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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底层笔记
张礼士 著
历史是英雄伟人书写的；也是小人物书写的。
阅读伟人传记，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的理想；阅读小人物回忆录，可以从中见到自己的影子。
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么，在这途路上，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
作者的人生轨迹与此差相仿佛。作者出生在一个旧银行高级职员家庭，1949年7岁。
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工作，历经家庭波折、社会动荡，坎坷一生。
以作者的眼光观察这六七十年，主色调的灰暗的。
尽管灰色只是社会万花筒的一种色彩，但它绝对是真实的一种。
阅读此书，或可引发一笑一叹。
如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特别是在上海生活过的人，可以通过这本书回放自己的人生历程；
今天的年轻人，可以从中读到最亲近真实的父辈历史——比电影电视小说历史书要真实得多。
01 弄堂里的小伙伴
余庆坊·1
余庆坊的1号至11号称为第1小弄，是大弄堂里的小弄堂，我小时候的玩伴都在这条小弄堂内。
阿桃比我大两岁，长得高高瘦瘦，是出了名的皮大王。他住在11号的亭子间(1)里，他的一次冒险经历是从11号的屋顶一直爬到1号，然后从屋顶跳到1号我们家的晒台上。其后果就是被他母亲痛打一顿，过了两天有邻居向阿桃娘投诉：他家屋顶上的一块瓦片被踩碎了。于是阿桃又挨打，眼睛都打肿了。
阿桃娘的心情不好，脸上始终乌云密布。阿桃的父亲解放前当过警察，大概还是警官什么的，所以解放不久就被抓了进去，后来就死了。阿桃说他家曾收到公安局通知：要交4000元子弹费（相当于1954年发行的新币4角），原来解放初枪毙鬼（读jū）挨的子弹费用是要枪毙鬼家属负担的。我吃不准阿桃是否在吹牛皮，我们这条弄堂内（指第1小弄）再也没有人挨枪子，所以无从查考。
有一点是吃得准的，阿桃家解放前解放后都住亭子间，并不像当时有人讲的那样——国民党反动派个个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花园洋房。阿桃爸爸肯定是反动派，否则不会挨子弹。而且据阿桃说他家过去也没吃过山珍海味，只是肉吃得多了些。看来肉吃得多不是好事！
我老是泡在书店里，在弄堂里的孩子们眼中我是个另类，弄堂内的游戏如打弹子、“逃加山”之类的我全不在行。但阿桃对我并不嫌弃，总是来叫我玩，可能是他和我都是独子的缘故。他教会了我打扑克：沙蟹、罗宋、21点，等等，赌注是香烟牌子。很自然地我和阿桃成为一帮，阿桃是“老大”。
5号的小姑娘慧春也是我们的玩伴。我们玩“人猿泰山”游戏：阿桃是泰山，慧春是珍妮，我是小泰山；有时我是泰山，阿桃是大猩猩，慧春永远是珍妮。
慧春说：“还好阿拉(2)爸爸不是反动派警察！”
余庆坊·2
6号的国松人长得没有阿桃高，却很会打架，他是另一群孩子帮的老大，他的一帮人多势众，所以我们和他们“开战”总是落下风。恨得阿桃打算去武当山学武艺，像“点穴”这种绝技也要把它学会，回来以后把国松这班人统统点趴下。阿桃的决定使我好几天心神不定：因为阿桃是不看书的，甚至连环画也不看！武当山点穴这些故事全是我讲给他听的，万一阿桃去了武当山，阿桃娘岂不是要来找我算账！
万幸的是阿桃因为筹不到路费，所以没能去武当山。国松一帮人和我们渐渐好了起来，尤其在和其他弄堂的“野蛮小鬼（读jū）”发生冲突，比如争夺踢小橡皮球的地盘时，第1小弄的孩子们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国松常常请我到他家去玩，我和他的家人也熟了起来，我叫他的爸妈“陈伯伯”“陈家姆妈”。陈家的子女多，陈伯伯下班会带零食回家，有一次他带了一大包“花红”——一种美丽的小果子回来，硬塞给我好多个。“花红”酸酸甜甜的，我以后在水果摊见到“花红”就会想到和善的陈伯伯。
1955年肃反，陈伯伯被抓走了，而且被发配到青海，这一去就永远没回来。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再也没有看见陈家姆妈笑过。
5号的慧春大了，已经不和男孩们玩了。有一回碰到我，她还是对邻居家的事议论了几句，最后她又说：“还好阿拉爸爸不是历史反革命！”
去大华农场·1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星期天下午，我们去大华农场。
第1小弄的小伙伴差不多全去了，除了女孩和小不点们。国松说“小跟屁虫”一律不带，包括他的弟弟。这是第1小弄两帮孩子们的联合行动，带队的自然是国松和阿桃。我们做了精心准备：有拿弹皮弓的、有带瓶瓶罐罐的（可以装小鱼和蝌蚪——“拿摩温”）、有手持自制鱼叉的（竹棒顶上装有长铁钉），据阿桃讲大华农场的水塘里游满了鱼，一叉即得。
我们从虹口公园附近越过天通庵车站往西北方向走，都市的喧闹渐渐淡去，出现了零星的菜地、杂草和矮树丛，空气里夹杂着野花的香味。不知是谁，唱起了小学生的歌：
六月花儿香，
六月好阳光，
六一儿童节，
歌儿到处唱——
大家跟着唱起来，五音不全的阿桃嗓音混在里边听上去挺滑稽，其实离六月还早着呢！
终于，我们见到了高高的“麒麟塔”，大华农场到了。大家穿过荒芜的“原野”奔上台阶，在塔周围的高台上欢呼雀跃、打闹玩耍。据说塔尖上原本是有一只麒麟的，但后来不知是坏了还是被人砸了——因为这座塔是日本人为了纪念他们一个被炸死的将军而造的。从塔上向四周望去，大华农场还是有绿油油的农田、菜地的，不过连不成片；也有灌木丛和一些草棚；小水塘不少，仿佛许多闪闪发光的碎镜子。
我们要办正事了，要去捕鱼捉虾了！下了台阶，经过一个废弃的大游泳池时，大伙又停留了一些时间，干涸的游泳池底尽是石块。有人爬下池内玩石块。后来我们找了一处池塘，开始抓鱼，但发现鱼迹难觅，阿桃的情报有误，鱼叉什么的完全没有用。但阿桃坚持有鱼：如果我们“敲浜”——像他们川沙乡下那样把水池里水抽干，池塘里肯定有点鱼！而且是大鱼！
正当大家离开这处收获很小的池塘时，有一帮大孩子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一个个破衣破裤、黑不溜秋的，有的手里拿石头，有的拿割草刀，嘴里还骂骂咧咧，说的似乎是山东话，和余庆坊过去的两个大门警卫老山东的口音相似。
去大华农场·2
这帮操“山东口音”的孩子年龄不比我们大，但十分强悍。从他们的叫骂声中我们知道我们犯了两个错误：一、侵犯了他们的“地盘”；二、我们奔跑过的“原野”并不荒芜——上头有庄稼，而且是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种的。他们气势汹汹地叫道要揍死我们。有一个人推了国松一下。
突然国松哭了！被吓得大哭了！国松的哭极大地震撼了我，甚至比那帮孩子要揍死我们的叫声还要令我惊心——国松是我们第1小弄孩子们公认的“第一条好汉”！那么会打架的他竟然没交手就吓哭了……
“头子活络”(3)的阿桃喊了一声：“跑！”小伙伴们一溜烟地逃离了池塘边，逃得那个真叫狼狈呀：有的人扔掉了“鱼叉”，有的人丢掉了装满“拿摩温”的瓶子……对方并不追赶，只是朝我们的后背扔了石头，幸好没有击中任何人。
我们撤到游泳池边，继续玩的兴致没了，决定回家。因为走原来的路会遇上刚才那帮“强敌”，所以我们走另一个方向绕回去，我们绕来绕去，在一个大粪坑边遇见一个“山东”老头，他很热心地问我们是否迷路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他一帮“山东”孩子要打我们的事。他笑了起来：“这里哪有山东人！前两年淮河发大水，我们都是从安徽过来的。这样吧，俺带你们出去。”
我们跟着“安徽老伯伯”（阿桃马上这样叫他）还是从原路返回，那帮从淮河边来的孩子远远瞧着我们离开，倒是没有过来找我们的麻烦。
一连几天，国松都不到弄堂来，这回他在小伙伴眼前丢尽了面子。阿桃有点幸灾乐祸地说：“看看伊弄堂里介狠，跑到外头去介‘缩’！”(4)
跟着阿桃偷东西
阿桃告诉大家他长大了要当一个收旧货的小贩。
弄堂里经常可以见到收旧货的小贩，他们斜背着布挎包，手里拿着麻袋和一杆秤，在弄堂里穿进穿出，嘴里吆喝着一句很奇怪的词：“也——呼也！”其实收旧货就是收破烂，收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真有什么值钱的旧货卖给他们，也拿不到多少钱，肯定“三佃不值两佃”(5)咯！那时他们收购废铜烂铁很起劲，尤其是铜——不知是否和当年正进行的朝鲜战争有关。
阿桃偷偷地把家里的旧铜钱拿出去卖给收旧货的，在他的“鼓励”下我也在家里翻出几个解放前的“镍角子”（旧辅币）去和收旧货的换钞票。这类“非法所得”虽然很少，却让我们既害怕又开心。
有一个时期市面上砂糖紧缺，要很早去“南货店”排队（那时糖在出售南北干果火腿食品的“南货店”供应），我和阿桃受双方家长委派去嘉兴路桥附近一家南货店排队。结果不仅买来了砂糖，阿桃还趁人不备顺手牵羊拿了一只金属“撬”（很大的勺子），后来换了钱，买了“敲扁橄榄”、水果糖和我分享。
自那以后我跟着阿桃，还有其他几个孩子，在光顾小店和售货摊时，常常买200元（相当2分钱）“末事”(6)偷500元东西，如水果（桃子、李子）、香烟牌子之类，感到十分刺激，似乎在进行重大冒险！不过我一个人时却丧失了这种大无畏精神，我在书店里从来不偷书。
我向阿桃建议不要讲“偷”，用“爹”(7)。以后我们商议不讲今朝夜里去偷点“末事”，而是说今朝夜里去“爹眼末事”，这算是我发明的黑话暗语吧。
过了一阵子，大家（包括阿桃）对“爹末事”的兴趣减退了。新的冒险是乘电车“勿买票”——逃票。
慧春
慧春小时候挺好看的：大大的眼睛、瓜子脸、也爱笑。在“人猿泰山”的游戏里，男孩子争着做泰山，其中一个缘故是珍妮永远是慧春做，珍妮不就是泰山的“那个”吗！
渐渐地慧春淡出了弄堂小伙伴的圈子，即使遇到话也很少，有时干脆擦肩而过，只是矜持地点点头，一副“大姑娘”的派头。她母亲得意地告诉我妈妈：慧春是什么优秀少先队员大队长。此话不假，我见到慧春戴过三条杠的臂章。
陈伯伯出事后不久，我在弄堂里遇到慧春。她竟然和我议论了几句，还说：“还好阿拉爸爸不是……”，记得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历史反革命”这个名词，也忘不了慧春那双惊恐的大眼睛。她家5号，在6号陈家隔壁。
1957年慧春在银行工作的爸爸成了右派，1958年初被送去白茅岭劳动教养。素来沉默寡言的慧春爸爸怎么会当右派呢？据张阿姨（慧春妈妈姓张）说她“先生”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所谓大字报就是用毛笔把批判内容写在纸上，然后贴到墙上或者什么公众场合公布于众，因为字较大故名大字报。）“鸣放”会上没有放过一个屁！只是悔不该给当时的市委书记柯庆施写了一封具上实名的信！信上讲了自己作为银行留用人员不受组织信任的痛苦和某些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完全是一封向党交心的信，结果变成了向党进攻的信。慧春爸爸不仅是右派而且是极右，被开除公职去了白茅岭。关于这封信的事张阿姨对我父母亲讲过无数遍，像祥林嫂似的“悔不该当初……”
慧春从那时起大变样了，不只是不和大家说话；人也变得越来越不好看：瓜子脸变成了猴脸，脸色由白变黄，又戴上了眼镜，她漂亮的大眼睛永远地藏在了玻璃镜片后边……
冰春
冰春是慧春的弟弟，当年属于“小跟屁虫”范畴，我们外出“探险”从不带他。
他爸爸出事之后，大概是年龄小吧，他看起来不像慧春那样受打击，在弄堂里照旧嘻嘻哈哈，和过去的小字辈在一道玩——我们这帮玩伴都大了、已经退出弄堂江湖了。
冰春的觉悟始于1960年代。张阿姨告诉我母亲：冰春在初中毕业前打了入团报告，报告中声称自己要和反动家庭彻底决裂！自此以后，他只要提到自己父亲必称徐某某，再也不说“爸爸”两个字。这让张阿姨很伤心。冰春进了中专后更加积极向上，不仅在家里经常批判自己母亲、姐姐的“错误言行”，而且会向学校组织汇报自己和家人作“斗争”的经过；每当他父亲来信他必定要看，看后就向学校汇报。张阿姨说那么多年他只给爸爸写过一封信，信里要徐某某好好改造，彻底向人民投降！
慧春大专毕业后去了外地工作，张阿姨哭得好伤心。她对我母亲说：家里没有可以讲讲话的人了。前两年她和慧春都是背着冰春说心里话的。
据说冰春在学校里表现十分出色，下厂劳动、“学雷锋”活动什么的都评上先进，尤其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在会上提到党和领袖时经常热泪盈眶！在毕业时写了决心书：坚决要求到边疆去！他所在的中专是工厂办的，毕业后全部留在了上海机电一局下属各厂，所以冰春边疆没去成，但终于加入了共青团。
那时我已经回上海工作了，在弄堂里常见到冰春。他和他爸爸长得很像：矮矮的、个头很结实；他不像他姐姐有一双惊恐的大眼睛，他的眼神阴沉，甚至带点狠毒……
“文革”初期冰春像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样不受信任，只有老老实实在车间里“做生活”(8)，渐渐地他熬出头了，当上了生产组长。他在“文革”后期结了婚，娶了一个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同厂女工（他一定要找家庭出身好的人当老婆）。婚后老婆和张阿姨老是吵架，冰春永远站在老婆一边（这是张阿姨告诉大家的、可能是一面之词）。
1970年代末，被冰春称为徐某某的爸爸平反回家了，徐家两位老人总算幸福地度过了晚年。没想到冰春在1980年代竟然得了肝癌，40岁左右就死了，那么年轻！这是在他刚当上车间主任不久后发生的事。
斯大林追悼会
阿桃终于戴上了红领巾，这让他欣喜若狂。由于他“恶迹昭著”又留过级，一直入不了少先队。不过阿桃说留级也有好处：他的表妹惠英本来和他同一班级，是中队长，而且住在11号前厢房；就是她在老师面前“大义灭亲”检举了阿桃在弄堂里的种种“恶行”，害得阿桃入不了队！阿桃留级以后她管不着了，这才让阿桃有了参加少先队的机会。
就在阿桃入队后没几天，斯大林大元帅去世了。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全国降半旗，一切娱乐活动停止；学校通知，在莫斯科举行葬礼时，全国鸣汽笛响喇叭、大家要肃穆站立。这一天晚上我在阿桃家遇见惠英，她气鼓鼓地告诉我们：今天街上鸣汽笛时，不少行人仍然往前赶路，竟然不停下来；还有一些骑自行车的还要“恶劣”，竟然飞快地骑过去。她当然是严肃立正，直到鸣笛结束。
“这些人太呒没掘污(9)！”惠英说。她说话爱咬舌头，那时又喜欢讲一个新名词：“觉悟”，我听起来却是“掘污”，在上海话里，“污”是粪便的意思。她还告诉我们一个她听来的新闻：当我们的毛主席听说斯大林大元帅去世时，竟难过得号啕大哭！面对我们的怀疑目光她说这肯定是真的，因为她在学校里对许多人讲过，老师和大队辅导员都没有反驳和制止。那个年代反苏即反华反共！谁敢怀疑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深厚感情？
惠英提议晚上我们自己开个斯大林追悼会，阿桃马上同意。（他除了怕娘就最怕这个表妹）地点定在11号前客堂间，（前客堂间是公共地方、不住人）墙上贴好一张报上剪下来有黑框的斯大林头像，点上两根半截蜡烛，我们像模像样地开了一个追悼会。按理说“阿桃帮”的小伙伴都要参加的，但他们以学校已开过此类会为借口不肯来，所以只有我（我乃帮中老二不得不来）和10号的小毛狗来到11号“会场”，不料惠英坚持小毛狗不是少先队员没有资格参加。小毛狗只得离开前客堂，但他一直站在关上的11号大门外听。
追悼会的唯一内容是惠英致悼词，列举斯大林的种种伟大功勋，我知道她是从报上抄下来的，不过她都背下了，没有对着报纸念。她背完后，我提出异议：惠英称斯大林伯伯不好，应该称斯大林老爷爷。惠英的圆脸涨得通红，不作声辩，阿桃打圆场说好啦好啦并宣布仪式结束。
过了好些日子，我又在阿桃家碰见惠英，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莫斯科北京”这支歌有一句歌词要改一改。原来是唱：“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在听我们——”，现在要改为：“马林科夫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在听我们——”
惠英说因为斯大林已经不在了，现在苏联的领袖是马林科夫了。
阿桃变了
我进初中的时候阿桃仍在小学6年级，他小学毕业时又没有考上中学，直到1955年才上了初中，原本同年级的他比我低了两级。然而我交朋友从来不把什么功课学业放在心上（自己也不是好学生），所以在我眼里，阿桃仍是我的大哥。
父亲有一位同事也住在余庆坊，他的儿子天栋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父母希望我和天栋能成为好朋友，经常对我讲天栋的各种优点，不过效果适得其反：我却认为天栋是个永远不说真心话的好学生，“迪种人呒没劲(10)”！我知道长辈的心思，他们怕我常常和阿桃混在一起，近墨者黑，变成阿桃这类升不了学的问题少年，所以阿桃终于考上初中时，我比谁都高兴。
初中一年级我在班级里结识了岸年，他和我都喜欢京戏。我到他在学校对面东宝兴路和平坊的家去玩，他家里有许多旧书旧杂志：“万象”、“春秋”、张恨水的小说，还有专门评价京剧演员的“菊部丛谈”、京剧的百科全书“大戏考”……我都一一借来，真开心。他到我家来玩时，我领他去11号见了阿桃，就这样岸年也成了阿桃的朋友。阿桃进初中之前最后一次去糖果店“爹末事”，是我和岸年替他打掩护望风。
阿桃进初中之后有些变了，大概是在班里年龄较大，他被选为班长；他周围聚集了许多初一学生，和班主任老师关系也相当好。星期天我们去找他他总不在家：不是去参观什么展览会，就是组织同学开小组会集体学习，俨然一副学生干部的做派。
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那一年有两艘苏联军舰访问上海，代表上海中小学生去欢迎苏联老大哥的少年儿童中竟然有阿桃！阿桃成了全上海中小学生的代表，这是多么出风头的事。
此时的阿桃彻底抛弃了“阿桃帮”，甚至和我也疏远了。如果啥人(11)再要对阿桃提当年“爹末事”或者逃票的事，阿桃是要板面孔的。
劳燕分飞
前不久岸年从美国回来还问起当年的小伙伴阿桃，说很想见见他。
1958年阿桃的母亲作为反革命家属被遣送到安徽某地农场去了，是劳教还是她自己报名去支援农业建设大家都不清楚。阿桃也跟着她去了安徽，走得很匆忙，以至于我都来不及和他告别。阿桃家是本地川沙人，要下乡也应该去川沙农村呀？和安徽农场有什么相干？
对我们余庆坊第1小弄而言，1958年不是好年头：5号慧春爸爸去了白茅岭劳教；4号前楼搬来不久的丁家男主人（他的大儿子被称为丁包头，正好初中毕业），不知犯了何事也“进去了”，后来去了大丰农场劳改；再就是阿桃家。
国松去了江西上一个中专，经过不懈努力参了军，在广州军区当了好多年的坦克兵，复员后他为了能回到上海吃尽了千辛万苦（本来只能回江西），终于落脚到长江航运局当船员，可以经常来上海。他有时来我家聊天，告诉我，在讲究家庭出身的1960年代，当年“国松帮”的干将7号荣家兄弟，过去唯国松马首是瞻的，那时竟然见了国松爱理不理。因为荣家是第1小弄唯一的产业工人家庭，荣师母又是里弄干部，“红五类”荣家兄弟当然要和“黑五类”国松划清界线啰。国松说他也想念阿桃，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阿桃的表妹惠英1959年考上了上海水产学院，毕业后在离上海不远的地方工作（反正和鱼有关），也结婚生子了，应该算顺利吧？谁知道她在“文革”后期得了精神病！发疯的原因弄堂里谁也不清楚。惠英只身一人回到了11号娘家，一住就是30多年。1990年代我经过11号门口时，几次见到她孤独地坐在凳子上，两眼向前望着，眼里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只是向前望着——她已经不认识我了。
当年一道玩的小伙伴中，只有惠英还住在余庆坊。
风水
我们这一代接受的都是唯物主义教育，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风水”。
第一次听到风水这个词是从慧春那儿。那时慧春已经在广东结婚生子，难得回沪，所以在弄堂里见到她，很感意外。她对我这个当年的小伙伴很热情，讲了许多心里话，除了骂她那个革命弟弟外，还告诉我之所以她爸爸和我会倒霉是第1小弄风水不好！她分配到广东之后的一大收获是知道了风水，即使碰到“文革”，她那个地方的人仍然相信风水。
上海的石库门房子大门都是朝南的，余庆坊所有的房屋都是这样，唯独1号至11号的第1小弄是前门（大门）向北、后门朝南对着只有两步宽的第四医院围墙。大概当年余庆坊的建筑师在造第1小弄时觉得大门对着太近的围墙不好，就把第1小弄整幢建筑倒了一倒。
虽然那时我已被划出革命群众之外，但头脑里革命教育之影响依旧顽固，不相信风水之说的我提出异议：第1小弄也有发达之家！7号楼上荣家因为是产业工人家庭，荣师母当里弄干部、狠得不得了。荣家大弟上清华大学，小弟上交大。他们家多少风光。就连荣家小阿妹不知何故也没去插队落户，农场去了才一年就抽上来当中学老师了。但是慧春认为这是暂时的，荣师傅不是生病了吗？7号风水也不会好的。她问我还记不记得7号楼下那个怪异之家。
1950年代7号楼下住着两个女人组成的“家庭”。一个完全是男性装束：短发、吹“飞机头”、有时穿西装戴领带有时穿中山装，在什么厂里上班；另一个是正常的妇女打扮，不工作。夏天黄昏时她们在后门口摆张小桌子放几碗小菜，男装妇女坐着喝酒抽烟，家庭妇女则替“他”夹菜，有时在“他”的杯子里抿一口酒，完全像一对恩爱的小夫妻。可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害的特殊家庭却遭到了粗暴的干涉：居委会、派出所、男装妇女的厂里老找她们的麻烦，但她们却哭着不肯分开，后来这个怪异之家从7号消失了，后来入住的是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胖子。
慧春说那个男装妇女也被送去劳动教养了，她犯的是“流氓罪”——那个年代同性恋者等同流氓。奇怪的是家庭妇女不算流氓，尽管她哭着吵着要和“丈夫”一同去劳教。“丈夫”走了后，“妻子”搬出了7号这个伤心地。
“讲来讲去阿拉这条弄堂的风水不好！”慧春最后说。
想想慧春的话好像有点道理：最发达家庭的家长荣师傅不久死了，还不到60岁。
活着就好
慧春爸爸从白茅岭劳改农场回到了余庆坊，国松妈妈很受震动。
本来嘛，5号和6号一墙之隔，5号徐家的男主人在安徽劳动了21年终于回家了，而6号陈家的男主人却在青海死了，尸骨也不知埋在何处！
那天晚上为了一件什么事我去国松家，家里只有国松妈妈。她忍不住又提起了隔壁徐家的事，说慧春妈“运道”真好：终于等到徐先生回来了！团圆了！又感慨万分地讲：我们这样的老派妇女就像王宝钏等薛平贵18年那样：等呀等呀，不会想着去改嫁的！只有辛辛苦苦把孩子拖大，唯一的梦就是孩子爸爸回家。
昏暗的灯光下，国松妈妈形容枯槁的脸显得更加苍老，凌乱的花白头发显示了她这些年的艰难：陈家有4个男孩2个女孩，陈先生去青海之后，就靠当小学教师的陈家姆妈（国松妈妈）养活一家人，更不用说作为反革命家属所受到的种种歧视了。
她像是对我说、像是喃喃自语：“活着就好，只要活着就好！活着总能团圆。不像我，等到的是一张死亡通知书……”
我告辞离开陈家，耳边仿佛还响着国松妈妈的喃喃自语：
“活着就好……”
几年之后，国松妈妈得了老年痴呆症，不久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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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亭子间：上海等地旧式楼房中的小房间。一般在楼上正房的后面楼梯中间，狭小，阴暗。
(2) 阿拉：沪语，“我”。
(3) 头子活络：沪语，“头脑机灵、反应快”。
(4) 伊，介，缩：沪语，伊：“他”；介：“这么”；缩：北方话“”的意思。
(5) 三佃不值两佃：沪语，“三钱不值两钱”，形容不值得，划不来。
(6) “末事”：沪语，东西。
(7) “爹”：读diā。
(8) 做生活：沪语，工作、干活。
(9) 呒没掘污：沪语，没有觉悟。
(10) 迪种人呒没劲：沪语，这种人没意思。
(11) 啥人：沪语，谁。
02 从小学到初中
“三反”运动到我家
早已消失的多伦路小学是我的小学母校。弄堂里有我的同班同学，是住在我家对门52号的女生沈芝霞，她比我大两岁。
我在班里属于不用功读书的“差生”。按照级任先生（班主任老师）的说法：我既非“捣蛋鬼”、更非“皮大王”，是一个长不大的“闷皮”孩子，上课思想永远不集中。于是派沈芝霞来当我的课外“小老师”，一来是她家和我家最近，二来她是少先队小队长。
小学高年级的男女生界线划得很清楚，彼此不大搭界的。如果有男生在女生中“扎堆”，会被大家视作“娘娘腔”；反过来，喜欢和男生一道玩的女生，一定会被女生们看成“十三点”或者“痴头怪脑”。所以我对女生来帮助自己这件事是相当不高兴，而沈芝霞却十分起劲，因为这是老师给她的光荣任务。
放学之后沈芝霞就到我家来和我一道做作业（我拒绝到她家），我做不出就问她，她会大惊小怪地说：“侬哪能(1)算术课一眼(2)阿不听！阿是(3)思想又开小差啦？”问得我邪其呒没劲(4)，还担心她会向算术老师去告我的状。谢天谢地，第二天她倒没有。
这天下午和往常一样，沈芝霞到我家来一道做作业复习功课，因为明天要测验了，时间比平常长了许多，天渐渐黑了，我母亲进屋来开了灯，她已经准备好晚饭等我父亲下班回家。就在此时我家来了3个不速之客，一进来就自我介绍是人民银行“打虎队”的，声称我父亲已经承认了自己是贪污银行资产的“大老虎”，贪污所得就放在家里，要我母亲交出来！
我母亲告诉他们：这是没有的事！家里没有多余的钞票，我先生也绝不会贪污！这些话把“打虎队员”给气坏了。有一个人一拍桌子，气势汹汹地喊：“你家男人都坦白交代了，你还在帮他抵赖！”我母亲的四川嗓门比他还大，竟然和他们吵了起来。
沈芝霞吓得脸色发白，赶紧收拾书包离开我家。我母亲还不忘叮嘱她：明天再来哦，再来做功课哦。
什么事也没有
母亲和“打虎队”越吵越凶，隔壁房间的祖父祖母都过来了，祖父胆子小什么也不敢说，祖母（我们宁波人叫阿娘）倒是为自己儿子辩白了两句，却被来人推了出去。“打虎队员”学着南下干部的腔调开起了国骂（其实他们并非山东人），我妈妈也以“砍脑壳的”川骂回敬。
那3个人大概醒悟“好男不和女斗”颇有道理，悻悻地走了。来得突然，走得也突然。（后来我父亲说他们还要去几个同事家，没有时间在我们家耗了）祖父（阿爷）胆战心惊地讲：给记凡关来(5)，国庆阿爸回勿来呐！但母亲和阿娘认为他一定会回来。
晚上7点刚过，父亲就回家了，只比平时迟了1小时。在共进晚餐时，父亲告诉我们事情经过：今天提早下班叫大家坦白交代贪污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能就在此时由积极分子组成的“打虎队”分别去各个同事家。我父亲报告领导，经过认真回忆，不论解放后还是解放前从未贪污！领导只是让他再坐一会儿，不久就批准他回家了，什么事也没有。有两位同事回忆自己解放前揩过公家油，结果被留下继续交代，因为上头认为：既然解放前揩过油解放后完全可能继续揩油甚至贪污了。
这场风波的好处是：沈芝霞不到我家来了。由于有女生来当我的小老师，我在弄堂里阿桃这帮小伙伴眼中很丢面子，也被班级里几个捣蛋鬼作为笑料。因此我并不对沈芝霞作任何澄清，她不来最好。
我们当年小学毕业升初中是要考试的，而且还挺难考的。先是考市立（公立）中学，公立学校学费便宜多了（学费至少比私立初中少一半），考不上市立中学的参加第二批考私立初中，私立初中考不上（有些私立名校也很难考）就只能进补习学校或者明年再考了。
没过多久，1953年夏天我考上了市立上海培青中学，是6取1的比例。这让级任老师大跌眼镜。帮助我的“小老师”沈芝霞却是公立私立都没考上，在弄堂里她一见到我就避开，我知道这回是我让她很丢面子。
阿宁哥哥
我父亲请他同事的儿子来辅导我功课。这位我称为黄伯伯的同事住在余庆坊127号，湖北人，他的独生子阿宁据说是虹口中学的优等生，我叫他阿宁哥哥。
黄伯伯在“三反”运动中曾经是嫌疑对象，他被关在单位里不让他睡觉，几个人“车轮大战”审问他。一个老实胆小的银行职员哪里见过这等阵势！他糊里糊涂承认自己拿过公家几百万元。“打虎队员”乘胜追击继续“挤牙膏”，黄伯伯把金额上升到几千万，为了让“打虎队”满意，他又加到了几亿、十几亿、几十亿，最后达到一个天文数字：他所在营业部的全部资金都到他口袋里去了，银行一点钱也没有了，可以关门歇业了。对如此荒谬的“赫赫战果”，“打虎队”竟然会心满意足地向上级汇报，黄先生就留在了单位里等待处理了。
“打虎队”到127号来追查这笔巨款的下落，黄太太跳起来了。黄太太毕业于武汉一所女子高中，在太太们中是出了名的精明强干和有文化，她义正词严地告诉“打虎队”：这是乱讲！我不和你们这些人废话，我找你们领导去。于是黄太太立刻叫了一辆三轮车到了外滩银行总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居然找到了分行领导。她口齿清楚、条理分明、一五一十地讲了黄家的经济状况和不可能贪污的事实，最后她还告诉领导：她决定写信给在北京的二哥讲这件事，她二哥是我党一位参加过长征的高级干部，其地位之高连银行领导也是要肃然起敬的。
结果可想而知，黄伯伯平安无事地回家了。经过核实，贪污巨款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不过黄伯伯也被批评了几句，关照他今后要实事求是，要经得起考验，黄伯伯听了只有苦笑。
阿宁哥哥大概继承了他妈妈的聪敏，他不仅自己学习好，而且很会当小老师。他立刻就发现只需辅导我算术，别的学科他不必操心。当年考初中要考语文、算术、自然、历史和地理，阿宁只抓我算术，而且重点放在我的薄弱环节——四则运算应用题上。每当我有点进步，他会给我一点奖励：几张香烟牌子啦，几粒“三北盐炒豆”啦，他有一回拿一份1952年虹口中学入学算术试卷给我做（当年没有统一升学考试，各个学校试卷都不一样），我居然做得很令他满意，他奖励我一本连环画，是武侠故事：“大破笔架山”。
“四兄弟”
班级里同学都是三三两两形成了各个小集体。我和范延生、赵凌云、潘大德是“四兄弟”，曾经在余庆坊1号的晒台上举行过“结拜”仪式：买了点花生米、牛肉干之类的零食；一人一杯白开水以水代酒，碰杯并宣布我们义结金兰，从此就是兄弟了。既未弄香烛之类的“封建迷信”物品，也没有搞叩头这种“封建礼节”，因为我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少先队员！
范延生在我们4人中年龄最大所以是大哥，他在家里众多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大姐），所以颇有兄长风范。他讲话不快不慢、四平八稳，从不过激，小时候就是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他住在吟桂路，家里藏书颇丰，他曾借给我《乌拉波拉故事集》、法国小说《苦儿流浪记》、意大利名著《爱的教育》等许多好书，他家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
赵凌云住在永乐坊他姑妈家里，他和表妹吴蓉都是我们班里的同学。我从未见到过赵凌云的父母也没听他提过，大家猜他父母可能不在人世了。我们4人中他最“苦命”。小学毕业后他们表兄妹都没考上初中，一年后赵凌云仍未考上，直到1955年他才考上和田中学。（1955年私立中学全部变公办，又大大发展了一下，新设了许多中学，所有的小学毕业生全部升学，连弄堂里阿桃也考上了初中）所以赵凌云就不大乐意和兄弟们往来——心情不好吧？1958年他初中毕业后就去了铜官山冶金安装公司工作了。1960年他们公司在合肥有业务，我在街上遇见他，他拿出二哥的架势把我拉到他单位食堂请我美美地吃了一顿，这可是吃他省下的口粮！这可是大饥饿时期！
潘大德的绰号叫“小活狲”（小猴子）。他人长得瘦小，也异常地活泼好动，虽然在老师眼里他和“闷皮”的我都属于“差生”，我却知道“三哥”是我们4人中最聪敏的。他的语文很糟，做“造句”做得同学要笑的。但他算术特别好，由于他上课不专心（老和我讲话），算术老师老叫他到黑板上解难题，但永远难不住他，把老师郁闷得摇头无语。后来潘大德考上市立复兴中学，我考上市立培青中学，我们两个差生的表现都让级任先生(6)吃了一惊！
潘大德1959年复兴高中毕业后进了不知是北大还是复旦的数学系，范延生是北郊高中毕业考上了华东化工学院（即今华东理工大学）。潘大德上初中时家从四川北路搬到水电路去后，我就很少见到他，那时的水电路在我们心目中是一条遥远而冷僻的马路。
男孩和女孩·1
老师把我和潘大德调开了，我的邻座换了女生朱倩倩，潘大德则和另一个女生邹德川同桌，两个老师眼中的差生就这样分开了。
潘大德显然认为这是老师对我们的变相惩罚，他把对老师的不满都发泄到邹德川的身上：第一，课桌中央画一条“三八线”，过线“格杀勿论”——过线的笔和小橡皮之类必被大德扔到地上；第二，坚决不和她“啰嗦”，迫不得已要开口也不是好声好气的。邹德川这个大眼睛大头娃娃是个伶牙俐齿反应迅速的小姑娘，她对大德采取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方针，对大德过线的东西也是立即扔掉，如果大德的手臂过了线会被她用尺猛敲一下。（这把尺是她带来专门对付潘大德的）下课时大德和她吵架老是“吃瘪”，他就叫她“小跳蚤”作为她骂他“小活狲”、“臭活狲”的回敬。我当然要帮潘大德啦，我就说邹德川这只跳蚤非同一般，乃是美帝国主义扔在东北搞细菌战的跳蚤（当年报上登过、老师也宣传过），邹德川马上叫我“少爷兵”，美国少爷兵在朝鲜战场上强奸妇女。（这也是报上刊登的，当时报上天天宣传美帝国主义是万恶之源）
和邹德川“开战”的后果是一些女生以后叫我“少爷兵”。本来我的绰号是“肉馒头”，因为我每天的早餐是一只肉包子，又是一张胖圆脸，所以同学这样喊我，结果现在又多出了一个令我深恶痛绝的外号。
潘大德那里是硝烟弥漫，我这里却风平浪静。朱倩倩和我之间并无“三八线”也不拌嘴。她爱吃零食，而且十分大方地请我共同分享：糖炒栗子啦、奶油话梅啦……有一次她请我吃香港带来的美国苹果干，太好吃了。我工作后在水果店买过苹果干，完全没有当年的味道。
朱倩倩的脸尖尖黄黄的，眼睛也不大，在班上绝非小美女；她有一对酒窝，笑起来很可爱，所以她爱笑。有时上课时她会两手撑着脸莫名其妙地笑，而老师并没有讲什么好笑的话，我估计她在做白日梦了，谁知道女生的白日梦是什么。我自己也是一个思想开小差常做白日梦的家伙：我的梦和武侠有关。
朱倩倩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她从来不会叫我“少爷兵”。
男孩和女孩·2
一天下午潘大德和邹德川之间又爆发“战争”。大概潘大德先去惹邹德川的，火冒三丈的“小跳蚤”把大德的文具盒（上海人叫铅笔盒子）重重地摔在地上。潘大德的文具盒是他的宝贝，里边没有任何文具，而是放着“蚕宝宝”和桑叶，盒子上还有气孔——不至于让蚕闷死。摔的后果很严重：几条蚕死了。潘大德当场就哭了，差一点要动手打邹德川，不过他忍住了。班上有条不成文的原则：男生之间可以打得头破血流，但男生不能打女生，打女生是很坍台(7)的行为。所以潘大德要邹德川赔，而邹德川认为是大德先惹她，拒绝赔偿；几个女生都帮邹德川说话，这场纠纷不了了之。
潘大德并没有向班主任老师投诉，他知道老师们都不喜欢他，而邹德川却是班主任宠爱的好学生。他和我商量要到邹德川父母那里去告状，要她家长赔偿损失。问题是如何找到她家长呢？大德打算放学后去盯邹德川的梢，要我陪他一道去跟踪——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邹家和邹德川的父母。
为了兄弟情谊我只得陪大德去“虎穴追踪”了（范延生和赵凌云不愿意去趟这场浑水），讲心里话我有点怕“小跳蚤”——她有一张刀子嘴！放学后我们远远地跟在邹德川和另一个女生后头（该女生家可能在邹家邻近、她们总是一起回家），沿着四川路向北，经过溧阳路到了山阴路口，忽然她们没了踪影。我猜一定是机灵的“小跳蚤”发现了我们，躲起来了，我们在山阴路走了一圈，一无所获。在回来的路上，大德说等他长大了当上将军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兵把“小跳蚤”抓来，然后“碎尸万段”！
打那之后，潘大德和邹德川开始了漫长的“休战”，他们不吵也不好，彼此严守“三八线”，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势。
我的邻座朱倩倩一如既往地做“白日梦”。有一次课间休息时，她的右手支着脸出神，左手却伸过来搭在了我的手臂上。我感觉到了一只柔软、温暖的小手在我放在课桌的右臂上，尽管我是一个不懂人事的小傻瓜，却也明白这是一种善意，我并不抽回手臂，也不开口。
邹德川发现了这一切。她大声地叫朱倩倩：“侬哪能啦？侬只手！”(8)
朱倩倩仿佛梦醒了，她缩回了手，红着脸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小跳蚤”真可恶！
男孩和女孩·3
我和朱倩倩很少讲话，只是在课间休息时讲上一两句，放学之后各自沿不同的方向回家。
快毕业时，朱倩倩不理我了，也不大笑了。我浑浑噩噩地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放在心上，仍然一如既往地和潘大德、范延生、赵凌云泡在一起：男生总是和男生在一道——天经地义。
有一天放学之后朱倩倩突然叫我不要急着走，她有话对我说。于是我们装着理书包，等教室里没人了，她才开口，把我数落了一番！内容如下：
第一，我是个小气鬼！她带来的零食总是和我分享，而我呢，从来没有请过她。有一次她看见我课桌里有包花生米，她以为我会分给她，结果没有！其实这是我下午要在兄弟结拜仪式上用的，我自己也不吃——但没让我辩白，她只顾自己说下去。
第二，我不关心人！一次放学后，她肚子疼趴在课桌上哭，邹德川等几个女生都围过来问，我却背起书包走了，对她什么话也没有。（这件事我压根没有印象）
第三，她用家乡话说了我什么——她大概是广东人，这句话用今天的流行语就是花心大萝卜的意思。她说有一回上体育课时，肖学荇笑着喊我“少爷兵”，我一点也不生气，还和她有说有笑——侬不是顶讨厌人家叫侬少爷兵吗？看到肖学荇骨头就轻啦？（肖学荇是班上的小美女，有一双大眼睛和长长的眼睫毛、皮肤雪白）她说她最恨我这一点。
我想不到朱倩倩这么会讲话，会一二三归纳我的毛病。我刚想解释几句，她却拿起书包走了。
升学考试
我报考什么学校是由父亲决定的。学校当然越近越好——可以回家用午餐。最近的公办中学是复兴中学和培青中学，复兴中学名气比培青响多了，父亲担心我考不上，他就带我去东宝兴路培青中学去报了名，我们是一早去的，人不太多，父亲认为他的选择十分英明，高兴地上班去了。不料父亲下班回家脸色不大对劲，原来下午他抽空去了学校（他在武进路银行上班，离学校很近），发现报名的人增加了许许多多，总共有近千人的样子，估计不少家长和父亲抱同样心理，结果是都撞在一起了。
当年考初中只能选择一个学校，公立学校全市同一天报名，志愿无法更改，只能去碰运气了。考试那天父亲神色凝重地送我去考场，还在横浜桥附近弄堂口一家西餐摊头上陪我吃了一顿白脱（黄油）面包加一杯牛奶的“豪华”早餐，就让我去精武体育馆参加考试了。那年有那么多人报考是学校始料不及的，学校又不大，所有教室作考场也挤不下，只得借体育馆作考场。
录取名单是张榜公布的。我去了培青中学，在校门旁的红榜上见到了我的姓名，很开心地回去报告了家人，阿爷还担心我是不是看错了？父亲下班后特地去看了榜，确认我是考上了，一家人欢天喜地。
接下来要庆功了，首功之人是阿宁哥哥。父亲打算带阿宁和我上饭店去吃一顿，接着再看一场京戏（阿宁喜欢看武打京戏）。不料阿宁表示不去，原来他认为报名考培青归根到底还是对他的辅导成果缺乏信心，他早就讲过国庆(9)考复兴、虹口没有问题的。我父亲只得竭力对他打招呼，阿宁父母也对阿宁的倔脾气说了一通，他才答应去了。这天我们3人在“老半斋”用晚餐，然后就去“中国大戏院”看京剧：是李元春、李韵秋演的“白猿斗八仙”。
阿宁哥哥后来是江南造船厂的高级工程师，我总以为有点可惜：他应该去当教师的，他有教师的天赋。
毕业之前的远足
毕业之前老师带着我们去了一趟吴淞，那时不叫春游叫“远足”。坐小火车去的，大家在车厢里乐翻了天，又唱又叫。一个叫王五力（绰号“污里头”(10)）的同学像模像样地指挥大家唱歌，唱的就是苏联儿童歌曲：快乐的小队。
当年的吴淞镇没什么楼房，即使有，也只是两层楼，是一些饭店茶馆。路也是石子路，上海人叫“弹格路”的，没啥好白相。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到吴淞口眺望注入长江的黄浦江、江上的军舰和大轮船、无数的木船和机帆船；蓝天白云下许多海鸥飞来飞去，不时传来它们欢快的叫声——这是今天你到吴淞绝对听不到的声音。
午饭是野炊。级任先生带几个年龄较大的女生到镇上买来了卤菜和洋山芋（土豆），借来了铁锅、菜刀和碗，她们把菜洗好切好，就在杂草丛生的荒地上支起了锅；我们男生到处去收集枯树枝和干草，居然烧成了一锅卤菜洋山芋汤，每人一碗。主食是夹色拉的小罗宋面包，每人两只；色拉、面包都是在市里买好带下去的。我觉得汤和面包都很好吃，统统吃光。有的女生只吃得下一只面包，但汤都是喜欢的，只有一个男生毛庭瑶汤也不喝面包也不吃，比女生还挑食。班主任俞先生横劝竖劝，他就是不肯吃，硬是饿了一顿。朱倩倩吃了一个面包就饱了，余下的一只她给了我，所以我吃了三只夹色拉的小罗宋面包，肚子都胀了。
饭后我们在军营附近的空地上分成两组玩军事游戏。所谓军事游戏，即弄堂里常玩的“官兵捉强盗”也叫“逃加山”是也，大家奔啊、跳啊，不知不觉就到了该回去的时候……
后来也出游过，但是小学毕业前这回“远足”是最开心的一回。
毕业时的不愉快
毕业是件高兴的事，这意味着我们要成为中学生了。但就是有人不让我们开开心心地毕业。
我们的大队辅导员是算术老师，姓顾，是个尚未结婚的男青年，大家称他小顾先生。他对女生和颜悦色，对男生却很凶；由他来给我们毕业班学生打品德分数，相当于后来的毕业鉴定。
那一年教育界全面学苏联，分数从过去的百分制改为5级记分制，品德分也是5分制，据说品德得2分的毕不了业，不过这不大可能——毕业那年大家都很争气，既没人闯祸，也没人不用功导致补考，级任先生多次表扬过大家，还说过我们全班都是好学生，不好的早已留级了。
那一天开班会，级任先生俞老师先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苏联7年级男生，有一天回家显得心事重重，饭也不吃，也不回答母亲的发问，甚至还流眼泪——“大家猜猜为什么？”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有猜他不及格的，有猜他被人打了，潘大德说：“阿是因为斯大林死脱了？”他立刻被参加班会的小顾先生狠狠地瞪了一眼！最后俞老师揭开谜底：这个苏联学生的品德被扣了分，只得4分，所以他很难过。俞老师又讲顾老师和她研究决定：我班同学大部分都是品德5分，但也有少数同学品德要扣分，只能打4分！接下去就让小顾先生宣布扣分学生名单，大家开始紧张起来……
小顾先生故意读得很慢。赵凌云听到自己名字时，当场哭了；只有潘大德被叫到名字时笑嘻嘻地朝我吐了吐舌头。共有八九名同学被扣分，全是男生。我是最后被叫到名字的，后来朱倩倩说我的脸变得发白了。好家伙，我们“四兄弟”有3人被扣分，而班上几个大龄男生——班上真正的“大王”刘银康、李承他们却平安无事。因为小顾先生有点怕他们。
在小学最后两天，朱倩倩对我很好，因为她知道我不大开心。她请我吃一种蜜饯新品种——“加应子”，她说这是上海新出来的蜜饯。从此一生我都喜欢“加应子”。
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朱倩倩。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俞老师，我转弯抹角问到朱倩倩的近况，俞老师说朱倩倩随她父母一道去香港了，那是1955年左右的事。
今天想起来，从小学到大学十多年中，朱倩倩是唯一的待我好的女生。真的。
了不起的中学生
就读的培青中学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1950年代初和所有教会学校一样都被政府接管变成了公办学校。学校不大，东侧的三层楼房是唯一的教学大楼，初中高中的教室全在这所楼内；顶楼是会场，能看到很粗的木梁，这幢教会建筑又高又有气派，不知为什么，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拆除，新盖了一幢丑陋无比的火柴盒楼房，叫作横浜桥小学；西侧是小食堂、室内体操房和一些办公室。校内操场不大、只能打排球，我们有时到精武体育馆去上体育课；不久学校在横浜河边弄到了一块荒地，就作为体育场，上体育课开运动会都在那里。这块地后来造了房子变成了虹口区工人俱乐部。
上课点名老师总是根据点名册的顺序喊名字：1号周耀南、2号方月英、3号张岸年，接下来4号就是我，我又和张岸年同桌，所以岸年兄和我超过半个世纪的交情就是那时开始的。这些年岸年从美国回来必定来电话约我见面请吃饭，永远是穿得山青水绿、一身名牌，连皮带也必是意大利品牌。人也是白白净净、一头黑发，看起来只有50多岁样子。我不禁想起50多年之前他的光景：身上穿的他父亲西装改的上衣，质地不错是呢绒，因为永远是这件上衣所以全是油渍污斑，靸拉着一双不合脚的旧皮鞋，一副邋遢相。这也难怪：他父亲曾是国民政府县长，早已被关入了大牢，一大家子兄弟姐妹全靠他母亲一个人。他母亲还没有工作，真不知道他们这一大家子是怎样活过来的，后来岸年说就靠卖家里东西。
当中学生最大的好处是发了学生证，有了进图书馆的资格。我告诉父亲一件我十分得意的事，我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俄国书《雾海孤帆》。“书里的一个警察称一个中学生为中学生先生！”我父亲见到我的神情竟然笑了——1949年之后父亲的眼神老是很忧郁、很少笑的。
我和岸年去苏州河畔的河滨公园玩，那里有一些儿童游戏器材，我俩童心未泯玩起跷跷板来。来了一帮和我们个头差不多的孩子要我们让给他们，我们不免和他们争了几句，但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只得下来，我对岸年说：“阿拉中学生，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对！阿拉不和小学生一般见识，让拨伊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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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底层笔记
张礼士 著
历史是英雄伟人书写的；也是小人物书写的。
阅读伟人传记，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的理想；阅读小人物回忆录，可以从中见到自己的影子。
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么，在这途路上，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
作者的人生轨迹与此差相仿佛。作者出生在一个旧银行高级职员家庭，1949年7岁。
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工作，历经家庭波折、社会动荡，坎坷一生。
以作者的眼光观察这六七十年，主色调的灰暗的。
尽管灰色只是社会万花筒的一种色彩，但它绝对是真实的一种。
阅读此书，或可引发一笑一叹。
如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特别是在上海生活过的人，可以通过这本书回放自己的人生历程；
今天的年轻人，可以从中读到最亲近真实的父辈历史——比电影电视小说历史书要真实得多。
01 弄堂里的小伙伴
余庆坊·1
余庆坊的1号至11号称为第1小弄，是大弄堂里的小弄堂，我小时候的玩伴都在这条小弄堂内。
阿桃比我大两岁，长得高高瘦瘦，是出了名的皮大王。他住在11号的亭子间(1)里，他的一次冒险经历是从11号的屋顶一直爬到1号，然后从屋顶跳到1号我们家的晒台上。其后果就是被他母亲痛打一顿，过了两天有邻居向阿桃娘投诉：他家屋顶上的一块瓦片被踩碎了。于是阿桃又挨打，眼睛都打肿了。
阿桃娘的心情不好，脸上始终乌云密布。阿桃的父亲解放前当过警察，大概还是警官什么的，所以解放不久就被抓了进去，后来就死了。阿桃说他家曾收到公安局通知：要交4000元子弹费（相当于1954年发行的新币4角），原来解放初枪毙鬼（读jū）挨的子弹费用是要枪毙鬼家属负担的。我吃不准阿桃是否在吹牛皮，我们这条弄堂内（指第1小弄）再也没有人挨枪子，所以无从查考。
有一点是吃得准的，阿桃家解放前解放后都住亭子间，并不像当时有人讲的那样——国民党反动派个个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花园洋房。阿桃爸爸肯定是反动派，否则不会挨子弹。而且据阿桃说他家过去也没吃过山珍海味，只是肉吃得多了些。看来肉吃得多不是好事！
我老是泡在书店里，在弄堂里的孩子们眼中我是个另类，弄堂内的游戏如打弹子、“逃加山”之类的我全不在行。但阿桃对我并不嫌弃，总是来叫我玩，可能是他和我都是独子的缘故。他教会了我打扑克：沙蟹、罗宋、21点，等等，赌注是香烟牌子。很自然地我和阿桃成为一帮，阿桃是“老大”。
5号的小姑娘慧春也是我们的玩伴。我们玩“人猿泰山”游戏：阿桃是泰山，慧春是珍妮，我是小泰山；有时我是泰山，阿桃是大猩猩，慧春永远是珍妮。
慧春说：“还好阿拉(2)爸爸不是反动派警察！”
余庆坊·2
6号的国松人长得没有阿桃高，却很会打架，他是另一群孩子帮的老大，他的一帮人多势众，所以我们和他们“开战”总是落下风。恨得阿桃打算去武当山学武艺，像“点穴”这种绝技也要把它学会，回来以后把国松这班人统统点趴下。阿桃的决定使我好几天心神不定：因为阿桃是不看书的，甚至连环画也不看！武当山点穴这些故事全是我讲给他听的，万一阿桃去了武当山，阿桃娘岂不是要来找我算账！
万幸的是阿桃因为筹不到路费，所以没能去武当山。国松一帮人和我们渐渐好了起来，尤其在和其他弄堂的“野蛮小鬼（读jū）”发生冲突，比如争夺踢小橡皮球的地盘时，第1小弄的孩子们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国松常常请我到他家去玩，我和他的家人也熟了起来，我叫他的爸妈“陈伯伯”“陈家姆妈”。陈家的子女多，陈伯伯下班会带零食回家，有一次他带了一大包“花红”——一种美丽的小果子回来，硬塞给我好多个。“花红”酸酸甜甜的，我以后在水果摊见到“花红”就会想到和善的陈伯伯。
1955年肃反，陈伯伯被抓走了，而且被发配到青海，这一去就永远没回来。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再也没有看见陈家姆妈笑过。
5号的慧春大了，已经不和男孩们玩了。有一回碰到我，她还是对邻居家的事议论了几句，最后她又说：“还好阿拉爸爸不是历史反革命！”
去大华农场·1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星期天下午，我们去大华农场。
第1小弄的小伙伴差不多全去了，除了女孩和小不点们。国松说“小跟屁虫”一律不带，包括他的弟弟。这是第1小弄两帮孩子们的联合行动，带队的自然是国松和阿桃。我们做了精心准备：有拿弹皮弓的、有带瓶瓶罐罐的（可以装小鱼和蝌蚪——“拿摩温”）、有手持自制鱼叉的（竹棒顶上装有长铁钉），据阿桃讲大华农场的水塘里游满了鱼，一叉即得。
我们从虹口公园附近越过天通庵车站往西北方向走，都市的喧闹渐渐淡去，出现了零星的菜地、杂草和矮树丛，空气里夹杂着野花的香味。不知是谁，唱起了小学生的歌：
六月花儿香，
六月好阳光，
六一儿童节，
歌儿到处唱——
大家跟着唱起来，五音不全的阿桃嗓音混在里边听上去挺滑稽，其实离六月还早着呢！
终于，我们见到了高高的“麒麟塔”，大华农场到了。大家穿过荒芜的“原野”奔上台阶，在塔周围的高台上欢呼雀跃、打闹玩耍。据说塔尖上原本是有一只麒麟的，但后来不知是坏了还是被人砸了——因为这座塔是日本人为了纪念他们一个被炸死的将军而造的。从塔上向四周望去，大华农场还是有绿油油的农田、菜地的，不过连不成片；也有灌木丛和一些草棚；小水塘不少，仿佛许多闪闪发光的碎镜子。
我们要办正事了，要去捕鱼捉虾了！下了台阶，经过一个废弃的大游泳池时，大伙又停留了一些时间，干涸的游泳池底尽是石块。有人爬下池内玩石块。后来我们找了一处池塘，开始抓鱼，但发现鱼迹难觅，阿桃的情报有误，鱼叉什么的完全没有用。但阿桃坚持有鱼：如果我们“敲浜”——像他们川沙乡下那样把水池里水抽干，池塘里肯定有点鱼！而且是大鱼！
正当大家离开这处收获很小的池塘时，有一帮大孩子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一个个破衣破裤、黑不溜秋的，有的手里拿石头，有的拿割草刀，嘴里还骂骂咧咧，说的似乎是山东话，和余庆坊过去的两个大门警卫老山东的口音相似。
去大华农场·2
这帮操“山东口音”的孩子年龄不比我们大，但十分强悍。从他们的叫骂声中我们知道我们犯了两个错误：一、侵犯了他们的“地盘”；二、我们奔跑过的“原野”并不荒芜——上头有庄稼，而且是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种的。他们气势汹汹地叫道要揍死我们。有一个人推了国松一下。
突然国松哭了！被吓得大哭了！国松的哭极大地震撼了我，甚至比那帮孩子要揍死我们的叫声还要令我惊心——国松是我们第1小弄孩子们公认的“第一条好汉”！那么会打架的他竟然没交手就吓哭了……
“头子活络”(3)的阿桃喊了一声：“跑！”小伙伴们一溜烟地逃离了池塘边，逃得那个真叫狼狈呀：有的人扔掉了“鱼叉”，有的人丢掉了装满“拿摩温”的瓶子……对方并不追赶，只是朝我们的后背扔了石头，幸好没有击中任何人。
我们撤到游泳池边，继续玩的兴致没了，决定回家。因为走原来的路会遇上刚才那帮“强敌”，所以我们走另一个方向绕回去，我们绕来绕去，在一个大粪坑边遇见一个“山东”老头，他很热心地问我们是否迷路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他一帮“山东”孩子要打我们的事。他笑了起来：“这里哪有山东人！前两年淮河发大水，我们都是从安徽过来的。这样吧，俺带你们出去。”
我们跟着“安徽老伯伯”（阿桃马上这样叫他）还是从原路返回，那帮从淮河边来的孩子远远瞧着我们离开，倒是没有过来找我们的麻烦。
一连几天，国松都不到弄堂来，这回他在小伙伴眼前丢尽了面子。阿桃有点幸灾乐祸地说：“看看伊弄堂里介狠，跑到外头去介‘缩’！”(4)
跟着阿桃偷东西
阿桃告诉大家他长大了要当一个收旧货的小贩。
弄堂里经常可以见到收旧货的小贩，他们斜背着布挎包，手里拿着麻袋和一杆秤，在弄堂里穿进穿出，嘴里吆喝着一句很奇怪的词：“也——呼也！”其实收旧货就是收破烂，收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真有什么值钱的旧货卖给他们，也拿不到多少钱，肯定“三佃不值两佃”(5)咯！那时他们收购废铜烂铁很起劲，尤其是铜——不知是否和当年正进行的朝鲜战争有关。
阿桃偷偷地把家里的旧铜钱拿出去卖给收旧货的，在他的“鼓励”下我也在家里翻出几个解放前的“镍角子”（旧辅币）去和收旧货的换钞票。这类“非法所得”虽然很少，却让我们既害怕又开心。
有一个时期市面上砂糖紧缺，要很早去“南货店”排队（那时糖在出售南北干果火腿食品的“南货店”供应），我和阿桃受双方家长委派去嘉兴路桥附近一家南货店排队。结果不仅买来了砂糖，阿桃还趁人不备顺手牵羊拿了一只金属“撬”（很大的勺子），后来换了钱，买了“敲扁橄榄”、水果糖和我分享。
自那以后我跟着阿桃，还有其他几个孩子，在光顾小店和售货摊时，常常买200元（相当2分钱）“末事”(6)偷500元东西，如水果（桃子、李子）、香烟牌子之类，感到十分刺激，似乎在进行重大冒险！不过我一个人时却丧失了这种大无畏精神，我在书店里从来不偷书。
我向阿桃建议不要讲“偷”，用“爹”(7)。以后我们商议不讲今朝夜里去偷点“末事”，而是说今朝夜里去“爹眼末事”，这算是我发明的黑话暗语吧。
过了一阵子，大家（包括阿桃）对“爹末事”的兴趣减退了。新的冒险是乘电车“勿买票”——逃票。
慧春
慧春小时候挺好看的：大大的眼睛、瓜子脸、也爱笑。在“人猿泰山”的游戏里，男孩子争着做泰山，其中一个缘故是珍妮永远是慧春做，珍妮不就是泰山的“那个”吗！
渐渐地慧春淡出了弄堂小伙伴的圈子，即使遇到话也很少，有时干脆擦肩而过，只是矜持地点点头，一副“大姑娘”的派头。她母亲得意地告诉我妈妈：慧春是什么优秀少先队员大队长。此话不假，我见到慧春戴过三条杠的臂章。
陈伯伯出事后不久，我在弄堂里遇到慧春。她竟然和我议论了几句，还说：“还好阿拉爸爸不是……”，记得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历史反革命”这个名词，也忘不了慧春那双惊恐的大眼睛。她家5号，在6号陈家隔壁。
1957年慧春在银行工作的爸爸成了右派，1958年初被送去白茅岭劳动教养。素来沉默寡言的慧春爸爸怎么会当右派呢？据张阿姨（慧春妈妈姓张）说她“先生”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所谓大字报就是用毛笔把批判内容写在纸上，然后贴到墙上或者什么公众场合公布于众，因为字较大故名大字报。）“鸣放”会上没有放过一个屁！只是悔不该给当时的市委书记柯庆施写了一封具上实名的信！信上讲了自己作为银行留用人员不受组织信任的痛苦和某些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完全是一封向党交心的信，结果变成了向党进攻的信。慧春爸爸不仅是右派而且是极右，被开除公职去了白茅岭。关于这封信的事张阿姨对我父母亲讲过无数遍，像祥林嫂似的“悔不该当初……”
慧春从那时起大变样了，不只是不和大家说话；人也变得越来越不好看：瓜子脸变成了猴脸，脸色由白变黄，又戴上了眼镜，她漂亮的大眼睛永远地藏在了玻璃镜片后边……
冰春
冰春是慧春的弟弟，当年属于“小跟屁虫”范畴，我们外出“探险”从不带他。
他爸爸出事之后，大概是年龄小吧，他看起来不像慧春那样受打击，在弄堂里照旧嘻嘻哈哈，和过去的小字辈在一道玩——我们这帮玩伴都大了、已经退出弄堂江湖了。
冰春的觉悟始于1960年代。张阿姨告诉我母亲：冰春在初中毕业前打了入团报告，报告中声称自己要和反动家庭彻底决裂！自此以后，他只要提到自己父亲必称徐某某，再也不说“爸爸”两个字。这让张阿姨很伤心。冰春进了中专后更加积极向上，不仅在家里经常批判自己母亲、姐姐的“错误言行”，而且会向学校组织汇报自己和家人作“斗争”的经过；每当他父亲来信他必定要看，看后就向学校汇报。张阿姨说那么多年他只给爸爸写过一封信，信里要徐某某好好改造，彻底向人民投降！
慧春大专毕业后去了外地工作，张阿姨哭得好伤心。她对我母亲说：家里没有可以讲讲话的人了。前两年她和慧春都是背着冰春说心里话的。
据说冰春在学校里表现十分出色，下厂劳动、“学雷锋”活动什么的都评上先进，尤其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在会上提到党和领袖时经常热泪盈眶！在毕业时写了决心书：坚决要求到边疆去！他所在的中专是工厂办的，毕业后全部留在了上海机电一局下属各厂，所以冰春边疆没去成，但终于加入了共青团。
那时我已经回上海工作了，在弄堂里常见到冰春。他和他爸爸长得很像：矮矮的、个头很结实；他不像他姐姐有一双惊恐的大眼睛，他的眼神阴沉，甚至带点狠毒……
“文革”初期冰春像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样不受信任，只有老老实实在车间里“做生活”(8)，渐渐地他熬出头了，当上了生产组长。他在“文革”后期结了婚，娶了一个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同厂女工（他一定要找家庭出身好的人当老婆）。婚后老婆和张阿姨老是吵架，冰春永远站在老婆一边（这是张阿姨告诉大家的、可能是一面之词）。
1970年代末，被冰春称为徐某某的爸爸平反回家了，徐家两位老人总算幸福地度过了晚年。没想到冰春在1980年代竟然得了肝癌，40岁左右就死了，那么年轻！这是在他刚当上车间主任不久后发生的事。
斯大林追悼会
阿桃终于戴上了红领巾，这让他欣喜若狂。由于他“恶迹昭著”又留过级，一直入不了少先队。不过阿桃说留级也有好处：他的表妹惠英本来和他同一班级，是中队长，而且住在11号前厢房；就是她在老师面前“大义灭亲”检举了阿桃在弄堂里的种种“恶行”，害得阿桃入不了队！阿桃留级以后她管不着了，这才让阿桃有了参加少先队的机会。
就在阿桃入队后没几天，斯大林大元帅去世了。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全国降半旗，一切娱乐活动停止；学校通知，在莫斯科举行葬礼时，全国鸣汽笛响喇叭、大家要肃穆站立。这一天晚上我在阿桃家遇见惠英，她气鼓鼓地告诉我们：今天街上鸣汽笛时，不少行人仍然往前赶路，竟然不停下来；还有一些骑自行车的还要“恶劣”，竟然飞快地骑过去。她当然是严肃立正，直到鸣笛结束。
“这些人太呒没掘污(9)！”惠英说。她说话爱咬舌头，那时又喜欢讲一个新名词：“觉悟”，我听起来却是“掘污”，在上海话里，“污”是粪便的意思。她还告诉我们一个她听来的新闻：当我们的毛主席听说斯大林大元帅去世时，竟难过得号啕大哭！面对我们的怀疑目光她说这肯定是真的，因为她在学校里对许多人讲过，老师和大队辅导员都没有反驳和制止。那个年代反苏即反华反共！谁敢怀疑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深厚感情？
惠英提议晚上我们自己开个斯大林追悼会，阿桃马上同意。（他除了怕娘就最怕这个表妹）地点定在11号前客堂间，（前客堂间是公共地方、不住人）墙上贴好一张报上剪下来有黑框的斯大林头像，点上两根半截蜡烛，我们像模像样地开了一个追悼会。按理说“阿桃帮”的小伙伴都要参加的，但他们以学校已开过此类会为借口不肯来，所以只有我（我乃帮中老二不得不来）和10号的小毛狗来到11号“会场”，不料惠英坚持小毛狗不是少先队员没有资格参加。小毛狗只得离开前客堂，但他一直站在关上的11号大门外听。
追悼会的唯一内容是惠英致悼词，列举斯大林的种种伟大功勋，我知道她是从报上抄下来的，不过她都背下了，没有对着报纸念。她背完后，我提出异议：惠英称斯大林伯伯不好，应该称斯大林老爷爷。惠英的圆脸涨得通红，不作声辩，阿桃打圆场说好啦好啦并宣布仪式结束。
过了好些日子，我又在阿桃家碰见惠英，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莫斯科北京”这支歌有一句歌词要改一改。原来是唱：“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在听我们——”，现在要改为：“马林科夫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在听我们——”
惠英说因为斯大林已经不在了，现在苏联的领袖是马林科夫了。
阿桃变了
我进初中的时候阿桃仍在小学6年级，他小学毕业时又没有考上中学，直到1955年才上了初中，原本同年级的他比我低了两级。然而我交朋友从来不把什么功课学业放在心上（自己也不是好学生），所以在我眼里，阿桃仍是我的大哥。
父亲有一位同事也住在余庆坊，他的儿子天栋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父母希望我和天栋能成为好朋友，经常对我讲天栋的各种优点，不过效果适得其反：我却认为天栋是个永远不说真心话的好学生，“迪种人呒没劲(10)”！我知道长辈的心思，他们怕我常常和阿桃混在一起，近墨者黑，变成阿桃这类升不了学的问题少年，所以阿桃终于考上初中时，我比谁都高兴。
初中一年级我在班级里结识了岸年，他和我都喜欢京戏。我到他在学校对面东宝兴路和平坊的家去玩，他家里有许多旧书旧杂志：“万象”、“春秋”、张恨水的小说，还有专门评价京剧演员的“菊部丛谈”、京剧的百科全书“大戏考”……我都一一借来，真开心。他到我家来玩时，我领他去11号见了阿桃，就这样岸年也成了阿桃的朋友。阿桃进初中之前最后一次去糖果店“爹末事”，是我和岸年替他打掩护望风。
阿桃进初中之后有些变了，大概是在班里年龄较大，他被选为班长；他周围聚集了许多初一学生，和班主任老师关系也相当好。星期天我们去找他他总不在家：不是去参观什么展览会，就是组织同学开小组会集体学习，俨然一副学生干部的做派。
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那一年有两艘苏联军舰访问上海，代表上海中小学生去欢迎苏联老大哥的少年儿童中竟然有阿桃！阿桃成了全上海中小学生的代表，这是多么出风头的事。
此时的阿桃彻底抛弃了“阿桃帮”，甚至和我也疏远了。如果啥人(11)再要对阿桃提当年“爹末事”或者逃票的事，阿桃是要板面孔的。
劳燕分飞
前不久岸年从美国回来还问起当年的小伙伴阿桃，说很想见见他。
1958年阿桃的母亲作为反革命家属被遣送到安徽某地农场去了，是劳教还是她自己报名去支援农业建设大家都不清楚。阿桃也跟着她去了安徽，走得很匆忙，以至于我都来不及和他告别。阿桃家是本地川沙人，要下乡也应该去川沙农村呀？和安徽农场有什么相干？
对我们余庆坊第1小弄而言，1958年不是好年头：5号慧春爸爸去了白茅岭劳教；4号前楼搬来不久的丁家男主人（他的大儿子被称为丁包头，正好初中毕业），不知犯了何事也“进去了”，后来去了大丰农场劳改；再就是阿桃家。
国松去了江西上一个中专，经过不懈努力参了军，在广州军区当了好多年的坦克兵，复员后他为了能回到上海吃尽了千辛万苦（本来只能回江西），终于落脚到长江航运局当船员，可以经常来上海。他有时来我家聊天，告诉我，在讲究家庭出身的1960年代，当年“国松帮”的干将7号荣家兄弟，过去唯国松马首是瞻的，那时竟然见了国松爱理不理。因为荣家是第1小弄唯一的产业工人家庭，荣师母又是里弄干部，“红五类”荣家兄弟当然要和“黑五类”国松划清界线啰。国松说他也想念阿桃，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阿桃的表妹惠英1959年考上了上海水产学院，毕业后在离上海不远的地方工作（反正和鱼有关），也结婚生子了，应该算顺利吧？谁知道她在“文革”后期得了精神病！发疯的原因弄堂里谁也不清楚。惠英只身一人回到了11号娘家，一住就是30多年。1990年代我经过11号门口时，几次见到她孤独地坐在凳子上，两眼向前望着，眼里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只是向前望着——她已经不认识我了。
当年一道玩的小伙伴中，只有惠英还住在余庆坊。
风水
我们这一代接受的都是唯物主义教育，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风水”。
第一次听到风水这个词是从慧春那儿。那时慧春已经在广东结婚生子，难得回沪，所以在弄堂里见到她，很感意外。她对我这个当年的小伙伴很热情，讲了许多心里话，除了骂她那个革命弟弟外，还告诉我之所以她爸爸和我会倒霉是第1小弄风水不好！她分配到广东之后的一大收获是知道了风水，即使碰到“文革”，她那个地方的人仍然相信风水。
上海的石库门房子大门都是朝南的，余庆坊所有的房屋都是这样，唯独1号至11号的第1小弄是前门（大门）向北、后门朝南对着只有两步宽的第四医院围墙。大概当年余庆坊的建筑师在造第1小弄时觉得大门对着太近的围墙不好，就把第1小弄整幢建筑倒了一倒。
虽然那时我已被划出革命群众之外，但头脑里革命教育之影响依旧顽固，不相信风水之说的我提出异议：第1小弄也有发达之家！7号楼上荣家因为是产业工人家庭，荣师母当里弄干部、狠得不得了。荣家大弟上清华大学，小弟上交大。他们家多少风光。就连荣家小阿妹不知何故也没去插队落户，农场去了才一年就抽上来当中学老师了。但是慧春认为这是暂时的，荣师傅不是生病了吗？7号风水也不会好的。她问我还记不记得7号楼下那个怪异之家。
1950年代7号楼下住着两个女人组成的“家庭”。一个完全是男性装束：短发、吹“飞机头”、有时穿西装戴领带有时穿中山装，在什么厂里上班；另一个是正常的妇女打扮，不工作。夏天黄昏时她们在后门口摆张小桌子放几碗小菜，男装妇女坐着喝酒抽烟，家庭妇女则替“他”夹菜，有时在“他”的杯子里抿一口酒，完全像一对恩爱的小夫妻。可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害的特殊家庭却遭到了粗暴的干涉：居委会、派出所、男装妇女的厂里老找她们的麻烦，但她们却哭着不肯分开，后来这个怪异之家从7号消失了，后来入住的是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胖子。
慧春说那个男装妇女也被送去劳动教养了，她犯的是“流氓罪”——那个年代同性恋者等同流氓。奇怪的是家庭妇女不算流氓，尽管她哭着吵着要和“丈夫”一同去劳教。“丈夫”走了后，“妻子”搬出了7号这个伤心地。
“讲来讲去阿拉这条弄堂的风水不好！”慧春最后说。
想想慧春的话好像有点道理：最发达家庭的家长荣师傅不久死了，还不到60岁。
活着就好
慧春爸爸从白茅岭劳改农场回到了余庆坊，国松妈妈很受震动。
本来嘛，5号和6号一墙之隔，5号徐家的男主人在安徽劳动了21年终于回家了，而6号陈家的男主人却在青海死了，尸骨也不知埋在何处！
那天晚上为了一件什么事我去国松家，家里只有国松妈妈。她忍不住又提起了隔壁徐家的事，说慧春妈“运道”真好：终于等到徐先生回来了！团圆了！又感慨万分地讲：我们这样的老派妇女就像王宝钏等薛平贵18年那样：等呀等呀，不会想着去改嫁的！只有辛辛苦苦把孩子拖大，唯一的梦就是孩子爸爸回家。
昏暗的灯光下，国松妈妈形容枯槁的脸显得更加苍老，凌乱的花白头发显示了她这些年的艰难：陈家有4个男孩2个女孩，陈先生去青海之后，就靠当小学教师的陈家姆妈（国松妈妈）养活一家人，更不用说作为反革命家属所受到的种种歧视了。
她像是对我说、像是喃喃自语：“活着就好，只要活着就好！活着总能团圆。不像我，等到的是一张死亡通知书……”
我告辞离开陈家，耳边仿佛还响着国松妈妈的喃喃自语：
“活着就好……”
几年之后，国松妈妈得了老年痴呆症，不久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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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亭子间：上海等地旧式楼房中的小房间。一般在楼上正房的后面楼梯中间，狭小，阴暗。
(2) 阿拉：沪语，“我”。
(3) 头子活络：沪语，“头脑机灵、反应快”。
(4) 伊，介，缩：沪语，伊：“他”；介：“这么”；缩：北方话“”的意思。
(5) 三佃不值两佃：沪语，“三钱不值两钱”，形容不值得，划不来。
(6) “末事”：沪语，东西。
(7) “爹”：读diā。
(8) 做生活：沪语，工作、干活。
(9) 呒没掘污：沪语，没有觉悟。
(10) 迪种人呒没劲：沪语，这种人没意思。
(11) 啥人：沪语，谁。
02 从小学到初中
“三反”运动到我家
早已消失的多伦路小学是我的小学母校。弄堂里有我的同班同学，是住在我家对门52号的女生沈芝霞，她比我大两岁。
我在班里属于不用功读书的“差生”。按照级任先生（班主任老师）的说法：我既非“捣蛋鬼”、更非“皮大王”，是一个长不大的“闷皮”孩子，上课思想永远不集中。于是派沈芝霞来当我的课外“小老师”，一来是她家和我家最近，二来她是少先队小队长。
小学高年级的男女生界线划得很清楚，彼此不大搭界的。如果有男生在女生中“扎堆”，会被大家视作“娘娘腔”；反过来，喜欢和男生一道玩的女生，一定会被女生们看成“十三点”或者“痴头怪脑”。所以我对女生来帮助自己这件事是相当不高兴，而沈芝霞却十分起劲，因为这是老师给她的光荣任务。
放学之后沈芝霞就到我家来和我一道做作业（我拒绝到她家），我做不出就问她，她会大惊小怪地说：“侬哪能(1)算术课一眼(2)阿不听！阿是(3)思想又开小差啦？”问得我邪其呒没劲(4)，还担心她会向算术老师去告我的状。谢天谢地，第二天她倒没有。
这天下午和往常一样，沈芝霞到我家来一道做作业复习功课，因为明天要测验了，时间比平常长了许多，天渐渐黑了，我母亲进屋来开了灯，她已经准备好晚饭等我父亲下班回家。就在此时我家来了3个不速之客，一进来就自我介绍是人民银行“打虎队”的，声称我父亲已经承认了自己是贪污银行资产的“大老虎”，贪污所得就放在家里，要我母亲交出来！
我母亲告诉他们：这是没有的事！家里没有多余的钞票，我先生也绝不会贪污！这些话把“打虎队员”给气坏了。有一个人一拍桌子，气势汹汹地喊：“你家男人都坦白交代了，你还在帮他抵赖！”我母亲的四川嗓门比他还大，竟然和他们吵了起来。
沈芝霞吓得脸色发白，赶紧收拾书包离开我家。我母亲还不忘叮嘱她：明天再来哦，再来做功课哦。
什么事也没有
母亲和“打虎队”越吵越凶，隔壁房间的祖父祖母都过来了，祖父胆子小什么也不敢说，祖母（我们宁波人叫阿娘）倒是为自己儿子辩白了两句，却被来人推了出去。“打虎队员”学着南下干部的腔调开起了国骂（其实他们并非山东人），我妈妈也以“砍脑壳的”川骂回敬。
那3个人大概醒悟“好男不和女斗”颇有道理，悻悻地走了。来得突然，走得也突然。（后来我父亲说他们还要去几个同事家，没有时间在我们家耗了）祖父（阿爷）胆战心惊地讲：给记凡关来(5)，国庆阿爸回勿来呐！但母亲和阿娘认为他一定会回来。
晚上7点刚过，父亲就回家了，只比平时迟了1小时。在共进晚餐时，父亲告诉我们事情经过：今天提早下班叫大家坦白交代贪污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能就在此时由积极分子组成的“打虎队”分别去各个同事家。我父亲报告领导，经过认真回忆，不论解放后还是解放前从未贪污！领导只是让他再坐一会儿，不久就批准他回家了，什么事也没有。有两位同事回忆自己解放前揩过公家油，结果被留下继续交代，因为上头认为：既然解放前揩过油解放后完全可能继续揩油甚至贪污了。
这场风波的好处是：沈芝霞不到我家来了。由于有女生来当我的小老师，我在弄堂里阿桃这帮小伙伴眼中很丢面子，也被班级里几个捣蛋鬼作为笑料。因此我并不对沈芝霞作任何澄清，她不来最好。
我们当年小学毕业升初中是要考试的，而且还挺难考的。先是考市立（公立）中学，公立学校学费便宜多了（学费至少比私立初中少一半），考不上市立中学的参加第二批考私立初中，私立初中考不上（有些私立名校也很难考）就只能进补习学校或者明年再考了。
没过多久，1953年夏天我考上了市立上海培青中学，是6取1的比例。这让级任老师大跌眼镜。帮助我的“小老师”沈芝霞却是公立私立都没考上，在弄堂里她一见到我就避开，我知道这回是我让她很丢面子。
阿宁哥哥
我父亲请他同事的儿子来辅导我功课。这位我称为黄伯伯的同事住在余庆坊127号，湖北人，他的独生子阿宁据说是虹口中学的优等生，我叫他阿宁哥哥。
黄伯伯在“三反”运动中曾经是嫌疑对象，他被关在单位里不让他睡觉，几个人“车轮大战”审问他。一个老实胆小的银行职员哪里见过这等阵势！他糊里糊涂承认自己拿过公家几百万元。“打虎队员”乘胜追击继续“挤牙膏”，黄伯伯把金额上升到几千万，为了让“打虎队”满意，他又加到了几亿、十几亿、几十亿，最后达到一个天文数字：他所在营业部的全部资金都到他口袋里去了，银行一点钱也没有了，可以关门歇业了。对如此荒谬的“赫赫战果”，“打虎队”竟然会心满意足地向上级汇报，黄先生就留在了单位里等待处理了。
“打虎队”到127号来追查这笔巨款的下落，黄太太跳起来了。黄太太毕业于武汉一所女子高中，在太太们中是出了名的精明强干和有文化，她义正词严地告诉“打虎队”：这是乱讲！我不和你们这些人废话，我找你们领导去。于是黄太太立刻叫了一辆三轮车到了外滩银行总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居然找到了分行领导。她口齿清楚、条理分明、一五一十地讲了黄家的经济状况和不可能贪污的事实，最后她还告诉领导：她决定写信给在北京的二哥讲这件事，她二哥是我党一位参加过长征的高级干部，其地位之高连银行领导也是要肃然起敬的。
结果可想而知，黄伯伯平安无事地回家了。经过核实，贪污巨款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不过黄伯伯也被批评了几句，关照他今后要实事求是，要经得起考验，黄伯伯听了只有苦笑。
阿宁哥哥大概继承了他妈妈的聪敏，他不仅自己学习好，而且很会当小老师。他立刻就发现只需辅导我算术，别的学科他不必操心。当年考初中要考语文、算术、自然、历史和地理，阿宁只抓我算术，而且重点放在我的薄弱环节——四则运算应用题上。每当我有点进步，他会给我一点奖励：几张香烟牌子啦，几粒“三北盐炒豆”啦，他有一回拿一份1952年虹口中学入学算术试卷给我做（当年没有统一升学考试，各个学校试卷都不一样），我居然做得很令他满意，他奖励我一本连环画，是武侠故事：“大破笔架山”。
“四兄弟”
班级里同学都是三三两两形成了各个小集体。我和范延生、赵凌云、潘大德是“四兄弟”，曾经在余庆坊1号的晒台上举行过“结拜”仪式：买了点花生米、牛肉干之类的零食；一人一杯白开水以水代酒，碰杯并宣布我们义结金兰，从此就是兄弟了。既未弄香烛之类的“封建迷信”物品，也没有搞叩头这种“封建礼节”，因为我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少先队员！
范延生在我们4人中年龄最大所以是大哥，他在家里众多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大姐），所以颇有兄长风范。他讲话不快不慢、四平八稳，从不过激，小时候就是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他住在吟桂路，家里藏书颇丰，他曾借给我《乌拉波拉故事集》、法国小说《苦儿流浪记》、意大利名著《爱的教育》等许多好书，他家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
赵凌云住在永乐坊他姑妈家里，他和表妹吴蓉都是我们班里的同学。我从未见到过赵凌云的父母也没听他提过，大家猜他父母可能不在人世了。我们4人中他最“苦命”。小学毕业后他们表兄妹都没考上初中，一年后赵凌云仍未考上，直到1955年他才考上和田中学。（1955年私立中学全部变公办，又大大发展了一下，新设了许多中学，所有的小学毕业生全部升学，连弄堂里阿桃也考上了初中）所以赵凌云就不大乐意和兄弟们往来——心情不好吧？1958年他初中毕业后就去了铜官山冶金安装公司工作了。1960年他们公司在合肥有业务，我在街上遇见他，他拿出二哥的架势把我拉到他单位食堂请我美美地吃了一顿，这可是吃他省下的口粮！这可是大饥饿时期！
潘大德的绰号叫“小活狲”（小猴子）。他人长得瘦小，也异常地活泼好动，虽然在老师眼里他和“闷皮”的我都属于“差生”，我却知道“三哥”是我们4人中最聪敏的。他的语文很糟，做“造句”做得同学要笑的。但他算术特别好，由于他上课不专心（老和我讲话），算术老师老叫他到黑板上解难题，但永远难不住他，把老师郁闷得摇头无语。后来潘大德考上市立复兴中学，我考上市立培青中学，我们两个差生的表现都让级任先生(6)吃了一惊！
潘大德1959年复兴高中毕业后进了不知是北大还是复旦的数学系，范延生是北郊高中毕业考上了华东化工学院（即今华东理工大学）。潘大德上初中时家从四川北路搬到水电路去后，我就很少见到他，那时的水电路在我们心目中是一条遥远而冷僻的马路。
男孩和女孩·1
老师把我和潘大德调开了，我的邻座换了女生朱倩倩，潘大德则和另一个女生邹德川同桌，两个老师眼中的差生就这样分开了。
潘大德显然认为这是老师对我们的变相惩罚，他把对老师的不满都发泄到邹德川的身上：第一，课桌中央画一条“三八线”，过线“格杀勿论”——过线的笔和小橡皮之类必被大德扔到地上；第二，坚决不和她“啰嗦”，迫不得已要开口也不是好声好气的。邹德川这个大眼睛大头娃娃是个伶牙俐齿反应迅速的小姑娘，她对大德采取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方针，对大德过线的东西也是立即扔掉，如果大德的手臂过了线会被她用尺猛敲一下。（这把尺是她带来专门对付潘大德的）下课时大德和她吵架老是“吃瘪”，他就叫她“小跳蚤”作为她骂他“小活狲”、“臭活狲”的回敬。我当然要帮潘大德啦，我就说邹德川这只跳蚤非同一般，乃是美帝国主义扔在东北搞细菌战的跳蚤（当年报上登过、老师也宣传过），邹德川马上叫我“少爷兵”，美国少爷兵在朝鲜战场上强奸妇女。（这也是报上刊登的，当时报上天天宣传美帝国主义是万恶之源）
和邹德川“开战”的后果是一些女生以后叫我“少爷兵”。本来我的绰号是“肉馒头”，因为我每天的早餐是一只肉包子，又是一张胖圆脸，所以同学这样喊我，结果现在又多出了一个令我深恶痛绝的外号。
潘大德那里是硝烟弥漫，我这里却风平浪静。朱倩倩和我之间并无“三八线”也不拌嘴。她爱吃零食，而且十分大方地请我共同分享：糖炒栗子啦、奶油话梅啦……有一次她请我吃香港带来的美国苹果干，太好吃了。我工作后在水果店买过苹果干，完全没有当年的味道。
朱倩倩的脸尖尖黄黄的，眼睛也不大，在班上绝非小美女；她有一对酒窝，笑起来很可爱，所以她爱笑。有时上课时她会两手撑着脸莫名其妙地笑，而老师并没有讲什么好笑的话，我估计她在做白日梦了，谁知道女生的白日梦是什么。我自己也是一个思想开小差常做白日梦的家伙：我的梦和武侠有关。
朱倩倩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她从来不会叫我“少爷兵”。
男孩和女孩·2
一天下午潘大德和邹德川之间又爆发“战争”。大概潘大德先去惹邹德川的，火冒三丈的“小跳蚤”把大德的文具盒（上海人叫铅笔盒子）重重地摔在地上。潘大德的文具盒是他的宝贝，里边没有任何文具，而是放着“蚕宝宝”和桑叶，盒子上还有气孔——不至于让蚕闷死。摔的后果很严重：几条蚕死了。潘大德当场就哭了，差一点要动手打邹德川，不过他忍住了。班上有条不成文的原则：男生之间可以打得头破血流，但男生不能打女生，打女生是很坍台(7)的行为。所以潘大德要邹德川赔，而邹德川认为是大德先惹她，拒绝赔偿；几个女生都帮邹德川说话，这场纠纷不了了之。
潘大德并没有向班主任老师投诉，他知道老师们都不喜欢他，而邹德川却是班主任宠爱的好学生。他和我商量要到邹德川父母那里去告状，要她家长赔偿损失。问题是如何找到她家长呢？大德打算放学后去盯邹德川的梢，要我陪他一道去跟踪——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邹家和邹德川的父母。
为了兄弟情谊我只得陪大德去“虎穴追踪”了（范延生和赵凌云不愿意去趟这场浑水），讲心里话我有点怕“小跳蚤”——她有一张刀子嘴！放学后我们远远地跟在邹德川和另一个女生后头（该女生家可能在邹家邻近、她们总是一起回家），沿着四川路向北，经过溧阳路到了山阴路口，忽然她们没了踪影。我猜一定是机灵的“小跳蚤”发现了我们，躲起来了，我们在山阴路走了一圈，一无所获。在回来的路上，大德说等他长大了当上将军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兵把“小跳蚤”抓来，然后“碎尸万段”！
打那之后，潘大德和邹德川开始了漫长的“休战”，他们不吵也不好，彼此严守“三八线”，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势。
我的邻座朱倩倩一如既往地做“白日梦”。有一次课间休息时，她的右手支着脸出神，左手却伸过来搭在了我的手臂上。我感觉到了一只柔软、温暖的小手在我放在课桌的右臂上，尽管我是一个不懂人事的小傻瓜，却也明白这是一种善意，我并不抽回手臂，也不开口。
邹德川发现了这一切。她大声地叫朱倩倩：“侬哪能啦？侬只手！”(8)
朱倩倩仿佛梦醒了，她缩回了手，红着脸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小跳蚤”真可恶！
男孩和女孩·3
我和朱倩倩很少讲话，只是在课间休息时讲上一两句，放学之后各自沿不同的方向回家。
快毕业时，朱倩倩不理我了，也不大笑了。我浑浑噩噩地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放在心上，仍然一如既往地和潘大德、范延生、赵凌云泡在一起：男生总是和男生在一道——天经地义。
有一天放学之后朱倩倩突然叫我不要急着走，她有话对我说。于是我们装着理书包，等教室里没人了，她才开口，把我数落了一番！内容如下：
第一，我是个小气鬼！她带来的零食总是和我分享，而我呢，从来没有请过她。有一次她看见我课桌里有包花生米，她以为我会分给她，结果没有！其实这是我下午要在兄弟结拜仪式上用的，我自己也不吃——但没让我辩白，她只顾自己说下去。
第二，我不关心人！一次放学后，她肚子疼趴在课桌上哭，邹德川等几个女生都围过来问，我却背起书包走了，对她什么话也没有。（这件事我压根没有印象）
第三，她用家乡话说了我什么——她大概是广东人，这句话用今天的流行语就是花心大萝卜的意思。她说有一回上体育课时，肖学荇笑着喊我“少爷兵”，我一点也不生气，还和她有说有笑——侬不是顶讨厌人家叫侬少爷兵吗？看到肖学荇骨头就轻啦？（肖学荇是班上的小美女，有一双大眼睛和长长的眼睫毛、皮肤雪白）她说她最恨我这一点。
我想不到朱倩倩这么会讲话，会一二三归纳我的毛病。我刚想解释几句，她却拿起书包走了。
升学考试
我报考什么学校是由父亲决定的。学校当然越近越好——可以回家用午餐。最近的公办中学是复兴中学和培青中学，复兴中学名气比培青响多了，父亲担心我考不上，他就带我去东宝兴路培青中学去报了名，我们是一早去的，人不太多，父亲认为他的选择十分英明，高兴地上班去了。不料父亲下班回家脸色不大对劲，原来下午他抽空去了学校（他在武进路银行上班，离学校很近），发现报名的人增加了许许多多，总共有近千人的样子，估计不少家长和父亲抱同样心理，结果是都撞在一起了。
当年考初中只能选择一个学校，公立学校全市同一天报名，志愿无法更改，只能去碰运气了。考试那天父亲神色凝重地送我去考场，还在横浜桥附近弄堂口一家西餐摊头上陪我吃了一顿白脱（黄油）面包加一杯牛奶的“豪华”早餐，就让我去精武体育馆参加考试了。那年有那么多人报考是学校始料不及的，学校又不大，所有教室作考场也挤不下，只得借体育馆作考场。
录取名单是张榜公布的。我去了培青中学，在校门旁的红榜上见到了我的姓名，很开心地回去报告了家人，阿爷还担心我是不是看错了？父亲下班后特地去看了榜，确认我是考上了，一家人欢天喜地。
接下来要庆功了，首功之人是阿宁哥哥。父亲打算带阿宁和我上饭店去吃一顿，接着再看一场京戏（阿宁喜欢看武打京戏）。不料阿宁表示不去，原来他认为报名考培青归根到底还是对他的辅导成果缺乏信心，他早就讲过国庆(9)考复兴、虹口没有问题的。我父亲只得竭力对他打招呼，阿宁父母也对阿宁的倔脾气说了一通，他才答应去了。这天我们3人在“老半斋”用晚餐，然后就去“中国大戏院”看京剧：是李元春、李韵秋演的“白猿斗八仙”。
阿宁哥哥后来是江南造船厂的高级工程师，我总以为有点可惜：他应该去当教师的，他有教师的天赋。
毕业之前的远足
毕业之前老师带着我们去了一趟吴淞，那时不叫春游叫“远足”。坐小火车去的，大家在车厢里乐翻了天，又唱又叫。一个叫王五力（绰号“污里头”(10)）的同学像模像样地指挥大家唱歌，唱的就是苏联儿童歌曲：快乐的小队。
当年的吴淞镇没什么楼房，即使有，也只是两层楼，是一些饭店茶馆。路也是石子路，上海人叫“弹格路”的，没啥好白相。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到吴淞口眺望注入长江的黄浦江、江上的军舰和大轮船、无数的木船和机帆船；蓝天白云下许多海鸥飞来飞去，不时传来它们欢快的叫声——这是今天你到吴淞绝对听不到的声音。
午饭是野炊。级任先生带几个年龄较大的女生到镇上买来了卤菜和洋山芋（土豆），借来了铁锅、菜刀和碗，她们把菜洗好切好，就在杂草丛生的荒地上支起了锅；我们男生到处去收集枯树枝和干草，居然烧成了一锅卤菜洋山芋汤，每人一碗。主食是夹色拉的小罗宋面包，每人两只；色拉、面包都是在市里买好带下去的。我觉得汤和面包都很好吃，统统吃光。有的女生只吃得下一只面包，但汤都是喜欢的，只有一个男生毛庭瑶汤也不喝面包也不吃，比女生还挑食。班主任俞先生横劝竖劝，他就是不肯吃，硬是饿了一顿。朱倩倩吃了一个面包就饱了，余下的一只她给了我，所以我吃了三只夹色拉的小罗宋面包，肚子都胀了。
饭后我们在军营附近的空地上分成两组玩军事游戏。所谓军事游戏，即弄堂里常玩的“官兵捉强盗”也叫“逃加山”是也，大家奔啊、跳啊，不知不觉就到了该回去的时候……
后来也出游过，但是小学毕业前这回“远足”是最开心的一回。
毕业时的不愉快
毕业是件高兴的事，这意味着我们要成为中学生了。但就是有人不让我们开开心心地毕业。
我们的大队辅导员是算术老师，姓顾，是个尚未结婚的男青年，大家称他小顾先生。他对女生和颜悦色，对男生却很凶；由他来给我们毕业班学生打品德分数，相当于后来的毕业鉴定。
那一年教育界全面学苏联，分数从过去的百分制改为5级记分制，品德分也是5分制，据说品德得2分的毕不了业，不过这不大可能——毕业那年大家都很争气，既没人闯祸，也没人不用功导致补考，级任先生多次表扬过大家，还说过我们全班都是好学生，不好的早已留级了。
那一天开班会，级任先生俞老师先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苏联7年级男生，有一天回家显得心事重重，饭也不吃，也不回答母亲的发问，甚至还流眼泪——“大家猜猜为什么？”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有猜他不及格的，有猜他被人打了，潘大德说：“阿是因为斯大林死脱了？”他立刻被参加班会的小顾先生狠狠地瞪了一眼！最后俞老师揭开谜底：这个苏联学生的品德被扣了分，只得4分，所以他很难过。俞老师又讲顾老师和她研究决定：我班同学大部分都是品德5分，但也有少数同学品德要扣分，只能打4分！接下去就让小顾先生宣布扣分学生名单，大家开始紧张起来……
小顾先生故意读得很慢。赵凌云听到自己名字时，当场哭了；只有潘大德被叫到名字时笑嘻嘻地朝我吐了吐舌头。共有八九名同学被扣分，全是男生。我是最后被叫到名字的，后来朱倩倩说我的脸变得发白了。好家伙，我们“四兄弟”有3人被扣分，而班上几个大龄男生——班上真正的“大王”刘银康、李承他们却平安无事。因为小顾先生有点怕他们。
在小学最后两天，朱倩倩对我很好，因为她知道我不大开心。她请我吃一种蜜饯新品种——“加应子”，她说这是上海新出来的蜜饯。从此一生我都喜欢“加应子”。
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朱倩倩。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俞老师，我转弯抹角问到朱倩倩的近况，俞老师说朱倩倩随她父母一道去香港了，那是1955年左右的事。
今天想起来，从小学到大学十多年中，朱倩倩是唯一的待我好的女生。真的。
了不起的中学生
就读的培青中学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1950年代初和所有教会学校一样都被政府接管变成了公办学校。学校不大，东侧的三层楼房是唯一的教学大楼，初中高中的教室全在这所楼内；顶楼是会场，能看到很粗的木梁，这幢教会建筑又高又有气派，不知为什么，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拆除，新盖了一幢丑陋无比的火柴盒楼房，叫作横浜桥小学；西侧是小食堂、室内体操房和一些办公室。校内操场不大、只能打排球，我们有时到精武体育馆去上体育课；不久学校在横浜河边弄到了一块荒地，就作为体育场，上体育课开运动会都在那里。这块地后来造了房子变成了虹口区工人俱乐部。
上课点名老师总是根据点名册的顺序喊名字：1号周耀南、2号方月英、3号张岸年，接下来4号就是我，我又和张岸年同桌，所以岸年兄和我超过半个世纪的交情就是那时开始的。这些年岸年从美国回来必定来电话约我见面请吃饭，永远是穿得山青水绿、一身名牌，连皮带也必是意大利品牌。人也是白白净净、一头黑发，看起来只有50多岁样子。我不禁想起50多年之前他的光景：身上穿的他父亲西装改的上衣，质地不错是呢绒，因为永远是这件上衣所以全是油渍污斑，靸拉着一双不合脚的旧皮鞋，一副邋遢相。这也难怪：他父亲曾是国民政府县长，早已被关入了大牢，一大家子兄弟姐妹全靠他母亲一个人。他母亲还没有工作，真不知道他们这一大家子是怎样活过来的，后来岸年说就靠卖家里东西。
当中学生最大的好处是发了学生证，有了进图书馆的资格。我告诉父亲一件我十分得意的事，我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俄国书《雾海孤帆》。“书里的一个警察称一个中学生为中学生先生！”我父亲见到我的神情竟然笑了——1949年之后父亲的眼神老是很忧郁、很少笑的。
我和岸年去苏州河畔的河滨公园玩，那里有一些儿童游戏器材，我俩童心未泯玩起跷跷板来。来了一帮和我们个头差不多的孩子要我们让给他们，我们不免和他们争了几句，但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只得下来，我对岸年说：“阿拉中学生，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对！阿拉不和小学生一般见识，让拨伊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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