最屈辱的一部分取消掉了。在英雄纪念日（Heroes’ Memorial Day）那一天的阅兵仪式是由麦根逊老元帅主持，各兵种都有代表去参加这个仪式，新成立的装甲兵也派了几个营去出席盛会，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不过他们却没有把车辆开去，因为这只是一个徒步的检阅。在筹备典礼的时候，有些人反对装甲兵参加阅兵的仪式，有一位负责的参谋军官向我解释说：“他们所用的是那种短的卡宾枪，恐怕连举枪的动作都不一定能够合于标准。”虽然具有这样“严重”的弱点，我还是选派了大量的人员参加这个盛会。
在3月16日那一天，英国武官请我到他家里去吃晚饭。在我准备动身出门之前，我偶然地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一个政府公告的广播，那是德国恢复征兵制的命令。那一天我的英国朋友和另外一位陪客，瑞典武官，与我所谈的话大部分都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这两位绅士对于我在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的心境似乎是很能够了解的。
在理论上说，我们加速扩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想与我们那些武力充足的邻国，保持平等的地位。但是就实际方面来说——至少在装甲兵这一方面是如此——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数量和素质上，都赶不上外国装备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决定从优秀的组织和领导方面来入手，以期弥补那些缺陷。我们把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编成较大的单位，由装甲师以至装甲军，希望用这种组织来抵消我们在数量上的劣势。
首先，必须说服我们的军事首长们，使他们相信我们的路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极为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1934年6月在鲁兹将军领导之下，摩托化部队司令部决定把现有的各单位拼凑起来组成一个装甲师，并对它实施四个星期的训练。这个计划在1935年夏天就开始付诸实行。这个训练师由魏克斯（Gen.von Weichs）将军指挥，它在明斯特-拉格尔（Munster-Lager）演习地集合，照着四种不同的战术任务进行有系统的演习。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训练下级的部队指挥官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战术问题，主要是为了表示大规模的使用战车和它们的支持武器的作战行动，在事实上是绝对可能的。勃洛姆堡和弗里奇两位将军对于这些演习的经过非常有兴趣。鲁兹将军曾经请求希特勒亲临指导，但是由于他的侍卫人员的消极反对，遂终于没有来。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8)
这一次训练演习的结果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满意。当那表示演习结束的黄色气球升空的时候，弗里奇上将就开玩笑地说道：“就只是漏了一件事。这个气球上面似乎应该印上‘古德里安的战车，顶好！’的字样。”鲁兹将军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装甲兵司令部的司令。我们原先希望这个司令部也和其他主要的兵种一样，能够获得总司令部（General Command）的权限，但是因为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的反对而没有成为事实。
1935年10月15日，三个装甲师就正式成立了：
第一装甲师由魏克斯将军任师长，驻在魏玛（Wei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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