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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
作者：杨早
内容简介
本书从武昌举义写到民国成立。历史学者杨早角度新颖，仿佛回到当时历史之现场，发来富有画面感的“采访报道”；深入各省革命之细节，描写那些被主流历史遗忘的历史，提醒读者不只是从宏观角度去观望，更要学会从历史支流中凝视。
作者简介
杨早，1973年生于四川富顺，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中与文化史、当代文化研究等。著有《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等著作。
引言：哪一根稻草压垮了骆驼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之间，有一场著名的对话。曾文正公像个时评节目主持人似的，在阐述了“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的景象后，问赵：“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的应答非常直接：“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历史回顾总是“倒放电影”，赵烈文的预言在今日看来，准确无比。但若站在辛亥那年的夏末或秋初，你去问任何一位朝野之士，怕是无人相信，二百余年的大清基业，会在一百二十日内，土崩瓦解。大家总觉得这个政权岌岌可危，不假，但宣统三年也似乎并不比宣统二年异样，何以就会如露如电，转瞬即空？
赵烈文在讨论清朝统治问题时，曾指出“国朝有天下太巧”。异族入主中原，一直是满清统治合法性的敏感点，不管雍正声嘶力竭地印行《大义觉迷录》也好，康乾盛世中连绵不断的文字狱也罢，江宁苏杭织造的间谍手段，旗兵分驻各省会的制度，都挡不住这个问题的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太平天国打的也是这面旗号，被曾国藩用“文化”这件法宝敌住了。然而平定洪杨之乱，只是利用了太平天国自身的失德乖张，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满汉之间的种族异见。尤其同治之后，许多“祖制”被打破，汉人秉政之势越来越强，曾、左、李、张纵无异志，朝廷却不能不防微杜渐。
从大环境来说，清末种族主义的提出、排满主张的兴起，绝非清初“反清复明”的翻版，二百年了，当初的杀戮已成传说，反不如“长毛之乱”的血腥记忆来得分明。革命党人重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为了激励民心，然而那只是一种投射，一丝共鸣，真实的冲击还是来自当下的危机，是孙中山强调的“外邦逼之”与“异种残之”并置的残酷现实，正如共进会在武昌新军中散发的传单所说：
“如今朝政紊乱，奉承洋人，经常割地赔款，老百姓跟洋人闹起事来，不但不给百姓讲一句公道话，倒替洋人杀老百姓出气。满人只顾请洋人保他做皇帝，不管汉人的死活。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他拿去送给洋人也好留条生路。所以我们革命，一来要替祖宗报仇，二来要早点准备，把全国的会党合起来。”
“替祖宗报仇”云云，不过是引子，关键是“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既然满族对中国的统治没有合法性，那么朝廷对中国利权的出让便不仅仅是“失道”的问题，而变成了满族伙同洋人来掠夺汉族的生命财产。通过这种叙事的转换，反抗满族政权从“内争”变成了“攘外”，而在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反侵略”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革命的正当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不过，即使在革命党人中，反对排满的也不乏其人，如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这位在东京留学时与满人军事精英良弼结为好友的同盟会员，虽然一心革命，却强烈反对排满，他认为满族腐化已久，不足为虑，但满蒙素为盟友，如果联手与汉族相抗，汉族必败，更给外人以可乘之机。吴禄贞认为革命之敌，不在清廷而在袁世凯，革命党将与袁世凯有“十年战争”——这也是一条比较准确的预言。
辛亥革命中，较为文明的省份，安民告示中无不强调“满汉一视同仁”，就连鼓吹排满最力的章太炎，也赞成寓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此亦可见排满之说，实为排外之借口，中国社会在无力与西方开战的情形下，借内部民族纷争来谋求突围，也是一条捷径。只是民国政府也未见得比清廷做得更好，此是后话。而满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是清末民族战争的最明显效应，甚至满人中的佼佼者，如老舍、罗常培，长久不敢承认自己的民族身份，按赵烈文的说法，也是满清二百年统治的果报。
“排满”虽然是策略，但也有不少人中了毒，读辛亥史料，每每有人说“他也是汉人，自然赞成光复”或某某表白道“我也是汉人，当然不反对革命”，忍不住叹一声“幼稚”或“奸诈”。
近年大家都认识到，辛亥之成，革命党不过是火药的引信，真正炸断二百年龙脉的TNT，是代表绅商阶层的立宪派。立宪派与中央政府及其派出官员分享着地方的统治资源，某些绅权极重的省份如四川、湖南，官员意志若无绅商的支持，政令根本无法通行。宣统二年（1910）的长沙抢米风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长沙米荒直至群众失控，事件背后是绅商联手洋商，大量囤积、盗运米粮。而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各省保路运动，其首要矛盾便是政府利益与绅商集团的利益冲突，至于哪方更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还真难说清楚，因为朝廷若想施惠民众，不可能越过绅商阶层实施；而绅商集团仗以与政府抗衡的，正是所谓“民意”——这种民意可能有操弄的成分，但毕竟是近代最具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天子牧民”的旧观念是无法与之颉颃的。
朝廷中人并非没有认识到这种来自绅商的强大势力。清政府1903年设立商部，1905年设立商标注册总局，都是提升商人地位的举措，同时政府为了借助民间力量发动对西方人的“商战”，鼓励在乡官绅经商，基本形成了“无绅不商”的局面。最典型的如光绪廿二年（1896），清廷接受张之洞奏请，派陆润庠与张謇两位状元，分别在苏州、南通设立商务局，并办理苏纶纱厂与大生纱厂，人称“状元办厂”，喧传一时。
有钱有势的绅商阶层必然要争取政治权力，而且这种争取有着充分的理由。自甲午一败，庚子再败，中央政府无能力应对世界大局的弊病暴露无遗，首都丢给八国联军当了一年多的殖民地，堪称一个政府的奇耻大辱，《辛丑条约》的巨大偿款压力则让政治话语权进一步向富庶的东南倾斜，所谓“非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也是东南诸省敢于抗旨不遵，联合倡定《东南互保条约》的根本理由。
南北风气的落差导致了帝国的断裂。时人孙宝瑄比较说，上海与北京，风气之异，几有百年。问题是，经济上帝国完全倚重于东南，政治上却还是赵烈文所说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庚子之后，绅商阶层藉由反思义和团之乱，以及1904年日俄战争“立宪小国击败专制大国”的样板效应，掀起了立宪风潮，也制造了立宪神话，似乎中国之病，全在未曾立宪，只要立宪，则国运立改，国力立强。
然而正如1906年载泽留洋考察归来对西太后进言的那样：立宪利于民，利于国，却不利于官。满洲亲贵固然不愿意权力旁落，庚子后出任各省的方面大员也难得对立宪有什么好脸色。立宪运动搞了整整十年，朝廷还在1911年5月8日搞出了“皇族内阁”，无论摄政王载沣此举有何不得已的苦衷，都再难封天下悠悠之口。而谘议局联合会上书要求重组内阁，清廷居然申斥曰：“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对“立宪”的理解，双方恐怕分歧不小。
再提一点，1905年科举废除，时人后人多视为美事，去千年祸国之根。然而这一举措，却令整个社会权力瞬即固化，已为官绅者永为官绅，社会下层却无由上达，人才向上流动的途径被截断，朝廷虽征用考选留学生，实质仍是以门阀精英政治代替行之千年的考选制度。旧制死而新制未立，则大量旧制培养的人才无处可用，不入学堂，即投新军，而学生与新军这两股力量，在辛亥革命中均发挥极大能量，足见当初遽尔操觚，其祸不小。
讨论哪一根稻草让庞大的骆驼砉然倒地，当然只是一种叙事。无数涓流汇成了奔腾的大河，尽管其间的许多溪流并不见得期待最后的洪潮，但一旦列车进入快轨，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则不免“抽心一烂，土崩瓦解”。正像鲁迅说的那样：“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
辛亥年的举义，逊位，共和，民国，或许就是开一扇窗的过程。
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
【新年】
宣统三年辛亥，正月初四。
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坐在马车里，望着窗外香厂北口拥堵的长龙。马车一动也不动，一阵阵笑闹声、叫骂声、吆喝声传入车内，他不禁大为愤然，慨叹“甚矣，京师少年之游惰也，甚至高车驷马亦厕其中，此岂尚有人心耶”？可是回心想想：这景象关自己什么事？顾自在车里愤不可遏，大翻白眼，这样的心境，还能在这权贵麋集的帝都待下去么？
新年这天的拥堵有它的原因。这个冬天的雪特别多，去年十月迄今，已经有六场大雪，从旧年除夕到新年，大雪彻夜，直下到初一下午四点来钟，积雪足有一尺多厚。在恽毓鼎的记忆里，二十多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
雪太大了，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初一一整天也没有一辆拜年的车驾到门。恽毓鼎自己也没有出门。雪刚停，就有清道夫分段铲雪，这一点让恽毓鼎很满意，他在日记中评论说“新政中唯路政最见益处”。
初二晴了，但午后忽起狂风，高屋积雪漫天飞洒。恽学士出门贺年，发现虽然雪风相继，“马路剗垫平匀，车行极快”，若是在二十年前，雪后初霁，一层融雪一层冻雪，车辙之深，能淹没车轴，那就只好望路兴叹了。恽毓鼎又一次念及了路政的好处。
恽毓鼎1907年出任过宪政研究所总办，当然不是那种一味反对新政的冬烘头脑。他一直订阅梁启超主笔的《国风报》，也正在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梁任公的文集里包罗万象，从西藏问题、俄国虚无党，到《康德学案》，应有尽有。但恽毓鼎最喜欢的还是梁任公论本朝学派变迁那篇，认为“二百六十年宗派当以此为定评”。对于腾喧一时的宪政，这位曾经参过瞿鸿禨与岑春煊的都老爷明显保留着自己的看法。
就在恽毓鼎坐在拥堵的马车中大发感慨时，道旁的行人里晃动着一位少年的身影。他昨天晚上才从陕西抵京，准备进清华学堂读书，今日先与同伴一道来领略一下京都的新年。在这位外省少年吴宓兴奋的眼中，耍把式的、卖玩物的倒还罢了，这游人如鲫、男女相轧、拥塞异常的场面，才是他们久仰的京师繁华。
四十九岁的恽毓鼎是光绪八年中的举，同一年的福建乡榜很出名，出了好几位大名士，如陈衍陈石遗、林纾林琴南（恽毓鼎很爱读他译的小说），还有一位，比恽毓鼎大三岁，是目下京师的红人，前广西边防督办郑孝胥。
比起恽毓鼎，郑孝胥离政治核心要近得多。他去年为了锦瑷铁路的事，在奉天、京津之间跑了好几趟，年下正好闲在几天。初一上午躺在被窝里，与夫人聊天，“甚欢”。
自初一至元宵，郑孝胥的活动无非是赴宴、作字。他是闽派的首领，诗和字都很有名，求的人极多。不过这两年，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新政上，与当红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即将起复的前两江总督端方都走得很近。酒席宴前，当然不会完全不谈政事，有人议着宪政预备，京师该到了组织政党的时候，有人还在愤愤于六年前的科举废除，冀望朝廷重新用八股取士。
初四这天，又是赴一处饭局，只是从午后开筵，边吃边等，等到快三点半，还有一位主客严复未至，最后索性派人来通知说“不来了”。大伙儿摇摇头，对这位福建同乡的惫赖无可如何。饭局散后，郑孝胥去访端方——端午帅年后估计会有任用，一直想带郑孝胥出任。但是不在，家人回称“上山去了”。新年上妙峰山进香，满洲权贵流行这个，汉臣基本无此兴趣。
辛亥的新年就这样开始了。这三位身份各殊的北京客，各自在自己的生活中摸索前行。
【春和】
吴宓刚十七岁，初次入京，虽然时时与同学议论时政，但他的心情，不似恽毓鼎那种宦海沉浮的萧疏，也不像郑孝胥大用在即的自得，而是兴奋与新奇之中，藏着忐忑与迷惘。
他此次由陕西省咨送来京，要考入的“清华学堂”，其实在宣统二年十一月底才正式更名。之前叫做“游美肄业馆”，成立一年多来，几乎是纯粹负责留美考试与派遣，学生从考取到出国，只有一至三个月时间，像梅贻琦、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人，名义上在清华园过了一水，还是像爆肚一样生猛。
改名后便有所不同，按《清华学堂章程》，采用四四制，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又四年，而且学分要修满212个，平均成绩要达80分以上，才能留美。像吴宓这样的，虽由陕西省咨送，就是保送，仍要通过笔试、体检，入学四个月后还要举行甄别考试，宁缺母滥。难怪吴宓跟其他同学一样，心下栗六，前途未卜。
他本来觉得自己在家乡三原已经接受了中等教育，不料来京看过游美学务处告示，原来也必须先入中等科，想想要在这里磋磨四年才能入高等科，未免有些不甘心。不过八年后“能靠住往新大陆一游”，还是难得的机会。又想到如果学堂里功课腐败，教师荒疏，再设法退学也还来得及……问题是现在考得上考不上还两说，想那么多干啥！
吴宓决定先放宽心，每日看看《纳氏英文文法》——他来自内地，跟沿海学生比，英文是块短板，便是与同乡们逛逛琉璃厂、青云阁，再不就是到大栅栏看“升平电影”，陕西也有，叫“活动影戏”。不同的是京师的影戏有色彩。吴宓同学猜测那是往胶片上涂了色彩，或是放映的石灰灯里加了什么药粉。
值得一提的是，正月十一他在劝业场买了一具剪发机，回寓后就将辫子剪了。用水洗了头，觉得“轻快异常”，索性又出去买了顶洋式软帽，揽镜自照，很像个洋学生了。于是发感慨曰：“京师各校现虽不许学生剪发，已剪者则弗过问，余剪之毫无妨碍。”
剪了发的吴同学，次日又跟友人去天乐园看闻名已久的王钟声新剧。王钟声！慕名久矣，是南方来的新剧大王，传闻他是个革命党！但这不妨碍大家热捧他的新剧。今天这出《缘外缘》，首演是前年冬天在天津大观新舞台，据《大公报》报道，王钟声一身西装女子打扮，在洋琴伴奏下，娓娓道来，“座客无不击节称赏，掌若雷鸣”，接下来，舞台突然一转，外庭变为内室，把台下众人看得一楞一楞的。论者称为“实梨园中从未有之奇观”。
吴宓头次看这种“纯用说话，弗须锣鼓等乐”的新剧，大开眼界，只觉得它演的都是家庭上、社会上的真情实状，感人之深，超过了旧戏数倍，“每到惟妙惟肖之处，台下观察直觉现身局中，亦若果有如此其人，而亲睹其如此之事者”，他完全沉浸到戏中了。
阴历二月初五、初六，吴宓终于参加了延期举行的入学考试。头一日的国文、历史、地理，还算容易，而且出题只问本国，事先准备的外国历史、外国地理都没有用上。第二日的英文、数学、英文默写，可就有些艰涩了。吴宓知道自己英文不够好，但没想到今天在数学上折了跟斗，两道大题未能完卷。虽然嗟叹，但觉得省里保送来此，落榜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可能会编入低级班。
考试见得多，五天后的体检，倒真是新鲜。检查者为三位洋人，上身衣服只剩一件小衫，还得敞开。先查体温、脉搏，再遍察眼、耳、鼻、喉、气管、牙齿，再用器械量脑部前后左右之长短及胸围，又用听诊器听上身血管流动情况，最后是手触按各处的淋巴腺。完毕。
又消磨了一个礼拜，看榜，陕西来的六个人，都中了。阴历二月十九，正式搬入清华学堂。这是吴宓将托身寄命半生之处，今日初见：“地域颇大，略成方形，而墙壁亦多弯曲之处。外墙以虎皮石砌成。内部地方颇大，势殊空阔，洋式房屋错综散布。此外有土岭，有溪水，有小桥，有曲廊，风景极清幽而佳旷宜人。”
宿舍每间住六人，早餐馒头二个（到梁实秋四年后入学，馒头增加到三个）、小菜四碟、粥，午晚餐是四碗、四盘、米饭，九点半就寝，六点半起床。一切都规范了，不复刚入京那一个半月的闲散矣。
交通很方便，京张铁路设有清华园车站，每天从张家口入京，从北京发张家口的火车，各有两趟。最让学生们得意的，是京张铁路公司特地为清华学堂学生开了一趟周末票车，周六下午五点从清华园发车，经西直门、广安门抵丰台，周日下午又从丰台开回清华。票价，到西直门两角，广安门三角，不算贵，京师物价，照相须二元，一本《普通英华字典》也要一元哩。
刚刚入学，新学生就与校方起了交涉：清华的伙食免费，学生须交洗衣费与理发费。但校方规定学习用品都必须自购，而学生被咨送来时大都以为是官费全免，不愿意负担各科教材与体育课操衣费用。教务长的官方回复称无商议之余地，只是可以先领教材上课，费用缓交。可是流言很多：有人说庶务长承诺教材可以由学校借给，毕业时交还，操衣必须自购；又有人说管理员称操衣免费，教材必须自购。吴宓被推举为陕西省代表，参加交涉，虽然没什么结果，却跟时行的宪政一样，有了民主的初步感觉。
【夏闰】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的长，因为有一个闰六月的缘故。
四月初十（5月8日），上谕宣布新内阁官制。这是所谓“立宪筹备方案”的实践头一炮，难免引人注目。结果等来了这么一个“皇族内阁”。
此前的立宪风潮中，对于立宪后如何任人有其共识，如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后挂名撰写的《欧美政治要义》即称：“决不以其私意进退宰相，又不必以其忠于王权始加任用，唯考政治之实况，察舆论之趋向，而取其有适良之主义，堪以为辅弼者授之大命。”但原则归原则，真到作用时，“忠于王权”和“私意”的因素仍然甚重。
郑孝胥只是记录了内阁名单，未置一评，以他与内阁多人交往频仍的位势，也不便评。少年吴宓倒不在乎皇族不皇族，气魄很大地一笔扫去：“中国政府今日并无一人才能出众，可为国家有所建树者，终日改头换面、掉此易彼、往复其间者，实不过此数人而已。吁，国事尚可问哉！”
从政治立场上说，吴宓对革命党颇有同情，曾在3月15日日记里对上海《民立报》报馆被焚深表遗憾，而且怀疑有人播弄其间。因为《民立报》主编于右任，是他的乡党，吴宓生父去上海，也是借住在于寓。因此吴宓看清廷变革，眼光要更冷一些。
只有念念于光绪的恽毓鼎，反而最为愤激。他在三月底刚刚申请翰林侍读学士开缺，而且不打算再谋起复，一心行他的医术，办他的学堂。恽毓鼎对内阁名单的分析，更能代表权力中心之外的非革命者的心声：“共计十七人，而满人居其十二。满人中，宗室居其八，而亲贵竟居其七。（国务大臣）十三人中，而满人居其九。九人中宗室居其六，觉罗居其一，亦一家也。宗室中，王、贝勒、贝子、公，又居六七。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
“皇族内阁”并非外界的命名，上谕发布两天后，奕劻请辞内阁总理大臣，并称“诚不欲开皇族内阁之端，以负皇上者负天下臣民之望”。不过，摄政王载沣还是拒绝了他的辞呈。
内阁上谕发布一个星期前，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才传到京师。郑孝胥、吴宓日记均未记，恽毓鼎记了一笔：“革命党自香港入广州，以火弹、手枪轰击总督张鸣岐未成，焚毁督署大堂，伤人无算。凶犯旋就擒，并搜获军火甚多。”事情不能不算大，但闻者似乎有些麻木，国事中枢糜烂，这些边地疥癣之疾，已经引不起强烈关注了。
即使仕途正热的郑孝胥，也未尝不时刻打着归隐抽身的小算盘。就在黄花岗起义的次日，他接到儿子的信，在上海营建的海藏楼初步选址已见眉目，女词人吕碧城也愿意将徐家汇的一块地卖给郑家。内阁上谕颁布两天后，郑孝胥赴六国饭店，与预备立宪公会同仁（郑是会长）商讨开报馆推行宪政。孟昭常主张在北京办一份《宪报》，郑孝胥表示，如果报馆要成为将来政党的根据地，还是以在上海为宜。
然而就算有了皇族内阁，具体办事还是离不开汉人。力主铁路国有的盛宣怀，是眼下最炙手可热的实权派。6月9日，盛宣怀急电正在上海收拾房产的郑孝胥：“川、粤汉大局粗定，朝廷注重速成，午帅、莘帅会商，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本拟即日发表，午帅欲请公来面商办法，已发公电，务乞速临，至盼至祷！”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了局，是近期朝廷举措的重中之重，已确定负责川汉路的端方，负责粤汉路的瑞澂，都眼巴巴地指望着郑孝胥帮手，足见海藏楼主人位置之重，也足见如吴宓所说，朝廷可用之人太少。
6月13日中午，郑孝胥从上海赶回北京，一到宅即急电盛宣怀。盛宅答，正在宴客，请即来。席间郑孝胥见到了状元商人张謇，他也是被朝廷征调进京备咨询的。就在这天下午，张謇入大内，应对摄政王载沣。
郑孝胥开始了新一轮的频繁交际。仅在回京次日，他便连续两次约见端方，又一次见到盛宣怀。就大佬们最关心的铁路问题，他还是向盛、端建议他一贯的主张：铁路包工，并说“此策既定，则风潮皆息，省费而工速，不可忽也”。
事关天下大局，《时事新报》等媒体很快就对郑、盛、端的谈话进行了报道。郑孝胥的一贯主张，简言之，即认为铁路国有，是“救亡之策”，政府必须将路权掌握在手里，才能在国际政治中谋得话语权；而只有采取包工筑路政策，才能快速而稳定地将铁路由商办转化为国有，重点在“省”和“速”。他对盛宣怀举例说：现在中国修铁路，最高的费用达到每里合银五万余两，这都是“点工之害”（点工就是散招人工筑路，计时付酬），而采用郑在去年手定的《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中规定的方式，“嘱包工公司承修其路”，“所有该路事宜，由铁路公司经理，仍受邮传部节制”，“平均每华里合华银一万九千余两，连山工、桥工、车站、道房、车头、车身在内，期限极速”。
6月20日上谕颁布：“湖南布政使著郑孝胥补授”。对这一任命，《申报》立即指出“其原因确为收路一事”，郑的前任杨文鼎对于湖南愈演愈烈的反对风潮，应对失当，朝廷希望郑孝胥前往收拾人心，因为郑力主铁路国有，又有对付广西会党的经验。
6月21日至7月10日之间，新任的湖南郑藩台马不停蹄，连续拜会权贵闻人。满人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那桐、载涛、载泽、载洵，汉官有徐世昌、于式枚、李经方、陈宝琛、严复、林纾、杨度等。“郑苏勘”这个名字也不断地在《申报》、《时事新报》的新闻标题中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6月21日入宫谢恩，被摄政王载沣召见。面对摄政王的垂问，郑孝胥再度强调了铁路的重要性：
“中国如欲自强，机会只在二十年内。以二十年内世界交通之变局有三大事，一帕拿马运河，二恰克图铁道，三俄印铁道是也。欧亚交通恃西伯利亚铁道，俄人始为主人，战事之后，日人经营南满，遂与俄分为主人。今中国若能急造恰克图铁路，则由柏林至北京只须八日半，世界交通得有四日半之进步。从此以后，中国与俄分作欧亚交通之主人，而南满、东清皆成冷落，日本经营朝鲜、满洲之势力必将倒退十年。此乃中国自强千载一时之机遇也，愿摄政王勿失机会。”
郑孝胥还对摄政王说，变法之本，总括为四个字“借债造路”。他看见摄政王频频点头，脸色甚悦。
这场奏对持续了二十分钟。
据郑孝胥日记说，没几天，《北京日报》就刊布了他入宫与摄政王的对话，但全系捏造，其他华文大小报纸也纷纷附和，指责郑孝胥为政府收买利用——在之前的国会请愿运动中，郑孝胥是坚定的立宪派，舆论不免认为，在欺世盗名的皇族内阁成立之后，郑居然坦然接受湘藩的任命，并力主铁路国有，借债造路，不啻是一种背叛。为此郑孝胥将与几位湖南京官的对话记入日记，以明心迹：
“仆未尝为实缺官。今入官场，殆如生番不可以法律拘束者，不知闹何笑柄。然决不能合格，明矣。”又曰：“天下明白人居多数乎？少数乎？”曰：“少数耳。”“然而则作事宜求谅于少数之明白人，抑将求谅于不明白之多数乎？”
为了辨明舆论对自己的误会，郑孝胥在日记中大段摘抄外报如《太晤士报》对自己的评价：“新任湘藩郑苏戡，其奏对之辞……大抵审度时势既极精当，复极博大，无论世界何国之政治家，固莫不以能建斯言自豪。倘中国能简拔如是之人才十数辈或数十辈，列诸西津，畀以政权，则中国之应付时局，其和平坚卓自应远过于今日也。”
他甚至在日记里大放豪语，如“吾今日挺身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携炸弹而来，必先扫除不正当之官场妖魔，次乃扫除不规则之舆论烟瘴，必冲过多数黑暗之反对，乃坐收万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观其效！”
写下这番话时，郑藩台已经离京，往长沙赴任的途中，绕道苏州，拜会了江苏巡抚程德全。郑孝胥当然不会想到，他称为“雪帅”的程抚台，距离摇身一变为独立江苏的程都督，只有不到五个月了。
【秋凉】
10月10日那天，恽毓鼎访友，收信，晚上赴一个饭局。在饭局上他听说七天前四川的嘉定府、雅州府相继失守。恽毓鼎很相信谶讳之学，他觉得今日午前“无云而雷，兵象也”，只不过，他以为这天象应在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四川。
恽毓鼎对于朝廷处置四川事变的举措一直颇为不满，9月18日，他在日记里数落朝廷张皇失措的表现：“已命端方，复起岑春煊；又寄谕滇督李经羲援川，李以不能离滇辞；旋又寄谕陕抚钱能训援川，钱以栈道不便行军辞；又谕粤督张鸣岐分兵援川，张以粤乱方棘辞。”朝廷把能调的人都调了个遍，还是找不到稳妥的解决方案，恽毓鼎认为是“阁臣不明地势，不达军情，故疆臣多不受命”。
吴宓已经融入了清华的“洋学堂”气氛之中。他参加了英文演说会，10月10日这天正好有活动，他讲的题目是“How to Make Our Future Life”（如何创造我们未来之生活），会后投票，吴宓竟以十一票居首，少年心性，不免得意。
郑孝胥从湖南布政使任上，被湖广总督瑞澂派入京师参与厘定省制行政，已经有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中，一路向西的钦差大臣端方，不断直接或通过盛宣怀向郑孝胥致意，希望他能入蜀帮助平靖川事，一会儿说“艰难险阻，谅所不辞。缓急扶持，交情乃见”，一会说“在宜昌专候”。郑孝胥颇有些不胜其烦，有几封端方来电，干脆不译，他是决不肯去蹚四川这道浑水的。
10月10日，郑孝胥去前门西站送他的随员李宣龚回湖北。之后仍是一连串的访友。最近上海各报对郑孝胥意见很大，不断攻击他为政府收买，从立宪派变成清廷的能吏，而上海那边的商务印书馆、大豆公司也牵扯着他的精力。
此次入京参与讨论的政制大纲，进展颇为缓慢，但主旨很明显：分权。各省督抚由内阁任命，督抚对内阁负责，督抚拥有对地方官吏的任命、监督权力，可以节制巡防队，而且兼理司法行政。裁汰冗员，道这一级官制基本取消。关、盐、粮、河这些独立的官制系统，不得兼管地方行政。
最早知晓武昌事变的，当然还是离权力核心最近的郑孝胥。10月11日，他就从不同的渠道闻知武昌起事的消息。要知道湖北湖南同气连枝，他身为湖南布政使，家眷还留在长沙，武昌一乱，难保不波及湖南，郑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12日中午，盛宣怀电邀郑孝胥到度支部大臣载泽府第吃饭。载泽表示，盛宣怀今早已入宫应对，明早自己也要被“叫起”，希望郑孝胥能帮他参酌应对之策。郑孝胥提了四点：一、以兵舰速攻武昌；二，保护京汉铁路；三，前敌权宜归一；四，河南速饬戒严，更请暂缓秋操。
13日，郑孝胥登门求见盛宣怀，府里说盛大人一早入宫，还未出来。郑孝胥在盛府等到中午，仍未等到，只好出门找别人打听消息。外间纷纷传言“长沙有变”，有人还说得绘声绘色：同事里有湖南人，已得到家里电报，说省城被革命党攻陷，家里人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说的人多了，郑孝胥“虽不遽信，亦颇震动”。这一天，还有人传说南京两江总督衙门被焚，芜湖也发生事变，等等。
郑孝胥跑到前门西站，大概想从来往旅客那里打听一些消息。不料车站寂无一人，只有二十余辆军用专列开拔。另外，就是两队禁卫军开入正阳门。夜里连月色都没了，北京气氛一变为肃杀惊怖。加上前几天天气骤凉，棉袍也穿得住了，人心也和天气一样冰凉。
好在夜里得到长沙来电，称湖南尚算平靖。湖南巡抚余诚格也有电报来，表示已派遣防营往武昌，防止革党入湘。告诉郑孝胥这件事的，是外务部副大臣曹汝霖。
恽毓鼎10月11日午后赴天津办事。晚上住进旅馆后看报纸，还只知道四川叙州府（乐山）失守的消息。他内心替朝廷着急：川事糜烂至此，为什么还不肯罢斥赵尔丰？难道四川就不要了么？想起在火车上看见“月出时其色如血”，益发觉得那是刀兵之象。
第二天早起，接到儿子快信，才知道这刀兵之象应在武昌。而且旨意已下，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军赴援。他儿子宝惠正是在荫昌手下当差，少不得随同出征。这一下，武昌事变也就与恽毓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13日，恽毓鼎回到北京，见到即将出征的儿子宝惠，“意气甚壮，心为宽慰”。从宝惠那里他听到更多的武昌消息：汉阳失守，铁厂、枪炮厂都已落入革命党手中。在恽毓鼎看来，最可恨的无疑是湖广总督瑞澂，听说他半个月前就已经将眷属全部送回京师，还运载了多年受贿所得，分明已经打算好了要逃离武昌这个是非之地。八月十三（10月4日）听说有革党起事的消息，立刻把铺盖搬到楚豫号兵轮上，白天在总督署办公，晚上住在兵轮上。10月10日一听到枪炮声，瑞澂立即逃上楚豫号，属员们自然作鸟兽散，让革命党毫不费事就占领了武昌。恽毓鼎恨恨地写道：“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
吴宓10月12日晚上看报才知道武昌事变。前两天他一直在抱怨清华学堂选拔留美学生不公，选择班长舍长不公，管理学生亦不公，这时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了清华园外的中国：“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果于何时灭亡也！吾辈又将如之何而可乎？”
13日，报纸腾传郑州北黄河铁桥已被割断，郑孝胥去火车站，发现车票确实只卖到黄河以北，而且南北通信已断。
14日，北京的大恐慌终于爆发了。政府下令各报，禁止刊载各省乱事，这反而为谣言拓展了无限的空间。远在清华园的吴宓，都能感受到“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谣传长沙、广州、南京均已失陷，四川乱氛愈炽，连江西、安徽也不安靖。清华学堂原拟本月二十五日（8月16日）举行秋季开校仪式，如今学部通知延期，可见情势紧急。
恐慌其实是从官场开始的，官吏们的信息渠道最多，谣言也传得最多。京师的管理者也变得张皇失措，如外城突然勒令所有戏园子停止唱戏，并让巡警在各路口稽查行人，一副革命党已大举入京的征象。大批京官携亲带眷，涌往前门车站，想逃往天津租界，邮传部为防止出事，声称要停开京津火车，这一来恐慌更甚。逃不走的市民，则围堵大清银行与各银号，挤兑现银，银行银号经受不起，只得关门。银行关门，引发恶性循环，所有商铺拒收银行钞票，只收现银。接着便是米价飞涨，恽毓鼎称，每石银要卖十二两（郑孝胥记载是二十元，即十六两）。幸好新政办巡警还算得力，不然庚子年的惨象又将重现北京。
吴宓听人说，这次的银行挤兑风潮是政府诸大老挑起的，总理大臣庆王奕劻率先向大清银行提取金币三十万两，转存入外国银行，大小官员纷纷效尤，才导致没有任何真实威胁的情形下，市面大乱。
郑孝胥身边的同乡好友，如林琴南，也都在忙着送眷属去天津租界避祸，郑孝胥的家眷在湖南，倒省了这份心。15日一早就被盛宣怀叫去，要他拟一个电报给湖北，悬赏十万元，希望能收买已反正的四十一标，并要求保全兵工厂与铁厂。盛宣怀还告诉郑孝胥：不管鄂事如何，这次不会再放你回湖南了。从盛府回来，郑孝胥拟了一个条陈，希望朝廷明发上谕：赦从匪之学生、兵士及许匪首以悔罪自投，俟其抗拒乃击之。权力中枢希望湖北之乱早日平息，不要引致各省的连锁反应。
陆陆续续有人从武汉归来，但传说的消息很不一致。吴宓听到的说法是“革党此次极为文明、极守秩序，商民人等毫未受及扰害”，而恽毓鼎则亲耳听闻，革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并请过江到武昌晤商。只有美国领事因为省城教堂、侨民众多，过江去查看，“匪党排队鼓乐迎入，美领睹死尸遍街巷（皆旗兵之被杀者），怫然曰：‘公辈自命文明，乃残杀无辜若此，岂文明举动乎？’”于是认定革党为“草寇”。恽毓鼎无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说法，自洪杨之变以来，叛乱者每因得不到洋人的支持而失败，清廷当然希望此次亦能如此。加上10月19日，听说清军前队马继增、王占元部在刘家庙击败革党，黎元洪、汤化龙均已遁逃，恽毓鼎不免推测革党“大约溃散在即矣”。
郑孝胥当然不想回湖南，但又牵挂家眷安危。10月19日，清军小胜，20日，郑孝胥便收到内阁交片一件，其文曰“交湖南布政使郑孝胥即请训，迅速回任。钦此。此交，八月二十九日。”公文随便写在一张白竹纸上，相当草率，但这毕竟是公文。郑孝胥不敢不从，当日即往琉璃厂花八钱银子买了一挂朝珠，备请训之用。
10月21日，郑孝胥连续拜访朝中显贵，也许是想就鄂事商讨一二对策，并取得王公大臣们的支持，毕竟他马上就要面对湖北乱党。谁知访盛宣怀，不在，拜谒庆王，称病请回，再去找内阁协理大臣那桐，那桐根本不见。最后终于见到了另一位协理大臣徐世昌，谈了良久。
10月23日，郑孝胥请训，召见。这都是过场，这日见到了庆王，也没什么话，只说自己带病坚持办公，最后去辞别盛宣怀。这位不可一世的重臣也“意绪颇仓皇”，他告诉郑孝胥，长沙消息很不好，连电报局都已被乱党占据。
10月25日下午四点，郑孝胥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晚上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他在旅途上盘算万端，仍然认为中国今日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清廷未到覆灭之时。如今朝廷谕袁世凯总督湖广，“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郑孝胥认为到那一步，获渔人之利者将是日本，但日本国力还不足以吞并中国，则中国必将瓜分豆剖，为列强分据，列强再以华人攻华人，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
念及此，郑孝胥不禁哀叹：“官，吾毒也；不受官，定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他有些后悔接受湖南布政使的任命，弄得现在与所爱者天各一方，音讯断绝，无由拯救。轮船停在烟台，悲痛伤心之下，他笔端变得凄厉：“魄之将狂，魂来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又举远镜，见玉皇顶峰峦千迭，皆积恨耳。”
29日，船抵上海。上海的消息比北京还是灵通得多，郑孝胥这才知道，离京前的22日，湖南已由谘议局宣布独立，他肯定是去不了长沙了。补看这几天的《申报》才知道，他从天津出发的26日，资政院正式弹劾盛宣怀，清廷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想起辞行时盛宫保的神色，郑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吴宓有着另外的担忧。清华园如今每天都有二三十人离校，吴宓寝室六人中已经走了一个，自修室里无人学习功课，都聚成一堆一堆地讨论何时避逃，避往何地。吴宓和他的同学们，最担心的是：（一）北京一乱，必然而盗贼蜂起，土匪到处，清华园孤悬城外，危险程度可以想象；（二）海淀是满旗聚居地，清华园周围住的都是满人，如果全国起了满汉仇杀，他们肯定会对清华学生下手。传说前几日禁卫军中已经有人倡议，要杀尽北京城内外的汉人，从没有辫子的学生下手。这个倡议虽说被带兵官阻止，但随着南方的革命消息不断传来，难保不会变为现实。（三）政府混乱，经费缺乏，就算没有外忧，清华的食物供应也成问题。
针对这些忧患，有人提出，应该由学校管理者主持“公同防御之法”：要求诸生公约不得离校，每人发枪一枝，练习军事，厚储粮米。一旦事变，全校有五百余男学生，抵御土匪绰绰有余。
这个提议颇有群众叫好，但马上有人泄气：管理人肯发枪给学生？做梦吧！而且学生已经逃掉不少了，每天还在往外逃，如何说服他们，及他们的父母？还有，这几天，城内不断派出侦探进校，调查学生里有没有革命的迹象，清华园的校警都是满人，一旦学生人手一枪，难道不会被指为谋逆？
说来说去，只有逃了。家在北京、直隶的同学好办，最惨的是来自湖北、四川的学生，家乡正在扰乱，北京也不太平，简直无处可去。
吴宓的同乡都在商议如何从京师去正定府，再从那儿搭正太铁路往太原，转道回陕。吴宓跟他们不同，他父亲在上海经商，自然是奔赴天津，从天津搭海船去上海为宜，可是这条线路是逃难热线，无数达官贵人官亲吏眷都挤在这条道上，火车挤得不行，船价涨了数倍，哪里去筹措这笔盘川？
吴宓坐困愁城，想起以前读历史与诸小说，“至末世乱离之际，戎马倥偬、颠沛流荡，则谓人之生彼时者，不知其心境如何”？现在虽然尚未身经大乱，但恐慌的滋味已经体验，中国还不知会乱到何时，乱到何种地步，将来自己也会身受其害吧？
【冬寒】
进入十一月后，时势变得日益紧急。朝廷任命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但上海邮来的《民立报》仍在天天报道民军胜利的消息。11月3日，清华有同学接到了城中家里的信，说政府已有逃往关外蒙古库伦一带的打算，且已预备八百部车辆以供运载。
就在这一天，清华学堂向度支部领取当月款项，竟没有领到。
清华园外的铁路，火车隆隆驶过，彻夜不绝。晨光中走过去看，“犹见一长列车满载兵士及炮械等物由北而南，云系他处调来之兵以守卫京师者”。
11月5日，上海失陷的消息传来。这一来，吴宓往上海依附生父的念头似乎也可以断绝了。尤其亲人身居沪上，虽说租界或不致有难，但音信断绝，不免惶急担心。
当晚，清华学堂当局在高等科礼堂召开全校大会。管理员一个不缺，但学生却只剩下可怜的一百一二十人。大会的主旨，便是告知学生：因为同学已多数出校，中国教员也纷纷请假，教课殊难进行，故决定停课一月，到期再议。
功课停止后，“诸生中有愿回家及他往逃避者，即可自由他往”。逃避变成合法，如果不愿或不能离校者，也可留校，饮食如常。诸管理员并美国教员及眷属都不走。范监督并说，其实留校也不见得如何危险，因为：（一）本校巡警原为十八名满人，已经换成二十名汉人，如有必要可以再招；（二）美国公使答应事情紧急之时，由使馆派兵若干保护。
然而人心并不因此而稳，当晚便有学生在食堂召聚商议，希望校方能将手里所有资金分给学生做路费。吴宓听了此议，“大愤而出”。他在日记里质问：像我这样无地可去的，分到手一二十银元，又不能留校，在外流荡，岂不成为饿莩？他认为这些提议的学生自私到了极点。好在这一提议没有后续消息，想来得不到校方支持。
也有传闻说教务长张伯苓出面安慰学生，称如不得已，可以将诸君送到天津南开中学暂居避难。但这也并非确讯。
停课无事，又无心温课，只好踢球，或闲谈。四川同学刘庄说，清华园旁村庄里住着一位汉人老翁，年纪八十开外。数十年来京师种种劫难，无一不与：咸丰英法联军之役；火烧圆明园；庚子事变。老翁说，满人平日不谋生业，一旦有事，则首起为土匪，抢掠人民，比如英法之役，敌军还未来到，满人已经先自大乱，圆明园之毁，是满人挑的头儿，英法联军只是跟着放了把火。
这些闲谈于眼前无补，却似乎能让清华学生理解眼前事乱的起因，生出一些身外的感喟。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位武汉反清小英雄的故事，并慨叹：“坐是则光复大业，其或可期。余等之碌碌无行，有愧此童多也。”
吴宓本来已经决意留校，然而他无法抗拒时势的演变。11月8日，多日的传言被证实：天津已陷。北京陷入了更大的惶惑之中。最糟糕的是，美国公使致函清华的美国教员，称使馆兵力不足以分护清华，于是连美国教员也纷纷外迁。
原认为不可行的建议似乎成了唯一的办法。监督召集诸生，通知暂行解散清华学堂，每人发给旅费二十元。这离吴宓预计到上海的费用（三十元以上）还有缺口，但也没法子了。
七位江浙同学愿意同行，于是匆匆收拾，走向未知。那一夜，也不知几人成眠？
11月9日，这些清华学生5时即起，9点，行李由两辆大车运送往前门车站。大部分人还是乘火车进城。刚才开篇的人生故事就报了暂停，“回顾清华园风物，怆然欲涕，未审他年得一重睹此景否耶”？
打这一天起，三位北京客，在京的，就只剩了恽毓鼎。
前御史、光绪帝的不二忠臣恽毓鼎学士从不相信大清朝会就此完结。他坐在家中，骂降臣，骂亲贵，骂二张（张之洞、张百熙），一面读《唐纪》天宝末年那一册，“觉长安失陷景象如在目前矣”，而这种景象，十一年来已是再次见到。
天宝之乱，有郭子仪、李光弼只手挽回，今世之李郭是谁？恽毓鼎可不相信袁世凯，这家伙虽然出山，却按兵不动，“各省不费一兵一炮，失陷相缮，而朝廷置之不问，求诸中国四千年历史，真绝无仅有者”。
无奈之下，恽毓鼎又起了神课，为大清朝命运占卜。得出的判词是：“手持利剑（专刂）犀儿，迎刃而解差可喜。自郐以下无讥焉，其余不足观也已。”他认为这说明“大河以北犹可保全，其余各省皆无救矣”。
其实这正是恽毓鼎自己的政治观点。几乎每日都是某地失陷或独立的消息传来，再乐观的人也不会相信清廷能够不伤筋动骨就渡过此劫。按照恽毓鼎的想法，清室应当放弃边省，全力经营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新疆这些革命党势力不强的省份，划江而治，虽不易为，却未尝没有万一的转机。
但朝廷的事他一时说不上话。只好照旧大发忧愤之情。11月21日。资政院建议“剪发改历”，摆明是向南方示好，表明改良的决心。恽毓鼎却大不以为然，认为“当此分崩离析之秋，救亡不暇，忽为此大变革，惑民观听，愚氓误以为国家已亡，必生变动，是无故而搅之也”，接着便在日记中大骂“亡国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谘议局。
他又听宫里太监回忆，西太后临终之时，忽然叹了口气：“不该让他们立宪。”过一会儿，又说：“错了！还是不该立宪！”想起来忍不住埋怨摄政王载沣，如果不是他在两宫殁后，大力支持立宪，何至于沦落至斯？
他忆及当年咸丰朝天下糜烂，无省不乱，且洋师进京，但因为人心未失，终能挽回。现时则“无一事非因贿而成，无一官非因贿而进”，报载庆亲王奕劻金银、珠宝、衣饰详单，价值在一亿两白银以上，这已经超过史上最大贪官和珅所积。真是天良丧尽！
满城讹言，风雨欲来，恽毓鼎自己的处境也颇尴尬。26日，他与朋友去春仙戏园看夜戏，不料碰上三百余名禁卫军也来看戏，一拥而入，喧哗骄噪，无人敢管。这些兵士见没有辫子像留学生的人，立即怒目而视，破口大骂。恽毓鼎目睹此状，心情十分矛盾，在日记里一面批评禁卫军“骄纵不守纪律如此”，另一面又恨恨地指责留学生“此次乱事皆成于留学生，背负国家，荼毒生灵，天道犹存，此辈断难幸免”。可是如果真应了流言，北京城里满汉互杀，秀才与兵对战，恽毓鼎又该何去何从呢？
袁世凯入京，恽毓鼎因为自己已经辞官，没有去拜谒。11月30日，袁世凯命长子袁克定来府致意，请恽毓鼎相见，去了，袁世凯阁议未归，没见着。不过，这似乎让恽毓鼎见到了一点儿期望，日记里的称呼也从“袁世凯”改为“袁总理”。
从此恽毓鼎便不日奔走于袁世凯、冯国璋官邸，贡献己见。按照他的意见，对付南方，必须采用强硬手段，不可姑息。12月28日，恽毓鼎赴冯国璋举办的同乡会（他们都是河北人），席间冯国璋询问保卫京师之策，恽毓鼎答以“非镇以兵力不可”、“非解散谘议局，封禁报馆不可”。
有些话在外场不太好说，依恽毓鼎内心的意见，最好能逼朝中诸亲贵毁家纾难，估计可以得银二千万两，以充军饷，然后责成袁世凯主战，诏告天下，召回在上海议和的唐绍仪、杨士琦，斩首于菜市口，“如此而士心不感，乱党不平，吾不信也”。
但时局不会依着这位退职翰林学士的想象发展。他只能愤闷特甚，饮食锐减，看看戏，翻翻史书，再在日记里发发牢骚。他也曾代拟一电，以北京总商会名义，让资政院代发给唐绍仪、伍廷芳“二贼”，声明不承认南北和约，也曾会齐满汉老臣，往内阁面见袁世凯递交陈情书，力陈和议不可行，宜急筹战备。然而前者也没有什么回音，袁总理又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恽毓鼎只能徒唤奈何。
民间传说也很不利于大清，有朋友说京西潭柘寺有棵古樟树，每有新皇帝即位，必定生出一根新枝，而旧枝枯萎，人称帝王树。同治末年，光绪末年，都是旁生小枝，因为光绪与宣统都是自宫外迎立。最近老根旁突然生出一枝新树，与象征宣统的三年新枝全然无干，“闻者骇异”。
也有令人振奋的流言，据说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人心不服，就在南京英国领事馆门外，被其党羽章太炎连开三枪，第三枪打中肋骨。反正的江苏都督程德全被人下毒，口不能言，据说心中极为悔恨，甚至写信给黎元洪，劝他一起归降清廷。
天意虽渺，人心尚存。眼见腊月将至，又是画“九九消寒图”的时候，这图共九字，双钩空心，每字九笔，一日一笔，字写完而寒消。以前大家都是用道光帝所拟的“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今年有了新花样，有人拟了九个字，是“春風柔南京幽革軍俘”（“京”字中间的“口”可写为“日”），忠臣们纷纷效法。
这些还是挡不住局势江河日下。日子艰难地来到辛亥年阴历腊月廿五日，即1912年1月13日，民政部大臣赵秉钧告知恽毓鼎，隆裕太后已下懿旨，宣布辞位。
恽毓鼎那天的日记写得很长。他想起武昌乱起，至今不过一百二十日，好好的一统江山，就此完结，“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也”。而这亡国的根苗，实起于十年前，庚子之后，西太后畏首畏尾，只求己身无事，不做长远打算。到了摄政王手里，继承老醇王的习性，重满轻汉，排斥汉人。而这一帮满洲亲贵，哪个是能办事的？即使没有革命军，也就长久不了啦。“呜呼！二百余年培之而不足，三年余覆之而有余”，恽毓鼎立誓“嗣此不复论朝局矣”。
然而心中其实念念。腊月廿八祭灶，又是大雪飘飞，地上积了四五分厚。给友人写了一副对联，不管退位诏书已下，特意还是署着宣统年号。翻看古书，偏偏又是太康失国，为后羿所灭，后来少康借遗臣之力复国的那一段。
辛亥年就这样过去了。国家不幸，家宅倒还有喜事。次儿媳难产，只好请了妇婴医院美国女医生来接生，用机器把婴儿取出来，是个男孩，取名清宝。降生之时，正好是壬子年正月初一子时，为了他，还误了一会儿祭祖的时辰。
让子弹飞
【入会】
辛亥年三月初二，也就是1911年3月31日，武昌黄土坡二十号，新开了一家酒馆，叫“同兴”。
开张那天，十分热闹。这里靠着湖北新军的营房，主顾大半是穿着洋军服的新军弟兄。店主姓邓，听说半月前刚从扬州回武昌。
这家酒馆卖的酒菜，也不十分出色，但来往的人很多。酒馆开了三四个月，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如果你留心观察，会发现他们互相行的礼有些古怪——普通人总是互相拱手，旗人见面是半跪请安。许多来酒馆的人，见面总是互相一鞠躬，接着右手握拳，左手抚胸，接着整一整领扣（因为都是士兵的缘故），再对答几句，何处来，何处去，于是亲热地坐一道喝酒，或由跑堂的让进里屋雅间去。
这一定是个什么帮会的联络点。
如果你本身就是新军的弟兄，早早晚晚，就会有同乡或同袍，借着操间休息或点烟的机缘，凑到你跟前问：要不要加入共进会？
共进会？只听说过有天地会哥老会。
于是问的人神神秘秘地，悄悄塞给你一张印得很粗劣的纸。“值岗时，背着人看。”又补一句：“我的身家性命在你手上。”
就有些明白了。深夜避开人，凑着光仔细看那张纸：
〖共字就是共同，就会内而言，人人都要同心合力，共做事业，就会外而言，凡属相同团体，都要联合起来；进就是长进，长进我们的智识，长进我们的身子。明朝末年，满人乘虚侵入，做了中国皇帝，杀不完的汉族作了他的奴隶……〗
底下讲了许多抗满兴汉的历史，末了道：
〖如今朝政紊乱，奉承洋人，经常割地赔款，老百姓跟洋人闹起事来，不但不给百姓讲一句公道话，倒替洋人杀老百姓出气。满人只顾请洋人保他做皇帝，不管汉人的死活。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他拿去送给洋人也好留条生路。所以我们革命，一来要替祖宗报仇，二来要早点准备，把全国的会党合起来，不分门别户，取这共进二字，就是要拼死力，有进无退。
我们革命切记不可打教堂，杀外国人，免得惹起洋人干涉。〗
这宣言写得很清楚，其实你之前已经在某处所在见过他们的宣传标语，如“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这本是太平天国的讨满檄文，今时今日读来，别是一番感受。
还有一些小册子，《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什么的。还有重印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
湖北新军跟以前的绿营差别极大。光绪三十年（1904）朝廷废科举之后，底层的读书人，从童生到秀才，甚至部分举人都没了出路。有钱的，出洋留学，当“洋进士”，或到上海进洋学堂，留在省城读书的也有，可是穷文富武，家境贫寒举家食粥的亦自不少，但是科举一停，不单无法再应考上进，连担任馆塾师的资格都没有了。实在体弱的、家累重的，只得入了不要钱的师范学校，学些声光化电的粗浅知识，冀望毕业后到新式小学堂混口饭吃。
许多有些膂力，又抛得下家口的读书人，便应招入了新军。单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湖北黄陂招兵，九十六人入伍，倒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各标各营，大抵如是。这些饱读诗书的人投到军前，倒也不全为了养家糊口，总想做出一番事业。
自宋以来，朝廷一直重文轻武，文人统军屡见不鲜，行伍出身而登高位的屈指可数，故民间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谚，意谓一入军旅，便无出头之日。但是道咸以来，国家孱弱，民生凋零，富国强兵成了人人心头的好梦，投笔从戎便不再是丢脸羞家的勾当。那位炙手可热的梁任公不是有诗吗：“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他赞的是陆放翁，激励的却是当今无数热血男儿的心胸。
还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在两湖组织自立军“勤王”失败。吴禄贞等人痛定思痛，派遣自立军的剩余人员投入湖北新军，伺机而动。据说，湖广总督张之洞生前已经觉得新军不稳，多次调动镇、标、营头目，尽可能在关键位置派旗人担当。不过，新军弟兄的心思，多半还是活动的。
这些事你心里都很清楚，所以拿到共进会的传单，也没有太吃惊，只是想了几夜。你当然知道一旦入会，那就是谋逆的大罪，居“十恶不赦”之首。只是，国事蜩螗如此，哪个中国人愿意总这么不死不活地耗下去？
至于传单的末句“切记不可打教堂，杀外国人，免得惹起洋人干涉”，也容易理解，武汉是九口通商之所，洋人众多，如果针对清廷起事，自然希望他们的炮舰水兵不要插手，事情就容易得多。庚子年义和团的教训，还领受得不够么？至今大清的税银还一年多似一年地充着赔款，流向遥远的外洋，把人家养得更肥。
奶奶的！这样的朝廷，干罢！
下定了决心，自然就有人接引，果然联络点便是黄土坡的同兴酒楼。跑堂的把接引人与你让进里屋，穿过厨房，到了后院槐树下坐定。有人送上一份“愿书”。
那是印刷好的格式，留着空白的名姓待填：
〖中华民国湖北省□□府□□县□□□，今蒙□□□介绍，得悉军政府以驱逐满虏，恢复汉族，建立民国，平均人权为目的，愿入鄂部总会效力，听从派遣。（原文此处为“□”，下同）所有一切规则，永远遵守，不敢违背。倘有违犯，听众罚办。谨祈本会参谋长宋教仁保送，本会总理长刘公承认，本部特别员谭人凤申报，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注册。介绍人□□□，入会人□□□。通信处由□□□转。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月□日具。〗
刘公你是听说过的，是本城有名的士绅。其余的人名便很陌生。不过看上去，是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介绍人还神秘地告诉你，“孙中山”便是朝廷日日叫喊捕拿的“孙汶”，至于汉人不再用满洲人纪年，自是应份，所谓“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则是由会中一位大学问家，章炳麟先生推算出来的。
填了“愿书”，捺下手印，你就成了一名共进会员，介绍人再给你讲解仪规，分什么山、水、堂，香，山名中华山，水名兴汉水，堂名光复堂，香名报国香，与一般的会党也差不多，又有几首诗句，是出外闯山堂拜码头用的，口讲心诵，慢慢熟习不迟。
倒是平日礼仪要赶紧记熟，不然闯到聚会场所，却不谙礼仪，容易被人误会成暗探，轻则皮肉吃苦，重则性命不保。
这些礼仪你都见过，如右手握拳，意谓“紧守秘密”，左手抚胸，意谓“抱定宗旨”，整理领扣，意谓“恢复中华”。而且每日口令变化不定，如有需要参加会议，自然有人通知。
然后他们告诉你，共进会在新军实行“抬营主义”，意即一排一排、一营一营地发展新军弟兄。那么，我们总共有多少会中弟兄？你问。
武汉三镇，一万五千余新军中，总有两千多人像你一般填了“愿书”，还有四千多人，同情革命，答应帮忙。
你吓了一跳。那，在我们第八镇工程营中，又有多少人？
六百多，快七百。就数你们营里弟兄多。
乖乖！你吐了吐舌头。那，什么时候举事？
快了！说话的人望望外面的天色，七月末八月头的武昌，还是热得让人泼烦。蝉声吱吱地叫，听着比盛夏时急促，仿佛知道余日无多。
弟兄们都在等上头的布置，一旦时机成熟，就干他娘的！
【失事】
门吱呀一声响，刘同进来了。
没什么人支应他。大家管自做自己的事。孙武临窗而坐，把几日后要用的炸药放在脸盆里检验成分。丁立中、李作栋在屋子中间的小圆桌上给钞票加盖印章，起事后，可以散发给市民，建立革命军的信用；王伯雨在一旁整理文件，他还开了句玩笑“这些将来都是革命文献哩”。
邓玉麟出去购表未回。起事在即，时间统一是很重要的。
宝善里这儿，刘同是常来常往的。大家并不讨厌他，但也没什么好欢迎的。因为他做不了什么大事。打个杂，跑个腿什么的，又不太好支使他。因为他是刘公的弟弟。
革命党人的经费一向紧张。从前文学社成员多是士兵，于是收“月捐”，每月征收会员的饷银的十分之一。共进会因为各种行业都有，不便征收月捐，只能靠会员自愿捐输，没有什么固定经费。
1911年初，谭人凤奉黄兴命来湖北视察，曾交给共进会一千大洋。但还不上三四个月，这笔钱就花尽了。眼见十月的起事日期愈迫愈近，经费问题就变得更尖锐起来。
会中主事者只好各寻各路，有人将家中田地卖掉，以充会费，有人去劝说过路行商，将所带货物捐献入会。总之五花八门，法宝出尽。焦达峰听居正谈到他家乡广济县达城庙有一尊“金菩萨”，便约了几个人去盗佛。在六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六个革命党人潜入庙里，取走了金佛。
可惜，路上遇见了州里的捕快，怕事情败露，只好将金佛扔进水田里。也不知便宜了哪个农人。
众人正叹惋之间，湖南同志邹永成来武汉，他一听说此事，立即献计，说他姑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家里很多金银首饰，何妨想法取来充革命经费。众人初时担心影响他们姑侄关系，但邹永成自己拍了胸膛，又想不妨革命成功后补报，便都允了。
计策是找个人配制迷药，这事交给了第三十一标军医江芷兰。邹永成自己去买了瓶好酒，带着药酒去找姑母辞行。当日，孙武、邓玉麟守在邹永成姑母家外，只等里面叫声“倒也倒也”，便冲进去搜取革命经费。
哪知一顿饭由午时吃到未时，仍听到里面笑语喧哗，还有人叫“添酒，再炒个鸡蛋”。好不容易等到邹永成红头涨脸地出来，只管摆手，说“药不灵，碍事”。三人一同走回宝善里，路上大骂江芷兰医术太差，连副迷药都配不好。
邹永成后来又生一计，将姑母幼子骗到汉口，再留信冒充匪人，勒索财物。这次终于到手了八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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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
作者：杨早
内容简介
本书从武昌举义写到民国成立。历史学者杨早角度新颖，仿佛回到当时历史之现场，发来富有画面感的“采访报道”；深入各省革命之细节，描写那些被主流历史遗忘的历史，提醒读者不只是从宏观角度去观望，更要学会从历史支流中凝视。
作者简介
杨早，1973年生于四川富顺，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中与文化史、当代文化研究等。著有《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等著作。
引言：哪一根稻草压垮了骆驼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之间，有一场著名的对话。曾文正公像个时评节目主持人似的，在阐述了“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的景象后，问赵：“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的应答非常直接：“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历史回顾总是“倒放电影”，赵烈文的预言在今日看来，准确无比。但若站在辛亥那年的夏末或秋初，你去问任何一位朝野之士，怕是无人相信，二百余年的大清基业，会在一百二十日内，土崩瓦解。大家总觉得这个政权岌岌可危，不假，但宣统三年也似乎并不比宣统二年异样，何以就会如露如电，转瞬即空？
赵烈文在讨论清朝统治问题时，曾指出“国朝有天下太巧”。异族入主中原，一直是满清统治合法性的敏感点，不管雍正声嘶力竭地印行《大义觉迷录》也好，康乾盛世中连绵不断的文字狱也罢，江宁苏杭织造的间谍手段，旗兵分驻各省会的制度，都挡不住这个问题的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太平天国打的也是这面旗号，被曾国藩用“文化”这件法宝敌住了。然而平定洪杨之乱，只是利用了太平天国自身的失德乖张，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满汉之间的种族异见。尤其同治之后，许多“祖制”被打破，汉人秉政之势越来越强，曾、左、李、张纵无异志，朝廷却不能不防微杜渐。
从大环境来说，清末种族主义的提出、排满主张的兴起，绝非清初“反清复明”的翻版，二百年了，当初的杀戮已成传说，反不如“长毛之乱”的血腥记忆来得分明。革命党人重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为了激励民心，然而那只是一种投射，一丝共鸣，真实的冲击还是来自当下的危机，是孙中山强调的“外邦逼之”与“异种残之”并置的残酷现实，正如共进会在武昌新军中散发的传单所说：
“如今朝政紊乱，奉承洋人，经常割地赔款，老百姓跟洋人闹起事来，不但不给百姓讲一句公道话，倒替洋人杀老百姓出气。满人只顾请洋人保他做皇帝，不管汉人的死活。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他拿去送给洋人也好留条生路。所以我们革命，一来要替祖宗报仇，二来要早点准备，把全国的会党合起来。”
“替祖宗报仇”云云，不过是引子，关键是“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既然满族对中国的统治没有合法性，那么朝廷对中国利权的出让便不仅仅是“失道”的问题，而变成了满族伙同洋人来掠夺汉族的生命财产。通过这种叙事的转换，反抗满族政权从“内争”变成了“攘外”，而在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反侵略”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革命的正当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不过，即使在革命党人中，反对排满的也不乏其人，如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这位在东京留学时与满人军事精英良弼结为好友的同盟会员，虽然一心革命，却强烈反对排满，他认为满族腐化已久，不足为虑，但满蒙素为盟友，如果联手与汉族相抗，汉族必败，更给外人以可乘之机。吴禄贞认为革命之敌，不在清廷而在袁世凯，革命党将与袁世凯有“十年战争”——这也是一条比较准确的预言。
辛亥革命中，较为文明的省份，安民告示中无不强调“满汉一视同仁”，就连鼓吹排满最力的章太炎，也赞成寓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此亦可见排满之说，实为排外之借口，中国社会在无力与西方开战的情形下，借内部民族纷争来谋求突围，也是一条捷径。只是民国政府也未见得比清廷做得更好，此是后话。而满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是清末民族战争的最明显效应，甚至满人中的佼佼者，如老舍、罗常培，长久不敢承认自己的民族身份，按赵烈文的说法，也是满清二百年统治的果报。
“排满”虽然是策略，但也有不少人中了毒，读辛亥史料，每每有人说“他也是汉人，自然赞成光复”或某某表白道“我也是汉人，当然不反对革命”，忍不住叹一声“幼稚”或“奸诈”。
近年大家都认识到，辛亥之成，革命党不过是火药的引信，真正炸断二百年龙脉的TNT，是代表绅商阶层的立宪派。立宪派与中央政府及其派出官员分享着地方的统治资源，某些绅权极重的省份如四川、湖南，官员意志若无绅商的支持，政令根本无法通行。宣统二年（1910）的长沙抢米风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长沙米荒直至群众失控，事件背后是绅商联手洋商，大量囤积、盗运米粮。而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各省保路运动，其首要矛盾便是政府利益与绅商集团的利益冲突，至于哪方更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还真难说清楚，因为朝廷若想施惠民众，不可能越过绅商阶层实施；而绅商集团仗以与政府抗衡的，正是所谓“民意”——这种民意可能有操弄的成分，但毕竟是近代最具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天子牧民”的旧观念是无法与之颉颃的。
朝廷中人并非没有认识到这种来自绅商的强大势力。清政府1903年设立商部，1905年设立商标注册总局，都是提升商人地位的举措，同时政府为了借助民间力量发动对西方人的“商战”，鼓励在乡官绅经商，基本形成了“无绅不商”的局面。最典型的如光绪廿二年（1896），清廷接受张之洞奏请，派陆润庠与张謇两位状元，分别在苏州、南通设立商务局，并办理苏纶纱厂与大生纱厂，人称“状元办厂”，喧传一时。
有钱有势的绅商阶层必然要争取政治权力，而且这种争取有着充分的理由。自甲午一败，庚子再败，中央政府无能力应对世界大局的弊病暴露无遗，首都丢给八国联军当了一年多的殖民地，堪称一个政府的奇耻大辱，《辛丑条约》的巨大偿款压力则让政治话语权进一步向富庶的东南倾斜，所谓“非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也是东南诸省敢于抗旨不遵，联合倡定《东南互保条约》的根本理由。
南北风气的落差导致了帝国的断裂。时人孙宝瑄比较说，上海与北京，风气之异，几有百年。问题是，经济上帝国完全倚重于东南，政治上却还是赵烈文所说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庚子之后，绅商阶层藉由反思义和团之乱，以及1904年日俄战争“立宪小国击败专制大国”的样板效应，掀起了立宪风潮，也制造了立宪神话，似乎中国之病，全在未曾立宪，只要立宪，则国运立改，国力立强。
然而正如1906年载泽留洋考察归来对西太后进言的那样：立宪利于民，利于国，却不利于官。满洲亲贵固然不愿意权力旁落，庚子后出任各省的方面大员也难得对立宪有什么好脸色。立宪运动搞了整整十年，朝廷还在1911年5月8日搞出了“皇族内阁”，无论摄政王载沣此举有何不得已的苦衷，都再难封天下悠悠之口。而谘议局联合会上书要求重组内阁，清廷居然申斥曰：“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对“立宪”的理解，双方恐怕分歧不小。
再提一点，1905年科举废除，时人后人多视为美事，去千年祸国之根。然而这一举措，却令整个社会权力瞬即固化，已为官绅者永为官绅，社会下层却无由上达，人才向上流动的途径被截断，朝廷虽征用考选留学生，实质仍是以门阀精英政治代替行之千年的考选制度。旧制死而新制未立，则大量旧制培养的人才无处可用，不入学堂，即投新军，而学生与新军这两股力量，在辛亥革命中均发挥极大能量，足见当初遽尔操觚，其祸不小。
讨论哪一根稻草让庞大的骆驼砉然倒地，当然只是一种叙事。无数涓流汇成了奔腾的大河，尽管其间的许多溪流并不见得期待最后的洪潮，但一旦列车进入快轨，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则不免“抽心一烂，土崩瓦解”。正像鲁迅说的那样：“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
辛亥年的举义，逊位，共和，民国，或许就是开一扇窗的过程。
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
【新年】
宣统三年辛亥，正月初四。
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坐在马车里，望着窗外香厂北口拥堵的长龙。马车一动也不动，一阵阵笑闹声、叫骂声、吆喝声传入车内，他不禁大为愤然，慨叹“甚矣，京师少年之游惰也，甚至高车驷马亦厕其中，此岂尚有人心耶”？可是回心想想：这景象关自己什么事？顾自在车里愤不可遏，大翻白眼，这样的心境，还能在这权贵麋集的帝都待下去么？
新年这天的拥堵有它的原因。这个冬天的雪特别多，去年十月迄今，已经有六场大雪，从旧年除夕到新年，大雪彻夜，直下到初一下午四点来钟，积雪足有一尺多厚。在恽毓鼎的记忆里，二十多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
雪太大了，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初一一整天也没有一辆拜年的车驾到门。恽毓鼎自己也没有出门。雪刚停，就有清道夫分段铲雪，这一点让恽毓鼎很满意，他在日记中评论说“新政中唯路政最见益处”。
初二晴了，但午后忽起狂风，高屋积雪漫天飞洒。恽学士出门贺年，发现虽然雪风相继，“马路剗垫平匀，车行极快”，若是在二十年前，雪后初霁，一层融雪一层冻雪，车辙之深，能淹没车轴，那就只好望路兴叹了。恽毓鼎又一次念及了路政的好处。
恽毓鼎1907年出任过宪政研究所总办，当然不是那种一味反对新政的冬烘头脑。他一直订阅梁启超主笔的《国风报》，也正在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梁任公的文集里包罗万象，从西藏问题、俄国虚无党，到《康德学案》，应有尽有。但恽毓鼎最喜欢的还是梁任公论本朝学派变迁那篇，认为“二百六十年宗派当以此为定评”。对于腾喧一时的宪政，这位曾经参过瞿鸿禨与岑春煊的都老爷明显保留着自己的看法。
就在恽毓鼎坐在拥堵的马车中大发感慨时，道旁的行人里晃动着一位少年的身影。他昨天晚上才从陕西抵京，准备进清华学堂读书，今日先与同伴一道来领略一下京都的新年。在这位外省少年吴宓兴奋的眼中，耍把式的、卖玩物的倒还罢了，这游人如鲫、男女相轧、拥塞异常的场面，才是他们久仰的京师繁华。
四十九岁的恽毓鼎是光绪八年中的举，同一年的福建乡榜很出名，出了好几位大名士，如陈衍陈石遗、林纾林琴南（恽毓鼎很爱读他译的小说），还有一位，比恽毓鼎大三岁，是目下京师的红人，前广西边防督办郑孝胥。
比起恽毓鼎，郑孝胥离政治核心要近得多。他去年为了锦瑷铁路的事，在奉天、京津之间跑了好几趟，年下正好闲在几天。初一上午躺在被窝里，与夫人聊天，“甚欢”。
自初一至元宵，郑孝胥的活动无非是赴宴、作字。他是闽派的首领，诗和字都很有名，求的人极多。不过这两年，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新政上，与当红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即将起复的前两江总督端方都走得很近。酒席宴前，当然不会完全不谈政事，有人议着宪政预备，京师该到了组织政党的时候，有人还在愤愤于六年前的科举废除，冀望朝廷重新用八股取士。
初四这天，又是赴一处饭局，只是从午后开筵，边吃边等，等到快三点半，还有一位主客严复未至，最后索性派人来通知说“不来了”。大伙儿摇摇头，对这位福建同乡的惫赖无可如何。饭局散后，郑孝胥去访端方——端午帅年后估计会有任用，一直想带郑孝胥出任。但是不在，家人回称“上山去了”。新年上妙峰山进香，满洲权贵流行这个，汉臣基本无此兴趣。
辛亥的新年就这样开始了。这三位身份各殊的北京客，各自在自己的生活中摸索前行。
【春和】
吴宓刚十七岁，初次入京，虽然时时与同学议论时政，但他的心情，不似恽毓鼎那种宦海沉浮的萧疏，也不像郑孝胥大用在即的自得，而是兴奋与新奇之中，藏着忐忑与迷惘。
他此次由陕西省咨送来京，要考入的“清华学堂”，其实在宣统二年十一月底才正式更名。之前叫做“游美肄业馆”，成立一年多来，几乎是纯粹负责留美考试与派遣，学生从考取到出国，只有一至三个月时间，像梅贻琦、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人，名义上在清华园过了一水，还是像爆肚一样生猛。
改名后便有所不同，按《清华学堂章程》，采用四四制，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又四年，而且学分要修满212个，平均成绩要达80分以上，才能留美。像吴宓这样的，虽由陕西省咨送，就是保送，仍要通过笔试、体检，入学四个月后还要举行甄别考试，宁缺母滥。难怪吴宓跟其他同学一样，心下栗六，前途未卜。
他本来觉得自己在家乡三原已经接受了中等教育，不料来京看过游美学务处告示，原来也必须先入中等科，想想要在这里磋磨四年才能入高等科，未免有些不甘心。不过八年后“能靠住往新大陆一游”，还是难得的机会。又想到如果学堂里功课腐败，教师荒疏，再设法退学也还来得及……问题是现在考得上考不上还两说，想那么多干啥！
吴宓决定先放宽心，每日看看《纳氏英文文法》——他来自内地，跟沿海学生比，英文是块短板，便是与同乡们逛逛琉璃厂、青云阁，再不就是到大栅栏看“升平电影”，陕西也有，叫“活动影戏”。不同的是京师的影戏有色彩。吴宓同学猜测那是往胶片上涂了色彩，或是放映的石灰灯里加了什么药粉。
值得一提的是，正月十一他在劝业场买了一具剪发机，回寓后就将辫子剪了。用水洗了头，觉得“轻快异常”，索性又出去买了顶洋式软帽，揽镜自照，很像个洋学生了。于是发感慨曰：“京师各校现虽不许学生剪发，已剪者则弗过问，余剪之毫无妨碍。”
剪了发的吴同学，次日又跟友人去天乐园看闻名已久的王钟声新剧。王钟声！慕名久矣，是南方来的新剧大王，传闻他是个革命党！但这不妨碍大家热捧他的新剧。今天这出《缘外缘》，首演是前年冬天在天津大观新舞台，据《大公报》报道，王钟声一身西装女子打扮，在洋琴伴奏下，娓娓道来，“座客无不击节称赏，掌若雷鸣”，接下来，舞台突然一转，外庭变为内室，把台下众人看得一楞一楞的。论者称为“实梨园中从未有之奇观”。
吴宓头次看这种“纯用说话，弗须锣鼓等乐”的新剧，大开眼界，只觉得它演的都是家庭上、社会上的真情实状，感人之深，超过了旧戏数倍，“每到惟妙惟肖之处，台下观察直觉现身局中，亦若果有如此其人，而亲睹其如此之事者”，他完全沉浸到戏中了。
阴历二月初五、初六，吴宓终于参加了延期举行的入学考试。头一日的国文、历史、地理，还算容易，而且出题只问本国，事先准备的外国历史、外国地理都没有用上。第二日的英文、数学、英文默写，可就有些艰涩了。吴宓知道自己英文不够好，但没想到今天在数学上折了跟斗，两道大题未能完卷。虽然嗟叹，但觉得省里保送来此，落榜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可能会编入低级班。
考试见得多，五天后的体检，倒真是新鲜。检查者为三位洋人，上身衣服只剩一件小衫，还得敞开。先查体温、脉搏，再遍察眼、耳、鼻、喉、气管、牙齿，再用器械量脑部前后左右之长短及胸围，又用听诊器听上身血管流动情况，最后是手触按各处的淋巴腺。完毕。
又消磨了一个礼拜，看榜，陕西来的六个人，都中了。阴历二月十九，正式搬入清华学堂。这是吴宓将托身寄命半生之处，今日初见：“地域颇大，略成方形，而墙壁亦多弯曲之处。外墙以虎皮石砌成。内部地方颇大，势殊空阔，洋式房屋错综散布。此外有土岭，有溪水，有小桥，有曲廊，风景极清幽而佳旷宜人。”
宿舍每间住六人，早餐馒头二个（到梁实秋四年后入学，馒头增加到三个）、小菜四碟、粥，午晚餐是四碗、四盘、米饭，九点半就寝，六点半起床。一切都规范了，不复刚入京那一个半月的闲散矣。
交通很方便，京张铁路设有清华园车站，每天从张家口入京，从北京发张家口的火车，各有两趟。最让学生们得意的，是京张铁路公司特地为清华学堂学生开了一趟周末票车，周六下午五点从清华园发车，经西直门、广安门抵丰台，周日下午又从丰台开回清华。票价，到西直门两角，广安门三角，不算贵，京师物价，照相须二元，一本《普通英华字典》也要一元哩。
刚刚入学，新学生就与校方起了交涉：清华的伙食免费，学生须交洗衣费与理发费。但校方规定学习用品都必须自购，而学生被咨送来时大都以为是官费全免，不愿意负担各科教材与体育课操衣费用。教务长的官方回复称无商议之余地，只是可以先领教材上课，费用缓交。可是流言很多：有人说庶务长承诺教材可以由学校借给，毕业时交还，操衣必须自购；又有人说管理员称操衣免费，教材必须自购。吴宓被推举为陕西省代表，参加交涉，虽然没什么结果，却跟时行的宪政一样，有了民主的初步感觉。
【夏闰】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的长，因为有一个闰六月的缘故。
四月初十（5月8日），上谕宣布新内阁官制。这是所谓“立宪筹备方案”的实践头一炮，难免引人注目。结果等来了这么一个“皇族内阁”。
此前的立宪风潮中，对于立宪后如何任人有其共识，如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后挂名撰写的《欧美政治要义》即称：“决不以其私意进退宰相，又不必以其忠于王权始加任用，唯考政治之实况，察舆论之趋向，而取其有适良之主义，堪以为辅弼者授之大命。”但原则归原则，真到作用时，“忠于王权”和“私意”的因素仍然甚重。
郑孝胥只是记录了内阁名单，未置一评，以他与内阁多人交往频仍的位势，也不便评。少年吴宓倒不在乎皇族不皇族，气魄很大地一笔扫去：“中国政府今日并无一人才能出众，可为国家有所建树者，终日改头换面、掉此易彼、往复其间者，实不过此数人而已。吁，国事尚可问哉！”
从政治立场上说，吴宓对革命党颇有同情，曾在3月15日日记里对上海《民立报》报馆被焚深表遗憾，而且怀疑有人播弄其间。因为《民立报》主编于右任，是他的乡党，吴宓生父去上海，也是借住在于寓。因此吴宓看清廷变革，眼光要更冷一些。
只有念念于光绪的恽毓鼎，反而最为愤激。他在三月底刚刚申请翰林侍读学士开缺，而且不打算再谋起复，一心行他的医术，办他的学堂。恽毓鼎对内阁名单的分析，更能代表权力中心之外的非革命者的心声：“共计十七人，而满人居其十二。满人中，宗室居其八，而亲贵竟居其七。（国务大臣）十三人中，而满人居其九。九人中宗室居其六，觉罗居其一，亦一家也。宗室中，王、贝勒、贝子、公，又居六七。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
“皇族内阁”并非外界的命名，上谕发布两天后，奕劻请辞内阁总理大臣，并称“诚不欲开皇族内阁之端，以负皇上者负天下臣民之望”。不过，摄政王载沣还是拒绝了他的辞呈。
内阁上谕发布一个星期前，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才传到京师。郑孝胥、吴宓日记均未记，恽毓鼎记了一笔：“革命党自香港入广州，以火弹、手枪轰击总督张鸣岐未成，焚毁督署大堂，伤人无算。凶犯旋就擒，并搜获军火甚多。”事情不能不算大，但闻者似乎有些麻木，国事中枢糜烂，这些边地疥癣之疾，已经引不起强烈关注了。
即使仕途正热的郑孝胥，也未尝不时刻打着归隐抽身的小算盘。就在黄花岗起义的次日，他接到儿子的信，在上海营建的海藏楼初步选址已见眉目，女词人吕碧城也愿意将徐家汇的一块地卖给郑家。内阁上谕颁布两天后，郑孝胥赴六国饭店，与预备立宪公会同仁（郑是会长）商讨开报馆推行宪政。孟昭常主张在北京办一份《宪报》，郑孝胥表示，如果报馆要成为将来政党的根据地，还是以在上海为宜。
然而就算有了皇族内阁，具体办事还是离不开汉人。力主铁路国有的盛宣怀，是眼下最炙手可热的实权派。6月9日，盛宣怀急电正在上海收拾房产的郑孝胥：“川、粤汉大局粗定，朝廷注重速成，午帅、莘帅会商，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本拟即日发表，午帅欲请公来面商办法，已发公电，务乞速临，至盼至祷！”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了局，是近期朝廷举措的重中之重，已确定负责川汉路的端方，负责粤汉路的瑞澂，都眼巴巴地指望着郑孝胥帮手，足见海藏楼主人位置之重，也足见如吴宓所说，朝廷可用之人太少。
6月13日中午，郑孝胥从上海赶回北京，一到宅即急电盛宣怀。盛宅答，正在宴客，请即来。席间郑孝胥见到了状元商人张謇，他也是被朝廷征调进京备咨询的。就在这天下午，张謇入大内，应对摄政王载沣。
郑孝胥开始了新一轮的频繁交际。仅在回京次日，他便连续两次约见端方，又一次见到盛宣怀。就大佬们最关心的铁路问题，他还是向盛、端建议他一贯的主张：铁路包工，并说“此策既定，则风潮皆息，省费而工速，不可忽也”。
事关天下大局，《时事新报》等媒体很快就对郑、盛、端的谈话进行了报道。郑孝胥的一贯主张，简言之，即认为铁路国有，是“救亡之策”，政府必须将路权掌握在手里，才能在国际政治中谋得话语权；而只有采取包工筑路政策，才能快速而稳定地将铁路由商办转化为国有，重点在“省”和“速”。他对盛宣怀举例说：现在中国修铁路，最高的费用达到每里合银五万余两，这都是“点工之害”（点工就是散招人工筑路，计时付酬），而采用郑在去年手定的《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中规定的方式，“嘱包工公司承修其路”，“所有该路事宜，由铁路公司经理，仍受邮传部节制”，“平均每华里合华银一万九千余两，连山工、桥工、车站、道房、车头、车身在内，期限极速”。
6月20日上谕颁布：“湖南布政使著郑孝胥补授”。对这一任命，《申报》立即指出“其原因确为收路一事”，郑的前任杨文鼎对于湖南愈演愈烈的反对风潮，应对失当，朝廷希望郑孝胥前往收拾人心，因为郑力主铁路国有，又有对付广西会党的经验。
6月21日至7月10日之间，新任的湖南郑藩台马不停蹄，连续拜会权贵闻人。满人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那桐、载涛、载泽、载洵，汉官有徐世昌、于式枚、李经方、陈宝琛、严复、林纾、杨度等。“郑苏勘”这个名字也不断地在《申报》、《时事新报》的新闻标题中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6月21日入宫谢恩，被摄政王载沣召见。面对摄政王的垂问，郑孝胥再度强调了铁路的重要性：
“中国如欲自强，机会只在二十年内。以二十年内世界交通之变局有三大事，一帕拿马运河，二恰克图铁道，三俄印铁道是也。欧亚交通恃西伯利亚铁道，俄人始为主人，战事之后，日人经营南满，遂与俄分为主人。今中国若能急造恰克图铁路，则由柏林至北京只须八日半，世界交通得有四日半之进步。从此以后，中国与俄分作欧亚交通之主人，而南满、东清皆成冷落，日本经营朝鲜、满洲之势力必将倒退十年。此乃中国自强千载一时之机遇也，愿摄政王勿失机会。”
郑孝胥还对摄政王说，变法之本，总括为四个字“借债造路”。他看见摄政王频频点头，脸色甚悦。
这场奏对持续了二十分钟。
据郑孝胥日记说，没几天，《北京日报》就刊布了他入宫与摄政王的对话，但全系捏造，其他华文大小报纸也纷纷附和，指责郑孝胥为政府收买利用——在之前的国会请愿运动中，郑孝胥是坚定的立宪派，舆论不免认为，在欺世盗名的皇族内阁成立之后，郑居然坦然接受湘藩的任命，并力主铁路国有，借债造路，不啻是一种背叛。为此郑孝胥将与几位湖南京官的对话记入日记，以明心迹：
“仆未尝为实缺官。今入官场，殆如生番不可以法律拘束者，不知闹何笑柄。然决不能合格，明矣。”又曰：“天下明白人居多数乎？少数乎？”曰：“少数耳。”“然而则作事宜求谅于少数之明白人，抑将求谅于不明白之多数乎？”
为了辨明舆论对自己的误会，郑孝胥在日记中大段摘抄外报如《太晤士报》对自己的评价：“新任湘藩郑苏戡，其奏对之辞……大抵审度时势既极精当，复极博大，无论世界何国之政治家，固莫不以能建斯言自豪。倘中国能简拔如是之人才十数辈或数十辈，列诸西津，畀以政权，则中国之应付时局，其和平坚卓自应远过于今日也。”
他甚至在日记里大放豪语，如“吾今日挺身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携炸弹而来，必先扫除不正当之官场妖魔，次乃扫除不规则之舆论烟瘴，必冲过多数黑暗之反对，乃坐收万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观其效！”
写下这番话时，郑藩台已经离京，往长沙赴任的途中，绕道苏州，拜会了江苏巡抚程德全。郑孝胥当然不会想到，他称为“雪帅”的程抚台，距离摇身一变为独立江苏的程都督，只有不到五个月了。
【秋凉】
10月10日那天，恽毓鼎访友，收信，晚上赴一个饭局。在饭局上他听说七天前四川的嘉定府、雅州府相继失守。恽毓鼎很相信谶讳之学，他觉得今日午前“无云而雷，兵象也”，只不过，他以为这天象应在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四川。
恽毓鼎对于朝廷处置四川事变的举措一直颇为不满，9月18日，他在日记里数落朝廷张皇失措的表现：“已命端方，复起岑春煊；又寄谕滇督李经羲援川，李以不能离滇辞；旋又寄谕陕抚钱能训援川，钱以栈道不便行军辞；又谕粤督张鸣岐分兵援川，张以粤乱方棘辞。”朝廷把能调的人都调了个遍，还是找不到稳妥的解决方案，恽毓鼎认为是“阁臣不明地势，不达军情，故疆臣多不受命”。
吴宓已经融入了清华的“洋学堂”气氛之中。他参加了英文演说会，10月10日这天正好有活动，他讲的题目是“How to Make Our Future Life”（如何创造我们未来之生活），会后投票，吴宓竟以十一票居首，少年心性，不免得意。
郑孝胥从湖南布政使任上，被湖广总督瑞澂派入京师参与厘定省制行政，已经有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中，一路向西的钦差大臣端方，不断直接或通过盛宣怀向郑孝胥致意，希望他能入蜀帮助平靖川事，一会儿说“艰难险阻，谅所不辞。缓急扶持，交情乃见”，一会说“在宜昌专候”。郑孝胥颇有些不胜其烦，有几封端方来电，干脆不译，他是决不肯去蹚四川这道浑水的。
10月10日，郑孝胥去前门西站送他的随员李宣龚回湖北。之后仍是一连串的访友。最近上海各报对郑孝胥意见很大，不断攻击他为政府收买，从立宪派变成清廷的能吏，而上海那边的商务印书馆、大豆公司也牵扯着他的精力。
此次入京参与讨论的政制大纲，进展颇为缓慢，但主旨很明显：分权。各省督抚由内阁任命，督抚对内阁负责，督抚拥有对地方官吏的任命、监督权力，可以节制巡防队，而且兼理司法行政。裁汰冗员，道这一级官制基本取消。关、盐、粮、河这些独立的官制系统，不得兼管地方行政。
最早知晓武昌事变的，当然还是离权力核心最近的郑孝胥。10月11日，他就从不同的渠道闻知武昌起事的消息。要知道湖北湖南同气连枝，他身为湖南布政使，家眷还留在长沙，武昌一乱，难保不波及湖南，郑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12日中午，盛宣怀电邀郑孝胥到度支部大臣载泽府第吃饭。载泽表示，盛宣怀今早已入宫应对，明早自己也要被“叫起”，希望郑孝胥能帮他参酌应对之策。郑孝胥提了四点：一、以兵舰速攻武昌；二，保护京汉铁路；三，前敌权宜归一；四，河南速饬戒严，更请暂缓秋操。
13日，郑孝胥登门求见盛宣怀，府里说盛大人一早入宫，还未出来。郑孝胥在盛府等到中午，仍未等到，只好出门找别人打听消息。外间纷纷传言“长沙有变”，有人还说得绘声绘色：同事里有湖南人，已得到家里电报，说省城被革命党攻陷，家里人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说的人多了，郑孝胥“虽不遽信，亦颇震动”。这一天，还有人传说南京两江总督衙门被焚，芜湖也发生事变，等等。
郑孝胥跑到前门西站，大概想从来往旅客那里打听一些消息。不料车站寂无一人，只有二十余辆军用专列开拔。另外，就是两队禁卫军开入正阳门。夜里连月色都没了，北京气氛一变为肃杀惊怖。加上前几天天气骤凉，棉袍也穿得住了，人心也和天气一样冰凉。
好在夜里得到长沙来电，称湖南尚算平靖。湖南巡抚余诚格也有电报来，表示已派遣防营往武昌，防止革党入湘。告诉郑孝胥这件事的，是外务部副大臣曹汝霖。
恽毓鼎10月11日午后赴天津办事。晚上住进旅馆后看报纸，还只知道四川叙州府（乐山）失守的消息。他内心替朝廷着急：川事糜烂至此，为什么还不肯罢斥赵尔丰？难道四川就不要了么？想起在火车上看见“月出时其色如血”，益发觉得那是刀兵之象。
第二天早起，接到儿子快信，才知道这刀兵之象应在武昌。而且旨意已下，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军赴援。他儿子宝惠正是在荫昌手下当差，少不得随同出征。这一下，武昌事变也就与恽毓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13日，恽毓鼎回到北京，见到即将出征的儿子宝惠，“意气甚壮，心为宽慰”。从宝惠那里他听到更多的武昌消息：汉阳失守，铁厂、枪炮厂都已落入革命党手中。在恽毓鼎看来，最可恨的无疑是湖广总督瑞澂，听说他半个月前就已经将眷属全部送回京师，还运载了多年受贿所得，分明已经打算好了要逃离武昌这个是非之地。八月十三（10月4日）听说有革党起事的消息，立刻把铺盖搬到楚豫号兵轮上，白天在总督署办公，晚上住在兵轮上。10月10日一听到枪炮声，瑞澂立即逃上楚豫号，属员们自然作鸟兽散，让革命党毫不费事就占领了武昌。恽毓鼎恨恨地写道：“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
吴宓10月12日晚上看报才知道武昌事变。前两天他一直在抱怨清华学堂选拔留美学生不公，选择班长舍长不公，管理学生亦不公，这时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了清华园外的中国：“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果于何时灭亡也！吾辈又将如之何而可乎？”
13日，报纸腾传郑州北黄河铁桥已被割断，郑孝胥去火车站，发现车票确实只卖到黄河以北，而且南北通信已断。
14日，北京的大恐慌终于爆发了。政府下令各报，禁止刊载各省乱事，这反而为谣言拓展了无限的空间。远在清华园的吴宓，都能感受到“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谣传长沙、广州、南京均已失陷，四川乱氛愈炽，连江西、安徽也不安靖。清华学堂原拟本月二十五日（8月16日）举行秋季开校仪式，如今学部通知延期，可见情势紧急。
恐慌其实是从官场开始的，官吏们的信息渠道最多，谣言也传得最多。京师的管理者也变得张皇失措，如外城突然勒令所有戏园子停止唱戏，并让巡警在各路口稽查行人，一副革命党已大举入京的征象。大批京官携亲带眷，涌往前门车站，想逃往天津租界，邮传部为防止出事，声称要停开京津火车，这一来恐慌更甚。逃不走的市民，则围堵大清银行与各银号，挤兑现银，银行银号经受不起，只得关门。银行关门，引发恶性循环，所有商铺拒收银行钞票，只收现银。接着便是米价飞涨，恽毓鼎称，每石银要卖十二两（郑孝胥记载是二十元，即十六两）。幸好新政办巡警还算得力，不然庚子年的惨象又将重现北京。
吴宓听人说，这次的银行挤兑风潮是政府诸大老挑起的，总理大臣庆王奕劻率先向大清银行提取金币三十万两，转存入外国银行，大小官员纷纷效尤，才导致没有任何真实威胁的情形下，市面大乱。
郑孝胥身边的同乡好友，如林琴南，也都在忙着送眷属去天津租界避祸，郑孝胥的家眷在湖南，倒省了这份心。15日一早就被盛宣怀叫去，要他拟一个电报给湖北，悬赏十万元，希望能收买已反正的四十一标，并要求保全兵工厂与铁厂。盛宣怀还告诉郑孝胥：不管鄂事如何，这次不会再放你回湖南了。从盛府回来，郑孝胥拟了一个条陈，希望朝廷明发上谕：赦从匪之学生、兵士及许匪首以悔罪自投，俟其抗拒乃击之。权力中枢希望湖北之乱早日平息，不要引致各省的连锁反应。
陆陆续续有人从武汉归来，但传说的消息很不一致。吴宓听到的说法是“革党此次极为文明、极守秩序，商民人等毫未受及扰害”，而恽毓鼎则亲耳听闻，革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并请过江到武昌晤商。只有美国领事因为省城教堂、侨民众多，过江去查看，“匪党排队鼓乐迎入，美领睹死尸遍街巷（皆旗兵之被杀者），怫然曰：‘公辈自命文明，乃残杀无辜若此，岂文明举动乎？’”于是认定革党为“草寇”。恽毓鼎无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说法，自洪杨之变以来，叛乱者每因得不到洋人的支持而失败，清廷当然希望此次亦能如此。加上10月19日，听说清军前队马继增、王占元部在刘家庙击败革党，黎元洪、汤化龙均已遁逃，恽毓鼎不免推测革党“大约溃散在即矣”。
郑孝胥当然不想回湖南，但又牵挂家眷安危。10月19日，清军小胜，20日，郑孝胥便收到内阁交片一件，其文曰“交湖南布政使郑孝胥即请训，迅速回任。钦此。此交，八月二十九日。”公文随便写在一张白竹纸上，相当草率，但这毕竟是公文。郑孝胥不敢不从，当日即往琉璃厂花八钱银子买了一挂朝珠，备请训之用。
10月21日，郑孝胥连续拜访朝中显贵，也许是想就鄂事商讨一二对策，并取得王公大臣们的支持，毕竟他马上就要面对湖北乱党。谁知访盛宣怀，不在，拜谒庆王，称病请回，再去找内阁协理大臣那桐，那桐根本不见。最后终于见到了另一位协理大臣徐世昌，谈了良久。
10月23日，郑孝胥请训，召见。这都是过场，这日见到了庆王，也没什么话，只说自己带病坚持办公，最后去辞别盛宣怀。这位不可一世的重臣也“意绪颇仓皇”，他告诉郑孝胥，长沙消息很不好，连电报局都已被乱党占据。
10月25日下午四点，郑孝胥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晚上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他在旅途上盘算万端，仍然认为中国今日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清廷未到覆灭之时。如今朝廷谕袁世凯总督湖广，“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郑孝胥认为到那一步，获渔人之利者将是日本，但日本国力还不足以吞并中国，则中国必将瓜分豆剖，为列强分据，列强再以华人攻华人，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
念及此，郑孝胥不禁哀叹：“官，吾毒也；不受官，定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他有些后悔接受湖南布政使的任命，弄得现在与所爱者天各一方，音讯断绝，无由拯救。轮船停在烟台，悲痛伤心之下，他笔端变得凄厉：“魄之将狂，魂来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又举远镜，见玉皇顶峰峦千迭，皆积恨耳。”
29日，船抵上海。上海的消息比北京还是灵通得多，郑孝胥这才知道，离京前的22日，湖南已由谘议局宣布独立，他肯定是去不了长沙了。补看这几天的《申报》才知道，他从天津出发的26日，资政院正式弹劾盛宣怀，清廷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想起辞行时盛宫保的神色，郑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吴宓有着另外的担忧。清华园如今每天都有二三十人离校，吴宓寝室六人中已经走了一个，自修室里无人学习功课，都聚成一堆一堆地讨论何时避逃，避往何地。吴宓和他的同学们，最担心的是：（一）北京一乱，必然而盗贼蜂起，土匪到处，清华园孤悬城外，危险程度可以想象；（二）海淀是满旗聚居地，清华园周围住的都是满人，如果全国起了满汉仇杀，他们肯定会对清华学生下手。传说前几日禁卫军中已经有人倡议，要杀尽北京城内外的汉人，从没有辫子的学生下手。这个倡议虽说被带兵官阻止，但随着南方的革命消息不断传来，难保不会变为现实。（三）政府混乱，经费缺乏，就算没有外忧，清华的食物供应也成问题。
针对这些忧患，有人提出，应该由学校管理者主持“公同防御之法”：要求诸生公约不得离校，每人发枪一枝，练习军事，厚储粮米。一旦事变，全校有五百余男学生，抵御土匪绰绰有余。
这个提议颇有群众叫好，但马上有人泄气：管理人肯发枪给学生？做梦吧！而且学生已经逃掉不少了，每天还在往外逃，如何说服他们，及他们的父母？还有，这几天，城内不断派出侦探进校，调查学生里有没有革命的迹象，清华园的校警都是满人，一旦学生人手一枪，难道不会被指为谋逆？
说来说去，只有逃了。家在北京、直隶的同学好办，最惨的是来自湖北、四川的学生，家乡正在扰乱，北京也不太平，简直无处可去。
吴宓的同乡都在商议如何从京师去正定府，再从那儿搭正太铁路往太原，转道回陕。吴宓跟他们不同，他父亲在上海经商，自然是奔赴天津，从天津搭海船去上海为宜，可是这条线路是逃难热线，无数达官贵人官亲吏眷都挤在这条道上，火车挤得不行，船价涨了数倍，哪里去筹措这笔盘川？
吴宓坐困愁城，想起以前读历史与诸小说，“至末世乱离之际，戎马倥偬、颠沛流荡，则谓人之生彼时者，不知其心境如何”？现在虽然尚未身经大乱，但恐慌的滋味已经体验，中国还不知会乱到何时，乱到何种地步，将来自己也会身受其害吧？
【冬寒】
进入十一月后，时势变得日益紧急。朝廷任命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但上海邮来的《民立报》仍在天天报道民军胜利的消息。11月3日，清华有同学接到了城中家里的信，说政府已有逃往关外蒙古库伦一带的打算，且已预备八百部车辆以供运载。
就在这一天，清华学堂向度支部领取当月款项，竟没有领到。
清华园外的铁路，火车隆隆驶过，彻夜不绝。晨光中走过去看，“犹见一长列车满载兵士及炮械等物由北而南，云系他处调来之兵以守卫京师者”。
11月5日，上海失陷的消息传来。这一来，吴宓往上海依附生父的念头似乎也可以断绝了。尤其亲人身居沪上，虽说租界或不致有难，但音信断绝，不免惶急担心。
当晚，清华学堂当局在高等科礼堂召开全校大会。管理员一个不缺，但学生却只剩下可怜的一百一二十人。大会的主旨，便是告知学生：因为同学已多数出校，中国教员也纷纷请假，教课殊难进行，故决定停课一月，到期再议。
功课停止后，“诸生中有愿回家及他往逃避者，即可自由他往”。逃避变成合法，如果不愿或不能离校者，也可留校，饮食如常。诸管理员并美国教员及眷属都不走。范监督并说，其实留校也不见得如何危险，因为：（一）本校巡警原为十八名满人，已经换成二十名汉人，如有必要可以再招；（二）美国公使答应事情紧急之时，由使馆派兵若干保护。
然而人心并不因此而稳，当晚便有学生在食堂召聚商议，希望校方能将手里所有资金分给学生做路费。吴宓听了此议，“大愤而出”。他在日记里质问：像我这样无地可去的，分到手一二十银元，又不能留校，在外流荡，岂不成为饿莩？他认为这些提议的学生自私到了极点。好在这一提议没有后续消息，想来得不到校方支持。
也有传闻说教务长张伯苓出面安慰学生，称如不得已，可以将诸君送到天津南开中学暂居避难。但这也并非确讯。
停课无事，又无心温课，只好踢球，或闲谈。四川同学刘庄说，清华园旁村庄里住着一位汉人老翁，年纪八十开外。数十年来京师种种劫难，无一不与：咸丰英法联军之役；火烧圆明园；庚子事变。老翁说，满人平日不谋生业，一旦有事，则首起为土匪，抢掠人民，比如英法之役，敌军还未来到，满人已经先自大乱，圆明园之毁，是满人挑的头儿，英法联军只是跟着放了把火。
这些闲谈于眼前无补，却似乎能让清华学生理解眼前事乱的起因，生出一些身外的感喟。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位武汉反清小英雄的故事，并慨叹：“坐是则光复大业，其或可期。余等之碌碌无行，有愧此童多也。”
吴宓本来已经决意留校，然而他无法抗拒时势的演变。11月8日，多日的传言被证实：天津已陷。北京陷入了更大的惶惑之中。最糟糕的是，美国公使致函清华的美国教员，称使馆兵力不足以分护清华，于是连美国教员也纷纷外迁。
原认为不可行的建议似乎成了唯一的办法。监督召集诸生，通知暂行解散清华学堂，每人发给旅费二十元。这离吴宓预计到上海的费用（三十元以上）还有缺口，但也没法子了。
七位江浙同学愿意同行，于是匆匆收拾，走向未知。那一夜，也不知几人成眠？
11月9日，这些清华学生5时即起，9点，行李由两辆大车运送往前门车站。大部分人还是乘火车进城。刚才开篇的人生故事就报了暂停，“回顾清华园风物，怆然欲涕，未审他年得一重睹此景否耶”？
打这一天起，三位北京客，在京的，就只剩了恽毓鼎。
前御史、光绪帝的不二忠臣恽毓鼎学士从不相信大清朝会就此完结。他坐在家中，骂降臣，骂亲贵，骂二张（张之洞、张百熙），一面读《唐纪》天宝末年那一册，“觉长安失陷景象如在目前矣”，而这种景象，十一年来已是再次见到。
天宝之乱，有郭子仪、李光弼只手挽回，今世之李郭是谁？恽毓鼎可不相信袁世凯，这家伙虽然出山，却按兵不动，“各省不费一兵一炮，失陷相缮，而朝廷置之不问，求诸中国四千年历史，真绝无仅有者”。
无奈之下，恽毓鼎又起了神课，为大清朝命运占卜。得出的判词是：“手持利剑（专刂）犀儿，迎刃而解差可喜。自郐以下无讥焉，其余不足观也已。”他认为这说明“大河以北犹可保全，其余各省皆无救矣”。
其实这正是恽毓鼎自己的政治观点。几乎每日都是某地失陷或独立的消息传来，再乐观的人也不会相信清廷能够不伤筋动骨就渡过此劫。按照恽毓鼎的想法，清室应当放弃边省，全力经营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新疆这些革命党势力不强的省份，划江而治，虽不易为，却未尝没有万一的转机。
但朝廷的事他一时说不上话。只好照旧大发忧愤之情。11月21日。资政院建议“剪发改历”，摆明是向南方示好，表明改良的决心。恽毓鼎却大不以为然，认为“当此分崩离析之秋，救亡不暇，忽为此大变革，惑民观听，愚氓误以为国家已亡，必生变动，是无故而搅之也”，接着便在日记中大骂“亡国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谘议局。
他又听宫里太监回忆，西太后临终之时，忽然叹了口气：“不该让他们立宪。”过一会儿，又说：“错了！还是不该立宪！”想起来忍不住埋怨摄政王载沣，如果不是他在两宫殁后，大力支持立宪，何至于沦落至斯？
他忆及当年咸丰朝天下糜烂，无省不乱，且洋师进京，但因为人心未失，终能挽回。现时则“无一事非因贿而成，无一官非因贿而进”，报载庆亲王奕劻金银、珠宝、衣饰详单，价值在一亿两白银以上，这已经超过史上最大贪官和珅所积。真是天良丧尽！
满城讹言，风雨欲来，恽毓鼎自己的处境也颇尴尬。26日，他与朋友去春仙戏园看夜戏，不料碰上三百余名禁卫军也来看戏，一拥而入，喧哗骄噪，无人敢管。这些兵士见没有辫子像留学生的人，立即怒目而视，破口大骂。恽毓鼎目睹此状，心情十分矛盾，在日记里一面批评禁卫军“骄纵不守纪律如此”，另一面又恨恨地指责留学生“此次乱事皆成于留学生，背负国家，荼毒生灵，天道犹存，此辈断难幸免”。可是如果真应了流言，北京城里满汉互杀，秀才与兵对战，恽毓鼎又该何去何从呢？
袁世凯入京，恽毓鼎因为自己已经辞官，没有去拜谒。11月30日，袁世凯命长子袁克定来府致意，请恽毓鼎相见，去了，袁世凯阁议未归，没见着。不过，这似乎让恽毓鼎见到了一点儿期望，日记里的称呼也从“袁世凯”改为“袁总理”。
从此恽毓鼎便不日奔走于袁世凯、冯国璋官邸，贡献己见。按照他的意见，对付南方，必须采用强硬手段，不可姑息。12月28日，恽毓鼎赴冯国璋举办的同乡会（他们都是河北人），席间冯国璋询问保卫京师之策，恽毓鼎答以“非镇以兵力不可”、“非解散谘议局，封禁报馆不可”。
有些话在外场不太好说，依恽毓鼎内心的意见，最好能逼朝中诸亲贵毁家纾难，估计可以得银二千万两，以充军饷，然后责成袁世凯主战，诏告天下，召回在上海议和的唐绍仪、杨士琦，斩首于菜市口，“如此而士心不感，乱党不平，吾不信也”。
但时局不会依着这位退职翰林学士的想象发展。他只能愤闷特甚，饮食锐减，看看戏，翻翻史书，再在日记里发发牢骚。他也曾代拟一电，以北京总商会名义，让资政院代发给唐绍仪、伍廷芳“二贼”，声明不承认南北和约，也曾会齐满汉老臣，往内阁面见袁世凯递交陈情书，力陈和议不可行，宜急筹战备。然而前者也没有什么回音，袁总理又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恽毓鼎只能徒唤奈何。
民间传说也很不利于大清，有朋友说京西潭柘寺有棵古樟树，每有新皇帝即位，必定生出一根新枝，而旧枝枯萎，人称帝王树。同治末年，光绪末年，都是旁生小枝，因为光绪与宣统都是自宫外迎立。最近老根旁突然生出一枝新树，与象征宣统的三年新枝全然无干，“闻者骇异”。
也有令人振奋的流言，据说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人心不服，就在南京英国领事馆门外，被其党羽章太炎连开三枪，第三枪打中肋骨。反正的江苏都督程德全被人下毒，口不能言，据说心中极为悔恨，甚至写信给黎元洪，劝他一起归降清廷。
天意虽渺，人心尚存。眼见腊月将至，又是画“九九消寒图”的时候，这图共九字，双钩空心，每字九笔，一日一笔，字写完而寒消。以前大家都是用道光帝所拟的“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今年有了新花样，有人拟了九个字，是“春風柔南京幽革軍俘”（“京”字中间的“口”可写为“日”），忠臣们纷纷效法。
这些还是挡不住局势江河日下。日子艰难地来到辛亥年阴历腊月廿五日，即1912年1月13日，民政部大臣赵秉钧告知恽毓鼎，隆裕太后已下懿旨，宣布辞位。
恽毓鼎那天的日记写得很长。他想起武昌乱起，至今不过一百二十日，好好的一统江山，就此完结，“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也”。而这亡国的根苗，实起于十年前，庚子之后，西太后畏首畏尾，只求己身无事，不做长远打算。到了摄政王手里，继承老醇王的习性，重满轻汉，排斥汉人。而这一帮满洲亲贵，哪个是能办事的？即使没有革命军，也就长久不了啦。“呜呼！二百余年培之而不足，三年余覆之而有余”，恽毓鼎立誓“嗣此不复论朝局矣”。
然而心中其实念念。腊月廿八祭灶，又是大雪飘飞，地上积了四五分厚。给友人写了一副对联，不管退位诏书已下，特意还是署着宣统年号。翻看古书，偏偏又是太康失国，为后羿所灭，后来少康借遗臣之力复国的那一段。
辛亥年就这样过去了。国家不幸，家宅倒还有喜事。次儿媳难产，只好请了妇婴医院美国女医生来接生，用机器把婴儿取出来，是个男孩，取名清宝。降生之时，正好是壬子年正月初一子时，为了他，还误了一会儿祭祖的时辰。
让子弹飞
【入会】
辛亥年三月初二，也就是1911年3月31日，武昌黄土坡二十号，新开了一家酒馆，叫“同兴”。
开张那天，十分热闹。这里靠着湖北新军的营房，主顾大半是穿着洋军服的新军弟兄。店主姓邓，听说半月前刚从扬州回武昌。
这家酒馆卖的酒菜，也不十分出色，但来往的人很多。酒馆开了三四个月，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如果你留心观察，会发现他们互相行的礼有些古怪——普通人总是互相拱手，旗人见面是半跪请安。许多来酒馆的人，见面总是互相一鞠躬，接着右手握拳，左手抚胸，接着整一整领扣（因为都是士兵的缘故），再对答几句，何处来，何处去，于是亲热地坐一道喝酒，或由跑堂的让进里屋雅间去。
这一定是个什么帮会的联络点。
如果你本身就是新军的弟兄，早早晚晚，就会有同乡或同袍，借着操间休息或点烟的机缘，凑到你跟前问：要不要加入共进会？
共进会？只听说过有天地会哥老会。
于是问的人神神秘秘地，悄悄塞给你一张印得很粗劣的纸。“值岗时，背着人看。”又补一句：“我的身家性命在你手上。”
就有些明白了。深夜避开人，凑着光仔细看那张纸：
〖共字就是共同，就会内而言，人人都要同心合力，共做事业，就会外而言，凡属相同团体，都要联合起来；进就是长进，长进我们的智识，长进我们的身子。明朝末年，满人乘虚侵入，做了中国皇帝，杀不完的汉族作了他的奴隶……〗
底下讲了许多抗满兴汉的历史，末了道：
〖如今朝政紊乱，奉承洋人，经常割地赔款，老百姓跟洋人闹起事来，不但不给百姓讲一句公道话，倒替洋人杀老百姓出气。满人只顾请洋人保他做皇帝，不管汉人的死活。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他拿去送给洋人也好留条生路。所以我们革命，一来要替祖宗报仇，二来要早点准备，把全国的会党合起来，不分门别户，取这共进二字，就是要拼死力，有进无退。
我们革命切记不可打教堂，杀外国人，免得惹起洋人干涉。〗
这宣言写得很清楚，其实你之前已经在某处所在见过他们的宣传标语，如“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这本是太平天国的讨满檄文，今时今日读来，别是一番感受。
还有一些小册子，《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什么的。还有重印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
湖北新军跟以前的绿营差别极大。光绪三十年（1904）朝廷废科举之后，底层的读书人，从童生到秀才，甚至部分举人都没了出路。有钱的，出洋留学，当“洋进士”，或到上海进洋学堂，留在省城读书的也有，可是穷文富武，家境贫寒举家食粥的亦自不少，但是科举一停，不单无法再应考上进，连担任馆塾师的资格都没有了。实在体弱的、家累重的，只得入了不要钱的师范学校，学些声光化电的粗浅知识，冀望毕业后到新式小学堂混口饭吃。
许多有些膂力，又抛得下家口的读书人，便应招入了新军。单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湖北黄陂招兵，九十六人入伍，倒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各标各营，大抵如是。这些饱读诗书的人投到军前，倒也不全为了养家糊口，总想做出一番事业。
自宋以来，朝廷一直重文轻武，文人统军屡见不鲜，行伍出身而登高位的屈指可数，故民间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谚，意谓一入军旅，便无出头之日。但是道咸以来，国家孱弱，民生凋零，富国强兵成了人人心头的好梦，投笔从戎便不再是丢脸羞家的勾当。那位炙手可热的梁任公不是有诗吗：“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他赞的是陆放翁，激励的却是当今无数热血男儿的心胸。
还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在两湖组织自立军“勤王”失败。吴禄贞等人痛定思痛，派遣自立军的剩余人员投入湖北新军，伺机而动。据说，湖广总督张之洞生前已经觉得新军不稳，多次调动镇、标、营头目，尽可能在关键位置派旗人担当。不过，新军弟兄的心思，多半还是活动的。
这些事你心里都很清楚，所以拿到共进会的传单，也没有太吃惊，只是想了几夜。你当然知道一旦入会，那就是谋逆的大罪，居“十恶不赦”之首。只是，国事蜩螗如此，哪个中国人愿意总这么不死不活地耗下去？
至于传单的末句“切记不可打教堂，杀外国人，免得惹起洋人干涉”，也容易理解，武汉是九口通商之所，洋人众多，如果针对清廷起事，自然希望他们的炮舰水兵不要插手，事情就容易得多。庚子年义和团的教训，还领受得不够么？至今大清的税银还一年多似一年地充着赔款，流向遥远的外洋，把人家养得更肥。
奶奶的！这样的朝廷，干罢！
下定了决心，自然就有人接引，果然联络点便是黄土坡的同兴酒楼。跑堂的把接引人与你让进里屋，穿过厨房，到了后院槐树下坐定。有人送上一份“愿书”。
那是印刷好的格式，留着空白的名姓待填：
〖中华民国湖北省□□府□□县□□□，今蒙□□□介绍，得悉军政府以驱逐满虏，恢复汉族，建立民国，平均人权为目的，愿入鄂部总会效力，听从派遣。（原文此处为“□”，下同）所有一切规则，永远遵守，不敢违背。倘有违犯，听众罚办。谨祈本会参谋长宋教仁保送，本会总理长刘公承认，本部特别员谭人凤申报，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注册。介绍人□□□，入会人□□□。通信处由□□□转。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月□日具。〗
刘公你是听说过的，是本城有名的士绅。其余的人名便很陌生。不过看上去，是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介绍人还神秘地告诉你，“孙中山”便是朝廷日日叫喊捕拿的“孙汶”，至于汉人不再用满洲人纪年，自是应份，所谓“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则是由会中一位大学问家，章炳麟先生推算出来的。
填了“愿书”，捺下手印，你就成了一名共进会员，介绍人再给你讲解仪规，分什么山、水、堂，香，山名中华山，水名兴汉水，堂名光复堂，香名报国香，与一般的会党也差不多，又有几首诗句，是出外闯山堂拜码头用的，口讲心诵，慢慢熟习不迟。
倒是平日礼仪要赶紧记熟，不然闯到聚会场所，却不谙礼仪，容易被人误会成暗探，轻则皮肉吃苦，重则性命不保。
这些礼仪你都见过，如右手握拳，意谓“紧守秘密”，左手抚胸，意谓“抱定宗旨”，整理领扣，意谓“恢复中华”。而且每日口令变化不定，如有需要参加会议，自然有人通知。
然后他们告诉你，共进会在新军实行“抬营主义”，意即一排一排、一营一营地发展新军弟兄。那么，我们总共有多少会中弟兄？你问。
武汉三镇，一万五千余新军中，总有两千多人像你一般填了“愿书”，还有四千多人，同情革命，答应帮忙。
你吓了一跳。那，在我们第八镇工程营中，又有多少人？
六百多，快七百。就数你们营里弟兄多。
乖乖！你吐了吐舌头。那，什么时候举事？
快了！说话的人望望外面的天色，七月末八月头的武昌，还是热得让人泼烦。蝉声吱吱地叫，听着比盛夏时急促，仿佛知道余日无多。
弟兄们都在等上头的布置，一旦时机成熟，就干他娘的！
【失事】
门吱呀一声响，刘同进来了。
没什么人支应他。大家管自做自己的事。孙武临窗而坐，把几日后要用的炸药放在脸盆里检验成分。丁立中、李作栋在屋子中间的小圆桌上给钞票加盖印章，起事后，可以散发给市民，建立革命军的信用；王伯雨在一旁整理文件，他还开了句玩笑“这些将来都是革命文献哩”。
邓玉麟出去购表未回。起事在即，时间统一是很重要的。
宝善里这儿，刘同是常来常往的。大家并不讨厌他，但也没什么好欢迎的。因为他做不了什么大事。打个杂，跑个腿什么的，又不太好支使他。因为他是刘公的弟弟。
革命党人的经费一向紧张。从前文学社成员多是士兵，于是收“月捐”，每月征收会员的饷银的十分之一。共进会因为各种行业都有，不便征收月捐，只能靠会员自愿捐输，没有什么固定经费。
1911年初，谭人凤奉黄兴命来湖北视察，曾交给共进会一千大洋。但还不上三四个月，这笔钱就花尽了。眼见十月的起事日期愈迫愈近，经费问题就变得更尖锐起来。
会中主事者只好各寻各路，有人将家中田地卖掉，以充会费，有人去劝说过路行商，将所带货物捐献入会。总之五花八门，法宝出尽。焦达峰听居正谈到他家乡广济县达城庙有一尊“金菩萨”，便约了几个人去盗佛。在六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六个革命党人潜入庙里，取走了金佛。
可惜，路上遇见了州里的捕快，怕事情败露，只好将金佛扔进水田里。也不知便宜了哪个农人。
众人正叹惋之间，湖南同志邹永成来武汉，他一听说此事，立即献计，说他姑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家里很多金银首饰，何妨想法取来充革命经费。众人初时担心影响他们姑侄关系，但邹永成自己拍了胸膛，又想不妨革命成功后补报，便都允了。
计策是找个人配制迷药，这事交给了第三十一标军医江芷兰。邹永成自己去买了瓶好酒，带着药酒去找姑母辞行。当日，孙武、邓玉麟守在邹永成姑母家外，只等里面叫声“倒也倒也”，便冲进去搜取革命经费。
哪知一顿饭由午时吃到未时，仍听到里面笑语喧哗，还有人叫“添酒，再炒个鸡蛋”。好不容易等到邹永成红头涨脸地出来，只管摆手，说“药不灵，碍事”。三人一同走回宝善里，路上大骂江芷兰医术太差，连副迷药都配不好。
邹永成后来又生一计，将姑母幼子骗到汉口，再留信冒充匪人，勒索财物。这次终于到手了八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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