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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亮的十米 作者：田亮
福兮祸兮
爸妈常说我是家里的福星！因为自我诞生后，困扰姐姐多年的顽症，终于好了。爸爸被称为“田满意：。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７日，在重庆市南岸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诞生了。
我的父亲田期福是从部队转业到南岸区马铁厂当了一名司机。因为职业的关系，他总是
习惯了在长途旅行中对着机器喃喃自语，但在家里，他总是沉默寡言。这种性格，在２０００年调到《当代党员》杂志社后，依旧没有明显改变。母亲林昌珍以前在重庆市劳保厂车工，由于工作特别积极，一天能完成一天半的任务，总是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在厂里的大广播里受到表扬。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她调到了收发室收货（清点），又到了凤凰服装商场当营业员。母亲很好强，当年做车工的时候长期用“火眼金精”来检验货物标准，加上回家后舍不得用煤油灯，总是借着月光看书，落下了高达２０００多度的近视：她看书，几乎是吃书。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２日，我的姐姐田林降生了。从这个小生命降临的第一天起，父母就下了决心：只要这一个孩子，努力将她拉扯成人。父母作出如此决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家庭并不宽裕，多一张嘴就多一分负担，而对孩子的未来投资，是需要本钱的。
也正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老话，姐姐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先是头疼脑热，扁桃体炎，气管炎引起的发烧、后来发展到肺炎，基本上每次都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每次都把大人折腾得心惊胆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四年。为了这个小生命，父母三天两头跑到重庆儿科医院看病，折腾得精疲力尽，一星期检查一次，一个月住院一次。从民间偏方到知名中医，可惜总是效果甚微。两人泄气了。
有人就劝他们，还是多要一个孩子好。
“老田，咱们再要一个小孩吧。这样，林林也不至于太孤单！”当时才２９岁的母亲几乎是哽咽着说这话的。坚韧而好强的她，这些年一直盼望着工作和子女能够出人头地，但由于姐姐，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那就再要一个吧！”爸爸想了半天，终于开口，“这样，孩子也不至于太孤单！”
实际上，让他们如此难以下定决心。主要是当时正值１９７８年，计划生育刚刚被定为国策没多久。提倡“晚稀少”。独生子女可以得到一个月５块钱的补贴。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八块，全年的独生子女补贴足够他俩的半年工资了。如果在这个关头上非要生出第二个小孩，无疑是往枪口上撞，领导可能会因此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而普通工人将失去晋级、涨工资的良机。
果然，因为生我，母亲想当小组长的愿望泡汤，因为生第二胎厂里给了指标，但不给产假，休息了些天等于是旷工，没能挣到规定的工分，她特别委屈：没赶上涨工资，少加一级工资，再加上两个月的产假算旷工，６００工分。当时一级工资是５块，一年损失６０块，再加上独生子女的津贴６０元。对于我们这个四口之家、居住面积不到１２平米的窘迫家庭而言，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损失。
不过，我也有骄傲的理由，被众人看成是一个奇迹：自从母亲怀孕以来，我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闹腾，而是很老实，没有让妈妈难受。她唯一的反应就想吃东西，可是家里太穷了，吃不到肉，就买许多便宜的烂苹果。而且自从有了我，姐姐的病就少了，而当我呱呱坠地后，姐姐就再也没有病过。现在想来，也许，冥冥之中，有一只命运之手，在牵引着我们姐弟。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在厂里被尊称为“田满意”，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当然满意了。
“巴依老爷”(1)
－－存钱、集邮、看电子游戏
在经济拮据的年代，一个贫寒子弟如果想拥有自己的爱好，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总是想让自己与只知道玩泥巴、沙坑的伙伴们，有些不一样。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由于打小就对家庭的境遇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使得我对节约有了比
较特殊的情感。
上幼儿园及学前班时，学校都会发作业本。我会将压岁钱，及从牙缝里省下的零花钱，夹在作业本里，既存了钱，还可以当书签用。集到一定程度，我会让妈妈将其换成新的，比如十块钱的大团结。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存钱罐。小时候，由于没钱买玩具，妈妈给买的存钱罐就是我心爱的宝贝了，每年她都会买一个存钱罐送给我，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我代表陕西队在北京四块玉代训期间。
记得第一次拥有存钱罐后，我游说家人：“爸妈，您们往里面丢个硬币试试，看到底是什么声音！”知子莫若母，妈妈一眼便戳穿了我的鬼把戏：“扔进去，你就不会给我们了。”我嘴硬地解释：“我又不乱花，只不过在帮你们收集零钱嘛。”这倒是实话，我从来不乱花钱，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后来在北京代训的时候，妈妈还给我买了一个特高级的电子存钱罐。这个小东西在宿舍里大受欢迎：只要投一个硬币进去，背景马上会出现一个大红心，随后还有两个亲嘴的小人，连续亲三次。我对围观的小伙伴说：“你们投吧，可以看亲嘴呢！”小伙伴们都挺聪明，看够了热闹之后便一撇嘴：“我们才不要看呢。”随后各自散去。
看来，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我只得把存钱罐里的硬币都倒出来，一个个地再向罐里投。好景不长，那些漂亮的图案不出现了，小人也不动了，因为电池耗光了。从节俭的角度，我认定这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因为我还得为它买电池，这无疑又得让我另外投资。
我曾向家里保证说，绝对不会乱花存钱罐里的钱。我做到了！尽管经常手头“吃紧”，但我从来舍不得花里面的钱，哪怕是一分钱。就那么一分、两分、五分，一点点地存着。每次买东西找钱，我都希望别人能给我硬币；而哪个小朋友要是有硬币，我都会想方设法地拿纸币和他们兑换。过年时，我缠着妈妈把给我的压岁钱也换成硬币。
离开家住宿舍之后，我早上通常比队友们醒得早，于是我就呆在上床、趁他们酣睡的时候，把存钱罐里的钱全部倒出，按各种方式分类，例如面值、发行年限、新旧版本等，一遍又一遍地数。
可是奇怪，每次我数出来的钱数都不一样。
但是当硬币“哗”的倒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音乐！觉得自己特别富有！有点像动画片《阿凡提》里面，总爱在家偷着数金子的守财奴巴依老爷吧？！
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当年队友们从来都没发觉，那个一清早就在上床铺数钱的田亮。你能想到吗？在艰苦而单调的训练之余，数硬币曾经是我仅有的一点生活乐趣。
喜欢集邮纯属偶然。小时候，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对我的影响最大，而她的爱好、行为方式以及审美标准，都直接左右着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姐姐成了集邮发烧友。每天放学后，她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摆弄自己的邮票集，向我炫耀这些邮票的来历，及其背后蕴藏的典故。
在我心目中，第一次有了邮票这个概念。我羡慕得不得了，于是下定决心：我也要集邮。
然而，我遇到的第一阻力就是钱。当时为一日三餐操劳的父母，是断然不会容忍家里两个孩子都有如此“劳民伤财”的爱好。于是，我一次次缠着妈妈要钱，经不住软磨硬泡，妈妈想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集邮可以，但必须用自己的钱买。那时候，他们每周给我一块钱的零用钱，而我其他的收入全靠过年时大人给的压岁钱，平时根本舍不得花。妈妈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我渐渐转移爱好。
不过，她低估了我的意志力和理财能力。当时，离我们学校两三分钟的地方就有一个集邮市场。一有空闲，我就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比较，然后通过挑选邮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财观念：第一，我会很谨慎地把每个礼拜的这一块零用钱用在“刀刃”上；第二，我会仔细推敲如何支配这一块钱、怎样买到漂亮、便宜而且数量多的邮票。
我一般会买一套四五张的套票，或者一套两张的，有些邮票很贵，我顶多买一张。那时
十二生肖中的猴票（1980年）比较贵，根本买不起，那我就买当年８分钱票面价值的鸡票（１９８１年）。等有钱后，再买狗、猪之类不太贵的邮票。从那会儿起我就养成了追求完美的个性，我向往的东西，一定要买下来，如果钱暂时不够，就先攒钱，等够了之后再买回来。
当然，我买回去的邮票，基本不会出现在姐姐邮册中的范围。因为那时候我岁数小，不知道互相交换邮票的说法。为了妥善保存这些“宝贝”，我会满大街捡烟盒，小心翼翼地剥下塑料皮，用来包邮票，起到保鲜膜的作用。一个烟盒的塑料皮顶多包两张邮票。后来，我慢慢有了自己的集邮册，一本装满了，再装第二册。谁知等我迷上了集邮这个爱好时，姐姐又玩起了别的花样。
我坚持不懈的爱好感动了爸爸。他后来调工作，到《当代党员》杂志社，还加入了集邮爱好者协会，目的就是帮我收集邮票。可惜进入国家队以后，我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集邮了。
但我永远会记得自己的集邮岁月。它给我的乐趣，并不是最后的结果－－集邮册，而是专注积累研究、反复比较这个过程。
我还是电子游戏机的忠实追随者，当然不是亲自参与，而是旁观。原因是－－没钱。
无论是当时新出的《雷龙》加油飞机游戏，还是后来流行的《任天堂》、《三国》游戏，我对里面的程序步骤都烂熟于胸。比如最先出的《雷龙》，哪里会有流弹、炸弹、哪里该加油等等我知道得门儿清。
那时候从学校到我家，中间有一个大的批发市场，那里的游戏厅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我。每次到了游戏厅之后，由于没钱，加上性格内向有些“认生”，我只能静静地在一边等着、看着。在没有人的时候，我会执着地等待下一个参与者的到来。
经常看到某些人因为水平不高，投进硬币后立码就GAME OVER了，我的心里就非常着急，但又不爱说话、不想乱支招。那时候，总希望能有一个高手出现，这样我就可以在别人的游戏中找到胜利的喜悦和满足。
别看我不亲自上阵，但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全心投入，哪怕是旁观游戏。小学一年级那会儿，每天早晨，我都是早早起来，给家人买了面条、匆匆吃过早饭后，就撒腿就往外跑，每天放学后，我也会飞快地跑。目标只有一个：看游戏。
跑得飞快是因为要赶时间！我必须在上学和放学回家之前，争取到尽量多的时间，看别人玩游戏。没想到，我的跑步功夫后来在国家队无人能敌。
现在看来，我小时候的三个爱好：存钱、集邮、看别人玩游戏，基本上都与节俭有关。虽然我现在不再为了买邮票或发愁，但我现在依然会认真计划着每一分钱，哪个该花，哪个不该花。很多人都在笑话我当年是个守财奴，“小葛朗台”。他们没有经历过贫困生活的磨难，不知道一分钱对我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这些爱好里，寄托着我的生活理想。他们不会知道，在那些重复而单一的游戏背后，对我意味着什么。
神奇一跳
没想到，我的跳水生涯竟然从小学一年级时的开始。
1986年９月，我成了新华路小学一年级的一名学生。我的学前班是在周容路小学完成的，爸爸妈妈也特别希望我能在那个学校就读，因为那是名校，而且离家近。但由于我的户口所在地是新华路，而以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没有选择学校的能力。
新华路小学离我们家，大概有20分钟的路程。
对于自己有限的（六个月）小学时光，我的记忆总是支离破碎。（在四川队集训的时候，我还在四川省游泳馆旁边的成都市金陵路小学上过一段时间的课。我当时属于插班生，上的是三年级。但一年后，随着我被打回重庆，那段美好的日子也很快过去。）
很多运动员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会对基础性很强的数学头疼，不过我却恰恰相反，每次我的数学都是班上第一名。现在想来，我数学成绩好，可能是从小“节俭成性”的缘故。从玩游戏时的火柴棍、存零钱到购买邮票的各种计算方法，众多实用性强的动手能力教育，给了我提高数学成绩的广阔空间。当然，与当时那些成绩拔尖的孩子相比，我的学习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另外，由于我性格内向，我在学校始终是不被人重视的“丑小鸭”，直到那次学校挑人。
在开学两个月后，重庆市青少年第一业余体校跳水队教练徐贵禄来校挑苗子。当时我们刚上完第一节音乐课，老师刚教了简单的五线谱，还有《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歌。我还沉浸在歌曲的美妙旋律中时，班主任走上讲台：“同学们，一会儿去操场集合，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呼啦，大家都像沙丁鱼似地冲向操场，发现一年级其他班的同学都在。当时一年级有三个班，我们是二班，一个班大概有４０多人。“玩什么游戏需要这么多人啊！”我心里嘀咕。
轮到我们班了，一个很精干的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班主任介绍说他就是徐教练。徐教练有着体育人特有的爽快：“同学们，今天给大家测一下立定跳远。”随后，他在水泥地上划出两根线，距离是１米６０。
徐教练随后让队员排队一个个地跳，很显然，没有一个人越过那条线。
轮到我了，猛一发力，在落地时小伙伴中出现了骚动，我超过了那条线！吃惊的徐教练随后让我再跳三次，次次过线。其实，跳远对我来说，只是小CASE。重庆多山，和大人出去时，我从来不喜欢走直路，而是选择斜坡蹦来蹦去。在院里和伙伴们比赛跳远，我也总是比他们远很多。
三个班同学都跳完了，最后被徐教练留下的，只有我一个。
徐教练随后把我叫到班主任办公室。当时在调皮的小孩眼里，办公室就是“鬼门关”。胆战心惊地来到办公室，徐教练命令我站在桌子上面，把鞋和外衣脱了。当时是１１月，天气有些冷了，但我不敢违背教练的话，脱得只剩下小背心。徐教练拿了根“绳子”在胳臂、腿和臀部比划了半天。随后，他对班主任说，“这个孩子，手臂较长，肩关节灵活，协调性和弹跳力好，我们收了！”
随后，徐教练写了张纸条，是在学校传真复印纸上写的，有很重的油墨的味道。老师叮嘱我说：“把这个条带回去给你家长，别千万别丢了啊。”
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另眼看待，因此，这个纸条在我心目中，就像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那么神圣。不过，那天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有怎样的改变，我依旧在放学路上后看了半天电子游戏，然后飞奔回家。到了家里，我眉飞色舞地向父母描述白天的每个细节，最后告诉他们，全年级，“只有我一个被选中了。”
不过，他们看了纸条之后，却给我泼冷水：“去体校训练？！我们上班这么忙这么累，哪有时间送你去？别给我们找事了。”
我抢着回答：“不要你们送，我自己去。老师说，机会难得，我一定要去试试。”
爱哭的少年(1)
我的小时候就喜欢哭，主要是受不得委屈，接受训练之后我变得更爱哭了－－距离目标总是遥遥无期。可每次擦干眼泪后，我都会坚持练下去。
在当时那种特定环境下，我并未意识到那张薄薄的纸片对我意味着什么。在“纸条”后的第二天，我依然继续着正常的轨迹，看游戏、上学、放学后回家吃饭。只不过饭后，妈妈领着我去重庆业余体校报到。从家里出发走10-15分钟就可以到车站，然后坐电车到两路口终
点站下，那里离大田湾体育场不远。
我紧抓住妈妈的手，向未知的世界行进。未来会怎么样，我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要找跳水队？我是体操队的，我带你去！”一进体校大门，一个穿格子裙、扎辫子的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显然，她很热情，对于像无头苍蝇四处乱撞的我们来说，她的出现不亚于“及时雨”。
交谈后得知，由于跳水班和体操班比邻而居，恰好，那几天跳水队开始招生，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跳水队的学生。看着我由家长领着，拿着纸条东张西望，就知道是跳水班新生。她本来是训练中途去厕所的，正好把我们领到了准确地点。
一个偶然，她竟成了我跳水事业上的“引路人”。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位热心肠的姑娘叫什么？要是没有你，我们母子真不知道要在那迷宫似的体校里徘徊多久。
不管怎样，1986年，也就是我7岁那年，成为徐贵禄教练麾下的一名弟子，开始了每周三次的业余跳水训练。
爸爸妈妈对我从事跳水事业是有条件的。他们说，要跳可以，但必须跳水先试几个月，而且一定要保证学习。如果不行，还可以做普通学生。
开始阶段总是很苦。每天放学后，大约四点左右，我一个人直奔重庆体校（在带我去业余体校几天后，妈妈就让我自己独自乘车去训练），训练的时间往往是一两个小时。每天晚上回家时已是八九点，而我还没有吃晚饭！等我完成作业、爬上床时通常是晚上11点，周围大半邻居家的灯火都已经熄灭。
由于中晚餐间隔时间过长，加上中间有剧烈运动和长途奔波，每次我回家的时候，都会饿得两眼冒金星。挨饿的滋味可不好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练就出了“橡皮胃”，一顿中饭，恨不能往肚子里塞上半斤。晚饭再猛补。
不过，通过几个月在小学和体校之间的奔波，我发现自己迷上了这项运动，或者是这种生活，而爸妈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让我继续边学习、边去体校训练。这意味着：我十八年的漫长跳水生涯从那个时刻开始拉开了序幕。尽管在当时，我根本就没沾过水，更别提去感受从空中跳入水中的滋味了。
由于当时重庆市没有一个室内游泳馆，只有一个露天游泳池和一个水泥跳台。我们重庆体校跳水“黄埔一期”学员共十来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竟不知道游泳为何物，更不知道跳水的滋味。刚开始时，我们只是在陆地上做一些简单的压关节等陆上动作。
1987年3、4月份，老天保佑，鱼儿终于遇到水了——我们全队被拉到重庆市著名的南温泉，封闭训练一星期，学习游泳。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家。但有了前几次的经验，在度过了短暂的不适应后，我很快就适应了和小伙伴们一起生活，也学会了游泳。那时，班上一个队员，比我小一岁，是我们这群旱鸭子中唯一会游泳的人，我特别羡慕他。后来才知道，他父亲是就是体校的游泳教练。
那年夏天，我们终于可以跳水了，地点在重庆市第三钢铁厂。这是全市唯一拥有跳台的跳水池，三钢也成为所有重庆跳水孩子心中的圣地。
三钢离家不算远，坐5路电车，过一个大桥，就到了。而5路车的始发站就在我家不远。
不过，真正训练起来，绝对不像我们在陆上训练那么简单。可以说，我们开始领略到了训练的艰苦。首先是变幻无常的天气。三钢泳池是露天的，水温随天气变化，冷的时候浑身鸡皮疙瘩，热的时候上岸连站在地上都要跳起来。
乡愁，乡愁！
看着妈妈为我留下的食品，就像是看到了遗物一样，我哭得更伤心了。从送走妈妈的那一刻起，我发现，我的童年结束了……
１９８７年底至１９８９年夏天，四川省队教练邓平来重庆选苗子，我幸运地成为省队集训的一员。
当年走西口的汉子，在离开故乡后感受到了人生的苦辣酸甜，而我，则在日出乡关后，遭受到了跳水生涯的第一次打击。
最先深切感受到的，是乡愁。思乡是一种病，“病”得最深的台湾文学家余光中，将所有的思乡情绪都寄托在一方小小的邮票之间。我没有那么强的领悟力与控制力，在成都这个陌生的都市面前，我险些迷失了自己。
儿行千里母担忧。离开重庆前，妈妈一遍一遍地为我收拾东西，“亮亮，妈这次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因为妈妈还要工作。一个星期后，妈妈会来看你。答应妈妈，要做一个坚强的男子汉！”妈妈摸着我的头，心事重重地说。少不经事的我，是无法领会到这种情绪的，“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离开家。您记得早点来看我就成了！”
于是，我一个人，一只旧木箱，几件简单的衣服，就这样踏上了只身闯荡天涯的道路。
坐了１２个小时的火车，我来到了四川省跳水队，先到一个叫杜辉英的教练那里报到，领了一个碗和盘子，我去了宿舍。
我过上了集体生活。感觉自己进入到了全新的世界，周围的每张面孔都是陌生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不是一个长袖善舞的舞者，因此，我将自己早早地投入到黑暗中。
离家的日子，好难熬啊！我离家的那天是礼拜天，但仅仅过了三天，我就感觉到自己难受极了。做什么事情都没精打采的，甚至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我心里发狂，险些有些忍不住，叫嚷出来。我知道，自己是想妈妈，想家了。
但在那种环境下，这种情绪不能轻易表达出来，同龄人肯定会冷落甚至耻笑我。说你这孩子真没出息，才离开家就受不了。我不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无法容忍小伙伴们的轻视。
勉强支撑到第4天，礼拜四。白天在省队旁边的小学上课，下午训练，晚饭后，大家在宿舍里写作业，写着写着，我哭了。小伙伴们都很奇怪，没人欺负你啊。我好面子，只好抽噎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难受，一会就好了。”
这个理由显得过于苍白无力。于是，室友们开始列举种种理由，但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但他们越是热情想帮我解决问题，我就越难过。
这时，一个小孩用尖尖的声音喊道：“他想妈妈了！”话音未落，我几天以来积攒起来的情绪，立刻土崩瓦解。我再也忍受不住，冲出门去，哭了个天昏地暗。
这是我记忆里哭得最伤心的一次。我也不明白，自己以前也离开过家，何以这一次哭得如此肝肠寸断？
这一个周日，妈妈如约而来，终于被我盼来了。看着我憔悴的面容、焦虑的眼神、还有床上堆积如山的脏衣服，妈妈明白了。她心里一酸，将头扭到一边。
那一次，妈妈破天荒地多待了几天，陪着我，还带我到商场去买好吃的食品。临行前，她帮我洗了一上午的衣服。在火车站，她对我说，“儿子，别怪妈妈狠心，你已经长大了。既然你这么喜欢跳水，就必须自己经历风雨！”
我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回到宿舍，看着妈妈为我留下的食品，就像是看到了遗物一样，我哭得更伤心了。
我无法想像，没有妈妈的日子，今后怎么过？自己不会任何跳水动作，在强手如林的四川队怎么立足？我又该怎样面对各种人情世故。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次次离开重庆、离开陕西、出国比赛。但就是再忙，我也会往家里挂个电话，道一声平安。那份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故土之情，成了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也就是从送走妈妈的那一刻起，我发现，我的童年结束了！
兵败漳州
我像点球一样被踢回了重庆业余体校，回到了起点。
在省队试训了半年，我没能留下，又回到了重庆体校。但面对体校队友们，总是神吹自己在省队的经历，摆出一副见过大世面的神态。
1988年下半年，我参加了“幼芽杯”全国跳水锦标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地
点在福建漳州。
漳州和郴州是中国女排的集训基地，也是中国女排的福地。２０年前，中国女排从这里走向世界，奠定了“五连冠”的伟业。２０年后，一位操浓厚闽南口音的福建汉子陈忠和，带领困境中的中国女排再次实现了“两连冠”。不过，这两个福地却与我无缘。尴尬与失败，才是我对这个地方最深刻的记忆。
１９８８年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省比赛。从四川路过湖南郴州市，第二天转车去福建，我们必须在郴州待一个晚上。
当时，教练只订了两个房间，而我们有５名男队员，３名女队员。每个房间只有四张床，结果我被不幸地分到了女孩房间去，而且是教练指定的。
和女孩子住一屋？这多难为情啊，队员们该会取笑我了，但教练的安排就是命令。于是，我像犯人似的，低着头、踮着脚轻轻进了女队员房间。还好，天气很热，大家都用蚊帐，谁也看不见谁；而且教练规定，队员睡觉时一律不许关门，他会随时检查。我一钻进蚊帐里，就一动不动地躺下，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但很快就睡着了。
就这样，我在女生寝室里挨了一夜。很庆幸，结果没有人发现我，事后也没人笑话我。
到了漳州后，我把这个福地好好地游览了一圈，可惜没为自己带来好运。
“幼芽杯”不允许专业队员参加，在省队集训的我，虽然摸到了专业队的门槛但还是业余选手。因此，被列为夺标热门人选。而且，与众多业余体校的孩子相比，我确实有太多值得骄傲的理由：我能跳１０米台的１０３动作，这个动作到现在还是奥运会规定动作，他们则只会跳５米台，只会简单的入水。
但到了正式比赛中，我才发现自己的那点儿功底是多么微不足道。身体完全不受大脑控制指挥，动作完全变形走样，而且我关心的不是比赛胜负，而是在练习时不能让别人插我的队！
结果，跳板比赛，我第三轮便被淘汰下来。而跳台比赛（当时只跳５米台），我排在前８名之外，可是我在重庆体校的队友竟然跳了个第６。重庆队的教练冲到我面前大吼：“哼！你还在省队练过呢，什么臭水平啊，吹的吧！”
这句话，让我难过了半天。
更郁闷的是，由于省队本次只考虑比赛前８名的选手，我就这样再次与省队擦肩而过。
应该说，这场比赛也差点葬送了我的跳水生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正值四川跳水最强盛的时候。“跳水皇后”高敏一辈的四川健儿在国际上争金夺银，其后备力量也人才济济。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没有太多优势的我，在跳水事业上亮起了红灯。
在业余组阶段，跳水比赛特别强调选手的基本功，动作虽然简单，但要体现出动作的美感和规范。我的特点是翻腾有力，水花效果好，但动作漂亮不是我的特长。这就注定了，我不会得高分，不会在业余比赛中脱颖而出，不符合“有发展前途”之类的评价，省队的大门不会为我开启。
１９８９年，我像点球一样被踢回了重庆业余体校，回到了起点。
漳州，今夜请将我遗忘。
我伤感地对这个城市说拜拜，在夜色中潜回重庆，回到我的家。
在白眼的注视下(1)
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板台，再一个个纵身跃下……在与国家队同时训练而受到来的白眼，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无地自容。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在家结束了一个月的假期之后，我们再次开始了训练，不过这次，训练地点改在了北京。这也是短时间内，我们换的第三个训练场地。
火车将我们甩到北京站，然后的士又将我们拉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如今的体育总局附近一个破旧的地方，昏黄的灯光下印着四个大字－－惠龙旅馆。
这是我们抵达北京后的第一个驿站。除了能记起早饭油饼的味道还不错外，这个又贵又吃不饱饭的地方，实在没能给我留下任何印象。
不久，我们搬到了北京队四块玉训练基地的平房里。别看附近胡同深深，但却是人才辈出，聂卫平的围棋道场就驻扎在这里。陕西队在这里租了三间房，张练夫妇一间，４名男队员一间，３名女队员一间。
四块玉，成了我们“张家军”的根据地，而张练夫妇，也是“革命工作一肩挑”，身兼教练、厨师、保姆等多项职务。
最先需要解决的是交通工具。从驻地到体育总局后面的跳水馆，走路需１５分钟，而骑车则只要５分钟。对我们来说，１０分钟非常可贵。
张练他们到附近的旧车市场买了旧自行车，大约１００块左右。但对于每周生活费只有５块钱的我来说（当时我们名义上虽然有工资了，但没有及时兑现，每周从张练那里领５块钱生活费），二手自行车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于是，我跑到隔壁修理工叔叔家里，问他是否能给我弄到便宜的自行车。
两天后，他居然弄来一辆锈迹斑斑的２６自行车，要价２０元。真奇怪，他从哪里找来的这辆破车，只有车的轮。一个主架、一根链条和两个轱辘，当场根本没法骑。但这个价格很有诱惑力，于是我为车配置了把手、铃铛、脚蹬、锁、内外胎，又花了２０元。
这辆４０元的组合车，也是我人生的第二辆自行车。第一辆是陪伴我多年的儿童自行车，它曾激活了我的运动细胞。如今，这辆成人自行车，载着我驶向事业的起点。
我喜欢上了这辆车。每天清早，我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毛巾擦拭我的宝贝车。我还从修理工叔叔那里借来机油，将铁锈去掉。然后，我们每人一辆自行车，训练时一个车队骑过去，浩浩荡荡，场面煞为壮观。
这时候，我已经真正意识到，跳水已经成为我的事业，而不是求生的手段。但是真正练起来，可不像骑车这么轻松，有的时候，跳水甚至让我们感觉卑微。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那时候，我们借用国家队的训练馆，但必须错开国家队的训练时间，如果国家队是早上训练，不用器械，我们就得赶紧用器械。而如果国家队上午练陆上，我们就练习水上。等国家队进行水上训练时，我们就进行压腿等陆上训练。而如果国家队哪个队员提前练完了水上课，我们会顾不上热身，赶紧往前冲。
由于是借用的别人的场地，遭受冷落、刁难在所难免。馆里的照明灯没有经过改造，一开灯特别费电。国家队训练当然要保证光线，轮到我们训练时，人家为了节约用电就关灯，这对跳水运动员来说是个忌讳：无法在空中寻找目标，眼睛也容易出问题。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危险，没有安全防范意识，再说也没有其它选择，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板台，再一个个纵身跃下……
如果说客观环境还可以克服的话，那么在与国家队同时训练而受到来的白眼，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无地自容。
１９９２年上半年，正值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熊倪、孙淑伟、伏明霞等明星也在跳水馆里进行着最后的冲刺，紧张的气氛让人感觉到压抑。能近距离观摩明星的训练，让我们又兴奋又激动。以前，小朋友只要说，“我在电视上看到谁谁了，”感觉特神奇，这次，我可是见到真人了。
见到这些明星后，我从来不敢向前靠近他们，只能偷偷地观看。人家走过来的时候，我赶紧低头，不敢和他们对望。当然，这些国家队大腕们，从来不会将高傲的眼睛投向在角落里张望着的我们。最糟糕的是，有时候，明明还是你的训练时间，但由于他们来早了，出现了“撞车”的情况，他们用责怪、埋怨的眼神望着你，好像你犯下了天大的错误似的。
那种不屑一顾、藐视的目光，深深地刺痛了我。
那时候，教练也给我们看洛加尼斯、熊倪等的比赛录像，但我们也仅仅认为是技术录像，不知道崇拜谁。或许，明星们离我们太远了，即使是天天在一个馆里训练，但他们却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高不可攀。
这就是技不如人、低人一等啊！
生活在这种刺激的环境里，坚定乐我的决心：一定要好好训练，成为国家队的一员。
悲壮２０７(1)
练２０７（向后翻腾三周半）的时候，队友晏辉被烫伤，一直躺在床上。临出发训练前，我悲壮地对他说，今晚我要是能站着回来，就证明我成功了。否则，我就躺着回来，陪在你身边。他举起拳头，认真地说：加油！
在北京，在国家队队员异样眼光的注视下，我们训练得很压抑。在这种状态下，我常常产生“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担忧。那时候，我开始学习新动作，但心里总想：没准今天
学动作的时候被摔伤了，明天就待在医院里了。
这时候，春节期间发生的两件事情加重了我的担忧心理：一是女生宿舍起火，一是队友晏辉被烫。
１９９２年２月，大年三十，北京还没有禁放鞭炮，我们都用过年发的钱买了鞭炮。当时，李锐总喜欢和我们开玩笑，女孩都挺怕他。于是，她们在买了鞭炮后，藏在被子里，这样不至于被李锐发现。
女生宿舍与我们隔了几个房间。吃完饭后，她们反锁了房门，跑到我们这边房间玩。到了傍晚，任佳、王璇和刘倩觉得是时候可以放鞭炮了，就回房间去拿。
一开门，发现房里面黑烟滚滚。她们吓得哇哇叫，我们赶紧跑过去看，发现床上的东西都被烧没了，房顶和墙壁也被熏黑了－－不知怎么回事，她们藏在被子里的鞭炮可能是受热“自行爆炸”。万幸的是在被子里放炮，没有起明火，要不然，女生宿舍的隔壁就是四块玉训练基地的仓库，后果不堪设想。
鞭炮玩不成了，我们又惊又吓没了心情，女生们还到我们宿舍借住一夜。由于房子是租的，又没钱粉刷墙壁和屋顶，整个春节假期，我们都忙乎着用小刀等各种工具，将墙壁熏黑的部分刮干净，全然忘记了想念家人。
屋漏偏遭连夜雨。两三天后，我们几个小孩恢复了顽皮的本性，在早饭时耍嘴皮子，张练听得火冒三丈：“你们闲了，都给我打水去！”结果，我们在锅炉房打水时还在嬉戏，无意中晏辉的水瓶砸了，造成腿部大面积烧伤。去医院简单开了药，没钱住院治疗，只能躺在宿舍里，天天换药，他这一躺，足足躺了一个月。
这两件虽然是偶发事件，却搞坏了我的心情。因为春节过后，我要上难度动作了，而且是高难度－－207（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和407（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４０７的难度稍微低一些，容易点，很快我就学会了。接下来，我的任务是攻克更难一些的２０７。
准备学207的那天，晏辉还是裹着绷带躺在床上不能动。出发前，我表情严肃地对他说：“今天，我要上207了，这是张练早就定好的。如果今晚我能站着进来，就证明我跳成功了，你得为我高兴；否则，我就是躺着回来，陪你躺在一起。”
我都奇怪，竟然能说出这么悲壮的话，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苍凉感？当时年纪还小，不知道什么叫开玩笑。这些话，都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晏辉举起了拳头，同样认真地说：“加油！你一定要站着回来！我相信你！”
到现在，我都忘了那天是怎么学的新动作，什么过程，只记得学成功了。到了晚上，我从外面大喊大叫着回到宿舍：“晏辉，我回来了！”
“学会新动作没有？”
“拿下了！没问题！”
简单而有力的对话后，我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顺利地攻克难度，让我一扫笼罩在头上的阴霾，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要知道，２０７和４０７这两个动作至今都是世界顶级选手用的动作，掌握了这两个动作就意味着拿到了冲击顶尖高手的钥匙。
不光我高兴，队里上下都很兴奋。在我完成２０７的晚上，惠天明领队拍板：奖励田亮李宁牌运动包一个。
这是我们陕西队至高无上的荣耀。要知道，当时只有国家队一线选手才有资格领李宁牌运动服，二线选手发的是佳B（佳地）牌服装（当时的一个品牌，现在可能已经不生产了）。省队的品牌就更没有档次了。奖励我的包在王府井李宁专卖店标价４２元，这成了我最值钱的家当，提前享受到了“准国家队队员”的待遇。
我本来舍不得用这个包，光是挂在宿舍里都觉得神气。可是我又没有其他像样的运动包，于是我每天都雄赳赳地斜跨着“战利品”，骑着车在伙伴中穿行。
感觉从来没这么好过！
随后，我开始将目标瞄准更高难度－－３０７C（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当时的顶尖高
手，除了１０９C（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以外，３０７就算难度到头了。
不过，攻克这个动作是在我进入国家队之后，１９９３年３月。
巧合的是，４０７、２０７这两个动作，都是我在礼拜五学会的。而冲击３０７，也是在礼拜五。礼拜五，成了我冲击难度的幸运日。
３月的那一天，张练刺激我：“今天的诱导（全套动作的分解）已经跳得很好，想不想尝试一下３０７？要是你能完成这个动作，你下午都不用再训练了，我奖励你。”
要照往常，冲击高难度动作需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可当时，我们下午的训练刚刚开始，才两点多一点。听了教练的话后，我觉得全身都是劲，想都没想就嗖嗖地上了１０米台。接连跳了三四个动作，不但没有挨摔，而且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动作的难度不言而喻，第一次练习就很漂亮很难。我没有失败，已经算是成功了。
张练兑现了自己的话：“你换游泳裤去吧，今天下午就歇着吧。”
跳水馆是４点半才供应热水，但我管不了那么多，等不及冲热水就换好了平常衣服。但接下来做什么，成了困扰我的一大难题。记忆中，除了礼拜天，我从来没有因为伤病和个人原因请假，这次在大家训练的时候独自休息，总觉得心理空荡荡的，手足无措。
或许，这就是一种职业惯性，或许，是自己对跳水的这份热爱。反正，我背着自己的李宁包，坐到了二楼的看台上，傻傻地看队友们训练，从３点一直看到了７点。整个过程中，我根本就没动过先回宿舍，或者到外面溜达一下的念头。
坐在看台上，我很欣慰，也很得意：自己无意中完成了最后一个难度动作的冲击，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
奥运初体验(1)
１９９２年的夏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奥运会带来的震撼。什么时候，我才能从国内脱颖而出，成为像孙淑伟那样的冠军，接受观众热情的欢呼？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一样，用右手兴奋地挥动拳头，向世人证明自己？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在学会了407、207等高难度动作之后，我的自信心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我开始寻找机会，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像众多刻苦练就武功秘籍的新人一样，寻找与高手对决的华山论剑场所。
在内心层次上，我希望能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一举成名。1992年7月，全国跳水锦标赛在辽宁辽阳举行，我的机会来了。
如果说以前我参加全国比赛，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和自信心的话，那么这次，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我已经拥有顶尖高手的难度动作。除了407和207这两个难度动作，我还攻克自己以前最棘手的倒立动作６３４。在当时，６３４可以说是倒立动作中的极限，孙淑伟、熊倪他们参加奥运会，用的都是这个动作。
可以说，除了将要学的３０７，在难度上，我和这些奥运名将平起平坐的了。
这次全国锦标赛，由于伏明霞、孙淑伟、熊倪等名将全力备战奥运会，而变得乏人问津。不过，它的含金量丝毫没有受到减损。中国跳水能够在世界体坛长生不衰，靠的是无以伦比的集团优势，在当时，肖海亮、徐浩这些选手，都国内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在国际上，也有冲金摘银的实力。
这是我第一次与７６、７７、７８年这个年龄段的高手进行比赛，我对这场比赛看得很重。
预赛，我的各项动作都发挥稳定，拿手的套路基本上没有出现失误，以第六名的身份进入决赛。张练也非常激动，他推了我一把：“看不出，你小子还行啊。好好地把你学到的动作发挥出来，我们就有希望，稳定在国内一流选手这个层次。”
但张练和我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比赛经验。那时候，自己虽然有了去年全国锦标赛的经历，但在如何把握比赛节奏及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还是一个新手。张练兴奋的话音还在耳旁回荡，我就在决赛劈里啪啦地乱砸一通，有几个动作，干脆是横着入水。
最后，我获得了第12名（决赛资格就只有12个人）。那次失利，让我彻底认清楚了自己的斤两与不足。要成为高手，还需要磨练。
巧合的是，肖海亮因为赛前突然发高烧，发挥失常，预赛仅名列第13位，连决赛都没进。不过，四年之后的１９９６年奥运会，我和肖海亮成了参赛队员。我俩经常自嘲：“９２年全国比赛的第１２名和第１３名成了奥运选手，命运真是神奇。”
但那一年的夏天，我还是深切地感受到了奥运会给我带来的震撼。
1992年8月，第25届奥运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
在以前自己的懵懂记忆里，奥运会并没有占有多大的意义。虽然自己从事的是竞技体育运动，但由于收看条件以及认知程度所限，我竟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奥运会这样的比赛。
这一年，在教练房间里守着那台半新不旧的16英寸彩色电视机，我见识了这个新奇的世界，并开始了与奥运会的缘分。可以说，我的辉煌与失败，荣辱和悲欢，都与奥运会有关。
8月4日，我和伙伴们早早来到张练房间，一字排开，坐在地上，准备观看奥运会10米台决赛。
光是对比赛场地的镜头，就让我们唏嘘不已：巴塞罗那是一座多么漂亮的城市啊。奥运会跳水比赛竟然被安排在室外进行，宽敞而漂亮的看台，远处的教堂塔尖清晰可见。这个地方太美妙，太干净了。要是自己有幸置身其中，就算是作为一名匆匆游客，也不枉此生。
那一天，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一名叫孙淑伟的16岁少年。他纤细的眉眼下，不太协调地长着一张又厚又阔的大嘴。之前无数次在训练场上听过他蹩脚的普通话，但这次，我从他宽厚的大嘴中读出了福气，读出了气定神闲，读出了冠军气质。
他晒得够黑！但那一刻，我认定：“是高手，就应该这么黑！”只要皮肤晒黑了，无论是在海南三亚，还是非洲赤道训练出来的，一定是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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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亮的十米 作者：田亮
福兮祸兮
爸妈常说我是家里的福星！因为自我诞生后，困扰姐姐多年的顽症，终于好了。爸爸被称为“田满意：。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７日，在重庆市南岸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诞生了。
我的父亲田期福是从部队转业到南岸区马铁厂当了一名司机。因为职业的关系，他总是
习惯了在长途旅行中对着机器喃喃自语，但在家里，他总是沉默寡言。这种性格，在２０００年调到《当代党员》杂志社后，依旧没有明显改变。母亲林昌珍以前在重庆市劳保厂车工，由于工作特别积极，一天能完成一天半的任务，总是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在厂里的大广播里受到表扬。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她调到了收发室收货（清点），又到了凤凰服装商场当营业员。母亲很好强，当年做车工的时候长期用“火眼金精”来检验货物标准，加上回家后舍不得用煤油灯，总是借着月光看书，落下了高达２０００多度的近视：她看书，几乎是吃书。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２日，我的姐姐田林降生了。从这个小生命降临的第一天起，父母就下了决心：只要这一个孩子，努力将她拉扯成人。父母作出如此决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家庭并不宽裕，多一张嘴就多一分负担，而对孩子的未来投资，是需要本钱的。
也正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老话，姐姐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先是头疼脑热，扁桃体炎，气管炎引起的发烧、后来发展到肺炎，基本上每次都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每次都把大人折腾得心惊胆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四年。为了这个小生命，父母三天两头跑到重庆儿科医院看病，折腾得精疲力尽，一星期检查一次，一个月住院一次。从民间偏方到知名中医，可惜总是效果甚微。两人泄气了。
有人就劝他们，还是多要一个孩子好。
“老田，咱们再要一个小孩吧。这样，林林也不至于太孤单！”当时才２９岁的母亲几乎是哽咽着说这话的。坚韧而好强的她，这些年一直盼望着工作和子女能够出人头地，但由于姐姐，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那就再要一个吧！”爸爸想了半天，终于开口，“这样，孩子也不至于太孤单！”
实际上，让他们如此难以下定决心。主要是当时正值１９７８年，计划生育刚刚被定为国策没多久。提倡“晚稀少”。独生子女可以得到一个月５块钱的补贴。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八块，全年的独生子女补贴足够他俩的半年工资了。如果在这个关头上非要生出第二个小孩，无疑是往枪口上撞，领导可能会因此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而普通工人将失去晋级、涨工资的良机。
果然，因为生我，母亲想当小组长的愿望泡汤，因为生第二胎厂里给了指标，但不给产假，休息了些天等于是旷工，没能挣到规定的工分，她特别委屈：没赶上涨工资，少加一级工资，再加上两个月的产假算旷工，６００工分。当时一级工资是５块，一年损失６０块，再加上独生子女的津贴６０元。对于我们这个四口之家、居住面积不到１２平米的窘迫家庭而言，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损失。
不过，我也有骄傲的理由，被众人看成是一个奇迹：自从母亲怀孕以来，我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闹腾，而是很老实，没有让妈妈难受。她唯一的反应就想吃东西，可是家里太穷了，吃不到肉，就买许多便宜的烂苹果。而且自从有了我，姐姐的病就少了，而当我呱呱坠地后，姐姐就再也没有病过。现在想来，也许，冥冥之中，有一只命运之手，在牵引着我们姐弟。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在厂里被尊称为“田满意”，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当然满意了。
“巴依老爷”(1)
－－存钱、集邮、看电子游戏
在经济拮据的年代，一个贫寒子弟如果想拥有自己的爱好，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总是想让自己与只知道玩泥巴、沙坑的伙伴们，有些不一样。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由于打小就对家庭的境遇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使得我对节约有了比
较特殊的情感。
上幼儿园及学前班时，学校都会发作业本。我会将压岁钱，及从牙缝里省下的零花钱，夹在作业本里，既存了钱，还可以当书签用。集到一定程度，我会让妈妈将其换成新的，比如十块钱的大团结。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存钱罐。小时候，由于没钱买玩具，妈妈给买的存钱罐就是我心爱的宝贝了，每年她都会买一个存钱罐送给我，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我代表陕西队在北京四块玉代训期间。
记得第一次拥有存钱罐后，我游说家人：“爸妈，您们往里面丢个硬币试试，看到底是什么声音！”知子莫若母，妈妈一眼便戳穿了我的鬼把戏：“扔进去，你就不会给我们了。”我嘴硬地解释：“我又不乱花，只不过在帮你们收集零钱嘛。”这倒是实话，我从来不乱花钱，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后来在北京代训的时候，妈妈还给我买了一个特高级的电子存钱罐。这个小东西在宿舍里大受欢迎：只要投一个硬币进去，背景马上会出现一个大红心，随后还有两个亲嘴的小人，连续亲三次。我对围观的小伙伴说：“你们投吧，可以看亲嘴呢！”小伙伴们都挺聪明，看够了热闹之后便一撇嘴：“我们才不要看呢。”随后各自散去。
看来，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我只得把存钱罐里的硬币都倒出来，一个个地再向罐里投。好景不长，那些漂亮的图案不出现了，小人也不动了，因为电池耗光了。从节俭的角度，我认定这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因为我还得为它买电池，这无疑又得让我另外投资。
我曾向家里保证说，绝对不会乱花存钱罐里的钱。我做到了！尽管经常手头“吃紧”，但我从来舍不得花里面的钱，哪怕是一分钱。就那么一分、两分、五分，一点点地存着。每次买东西找钱，我都希望别人能给我硬币；而哪个小朋友要是有硬币，我都会想方设法地拿纸币和他们兑换。过年时，我缠着妈妈把给我的压岁钱也换成硬币。
离开家住宿舍之后，我早上通常比队友们醒得早，于是我就呆在上床、趁他们酣睡的时候，把存钱罐里的钱全部倒出，按各种方式分类，例如面值、发行年限、新旧版本等，一遍又一遍地数。
可是奇怪，每次我数出来的钱数都不一样。
但是当硬币“哗”的倒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音乐！觉得自己特别富有！有点像动画片《阿凡提》里面，总爱在家偷着数金子的守财奴巴依老爷吧？！
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当年队友们从来都没发觉，那个一清早就在上床铺数钱的田亮。你能想到吗？在艰苦而单调的训练之余，数硬币曾经是我仅有的一点生活乐趣。
喜欢集邮纯属偶然。小时候，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对我的影响最大，而她的爱好、行为方式以及审美标准，都直接左右着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姐姐成了集邮发烧友。每天放学后，她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摆弄自己的邮票集，向我炫耀这些邮票的来历，及其背后蕴藏的典故。
在我心目中，第一次有了邮票这个概念。我羡慕得不得了，于是下定决心：我也要集邮。
然而，我遇到的第一阻力就是钱。当时为一日三餐操劳的父母，是断然不会容忍家里两个孩子都有如此“劳民伤财”的爱好。于是，我一次次缠着妈妈要钱，经不住软磨硬泡，妈妈想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集邮可以，但必须用自己的钱买。那时候，他们每周给我一块钱的零用钱，而我其他的收入全靠过年时大人给的压岁钱，平时根本舍不得花。妈妈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我渐渐转移爱好。
不过，她低估了我的意志力和理财能力。当时，离我们学校两三分钟的地方就有一个集邮市场。一有空闲，我就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比较，然后通过挑选邮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财观念：第一，我会很谨慎地把每个礼拜的这一块零用钱用在“刀刃”上；第二，我会仔细推敲如何支配这一块钱、怎样买到漂亮、便宜而且数量多的邮票。
我一般会买一套四五张的套票，或者一套两张的，有些邮票很贵，我顶多买一张。那时
十二生肖中的猴票（1980年）比较贵，根本买不起，那我就买当年８分钱票面价值的鸡票（１９８１年）。等有钱后，再买狗、猪之类不太贵的邮票。从那会儿起我就养成了追求完美的个性，我向往的东西，一定要买下来，如果钱暂时不够，就先攒钱，等够了之后再买回来。
当然，我买回去的邮票，基本不会出现在姐姐邮册中的范围。因为那时候我岁数小，不知道互相交换邮票的说法。为了妥善保存这些“宝贝”，我会满大街捡烟盒，小心翼翼地剥下塑料皮，用来包邮票，起到保鲜膜的作用。一个烟盒的塑料皮顶多包两张邮票。后来，我慢慢有了自己的集邮册，一本装满了，再装第二册。谁知等我迷上了集邮这个爱好时，姐姐又玩起了别的花样。
我坚持不懈的爱好感动了爸爸。他后来调工作，到《当代党员》杂志社，还加入了集邮爱好者协会，目的就是帮我收集邮票。可惜进入国家队以后，我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集邮了。
但我永远会记得自己的集邮岁月。它给我的乐趣，并不是最后的结果－－集邮册，而是专注积累研究、反复比较这个过程。
我还是电子游戏机的忠实追随者，当然不是亲自参与，而是旁观。原因是－－没钱。
无论是当时新出的《雷龙》加油飞机游戏，还是后来流行的《任天堂》、《三国》游戏，我对里面的程序步骤都烂熟于胸。比如最先出的《雷龙》，哪里会有流弹、炸弹、哪里该加油等等我知道得门儿清。
那时候从学校到我家，中间有一个大的批发市场，那里的游戏厅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我。每次到了游戏厅之后，由于没钱，加上性格内向有些“认生”，我只能静静地在一边等着、看着。在没有人的时候，我会执着地等待下一个参与者的到来。
经常看到某些人因为水平不高，投进硬币后立码就GAME OVER了，我的心里就非常着急，但又不爱说话、不想乱支招。那时候，总希望能有一个高手出现，这样我就可以在别人的游戏中找到胜利的喜悦和满足。
别看我不亲自上阵，但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全心投入，哪怕是旁观游戏。小学一年级那会儿，每天早晨，我都是早早起来，给家人买了面条、匆匆吃过早饭后，就撒腿就往外跑，每天放学后，我也会飞快地跑。目标只有一个：看游戏。
跑得飞快是因为要赶时间！我必须在上学和放学回家之前，争取到尽量多的时间，看别人玩游戏。没想到，我的跑步功夫后来在国家队无人能敌。
现在看来，我小时候的三个爱好：存钱、集邮、看别人玩游戏，基本上都与节俭有关。虽然我现在不再为了买邮票或发愁，但我现在依然会认真计划着每一分钱，哪个该花，哪个不该花。很多人都在笑话我当年是个守财奴，“小葛朗台”。他们没有经历过贫困生活的磨难，不知道一分钱对我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这些爱好里，寄托着我的生活理想。他们不会知道，在那些重复而单一的游戏背后，对我意味着什么。
神奇一跳
没想到，我的跳水生涯竟然从小学一年级时的开始。
1986年９月，我成了新华路小学一年级的一名学生。我的学前班是在周容路小学完成的，爸爸妈妈也特别希望我能在那个学校就读，因为那是名校，而且离家近。但由于我的户口所在地是新华路，而以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没有选择学校的能力。
新华路小学离我们家，大概有20分钟的路程。
对于自己有限的（六个月）小学时光，我的记忆总是支离破碎。（在四川队集训的时候，我还在四川省游泳馆旁边的成都市金陵路小学上过一段时间的课。我当时属于插班生，上的是三年级。但一年后，随着我被打回重庆，那段美好的日子也很快过去。）
很多运动员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会对基础性很强的数学头疼，不过我却恰恰相反，每次我的数学都是班上第一名。现在想来，我数学成绩好，可能是从小“节俭成性”的缘故。从玩游戏时的火柴棍、存零钱到购买邮票的各种计算方法，众多实用性强的动手能力教育，给了我提高数学成绩的广阔空间。当然，与当时那些成绩拔尖的孩子相比，我的学习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另外，由于我性格内向，我在学校始终是不被人重视的“丑小鸭”，直到那次学校挑人。
在开学两个月后，重庆市青少年第一业余体校跳水队教练徐贵禄来校挑苗子。当时我们刚上完第一节音乐课，老师刚教了简单的五线谱，还有《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歌。我还沉浸在歌曲的美妙旋律中时，班主任走上讲台：“同学们，一会儿去操场集合，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呼啦，大家都像沙丁鱼似地冲向操场，发现一年级其他班的同学都在。当时一年级有三个班，我们是二班，一个班大概有４０多人。“玩什么游戏需要这么多人啊！”我心里嘀咕。
轮到我们班了，一个很精干的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班主任介绍说他就是徐教练。徐教练有着体育人特有的爽快：“同学们，今天给大家测一下立定跳远。”随后，他在水泥地上划出两根线，距离是１米６０。
徐教练随后让队员排队一个个地跳，很显然，没有一个人越过那条线。
轮到我了，猛一发力，在落地时小伙伴中出现了骚动，我超过了那条线！吃惊的徐教练随后让我再跳三次，次次过线。其实，跳远对我来说，只是小CASE。重庆多山，和大人出去时，我从来不喜欢走直路，而是选择斜坡蹦来蹦去。在院里和伙伴们比赛跳远，我也总是比他们远很多。
三个班同学都跳完了，最后被徐教练留下的，只有我一个。
徐教练随后把我叫到班主任办公室。当时在调皮的小孩眼里，办公室就是“鬼门关”。胆战心惊地来到办公室，徐教练命令我站在桌子上面，把鞋和外衣脱了。当时是１１月，天气有些冷了，但我不敢违背教练的话，脱得只剩下小背心。徐教练拿了根“绳子”在胳臂、腿和臀部比划了半天。随后，他对班主任说，“这个孩子，手臂较长，肩关节灵活，协调性和弹跳力好，我们收了！”
随后，徐教练写了张纸条，是在学校传真复印纸上写的，有很重的油墨的味道。老师叮嘱我说：“把这个条带回去给你家长，别千万别丢了啊。”
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另眼看待，因此，这个纸条在我心目中，就像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那么神圣。不过，那天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有怎样的改变，我依旧在放学路上后看了半天电子游戏，然后飞奔回家。到了家里，我眉飞色舞地向父母描述白天的每个细节，最后告诉他们，全年级，“只有我一个被选中了。”
不过，他们看了纸条之后，却给我泼冷水：“去体校训练？！我们上班这么忙这么累，哪有时间送你去？别给我们找事了。”
我抢着回答：“不要你们送，我自己去。老师说，机会难得，我一定要去试试。”
爱哭的少年(1)
我的小时候就喜欢哭，主要是受不得委屈，接受训练之后我变得更爱哭了－－距离目标总是遥遥无期。可每次擦干眼泪后，我都会坚持练下去。
在当时那种特定环境下，我并未意识到那张薄薄的纸片对我意味着什么。在“纸条”后的第二天，我依然继续着正常的轨迹，看游戏、上学、放学后回家吃饭。只不过饭后，妈妈领着我去重庆业余体校报到。从家里出发走10-15分钟就可以到车站，然后坐电车到两路口终
点站下，那里离大田湾体育场不远。
我紧抓住妈妈的手，向未知的世界行进。未来会怎么样，我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要找跳水队？我是体操队的，我带你去！”一进体校大门，一个穿格子裙、扎辫子的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显然，她很热情，对于像无头苍蝇四处乱撞的我们来说，她的出现不亚于“及时雨”。
交谈后得知，由于跳水班和体操班比邻而居，恰好，那几天跳水队开始招生，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跳水队的学生。看着我由家长领着，拿着纸条东张西望，就知道是跳水班新生。她本来是训练中途去厕所的，正好把我们领到了准确地点。
一个偶然，她竟成了我跳水事业上的“引路人”。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位热心肠的姑娘叫什么？要是没有你，我们母子真不知道要在那迷宫似的体校里徘徊多久。
不管怎样，1986年，也就是我7岁那年，成为徐贵禄教练麾下的一名弟子，开始了每周三次的业余跳水训练。
爸爸妈妈对我从事跳水事业是有条件的。他们说，要跳可以，但必须跳水先试几个月，而且一定要保证学习。如果不行，还可以做普通学生。
开始阶段总是很苦。每天放学后，大约四点左右，我一个人直奔重庆体校（在带我去业余体校几天后，妈妈就让我自己独自乘车去训练），训练的时间往往是一两个小时。每天晚上回家时已是八九点，而我还没有吃晚饭！等我完成作业、爬上床时通常是晚上11点，周围大半邻居家的灯火都已经熄灭。
由于中晚餐间隔时间过长，加上中间有剧烈运动和长途奔波，每次我回家的时候，都会饿得两眼冒金星。挨饿的滋味可不好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练就出了“橡皮胃”，一顿中饭，恨不能往肚子里塞上半斤。晚饭再猛补。
不过，通过几个月在小学和体校之间的奔波，我发现自己迷上了这项运动，或者是这种生活，而爸妈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让我继续边学习、边去体校训练。这意味着：我十八年的漫长跳水生涯从那个时刻开始拉开了序幕。尽管在当时，我根本就没沾过水，更别提去感受从空中跳入水中的滋味了。
由于当时重庆市没有一个室内游泳馆，只有一个露天游泳池和一个水泥跳台。我们重庆体校跳水“黄埔一期”学员共十来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竟不知道游泳为何物，更不知道跳水的滋味。刚开始时，我们只是在陆地上做一些简单的压关节等陆上动作。
1987年3、4月份，老天保佑，鱼儿终于遇到水了——我们全队被拉到重庆市著名的南温泉，封闭训练一星期，学习游泳。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家。但有了前几次的经验，在度过了短暂的不适应后，我很快就适应了和小伙伴们一起生活，也学会了游泳。那时，班上一个队员，比我小一岁，是我们这群旱鸭子中唯一会游泳的人，我特别羡慕他。后来才知道，他父亲是就是体校的游泳教练。
那年夏天，我们终于可以跳水了，地点在重庆市第三钢铁厂。这是全市唯一拥有跳台的跳水池，三钢也成为所有重庆跳水孩子心中的圣地。
三钢离家不算远，坐5路电车，过一个大桥，就到了。而5路车的始发站就在我家不远。
不过，真正训练起来，绝对不像我们在陆上训练那么简单。可以说，我们开始领略到了训练的艰苦。首先是变幻无常的天气。三钢泳池是露天的，水温随天气变化，冷的时候浑身鸡皮疙瘩，热的时候上岸连站在地上都要跳起来。
乡愁，乡愁！
看着妈妈为我留下的食品，就像是看到了遗物一样，我哭得更伤心了。从送走妈妈的那一刻起，我发现，我的童年结束了……
１９８７年底至１９８９年夏天，四川省队教练邓平来重庆选苗子，我幸运地成为省队集训的一员。
当年走西口的汉子，在离开故乡后感受到了人生的苦辣酸甜，而我，则在日出乡关后，遭受到了跳水生涯的第一次打击。
最先深切感受到的，是乡愁。思乡是一种病，“病”得最深的台湾文学家余光中，将所有的思乡情绪都寄托在一方小小的邮票之间。我没有那么强的领悟力与控制力，在成都这个陌生的都市面前，我险些迷失了自己。
儿行千里母担忧。离开重庆前，妈妈一遍一遍地为我收拾东西，“亮亮，妈这次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因为妈妈还要工作。一个星期后，妈妈会来看你。答应妈妈，要做一个坚强的男子汉！”妈妈摸着我的头，心事重重地说。少不经事的我，是无法领会到这种情绪的，“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离开家。您记得早点来看我就成了！”
于是，我一个人，一只旧木箱，几件简单的衣服，就这样踏上了只身闯荡天涯的道路。
坐了１２个小时的火车，我来到了四川省跳水队，先到一个叫杜辉英的教练那里报到，领了一个碗和盘子，我去了宿舍。
我过上了集体生活。感觉自己进入到了全新的世界，周围的每张面孔都是陌生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不是一个长袖善舞的舞者，因此，我将自己早早地投入到黑暗中。
离家的日子，好难熬啊！我离家的那天是礼拜天，但仅仅过了三天，我就感觉到自己难受极了。做什么事情都没精打采的，甚至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我心里发狂，险些有些忍不住，叫嚷出来。我知道，自己是想妈妈，想家了。
但在那种环境下，这种情绪不能轻易表达出来，同龄人肯定会冷落甚至耻笑我。说你这孩子真没出息，才离开家就受不了。我不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无法容忍小伙伴们的轻视。
勉强支撑到第4天，礼拜四。白天在省队旁边的小学上课，下午训练，晚饭后，大家在宿舍里写作业，写着写着，我哭了。小伙伴们都很奇怪，没人欺负你啊。我好面子，只好抽噎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难受，一会就好了。”
这个理由显得过于苍白无力。于是，室友们开始列举种种理由，但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但他们越是热情想帮我解决问题，我就越难过。
这时，一个小孩用尖尖的声音喊道：“他想妈妈了！”话音未落，我几天以来积攒起来的情绪，立刻土崩瓦解。我再也忍受不住，冲出门去，哭了个天昏地暗。
这是我记忆里哭得最伤心的一次。我也不明白，自己以前也离开过家，何以这一次哭得如此肝肠寸断？
这一个周日，妈妈如约而来，终于被我盼来了。看着我憔悴的面容、焦虑的眼神、还有床上堆积如山的脏衣服，妈妈明白了。她心里一酸，将头扭到一边。
那一次，妈妈破天荒地多待了几天，陪着我，还带我到商场去买好吃的食品。临行前，她帮我洗了一上午的衣服。在火车站，她对我说，“儿子，别怪妈妈狠心，你已经长大了。既然你这么喜欢跳水，就必须自己经历风雨！”
我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回到宿舍，看着妈妈为我留下的食品，就像是看到了遗物一样，我哭得更伤心了。
我无法想像，没有妈妈的日子，今后怎么过？自己不会任何跳水动作，在强手如林的四川队怎么立足？我又该怎样面对各种人情世故。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次次离开重庆、离开陕西、出国比赛。但就是再忙，我也会往家里挂个电话，道一声平安。那份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故土之情，成了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也就是从送走妈妈的那一刻起，我发现，我的童年结束了！
兵败漳州
我像点球一样被踢回了重庆业余体校，回到了起点。
在省队试训了半年，我没能留下，又回到了重庆体校。但面对体校队友们，总是神吹自己在省队的经历，摆出一副见过大世面的神态。
1988年下半年，我参加了“幼芽杯”全国跳水锦标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地
点在福建漳州。
漳州和郴州是中国女排的集训基地，也是中国女排的福地。２０年前，中国女排从这里走向世界，奠定了“五连冠”的伟业。２０年后，一位操浓厚闽南口音的福建汉子陈忠和，带领困境中的中国女排再次实现了“两连冠”。不过，这两个福地却与我无缘。尴尬与失败，才是我对这个地方最深刻的记忆。
１９８８年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省比赛。从四川路过湖南郴州市，第二天转车去福建，我们必须在郴州待一个晚上。
当时，教练只订了两个房间，而我们有５名男队员，３名女队员。每个房间只有四张床，结果我被不幸地分到了女孩房间去，而且是教练指定的。
和女孩子住一屋？这多难为情啊，队员们该会取笑我了，但教练的安排就是命令。于是，我像犯人似的，低着头、踮着脚轻轻进了女队员房间。还好，天气很热，大家都用蚊帐，谁也看不见谁；而且教练规定，队员睡觉时一律不许关门，他会随时检查。我一钻进蚊帐里，就一动不动地躺下，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但很快就睡着了。
就这样，我在女生寝室里挨了一夜。很庆幸，结果没有人发现我，事后也没人笑话我。
到了漳州后，我把这个福地好好地游览了一圈，可惜没为自己带来好运。
“幼芽杯”不允许专业队员参加，在省队集训的我，虽然摸到了专业队的门槛但还是业余选手。因此，被列为夺标热门人选。而且，与众多业余体校的孩子相比，我确实有太多值得骄傲的理由：我能跳１０米台的１０３动作，这个动作到现在还是奥运会规定动作，他们则只会跳５米台，只会简单的入水。
但到了正式比赛中，我才发现自己的那点儿功底是多么微不足道。身体完全不受大脑控制指挥，动作完全变形走样，而且我关心的不是比赛胜负，而是在练习时不能让别人插我的队！
结果，跳板比赛，我第三轮便被淘汰下来。而跳台比赛（当时只跳５米台），我排在前８名之外，可是我在重庆体校的队友竟然跳了个第６。重庆队的教练冲到我面前大吼：“哼！你还在省队练过呢，什么臭水平啊，吹的吧！”
这句话，让我难过了半天。
更郁闷的是，由于省队本次只考虑比赛前８名的选手，我就这样再次与省队擦肩而过。
应该说，这场比赛也差点葬送了我的跳水生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正值四川跳水最强盛的时候。“跳水皇后”高敏一辈的四川健儿在国际上争金夺银，其后备力量也人才济济。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没有太多优势的我，在跳水事业上亮起了红灯。
在业余组阶段，跳水比赛特别强调选手的基本功，动作虽然简单，但要体现出动作的美感和规范。我的特点是翻腾有力，水花效果好，但动作漂亮不是我的特长。这就注定了，我不会得高分，不会在业余比赛中脱颖而出，不符合“有发展前途”之类的评价，省队的大门不会为我开启。
１９８９年，我像点球一样被踢回了重庆业余体校，回到了起点。
漳州，今夜请将我遗忘。
我伤感地对这个城市说拜拜，在夜色中潜回重庆，回到我的家。
在白眼的注视下(1)
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板台，再一个个纵身跃下……在与国家队同时训练而受到来的白眼，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无地自容。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在家结束了一个月的假期之后，我们再次开始了训练，不过这次，训练地点改在了北京。这也是短时间内，我们换的第三个训练场地。
火车将我们甩到北京站，然后的士又将我们拉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如今的体育总局附近一个破旧的地方，昏黄的灯光下印着四个大字－－惠龙旅馆。
这是我们抵达北京后的第一个驿站。除了能记起早饭油饼的味道还不错外，这个又贵又吃不饱饭的地方，实在没能给我留下任何印象。
不久，我们搬到了北京队四块玉训练基地的平房里。别看附近胡同深深，但却是人才辈出，聂卫平的围棋道场就驻扎在这里。陕西队在这里租了三间房，张练夫妇一间，４名男队员一间，３名女队员一间。
四块玉，成了我们“张家军”的根据地，而张练夫妇，也是“革命工作一肩挑”，身兼教练、厨师、保姆等多项职务。
最先需要解决的是交通工具。从驻地到体育总局后面的跳水馆，走路需１５分钟，而骑车则只要５分钟。对我们来说，１０分钟非常可贵。
张练他们到附近的旧车市场买了旧自行车，大约１００块左右。但对于每周生活费只有５块钱的我来说（当时我们名义上虽然有工资了，但没有及时兑现，每周从张练那里领５块钱生活费），二手自行车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于是，我跑到隔壁修理工叔叔家里，问他是否能给我弄到便宜的自行车。
两天后，他居然弄来一辆锈迹斑斑的２６自行车，要价２０元。真奇怪，他从哪里找来的这辆破车，只有车的轮。一个主架、一根链条和两个轱辘，当场根本没法骑。但这个价格很有诱惑力，于是我为车配置了把手、铃铛、脚蹬、锁、内外胎，又花了２０元。
这辆４０元的组合车，也是我人生的第二辆自行车。第一辆是陪伴我多年的儿童自行车，它曾激活了我的运动细胞。如今，这辆成人自行车，载着我驶向事业的起点。
我喜欢上了这辆车。每天清早，我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毛巾擦拭我的宝贝车。我还从修理工叔叔那里借来机油，将铁锈去掉。然后，我们每人一辆自行车，训练时一个车队骑过去，浩浩荡荡，场面煞为壮观。
这时候，我已经真正意识到，跳水已经成为我的事业，而不是求生的手段。但是真正练起来，可不像骑车这么轻松，有的时候，跳水甚至让我们感觉卑微。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那时候，我们借用国家队的训练馆，但必须错开国家队的训练时间，如果国家队是早上训练，不用器械，我们就得赶紧用器械。而如果国家队上午练陆上，我们就练习水上。等国家队进行水上训练时，我们就进行压腿等陆上训练。而如果国家队哪个队员提前练完了水上课，我们会顾不上热身，赶紧往前冲。
由于是借用的别人的场地，遭受冷落、刁难在所难免。馆里的照明灯没有经过改造，一开灯特别费电。国家队训练当然要保证光线，轮到我们训练时，人家为了节约用电就关灯，这对跳水运动员来说是个忌讳：无法在空中寻找目标，眼睛也容易出问题。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危险，没有安全防范意识，再说也没有其它选择，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板台，再一个个纵身跃下……
如果说客观环境还可以克服的话，那么在与国家队同时训练而受到来的白眼，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无地自容。
１９９２年上半年，正值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熊倪、孙淑伟、伏明霞等明星也在跳水馆里进行着最后的冲刺，紧张的气氛让人感觉到压抑。能近距离观摩明星的训练，让我们又兴奋又激动。以前，小朋友只要说，“我在电视上看到谁谁了，”感觉特神奇，这次，我可是见到真人了。
见到这些明星后，我从来不敢向前靠近他们，只能偷偷地观看。人家走过来的时候，我赶紧低头，不敢和他们对望。当然，这些国家队大腕们，从来不会将高傲的眼睛投向在角落里张望着的我们。最糟糕的是，有时候，明明还是你的训练时间，但由于他们来早了，出现了“撞车”的情况，他们用责怪、埋怨的眼神望着你，好像你犯下了天大的错误似的。
那种不屑一顾、藐视的目光，深深地刺痛了我。
那时候，教练也给我们看洛加尼斯、熊倪等的比赛录像，但我们也仅仅认为是技术录像，不知道崇拜谁。或许，明星们离我们太远了，即使是天天在一个馆里训练，但他们却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高不可攀。
这就是技不如人、低人一等啊！
生活在这种刺激的环境里，坚定乐我的决心：一定要好好训练，成为国家队的一员。
悲壮２０７(1)
练２０７（向后翻腾三周半）的时候，队友晏辉被烫伤，一直躺在床上。临出发训练前，我悲壮地对他说，今晚我要是能站着回来，就证明我成功了。否则，我就躺着回来，陪在你身边。他举起拳头，认真地说：加油！
在北京，在国家队队员异样眼光的注视下，我们训练得很压抑。在这种状态下，我常常产生“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担忧。那时候，我开始学习新动作，但心里总想：没准今天
学动作的时候被摔伤了，明天就待在医院里了。
这时候，春节期间发生的两件事情加重了我的担忧心理：一是女生宿舍起火，一是队友晏辉被烫。
１９９２年２月，大年三十，北京还没有禁放鞭炮，我们都用过年发的钱买了鞭炮。当时，李锐总喜欢和我们开玩笑，女孩都挺怕他。于是，她们在买了鞭炮后，藏在被子里，这样不至于被李锐发现。
女生宿舍与我们隔了几个房间。吃完饭后，她们反锁了房门，跑到我们这边房间玩。到了傍晚，任佳、王璇和刘倩觉得是时候可以放鞭炮了，就回房间去拿。
一开门，发现房里面黑烟滚滚。她们吓得哇哇叫，我们赶紧跑过去看，发现床上的东西都被烧没了，房顶和墙壁也被熏黑了－－不知怎么回事，她们藏在被子里的鞭炮可能是受热“自行爆炸”。万幸的是在被子里放炮，没有起明火，要不然，女生宿舍的隔壁就是四块玉训练基地的仓库，后果不堪设想。
鞭炮玩不成了，我们又惊又吓没了心情，女生们还到我们宿舍借住一夜。由于房子是租的，又没钱粉刷墙壁和屋顶，整个春节假期，我们都忙乎着用小刀等各种工具，将墙壁熏黑的部分刮干净，全然忘记了想念家人。
屋漏偏遭连夜雨。两三天后，我们几个小孩恢复了顽皮的本性，在早饭时耍嘴皮子，张练听得火冒三丈：“你们闲了，都给我打水去！”结果，我们在锅炉房打水时还在嬉戏，无意中晏辉的水瓶砸了，造成腿部大面积烧伤。去医院简单开了药，没钱住院治疗，只能躺在宿舍里，天天换药，他这一躺，足足躺了一个月。
这两件虽然是偶发事件，却搞坏了我的心情。因为春节过后，我要上难度动作了，而且是高难度－－207（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和407（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４０７的难度稍微低一些，容易点，很快我就学会了。接下来，我的任务是攻克更难一些的２０７。
准备学207的那天，晏辉还是裹着绷带躺在床上不能动。出发前，我表情严肃地对他说：“今天，我要上207了，这是张练早就定好的。如果今晚我能站着进来，就证明我跳成功了，你得为我高兴；否则，我就是躺着回来，陪你躺在一起。”
我都奇怪，竟然能说出这么悲壮的话，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苍凉感？当时年纪还小，不知道什么叫开玩笑。这些话，都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晏辉举起了拳头，同样认真地说：“加油！你一定要站着回来！我相信你！”
到现在，我都忘了那天是怎么学的新动作，什么过程，只记得学成功了。到了晚上，我从外面大喊大叫着回到宿舍：“晏辉，我回来了！”
“学会新动作没有？”
“拿下了！没问题！”
简单而有力的对话后，我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顺利地攻克难度，让我一扫笼罩在头上的阴霾，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要知道，２０７和４０７这两个动作至今都是世界顶级选手用的动作，掌握了这两个动作就意味着拿到了冲击顶尖高手的钥匙。
不光我高兴，队里上下都很兴奋。在我完成２０７的晚上，惠天明领队拍板：奖励田亮李宁牌运动包一个。
这是我们陕西队至高无上的荣耀。要知道，当时只有国家队一线选手才有资格领李宁牌运动服，二线选手发的是佳B（佳地）牌服装（当时的一个品牌，现在可能已经不生产了）。省队的品牌就更没有档次了。奖励我的包在王府井李宁专卖店标价４２元，这成了我最值钱的家当，提前享受到了“准国家队队员”的待遇。
我本来舍不得用这个包，光是挂在宿舍里都觉得神气。可是我又没有其他像样的运动包，于是我每天都雄赳赳地斜跨着“战利品”，骑着车在伙伴中穿行。
感觉从来没这么好过！
随后，我开始将目标瞄准更高难度－－３０７C（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当时的顶尖高
手，除了１０９C（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以外，３０７就算难度到头了。
不过，攻克这个动作是在我进入国家队之后，１９９３年３月。
巧合的是，４０７、２０７这两个动作，都是我在礼拜五学会的。而冲击３０７，也是在礼拜五。礼拜五，成了我冲击难度的幸运日。
３月的那一天，张练刺激我：“今天的诱导（全套动作的分解）已经跳得很好，想不想尝试一下３０７？要是你能完成这个动作，你下午都不用再训练了，我奖励你。”
要照往常，冲击高难度动作需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可当时，我们下午的训练刚刚开始，才两点多一点。听了教练的话后，我觉得全身都是劲，想都没想就嗖嗖地上了１０米台。接连跳了三四个动作，不但没有挨摔，而且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动作的难度不言而喻，第一次练习就很漂亮很难。我没有失败，已经算是成功了。
张练兑现了自己的话：“你换游泳裤去吧，今天下午就歇着吧。”
跳水馆是４点半才供应热水，但我管不了那么多，等不及冲热水就换好了平常衣服。但接下来做什么，成了困扰我的一大难题。记忆中，除了礼拜天，我从来没有因为伤病和个人原因请假，这次在大家训练的时候独自休息，总觉得心理空荡荡的，手足无措。
或许，这就是一种职业惯性，或许，是自己对跳水的这份热爱。反正，我背着自己的李宁包，坐到了二楼的看台上，傻傻地看队友们训练，从３点一直看到了７点。整个过程中，我根本就没动过先回宿舍，或者到外面溜达一下的念头。
坐在看台上，我很欣慰，也很得意：自己无意中完成了最后一个难度动作的冲击，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
奥运初体验(1)
１９９２年的夏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奥运会带来的震撼。什么时候，我才能从国内脱颖而出，成为像孙淑伟那样的冠军，接受观众热情的欢呼？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一样，用右手兴奋地挥动拳头，向世人证明自己？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在学会了407、207等高难度动作之后，我的自信心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我开始寻找机会，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像众多刻苦练就武功秘籍的新人一样，寻找与高手对决的华山论剑场所。
在内心层次上，我希望能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一举成名。1992年7月，全国跳水锦标赛在辽宁辽阳举行，我的机会来了。
如果说以前我参加全国比赛，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和自信心的话，那么这次，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我已经拥有顶尖高手的难度动作。除了407和207这两个难度动作，我还攻克自己以前最棘手的倒立动作６３４。在当时，６３４可以说是倒立动作中的极限，孙淑伟、熊倪他们参加奥运会，用的都是这个动作。
可以说，除了将要学的３０７，在难度上，我和这些奥运名将平起平坐的了。
这次全国锦标赛，由于伏明霞、孙淑伟、熊倪等名将全力备战奥运会，而变得乏人问津。不过，它的含金量丝毫没有受到减损。中国跳水能够在世界体坛长生不衰，靠的是无以伦比的集团优势，在当时，肖海亮、徐浩这些选手，都国内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在国际上，也有冲金摘银的实力。
这是我第一次与７６、７７、７８年这个年龄段的高手进行比赛，我对这场比赛看得很重。
预赛，我的各项动作都发挥稳定，拿手的套路基本上没有出现失误，以第六名的身份进入决赛。张练也非常激动，他推了我一把：“看不出，你小子还行啊。好好地把你学到的动作发挥出来，我们就有希望，稳定在国内一流选手这个层次。”
但张练和我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比赛经验。那时候，自己虽然有了去年全国锦标赛的经历，但在如何把握比赛节奏及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还是一个新手。张练兴奋的话音还在耳旁回荡，我就在决赛劈里啪啦地乱砸一通，有几个动作，干脆是横着入水。
最后，我获得了第12名（决赛资格就只有12个人）。那次失利，让我彻底认清楚了自己的斤两与不足。要成为高手，还需要磨练。
巧合的是，肖海亮因为赛前突然发高烧，发挥失常，预赛仅名列第13位，连决赛都没进。不过，四年之后的１９９６年奥运会，我和肖海亮成了参赛队员。我俩经常自嘲：“９２年全国比赛的第１２名和第１３名成了奥运选手，命运真是神奇。”
但那一年的夏天，我还是深切地感受到了奥运会给我带来的震撼。
1992年8月，第25届奥运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
在以前自己的懵懂记忆里，奥运会并没有占有多大的意义。虽然自己从事的是竞技体育运动，但由于收看条件以及认知程度所限，我竟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奥运会这样的比赛。
这一年，在教练房间里守着那台半新不旧的16英寸彩色电视机，我见识了这个新奇的世界，并开始了与奥运会的缘分。可以说，我的辉煌与失败，荣辱和悲欢，都与奥运会有关。
8月4日，我和伙伴们早早来到张练房间，一字排开，坐在地上，准备观看奥运会10米台决赛。
光是对比赛场地的镜头，就让我们唏嘘不已：巴塞罗那是一座多么漂亮的城市啊。奥运会跳水比赛竟然被安排在室外进行，宽敞而漂亮的看台，远处的教堂塔尖清晰可见。这个地方太美妙，太干净了。要是自己有幸置身其中，就算是作为一名匆匆游客，也不枉此生。
那一天，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一名叫孙淑伟的16岁少年。他纤细的眉眼下，不太协调地长着一张又厚又阔的大嘴。之前无数次在训练场上听过他蹩脚的普通话，但这次，我从他宽厚的大嘴中读出了福气，读出了气定神闲，读出了冠军气质。
他晒得够黑！但那一刻，我认定：“是高手，就应该这么黑！”只要皮肤晒黑了，无论是在海南三亚，还是非洲赤道训练出来的，一定是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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