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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衣食忧。但作为一个无任何依托，惟靠一颗人脑与一台电脑闯世界的异乡客，总会体验到一种与在家乡不同的人生况味。我初到北京，由于对地理环境不熟悉，租房一再失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我曾从市内迁到远郊，又从远郊迁至市内，后又从市内迁至通州，两年多7次“乔迁”。每次搬“家”，都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流浪者的孤独与无助。然而，每次搬迁结束，我便可在“新居”内架起电脑，读书写作投稿，或曰“开张营业”。这又使我感到一种身有所托的安然，更感到一种心有所寄的快乐，所托所寄者何？我有一片不受他人侵扰的精神家园供我耕耘、供我收获也！而本集中的文章，便是这片家园中产出的部分果实了。这些果实滋味如何？恭请读者品尝。
我自1995年把写作杂文随笔当做主业以来，一直在为拓宽文章的题材而努力。林语堂称他的小品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入我范围”，此种境界，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自有人把杂文比作“匕首投枪”之后，万人沿用，致使一提到杂文家，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那腰围革裙，傍炉临砧，抡锤打造兵器的铁匠，或是毫无生活情趣，整天板着面孔，手拈利器，寻找刺杀对象的武士。其实杂文本应包罗万象，万事万物皆可入文，纷繁复杂的社会和丰富多彩的人生皆可反映。杂文之题材之所以越来越窄，乃是由于某些以“教师爷”自居者乱设框框、乱划界线所致也。我虽浪得“杂文家”虚名，但我却不甘心只做一名“铁匠”或“武士”，于是便有了这些有别于“冷兵器”的随笔。我友朱铁志戏称我的两类文章为“一手硬，一手软”，这本文集，便是“软文”之集锦。这些文章，表达了我对人生的体验与感悟，对人性的解剖与透视，对世态的观察与洞析，以及对生活的玩味与见解，可能缺少铁血味、火药味，但我却自信不乏真趣味、真性情、真识见。我是实话实说，还是老王卖瓜，读者阁下开卷便知。
我以前出版的几部长篇纪实文学、历史杂著与杂文集，均未写序。演员一登台，演技之高下，皆逃不过观众慧目；书籍一问世，内容之优劣，亦难逃读者法眼。是劣作，序言即使吹得天花乱坠，恐也难掩其劣；是佳作，著者不赞一词，而读者自知其佳。因此我以为，一本书有无序言，无关紧要。然而，本文集是北京欣资鉴文化公司策划出版的《水风筝丛书》之一部，丛书组稿韩薇女士来电话说，其余作者的书皆写有序言，嘱我也写一篇，冠于卷首，既然如此，我从众。。
梅桑榆
2004年6月2日 于南京
第一辑 旁观世态握手
中国的一切礼节中无不包蕴着人情世态，握手亦然。
握手可以说是社交活动中最简便易行的礼节之一，欲行此礼节的两人一同伸出手来，相互一握，然后松开，于是礼成。然而，人情世态就显露于这一握一松的简单过程之中。
握手虽然由两人伸出手来共同完成，表面看上去相互平等，其实不然。明显的等级差别往往体现于这一握之中。一些居高位者在与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握手时，大多是被动的，他很注意自己的威仪，因此手绝不伸出太远，他的五根手指只是呈半握状，或是用三根手指松松地一拉，好像很珍惜自己的力气，又好像生怕对方患有乙肝之类的传染病。同时，他绝不会轻易移动尊足，而且身体必定挺拔依旧。然而对方却往往与他形成鲜明的对照，较为常见的是满面堆笑，大步前趋，双手齐伸。由于他手伸出过早，那姿态颇像在向接见他的人捧献一件看不见的宝物。更有甚者，当他握住对方的手时，竟像是遭人从背后拦腰一击，以致于上半个身体突然瘫软，往前猛倾，一张脸几乎贴到人家的手上，那情形仿佛要为接见他的人看手相，或是要模仿欧洲人行一个吻手礼。某位颇有声望的人曾经有幸受到大人物的接见，并且珍藏着一张他与该大人物握手时的留影。这张照片记载着他一生中最难忘怀的瞬间，同时又给他留下终身的遗憾：因为照片上的他头垂得太低，脸几乎贴到那个大人物的手上，叫人无法看清他的面部，使得垂首躬身并且没有脸的他，既可被人认作张三又可被人认作李四。
握手颇能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密。泛泛之交在需要握手时，大多是松松地一拉，或是匆匆地一握，以虚应故事。新朋旧友、同窗知交，握手时平等亲切，两人的表情、姿态仿佛是相互的镜子，而握手的力度也大致相等。双方有隔阂者，握手时总显得勉强，大多只是为了表示大度，表示一种姿态而伸出手来；有的人甚至以拒绝握对方伸出的手而表示对他的厌恶或蔑视。只有善于社交善于掩饰自己的好恶爱憎的人，才能在与所有人握手时做出一视同仁之状。
大人物会晤、故友重逢以及情人送别，握手的时间大都很长。两个大人物会晤时，伸手一握就是几分钟，他们要给记者留下充足的摄影时间。握手者在快门咔咔，灯光闪闪的热烈气氛中面带微笑，不过他们不是笑给对方，而是笑给记者，准确地说，是笑给大众看的。他们在握手时想到的是自己的形象自己的使命，两人的手如此一握，很可能就握出了重大的历史意义，握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因此他们的握手不带感情色彩。久别重逢的故友握起手来，与大人物相反，邂逅的惊喜使他们“旁若无人”，只注意故友，并且完全忘了自己。而故友阔别后的经历，就像一部少了一卷拷贝的精彩的影片，或是缺了几集的悬念未解的电视剧，迫切需要对方以口述予以补充说明。因此故友重逢，常常是两人紧抓着对方的手不放，不停地问这问那，或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所谓“多情自古伤离别”，情人离别时握起手来更是难分难舍。他们由于环境所迫，所以才用握手，而不用他们惯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使得那离别前的一握弥足珍贵；而这一握之后，代之而来的将是一段难挨的孤独，是一腔痛苦的思念，因此他们那一双紧握的手，不到非分开不可时绝不分开。与重逢和故友握手时恰恰相反，即将离别的情人握手时很少说话，他们此时很少用嘴，而是多半用眼来表情达意。
握手虽然是一种最常用也最简单的礼节，但行此礼节时也要因人而宜、因地而宜。有的人只要一看到熟人，不管人家有事无事，便抓住别人的手不放，口中滔滔不绝，或天或地，叫人家听之生厌，而又欲走不能；有的人不分对方的性别，总要握得人家的手骨节生痛，男性的手厚大结实，尚能经得起他那一握，女性的纤纤玉指经他那一握，恐多半招架不住，这种握力测验式的握手，也许会让男同胞感谢他那份热情，但却难保不让女同胞觉得他有轻薄之嫌；有的人入厕方出，风纪尚未整饬完毕，便热情地向人伸出他那尚未来得及洗的手，令对方却之觉得失礼，握了又难免不生出不洁的联想。
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恐怕只有世事洞明的人与人握起手来，才会很好地把握分寸。
同事
一个靠供职于某个单位而求生计的人，除配偶之外，同事恐怕是与他相处时间最长的人。因为一个人参加工作之后，可能离开父母而自立，而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也可能远走高飞。不过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同事们可以一起开会、出差或公费旅游，但却很少串门。同事们可以海吹神聊，相互调侃，但很少谈心，而一涉及领导的是非，便会立刻噤声。异性的同事朝夕相处，也许会产生爱情，甚至结为夫妻；同性的同事虽然朝夕相处几年、几十年，却很难成为朋友。同事，可以说是人际之间最少感情色彩而最多社会性、功利性的关系之一。
同事只是对于在一个单位共事的人的笼统的称呼，别以为既是同事，大家就可以平起平坐，说起话来可以像澡堂里的毛巾不分上下。其实，同事之间的等级是很分明的：对无职务的人，大家可以老张、老李，或小张、小李地喊，对有职务但又不是“头儿”级的人，大家称呼他时就不那么简单，下级称呼他，要在他的姓之后，带上他的头衔，以示恭敬；上级称呼他，要去其姓而称其名，或者在他的名后附以职务，以示亲切。级别不同的人，搭起话来，口气也不相同，下级对上级说话，是“汇报”，无论其口气还是说话的姿式，都要显出尊敬；上级对下级说话，是“指示”，无论其口气还是说话的态度，都会露出威严。即使是平时闲聊天，也别以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刻到了，作为上级，当然享有鸣放的自由，下级若是乱鸣乱放，信口开河，就要考虑一下是否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所以尽管上级放下架子，下级直起腰杆，同坐在等高的沙发上喝茶抽烟闲扯，但一眼看上去，仍然是主仆分明。上述种种，只是表象，从享受的待遇上更可以看出同事之间的等级差别。如工资、如住房、如办公条件、如乘车资格，等等等等，无不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如果说同事们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倒也无话可说，问题是干事最多的人可能工资最少，干事最少的人却可能拿钱最多。如果说同事都是量才晋升，大家都会心服口服，问题是才能最低的人可能职务最高，才能最高的人却可能职务最低。这种不平等，才真叫人憋气。
如果说单位是一个竞技场，那么一个单位的同事就是这个竞技场上的运动员。一个人若想得到奖牌，他就要技压群雄或群雌，就要凭真本事淘汰一些人，而这些人就是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事。这个竞技场上的比赛项目当然不是什么短跑跳高游泳体操之类，而是提拔加薪评先进评职称……别看一些“运动员”们平时松松垮垮，吊儿浪当，一到举行“运动会”时，他就会立马进入一级战备，磨刀擦枪，准备夺金得银。按照比赛规则，凭自己实力夺得“奖牌”的人当然是有的，但是在单位这个竞技场上，所谓比赛规则往往形同虚设，一些人置比赛规则于不顾，纷纷使出他们的绝招、怪招，东奔西走，上窜下跳，最终照样登上领奖台。而等级与待遇的差别，激励着一些人的竞争意识，故一到关键时刻，他们便横下心，拉下脸，怀着志在必得的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平时待人一团和气者，此时可能变得一脸杀气；平时能和平共处的人，此时可能反目成仇；平时有“好好先生”美誉者，此时可能最不怕得罪人……有的人谙于成事，不声不响便达到了目的；有的人有勇无谋，直闹得山摇地动最终却一事无成；有的人书呆子气十足，以为自己各方面条件都过得硬，只等领导颁“奖”，不料那“奖”却被只配给他系鞋带的人领去。不论通过什么途径得“奖”，都极可能引起同事们的妒嫉，而利益之争，总会给争夺双方的心头留下阴影，在失败者的心里埋下怨恨的种子。
一个单位从办事员到领导之间的诸多等级，好比一级级阶梯，除了有一飞冲天之才的人，绝大部分人要想求进步，只有靠自己的才能或领导的提携一级一级登上去。于是同事们在攀登那阶梯时，也就难免出现掣肘绊腿，你推我搡的犯规现象。古代不乏奸臣当道的朝廷，而今也不乏奸小当道的单位。现代奸小与古代奸臣，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并且级别上相差很大，但其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而其邀宠当道的手段也大同小异。这些奸小，不仅靠阿谀谄媚以博得上级的欢心，而且靠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告同事的黑状以求得上级的宠信，他们既是领导的弄臣和鹰犬，又是领导安插在下级中间的密探，大家身边有了这样一个同事，一举一动都得小心。谁若是不知密探的厉害，竟敢在单位直言领导的是非长短，恐怕栽了跟头，跌掉了门牙，还不知脚下是谁使的绊儿。一个单位有了这样的奸小，同事之间必然是貌合神离，互存戒心。
一个人一旦离开了那个单位，也许会偶尔到他曾经赖以谋生的地方转转，但他却很少会牵挂那些与自己在一幢楼或一个屋顶下共处了多年的同事。一个人在某个单位工作时，是这个单位的一分子，在同事眼里是自己人，一朝离开了那个单位，他便成了外人。当他重返旧地时，也许会受到老同事客气的接待，但那种客气，已分明表示你和他之间已经有了距离。当他受到客气的接待的同时，他会发现，自己以前坐过的位子，已坐上了别人，他以前使用过的办公用具，已归别人使用，目睹这一切，他就会清楚地懂得“吐故纳新”这个词的含义。这种感受，对于大多数因调动或退休而离开某个单位的人来说，可以尽快地冷却他对那个单位以及老同事的怀念之情，并使他们限制自己的脚，没事时不再轻易迈进那里的门槛。
如果说单位是一个家庭，同事便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如果说单位是一支军队，同事便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如果说单位是一台机器，同事便是这台机器的一个个部件。家庭成员不和睦，很难过安稳日子；战友之间不团结，将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机器的某个部件失灵，整台机器将无法正常运转。这些道理虽然简单，但似乎许多人只顾自己能从单位得到多少利益，而不顾他人、不顾大局，以至于同事之间鸡争鸽斗，将单位闹得如同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如何搞好同事关系，对许多来说，可能仍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第一辑 旁观世态合影
与人合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事情。合影是友谊或亲情的体现，是参加社会活动与人际交往的证明，人生聚散无常，随着时光的流失，照相机为我们留下的瞬间的定格，会变得愈加珍贵。合影又是一块意识的跳板，每当拿起一张多年前的合影，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忆起与合影有关的人与事，甚至忆起那逝去的岁月。正因为如此，一些老照片尽管已发黄退色，甚至已经残破，我们仍视如宝贝，将其珍藏于影集之中。
然而，人除了与父母子女等亲人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改变之外，其他关系都存在着不可预料的变数，而那永不改变的合影，也可能会因合影者之间情感、关系的变化而失去收藏的价值。朋友反目成仇，那友谊的“证书”便告无效；恋人分道扬镳，那爱情的“存照”也就不益保存。曾经高悬厅堂的，会因睹之生厌而将其拿下；曾经收于影集的，会因望之生恨而将其剔除；以前常向人夸示的，非但再也不愿提起，而且怕人问及。有的人会因为厌恨那位与自己合影的朋友或恋人，一怒之下而将照片焚之弃之；有的人不愿与合影的人“同归于尽”，便借助于剪刀，让自己不愿再见到的人永远消失，为了要与合影者“一刀两断”，甚至不惜忍痛割舍搭在那人肩上的一条膀臂。
友谊与爱情的变质，会改变人对于合影的态度，世事的变迁亦然。有一先生，上世纪50年代末曾到北京参加过一次级别很高的会议，有幸与许多高层人士合影。此公将这张合影引为荣耀，特放大至1米有余，装入精美镜框，悬于客厅，每有首次登门的客人，他必以手指点照片中人，介绍：“这是某某、这是某某”，然后指着自己的影像，说：“这是我。嗨，那次会议真隆重呀，主席都出来接见我们了。”闻者无不啧啧称羡，而他也笑溢双颊，荣光满面。不料，文革开始后，他竟接连从广播中听到照片中的某某是走资派、某某是历史反革命的新闻，不禁惊愕而又惶恐。那张令其蓬荜生辉的巨照显然不益再挂，再挂下去，恐将惹火烧身。但他又不舍不得将照片毁弃，搜肠刮肚，思得一计：将照片从镜框中取中，用烟蒂将被打倒者的头部烧去，以示与其划清界线，然后再挂于墙上。一年下来，被烧去头脸者竟有五、六人之多。哪知苍天弄人，那张巨照挂了多年之后，此公又从广播中、报纸上获悉照片中的某某、某某得以平反的消息，他对自己的干法甚感羞惭，只得将照片藏于暗处，再不向人提起。
这位先生只是为自己充当了几次“刽子手”而羞惭，本身并未受何伤害。我母校的一位女教师却因为一张合影吃了不少苦头。这位女老师丈夫已死，携有一子，她原在南京教书，不知因何故调到县城中学。当时盛传她早年曾当过蒋经国的秘书。她是英语教师，不仅一手版书漂亮洒脱，口语也十分流利悦耳，令几位生长于本土的教师自愧弗如。她虽年愈40，但风韵犹存，那一头烫过的波浪式发型和脚下的白色高跟鞋，在30多年前的小县城里显得十分引人注目。有人传说她经常用牛奶洗澡，以保养皮肤。这种奢侈的做法不免令人咂舌。但这只是传说，偷窥女教师洗澡者是谁，无人指名；她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牛奶，也无人提起。文革开始后，像她这样的人，当然是学生们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但批来批去，都是胡乱上纲，并未抓住她什么罪证。后来红卫兵抄家时翻出一张她与一个男人的合影，有人指认那个男人就是蒋经国！这一下，学校里沸腾起来，革命小将们终于揪出一个潜伏已久的“国民党特务”，于是场场批斗会少不了要她登台亮相，每次义务劳动都要她参加，并且将她那一头好看的发型剪成阴阳头，以让广大造派辨明她的“阶级敌人”身份。
那个可怕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与名人或是政要合影，不但不会遭遇不测，而且可以作为炫耀或唬人的资本。因此名人政要每到一处，欲与其合影的人就像夏日牛臀上的苍蝇，成团成阵，而且一旦得之，便如获至宝，到处夸耀，或借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据说，某因涉嫌巨额诈骗而入狱的红极一时的“歌词怪才”，当初就是靠一张与某女歌星的合影招摇撞骗，而后发迹的。不过，与名人政要的合影，虽然妙用甚多，却也未必都有永久收藏的价值，比如那些曾有幸与因贪污受贿而吃了铜枣核的高官合过影的人，恐怕除其家人之外，谁也不会把那照片当做宝贝珍存。
请客
请客，是请吃者向吃请者表示友好与尊敬的一种方式，而那一桌为客人准备的酒菜，则是二者之间感情的催发剂，友谊的粘合胶。一番杯举箸飞，漫谈闲扯之后，原本陌生的人可以变成朋友，是朋友的人感情得以加深，原本办不了的事情可以得到解决，原本是冤家对头的人可以握手言欢……请客既然妙用多多，当然有许多人乐此不疲。
请客可以是非功利性的。“有朋自远方来”，我们怎样才能体现出“不亦乐乎”的待客之情？最好的方式当然是请客。故友将远行，我们怎样才能表达“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的留恋之意？最好的方式也是请客。声应气求的朋友相聚，怎样才能体现出“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欢欣，最好的方式还是请客。在此类宴席上，由于请客者不抱功利目的，吃请者无受人之托的负担，故大多是言出肺腑，情浓于酒。而那种把酒畅谈，欢情洋溢的气氛，最能令请吃者与吃请者留连。席终人散之后，酒肉虽然很快便穿肠而过，但朋友的情谊却可以长留心间。
然而，更多的人请客则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为求人办事，或为洽谈公务，或为投靠师长，或为攀附权贵，或为拉拢关系，或为化解仇怨……求人办事的宴席，办起来不大轻松，请吃的人，事先要打探一下要请的人有无时间，愿不愿赏脸，其次要盘算一下应该将宴席办成何等规格，而后还得核计一下该请哪些人作陪。这一切，只是一场戏的序幕，贵客大驾光临，宴席开始之后，正剧才算开场。请吃者此时要精神抖擞，全力以赴，以赢得吃请者的欢心。那张脸，仿佛戴着一副笑的面具，那张嘴，仿佛在朗读一本《恭维话大全》。仅是笑与说，尚不足以表示热情，与说笑之际，还要敬酒劝菜，递烟点火，以种种动作来表示恭敬。至于那吃请者，则大多如同一尊领受朝拜者香火的佛像，所不同者，佛像是木骨泥胎，而吃请者则是个活物。既是活物，当然要有所动作，要发出声音。对于请吃者提出的要求，有的故做深沉状，哼哼哈哈暂不表态；有的学说书人乱卖关子，说什么“考虑考虑”、“研究研究”；更多的则如一条吞了钩的鱼，不得不当场承诺：“这事好办”。
朋友之间请客，是出于一种情谊，酒菜之丰俭，可以根据经济条件而定，腰包充实者，摆上一桌子美酒佳肴，当然很好；囊中不丰者，弄它一瓶二锅头、三两盘可口小菜，也可表心意而尽谈兴。请吃者不图什么回报，吃请者也无受人之托的负担，通常只是伺机回请，以使加深彼此的友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请客，就好比在做一场交易——一场舍鸡图牛的交易，请吃者与吃请者之间虽然不一定有什么情谊可言，但那酒席却是非丰盛不可。并且还需有愚公移山的恒心，一次不行，再请一次，直到事成为止。然而，请吃者既然是和请吃者做一笔交易，那吃请者就要考虑如何满足请吃者的要求，而不可在吞下一肚皮酒菜之后，嘴一抹了事。因为交易做成，投入得到了高额的回报，请吃者当然是心中大喜，满口谢辞；交易做不成，本钱泡了汤，请吃者就会一肚子怨恨，并且可能随口骂上一句：“那些饭菜全当喂了狗！”只因一时口腹之乐被人家骂做“狗”，那可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待客
幽默诙谐的苏东坡先生在莫干山的一座庙里受到方丈前倨后恭的接待之后，临别时题写了一副对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以示报复。此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这副对联也成为讽刺论人对汤者的妙作。
依我之见，那位方丈为了接待苏先生，浪费了时间与香茶不算，而且陪了许多笑脸，表示对文豪的敬意，结果竟遭此讽刺，赢得个千古不朽的势利眼称号，实在倒霉——世人谁不论人对汤？！桑榆生之亦晚，古代寺庙中的情形，不曾得见，但如今那些梵宫古刹中香客如云，游人如织的场面，倒有幸见过。若是寺庙中的领导同志对每一个来客都待若上宾，又请上坐、又敬香茶，恐怕客厅要改广厦，水壶需换大缸。若是再充当导游陪人四处转悠，恐他即使武功超绝，体健如钢，一天下来,也要瘫软如煮熟的挂面也！
佛门如此，公门论人对汤起来，更是赤裸裸无遮掩。大凡在机关蹲过的人，恐都见识这样的场面：大家正办得好好的公，忽然就像影视片中有人高喝“某某司令到”一样，来一个全体肃立——此乃是有首长驾到也。此后的节目，自然脱不了老套：该机关的头儿必以最能表示恭敬的形体动作和最能表示恭敬的声音语言，来接待这位因公事莅临或顺便遛遛的首长。请上坐、敬香茶、向首长一一介绍在坐的部下、详细汇报工作近况……首长若是不苟言笑，办公室里的气氛也庄严肃穆；首长若是和气可亲，大家就像吃了欢喜丸，首长一句并不幽默的话，也能产生哄堂大笑，声震屋瓦的效果。然而若是平民百姓前来办事，那情形就不同了。若来者是该机关某人的亲友，倒还好说，若来者是陌生人，别说那“茶”字，有谁能对他说个“坐”字，已经是莫大的恩赐。办公室里那一张张面孔，冷冰冰者有之，阴沉沉者有之，懒洋洋者有之，来者若求见领导，恐多半要被挡驾，好叫他对“门难进，脸难看”一语，来一次深刻而又全面的体会。
但是，谁若是因遭到如此冷遇而责怪人家论人对汤，那就错了。若要求人家一有人来就全体肃立，未免残忍，试想，来人少还能吃得消，若来人很多，闹得人家频频起立，不仅办不成公，恐怕体壮者要两腿抽筋，体弱者则要晕倒在桌子底下也！就是要人家笑脸相迎，也属苛求。虽说是“笑一笑，十年少”，然而笑得太多，脸上易添皱纹，加快容颜的衰老，心太少而面太老，岂不是一种痛苦乎！
仅从让坐、敬茶的小事，已大致可以体现出世人对待不同等级的人所做出的不同反应。若是需以酒菜待客，这种反应便更加明显。尽管是公款吃喝，勿需自己掏腰包，也要根据来客的级别和与单位的关系远近而酌情待之，私人待客，更是要论人对汤。每一个人对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都有一本帐，对于来客，该飨以美酒佳肴的飨以美酒佳肴，该待以随茶便饭的待以随茶便饭。若是凡有客来，无论亲疏，一律待若上宾，大摆宴席，别说月收入数百元的工薪族待不了几次客就会揭不开锅，即使是百万富翁，也有被吃到倾家荡产的时候。因此，当我们遇到别人论人对汤时，想想自己平素待人是否也是如此，便会心平气和，一笑置之。
第一辑 旁观世态做客
做客之乐，乐在既可免费享用主人备下的美酒佳肴，又可领受主人的一番盛情，并且可以于宴席之上晤旧友而结新朋，传佚事而听新闻，长见识而深交情。故许多人都乐意吃请，只需请吃者打一声招呼，便乐颠颠前往。孰不知，做客虽乐，有时却是苦在其中，烦在其中，窘在其中。
做客不是出操，大家不可能号声一响便齐集一地。因此先到的人有时免不了要等后来的客。那一等可能是几十分钟，也可能是一两个小时。然而尽管你的胃因久遭冷落而屡提抗议或因饭后有事要办而心如火燎，也只能咬紧牙关在那里等，谁叫你是客人！待主人通过电话千呼万唤，客人终于到齐之后，按说可以进入正题了，但若主人是个好礼的人，而客人的身份地位又有参差，大家就要经历一番排座次的演练，那客厅也就成了水泊梁山的“忠义堂”。落座之前的那一番推拉搡扯，十分热闹，要是让不知咱国情的老外看见，还以为那是一场斗殴的序幕。若是座次排列不当，客人之间还可能闹出矛盾。我家乡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一次喜宴上，一年轻人不懂礼仪，坐在了本家叔叔的上首，结果叔叔几杯酒下肚，便开始以言语相讥，那侄子也不甘示弱，结果两人先君子后小人，从动口发展到动手，认真而又卖力地为喜宴奉献了一场武打剧。我在做客时也因排座次遇到过尴尬事：某友订亲，邀我陪客。他那未来的岳父听说我是“作家”，入座时出于客气，拉我坐在他的左边。我对方桌的上下位置不大清楚，也就顺势坐下。坐定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我坐的原来是首席，而这个位置，理应由他老人家占据。我坐在中间，成了两位亲家翁交流感情的障碍。这一错误，使我如芒刺在背，一顿饭吃得很不自在。
做客虽然只需带一张嘴，但那张嘴却不能只顾吃喝，而要在完成吃喝大任的同时，兼顾交谈。若在坐的都是熟人，倒也不乏谈资；若均是初次见面，就得搜索枯肠，没话找话，跟人家来两句寒暄，凑几句扯淡。谁若是牢记孔夫子的教导，自始至终“食不语”，在坐的人恐怕不是觉得他清高冷傲，就是认为他是个没经过场面的冤大头。找几句话说本来不难，比如说说天气阴晴，谈谈趣闻轶事，酒桌上的气氛若不是严肃的像追悼会，尽可以说说笑话，如果没有女宾，还可以来两个荤段子，以助酒兴。但若是酒桌上有一个人地位在众人之上，且又爱垄断话题，宴席就可能变成提供酒饭的会场。如果主人应酬乏术，不自觉地加入听众的行列；或过于世故，有意推波助澜，使其口若悬河，“抛砖”成山，宴席这本应民主的场合，也就变成了一言堂，其他的客人也会觉得自己成了陪衬。
宴席上少不了酒，而请客者无不慷慨得像是酒厂老板，桌上的酒似乎永远也喝不完。若客人都是文质彬彬，和平共处，饮酒有度，宴席上当然是风平浪静；若是几个好战分子遭遇一处，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便不可免。挑战、应战；围剿、反围剿；或单打独斗，以决雌雄；或组成阵营，共御外辱；还有那貌似温良恭敬，实则暗藏杀机的车轮大战般的敬酒……总之，此时客人已成斗士，酒场已成战场，而厮杀的结果，不是两败俱伤，便是一方惨兮兮宣告投降。在战场上，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在变成了战场的酒场上，经常发生的则是急急出门呕出腹中物，或当场被酒精麻倒在桌旁。遇到这样的场合，你若是积极参与，或身不由己地卷入战争，其结局可能是纳新不成反要吐故，宴席未散，已将主人的酒菜退还。你若是作壁上观，就要忍受久不罢宴的煎熬。当然，你可以中途找个借口退席，但那又会让人抓住“失礼”的把柄而对你大加指责。
做客的人虽然在一饱口福之后，无需掏腰包付帐，但却欠下了请客者的一份人情。某些贪吃的权贵可以整天将嘴插在别人的锅里，他们一来觉得吃有求于他者的请理所当然，二来他们可以用手中的权力还请吃者的情。你若是一名普通百姓，吃了请之后，就得惦着请吃。你可以在吃了一两次请之后，不做什么表示，但你若是吃了四五次请之后仍捂紧腰包不愿回请，或因囊中羞涩无法回请，恐怕就会落下“白吃先生”或“抠门”的美名。有人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话未免有失偏颇，因为人际间的交往并非都是在做交易，而有些人请客纯粹出于友情。不过的确有很多人是怀着某种目的而请客，做客的人如果在酒桌上对主人的请求爱莫能助，恐怕就要陷入窘境。由此看来，经济拮据或“能量”很小的人，最好不要轻易去享受做客之乐，因为你将背上一笔难以偿还的人情债。
陪客
请客的人不是因你而摆宴，而你却应邀在座，你就是一名陪客。于宴席之上，陪客与主客喝的是相同的酒，吃的是相同的菜，并且可以借机结识新朋友或拉上新关系，而吃饱喝足之余，又不需为主人的破费而心痛，大不了下次请客时，顺便邀他做一次陪客，也就还了吃请的情。做陪客真是乐事一桩。
然而，做一名陪客赴宴，并非仅带一张嘴和一个胃即可，在与主客同享口福之乐时，还需懂些人情，通些世事，在举止应对上把握一点分寸。在咱中国礼仪之邦，座次的安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别说在那些公众场合，即使在私家宴会上也不可忽略，故入席落座时需听从主人的安排，不可随心所欲。如果主客稍一推让，你便当仁不让地坐上他的位子，或是你本应叨陪末座，却在餐桌的上首落臀，就可能让主人尴尬，甚至毫不客气地请你坐到你应坐的地方。有一次，我一年轻朋友恋爱有成，特邀女友的父亲与他的父母一聚（家乡称这一聚为“会亲酒”），我也应邀前往陪客。朋友的未来岳父听说我是作家，入席时客气地拉我坐在他的旁边。我不知是敬，也未推让。待到大家坐定，一同擎杯举箸之时，我才发现我犯了个错误——我坐在了首席，也即坐在非他莫属的位置上。由于我插足其间，使得两位“亲家翁”谈话碰杯，多有不便。我也如芒刺在臀，很不自然。但此时再易位而食，显然不妥，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喝酒进行到底。自那以后，我在充当陪客之时，首先注意的便是自己应该坐在哪里。
做一个陪客，并非只要坐对了位置，便算尽职。既是陪客，就有“陪”的义务，席间要与请客者一同对主客表示热情和敬意，或是谈些轶闻趣事与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以烘托气氛……有些人却置这些应酬的常识于不顾，或旁若无人，箸不停挥，只顾吃喝，一副饕餮之相；或大发牢骚，猛诉冤屈，误把宴会当成了诉苦会；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误把酒桌当成了演讲台……结果不是喧宾夺主，冷落了主客，就是弄得满桌客人无以置喙，只能呆坐一旁，充当一言堂上的听众。有一次，我一朋友因搞调动，请一位能帮忙的人吃饭，我应邀陪客，席间另一位也属陪客的老兄听说主客有些职权，几杯酒落肚，竟向他大诉其苦，说自己在单位如何受歧视、受压制，总之是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我的朋友几次设法岔开话题，均未能使他并上那苦水滔滔的闸门。后来这位老兄竟问主客，是否也能帮他换换单位，这一要求不仅使那人面露难色，我的朋友也终于不得不制止他的发言。不料他竟未等席散，便提前告辞，以示抗议。又有一次，我的一位亦商亦文的朋友宴请他的一位大学同学，请我去做陪客。席间，一位只与我的朋友见过第二次面，也是陪客的仁兄，知道我的朋友亦商亦文，已出版几部小说与诗集，便无休无止地谈文学、谈哲学、谈社会、谈人生（其实都是对不同的人说过的老话），虽美酒佳肴，也不能堵住其口，结果满桌客人只能恭听他的滔滔宏论。当我朋友的太太说起他们夫妻之间最近闹了一点矛盾，让大家评评谁是谁非时，该仁兄又大谈夫妻相处的艺术，谈情爱性爱，并将萨特与波伏娃的关系称为男女关系的最高境界，建议我的朋友和太太向他们学习，后来又说是“距离产生美”，建议朋友夫妻分居一段时间，甚至说自古诗人多放浪形骸，鼓励我的朋友生活上开放一些、放荡一些，说是这样才能灵感丰富，不断产生创作的激情……我的朋友倒是能面带微笑，从容地当他的听众，他那本来谈笑风生的太太，脸上却渐渐露出冰霜之气。而那位仁兄仍谈兴不减。诸如此类的陪客，岂不有点让人畏惧？
烟民
烟民一词，是对吸烟成瘾者的统称。对于烟民来说，香烟已成为生活之必须，别说“不可一日无此君”，即使是“半日无此君”，也会急得抓耳挠腮，六神无主。因此大凡合格的烟民，无不是将香烟火具随身携带，不可一日有所疏忽。至于那些有烟无火，或是烟火全无，却来者不拒地白抽别人递过的香烟者，尚无权加入烟民的行列。
将有烟瘾者统称为烟民，其实并不确切，因为有此嗜好者并不仅限于平民百姓，而是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而同是吸烟，在香烟的档次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数十元一包的极品烟到几角钱一包的劣等烟，其间包罗的品牌，大致能够体现吸烟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基础。香烟的商标往往就是吸烟者身份的标签。天天抽红塔山或是大中华的人不是公仆，便是大款，普通的工薪族或做小本生意的个体户，决无此等口福。当然，后一等人有时也会出人意料地亮出一包名烟来，但那十有八九是为了求人办事而准备的“介绍信”，或是为人效劳而得到的酬劳品。很少有人是为了自己那张嘴而舍得如此破费，因为块把钱一包的香烟一样可以过那挥之不去驱之不退的烟瘾。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那就是天天抽名牌、极品烟的公仆大多勿需掏钱；天天抽块把几角钱一包的劣质烟的主人却反而要靠自费。
烟的等级既然能够体现烟民的等级，因此烟民们吸烟时也是姿态各异。吸高档香烟者，于公众场合，多爱摆出一种既富且贵的派头，拉开架式，悠悠然吞云吐雾。并且多爱将烟盒摆在面前，以作为一种标志，一种装点。吸低档烟者，在家中或烟友所抽之烟均处于同一档次的地方尚能从容掏出烟盒，取烟吸之；若是在公众场所，特别是在高级烟民众多的场所，大都从容不起来。有的人趁人不备，神秘地取出烟盒，取一只烟后又迅速将其藏归原处，叫别人看不出他吸的啥烟；有的人则像变魔术似地在衣袋里摸索一番，然后突然掏出一只香烟点燃，叫人无法知道他所吸香烟的品牌……
吸烟的姿态可以显示出烟民的等级，敬烟与点烟亦然。当有数人在坐，其中有掏出烟来只顾自己吸而不敬别人者，此人不是由于吝啬，就是他在那几人之中地位最高；同样，如果其中有人频频向周围人敬烟，而很少或根本无人回敬他一支，此人不是有事求诸于人，就是在那几人之中地位最低；地位在周围人之上者，极少伸出手为他人点烟，而大多是拉出高高在上的架式，给别人一个效劳的机会；地位在周围人之下者，则常需将别人嘴上的香烟一一点燃之后才进行自我服务；在打火机未问世之前，为多个人点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因为点烟者需一连擦上几根火柴，一不小心还会烧到手指。而那种低三下四的屈辱之感恐怕要使有血性者觉得比烧到手指还要痛苦。
有俗语云：“烟酒不分家。”其实这不过是一句客气话，你千万别以为自己可以天天拿别人的香烟过瘾，更别以为置身于那种“小白棍”乱飞的“不分家”的场合，就可以忘乎所以，上下不分，因为“小白棍”乱飞并不意味着就是“世界大同，人人平等”。
第一辑 旁观世态老乡
早年，客居异乡或在异乡定居的人，见了同乡，多少都会生出一些亲切之感。家乡有句俚语：“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我想同乡相遇，之所以“泪汪汪”，恐怕不是因兴奋所致，便是有一腔漂泊之苦要诉。而一兴奋，两颗陌生的心便缩短了距离；一诉苦，两个漂泊的人便产生了共鸣。于是，在“老乡”、“老乡”的呼唤声中，那个颇令人向往的东西——友情，也就悄悄地在两个人的心中探头探脑了。然而，在户口的制约早已破除，人们可以随意迁徙，自由流动的时代，“老乡”这一称呼，似乎已失去了以往的魅力。
老乡的多寡，与一个人的活动范围大小成正比。在一乡之外，见了同乡的人，是老乡；在一县之外，见了同县的人，是老乡；在一省之外，见了同省的人，也是老乡。像我这样离开家乡安徽，闯荡京城的人，老乡之多，真是数以万计，平时只要一出门，就可能听到乡音尚未脱尽的“皖普”。我初来北京时，每逢听到操“皖普”口音的人，心中就会油然生出亲切之感，有时还会忍不住与其叙上一叙。但渐渐地，我发现大多数人对我的絮叨反应冷淡。仅仅是反应冷淡，还可以及时刹住话题，掉脸而去，有时甚至会自讨没趣甚至招来侮辱。
我初到北京时，曾应聘于某杂志社。上班的第一天，一位小姐指着一位脸色阴沉的年轻编辑说：“他也是安徽的。”陌生之地，竟遇同乡，我自然高兴，便笑着说：“那咱们可是老乡啊！往后还请多多关照。”不料，这位老乡的脸色阴沉如故，只是用鼻子哼了哼。我在一旁坐下来，继续和他搭讪，但他头不旁扭，目不斜视，将背对着我，冷冷问：“是谁介绍来的？”我答：“是自己应聘来的。”他又问：“发表过什么作品吗？”我答：“我就是干写作这一行的。”对话到此结束。他的冷漠和居高临下的问话，使我颇感意外。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杂志社的兼职编辑，我的到来，使他丢掉了这份差事。
这位老乡只是态度冷漠，言谈倒还文雅，有些老乡则十分粗俗，让你无端受辱。王府井大街一些商店里的营业员，有许多安徽人，多为女性。她们对顾客的态度，热情得过火，但你要是在领略了她们的热情之后，不买东西，她们便现出了本相，在你转身离去时，骂你一声“傻×”或“扣门”，算是对你客气。有的竟抛出一连串无法诉诸笔墨的脏话，以发泄她们的怨气。我第一次前往购物，听到她们那乡音未脱的普通话，颇感亲切，便自报籍贯，说：“我们是老乡。”不料一位女老乡冷冷答道：“我们只认钱，不认老乡。”闻听此言，我的感觉已非“兴味索然”一词可以形容。
遭冷遇或是挨骂，不过是精神上受点小小的刺激，与那些受到老乡的欺骗与敲诈的人相比，我算是幸运多了。
一位河南籍青年，来京的第一天，在北京站广场上遇到了一位老乡。这位陌生老乡的热情和熟悉的乡音，赢得了这位初到异乡的青年的好感和信任，他向老乡诉说来京的打算，并请求老乡指点门路，哪知他在喝了对方的一瓶矿泉水后，神志便失去清醒。当他醒来时，老乡已不辞而别，并且很仗义地掏空了他的钱袋，拿走了他的旅行包。不过那人看在老乡的面上，给他留下了身份证。
一天，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两个女老乡，我从她们的交谈中得知，在她们的暂住地，有不少安徽人，其中有些人挣钱无方，生活无着，便结伙对收入颇丰的老乡下手，因为老乡之间彼此知根知底。他们的手段是威逼与毒打并用，直至钱到手为止。我自报籍贯，与她们搭讪，想了解一点详情，她们用十分冷漠的眼神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转脸继续她们之间的交谈。从那眼神里，我看出她们的戒备心理。她们的对话，等于间接地为我上了一课。从那以后，我遇到籍贯相同的人，在尚未有所了解时，不再轻易说“我们是老乡”。
眼神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之窗，那么眼神则是这扇窗里所展现的内容。我们对自己的心灵之窗所展现出的内容，大多无法自知，但却可以通过他人的那扇窗户，窥见其情绪、态度、心地与性格。因此我们要想了解别人，除了听其言而观其行之外，还需留心看一看他的眼神。
一个胸襟坦荡的人，眼神如无云之苍穹；一个心地纯善的人，眼神如澄澈之湖水；一个诚实的人，眼神如睛空之朗月；一个机智的人，眼神如夜空之灿星；一个城府深严的人，眼神如蔽日之云翳；一个狡猾的人，眼神如出洞之黠鼠；一个凶残的人，眼神如蛇口之血舌……据说，有经验的人仅凭看眼神，就可从人群中辨出尚未作案的小偷，资深的审判员根据受审者的眼神，可以判断出他是否说谎。而自诩精通相面识人之道，且著有《冰鉴》一书的曾国藩，甚至自称根据眼神可以辨出人的忠奸贤愚。可见，人也许可以用言行来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但要想彻底关闭心灵之窗，不让他人看见窗里的任何内容，恐怕不大容易。
以眼神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心地或职业，即使不需曾国藩那样的相面水平，也需有一定的识人经验。而以眼神来判断一个人的情绪和态度，却只要不是麻木不仁或智商过于低下，都可以胜任。人们可以从父母的眼神里读到慈祥与疼爱；可以从异性的眼神里读到爱慕与欣赏，可以从朋友的眼神里读到亲切与友善，可以从上司的眼神读到自大与傲慢，可以从下级的眼神里读到尊敬与恭顺，可以从乞丐的眼神里读到求助与哀怜，可以从某些人的眼神读到怀疑或戒备、敌意或仇恨、淫邪或贪婪……有些眼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些眼神则让人产生联想：愤怒者的眼神会使人联想起舔舔的火舌，嫉妒者的眼神会使人联想起冷冷的刀光，贪婪者的眼神会使人联想起饥狼饿虎，谄媚者的眼神会使人联想起摇尾乞怜的狗，恐惧者的眼神会使人联想起受惊的麋鹿，绝望者的眼神会使人联想起被缚的羔羊……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所能看到的眼神，多为尊敬、崇拜、羡慕、谄媚、乞怜或是真假难辨的忠诚；而一个普通百姓所能看到的眼神，可能有友善、爱恋、信任与真诚，也可能有傲慢、冷漠、冷酷、轻蔑、凶暴与残忍……
眼神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眼神是人们所希求的，如爱慕，如友善，如尊敬，如信任，如同情……另一类眼神是人们所厌恶甚至畏惧的，如傲慢，如狡猾，如猜疑，如嫉妒，如冷酷，如残忍……然而一个人经常领受什么样的眼神，又与其人品、才能、相貌、地位等等方面有关，一个街头的乞丐，所看到的眼神，恐怕只能是同情、蔑视或厌恶，一个贫穷而又无能的男人或一个相貌丑陋的女人，很难在异性的眼神中看到爱慕；一个地位低下终日受人差遣的人，很难在别人的眼神中看到尊敬。
有名言曰：“社会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此言令人怀疑，因为小民百姓有时即使是赔尽笑脸，这面镜子也不会对他露出一丝微笑。如果说他人的眼神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镜子，倒算得上是恰当的比喻。一个能够读懂各种眼神的人，不需听取他人的什么评价，只要看一看他人的眼神，就会明白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位置。我们在与人交往时，要想很好地把握分寸，适时地决定进退，既不错失良机，又不陷入尬尴或受辱的境地，恐怕首先要学会读懂各种眼神。
名声
名声是大众对某人品行或才能的评价。这种评价不是当面的恭维和颂扬，而是人们在他的背后所发的议论，并且是发自内心的议论。故要想知道一个人名声的好坏，需私下向那些了解其人并与其无利害关系的人打听。否则，你所了解的那个人的名声，便可能如同装在茅台酒瓶里的假酒或是被涂上粪污的璧玉。因为不了解他的人，只能向你告知他的道听途说，而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则会在评价其人时带着某种动机或爱憎的情绪。
有些人的好名声是于不经意间得来，比如那些靠高尚的品德和种种不图回报的义举善行而赢得大众尊敬的人。有些人的好名声是靠努力奋斗得来，比如那些靠某种才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然而，不论哪一类人，他们的好名声都来之不易。某大人物曰：“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有些人虽然不畏艰难，一辈子都在做好事，但由于他们仅是平头百姓，既不能借助媒体之势大肆宣传，又不能引起官员表彰的兴趣，他们那高尚的品德便如同蒙尘的珍珠。由于地位的卑微，他们又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善行义举，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难以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于是他们的一生便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要说名声，他们也只是在其狭小的生活圈子里有那么一点名声而已。至于靠事业的成功赢得好名声的人，与地球人口的总数相比，也只占极少数。就拿吃文学饭者而言，国中的诗人多如牛毛，但有几人能像莎士比亚那样，敢说他的诗：“没有云石或王公们金的墓碑，能够和我这些强劲的诗比寿。”国中的作家车载船拉，但有谁敢断言，他的作品将不会被历史的浪涛淹没？绝大多数的文人，亦如平民百姓，只是在他生活或行业的圈子里有那么一点名声。
好名声可以给人带来丰厚的回报，作家与诗人有好名声，他们的诗文便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一个医生有好名声，求医的患者便会趋之若鹜。一个从政的人有好名声，他便会在仕途上一路顺风。然而好名声毕竟难得，于是一些欲求好名声而不得的人，便挖空心思大做文章。诗文平庸，借助媒体大肆炒作；医术不佳，凭借广告拼命乱吹；政绩平平，靠着弄虚作假上欺下骗。而官场中人最容易依仗权力，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工具为自己制造种种令大众崇仰的假象：昏庸无能者硬是被吹捧成才华出众，贪污受贿者硬是被装扮成清正廉洁，腐化堕落者硬是被歌颂成德高望重。结果这些人靠种种手段赢得的好名声，就像一层障人眼目的迷雾，人们一旦透过迷雾，看清其真相，便会大失所望或顿生厌憎之心。
为好名声而作伪者，如果不是为了欺世盗名骗取某种私利，说明他还有一丝向善之心。如今有些人已不再把名声当回事，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种种欲望得到满足，可以去行骗，可以去敲诈，可以去偷盗，可以去抢劫，可以去制造和兜售假货……有些官场中人，只是在上班、开会之时假模假势，做正人君子状，一离开这些场合，便赤裸裸地露出本相，或广受贿赂，或宿妓嫖娼，某官有言：“我廉洁奉公，不能名垂青史；我不近女色，没人封我为‘当代圣人’，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才不管。只要没人敢当我面说三道四，背后人家怎么骂我，随他骂去。皇帝背后还有人骂，何况我这个芝麻小官。我才不管什么名声不名声。名声能卖几角钱一斤？”这段道白，可谓说出了一批人的心声。总之，无视名声的人，必然无羞耻之心，他们为了使自己达到某种目的，不怕担当任何恶名。
第一辑 旁观世态脾气
一个人脾气之好坏，形成的原因颇为复杂。而大致说来，恐怕与父母的遗传、个人的经历，以及其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有关。一无所恃，并且不知在人生的旅途上栽了多少跤，碰了多少壁的人，遇到不平事大多忍气吞声，于是我们就说他“脾气好”；财大气粗或权大腰硬，在人生的旅途上占尽风头的人，稍遇不快便大发雷霆，于是我们就说他“脾气坏”。当然，经历坎坷，一无所恃的人也可能暴躁刚烈，一遇挑衅和欺侮便不顾后果，奋起还击；一帆风顺，有权有势的人也可能温柔敦厚，每遇冒犯和侮辱，均宽宏大量，一笑了之。然而这似乎只是特例，不具普遍性。
一个人的脾气，往往不能简单地以“好”、“坏”二字论之。一个对他的妻子凶暴如虎的男人，在他的情妇面前，也许是一头驯顺的绵羊；一个对他的丈夫常做“狮子吼”的女人，在她的情夫怀中也许是一只温柔的小猫。暴烈勇猛的项羽在征战中杀人不眨眼，但他在虞姬面前却变成了一个多情温顺的男人；凶残嗜杀的朱元璋一高兴便将臣民的脑袋像春天的韭菜一样乱割，但他在马娘娘面前却变成了一个颇为听话的丈夫。
有些人的脾气具有两面性。那些动辄在下级面前吹胡子瞪眼，大发脾气，骂下级像骂孩子的人，在上级面前却十之有九低声下气，媚态十足，而且可以做到“赠其国骂而不惊，侮其祖宗而不怒”。有的人在打电话时，对下级常常是官腔官调，稍有不快便大吼大叫，训词满口。然而哪怕他正吼叫间，忽然听对方报出了一个令他敬畏的姓名（只需职务比他高出半级以上即可），他的声调便会陡然一变，狮吼虎啸之声于一秒钟之内变得像猫眯一样柔媚，并且一定是满脸堆笑，不仅笑，而且要笑出声，因为即使是那张脸笑得变成一朵九月的菊花，对方也是看不见的。有的人在弱者面前动辄怒发冲冠、目眦欲裂，脾气暴烈如火药；而在强者面前却始终俯首躬身，低眉顺眼，脾气又柔软如绵帛。总之，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之“变色龙”，在中国决不是什么珍稀动物。
环境能培养一个人的脾气。得势的人在一片颂扬声里，在众口称“是”声中，往往会由原先的谦虚温和变得骄横任性，将对人发脾气作为一种显示权威的方式。环境也能改造一个人的脾气。失势的人在众人的冷脸白眼和讥讽嘲骂之下，往往会由原先的狂暴傲慢变得逆来顺受，唾面自干，夹着尾巴做人。而政治制度的开明与否，也会使人的脾气受到很大的影响。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臣民一不小心，便会因言获罪，甚至株连九族。结果只能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连话都不敢说的人，恐怕是不会发什么脾气的。即使要发脾气，也只是在察明隔墙无耳的情况下偷偷地去发。或者像唐代诗人刘叉所说的那样“野夫怒见不平事，磨损胸中万古刀”。怒而不言，只是在胸中磨一磨刀，估计是不会掉脑袋的。然而在惩治“思想犯”的年代，那愤怒之刀也只能悄悄地磨，若是一不小心磨出了声，结局恐怕不妙。
人发一发脾气，并非都是坏事。“苍鹰独立时，恶鸟不敢飞”，正义之士发一发脾气，邪恶之人就可能会退避三舍；担任要职的人发一发脾气，说不定可以对某种积弊起到拨乱返正的作用。也许正因为如此，报端才爱刊登“某省长发火了”、“某市长动怒了”的新闻。然而另一种情形则是：人一发起脾气来，血压升高，心跳加速，有损健康，并且很容易失去理智，轻则恶语伤人，重则挥拳动刀。许多暴力行为都是发脾气引起的。待脾气发完，理智恢复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会为自己发脾气时的言行感到后悔。若仅仅是言辞过激，还有补救的余地，最坏的结局不过是大家互不往来；即使是在言语上顶撞了权贵，也不过是尝一尝遭报复、穿小鞋之苦；然而若是因一时暴怒致死人命，可就追悔莫及。因此我们为自己的身体健康与人际关系计，对于那些无关大体的皮毛小事，尽量以“忍”字处之。
应酬
一个人只要不是杜门却扫，与世隔绝，应酬便再所难免。家中有客来，需以烟茶相待，或是烟酒伺候。若是身在公门，更是要迎来送往，不计寒暑。烟茶酒菜虽是待客的必需品，但只要家中不缺银两，办来不难。难就难在造访者除了要享受口腹之乐外，还要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因此主人便要以得体的举止、有趣的言谈、细致入微的关照来表现好客的热情，方能使客人如沐春风，或曰“宾至如归”。而如何能使来者得到精神上的愉悦，才是应酬的真学问。
所谓应酬，多半是一种被动的应付，或是碍于情面，或是出于责任，有时甚至是迫于无奈。知己相聚，可以谈喜好、诉衷肠；故友重逢，可以忆往事、叙旧情；这类人生快事不能称之为应酬。名流光临，可以令蓬荜生辉；高士造访，可以让人聆听卓见；智者登门，可以使人茅塞得开；谐者到来，可以使人一悦身心……然而，这样的来访者毕竟太少。因此，应酬之事，常常是苦比乐多。
有道是“主雅客来勤”，然而那些勤来的客，未必都雅。有的人乐当说教家，他一登堂入室，你就得做洗耳恭听状，让他发表那些老生常谈的训词；有的人是偏执狂，你若对他的论调稍加反驳，便会引起一场舌战，其结局常常是悻悻而别，不欢而散；有的人有演说癖，一落坐便滔滔不绝，不给他人置喙之机，而且没有两三个小时不能尽兴；有的人则是闷葫芦，除了“打坐”之外无话可讲，于是主人只有以“抽烟”、“喝茶”等词来打破枯坐的沉默；有的人是新闻发言人，只是报道面过于狭窄：不是张三升了官，便是李四发了财，不是王某有几个情人，便是赵某最近又包了个二奶……诸如此类的客人虽然不受欢迎，但也只是让主人耗费一些时间，赔上一些烟茶，有的来访者则纯以满足口腹之欲为目的，他们或是提前通知，以给主人充足的时间准备丰盛的宴席；或是在饭时突然袭击，逼着主人手忙脚乱地打无准备之仗。有的人酒不喝到舌硬腿软神志不清不愿停杯；有的人不将席间的对手“撂倒一个，俘虏一个”不能尽兴；有的人速来速去，鼓腹之后立即告辞；有的人酒足饭饱之后仍要拉开安营扎寨的架势与你聊天谈心……接待这样的客人，你除了深受其苦之外，何乐之有？
私人间的应酬，多半只是碍于情面，厌烦之时，还可推辞回避。而公门之间的应酬，则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各级首长莅临、检查团前来检查、验收团前来验收、考察团前来考察，还有那兄弟单位和关系户来访……哪一路“菩萨”都是贵客上宾，稍有怠慢，恐怕都会使“菩萨”动怒，降下祸灾。故接待者无不是抖擞精神，小心伺候：敬美酒，陈佳肴；跳交际，唱卡拉；搞按摩，洗桑拿；东山观景，西山看花……接待者在完成这些常规项目时，还要察言观色，见机行事，随声附和，有求必应，见人说人语，见鬼说鬼话。袁中郎在给友人的信中叙述在吴县做县令时忙于应酬的苦状云：“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又云：“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而今接待上官，虽不需下跪，但袁中郎所言，恐怕仍能引起许多苦于应酬者的共鸣。
忙于应酬者是将自我化作美酒，供大众畅饮；是将生命化作佳肴，供他人品尝。我生性冥顽，不善此道，在别人看来，乃是憾事，而我却不但不以为憾，而且暗自庆幸，因为我不用为应酬而虚掷自己一部分宝贵的生命。
窝囊
盖世间有窝囊之人，更有窝囊之事。窝囊之人，说话唯唯诺诺，行事畏首畏尾，做人缩头缩脑，人前挺不起腰杆，人后伸不开愁肠；处境困窘，不思奋起，却以“知足常乐”自慰；受人欺侮，不敢抗争，只以“能忍自安”自劝。窝囊之事，遇不平、受冤屈、被误解、遭蒙骗、被愚弄、遭算计……但却有口难辩解，有理难讲清，有气无处使，有火无处发，只能自认倒霉，将一口窝囊之火、窝囊之气窝于胸中，让其自灭自消。世间窝囊之人与窝囊之事多多，桑榆特择数端以记之：
在家处处受老婆管制，在单位事事任领导支使，老婆或领导遇烦心事，都对他刮歪风，发斜火，拿他当出气筒、泔水缸，不亦窝囊哉。
被人冤枉，不敢出言申辩，受人欺侮，不敢挺身反击，一味忍气吞声，唾面自干，不亦窝囊哉。
老婆今天羡慕张三权力大，明天羡慕李四金银多，而每当羡慕他人位尊多金之时，必讥老公无能，屡遭老婆讥贬而终无扬眉吐气之日，不亦窝囊哉。
老婆红杏出墙，已是满城皆晓，无人不知，唯其老公一人蒙在鼓里，而且坚信妻子忠贞不渝，只爱自己一人，不亦窝囊哉。
见别人有困难，热心相助，别人不但不领情，反被怀疑其不安好心，另有图谋，不亦窝囊哉。
朋友有难，热心相帮，结果不但没帮上忙，反而更添麻烦，落得被帮助者怪罪，不亦窝囊哉。
朋友或同事之间有矛盾、闹纠纷，好心从中调解，但却被两方疑其是为了讨好偏袒另一方，落得两头不是人，不亦窝囊哉。
见有人违法乱纪，为非作歹，愤然举报，结果不但被举报者安然无事，反遭打击报复，黄鼠狼没捉到，反惹得一身骚，不亦窝囊哉。
见张三贪污、李四受贿、王二麻子大肆捞钱，始而蠢蠢欲动，继而付诸行动，岂料他人大发横财，逍遥法外，自己小试身手却被查处，偷牛无事，拔桩被捉，不亦窝囊哉。
因一时糊涂或受人威逼利诱，干下违法乱纪之事，从而像吞了钩的鱼、上了套的狗，被人捉住把柄，牢牢控制，任意驱使，不亦窝囊哉。
身为某帮派或小集团中人，利益没得到几分，却要被迫为头目的重大失误背黑锅，为犯了罪的主子当替罪羊，不亦窝囊哉。
聪明之人，欲图利反被人骗去钱财，爱戴高帽而被他人花言巧语诱入圈套，正所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不亦窝囊哉。
对朋友倾心吐胆，诚信以待，且以君子之心度朋友之腹，对其人品毫不怀疑，不料后来竟被朋友出卖，不亦窝囊哉。
清人傅山曾做《“窝囊”解》，其文寥寥百余字，其意是说人之所以窝囊，只因无光明远大之志，且如（月/襄）多肉而无骨。此文只言窝囊之人，而未言窝囊之事也。人若有大志、有骨气，也许可以不做窝囊之人，但人若想一生不遇窝囊之事，难矣哉！
第一辑 旁观世态书香与铜臭
沈括《梦溪笔谈》载：“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草。芸，香草也。”古人在书中放置香草，不仅可以防蠹虫咬蛀，而且可以给书留下幽幽清香，“书香”一词便由此而来。后来人们据此加以引申，形容读书人有“书香气”，而读书人家或曰“知识分子家庭”，则被称之为“书香门第”。
读书人或书香门第均少不了书，像陆文通那样，家中藏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的人家虽然很少，但大多也是“插书满架”、“摊书满床”，或是“藏书半壁”。当然，家中有书，只是一种表象，世人所尊崇的是书香门第中那有书香气的人。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饱读诗书的人，不仅可能具有超尘脱俗的气质，而且可以洞明世情，通达事理；待人处世，可以识大体，明礼义。而在靠科举取仕的时代，读书人可以从书中寻到“黄金屋”，觅得“颜如玉“，因此，书香门第也就自然而然成为蕴育显贵名流的摇篮，成为令世人不敢小觑的特殊社会阶层。在拜金主义盛行之今日，书香门第虽然不能像官宦、商贾人家那样门庭光耀，甚至被一些金钱至上者视为“贫民窟”，但仍然受到崇尚知识者的尊重。
“铜臭”一词，出自《后汉书·崔(宝盖头下放一是字）传》，汉代崔烈，位列九卿，名重一时，但他仍不满足于现有的地位，在荒淫侈奢的汉灵帝以卖官之资填补空虚的国库时，他以500 万钱买得司徒一职，从而得享三公之尊。然而他的声誉也从此一落千丈。一日，崔烈问其子崔钧道：“我做了三公，外人对我有何议论？”崔钧如实答道：“人们都嫌你有铜臭味。”后来，人们便以“铜臭”一词来讥讽用钱买官者或俗陋无知的富人。唐人皮日休就有这样的诗句：“吴中铜臭户，七万沸如霍（霍，古指肉羹）。”
尽管卖官鬻爵在封建社会已司空见惯，乌纱公司也由官府堂皇开办，欲做官者可以靠钱一酬壮志，乐享荣华，但百姓却将此等人以丑类视之。像崔烈那样位列三公的高官，世人仍讥其有铜臭味，等而下之的买官者，便更加为人所不齿。而不少富人也以“满身铜臭”为耻，或广交文人名士，或读书为文，习字作画，其目的是欲借人儒雅之风以补己俗陋之气，借文化之水以冲淡铜臭之味。时至今日，有铜臭味的官，在百姓眼中似乎并未“升值”，而富人也在尽量使自己变得风雅些、再风雅一些。
梁实秋先生有一段“书香”与“铜臭”的议论颇为有趣：“书香是与铜臭相对峙的。其实书未必香，铜也未必臭。周彝商鼎，古色斑烂，终日摩娑亦不觉其臭，铸成钱币才沾染市侩味，可是不复流通的布泉刀错又常为高人玩赏之资。书之所以为香，大概是指松烟油墨印上了毛边连史，从不大通风的书房里散发出来的那一股怪味。不是桂馥兰香，也不是霉烂馊臭，是一股混合的难以形容的怪味。”梁公此言，是说所谓书香、铜臭，名实未必相符。我以为，书香与铜臭二词的含义有时也可以互换，倘若读书人本性邪恶，以所读书得来的知识投机钻营，谋取权位，作恶社会，欺诈百姓，甚至祸国殃民，这样的读书人，我们怎么还能赞其有“书香气”？倘若富人心地善良，以所积钱财扶危助弱，济贫救困，并且经常捐资于社会福利事业，这样的富人，我们怎么还能讥其有“铜臭味”？
说自知
人观察外部世界靠眼睛，省视内心世界靠心灵。人凭双眼看外部世界，可以明察秋毫，洞烛幽微，而靠心灵省视内心世界，却往往失之偏颇。其原因之一，乃是“自爱”之魅作祟。英国政治家切斯特菲尔德说：“我们的自爱在我们与自身的缺点之间遮上了一道厚厚的帘子。”有了自爱这道帘子，我们不仅难以省察自身的缺点，把自己看得尽善尽美，而且可能盲目自大，把自己看得无所不能。
因自爱而缺乏自省能力的人，在谈到别人和自己时，总是泾渭分明，那就是评判别人，可以明辩是非，批评起别人的缺点，言辞犀利如解剖刀；谈到自己则一味自夸自赞，把自己说得完美无缺。若是萍水相逢，朝聚夕散之客，倒是无从考证他的自我表扬之辞是否属实，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听之”；若是长期相处的同仁、邻里，你就会发现，其言与其行可能互相悖离：自言慷慨，其实吝啬；自言诚实，其实虚伪；自言坚强，其实脆弱……这些言行的悖离者，有的人是为了以美言扮装自己，有的人则是对自己的弱点和性格缺乏自知。
人们缺乏自知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未经受实事的考验。多少一向清廉的人，在面对金钱的钓饵时动了贪心；多少一贯正派的人，在面对美色的诱惑时乱了方寸。徜若这些人一直未受到金钱与美色的诱惑，他们仍会自以为是个清廉或正派的人。而今已不是战争年代，人们不大可能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因此，谁都可以轻轻松松做英雄状，一脸轻蔑地嘲笑战场上的懦夫；义正辞严地谴责革命的叛徒，并且真以为自己是个英雄。然而要是爆发一场战争，说不定会有多少懦夫和叛徒在这些口头英雄中诞生。且不说战争年代，只要回顾一下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多少平时看似老实本分、与人无涉的人，稍遇威逼，便出卖了朋友，稍遇利诱便成了帮凶。如果他们一直未受到威逼利诱，那么卑劣之鬼便会一直潜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不为己知。人的内心世界就像一泓湖水，在无风掠过或无人击石时，平滑一如明镜。人于此时观照自己的内心世界，恐怕谁都会自以为是心灵十分美好的人。
缺乏自知不仅容易使人无视自身的弱点，而且容易使人高估自己的能力。有些人自视甚高，满口大话，仅能写出一点通顺的文字，便声称要写出一部与《红楼梦》媲美的传世巨著；仅会几路拳脚，便认为自己可以“拳打武当，脚踢少林”；仅是一个稍有些政绩的地方官，便认为自己是个通才、全才，至少可以担当省长、部长的大任……这些人其实只能像古代那位善于谈兵的赵括一样，一遇实战便一败涂地。在能力上缺乏自知，一方面是过于自爱和未经过实证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生活在虚幻的假象中所致。一些有官职在身的人，字写得明明如春蚓秋蛇，但由于奉承之声盈耳，便真以为自己的书法可以羞死二王，气死颜柳，整日东涂西抹，到处题字；诗写得尚不够“打油”水平，但由于吹捧之声不绝，便真以为自己是李白转世，杜甫再生，整日胡诌瞎扯，到处赠诗。这些人如果仅是限于题字赠诗，不过贻众人笑，有的人则自以为天纵英明，好大喜功，任性胡为，盲目制定一些愚蠢荒唐的计划，并利用自己的权力，强令实施。其结果则是劳民伤财，贻害众生。
一个缺乏自知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明智的人，他也可能颇具智慧和才能，但那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聪明的浑人。丢。明人西湖居士所著《郁输袍·春游》：“小生：‘二兄为何不做诗？’丑：‘这是敲门砖，敲开便丢下他。我们既做了官，做诗何用？’”这段简短的对话，可以充分揭示这些人的心态。此种读书人，可谓寻砖敲门型。
说“包装”
精美的包装，是使商品博得顾客青睐的要素之一。现在的厂家，大多明白这一道理，故纷纷在产品的包装上狠下功夫，大做文章。
二十年前，社会物质匮乏，吃穿日用等各类商品，大多供不应求，商品一紧俏，其包装无论如何粗劣，也不愁卖不掉。有很长时间，出售的食品都是用旧报纸一包了之。后来有人指出，报纸上的铅有损健康，不能用来包装食品，于是许多商店又改用一种无字纸。这种纸粗糙发黄象手纸，但用这种纸包装的食品似乎并不影响人们的食欲。至于鞋帽衣服之类，也大多无像样的包装，即使用盒装之，那盒也大多是保持马粪纸的本色，毫无美观可言。但那些无包装或包装粗劣的商品也照样抢手。
现在，市场供应丰富，各类商品的销售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走进商店，看货架上那琳琅满目的商品，其包装真是美不胜收，很能刺激顾客的购买欲。袋装盒装的商品，那袋与盒上大多要印上醒目的文字或赏心悦目的图案；瓶装罐装的商品，那瓶与罐大多造形别致，其上的商标，也是精心设计，力求与众不同。即使不购物，仅是观赏那些商品的包装，也可以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如果一种商品的包装再像过去那样“荆钗布裙”或“不修边幅”且数年如一，哪怕其质量再好，恐怕也要像秋天的扇子一样长期被顾客冷落，躺在商店的货架上生尘。
将“包装”一词与人联系起来，是近几年的事。乍一听，这种联系似乎是将人等同于商品，觉得对万物之灵有亵渎之嫌。细思之，这种联系倒也不无道理。有道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同一个人，若是身着破衣旧衫，难免遭人冷眼，若是身着华服盛装，就会受人尊敬。梁实秋曾幽默地说：“我们平常以为英雄豪杰之士，其仪表堂堂确是与众不同，其实，那多半是衣裳装扮起来的，我们在画像中见到的华盛顿和拿破仑，固然是弈弈赫赫，但我们在澡堂里遇见二公，赤条条一丝不挂，我们会有异样的感觉，会感觉得脱光了大家全一样。”可见服装对人的作用不可小觑。而一尊佛象，若是不在那泥胎上镀一层金，恐怕很少有人在它面前顶礼膜拜，即使是最虔诚的信徒也可能会对它生出不敬之念。
人虽不同于商品，但既然与“包装”一词联系起来，其包装的方式方法，也就与包装商品大同小异。近年流行一种说法，叫“推销自己”，而要想把自己推销出去，一身引人注目的行头，作用毕竟有限。在用衣服将自己的形体包装一番之后，还要象做商品广告一样，对自己的才能有所介绍，有所宣传。几年前，媒体率先将“包装”一词用于歌星，说是大陆的歌星，不像港台歌星那样善于包装。于是大陆的一些星们纷纷乞灵于包装，不仅从发形服装到舞台风格极力效仿港台歌星，把自己弄得浑身上下港台味扑鼻，而且借助媒体大肆宣传鼓吹，甚至时不时地弄出一则绯闻以引起大众的注意。如此一包装，有些星虽然名声尚不及“四大天王”、“四小天王”者流，倒也真得提高了知名度，有的甚至闹得大红大紫。这些红了紫了的星们，有的确实颇具实力，有的则多半靠包装而浪得虚名。
普通人当然也深知包装的重要性。他们尽管不能象歌星那样借助媒体之力，但在需要包装之时，也会尽其所能，不惜工本。据说，当前一些大学生在应聘之前，十分重视在包装上下工夫。特别是一些女大学生，不仅在发型上煞费苦心，而且对穿衣服、皮鞋的样式、色彩以及带什么包，都特别讲究。有的甚至为了不太如意的容貌而进美容院除雀斑、割双眼皮、垫鼻梁……成都一位女研究生更有惊人之举，她送给某涉外公司的的应聘材料中有一本写真集，内有她身泳装、短裙等各款服饰的照片50张。她说自己这么做，目的是为了从全新的角度推荐自己，让用人单位全面了解自己的素质和品位。一位女大学生说：“在学业无法包装的情况下，或者有时候学业也无法成为惟一标准时，外表的包装就显得特别重要。”此言颇能代表许多学子欲在求职的激烈竞争中引起注意并获得成功的心态。当然，大学生们在注重外表包装的同时，少不了在他们形式各异的自荐书，对自己的才能做一番精彩的文字介绍，并在封面上写下诸如“给我一次机会，还你一个奇迹”之类的惊人之语。
种种形式的包装确可助人于某一方面取得成功。而人们过于注重外在的包装，则是社会对人的价值的认知与评价发生偏差所致。一个人若是只重外在的包装，而不重内在能力的提高，也许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志于一时，但时日一久，必遭淘汰。若是外表包装得光彩照人，内在根本无能力可言，那就像明人刘基笔下那位卖柑者所卖的柑一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或是像塞满了稻草的绣花枕头。
第一辑 旁观世态说“不卑不亢”
我们称赞一个人“不卑不亢”，是指其待人处事的言行、态度而言。
人们在与自己地位、才识相等的人交往时，都能从容以对，谈笑自若。交浅者，可以相互示之以敬，待之以礼；亲昵者，可以你诙我一谐，我幽你一默。此时大家均能当得起“不卑不亢”的赞誉。然而若是换了其他场合，有些人便从容不起来，自若不下去。那“卑”与“亢”，便会因对方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明明白白地露于言行，写在脸上。
在机关坐过办公室的人，恐怕都颇熟悉这样的场面：下级或有求者来访时，大家可以冷脸以对，洋洋不睬，至于让坐、倒水等举手之劳，也无人愿为。然而，若是遇到上级大驾光临，那场面便会变得隆重而又壮观：首先是全体肃立，恭敬迎迓，然后是领导出面，热情接待……。前后两种人仿佛两面镜子，活活地照出了一些人的卑、亢之态。这种机关里的喜剧，大都是集体上演，尚不能充分展示某些人的个性。有的人见了不如自己的人，昂首挺胸，胡吹乱侃，或是挺身说教，板脸训人。然而一旦遇到胜过自己的人，特别是乌纱盖顶的人，便会摇身一变：头昂不起来了，因为脖子失去了支撑脑袋的力度；胸挺不起来了，因为软骨病的痼疾突然复发；说教的嘴，吐出满口谀辞；训人的脸，笑成一朵菊花。至于嘴角发抖、小腿发颤、手忙脚乱、额头冒汗等情，常是此等人卑态的并发症。申居郧《西岩赘语》中有言：“骄谄，是一个人。遇胜我者则谄，遇不如我者则骄。”此语便是这类两面人的写照。
“遇胜我者则谄，遇不如我者则骄”的两面人虽多见于官场，百姓中也并不少见。有些腰包鼓胀的小款对穷人一副傲态，但见了巨富便露出谄相；有些县城里的人对来自乡村的人常露出几分瞧不起，但见了大城市来的人又变得恭敬有嘉；有些知识分子在文化程度低于自己的人面前优越感十足，但见了学者名流，又显得十分自卑……。只因几千年来，等级尊卑的观念，已深入许多人的骨髓，使得这些人遇到位尊而多金者，即使不有求于他，也会下意识地卑躬屈膝，不如此，他恐怕得罪了富贵之人，有朝一日会祸降己身；遇到位卑而贫穷者，即使不碍自己的事，也会不由得露出几分轻蔑之态，不如此，他恐怕显不出自己还有可以骄人之处。要想让他们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待人处事，除非这个世界上彻底消除了等级差别，人不再有贵贱、穷富之分。
不过，世间确有一些人能够在待人处事上当得起不卑不亢的赞誉。据我观察，一个人能否做到待人处事不卑不亢，大约与其志向、见识以及有无独立的人格有关。志向高远、见识广博，并且有独立人格者，大多不会在待人时以官职大小、钱财多少或学问高低论尊卑；他们既不至于在遇到胜于自己的人时露畏怯、示卑容；也不至于在遇到不如自己的人时摆架子、显傲态。苏东坡曾说他：“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玉皇大帝之位虽尊，但在苏翁眼里并不为尊；卑田院乞儿身份虽微，但在苏翁眼里并不为微，故不论是陪玉皇大帝，还是陪卑田院乞儿时，苏翁的言行、态度，恐怕都可以当得起不卑不亢之誉。
注：卑田院乞儿，封建社会一种收善贫苦孤儿的慈善机构。
说成见
心怀成见者，看待人与事时就仿佛戴着一副有色眼镜，或变形眼镜，而他所看到的人与事也就失去了本来的颜色或面目。因此，“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也就成了一句批评心怀成见者的名言。
如果把成见比作荆棘，那么，一个人幼小时所接受的父母偏颇的灌输，成年后所受到的社会上某种欺骗式的宣传，以及人生道路中的种种挫折和遭遇，都会在他的心田里种下荆棘之苗。因此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不及时根除这些荆棘之苗，他心中就会长成一片茂密的荆棘之林。曾几何时，电影或戏剧中的反面人物，无不是相貌丑陋，正面人物无不是相貌英俊，于是不谙世事的少年儿童，心中便会形成一种成见，认为相貌丑陋的人，其心灵一定丑恶，相貌英俊的人心灵一定美好，而有了这种成见，就可能将丑陋者善意的帮助视为恶意的欺骗，而将相貌英俊者恶意的欺骗视为善意的帮助。古往今来，人们大多对继母怀有成见，认为继母都是刻薄寡恩，虐待其夫前妻的子女，以这种成见看继母，她们即使疼爱前人的孩子，也会被视为“作秀”，她们对孩子应施的管教，也会被当作虐待的证据。由此可见，成见的荆棘一旦在我们心中生根，便会蒙昧我们的心智和眼睛。
被成见的有色或变形眼镜遮住双眼，或是说被成见的荆棘占满心胸的人，与人相处时，不是无端怀有戒心，便是随意冤枉无辜，同时由于受成见所囿，对事物缺乏正确的判断力，并且很难溶入他所怀有成见的群体。故成见太多的人难有挚友，多是孤家寡人。而一个人的品行、能力一旦在别人的心中形成某种成见也很不妙。由于报端屡次刊登保姆偷盗主人财物的新闻，使得一些人对外地进城的保姆怀有成见，认为她们手脚不干净。有些人甚至像防贼一样防备保姆，白天上班将保姆和孩子锁在家里，下班后才许其出门。某女士在家中少了几百元钱，便疑为保姆所窃，但因无证据，又不好明说，于是保姆的一举一动都让她感到象个贼。保姆进屋，该女士要随后监视，看她是否偷东西；保姆出门，该女士要盯稍，看她是否拿了家里的东西到外面去卖。她的怀疑令保姆深感委屈。后来，她的儿子承认是他拿了那笔钱到网吧玩游戏，保姆这才得以洗去不白之冤。近有某人将一首老歌填上新词，名为《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个注意歌》，歌词中有“小农意识要去掉，说话粗鲁让人受不了”、“装修进了房主家，手脚不净就要犯事了”、“不准随地大小便，刮胡子剃头天天要洗脚”之类。这些歌词，可以说是城市人对民工所怀成见的集中反映。正因为如此，外来的民工被视为“治安隐患”、“为城市文明抹黑的人”。他们出门时可能遇到严厉盘问与开包搜查，居家时可能有警察闯入检查证件，若是证件不全，便要被带进派出所或遣返回乡。哪里治安状况不好，就说是民工造成的，哪里卫生环境差，就说都是民工糟蹋的。总之，在不少城市人的眼里，民工都是些肮脏邋遢、说话粗鲁、不讲文明，并且好干违法勾当的人。而民工要想改变这些人的成见，不知经过多长时间、付出多大的努力！
卢梭有言：“人类的真正感情，最不应该让成见给束缚了。”然而，我们最不应该让成见束缚的感情，却常常为成见所束缚。特别是那些脑袋里塞满先入之见而又不自知的人，无论干事识人均只凭经验的圈子去套的人，要想让他们客观地看待人或事，就像让他们脱胎换骨一样难。胡适在与友人谈治学时曾说，要“心平气和，虚心体察，平心考查一切不合己的事实与证据，抛开成见，跟着证据走，服从证据，舍己从人。”我以为，这一方法如果用于为人处事，倒是可以帮助我们抛开有色眼镜，铲除心中成见的荆棘。
说遗忘
假如人真是上帝造的，那么这位制作大师考虑得真是周详，他既给了人记忆的能力，同时又让人能够遗忘。遗憾的是他给了人这两种相反的天赋时，却未给他的每个作品发一份说明书，告诉他们怎样运用这两种天赋，即对于哪些东西应该记住，对哪些东西应该遗忘。
人在一生中运用记忆力的时候较多，许多技能要靠记忆力去掌握，许多功业需要靠记忆力去完成，因此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好记性，特别是那些每年要经历几次大考小考的学生，谁不想像东晋时期的苻融那样，有“闻能则诵，过目不忘”的奇能？人在一生中，有相当长的时间都在与遗忘做艰苦卓绝的斗争：学生要十遍百遍地背诵一篇课文，或一道数学、物理学的公式，面对考卷时才不会无从下笔；演员要把台词背得滚瓜溜熟，登台演出时才不至于面对观众张口结舌；学者们要对某个领域的知识博闻强记，才能研究出学术成果；科学家要牢记每一次失败的教训，才能取得一项试验的成功……于是，遗忘，便被人们视为自己走向成功的潜在的敌人。
其实，我们在某些方面应该感谢遗忘。丢掉了心爱或贵重之物，我们会一时如刀割肤，甚至痛到心尖，是遗忘使我们的疼痛渐渐消失；如果我们不会遗忘，整日为那失去之物惋惜心痛，哪还有心去干该干的事情？失去心爱的恋人，我们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失魂落魄，寝不安枕，是遗忘使我们魂魄渐安；如果我们不会遗忘，怎能摆脱失恋的阴影，去寻觅新的恋人？亲人不幸亡故，我们会悲恸欲绝，哭泣尽日，是遗忘使我们哀痛渐平；如果我们不会遗忘，就不但不能“节哀顺变”、“化悲痛为力量”，而且可能因哀痛而形销骨立，诸事皆废，甚至不久也追随死者凄然而逝……试想，如果人不会遗忘，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有人说：“时间是医治痛苦的良药”，而人如果不会遗忘，时间这味良药就会失效，其实是遗忘治好了我们心灵的创伤。
可见，上帝造人时，赋予他们记忆与遗忘两种功能，是为他们的健康、生存与发展考虑的。
然而，人们往往对上帝赋予的两种功能不善正确使用，应该记住的偏偏遗忘，应该遗忘的偏偏牢记，这就使一些错误使用这两种功能者的心理出现病态，甚至使身体健康乃至事业都因此受到影响。工作与生活中的种种经验教训、人生的某些坎坷经历与苦难、他人的帮助与患难时的朋友，等等，是不应该遗忘的，但有些人偏偏将其遗忘，于是有的人不接受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一次再一次地重蹈覆辙；有的人丢掉了艰苦奋斗的本色，变得忘乎所以；有的人一阔脸就变，视旧友为陌路，将恩人当仇人，变成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他人有意无意的冒犯或伤害、已经失去的社会地位与特权，等等，是应该遗忘的，但有些人偏偏牢记于心，于是有的人对过去的恩怨耿耿于怀，提其事牙咬切齿，睹其人眼冒火星，一有机会便图报复；有的人念念不忘失去的地位与特权，对眼前的处境备感失落，心理严重失衡，以致牢骚满腹，忧愤成疾……
遗忘，就像电脑中的删除命令，可以帮助我们删除大脑中不必保存的东西，以腾出空间来储存对我们的健康、生存、发展有价值的信息，所不同的是不需用鼠标操作，而是要靠我们的鉴别和自我调节的能力，或是靠我们宽容、豁达的胸襟。
第一辑 旁观世态做戏
是否善于做戏，是衡量一个演员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演员在扮演某个角色时，表演得越逼真，越能得到观众的喝彩，若是能让观众看不出表演的痕迹，甚至以为他就是角色本身，他做戏的水平可谓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有这样一个故事：过去有个演员善演奸相，人称一绝。新上任的知县一日去戏院看戏，他的表演直气得知县大人咬牙切齿，脸色发青，直想把他拉下来受刑，然而那是戏院，不是大堂，于是知县戏没看完便赶回衙门，派衙役传他上堂。演员始而一愣，继而想起知县大人看戏时的愤怒状，便明白传他的原因。他未脱戏装，便随衙役来到大堂上，傲然而立。知县见之大怒，一拍惊堂木，喝道：“你个奸贼，见了本官，为何不跪？”他冷笑道：“你个小小七品知县，我堂堂一品官岂有跪你之理？”知县一听，气得七窃生烟，吼道：“你是假一品，也敢在此猖狂。”他说：“既知我是假的，大人何必真动怒？”知县这才醒悟过来，转怒为笑道：“你真是一绝！”这也许只是传说，但一个演员真要是做戏做到这种境界，说明他的做戏水平是何等的高超。
演员做戏是职业的需要，不是演员的人做戏，则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或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曹魏末年，魏明帝去世，幼子齐王曹芳即位，司马懿受魏明帝遗诏，与大将军曹爽共执国政。老奸巨滑的司马懿为与曹爽争权，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告病居家，足不出户，暗中窥伺时机，以求一逞。曹爽深知司马懿的奸诈，对其怀有戒心，便借亲信李胜出任荆州刺史之机，派他以辞行为名，前往一探真假。司马懿知其用意，将计就计，表演了一场好戏。他在两个婢女的搀扶下颤巍巍来到客厅，“持衣，衣落，复上指口，言渴求饮，婢进粥，宣王（司马懿）持杯饮粥，粥皆流出沾胸”，完全是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李胜见状，深感意外，司马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懿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并故意一再将“荆州”说成“并州”，李胜两番纠正，他才做明白状，道歉说：“懿年老，意荒（恍）忽，不解君言。”当他说到要与李胜“生死共别”时，竟然流涕哽咽，哭成泪人，并令司马师、司马昭出来与李胜相见，托以后事。司马懿的精彩表演，使李胜信以为真，他向曹爽报告说，司马懿已是风烛残年，奄奄一息，不久人世的老朽。曹爽闻之大喜，从此对司马懿不再提防。而司马懿却则在暗中加紧准备，伺机而动。一年后，他趁曹爽陪曹芳出城谒陵之机，突然发动政变，一举控制了洛阳城。然后上书威逼曹芳罢免曹爽，由自己重新执掌朝政，开创了晋王朝。其后不久，曹爽及其同党“皆伏诛，夷三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有28名一级战犯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日本军部思想的指导者、被誉为“日本的罗斯福”的大川周明，是其中之一。他为了逃脱审判，上演了一出出“狂人”剧。他在囚室里随地便溺，往别人饭碗里吐唾沫。开始别人还以为他在搞恶作剧，后来才发现他已“精神失常”。他第一次受审时，衣着怪异，趿着木屐，高耸双肩，做出不可一世的狂傲姿态。坐下后，又两次用笔记本猛拍坐在前排的东条英机的脑袋，害得东条英机茫然四顾，不知打手是谁，引得其他战犯吃吃发笑，法官和美国宪兵莫名其妙。第二次受审，他竟用德语高呼：“德国人过来，其他人滚蛋！”以至举座皆惊。审判长不得不宣布他退庭，由美国军医对其进行精神鉴定。经过精密的仪器测试和花样不断翻新的盘问之后，美国军医认为他确实疯了。军事法庭只好对他免予起诉。然而，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一结束，大川周明的精神病很快就“痊愈”了。当有人问起大川装疯一事时，这个演技高超的假狂人自鸣得意地说：“我怎么能让他们看出破绽呢？我是以嘲弄正常人的心理，按照疯人的逻辑伪装自己的，所以美国军医才被我骗过。”此后，这位靠做戏逃脱了审判的一级战犯，一直埋头从事《古兰经》的翻译工作，直到寿终正寝。
司马懿与大川周明的做戏水平，已达“天王”级，而从二人所达到的目的可以看出，做戏的用途可谓大矣！像司马懿、大川周明这样的做戏巨擘，日常生活中当然难觅，但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喜欢做戏、善于做戏者仍不乏其人：阴险狡猾，却要装成忠厚老实以诱人上当的骗子要做戏；野心勃勃，却要装成胸无大志以麻痹上级或对手的人要做戏；背叛了朋友，又要骗取朋友信任的人要做戏；婚外偷情，又要向配偶表示忠诚的人要做戏；贪污受贿，又要显示自己清廉的人要做戏……有的人由于做戏的水平拙劣被人识破而遭人笑骂，有的人却因做戏水平高超蒙住了众人而达到了目的，甚至享有很高的赞誉。
散步
散步对我来说，既是健身，也是散心，或者说是劳作之后的休息。动身不必听命，出发勿需整装，将门随手一锁，便暂时结束了一日的独处，投身于街头的人流。
我不惯起早，故散步多在傍晚。此时小城的街头颇为热闹，中小学生像一群禁闭已久的鸟，带着出笼时的兴奋，从学校涌上马路；下了班的男女一脸轻松，步行或蹬着自行车匆匆返家，去享受八小时以外的自由；小贩们开始占领街边的地盘，进入各自的角色。小轿车往来穿梭，但车上的乘客不是去工作，而是去酒楼；官、款模样的人拿着手机，站在人多的地方高声大嗓地吼，约他们的舞伴或是酒友……大街上的行人此时都有各自的目的地，而我的目的地就是大街；行人们为了种种快乐与享受走过大街，而我则是为了在大街上寻找快乐与享受。我既无赴宴的邀请，也无舞伴的预约；既不必担心孩子放学进不了家门，也不必担心回错了家的女人去敲我的房门；因此我的脚步迈得比谁都散漫，我的神态比谁都悠游。我可以放慢脚步看值得一看的行人，也可以停住脚步看一幕由行人上演的街头剧。我可以站在马路旁久久地买呆，对有意思的场面自言自语，而不再乎谁把我当作白痴。
散步不仅使身心得到放松，也使我真切地欣赏一幅幅浮世绘。我看不得官儿的冷脸，故极少走进被他们占据的公门或是私门，而在大街上散步，却难免不期而遇。这时我便可以在一旁欣赏这些人物，看他们以什么样的神态走过大街，以什么样的语气应付那些向他们示恭敬的百姓。我发现有些人的得意和失意不仅写在脸上，而且写在形体之上。一个平时低首垂肩，迈着小步匆匆过街的人，忽然变得昂首挺胸，步态如戏台上头戴乌纱的角色，不用问，他已经当了官；一个平时过街时趾高气昂，前呼后拥，见人带理不理的人，忽然变得神情落寞，孑然独行，与人说话和气可亲，不用问，他已经御去“戏装”，下了台。俚语说：“众人堆里横行，才能显得他有势。”街头闹市，正是一些人显势的地方，漫步街边，有时会冷不防听见骄横的呼喝与恶言的训斥，循声望去，便会看到一个身穿制服，威风凛凛的汉子；在他面前，少不了一两个洗耳听训的失魂落魄的小民。
我散步的另一种乐趣，是在路边小吃摊上坐下来，顺便解决一顿晚餐。家乡的小吃南北荟萃，品种颇多，并且价格便宜，花上两、三元钱，就可鼓腹而归。小吃虽然便宜可口，但那些摊主却着实辛苦。大街是他们的露天车间，街边那几个平方米的人行道便是他们的岗位。一遇突击整顿市容或卫生大检查，他们还得暂时“下岗”。即使在“上岗”时，忽遇上面的要人路过小城，他们也得集体撤退，那慌张的模样，如同逃避追捕。他们没有工资，没有劳保，没有公费医疗……他们全靠一双手养活自己。但我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到沮丧，看不到忧郁，只是日复一日，认真地干着他们的活计。我吃着小吃时曾想，别看有些人神气活现，一旦摘去他们的“顶戴花翎”，他们未必有靠自己一双手谋生的能力！
散步时长久地走一条路线，有时会在同一时间看到同一个人，并且从这人身上看到时光的流逝和变化的人生。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变化只是“渐渐”，年轻人的变化却让我吃惊：一个姑娘，前些日子还光彩照人，再看见她时，脸庞便不再娇艳；过些日子，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个毛头小伙，再过些日子，姑娘已经变成了孩子的母亲。我曾想，如果有人留意我，大概也会发现我的“渐渐”——身腰渐渐变粗，脸上的皱纹渐渐变多，头发渐渐变疏且冒出了银丝……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在大街上散步，不论是看行人还是看自己，都能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这句古诗的含意，人生一世不仅如匆匆过客，而且是远方来的客，他的出现和消失，自然不会引起别人太多的注意，尽管他如何不同凡响，当他的身影消失之后，他也会被人渐渐淡忘，他所走过的路线也会被其他的人所代替。这种感受，在我远离家乡，奔波于北京街头或散步于寓所附近时，变得更为强烈。
手机的秘密
手机本名为“移动电话”，其优点在“移动”二字。那些经常出门到处移动的人，只要身上揣着手机，不论他移动到哪里，都可以随时与他人取得联系；那些居无定所经常迁址的人，只要有个手机，就不怕因固定电话换了号码而变得下落不明，让要找他的人焦急担心。手机的好处，众所周知。然而，正因为手机可以移动，也就移动出许多秘密，这些秘密，恐怕未必人人知晓。
固定电话的来电显示功能，近年才有，并且有待普及。没有来电显示的固定电话，铃声响起之后，只有接过电话才知是何人打来，有些电话接过之后，会让人感到后悔，有时甚至会带来麻烦。而手机自身就有来电显示功能，看了对方的电话号码之后，如果是不便接或不愿接，便可不接，而且不需关机。某友来我处造访，手机响后不接电话，铃声响了停，停了又响，但他仍一任那铃声催魂。我问他既不想接电话，为何不关机？他说：我现在要是关机，对方就知我故意不接他（谁知道！也许是“她”）的电话，未免难堪，甚至还会骂我。而我一直不接，以后见了面他要是问起，我就可以说我那天出门没带手机。这样既不伤他面子，又避免挨骂。他这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并暗嘱自己，我以后打谁的手机，他若不接，见了面可别再刨根问底。
打固定电话找人，只要被找的人接了，便可知他在何地。而打手机找人，则就无法断定对方身在何处。逃债者或惹了麻烦的人，当那些他不想见到的人打他的手机时，可以随心所欲地胡扯：明明在北京，他可以说他在广州，明明在上海，他可以说他在西宁。有些与第三者约会的女人，关上手机怕丈夫埋怨，不关机又怕丈夫干扰，就把手机的SIM卡或电池卸掉，这样一来，丈夫再打她的手机就会听到：“对不起，你拨叫的用户暂时不在服务区。”夜不归宿的男人，可以用手机制造不在本城的假象，打个电话给太太，说他接到个紧急任务，现在正在外地出差。正在打麻将或在歌厅泡妞的男人，他老婆打他的手机问“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家？”他可以说：“我正在和客户谈业务，实在脱不开身。”反正老婆又没有千里眼，搞不清他的话是假是真。
通过社交场合或网上聊天结识的已婚男女，如果需要互留电话。有手机者一般不留住宅电话号码。因为留下住宅电话，自己的丈夫或太太接上一二次，也许没啥，接上三次，就可能心生猜疑。如果两人之间是清白的，岂不冤枉？而打手机，就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但若是两人有意感情走私，手机就可为双方提供方便。即使在家中，当着丈夫或太太的面，也不误两人约会，因为手机都是自己接，旁边的人若不是长着一双顺风耳，不会听出打来电话的是男还是女。丈夫当着妻子的面接过电话，搞惦了约会的时间和地点，还可以谎称是同事邀请前往聚会。如果是发短信，就更加隐密，即使对方发来多么下流肉麻的文字，枕边人也无法洞烛其私。感情走私者有了手机，真是如虎添翼。近日报端有一条新闻：某女士因丈夫查看了她手机上的电话号码和短信，说丈夫侵犯了她的隐私权，竟将其告上了法庭，我想她的手机里一定有不可为其夫知道的重大秘密，并且想以此为借口与其拜拜，否则她不会做出如此绝情之举。
第一辑 旁观世态说交往
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与了解的途径，而友谊与爱情，也均由交往而生。故一个人若不是决意“称孤道寡”，或独居深山，与世隔绝，便不可能不与人交往。
与人交往可以使人快乐，使人多友，使人在遇到困难不能自解时，得到他人的帮助，甚至可以得到友人的提挈而成大事，可谓好处多多。然而交往也可以使人烦恼，使人上当受骗甚至受害。与人交往能够得到快乐或结为朋友，其原因大致相同，而与人交往所产生的烦恼，其原因却不一，如果套用托尔斯泰翁的那句名言，可以说是：“快乐的交往大致相似，烦恼的交往各有其烦恼。”这些令人烦恼的交往，无法在一篇小文中一一列出，只能聊举数端：
有的人自视甚高，在你面前常常不失时机地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好让你知道他与你交往是纡尊降贵，是给你面子，好让你知道你与他不是一个档次。与这种人交往，恐怕屈辱多，而快乐少。
有的人自以为是，无论你说什么话，他都要加以否定，并且说你愚蠢说你傻，以体现他的英明正确与伟大，与这种人交往，时日一久，你明明不傻，也会怀疑自己可能真是个傻瓜。
有的人爱听美言，却容不得一句冒犯之语。你赞美他一百句，他欣然笑纳；你批评那一句，他暴跳如雷；一语不合，他要与你争得脸红脖子粗，一个观点不同，他要与你绝交。与这种人交往，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知哪天冰裂坠河。
有的人满口大话，且好做慷慨仗义状，当你无所忧虑时，他会对你嘘寒问暖，以示关心；并且好随口许愿，说你若需要他的帮助，他会如何如何，但真当你遇到困难时，他不是袖手旁观，就是躲得无踪无影。与这种人交往，虽不至于受骗上当，但若遇事寄希望于他的帮助，等于寄希望于空气。
有的人城府甚深，脸上好象永远带着一副厚厚的面具。他可以和你谈天气、谈物价、谈国际新闻、谈国内消息，但唯独不和你谈他自己。你虽然和他认识三年，对他还不如对在火车上才认识3小时的乘客了解的深。与这样的人交往，只能知其面，而无法知其心。
有的人特别势利，当你让他有利可图时，他会对你极力讨好，百般趋奉，但当他发现你成了一头挤不出一滴奶的老牛时，他就会掉头而去，甚至把你贬得一钱不值。与这种人交往，豁达者可以当成免费观看势利眼的表演，但大多数人却会感到愤怒，或是为自己今不如昔而慨叹。
有的人以打探和散布他人的隐私为乐，他会以热情好客博得你的好感，以故做坦诚的交谈换取你的信任，当你误以为他是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向他泄露了心底的秘密后，不出三天，就会被他广而告知，弄得家喻户晓。与这种人交往，你除了可以尝一尝被剥光了衣服示众的感觉之外，不会有别的收获。
有的人虚头假脑，满口谎言，十句话里碰巧有一两句真话，还是不小心说漏了嘴，你问起他家的电话号码，他会故意把7说成8，你问起他的职业，他会特地把抄写员说成作家。与这种人交往，浪费时间还算走运，弄不好就会上当受骗。
有的人平时与你称兄道弟，亲昵如手足，恨不得与你天天形影不离，但一遇利害冲突，哪怕这利害细如毛发，他便与你反目成仇，视如陌路。与这种人交往，等于为自己结下一个未来的仇人。
有的人当面赞美你时口甜如蜜，背后贬损你时冷语如刀。到了利益悠关之时，他会出卖你以达到他的目的。与这种人交往，等于为自己挖下一口陷阱。
与人交往如同吃菜，其味如何，不品尝无法得知，营养是否丰富，不久食而难见其效，有的菜色香俱备，但吃了一口便令人不想第二次下箸；有的菜吃起来口感不好，但却有益健康；有的菜一看就能勾起食欲，但吃后才觉得太咸或是太淡，再不就是太腻，甚至闹得不是腹痛便是腹泻；故与人交往的结果如何，一要靠经验，二要靠运气，并且主要靠运气。我不是社交家，也无需广交各色人物以助自己成何大事，故交往不繁，即使与人有所交往，也是坦诚以待，不加伪饰，率性而为，合则交之，不合则避之，故多年来，一直是快乐多而烦恼少也。
求人的滋味
亲朋好友之间，你来我往，相互帮忙，遇到困难打声招呼，请其援助，觉得知己仗义，理所当然。若是要求的人与自己素无来往，不过是点头之交，或是素不相识，需由他人介绍引荐，方得一晤，就要饱尝求人的滋味。
首先以什么方式向要求的人表示恭敬，得好好盘算。若是请一场客，于觥筹交错，酒兴湍飞之际，由在座的朋友或自己直接提出请托之事，倒还好办，只需把酒席办得尽量丰盛一些，把话说得恳切一些即可。再说，于宴席之上，你是主，他是客，说起话来就比较从容。若是需携礼登门，就要得事先考虑带什么见面礼才算恰当，是直接呈上红包，还是投其所好，送些讨其欢心的礼品？若送礼品，又该送啥？对方是嗜烟酒，还是爱书画？是喜穿戴，还是好吃喝？得事先打听清楚。决定了送什么之后，又要权衡礼物的价值，礼轻了，怕人怪，礼重了，又怕初次见面，人家未必肯收。再说也得与自己请托之事价值相当，若只是为了上学的孩子换个好班之类的小事，居然送给校长一台背投的彩电，不但花了冤枉钱，还会被对方笑作傻瓜或疑为别有所图。若是为了调动、就业、提拔之类的大事，只是送给人家两瓶酒（贮存了一个世纪的“拿破伦”除外），恐怕要求的人还没见着，就被他的老婆或孩子下了逐客令。当然，也可以啥礼都不带，赤手空拳找上门去，以“事成之后，必有重谢”的承诺，作为见面礼。但这种口头的表示，不仅让人家怀疑，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送什么礼，送价值多少人民币的礼确定之后，便是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办公室不便送礼，也不便说话，故觐见的地点多在被求者的家里。登门求见之际，人家未说请坐，不可贸然落臀；人家没有敬茶，也不可说自己口渴。因为一个求人的人，不管他有多大能奈，他在被求者面前，都要自认低人一等。你要说的话虽然已经提前打好了腹稿，但现场发挥时还得见机行事，开门见山，直来直去，未免唐突，绕来绕去，过于委婉，也可能令听者发烦。如果被求的人刚挨过夫人的训，或刚挨过上司的骂，说话时更要小心。向对方来一番奉承，送几顶高帽，自不可免；为自己道几句难处，叹几声困境，更有必要。即使合适的礼物可以讨对方欢心，还需动人的话语来引动他的同情心，欢心加上同情心，才可能烘出一颗帮忙的热心。至于遇到什么样的人，只能碰运气，有的人态度傲慢，架子奇大；有的人平易近人，和气可亲；有的人爱说大话，你一提出请求，他就把胸脯拍得嘭嘭响；有的人爱故弄玄虚，明明他一个电话或一张字条就可搞惦的事，他却说这事如何难办……遇到第一种人，你不可灰心丧心，更不可流露出受屈辱的感觉；遇到第二种人，你也不可忘乎所以，和对方称兄道弟；遇到第三种人，你不可高兴得太早，也许他只乐于收你的礼物，而不愿为你办事；遇到第四种人，你就要考虑考虑，你的礼是否送得太轻。
见了被求的人，说了请求的话，这才是一场戏的开头，而这开头，也因他对你的承诺而有了一个悬念，甚至是强烈的悬念。若请托的事情不大，你也许可以耐心等待结果，若是事关饭碗或前程的大事，你恐怕吃饭睡觉，都会惦着那被求的人。寝食难安，魂绕梦萦之际，你很想打个电话探听一下消息，但又怕引起对方的厌烦，而不打电话，你又可能对着一盘美味而觉得无味，躺在舒适的席梦思床上而难于“梦思”。后来你终于忍不住打了电话或再次登门，但对方的回答却是让你“再等一等”或说是“这事有点麻烦”，这一下，单本剧又成了连续剧，你开始被更加强烈的悬念所攫引，并且考虑是否要再送礼物以加重筹码，或是要不要筹措礼金，另请高明。你深知“好事多磨”的道理，而那些不知求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才把事办成的先例，会让你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为你增强遭遇挫折时的承受力，并为你树立“功到自然成”的信心。
终于有一天，你求人的事让被求的人给办成了，于是你雀跃欢呼，甚至喜极而泣，之后是摆酒设宴，庆贺成功，但最紧要的还是要向被求的人表示你的谢忱。是请客还是再送什么礼物，你可以酌情而定，但感谢的话需说得越动听越好，古有“千恩万谢”一词，说明受恩的人在向他的恩人表达自己的感戴之情时，一堆美好的言辞非常重要。若被求的人解决的是你一时的困难，酬谢过后你也许可以认为人情帐已经结清。若人家为你解决了关系你一生的大事，你就要一辈子承人家的恩情。如果被求者不是施恩图报之人，以后不会再将旧事提起，你也不必一直挂怀。但被求的人以有恩于你自居，无论人前背后，一想起你就要说“当初要不是我，他小子哪有今天”之类的话，你在他面前可就永远只是一个接受过施舍的人。你日后也可能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但见了他老人家的面，你永远要像当初求他时一样恭恭敬敬，否则他就要骂你“忘恩负义”。当此之时，你心底很可能冒出一种双重的厌恨之念，既厌恨那个以恩人自居的人，也厌恨自己为何不自立自强，靠自己的能力打出一片天下，赢得一个美好的前程？！
第二辑 品味人生漂泊的苦乐
安居于故土的人，是不识漂泊滋味的。我蜗居于家乡时，那些描述漂泊的经历或感叹漂泊之苦的诗文、歌曲，均难以引起我的共鸣。两年前，我只身来到北京，成为一名漂泊者时，才觉得漂泊的经历与感受，还是值得书写与吟唱的。今年春节期间，我回家乡探亲，离开凤阳之前，我友支德君设宴为我送行，席间，温厚儒雅的张贵翔先生特地为我唱了一首《故乡的云》，我听了顿生感慨。我未来北京之前，这首歌是不会使我动情的，因为那时我还不是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
一个漂泊者，有时很象那水中的浮萍，风起时，随波漂流，风住时，随处停泊。“随流漂荡而停泊，形容行止无定。”——《辞海》对“漂泊”一词的解释是很形象的。一个初到异乡的人，首先需寻一处藏身之所，而随流漂荡、行止无定，则表现在寻屋藏身的过程之中。都市的千万间广厦，并非为“大庇天下寒士”而建，行囊不丰的我只有到那一片片红墙青顶的平房群落中寻找一间可以暂栖身的处所。而当我走进一家又一家的大门向人询问有无空房出租时，当我一遍又一遍耐心地回答房主的冷言盘问时，当守门的恶犬向我扑来而房主则笑着欣赏我的恐惧时，当房主在我刚刚离开便厌烦地訇然关上大门时，强烈的漂泊感便缠绕着我，使我真切地看到一个流浪汉的处境。
当我找到一个安身的处所之后，孤独感便随之牢牢占据我的心灵。周围全是陌生人，即使是外出游荡一天，也碰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虽然置身于人海之中，却如同行走于沙漠之上；而夜深人静独卧床上，则如独卧于荒野之中。我若不是因购物或问路，可能一天24小时都在保持沉默。天安门广场是人群密集之地，我因事路过那里时，曾想要是遇到一个熟人，或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那感觉一定像遇到奇迹一样振奋，但几次经过那里，“奇迹”一直未曾出现。我租下房子之后，将住处附近的公用电话号码告诉京城和远方的亲友。数日后，看电话的人第一次喊我接电话时，我像长久跋涉于沙漠中的人终于发现一片绿洲般兴奋而又激动，由于跑步前往，心跳加快，与对方说话时都有些气喘。
与孤独相伴的是无助。我在京城虽有几个朋友，但他们却像晨星般散布在这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城市里，因此我除了遇到特大的困难时可以向他们求助之外，必须自己处理一切事物。当我走在人流滔滔、车流滚滚的马路上时，我感到自己渺小得像一粒微尘，一阵风就可以使我渺无踪影，感到自己的生命脆弱得像一个气球，稍一碰撞便会破碎。为了在出门万一遇到不测时，让人通知我的朋友前来救助，或让警察等陌生的救助者弄清我的身份与原籍，我出门时一直随身带着电话号码簿和身份证。我来京不久，又与已断绝关系两年的香烟重归于好，由于在无助状态中，事无巨细都要自己决断，我只有自我商讨如何行事，一支点燃的香烟，就像一支小小的火炬，可以助我于迷茫中找准方向，或是如一位善于参谋的朋友，可以助我于犹豫之后变得果断。而尼古丁的袅袅青烟，也可以多少驱去一些不断叮咬我心灵的叫做“孤独”的蚊虫。
然而，漂泊虽苦，却是苦中有乐。我来北京之后，那令我神往已久的诸多名胜古迹，由远隔千里变为近在咫尺。我可以随时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前往揽胜：去领略故宫的恢宏、天坛的奇巧、颐和园的秀丽、长城的雄伟，或是去感受一下四合院的古风遗韵。除了有许多古迹可供游览之外，那层峦叠嶂般的建筑群、交错盘桓的立交桥、装修或豪华或别致的商店餐馆，甚至连那名称奇特、设计新颖的种种招牌，均是可供观赏的风景。初来这古老而又现代的都市，真可谓目之所及，皆感新奇。浏览市容，只是认识这座城市的外表，而长时间的居住，则使我渐渐了解它的内容。我曾在某杂志社打了5个月的工，时间虽短，但我却因此能够以记者的身份出入一些国家部委机关和星级宾馆。我为找一个藏身之所，走进过许多地处城乡结合部的村庄。我为改变环境，或改善居住条件，曾多次迁址，住过狭小的平房、幽静的独院和环境优美的生活小区。这些经历使我得以了解都市不同的社会层面。
虽然每当寻找藏身之所时，都会使我真切地体验到漂泊的苦涩，但不断变换住处，则可以使我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甚至可以从中体味到某种诗意。我初来北京时，住在清华大学附近一个叫“前八家”的村子里，向全国报刊投稿。每天中午前后，身穿绿装的邮递员便会在院门外按响自行车铃，高喊：“来信了！”这时我便闻声而出，从他手中领取信件或汇款单。后来我向一位女诗人讲述这段生活经历时，她说：“这种生活，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想象沈从文、丁玲所处的时代。”我曾在远郊一个叫“东三旗”的村子里租住过一所农家院，小院建于几十年前，房屋虽已破陋，但院内多树木花草，清晨可闻群鸟鸣啭，傍晚可见鸽子归巢。木格窗上糊着窗纸，房东老太睡的还是几十年前的土炕，村里不少人家的屋檐下，挂着一束束玉米棒、大蒜头和红辣椒……，这一切，我以前只能从小说中读到。在此居住，使我得以重温久违的乡村生活。
漂泊者所能感受到的另一种乐趣，是与旧友新知的交往。当我在五道口的一间民房里，与20多年未见的少年时代的朋友韩金吾回忆儿时的趣事时，当我在前八家的一个餐馆里与阔别多年的老同学吴大蚌共叙同窗之情时，其喜悦的心情是在家乡所无法体会的。“他乡遇故知”之所以被视为人生四大喜之一，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乡”与“故知”这两个特定的条件往往难以共具之故。生活环境在不断改变，新朋友也在不断增加，今天遇到一位操“皖普”口音的老乡，明天遇到一位为了共同目标闯京城的同行，两人叙一叙以往的经历，说一说现在的情况，于是便成朋友，正所谓：“同是天涯漂泊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至于那些神交已久的文友，相逢之际，更是一见如故，开口多为肺腑之言，所谈话题无所不包。其中乐趣，为久居故乡者所不能享。
漂泊异乡的人，有的是出于被迫，有的是出于一种选择。无论是出于被迫，还是出于选择，漂泊者无不怀着一种希望，那就是希望漂泊会给他带来机遇，希望在经历一番漂泊的艰辛之后，过上优于以往的生活。而漂泊异乡的孤独与无助，对大多数漂泊者来说，只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因为漂泊者在异乡生活一久，其感受也会如在故乡：有朋友、有亲人、有家庭、有事业，有一个人应有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基础。漂泊的生活可以磨炼一个的意志，锻炼一个的生存能力，可以使多愁者变得乐观，使柔弱者变得坚强。我相信，一个曾饱尝漂泊之苦的人，是不会轻易被困难和挫折吓倒的。
说“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亦作“随寓而安”，旧版《辞海》对该词的解释含有贬义：“剥削阶级所提倡的一种消极处世的态度。处在各种环境中都要安然自得，满足现状。”后一句的解释，尚较贴近该词的本意，称其为“消极的处世态度”,不免有失偏颇,而将这种处世态度扣上“剥削阶级”的帽子，更是大失其当。
平时，不少人爱用“随遇而安”一词来批评他人或自嘲，以至使其成了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同义词。我年轻时，对此词并无深解，于活了一把年纪之后，细细品味这四个字，觉得不但含义颇深，而且包含着两层意思。“随遇”者，顺随境遇也，“安”者，一可理解为听天由命，安于现状；二可理解为心灵不为不如意之境遇所扰，无论于何种处境，均能保持一种平和安然的心态，并继续坚持自己的追求。前者之“安”，或许可以称之为“消极处世”，而后者之“安”，则需要一种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甚至需要一种超脱、豁达的胸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庄子有言：“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庄子·大宗师》）真人者，道家心目中的圣人也，而若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做到睡觉时不做梦，醒来时无忧愁，饮食不求精美，呼吸均匀深沉，就要能够随遇而安。这种“安”，当然是心灵之安，而非安于现状之安了。这种心灵之安，不仅可以使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而且可以使人乐观处世，长葆青春。苏轼的友人王定国有一歌女，名叫柔奴，眉目娟丽，善于应对，其家世代居住京师，后王定国迁官岭南，柔奴随之，多年后，复随王定国还京。苏轼拜访王定国时见到柔奴，问她：“岭南的风土应该不好吧？”不料柔奴却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闻之，心有所感，遂填词一首，这首词的后半阙是：“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苏轼看来，偏远荒凉的岭南不是一个好地方，但柔奴却能像生活在故乡京城一样处之安然。从岭南归来的柔奴，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更加年轻，笑容仿佛带着岭南梅花的馨香，这便是随遇而安，并且是心灵之安的结果了。倘若柔奴到了岭南，时觉自己身处异乡，对那里的环境处处感到不适应，当她万里归来之后，恐怕就不会是“年愈少”，她的笑容，也可能带着漂泊的风霜，而不是岭南的梅香了。
“此心安处是吾乡”，直到今天，仍然被无数漂泊者当作自况、自慰之语。多少“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人，因能随遇而安，故而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均能安之若素。能安之若素，方可心无烦忧，一心做自己应做或爱做之事。抗日战争期间，世居北平，生活优裕的梁实秋先生，为避兵燹，南迁重庆，在城郊租住陋室两间，这两间临时居所其陋如何，先生在《雅舍》一文中有所描述，不仅是“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而且夜晚鼠子猖獗，夏夜聚蚊成雷，但这并不妨碍梁公安然，怡然，潜心写他的文章，并将自己在这陋室中的精神产品，冠以《雅舍小品》之名。我的学问才华自不敢与梁公相比，但若论随遇而安，似乎尚值一提。我客居北京六年，七迁其家，虽然后三年半租住了一套条件尚可的两居室，前两年半却住过七平方米的斗室、破陋不堪的农家院，且一度以鬼为邻（门前屋后皆有坟墓，附近数十米便是坟场），但每次迁入“新居”，睡时难免有梦，醒来却无忧烦，于张罗必备家用，整理生活杂物之后，便架起电脑，读书写作，或曰“开张营业”。而所写文章，或剑拔弩张，嬉笑怒骂，或幽默闲适，平和恬淡，有匕首投枪，亦有风花雪月，随想随写，不拘一格。何故？只因心境不为环境所扰也。“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梁公在《雅舍》中之夫子自道，正合我心。
第二辑 品味人生简单地活着
1997年末，一张凤阳至北京的火车票，使我几乎抛弃了原先拥有的一切，并与我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割断了联系。我的生活从此变得十分简单，我从此开始十分简单地活着。
我来北京时携带的全部行李，是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箱衣物和一箱书籍，两个箱子的剩余空间里，塞着一些生活和文化用品。在我的贴身衣袋里，有我的全部积蓄——4000元钱，如果说我是一棵树，这一切便是此树在移植时所带上的可供暂时存活的泥土了。由于我打算在北京以写作为业，所带的东西中，用于工作的要比用于生活的为多。成千上万的外地人，只是背着一只旅行包，揣着一点可供暂时活命的钱，便来到京城，一试运气。比起他们，我已算是富有的了。
对于来京的前景，我颇为自信，但自信并不等于现实，将来究竟如何，尚属未知。因此我只能拈量着自己囊中的盘缠，租一间可供藏身的住房。我来京第一次租的房子仅有七平方米，摆上一张床和一张三屉桌，便没有多少剩余的空间。为了切菜并放餐具茶杯、油盐酱醋等物，我从房东那时找来一只破木箱，在上面架上一块木板，当作“桌子”。但当我开始做饭时，才发现这张“桌子”承受不了刀俎之重，若是用力稍大，便有垮塌之虞。于是我干脆停伙，每日骑着自行车到大约一华里之外的林业大学食堂里解决肚子问题。如此一来，我的生活便简化到和大学生或打工者同等的地步。当然，后来我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租住了一套两居室，但我的生活并未因住房条件的改善而变得复杂起来。这使我发现，人对物质的基本需求，其实十分有限。
这只是物质生活的简化。我的生活内容，也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程度。
我每天除了解决一日三餐之外，就是写作与读书，当然还要将写出的文章打印出来，寄给报刊，或通过网络发给编辑。无论是写作、读书，还是寄稿，都使我感到快乐，写作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娱悦，读书则有休闲的性质，而寄稿，则仿佛农人播种，收获的希望令我对这种有些单调的工作乐此不疲。客居异乡，邻居与我素不相识，因此虽早相见、晚相望，鸡犬之声可闻，却从不往来。在北京，我虽有一些文友、老乡、同学，但由于城市地盘广大，大家相距颇远，除了偶有聚会，平时很少有人来访。这就使我可以避免应酬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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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衣食忧。但作为一个无任何依托，惟靠一颗人脑与一台电脑闯世界的异乡客，总会体验到一种与在家乡不同的人生况味。我初到北京，由于对地理环境不熟悉，租房一再失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我曾从市内迁到远郊，又从远郊迁至市内，后又从市内迁至通州，两年多7次“乔迁”。每次搬“家”，都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流浪者的孤独与无助。然而，每次搬迁结束，我便可在“新居”内架起电脑，读书写作投稿，或曰“开张营业”。这又使我感到一种身有所托的安然，更感到一种心有所寄的快乐，所托所寄者何？我有一片不受他人侵扰的精神家园供我耕耘、供我收获也！而本集中的文章，便是这片家园中产出的部分果实了。这些果实滋味如何？恭请读者品尝。
我自1995年把写作杂文随笔当做主业以来，一直在为拓宽文章的题材而努力。林语堂称他的小品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入我范围”，此种境界，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自有人把杂文比作“匕首投枪”之后，万人沿用，致使一提到杂文家，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那腰围革裙，傍炉临砧，抡锤打造兵器的铁匠，或是毫无生活情趣，整天板着面孔，手拈利器，寻找刺杀对象的武士。其实杂文本应包罗万象，万事万物皆可入文，纷繁复杂的社会和丰富多彩的人生皆可反映。杂文之题材之所以越来越窄，乃是由于某些以“教师爷”自居者乱设框框、乱划界线所致也。我虽浪得“杂文家”虚名，但我却不甘心只做一名“铁匠”或“武士”，于是便有了这些有别于“冷兵器”的随笔。我友朱铁志戏称我的两类文章为“一手硬，一手软”，这本文集，便是“软文”之集锦。这些文章，表达了我对人生的体验与感悟，对人性的解剖与透视，对世态的观察与洞析，以及对生活的玩味与见解，可能缺少铁血味、火药味，但我却自信不乏真趣味、真性情、真识见。我是实话实说，还是老王卖瓜，读者阁下开卷便知。
我以前出版的几部长篇纪实文学、历史杂著与杂文集，均未写序。演员一登台，演技之高下，皆逃不过观众慧目；书籍一问世，内容之优劣，亦难逃读者法眼。是劣作，序言即使吹得天花乱坠，恐也难掩其劣；是佳作，著者不赞一词，而读者自知其佳。因此我以为，一本书有无序言，无关紧要。然而，本文集是北京欣资鉴文化公司策划出版的《水风筝丛书》之一部，丛书组稿韩薇女士来电话说，其余作者的书皆写有序言，嘱我也写一篇，冠于卷首，既然如此，我从众。。
梅桑榆
2004年6月2日 于南京
第一辑 旁观世态握手
中国的一切礼节中无不包蕴着人情世态，握手亦然。
握手可以说是社交活动中最简便易行的礼节之一，欲行此礼节的两人一同伸出手来，相互一握，然后松开，于是礼成。然而，人情世态就显露于这一握一松的简单过程之中。
握手虽然由两人伸出手来共同完成，表面看上去相互平等，其实不然。明显的等级差别往往体现于这一握之中。一些居高位者在与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握手时，大多是被动的，他很注意自己的威仪，因此手绝不伸出太远，他的五根手指只是呈半握状，或是用三根手指松松地一拉，好像很珍惜自己的力气，又好像生怕对方患有乙肝之类的传染病。同时，他绝不会轻易移动尊足，而且身体必定挺拔依旧。然而对方却往往与他形成鲜明的对照，较为常见的是满面堆笑，大步前趋，双手齐伸。由于他手伸出过早，那姿态颇像在向接见他的人捧献一件看不见的宝物。更有甚者，当他握住对方的手时，竟像是遭人从背后拦腰一击，以致于上半个身体突然瘫软，往前猛倾，一张脸几乎贴到人家的手上，那情形仿佛要为接见他的人看手相，或是要模仿欧洲人行一个吻手礼。某位颇有声望的人曾经有幸受到大人物的接见，并且珍藏着一张他与该大人物握手时的留影。这张照片记载着他一生中最难忘怀的瞬间，同时又给他留下终身的遗憾：因为照片上的他头垂得太低，脸几乎贴到那个大人物的手上，叫人无法看清他的面部，使得垂首躬身并且没有脸的他，既可被人认作张三又可被人认作李四。
握手颇能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密。泛泛之交在需要握手时，大多是松松地一拉，或是匆匆地一握，以虚应故事。新朋旧友、同窗知交，握手时平等亲切，两人的表情、姿态仿佛是相互的镜子，而握手的力度也大致相等。双方有隔阂者，握手时总显得勉强，大多只是为了表示大度，表示一种姿态而伸出手来；有的人甚至以拒绝握对方伸出的手而表示对他的厌恶或蔑视。只有善于社交善于掩饰自己的好恶爱憎的人，才能在与所有人握手时做出一视同仁之状。
大人物会晤、故友重逢以及情人送别，握手的时间大都很长。两个大人物会晤时，伸手一握就是几分钟，他们要给记者留下充足的摄影时间。握手者在快门咔咔，灯光闪闪的热烈气氛中面带微笑，不过他们不是笑给对方，而是笑给记者，准确地说，是笑给大众看的。他们在握手时想到的是自己的形象自己的使命，两人的手如此一握，很可能就握出了重大的历史意义，握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因此他们的握手不带感情色彩。久别重逢的故友握起手来，与大人物相反，邂逅的惊喜使他们“旁若无人”，只注意故友，并且完全忘了自己。而故友阔别后的经历，就像一部少了一卷拷贝的精彩的影片，或是缺了几集的悬念未解的电视剧，迫切需要对方以口述予以补充说明。因此故友重逢，常常是两人紧抓着对方的手不放，不停地问这问那，或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所谓“多情自古伤离别”，情人离别时握起手来更是难分难舍。他们由于环境所迫，所以才用握手，而不用他们惯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使得那离别前的一握弥足珍贵；而这一握之后，代之而来的将是一段难挨的孤独，是一腔痛苦的思念，因此他们那一双紧握的手，不到非分开不可时绝不分开。与重逢和故友握手时恰恰相反，即将离别的情人握手时很少说话，他们此时很少用嘴，而是多半用眼来表情达意。
握手虽然是一种最常用也最简单的礼节，但行此礼节时也要因人而宜、因地而宜。有的人只要一看到熟人，不管人家有事无事，便抓住别人的手不放，口中滔滔不绝，或天或地，叫人家听之生厌，而又欲走不能；有的人不分对方的性别，总要握得人家的手骨节生痛，男性的手厚大结实，尚能经得起他那一握，女性的纤纤玉指经他那一握，恐多半招架不住，这种握力测验式的握手，也许会让男同胞感谢他那份热情，但却难保不让女同胞觉得他有轻薄之嫌；有的人入厕方出，风纪尚未整饬完毕，便热情地向人伸出他那尚未来得及洗的手，令对方却之觉得失礼，握了又难免不生出不洁的联想。
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恐怕只有世事洞明的人与人握起手来，才会很好地把握分寸。
同事
一个靠供职于某个单位而求生计的人，除配偶之外，同事恐怕是与他相处时间最长的人。因为一个人参加工作之后，可能离开父母而自立，而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也可能远走高飞。不过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同事们可以一起开会、出差或公费旅游，但却很少串门。同事们可以海吹神聊，相互调侃，但很少谈心，而一涉及领导的是非，便会立刻噤声。异性的同事朝夕相处，也许会产生爱情，甚至结为夫妻；同性的同事虽然朝夕相处几年、几十年，却很难成为朋友。同事，可以说是人际之间最少感情色彩而最多社会性、功利性的关系之一。
同事只是对于在一个单位共事的人的笼统的称呼，别以为既是同事，大家就可以平起平坐，说起话来可以像澡堂里的毛巾不分上下。其实，同事之间的等级是很分明的：对无职务的人，大家可以老张、老李，或小张、小李地喊，对有职务但又不是“头儿”级的人，大家称呼他时就不那么简单，下级称呼他，要在他的姓之后，带上他的头衔，以示恭敬；上级称呼他，要去其姓而称其名，或者在他的名后附以职务，以示亲切。级别不同的人，搭起话来，口气也不相同，下级对上级说话，是“汇报”，无论其口气还是说话的姿式，都要显出尊敬；上级对下级说话，是“指示”，无论其口气还是说话的态度，都会露出威严。即使是平时闲聊天，也别以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刻到了，作为上级，当然享有鸣放的自由，下级若是乱鸣乱放，信口开河，就要考虑一下是否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所以尽管上级放下架子，下级直起腰杆，同坐在等高的沙发上喝茶抽烟闲扯，但一眼看上去，仍然是主仆分明。上述种种，只是表象，从享受的待遇上更可以看出同事之间的等级差别。如工资、如住房、如办公条件、如乘车资格，等等等等，无不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如果说同事们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倒也无话可说，问题是干事最多的人可能工资最少，干事最少的人却可能拿钱最多。如果说同事都是量才晋升，大家都会心服口服，问题是才能最低的人可能职务最高，才能最高的人却可能职务最低。这种不平等，才真叫人憋气。
如果说单位是一个竞技场，那么一个单位的同事就是这个竞技场上的运动员。一个人若想得到奖牌，他就要技压群雄或群雌，就要凭真本事淘汰一些人，而这些人就是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事。这个竞技场上的比赛项目当然不是什么短跑跳高游泳体操之类，而是提拔加薪评先进评职称……别看一些“运动员”们平时松松垮垮，吊儿浪当，一到举行“运动会”时，他就会立马进入一级战备，磨刀擦枪，准备夺金得银。按照比赛规则，凭自己实力夺得“奖牌”的人当然是有的，但是在单位这个竞技场上，所谓比赛规则往往形同虚设，一些人置比赛规则于不顾，纷纷使出他们的绝招、怪招，东奔西走，上窜下跳，最终照样登上领奖台。而等级与待遇的差别，激励着一些人的竞争意识，故一到关键时刻，他们便横下心，拉下脸，怀着志在必得的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平时待人一团和气者，此时可能变得一脸杀气；平时能和平共处的人，此时可能反目成仇；平时有“好好先生”美誉者，此时可能最不怕得罪人……有的人谙于成事，不声不响便达到了目的；有的人有勇无谋，直闹得山摇地动最终却一事无成；有的人书呆子气十足，以为自己各方面条件都过得硬，只等领导颁“奖”，不料那“奖”却被只配给他系鞋带的人领去。不论通过什么途径得“奖”，都极可能引起同事们的妒嫉，而利益之争，总会给争夺双方的心头留下阴影，在失败者的心里埋下怨恨的种子。
一个单位从办事员到领导之间的诸多等级，好比一级级阶梯，除了有一飞冲天之才的人，绝大部分人要想求进步，只有靠自己的才能或领导的提携一级一级登上去。于是同事们在攀登那阶梯时，也就难免出现掣肘绊腿，你推我搡的犯规现象。古代不乏奸臣当道的朝廷，而今也不乏奸小当道的单位。现代奸小与古代奸臣，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并且级别上相差很大，但其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而其邀宠当道的手段也大同小异。这些奸小，不仅靠阿谀谄媚以博得上级的欢心，而且靠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告同事的黑状以求得上级的宠信，他们既是领导的弄臣和鹰犬，又是领导安插在下级中间的密探，大家身边有了这样一个同事，一举一动都得小心。谁若是不知密探的厉害，竟敢在单位直言领导的是非长短，恐怕栽了跟头，跌掉了门牙，还不知脚下是谁使的绊儿。一个单位有了这样的奸小，同事之间必然是貌合神离，互存戒心。
一个人一旦离开了那个单位，也许会偶尔到他曾经赖以谋生的地方转转，但他却很少会牵挂那些与自己在一幢楼或一个屋顶下共处了多年的同事。一个人在某个单位工作时，是这个单位的一分子，在同事眼里是自己人，一朝离开了那个单位，他便成了外人。当他重返旧地时，也许会受到老同事客气的接待，但那种客气，已分明表示你和他之间已经有了距离。当他受到客气的接待的同时，他会发现，自己以前坐过的位子，已坐上了别人，他以前使用过的办公用具，已归别人使用，目睹这一切，他就会清楚地懂得“吐故纳新”这个词的含义。这种感受，对于大多数因调动或退休而离开某个单位的人来说，可以尽快地冷却他对那个单位以及老同事的怀念之情，并使他们限制自己的脚，没事时不再轻易迈进那里的门槛。
如果说单位是一个家庭，同事便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如果说单位是一支军队，同事便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如果说单位是一台机器，同事便是这台机器的一个个部件。家庭成员不和睦，很难过安稳日子；战友之间不团结，将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机器的某个部件失灵，整台机器将无法正常运转。这些道理虽然简单，但似乎许多人只顾自己能从单位得到多少利益，而不顾他人、不顾大局，以至于同事之间鸡争鸽斗，将单位闹得如同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如何搞好同事关系，对许多来说，可能仍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第一辑 旁观世态合影
与人合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事情。合影是友谊或亲情的体现，是参加社会活动与人际交往的证明，人生聚散无常，随着时光的流失，照相机为我们留下的瞬间的定格，会变得愈加珍贵。合影又是一块意识的跳板，每当拿起一张多年前的合影，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忆起与合影有关的人与事，甚至忆起那逝去的岁月。正因为如此，一些老照片尽管已发黄退色，甚至已经残破，我们仍视如宝贝，将其珍藏于影集之中。
然而，人除了与父母子女等亲人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改变之外，其他关系都存在着不可预料的变数，而那永不改变的合影，也可能会因合影者之间情感、关系的变化而失去收藏的价值。朋友反目成仇，那友谊的“证书”便告无效；恋人分道扬镳，那爱情的“存照”也就不益保存。曾经高悬厅堂的，会因睹之生厌而将其拿下；曾经收于影集的，会因望之生恨而将其剔除；以前常向人夸示的，非但再也不愿提起，而且怕人问及。有的人会因为厌恨那位与自己合影的朋友或恋人，一怒之下而将照片焚之弃之；有的人不愿与合影的人“同归于尽”，便借助于剪刀，让自己不愿再见到的人永远消失，为了要与合影者“一刀两断”，甚至不惜忍痛割舍搭在那人肩上的一条膀臂。
友谊与爱情的变质，会改变人对于合影的态度，世事的变迁亦然。有一先生，上世纪50年代末曾到北京参加过一次级别很高的会议，有幸与许多高层人士合影。此公将这张合影引为荣耀，特放大至1米有余，装入精美镜框，悬于客厅，每有首次登门的客人，他必以手指点照片中人，介绍：“这是某某、这是某某”，然后指着自己的影像，说：“这是我。嗨，那次会议真隆重呀，主席都出来接见我们了。”闻者无不啧啧称羡，而他也笑溢双颊，荣光满面。不料，文革开始后，他竟接连从广播中听到照片中的某某是走资派、某某是历史反革命的新闻，不禁惊愕而又惶恐。那张令其蓬荜生辉的巨照显然不益再挂，再挂下去，恐将惹火烧身。但他又不舍不得将照片毁弃，搜肠刮肚，思得一计：将照片从镜框中取中，用烟蒂将被打倒者的头部烧去，以示与其划清界线，然后再挂于墙上。一年下来，被烧去头脸者竟有五、六人之多。哪知苍天弄人，那张巨照挂了多年之后，此公又从广播中、报纸上获悉照片中的某某、某某得以平反的消息，他对自己的干法甚感羞惭，只得将照片藏于暗处，再不向人提起。
这位先生只是为自己充当了几次“刽子手”而羞惭，本身并未受何伤害。我母校的一位女教师却因为一张合影吃了不少苦头。这位女老师丈夫已死，携有一子，她原在南京教书，不知因何故调到县城中学。当时盛传她早年曾当过蒋经国的秘书。她是英语教师，不仅一手版书漂亮洒脱，口语也十分流利悦耳，令几位生长于本土的教师自愧弗如。她虽年愈40，但风韵犹存，那一头烫过的波浪式发型和脚下的白色高跟鞋，在30多年前的小县城里显得十分引人注目。有人传说她经常用牛奶洗澡，以保养皮肤。这种奢侈的做法不免令人咂舌。但这只是传说，偷窥女教师洗澡者是谁，无人指名；她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牛奶，也无人提起。文革开始后，像她这样的人，当然是学生们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但批来批去，都是胡乱上纲，并未抓住她什么罪证。后来红卫兵抄家时翻出一张她与一个男人的合影，有人指认那个男人就是蒋经国！这一下，学校里沸腾起来，革命小将们终于揪出一个潜伏已久的“国民党特务”，于是场场批斗会少不了要她登台亮相，每次义务劳动都要她参加，并且将她那一头好看的发型剪成阴阳头，以让广大造派辨明她的“阶级敌人”身份。
那个可怕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与名人或是政要合影，不但不会遭遇不测，而且可以作为炫耀或唬人的资本。因此名人政要每到一处，欲与其合影的人就像夏日牛臀上的苍蝇，成团成阵，而且一旦得之，便如获至宝，到处夸耀，或借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据说，某因涉嫌巨额诈骗而入狱的红极一时的“歌词怪才”，当初就是靠一张与某女歌星的合影招摇撞骗，而后发迹的。不过，与名人政要的合影，虽然妙用甚多，却也未必都有永久收藏的价值，比如那些曾有幸与因贪污受贿而吃了铜枣核的高官合过影的人，恐怕除其家人之外，谁也不会把那照片当做宝贝珍存。
请客
请客，是请吃者向吃请者表示友好与尊敬的一种方式，而那一桌为客人准备的酒菜，则是二者之间感情的催发剂，友谊的粘合胶。一番杯举箸飞，漫谈闲扯之后，原本陌生的人可以变成朋友，是朋友的人感情得以加深，原本办不了的事情可以得到解决，原本是冤家对头的人可以握手言欢……请客既然妙用多多，当然有许多人乐此不疲。
请客可以是非功利性的。“有朋自远方来”，我们怎样才能体现出“不亦乐乎”的待客之情？最好的方式当然是请客。故友将远行，我们怎样才能表达“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的留恋之意？最好的方式也是请客。声应气求的朋友相聚，怎样才能体现出“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欢欣，最好的方式还是请客。在此类宴席上，由于请客者不抱功利目的，吃请者无受人之托的负担，故大多是言出肺腑，情浓于酒。而那种把酒畅谈，欢情洋溢的气氛，最能令请吃者与吃请者留连。席终人散之后，酒肉虽然很快便穿肠而过，但朋友的情谊却可以长留心间。
然而，更多的人请客则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为求人办事，或为洽谈公务，或为投靠师长，或为攀附权贵，或为拉拢关系，或为化解仇怨……求人办事的宴席，办起来不大轻松，请吃的人，事先要打探一下要请的人有无时间，愿不愿赏脸，其次要盘算一下应该将宴席办成何等规格，而后还得核计一下该请哪些人作陪。这一切，只是一场戏的序幕，贵客大驾光临，宴席开始之后，正剧才算开场。请吃者此时要精神抖擞，全力以赴，以赢得吃请者的欢心。那张脸，仿佛戴着一副笑的面具，那张嘴，仿佛在朗读一本《恭维话大全》。仅是笑与说，尚不足以表示热情，与说笑之际，还要敬酒劝菜，递烟点火，以种种动作来表示恭敬。至于那吃请者，则大多如同一尊领受朝拜者香火的佛像，所不同者，佛像是木骨泥胎，而吃请者则是个活物。既是活物，当然要有所动作，要发出声音。对于请吃者提出的要求，有的故做深沉状，哼哼哈哈暂不表态；有的学说书人乱卖关子，说什么“考虑考虑”、“研究研究”；更多的则如一条吞了钩的鱼，不得不当场承诺：“这事好办”。
朋友之间请客，是出于一种情谊，酒菜之丰俭，可以根据经济条件而定，腰包充实者，摆上一桌子美酒佳肴，当然很好；囊中不丰者，弄它一瓶二锅头、三两盘可口小菜，也可表心意而尽谈兴。请吃者不图什么回报，吃请者也无受人之托的负担，通常只是伺机回请，以使加深彼此的友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请客，就好比在做一场交易——一场舍鸡图牛的交易，请吃者与吃请者之间虽然不一定有什么情谊可言，但那酒席却是非丰盛不可。并且还需有愚公移山的恒心，一次不行，再请一次，直到事成为止。然而，请吃者既然是和请吃者做一笔交易，那吃请者就要考虑如何满足请吃者的要求，而不可在吞下一肚皮酒菜之后，嘴一抹了事。因为交易做成，投入得到了高额的回报，请吃者当然是心中大喜，满口谢辞；交易做不成，本钱泡了汤，请吃者就会一肚子怨恨，并且可能随口骂上一句：“那些饭菜全当喂了狗！”只因一时口腹之乐被人家骂做“狗”，那可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待客
幽默诙谐的苏东坡先生在莫干山的一座庙里受到方丈前倨后恭的接待之后，临别时题写了一副对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以示报复。此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这副对联也成为讽刺论人对汤者的妙作。
依我之见，那位方丈为了接待苏先生，浪费了时间与香茶不算，而且陪了许多笑脸，表示对文豪的敬意，结果竟遭此讽刺，赢得个千古不朽的势利眼称号，实在倒霉——世人谁不论人对汤？！桑榆生之亦晚，古代寺庙中的情形，不曾得见，但如今那些梵宫古刹中香客如云，游人如织的场面，倒有幸见过。若是寺庙中的领导同志对每一个来客都待若上宾，又请上坐、又敬香茶，恐怕客厅要改广厦，水壶需换大缸。若是再充当导游陪人四处转悠，恐他即使武功超绝，体健如钢，一天下来,也要瘫软如煮熟的挂面也！
佛门如此，公门论人对汤起来，更是赤裸裸无遮掩。大凡在机关蹲过的人，恐都见识这样的场面：大家正办得好好的公，忽然就像影视片中有人高喝“某某司令到”一样，来一个全体肃立——此乃是有首长驾到也。此后的节目，自然脱不了老套：该机关的头儿必以最能表示恭敬的形体动作和最能表示恭敬的声音语言，来接待这位因公事莅临或顺便遛遛的首长。请上坐、敬香茶、向首长一一介绍在坐的部下、详细汇报工作近况……首长若是不苟言笑，办公室里的气氛也庄严肃穆；首长若是和气可亲，大家就像吃了欢喜丸，首长一句并不幽默的话，也能产生哄堂大笑，声震屋瓦的效果。然而若是平民百姓前来办事，那情形就不同了。若来者是该机关某人的亲友，倒还好说，若来者是陌生人，别说那“茶”字，有谁能对他说个“坐”字，已经是莫大的恩赐。办公室里那一张张面孔，冷冰冰者有之，阴沉沉者有之，懒洋洋者有之，来者若求见领导，恐多半要被挡驾，好叫他对“门难进，脸难看”一语，来一次深刻而又全面的体会。
但是，谁若是因遭到如此冷遇而责怪人家论人对汤，那就错了。若要求人家一有人来就全体肃立，未免残忍，试想，来人少还能吃得消，若来人很多，闹得人家频频起立，不仅办不成公，恐怕体壮者要两腿抽筋，体弱者则要晕倒在桌子底下也！就是要人家笑脸相迎，也属苛求。虽说是“笑一笑，十年少”，然而笑得太多，脸上易添皱纹，加快容颜的衰老，心太少而面太老，岂不是一种痛苦乎！
仅从让坐、敬茶的小事，已大致可以体现出世人对待不同等级的人所做出的不同反应。若是需以酒菜待客，这种反应便更加明显。尽管是公款吃喝，勿需自己掏腰包，也要根据来客的级别和与单位的关系远近而酌情待之，私人待客，更是要论人对汤。每一个人对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都有一本帐，对于来客，该飨以美酒佳肴的飨以美酒佳肴，该待以随茶便饭的待以随茶便饭。若是凡有客来，无论亲疏，一律待若上宾，大摆宴席，别说月收入数百元的工薪族待不了几次客就会揭不开锅，即使是百万富翁，也有被吃到倾家荡产的时候。因此，当我们遇到别人论人对汤时，想想自己平素待人是否也是如此，便会心平气和，一笑置之。
第一辑 旁观世态做客
做客之乐，乐在既可免费享用主人备下的美酒佳肴，又可领受主人的一番盛情，并且可以于宴席之上晤旧友而结新朋，传佚事而听新闻，长见识而深交情。故许多人都乐意吃请，只需请吃者打一声招呼，便乐颠颠前往。孰不知，做客虽乐，有时却是苦在其中，烦在其中，窘在其中。
做客不是出操，大家不可能号声一响便齐集一地。因此先到的人有时免不了要等后来的客。那一等可能是几十分钟，也可能是一两个小时。然而尽管你的胃因久遭冷落而屡提抗议或因饭后有事要办而心如火燎，也只能咬紧牙关在那里等，谁叫你是客人！待主人通过电话千呼万唤，客人终于到齐之后，按说可以进入正题了，但若主人是个好礼的人，而客人的身份地位又有参差，大家就要经历一番排座次的演练，那客厅也就成了水泊梁山的“忠义堂”。落座之前的那一番推拉搡扯，十分热闹，要是让不知咱国情的老外看见，还以为那是一场斗殴的序幕。若是座次排列不当，客人之间还可能闹出矛盾。我家乡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一次喜宴上，一年轻人不懂礼仪，坐在了本家叔叔的上首，结果叔叔几杯酒下肚，便开始以言语相讥，那侄子也不甘示弱，结果两人先君子后小人，从动口发展到动手，认真而又卖力地为喜宴奉献了一场武打剧。我在做客时也因排座次遇到过尴尬事：某友订亲，邀我陪客。他那未来的岳父听说我是“作家”，入座时出于客气，拉我坐在他的左边。我对方桌的上下位置不大清楚，也就顺势坐下。坐定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我坐的原来是首席，而这个位置，理应由他老人家占据。我坐在中间，成了两位亲家翁交流感情的障碍。这一错误，使我如芒刺在背，一顿饭吃得很不自在。
做客虽然只需带一张嘴，但那张嘴却不能只顾吃喝，而要在完成吃喝大任的同时，兼顾交谈。若在坐的都是熟人，倒也不乏谈资；若均是初次见面，就得搜索枯肠，没话找话，跟人家来两句寒暄，凑几句扯淡。谁若是牢记孔夫子的教导，自始至终“食不语”，在坐的人恐怕不是觉得他清高冷傲，就是认为他是个没经过场面的冤大头。找几句话说本来不难，比如说说天气阴晴，谈谈趣闻轶事，酒桌上的气氛若不是严肃的像追悼会，尽可以说说笑话，如果没有女宾，还可以来两个荤段子，以助酒兴。但若是酒桌上有一个人地位在众人之上，且又爱垄断话题，宴席就可能变成提供酒饭的会场。如果主人应酬乏术，不自觉地加入听众的行列；或过于世故，有意推波助澜，使其口若悬河，“抛砖”成山，宴席这本应民主的场合，也就变成了一言堂，其他的客人也会觉得自己成了陪衬。
宴席上少不了酒，而请客者无不慷慨得像是酒厂老板，桌上的酒似乎永远也喝不完。若客人都是文质彬彬，和平共处，饮酒有度，宴席上当然是风平浪静；若是几个好战分子遭遇一处，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便不可免。挑战、应战；围剿、反围剿；或单打独斗，以决雌雄；或组成阵营，共御外辱；还有那貌似温良恭敬，实则暗藏杀机的车轮大战般的敬酒……总之，此时客人已成斗士，酒场已成战场，而厮杀的结果，不是两败俱伤，便是一方惨兮兮宣告投降。在战场上，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在变成了战场的酒场上，经常发生的则是急急出门呕出腹中物，或当场被酒精麻倒在桌旁。遇到这样的场合，你若是积极参与，或身不由己地卷入战争，其结局可能是纳新不成反要吐故，宴席未散，已将主人的酒菜退还。你若是作壁上观，就要忍受久不罢宴的煎熬。当然，你可以中途找个借口退席，但那又会让人抓住“失礼”的把柄而对你大加指责。
做客的人虽然在一饱口福之后，无需掏腰包付帐，但却欠下了请客者的一份人情。某些贪吃的权贵可以整天将嘴插在别人的锅里，他们一来觉得吃有求于他者的请理所当然，二来他们可以用手中的权力还请吃者的情。你若是一名普通百姓，吃了请之后，就得惦着请吃。你可以在吃了一两次请之后，不做什么表示，但你若是吃了四五次请之后仍捂紧腰包不愿回请，或因囊中羞涩无法回请，恐怕就会落下“白吃先生”或“抠门”的美名。有人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话未免有失偏颇，因为人际间的交往并非都是在做交易，而有些人请客纯粹出于友情。不过的确有很多人是怀着某种目的而请客，做客的人如果在酒桌上对主人的请求爱莫能助，恐怕就要陷入窘境。由此看来，经济拮据或“能量”很小的人，最好不要轻易去享受做客之乐，因为你将背上一笔难以偿还的人情债。
陪客
请客的人不是因你而摆宴，而你却应邀在座，你就是一名陪客。于宴席之上，陪客与主客喝的是相同的酒，吃的是相同的菜，并且可以借机结识新朋友或拉上新关系，而吃饱喝足之余，又不需为主人的破费而心痛，大不了下次请客时，顺便邀他做一次陪客，也就还了吃请的情。做陪客真是乐事一桩。
然而，做一名陪客赴宴，并非仅带一张嘴和一个胃即可，在与主客同享口福之乐时，还需懂些人情，通些世事，在举止应对上把握一点分寸。在咱中国礼仪之邦，座次的安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别说在那些公众场合，即使在私家宴会上也不可忽略，故入席落座时需听从主人的安排，不可随心所欲。如果主客稍一推让，你便当仁不让地坐上他的位子，或是你本应叨陪末座，却在餐桌的上首落臀，就可能让主人尴尬，甚至毫不客气地请你坐到你应坐的地方。有一次，我一年轻朋友恋爱有成，特邀女友的父亲与他的父母一聚（家乡称这一聚为“会亲酒”），我也应邀前往陪客。朋友的未来岳父听说我是作家，入席时客气地拉我坐在他的旁边。我不知是敬，也未推让。待到大家坐定，一同擎杯举箸之时，我才发现我犯了个错误——我坐在了首席，也即坐在非他莫属的位置上。由于我插足其间，使得两位“亲家翁”谈话碰杯，多有不便。我也如芒刺在臀，很不自然。但此时再易位而食，显然不妥，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喝酒进行到底。自那以后，我在充当陪客之时，首先注意的便是自己应该坐在哪里。
做一个陪客，并非只要坐对了位置，便算尽职。既是陪客，就有“陪”的义务，席间要与请客者一同对主客表示热情和敬意，或是谈些轶闻趣事与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以烘托气氛……有些人却置这些应酬的常识于不顾，或旁若无人，箸不停挥，只顾吃喝，一副饕餮之相；或大发牢骚，猛诉冤屈，误把宴会当成了诉苦会；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误把酒桌当成了演讲台……结果不是喧宾夺主，冷落了主客，就是弄得满桌客人无以置喙，只能呆坐一旁，充当一言堂上的听众。有一次，我一朋友因搞调动，请一位能帮忙的人吃饭，我应邀陪客，席间另一位也属陪客的老兄听说主客有些职权，几杯酒落肚，竟向他大诉其苦，说自己在单位如何受歧视、受压制，总之是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我的朋友几次设法岔开话题，均未能使他并上那苦水滔滔的闸门。后来这位老兄竟问主客，是否也能帮他换换单位，这一要求不仅使那人面露难色，我的朋友也终于不得不制止他的发言。不料他竟未等席散，便提前告辞，以示抗议。又有一次，我的一位亦商亦文的朋友宴请他的一位大学同学，请我去做陪客。席间，一位只与我的朋友见过第二次面，也是陪客的仁兄，知道我的朋友亦商亦文，已出版几部小说与诗集，便无休无止地谈文学、谈哲学、谈社会、谈人生（其实都是对不同的人说过的老话），虽美酒佳肴，也不能堵住其口，结果满桌客人只能恭听他的滔滔宏论。当我朋友的太太说起他们夫妻之间最近闹了一点矛盾，让大家评评谁是谁非时，该仁兄又大谈夫妻相处的艺术，谈情爱性爱，并将萨特与波伏娃的关系称为男女关系的最高境界，建议我的朋友和太太向他们学习，后来又说是“距离产生美”，建议朋友夫妻分居一段时间，甚至说自古诗人多放浪形骸，鼓励我的朋友生活上开放一些、放荡一些，说是这样才能灵感丰富，不断产生创作的激情……我的朋友倒是能面带微笑，从容地当他的听众，他那本来谈笑风生的太太，脸上却渐渐露出冰霜之气。而那位仁兄仍谈兴不减。诸如此类的陪客，岂不有点让人畏惧？
烟民
烟民一词，是对吸烟成瘾者的统称。对于烟民来说，香烟已成为生活之必须，别说“不可一日无此君”，即使是“半日无此君”，也会急得抓耳挠腮，六神无主。因此大凡合格的烟民，无不是将香烟火具随身携带，不可一日有所疏忽。至于那些有烟无火，或是烟火全无，却来者不拒地白抽别人递过的香烟者，尚无权加入烟民的行列。
将有烟瘾者统称为烟民，其实并不确切，因为有此嗜好者并不仅限于平民百姓，而是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而同是吸烟，在香烟的档次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数十元一包的极品烟到几角钱一包的劣等烟，其间包罗的品牌，大致能够体现吸烟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基础。香烟的商标往往就是吸烟者身份的标签。天天抽红塔山或是大中华的人不是公仆，便是大款，普通的工薪族或做小本生意的个体户，决无此等口福。当然，后一等人有时也会出人意料地亮出一包名烟来，但那十有八九是为了求人办事而准备的“介绍信”，或是为人效劳而得到的酬劳品。很少有人是为了自己那张嘴而舍得如此破费，因为块把钱一包的香烟一样可以过那挥之不去驱之不退的烟瘾。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那就是天天抽名牌、极品烟的公仆大多勿需掏钱；天天抽块把几角钱一包的劣质烟的主人却反而要靠自费。
烟的等级既然能够体现烟民的等级，因此烟民们吸烟时也是姿态各异。吸高档香烟者，于公众场合，多爱摆出一种既富且贵的派头，拉开架式，悠悠然吞云吐雾。并且多爱将烟盒摆在面前，以作为一种标志，一种装点。吸低档烟者，在家中或烟友所抽之烟均处于同一档次的地方尚能从容掏出烟盒，取烟吸之；若是在公众场所，特别是在高级烟民众多的场所，大都从容不起来。有的人趁人不备，神秘地取出烟盒，取一只烟后又迅速将其藏归原处，叫别人看不出他吸的啥烟；有的人则像变魔术似地在衣袋里摸索一番，然后突然掏出一只香烟点燃，叫人无法知道他所吸香烟的品牌……
吸烟的姿态可以显示出烟民的等级，敬烟与点烟亦然。当有数人在坐，其中有掏出烟来只顾自己吸而不敬别人者，此人不是由于吝啬，就是他在那几人之中地位最高；同样，如果其中有人频频向周围人敬烟，而很少或根本无人回敬他一支，此人不是有事求诸于人，就是在那几人之中地位最低；地位在周围人之上者，极少伸出手为他人点烟，而大多是拉出高高在上的架式，给别人一个效劳的机会；地位在周围人之下者，则常需将别人嘴上的香烟一一点燃之后才进行自我服务；在打火机未问世之前，为多个人点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因为点烟者需一连擦上几根火柴，一不小心还会烧到手指。而那种低三下四的屈辱之感恐怕要使有血性者觉得比烧到手指还要痛苦。
有俗语云：“烟酒不分家。”其实这不过是一句客气话，你千万别以为自己可以天天拿别人的香烟过瘾，更别以为置身于那种“小白棍”乱飞的“不分家”的场合，就可以忘乎所以，上下不分，因为“小白棍”乱飞并不意味着就是“世界大同，人人平等”。
第一辑 旁观世态老乡
早年，客居异乡或在异乡定居的人，见了同乡，多少都会生出一些亲切之感。家乡有句俚语：“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我想同乡相遇，之所以“泪汪汪”，恐怕不是因兴奋所致，便是有一腔漂泊之苦要诉。而一兴奋，两颗陌生的心便缩短了距离；一诉苦，两个漂泊的人便产生了共鸣。于是，在“老乡”、“老乡”的呼唤声中，那个颇令人向往的东西——友情，也就悄悄地在两个人的心中探头探脑了。然而，在户口的制约早已破除，人们可以随意迁徙，自由流动的时代，“老乡”这一称呼，似乎已失去了以往的魅力。
老乡的多寡，与一个人的活动范围大小成正比。在一乡之外，见了同乡的人，是老乡；在一县之外，见了同县的人，是老乡；在一省之外，见了同省的人，也是老乡。像我这样离开家乡安徽，闯荡京城的人，老乡之多，真是数以万计，平时只要一出门，就可能听到乡音尚未脱尽的“皖普”。我初来北京时，每逢听到操“皖普”口音的人，心中就会油然生出亲切之感，有时还会忍不住与其叙上一叙。但渐渐地，我发现大多数人对我的絮叨反应冷淡。仅仅是反应冷淡，还可以及时刹住话题，掉脸而去，有时甚至会自讨没趣甚至招来侮辱。
我初到北京时，曾应聘于某杂志社。上班的第一天，一位小姐指着一位脸色阴沉的年轻编辑说：“他也是安徽的。”陌生之地，竟遇同乡，我自然高兴，便笑着说：“那咱们可是老乡啊！往后还请多多关照。”不料，这位老乡的脸色阴沉如故，只是用鼻子哼了哼。我在一旁坐下来，继续和他搭讪，但他头不旁扭，目不斜视，将背对着我，冷冷问：“是谁介绍来的？”我答：“是自己应聘来的。”他又问：“发表过什么作品吗？”我答：“我就是干写作这一行的。”对话到此结束。他的冷漠和居高临下的问话，使我颇感意外。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杂志社的兼职编辑，我的到来，使他丢掉了这份差事。
这位老乡只是态度冷漠，言谈倒还文雅，有些老乡则十分粗俗，让你无端受辱。王府井大街一些商店里的营业员，有许多安徽人，多为女性。她们对顾客的态度，热情得过火，但你要是在领略了她们的热情之后，不买东西，她们便现出了本相，在你转身离去时，骂你一声“傻×”或“扣门”，算是对你客气。有的竟抛出一连串无法诉诸笔墨的脏话，以发泄她们的怨气。我第一次前往购物，听到她们那乡音未脱的普通话，颇感亲切，便自报籍贯，说：“我们是老乡。”不料一位女老乡冷冷答道：“我们只认钱，不认老乡。”闻听此言，我的感觉已非“兴味索然”一词可以形容。
遭冷遇或是挨骂，不过是精神上受点小小的刺激，与那些受到老乡的欺骗与敲诈的人相比，我算是幸运多了。
一位河南籍青年，来京的第一天，在北京站广场上遇到了一位老乡。这位陌生老乡的热情和熟悉的乡音，赢得了这位初到异乡的青年的好感和信任，他向老乡诉说来京的打算，并请求老乡指点门路，哪知他在喝了对方的一瓶矿泉水后，神志便失去清醒。当他醒来时，老乡已不辞而别，并且很仗义地掏空了他的钱袋，拿走了他的旅行包。不过那人看在老乡的面上，给他留下了身份证。
一天，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两个女老乡，我从她们的交谈中得知，在她们的暂住地，有不少安徽人，其中有些人挣钱无方，生活无着，便结伙对收入颇丰的老乡下手，因为老乡之间彼此知根知底。他们的手段是威逼与毒打并用，直至钱到手为止。我自报籍贯，与她们搭讪，想了解一点详情，她们用十分冷漠的眼神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转脸继续她们之间的交谈。从那眼神里，我看出她们的戒备心理。她们的对话，等于间接地为我上了一课。从那以后，我遇到籍贯相同的人，在尚未有所了解时，不再轻易说“我们是老乡”。
眼神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之窗，那么眼神则是这扇窗里所展现的内容。我们对自己的心灵之窗所展现出的内容，大多无法自知，但却可以通过他人的那扇窗户，窥见其情绪、态度、心地与性格。因此我们要想了解别人，除了听其言而观其行之外，还需留心看一看他的眼神。
一个胸襟坦荡的人，眼神如无云之苍穹；一个心地纯善的人，眼神如澄澈之湖水；一个诚实的人，眼神如睛空之朗月；一个机智的人，眼神如夜空之灿星；一个城府深严的人，眼神如蔽日之云翳；一个狡猾的人，眼神如出洞之黠鼠；一个凶残的人，眼神如蛇口之血舌……据说，有经验的人仅凭看眼神，就可从人群中辨出尚未作案的小偷，资深的审判员根据受审者的眼神，可以判断出他是否说谎。而自诩精通相面识人之道，且著有《冰鉴》一书的曾国藩，甚至自称根据眼神可以辨出人的忠奸贤愚。可见，人也许可以用言行来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但要想彻底关闭心灵之窗，不让他人看见窗里的任何内容，恐怕不大容易。
以眼神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心地或职业，即使不需曾国藩那样的相面水平，也需有一定的识人经验。而以眼神来判断一个人的情绪和态度，却只要不是麻木不仁或智商过于低下，都可以胜任。人们可以从父母的眼神里读到慈祥与疼爱；可以从异性的眼神里读到爱慕与欣赏，可以从朋友的眼神里读到亲切与友善，可以从上司的眼神读到自大与傲慢，可以从下级的眼神里读到尊敬与恭顺，可以从乞丐的眼神里读到求助与哀怜，可以从某些人的眼神读到怀疑或戒备、敌意或仇恨、淫邪或贪婪……有些眼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些眼神则让人产生联想：愤怒者的眼神会使人联想起舔舔的火舌，嫉妒者的眼神会使人联想起冷冷的刀光，贪婪者的眼神会使人联想起饥狼饿虎，谄媚者的眼神会使人联想起摇尾乞怜的狗，恐惧者的眼神会使人联想起受惊的麋鹿，绝望者的眼神会使人联想起被缚的羔羊……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所能看到的眼神，多为尊敬、崇拜、羡慕、谄媚、乞怜或是真假难辨的忠诚；而一个普通百姓所能看到的眼神，可能有友善、爱恋、信任与真诚，也可能有傲慢、冷漠、冷酷、轻蔑、凶暴与残忍……
眼神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眼神是人们所希求的，如爱慕，如友善，如尊敬，如信任，如同情……另一类眼神是人们所厌恶甚至畏惧的，如傲慢，如狡猾，如猜疑，如嫉妒，如冷酷，如残忍……然而一个人经常领受什么样的眼神，又与其人品、才能、相貌、地位等等方面有关，一个街头的乞丐，所看到的眼神，恐怕只能是同情、蔑视或厌恶，一个贫穷而又无能的男人或一个相貌丑陋的女人，很难在异性的眼神中看到爱慕；一个地位低下终日受人差遣的人，很难在别人的眼神中看到尊敬。
有名言曰：“社会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此言令人怀疑，因为小民百姓有时即使是赔尽笑脸，这面镜子也不会对他露出一丝微笑。如果说他人的眼神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镜子，倒算得上是恰当的比喻。一个能够读懂各种眼神的人，不需听取他人的什么评价，只要看一看他人的眼神，就会明白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位置。我们在与人交往时，要想很好地把握分寸，适时地决定进退，既不错失良机，又不陷入尬尴或受辱的境地，恐怕首先要学会读懂各种眼神。
名声
名声是大众对某人品行或才能的评价。这种评价不是当面的恭维和颂扬，而是人们在他的背后所发的议论，并且是发自内心的议论。故要想知道一个人名声的好坏，需私下向那些了解其人并与其无利害关系的人打听。否则，你所了解的那个人的名声，便可能如同装在茅台酒瓶里的假酒或是被涂上粪污的璧玉。因为不了解他的人，只能向你告知他的道听途说，而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则会在评价其人时带着某种动机或爱憎的情绪。
有些人的好名声是于不经意间得来，比如那些靠高尚的品德和种种不图回报的义举善行而赢得大众尊敬的人。有些人的好名声是靠努力奋斗得来，比如那些靠某种才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然而，不论哪一类人，他们的好名声都来之不易。某大人物曰：“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有些人虽然不畏艰难，一辈子都在做好事，但由于他们仅是平头百姓，既不能借助媒体之势大肆宣传，又不能引起官员表彰的兴趣，他们那高尚的品德便如同蒙尘的珍珠。由于地位的卑微，他们又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善行义举，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难以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于是他们的一生便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要说名声，他们也只是在其狭小的生活圈子里有那么一点名声而已。至于靠事业的成功赢得好名声的人，与地球人口的总数相比，也只占极少数。就拿吃文学饭者而言，国中的诗人多如牛毛，但有几人能像莎士比亚那样，敢说他的诗：“没有云石或王公们金的墓碑，能够和我这些强劲的诗比寿。”国中的作家车载船拉，但有谁敢断言，他的作品将不会被历史的浪涛淹没？绝大多数的文人，亦如平民百姓，只是在他生活或行业的圈子里有那么一点名声。
好名声可以给人带来丰厚的回报，作家与诗人有好名声，他们的诗文便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一个医生有好名声，求医的患者便会趋之若鹜。一个从政的人有好名声，他便会在仕途上一路顺风。然而好名声毕竟难得，于是一些欲求好名声而不得的人，便挖空心思大做文章。诗文平庸，借助媒体大肆炒作；医术不佳，凭借广告拼命乱吹；政绩平平，靠着弄虚作假上欺下骗。而官场中人最容易依仗权力，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工具为自己制造种种令大众崇仰的假象：昏庸无能者硬是被吹捧成才华出众，贪污受贿者硬是被装扮成清正廉洁，腐化堕落者硬是被歌颂成德高望重。结果这些人靠种种手段赢得的好名声，就像一层障人眼目的迷雾，人们一旦透过迷雾，看清其真相，便会大失所望或顿生厌憎之心。
为好名声而作伪者，如果不是为了欺世盗名骗取某种私利，说明他还有一丝向善之心。如今有些人已不再把名声当回事，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种种欲望得到满足，可以去行骗，可以去敲诈，可以去偷盗，可以去抢劫，可以去制造和兜售假货……有些官场中人，只是在上班、开会之时假模假势，做正人君子状，一离开这些场合，便赤裸裸地露出本相，或广受贿赂，或宿妓嫖娼，某官有言：“我廉洁奉公，不能名垂青史；我不近女色，没人封我为‘当代圣人’，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才不管。只要没人敢当我面说三道四，背后人家怎么骂我，随他骂去。皇帝背后还有人骂，何况我这个芝麻小官。我才不管什么名声不名声。名声能卖几角钱一斤？”这段道白，可谓说出了一批人的心声。总之，无视名声的人，必然无羞耻之心，他们为了使自己达到某种目的，不怕担当任何恶名。
第一辑 旁观世态脾气
一个人脾气之好坏，形成的原因颇为复杂。而大致说来，恐怕与父母的遗传、个人的经历，以及其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有关。一无所恃，并且不知在人生的旅途上栽了多少跤，碰了多少壁的人，遇到不平事大多忍气吞声，于是我们就说他“脾气好”；财大气粗或权大腰硬，在人生的旅途上占尽风头的人，稍遇不快便大发雷霆，于是我们就说他“脾气坏”。当然，经历坎坷，一无所恃的人也可能暴躁刚烈，一遇挑衅和欺侮便不顾后果，奋起还击；一帆风顺，有权有势的人也可能温柔敦厚，每遇冒犯和侮辱，均宽宏大量，一笑了之。然而这似乎只是特例，不具普遍性。
一个人的脾气，往往不能简单地以“好”、“坏”二字论之。一个对他的妻子凶暴如虎的男人，在他的情妇面前，也许是一头驯顺的绵羊；一个对他的丈夫常做“狮子吼”的女人，在她的情夫怀中也许是一只温柔的小猫。暴烈勇猛的项羽在征战中杀人不眨眼，但他在虞姬面前却变成了一个多情温顺的男人；凶残嗜杀的朱元璋一高兴便将臣民的脑袋像春天的韭菜一样乱割，但他在马娘娘面前却变成了一个颇为听话的丈夫。
有些人的脾气具有两面性。那些动辄在下级面前吹胡子瞪眼，大发脾气，骂下级像骂孩子的人，在上级面前却十之有九低声下气，媚态十足，而且可以做到“赠其国骂而不惊，侮其祖宗而不怒”。有的人在打电话时，对下级常常是官腔官调，稍有不快便大吼大叫，训词满口。然而哪怕他正吼叫间，忽然听对方报出了一个令他敬畏的姓名（只需职务比他高出半级以上即可），他的声调便会陡然一变，狮吼虎啸之声于一秒钟之内变得像猫眯一样柔媚，并且一定是满脸堆笑，不仅笑，而且要笑出声，因为即使是那张脸笑得变成一朵九月的菊花，对方也是看不见的。有的人在弱者面前动辄怒发冲冠、目眦欲裂，脾气暴烈如火药；而在强者面前却始终俯首躬身，低眉顺眼，脾气又柔软如绵帛。总之，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之“变色龙”，在中国决不是什么珍稀动物。
环境能培养一个人的脾气。得势的人在一片颂扬声里，在众口称“是”声中，往往会由原先的谦虚温和变得骄横任性，将对人发脾气作为一种显示权威的方式。环境也能改造一个人的脾气。失势的人在众人的冷脸白眼和讥讽嘲骂之下，往往会由原先的狂暴傲慢变得逆来顺受，唾面自干，夹着尾巴做人。而政治制度的开明与否，也会使人的脾气受到很大的影响。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臣民一不小心，便会因言获罪，甚至株连九族。结果只能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连话都不敢说的人，恐怕是不会发什么脾气的。即使要发脾气，也只是在察明隔墙无耳的情况下偷偷地去发。或者像唐代诗人刘叉所说的那样“野夫怒见不平事，磨损胸中万古刀”。怒而不言，只是在胸中磨一磨刀，估计是不会掉脑袋的。然而在惩治“思想犯”的年代，那愤怒之刀也只能悄悄地磨，若是一不小心磨出了声，结局恐怕不妙。
人发一发脾气，并非都是坏事。“苍鹰独立时，恶鸟不敢飞”，正义之士发一发脾气，邪恶之人就可能会退避三舍；担任要职的人发一发脾气，说不定可以对某种积弊起到拨乱返正的作用。也许正因为如此，报端才爱刊登“某省长发火了”、“某市长动怒了”的新闻。然而另一种情形则是：人一发起脾气来，血压升高，心跳加速，有损健康，并且很容易失去理智，轻则恶语伤人，重则挥拳动刀。许多暴力行为都是发脾气引起的。待脾气发完，理智恢复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会为自己发脾气时的言行感到后悔。若仅仅是言辞过激，还有补救的余地，最坏的结局不过是大家互不往来；即使是在言语上顶撞了权贵，也不过是尝一尝遭报复、穿小鞋之苦；然而若是因一时暴怒致死人命，可就追悔莫及。因此我们为自己的身体健康与人际关系计，对于那些无关大体的皮毛小事，尽量以“忍”字处之。
应酬
一个人只要不是杜门却扫，与世隔绝，应酬便再所难免。家中有客来，需以烟茶相待，或是烟酒伺候。若是身在公门，更是要迎来送往，不计寒暑。烟茶酒菜虽是待客的必需品，但只要家中不缺银两，办来不难。难就难在造访者除了要享受口腹之乐外，还要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因此主人便要以得体的举止、有趣的言谈、细致入微的关照来表现好客的热情，方能使客人如沐春风，或曰“宾至如归”。而如何能使来者得到精神上的愉悦，才是应酬的真学问。
所谓应酬，多半是一种被动的应付，或是碍于情面，或是出于责任，有时甚至是迫于无奈。知己相聚，可以谈喜好、诉衷肠；故友重逢，可以忆往事、叙旧情；这类人生快事不能称之为应酬。名流光临，可以令蓬荜生辉；高士造访，可以让人聆听卓见；智者登门，可以使人茅塞得开；谐者到来，可以使人一悦身心……然而，这样的来访者毕竟太少。因此，应酬之事，常常是苦比乐多。
有道是“主雅客来勤”，然而那些勤来的客，未必都雅。有的人乐当说教家，他一登堂入室，你就得做洗耳恭听状，让他发表那些老生常谈的训词；有的人是偏执狂，你若对他的论调稍加反驳，便会引起一场舌战，其结局常常是悻悻而别，不欢而散；有的人有演说癖，一落坐便滔滔不绝，不给他人置喙之机，而且没有两三个小时不能尽兴；有的人则是闷葫芦，除了“打坐”之外无话可讲，于是主人只有以“抽烟”、“喝茶”等词来打破枯坐的沉默；有的人是新闻发言人，只是报道面过于狭窄：不是张三升了官，便是李四发了财，不是王某有几个情人，便是赵某最近又包了个二奶……诸如此类的客人虽然不受欢迎，但也只是让主人耗费一些时间，赔上一些烟茶，有的来访者则纯以满足口腹之欲为目的，他们或是提前通知，以给主人充足的时间准备丰盛的宴席；或是在饭时突然袭击，逼着主人手忙脚乱地打无准备之仗。有的人酒不喝到舌硬腿软神志不清不愿停杯；有的人不将席间的对手“撂倒一个，俘虏一个”不能尽兴；有的人速来速去，鼓腹之后立即告辞；有的人酒足饭饱之后仍要拉开安营扎寨的架势与你聊天谈心……接待这样的客人，你除了深受其苦之外，何乐之有？
私人间的应酬，多半只是碍于情面，厌烦之时，还可推辞回避。而公门之间的应酬，则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各级首长莅临、检查团前来检查、验收团前来验收、考察团前来考察，还有那兄弟单位和关系户来访……哪一路“菩萨”都是贵客上宾，稍有怠慢，恐怕都会使“菩萨”动怒，降下祸灾。故接待者无不是抖擞精神，小心伺候：敬美酒，陈佳肴；跳交际，唱卡拉；搞按摩，洗桑拿；东山观景，西山看花……接待者在完成这些常规项目时，还要察言观色，见机行事，随声附和，有求必应，见人说人语，见鬼说鬼话。袁中郎在给友人的信中叙述在吴县做县令时忙于应酬的苦状云：“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又云：“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而今接待上官，虽不需下跪，但袁中郎所言，恐怕仍能引起许多苦于应酬者的共鸣。
忙于应酬者是将自我化作美酒，供大众畅饮；是将生命化作佳肴，供他人品尝。我生性冥顽，不善此道，在别人看来，乃是憾事，而我却不但不以为憾，而且暗自庆幸，因为我不用为应酬而虚掷自己一部分宝贵的生命。
窝囊
盖世间有窝囊之人，更有窝囊之事。窝囊之人，说话唯唯诺诺，行事畏首畏尾，做人缩头缩脑，人前挺不起腰杆，人后伸不开愁肠；处境困窘，不思奋起，却以“知足常乐”自慰；受人欺侮，不敢抗争，只以“能忍自安”自劝。窝囊之事，遇不平、受冤屈、被误解、遭蒙骗、被愚弄、遭算计……但却有口难辩解，有理难讲清，有气无处使，有火无处发，只能自认倒霉，将一口窝囊之火、窝囊之气窝于胸中，让其自灭自消。世间窝囊之人与窝囊之事多多，桑榆特择数端以记之：
在家处处受老婆管制，在单位事事任领导支使，老婆或领导遇烦心事，都对他刮歪风，发斜火，拿他当出气筒、泔水缸，不亦窝囊哉。
被人冤枉，不敢出言申辩，受人欺侮，不敢挺身反击，一味忍气吞声，唾面自干，不亦窝囊哉。
老婆今天羡慕张三权力大，明天羡慕李四金银多，而每当羡慕他人位尊多金之时，必讥老公无能，屡遭老婆讥贬而终无扬眉吐气之日，不亦窝囊哉。
老婆红杏出墙，已是满城皆晓，无人不知，唯其老公一人蒙在鼓里，而且坚信妻子忠贞不渝，只爱自己一人，不亦窝囊哉。
见别人有困难，热心相助，别人不但不领情，反被怀疑其不安好心，另有图谋，不亦窝囊哉。
朋友有难，热心相帮，结果不但没帮上忙，反而更添麻烦，落得被帮助者怪罪，不亦窝囊哉。
朋友或同事之间有矛盾、闹纠纷，好心从中调解，但却被两方疑其是为了讨好偏袒另一方，落得两头不是人，不亦窝囊哉。
见有人违法乱纪，为非作歹，愤然举报，结果不但被举报者安然无事，反遭打击报复，黄鼠狼没捉到，反惹得一身骚，不亦窝囊哉。
见张三贪污、李四受贿、王二麻子大肆捞钱，始而蠢蠢欲动，继而付诸行动，岂料他人大发横财，逍遥法外，自己小试身手却被查处，偷牛无事，拔桩被捉，不亦窝囊哉。
因一时糊涂或受人威逼利诱，干下违法乱纪之事，从而像吞了钩的鱼、上了套的狗，被人捉住把柄，牢牢控制，任意驱使，不亦窝囊哉。
身为某帮派或小集团中人，利益没得到几分，却要被迫为头目的重大失误背黑锅，为犯了罪的主子当替罪羊，不亦窝囊哉。
聪明之人，欲图利反被人骗去钱财，爱戴高帽而被他人花言巧语诱入圈套，正所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不亦窝囊哉。
对朋友倾心吐胆，诚信以待，且以君子之心度朋友之腹，对其人品毫不怀疑，不料后来竟被朋友出卖，不亦窝囊哉。
清人傅山曾做《“窝囊”解》，其文寥寥百余字，其意是说人之所以窝囊，只因无光明远大之志，且如（月/襄）多肉而无骨。此文只言窝囊之人，而未言窝囊之事也。人若有大志、有骨气，也许可以不做窝囊之人，但人若想一生不遇窝囊之事，难矣哉！
第一辑 旁观世态书香与铜臭
沈括《梦溪笔谈》载：“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草。芸，香草也。”古人在书中放置香草，不仅可以防蠹虫咬蛀，而且可以给书留下幽幽清香，“书香”一词便由此而来。后来人们据此加以引申，形容读书人有“书香气”，而读书人家或曰“知识分子家庭”，则被称之为“书香门第”。
读书人或书香门第均少不了书，像陆文通那样，家中藏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的人家虽然很少，但大多也是“插书满架”、“摊书满床”，或是“藏书半壁”。当然，家中有书，只是一种表象，世人所尊崇的是书香门第中那有书香气的人。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饱读诗书的人，不仅可能具有超尘脱俗的气质，而且可以洞明世情，通达事理；待人处世，可以识大体，明礼义。而在靠科举取仕的时代，读书人可以从书中寻到“黄金屋”，觅得“颜如玉“，因此，书香门第也就自然而然成为蕴育显贵名流的摇篮，成为令世人不敢小觑的特殊社会阶层。在拜金主义盛行之今日，书香门第虽然不能像官宦、商贾人家那样门庭光耀，甚至被一些金钱至上者视为“贫民窟”，但仍然受到崇尚知识者的尊重。
“铜臭”一词，出自《后汉书·崔(宝盖头下放一是字）传》，汉代崔烈，位列九卿，名重一时，但他仍不满足于现有的地位，在荒淫侈奢的汉灵帝以卖官之资填补空虚的国库时，他以500 万钱买得司徒一职，从而得享三公之尊。然而他的声誉也从此一落千丈。一日，崔烈问其子崔钧道：“我做了三公，外人对我有何议论？”崔钧如实答道：“人们都嫌你有铜臭味。”后来，人们便以“铜臭”一词来讥讽用钱买官者或俗陋无知的富人。唐人皮日休就有这样的诗句：“吴中铜臭户，七万沸如霍（霍，古指肉羹）。”
尽管卖官鬻爵在封建社会已司空见惯，乌纱公司也由官府堂皇开办，欲做官者可以靠钱一酬壮志，乐享荣华，但百姓却将此等人以丑类视之。像崔烈那样位列三公的高官，世人仍讥其有铜臭味，等而下之的买官者，便更加为人所不齿。而不少富人也以“满身铜臭”为耻，或广交文人名士，或读书为文，习字作画，其目的是欲借人儒雅之风以补己俗陋之气，借文化之水以冲淡铜臭之味。时至今日，有铜臭味的官，在百姓眼中似乎并未“升值”，而富人也在尽量使自己变得风雅些、再风雅一些。
梁实秋先生有一段“书香”与“铜臭”的议论颇为有趣：“书香是与铜臭相对峙的。其实书未必香，铜也未必臭。周彝商鼎，古色斑烂，终日摩娑亦不觉其臭，铸成钱币才沾染市侩味，可是不复流通的布泉刀错又常为高人玩赏之资。书之所以为香，大概是指松烟油墨印上了毛边连史，从不大通风的书房里散发出来的那一股怪味。不是桂馥兰香，也不是霉烂馊臭，是一股混合的难以形容的怪味。”梁公此言，是说所谓书香、铜臭，名实未必相符。我以为，书香与铜臭二词的含义有时也可以互换，倘若读书人本性邪恶，以所读书得来的知识投机钻营，谋取权位，作恶社会，欺诈百姓，甚至祸国殃民，这样的读书人，我们怎么还能赞其有“书香气”？倘若富人心地善良，以所积钱财扶危助弱，济贫救困，并且经常捐资于社会福利事业，这样的富人，我们怎么还能讥其有“铜臭味”？
说自知
人观察外部世界靠眼睛，省视内心世界靠心灵。人凭双眼看外部世界，可以明察秋毫，洞烛幽微，而靠心灵省视内心世界，却往往失之偏颇。其原因之一，乃是“自爱”之魅作祟。英国政治家切斯特菲尔德说：“我们的自爱在我们与自身的缺点之间遮上了一道厚厚的帘子。”有了自爱这道帘子，我们不仅难以省察自身的缺点，把自己看得尽善尽美，而且可能盲目自大，把自己看得无所不能。
因自爱而缺乏自省能力的人，在谈到别人和自己时，总是泾渭分明，那就是评判别人，可以明辩是非，批评起别人的缺点，言辞犀利如解剖刀；谈到自己则一味自夸自赞，把自己说得完美无缺。若是萍水相逢，朝聚夕散之客，倒是无从考证他的自我表扬之辞是否属实，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听之”；若是长期相处的同仁、邻里，你就会发现，其言与其行可能互相悖离：自言慷慨，其实吝啬；自言诚实，其实虚伪；自言坚强，其实脆弱……这些言行的悖离者，有的人是为了以美言扮装自己，有的人则是对自己的弱点和性格缺乏自知。
人们缺乏自知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未经受实事的考验。多少一向清廉的人，在面对金钱的钓饵时动了贪心；多少一贯正派的人，在面对美色的诱惑时乱了方寸。徜若这些人一直未受到金钱与美色的诱惑，他们仍会自以为是个清廉或正派的人。而今已不是战争年代，人们不大可能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因此，谁都可以轻轻松松做英雄状，一脸轻蔑地嘲笑战场上的懦夫；义正辞严地谴责革命的叛徒，并且真以为自己是个英雄。然而要是爆发一场战争，说不定会有多少懦夫和叛徒在这些口头英雄中诞生。且不说战争年代，只要回顾一下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多少平时看似老实本分、与人无涉的人，稍遇威逼，便出卖了朋友，稍遇利诱便成了帮凶。如果他们一直未受到威逼利诱，那么卑劣之鬼便会一直潜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不为己知。人的内心世界就像一泓湖水，在无风掠过或无人击石时，平滑一如明镜。人于此时观照自己的内心世界，恐怕谁都会自以为是心灵十分美好的人。
缺乏自知不仅容易使人无视自身的弱点，而且容易使人高估自己的能力。有些人自视甚高，满口大话，仅能写出一点通顺的文字，便声称要写出一部与《红楼梦》媲美的传世巨著；仅会几路拳脚，便认为自己可以“拳打武当，脚踢少林”；仅是一个稍有些政绩的地方官，便认为自己是个通才、全才，至少可以担当省长、部长的大任……这些人其实只能像古代那位善于谈兵的赵括一样，一遇实战便一败涂地。在能力上缺乏自知，一方面是过于自爱和未经过实证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生活在虚幻的假象中所致。一些有官职在身的人，字写得明明如春蚓秋蛇，但由于奉承之声盈耳，便真以为自己的书法可以羞死二王，气死颜柳，整日东涂西抹，到处题字；诗写得尚不够“打油”水平，但由于吹捧之声不绝，便真以为自己是李白转世，杜甫再生，整日胡诌瞎扯，到处赠诗。这些人如果仅是限于题字赠诗，不过贻众人笑，有的人则自以为天纵英明，好大喜功，任性胡为，盲目制定一些愚蠢荒唐的计划，并利用自己的权力，强令实施。其结果则是劳民伤财，贻害众生。
一个缺乏自知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明智的人，他也可能颇具智慧和才能，但那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聪明的浑人。丢。明人西湖居士所著《郁输袍·春游》：“小生：‘二兄为何不做诗？’丑：‘这是敲门砖，敲开便丢下他。我们既做了官，做诗何用？’”这段简短的对话，可以充分揭示这些人的心态。此种读书人，可谓寻砖敲门型。
说“包装”
精美的包装，是使商品博得顾客青睐的要素之一。现在的厂家，大多明白这一道理，故纷纷在产品的包装上狠下功夫，大做文章。
二十年前，社会物质匮乏，吃穿日用等各类商品，大多供不应求，商品一紧俏，其包装无论如何粗劣，也不愁卖不掉。有很长时间，出售的食品都是用旧报纸一包了之。后来有人指出，报纸上的铅有损健康，不能用来包装食品，于是许多商店又改用一种无字纸。这种纸粗糙发黄象手纸，但用这种纸包装的食品似乎并不影响人们的食欲。至于鞋帽衣服之类，也大多无像样的包装，即使用盒装之，那盒也大多是保持马粪纸的本色，毫无美观可言。但那些无包装或包装粗劣的商品也照样抢手。
现在，市场供应丰富，各类商品的销售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走进商店，看货架上那琳琅满目的商品，其包装真是美不胜收，很能刺激顾客的购买欲。袋装盒装的商品，那袋与盒上大多要印上醒目的文字或赏心悦目的图案；瓶装罐装的商品，那瓶与罐大多造形别致，其上的商标，也是精心设计，力求与众不同。即使不购物，仅是观赏那些商品的包装，也可以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如果一种商品的包装再像过去那样“荆钗布裙”或“不修边幅”且数年如一，哪怕其质量再好，恐怕也要像秋天的扇子一样长期被顾客冷落，躺在商店的货架上生尘。
将“包装”一词与人联系起来，是近几年的事。乍一听，这种联系似乎是将人等同于商品，觉得对万物之灵有亵渎之嫌。细思之，这种联系倒也不无道理。有道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同一个人，若是身着破衣旧衫，难免遭人冷眼，若是身着华服盛装，就会受人尊敬。梁实秋曾幽默地说：“我们平常以为英雄豪杰之士，其仪表堂堂确是与众不同，其实，那多半是衣裳装扮起来的，我们在画像中见到的华盛顿和拿破仑，固然是弈弈赫赫，但我们在澡堂里遇见二公，赤条条一丝不挂，我们会有异样的感觉，会感觉得脱光了大家全一样。”可见服装对人的作用不可小觑。而一尊佛象，若是不在那泥胎上镀一层金，恐怕很少有人在它面前顶礼膜拜，即使是最虔诚的信徒也可能会对它生出不敬之念。
人虽不同于商品，但既然与“包装”一词联系起来，其包装的方式方法，也就与包装商品大同小异。近年流行一种说法，叫“推销自己”，而要想把自己推销出去，一身引人注目的行头，作用毕竟有限。在用衣服将自己的形体包装一番之后，还要象做商品广告一样，对自己的才能有所介绍，有所宣传。几年前，媒体率先将“包装”一词用于歌星，说是大陆的歌星，不像港台歌星那样善于包装。于是大陆的一些星们纷纷乞灵于包装，不仅从发形服装到舞台风格极力效仿港台歌星，把自己弄得浑身上下港台味扑鼻，而且借助媒体大肆宣传鼓吹，甚至时不时地弄出一则绯闻以引起大众的注意。如此一包装，有些星虽然名声尚不及“四大天王”、“四小天王”者流，倒也真得提高了知名度，有的甚至闹得大红大紫。这些红了紫了的星们，有的确实颇具实力，有的则多半靠包装而浪得虚名。
普通人当然也深知包装的重要性。他们尽管不能象歌星那样借助媒体之力，但在需要包装之时，也会尽其所能，不惜工本。据说，当前一些大学生在应聘之前，十分重视在包装上下工夫。特别是一些女大学生，不仅在发型上煞费苦心，而且对穿衣服、皮鞋的样式、色彩以及带什么包，都特别讲究。有的甚至为了不太如意的容貌而进美容院除雀斑、割双眼皮、垫鼻梁……成都一位女研究生更有惊人之举，她送给某涉外公司的的应聘材料中有一本写真集，内有她身泳装、短裙等各款服饰的照片50张。她说自己这么做，目的是为了从全新的角度推荐自己，让用人单位全面了解自己的素质和品位。一位女大学生说：“在学业无法包装的情况下，或者有时候学业也无法成为惟一标准时，外表的包装就显得特别重要。”此言颇能代表许多学子欲在求职的激烈竞争中引起注意并获得成功的心态。当然，大学生们在注重外表包装的同时，少不了在他们形式各异的自荐书，对自己的才能做一番精彩的文字介绍，并在封面上写下诸如“给我一次机会，还你一个奇迹”之类的惊人之语。
种种形式的包装确可助人于某一方面取得成功。而人们过于注重外在的包装，则是社会对人的价值的认知与评价发生偏差所致。一个人若是只重外在的包装，而不重内在能力的提高，也许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志于一时，但时日一久，必遭淘汰。若是外表包装得光彩照人，内在根本无能力可言，那就像明人刘基笔下那位卖柑者所卖的柑一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或是像塞满了稻草的绣花枕头。
第一辑 旁观世态说“不卑不亢”
我们称赞一个人“不卑不亢”，是指其待人处事的言行、态度而言。
人们在与自己地位、才识相等的人交往时，都能从容以对，谈笑自若。交浅者，可以相互示之以敬，待之以礼；亲昵者，可以你诙我一谐，我幽你一默。此时大家均能当得起“不卑不亢”的赞誉。然而若是换了其他场合，有些人便从容不起来，自若不下去。那“卑”与“亢”，便会因对方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明明白白地露于言行，写在脸上。
在机关坐过办公室的人，恐怕都颇熟悉这样的场面：下级或有求者来访时，大家可以冷脸以对，洋洋不睬，至于让坐、倒水等举手之劳，也无人愿为。然而，若是遇到上级大驾光临，那场面便会变得隆重而又壮观：首先是全体肃立，恭敬迎迓，然后是领导出面，热情接待……。前后两种人仿佛两面镜子，活活地照出了一些人的卑、亢之态。这种机关里的喜剧，大都是集体上演，尚不能充分展示某些人的个性。有的人见了不如自己的人，昂首挺胸，胡吹乱侃，或是挺身说教，板脸训人。然而一旦遇到胜过自己的人，特别是乌纱盖顶的人，便会摇身一变：头昂不起来了，因为脖子失去了支撑脑袋的力度；胸挺不起来了，因为软骨病的痼疾突然复发；说教的嘴，吐出满口谀辞；训人的脸，笑成一朵菊花。至于嘴角发抖、小腿发颤、手忙脚乱、额头冒汗等情，常是此等人卑态的并发症。申居郧《西岩赘语》中有言：“骄谄，是一个人。遇胜我者则谄，遇不如我者则骄。”此语便是这类两面人的写照。
“遇胜我者则谄，遇不如我者则骄”的两面人虽多见于官场，百姓中也并不少见。有些腰包鼓胀的小款对穷人一副傲态，但见了巨富便露出谄相；有些县城里的人对来自乡村的人常露出几分瞧不起，但见了大城市来的人又变得恭敬有嘉；有些知识分子在文化程度低于自己的人面前优越感十足，但见了学者名流，又显得十分自卑……。只因几千年来，等级尊卑的观念，已深入许多人的骨髓，使得这些人遇到位尊而多金者，即使不有求于他，也会下意识地卑躬屈膝，不如此，他恐怕得罪了富贵之人，有朝一日会祸降己身；遇到位卑而贫穷者，即使不碍自己的事，也会不由得露出几分轻蔑之态，不如此，他恐怕显不出自己还有可以骄人之处。要想让他们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待人处事，除非这个世界上彻底消除了等级差别，人不再有贵贱、穷富之分。
不过，世间确有一些人能够在待人处事上当得起不卑不亢的赞誉。据我观察，一个人能否做到待人处事不卑不亢，大约与其志向、见识以及有无独立的人格有关。志向高远、见识广博，并且有独立人格者，大多不会在待人时以官职大小、钱财多少或学问高低论尊卑；他们既不至于在遇到胜于自己的人时露畏怯、示卑容；也不至于在遇到不如自己的人时摆架子、显傲态。苏东坡曾说他：“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玉皇大帝之位虽尊，但在苏翁眼里并不为尊；卑田院乞儿身份虽微，但在苏翁眼里并不为微，故不论是陪玉皇大帝，还是陪卑田院乞儿时，苏翁的言行、态度，恐怕都可以当得起不卑不亢之誉。
注：卑田院乞儿，封建社会一种收善贫苦孤儿的慈善机构。
说成见
心怀成见者，看待人与事时就仿佛戴着一副有色眼镜，或变形眼镜，而他所看到的人与事也就失去了本来的颜色或面目。因此，“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也就成了一句批评心怀成见者的名言。
如果把成见比作荆棘，那么，一个人幼小时所接受的父母偏颇的灌输，成年后所受到的社会上某种欺骗式的宣传，以及人生道路中的种种挫折和遭遇，都会在他的心田里种下荆棘之苗。因此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不及时根除这些荆棘之苗，他心中就会长成一片茂密的荆棘之林。曾几何时，电影或戏剧中的反面人物，无不是相貌丑陋，正面人物无不是相貌英俊，于是不谙世事的少年儿童，心中便会形成一种成见，认为相貌丑陋的人，其心灵一定丑恶，相貌英俊的人心灵一定美好，而有了这种成见，就可能将丑陋者善意的帮助视为恶意的欺骗，而将相貌英俊者恶意的欺骗视为善意的帮助。古往今来，人们大多对继母怀有成见，认为继母都是刻薄寡恩，虐待其夫前妻的子女，以这种成见看继母，她们即使疼爱前人的孩子，也会被视为“作秀”，她们对孩子应施的管教，也会被当作虐待的证据。由此可见，成见的荆棘一旦在我们心中生根，便会蒙昧我们的心智和眼睛。
被成见的有色或变形眼镜遮住双眼，或是说被成见的荆棘占满心胸的人，与人相处时，不是无端怀有戒心，便是随意冤枉无辜，同时由于受成见所囿，对事物缺乏正确的判断力，并且很难溶入他所怀有成见的群体。故成见太多的人难有挚友，多是孤家寡人。而一个人的品行、能力一旦在别人的心中形成某种成见也很不妙。由于报端屡次刊登保姆偷盗主人财物的新闻，使得一些人对外地进城的保姆怀有成见，认为她们手脚不干净。有些人甚至像防贼一样防备保姆，白天上班将保姆和孩子锁在家里，下班后才许其出门。某女士在家中少了几百元钱，便疑为保姆所窃，但因无证据，又不好明说，于是保姆的一举一动都让她感到象个贼。保姆进屋，该女士要随后监视，看她是否偷东西；保姆出门，该女士要盯稍，看她是否拿了家里的东西到外面去卖。她的怀疑令保姆深感委屈。后来，她的儿子承认是他拿了那笔钱到网吧玩游戏，保姆这才得以洗去不白之冤。近有某人将一首老歌填上新词，名为《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个注意歌》，歌词中有“小农意识要去掉，说话粗鲁让人受不了”、“装修进了房主家，手脚不净就要犯事了”、“不准随地大小便，刮胡子剃头天天要洗脚”之类。这些歌词，可以说是城市人对民工所怀成见的集中反映。正因为如此，外来的民工被视为“治安隐患”、“为城市文明抹黑的人”。他们出门时可能遇到严厉盘问与开包搜查，居家时可能有警察闯入检查证件，若是证件不全，便要被带进派出所或遣返回乡。哪里治安状况不好，就说是民工造成的，哪里卫生环境差，就说都是民工糟蹋的。总之，在不少城市人的眼里，民工都是些肮脏邋遢、说话粗鲁、不讲文明，并且好干违法勾当的人。而民工要想改变这些人的成见，不知经过多长时间、付出多大的努力！
卢梭有言：“人类的真正感情，最不应该让成见给束缚了。”然而，我们最不应该让成见束缚的感情，却常常为成见所束缚。特别是那些脑袋里塞满先入之见而又不自知的人，无论干事识人均只凭经验的圈子去套的人，要想让他们客观地看待人或事，就像让他们脱胎换骨一样难。胡适在与友人谈治学时曾说，要“心平气和，虚心体察，平心考查一切不合己的事实与证据，抛开成见，跟着证据走，服从证据，舍己从人。”我以为，这一方法如果用于为人处事，倒是可以帮助我们抛开有色眼镜，铲除心中成见的荆棘。
说遗忘
假如人真是上帝造的，那么这位制作大师考虑得真是周详，他既给了人记忆的能力，同时又让人能够遗忘。遗憾的是他给了人这两种相反的天赋时，却未给他的每个作品发一份说明书，告诉他们怎样运用这两种天赋，即对于哪些东西应该记住，对哪些东西应该遗忘。
人在一生中运用记忆力的时候较多，许多技能要靠记忆力去掌握，许多功业需要靠记忆力去完成，因此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好记性，特别是那些每年要经历几次大考小考的学生，谁不想像东晋时期的苻融那样，有“闻能则诵，过目不忘”的奇能？人在一生中，有相当长的时间都在与遗忘做艰苦卓绝的斗争：学生要十遍百遍地背诵一篇课文，或一道数学、物理学的公式，面对考卷时才不会无从下笔；演员要把台词背得滚瓜溜熟，登台演出时才不至于面对观众张口结舌；学者们要对某个领域的知识博闻强记，才能研究出学术成果；科学家要牢记每一次失败的教训，才能取得一项试验的成功……于是，遗忘，便被人们视为自己走向成功的潜在的敌人。
其实，我们在某些方面应该感谢遗忘。丢掉了心爱或贵重之物，我们会一时如刀割肤，甚至痛到心尖，是遗忘使我们的疼痛渐渐消失；如果我们不会遗忘，整日为那失去之物惋惜心痛，哪还有心去干该干的事情？失去心爱的恋人，我们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失魂落魄，寝不安枕，是遗忘使我们魂魄渐安；如果我们不会遗忘，怎能摆脱失恋的阴影，去寻觅新的恋人？亲人不幸亡故，我们会悲恸欲绝，哭泣尽日，是遗忘使我们哀痛渐平；如果我们不会遗忘，就不但不能“节哀顺变”、“化悲痛为力量”，而且可能因哀痛而形销骨立，诸事皆废，甚至不久也追随死者凄然而逝……试想，如果人不会遗忘，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有人说：“时间是医治痛苦的良药”，而人如果不会遗忘，时间这味良药就会失效，其实是遗忘治好了我们心灵的创伤。
可见，上帝造人时，赋予他们记忆与遗忘两种功能，是为他们的健康、生存与发展考虑的。
然而，人们往往对上帝赋予的两种功能不善正确使用，应该记住的偏偏遗忘，应该遗忘的偏偏牢记，这就使一些错误使用这两种功能者的心理出现病态，甚至使身体健康乃至事业都因此受到影响。工作与生活中的种种经验教训、人生的某些坎坷经历与苦难、他人的帮助与患难时的朋友，等等，是不应该遗忘的，但有些人偏偏将其遗忘，于是有的人不接受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一次再一次地重蹈覆辙；有的人丢掉了艰苦奋斗的本色，变得忘乎所以；有的人一阔脸就变，视旧友为陌路，将恩人当仇人，变成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他人有意无意的冒犯或伤害、已经失去的社会地位与特权，等等，是应该遗忘的，但有些人偏偏牢记于心，于是有的人对过去的恩怨耿耿于怀，提其事牙咬切齿，睹其人眼冒火星，一有机会便图报复；有的人念念不忘失去的地位与特权，对眼前的处境备感失落，心理严重失衡，以致牢骚满腹，忧愤成疾……
遗忘，就像电脑中的删除命令，可以帮助我们删除大脑中不必保存的东西，以腾出空间来储存对我们的健康、生存、发展有价值的信息，所不同的是不需用鼠标操作，而是要靠我们的鉴别和自我调节的能力，或是靠我们宽容、豁达的胸襟。
第一辑 旁观世态做戏
是否善于做戏，是衡量一个演员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演员在扮演某个角色时，表演得越逼真，越能得到观众的喝彩，若是能让观众看不出表演的痕迹，甚至以为他就是角色本身，他做戏的水平可谓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有这样一个故事：过去有个演员善演奸相，人称一绝。新上任的知县一日去戏院看戏，他的表演直气得知县大人咬牙切齿，脸色发青，直想把他拉下来受刑，然而那是戏院，不是大堂，于是知县戏没看完便赶回衙门，派衙役传他上堂。演员始而一愣，继而想起知县大人看戏时的愤怒状，便明白传他的原因。他未脱戏装，便随衙役来到大堂上，傲然而立。知县见之大怒，一拍惊堂木，喝道：“你个奸贼，见了本官，为何不跪？”他冷笑道：“你个小小七品知县，我堂堂一品官岂有跪你之理？”知县一听，气得七窃生烟，吼道：“你是假一品，也敢在此猖狂。”他说：“既知我是假的，大人何必真动怒？”知县这才醒悟过来，转怒为笑道：“你真是一绝！”这也许只是传说，但一个演员真要是做戏做到这种境界，说明他的做戏水平是何等的高超。
演员做戏是职业的需要，不是演员的人做戏，则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或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曹魏末年，魏明帝去世，幼子齐王曹芳即位，司马懿受魏明帝遗诏，与大将军曹爽共执国政。老奸巨滑的司马懿为与曹爽争权，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告病居家，足不出户，暗中窥伺时机，以求一逞。曹爽深知司马懿的奸诈，对其怀有戒心，便借亲信李胜出任荆州刺史之机，派他以辞行为名，前往一探真假。司马懿知其用意，将计就计，表演了一场好戏。他在两个婢女的搀扶下颤巍巍来到客厅，“持衣，衣落，复上指口，言渴求饮，婢进粥，宣王（司马懿）持杯饮粥，粥皆流出沾胸”，完全是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李胜见状，深感意外，司马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懿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并故意一再将“荆州”说成“并州”，李胜两番纠正，他才做明白状，道歉说：“懿年老，意荒（恍）忽，不解君言。”当他说到要与李胜“生死共别”时，竟然流涕哽咽，哭成泪人，并令司马师、司马昭出来与李胜相见，托以后事。司马懿的精彩表演，使李胜信以为真，他向曹爽报告说，司马懿已是风烛残年，奄奄一息，不久人世的老朽。曹爽闻之大喜，从此对司马懿不再提防。而司马懿却则在暗中加紧准备，伺机而动。一年后，他趁曹爽陪曹芳出城谒陵之机，突然发动政变，一举控制了洛阳城。然后上书威逼曹芳罢免曹爽，由自己重新执掌朝政，开创了晋王朝。其后不久，曹爽及其同党“皆伏诛，夷三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有28名一级战犯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日本军部思想的指导者、被誉为“日本的罗斯福”的大川周明，是其中之一。他为了逃脱审判，上演了一出出“狂人”剧。他在囚室里随地便溺，往别人饭碗里吐唾沫。开始别人还以为他在搞恶作剧，后来才发现他已“精神失常”。他第一次受审时，衣着怪异，趿着木屐，高耸双肩，做出不可一世的狂傲姿态。坐下后，又两次用笔记本猛拍坐在前排的东条英机的脑袋，害得东条英机茫然四顾，不知打手是谁，引得其他战犯吃吃发笑，法官和美国宪兵莫名其妙。第二次受审，他竟用德语高呼：“德国人过来，其他人滚蛋！”以至举座皆惊。审判长不得不宣布他退庭，由美国军医对其进行精神鉴定。经过精密的仪器测试和花样不断翻新的盘问之后，美国军医认为他确实疯了。军事法庭只好对他免予起诉。然而，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一结束，大川周明的精神病很快就“痊愈”了。当有人问起大川装疯一事时，这个演技高超的假狂人自鸣得意地说：“我怎么能让他们看出破绽呢？我是以嘲弄正常人的心理，按照疯人的逻辑伪装自己的，所以美国军医才被我骗过。”此后，这位靠做戏逃脱了审判的一级战犯，一直埋头从事《古兰经》的翻译工作，直到寿终正寝。
司马懿与大川周明的做戏水平，已达“天王”级，而从二人所达到的目的可以看出，做戏的用途可谓大矣！像司马懿、大川周明这样的做戏巨擘，日常生活中当然难觅，但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喜欢做戏、善于做戏者仍不乏其人：阴险狡猾，却要装成忠厚老实以诱人上当的骗子要做戏；野心勃勃，却要装成胸无大志以麻痹上级或对手的人要做戏；背叛了朋友，又要骗取朋友信任的人要做戏；婚外偷情，又要向配偶表示忠诚的人要做戏；贪污受贿，又要显示自己清廉的人要做戏……有的人由于做戏的水平拙劣被人识破而遭人笑骂，有的人却因做戏水平高超蒙住了众人而达到了目的，甚至享有很高的赞誉。
散步
散步对我来说，既是健身，也是散心，或者说是劳作之后的休息。动身不必听命，出发勿需整装，将门随手一锁，便暂时结束了一日的独处，投身于街头的人流。
我不惯起早，故散步多在傍晚。此时小城的街头颇为热闹，中小学生像一群禁闭已久的鸟，带着出笼时的兴奋，从学校涌上马路；下了班的男女一脸轻松，步行或蹬着自行车匆匆返家，去享受八小时以外的自由；小贩们开始占领街边的地盘，进入各自的角色。小轿车往来穿梭，但车上的乘客不是去工作，而是去酒楼；官、款模样的人拿着手机，站在人多的地方高声大嗓地吼，约他们的舞伴或是酒友……大街上的行人此时都有各自的目的地，而我的目的地就是大街；行人们为了种种快乐与享受走过大街，而我则是为了在大街上寻找快乐与享受。我既无赴宴的邀请，也无舞伴的预约；既不必担心孩子放学进不了家门，也不必担心回错了家的女人去敲我的房门；因此我的脚步迈得比谁都散漫，我的神态比谁都悠游。我可以放慢脚步看值得一看的行人，也可以停住脚步看一幕由行人上演的街头剧。我可以站在马路旁久久地买呆，对有意思的场面自言自语，而不再乎谁把我当作白痴。
散步不仅使身心得到放松，也使我真切地欣赏一幅幅浮世绘。我看不得官儿的冷脸，故极少走进被他们占据的公门或是私门，而在大街上散步，却难免不期而遇。这时我便可以在一旁欣赏这些人物，看他们以什么样的神态走过大街，以什么样的语气应付那些向他们示恭敬的百姓。我发现有些人的得意和失意不仅写在脸上，而且写在形体之上。一个平时低首垂肩，迈着小步匆匆过街的人，忽然变得昂首挺胸，步态如戏台上头戴乌纱的角色，不用问，他已经当了官；一个平时过街时趾高气昂，前呼后拥，见人带理不理的人，忽然变得神情落寞，孑然独行，与人说话和气可亲，不用问，他已经御去“戏装”，下了台。俚语说：“众人堆里横行，才能显得他有势。”街头闹市，正是一些人显势的地方，漫步街边，有时会冷不防听见骄横的呼喝与恶言的训斥，循声望去，便会看到一个身穿制服，威风凛凛的汉子；在他面前，少不了一两个洗耳听训的失魂落魄的小民。
我散步的另一种乐趣，是在路边小吃摊上坐下来，顺便解决一顿晚餐。家乡的小吃南北荟萃，品种颇多，并且价格便宜，花上两、三元钱，就可鼓腹而归。小吃虽然便宜可口，但那些摊主却着实辛苦。大街是他们的露天车间，街边那几个平方米的人行道便是他们的岗位。一遇突击整顿市容或卫生大检查，他们还得暂时“下岗”。即使在“上岗”时，忽遇上面的要人路过小城，他们也得集体撤退，那慌张的模样，如同逃避追捕。他们没有工资，没有劳保，没有公费医疗……他们全靠一双手养活自己。但我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到沮丧，看不到忧郁，只是日复一日，认真地干着他们的活计。我吃着小吃时曾想，别看有些人神气活现，一旦摘去他们的“顶戴花翎”，他们未必有靠自己一双手谋生的能力！
散步时长久地走一条路线，有时会在同一时间看到同一个人，并且从这人身上看到时光的流逝和变化的人生。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变化只是“渐渐”，年轻人的变化却让我吃惊：一个姑娘，前些日子还光彩照人，再看见她时，脸庞便不再娇艳；过些日子，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个毛头小伙，再过些日子，姑娘已经变成了孩子的母亲。我曾想，如果有人留意我，大概也会发现我的“渐渐”——身腰渐渐变粗，脸上的皱纹渐渐变多，头发渐渐变疏且冒出了银丝……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在大街上散步，不论是看行人还是看自己，都能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这句古诗的含意，人生一世不仅如匆匆过客，而且是远方来的客，他的出现和消失，自然不会引起别人太多的注意，尽管他如何不同凡响，当他的身影消失之后，他也会被人渐渐淡忘，他所走过的路线也会被其他的人所代替。这种感受，在我远离家乡，奔波于北京街头或散步于寓所附近时，变得更为强烈。
手机的秘密
手机本名为“移动电话”，其优点在“移动”二字。那些经常出门到处移动的人，只要身上揣着手机，不论他移动到哪里，都可以随时与他人取得联系；那些居无定所经常迁址的人，只要有个手机，就不怕因固定电话换了号码而变得下落不明，让要找他的人焦急担心。手机的好处，众所周知。然而，正因为手机可以移动，也就移动出许多秘密，这些秘密，恐怕未必人人知晓。
固定电话的来电显示功能，近年才有，并且有待普及。没有来电显示的固定电话，铃声响起之后，只有接过电话才知是何人打来，有些电话接过之后，会让人感到后悔，有时甚至会带来麻烦。而手机自身就有来电显示功能，看了对方的电话号码之后，如果是不便接或不愿接，便可不接，而且不需关机。某友来我处造访，手机响后不接电话，铃声响了停，停了又响，但他仍一任那铃声催魂。我问他既不想接电话，为何不关机？他说：我现在要是关机，对方就知我故意不接他（谁知道！也许是“她”）的电话，未免难堪，甚至还会骂我。而我一直不接，以后见了面他要是问起，我就可以说我那天出门没带手机。这样既不伤他面子，又避免挨骂。他这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并暗嘱自己，我以后打谁的手机，他若不接，见了面可别再刨根问底。
打固定电话找人，只要被找的人接了，便可知他在何地。而打手机找人，则就无法断定对方身在何处。逃债者或惹了麻烦的人，当那些他不想见到的人打他的手机时，可以随心所欲地胡扯：明明在北京，他可以说他在广州，明明在上海，他可以说他在西宁。有些与第三者约会的女人，关上手机怕丈夫埋怨，不关机又怕丈夫干扰，就把手机的SIM卡或电池卸掉，这样一来，丈夫再打她的手机就会听到：“对不起，你拨叫的用户暂时不在服务区。”夜不归宿的男人，可以用手机制造不在本城的假象，打个电话给太太，说他接到个紧急任务，现在正在外地出差。正在打麻将或在歌厅泡妞的男人，他老婆打他的手机问“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家？”他可以说：“我正在和客户谈业务，实在脱不开身。”反正老婆又没有千里眼，搞不清他的话是假是真。
通过社交场合或网上聊天结识的已婚男女，如果需要互留电话。有手机者一般不留住宅电话号码。因为留下住宅电话，自己的丈夫或太太接上一二次，也许没啥，接上三次，就可能心生猜疑。如果两人之间是清白的，岂不冤枉？而打手机，就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但若是两人有意感情走私，手机就可为双方提供方便。即使在家中，当着丈夫或太太的面，也不误两人约会，因为手机都是自己接，旁边的人若不是长着一双顺风耳，不会听出打来电话的是男还是女。丈夫当着妻子的面接过电话，搞惦了约会的时间和地点，还可以谎称是同事邀请前往聚会。如果是发短信，就更加隐密，即使对方发来多么下流肉麻的文字，枕边人也无法洞烛其私。感情走私者有了手机，真是如虎添翼。近日报端有一条新闻：某女士因丈夫查看了她手机上的电话号码和短信，说丈夫侵犯了她的隐私权，竟将其告上了法庭，我想她的手机里一定有不可为其夫知道的重大秘密，并且想以此为借口与其拜拜，否则她不会做出如此绝情之举。
第一辑 旁观世态说交往
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与了解的途径，而友谊与爱情，也均由交往而生。故一个人若不是决意“称孤道寡”，或独居深山，与世隔绝，便不可能不与人交往。
与人交往可以使人快乐，使人多友，使人在遇到困难不能自解时，得到他人的帮助，甚至可以得到友人的提挈而成大事，可谓好处多多。然而交往也可以使人烦恼，使人上当受骗甚至受害。与人交往能够得到快乐或结为朋友，其原因大致相同，而与人交往所产生的烦恼，其原因却不一，如果套用托尔斯泰翁的那句名言，可以说是：“快乐的交往大致相似，烦恼的交往各有其烦恼。”这些令人烦恼的交往，无法在一篇小文中一一列出，只能聊举数端：
有的人自视甚高，在你面前常常不失时机地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好让你知道他与你交往是纡尊降贵，是给你面子，好让你知道你与他不是一个档次。与这种人交往，恐怕屈辱多，而快乐少。
有的人自以为是，无论你说什么话，他都要加以否定，并且说你愚蠢说你傻，以体现他的英明正确与伟大，与这种人交往，时日一久，你明明不傻，也会怀疑自己可能真是个傻瓜。
有的人爱听美言，却容不得一句冒犯之语。你赞美他一百句，他欣然笑纳；你批评那一句，他暴跳如雷；一语不合，他要与你争得脸红脖子粗，一个观点不同，他要与你绝交。与这种人交往，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知哪天冰裂坠河。
有的人满口大话，且好做慷慨仗义状，当你无所忧虑时，他会对你嘘寒问暖，以示关心；并且好随口许愿，说你若需要他的帮助，他会如何如何，但真当你遇到困难时，他不是袖手旁观，就是躲得无踪无影。与这种人交往，虽不至于受骗上当，但若遇事寄希望于他的帮助，等于寄希望于空气。
有的人城府甚深，脸上好象永远带着一副厚厚的面具。他可以和你谈天气、谈物价、谈国际新闻、谈国内消息，但唯独不和你谈他自己。你虽然和他认识三年，对他还不如对在火车上才认识3小时的乘客了解的深。与这样的人交往，只能知其面，而无法知其心。
有的人特别势利，当你让他有利可图时，他会对你极力讨好，百般趋奉，但当他发现你成了一头挤不出一滴奶的老牛时，他就会掉头而去，甚至把你贬得一钱不值。与这种人交往，豁达者可以当成免费观看势利眼的表演，但大多数人却会感到愤怒，或是为自己今不如昔而慨叹。
有的人以打探和散布他人的隐私为乐，他会以热情好客博得你的好感，以故做坦诚的交谈换取你的信任，当你误以为他是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向他泄露了心底的秘密后，不出三天，就会被他广而告知，弄得家喻户晓。与这种人交往，你除了可以尝一尝被剥光了衣服示众的感觉之外，不会有别的收获。
有的人虚头假脑，满口谎言，十句话里碰巧有一两句真话，还是不小心说漏了嘴，你问起他家的电话号码，他会故意把7说成8，你问起他的职业，他会特地把抄写员说成作家。与这种人交往，浪费时间还算走运，弄不好就会上当受骗。
有的人平时与你称兄道弟，亲昵如手足，恨不得与你天天形影不离，但一遇利害冲突，哪怕这利害细如毛发，他便与你反目成仇，视如陌路。与这种人交往，等于为自己结下一个未来的仇人。
有的人当面赞美你时口甜如蜜，背后贬损你时冷语如刀。到了利益悠关之时，他会出卖你以达到他的目的。与这种人交往，等于为自己挖下一口陷阱。
与人交往如同吃菜，其味如何，不品尝无法得知，营养是否丰富，不久食而难见其效，有的菜色香俱备，但吃了一口便令人不想第二次下箸；有的菜吃起来口感不好，但却有益健康；有的菜一看就能勾起食欲，但吃后才觉得太咸或是太淡，再不就是太腻，甚至闹得不是腹痛便是腹泻；故与人交往的结果如何，一要靠经验，二要靠运气，并且主要靠运气。我不是社交家，也无需广交各色人物以助自己成何大事，故交往不繁，即使与人有所交往，也是坦诚以待，不加伪饰，率性而为，合则交之，不合则避之，故多年来，一直是快乐多而烦恼少也。
求人的滋味
亲朋好友之间，你来我往，相互帮忙，遇到困难打声招呼，请其援助，觉得知己仗义，理所当然。若是要求的人与自己素无来往，不过是点头之交，或是素不相识，需由他人介绍引荐，方得一晤，就要饱尝求人的滋味。
首先以什么方式向要求的人表示恭敬，得好好盘算。若是请一场客，于觥筹交错，酒兴湍飞之际，由在座的朋友或自己直接提出请托之事，倒还好办，只需把酒席办得尽量丰盛一些，把话说得恳切一些即可。再说，于宴席之上，你是主，他是客，说起话来就比较从容。若是需携礼登门，就要得事先考虑带什么见面礼才算恰当，是直接呈上红包，还是投其所好，送些讨其欢心的礼品？若送礼品，又该送啥？对方是嗜烟酒，还是爱书画？是喜穿戴，还是好吃喝？得事先打听清楚。决定了送什么之后，又要权衡礼物的价值，礼轻了，怕人怪，礼重了，又怕初次见面，人家未必肯收。再说也得与自己请托之事价值相当，若只是为了上学的孩子换个好班之类的小事，居然送给校长一台背投的彩电，不但花了冤枉钱，还会被对方笑作傻瓜或疑为别有所图。若是为了调动、就业、提拔之类的大事，只是送给人家两瓶酒（贮存了一个世纪的“拿破伦”除外），恐怕要求的人还没见着，就被他的老婆或孩子下了逐客令。当然，也可以啥礼都不带，赤手空拳找上门去，以“事成之后，必有重谢”的承诺，作为见面礼。但这种口头的表示，不仅让人家怀疑，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送什么礼，送价值多少人民币的礼确定之后，便是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办公室不便送礼，也不便说话，故觐见的地点多在被求者的家里。登门求见之际，人家未说请坐，不可贸然落臀；人家没有敬茶，也不可说自己口渴。因为一个求人的人，不管他有多大能奈，他在被求者面前，都要自认低人一等。你要说的话虽然已经提前打好了腹稿，但现场发挥时还得见机行事，开门见山，直来直去，未免唐突，绕来绕去，过于委婉，也可能令听者发烦。如果被求的人刚挨过夫人的训，或刚挨过上司的骂，说话时更要小心。向对方来一番奉承，送几顶高帽，自不可免；为自己道几句难处，叹几声困境，更有必要。即使合适的礼物可以讨对方欢心，还需动人的话语来引动他的同情心，欢心加上同情心，才可能烘出一颗帮忙的热心。至于遇到什么样的人，只能碰运气，有的人态度傲慢，架子奇大；有的人平易近人，和气可亲；有的人爱说大话，你一提出请求，他就把胸脯拍得嘭嘭响；有的人爱故弄玄虚，明明他一个电话或一张字条就可搞惦的事，他却说这事如何难办……遇到第一种人，你不可灰心丧心，更不可流露出受屈辱的感觉；遇到第二种人，你也不可忘乎所以，和对方称兄道弟；遇到第三种人，你不可高兴得太早，也许他只乐于收你的礼物，而不愿为你办事；遇到第四种人，你就要考虑考虑，你的礼是否送得太轻。
见了被求的人，说了请求的话，这才是一场戏的开头，而这开头，也因他对你的承诺而有了一个悬念，甚至是强烈的悬念。若请托的事情不大，你也许可以耐心等待结果，若是事关饭碗或前程的大事，你恐怕吃饭睡觉，都会惦着那被求的人。寝食难安，魂绕梦萦之际，你很想打个电话探听一下消息，但又怕引起对方的厌烦，而不打电话，你又可能对着一盘美味而觉得无味，躺在舒适的席梦思床上而难于“梦思”。后来你终于忍不住打了电话或再次登门，但对方的回答却是让你“再等一等”或说是“这事有点麻烦”，这一下，单本剧又成了连续剧，你开始被更加强烈的悬念所攫引，并且考虑是否要再送礼物以加重筹码，或是要不要筹措礼金，另请高明。你深知“好事多磨”的道理，而那些不知求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才把事办成的先例，会让你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为你增强遭遇挫折时的承受力，并为你树立“功到自然成”的信心。
终于有一天，你求人的事让被求的人给办成了，于是你雀跃欢呼，甚至喜极而泣，之后是摆酒设宴，庆贺成功，但最紧要的还是要向被求的人表示你的谢忱。是请客还是再送什么礼物，你可以酌情而定，但感谢的话需说得越动听越好，古有“千恩万谢”一词，说明受恩的人在向他的恩人表达自己的感戴之情时，一堆美好的言辞非常重要。若被求的人解决的是你一时的困难，酬谢过后你也许可以认为人情帐已经结清。若人家为你解决了关系你一生的大事，你就要一辈子承人家的恩情。如果被求者不是施恩图报之人，以后不会再将旧事提起，你也不必一直挂怀。但被求的人以有恩于你自居，无论人前背后，一想起你就要说“当初要不是我，他小子哪有今天”之类的话，你在他面前可就永远只是一个接受过施舍的人。你日后也可能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但见了他老人家的面，你永远要像当初求他时一样恭恭敬敬，否则他就要骂你“忘恩负义”。当此之时，你心底很可能冒出一种双重的厌恨之念，既厌恨那个以恩人自居的人，也厌恨自己为何不自立自强，靠自己的能力打出一片天下，赢得一个美好的前程？！
第二辑 品味人生漂泊的苦乐
安居于故土的人，是不识漂泊滋味的。我蜗居于家乡时，那些描述漂泊的经历或感叹漂泊之苦的诗文、歌曲，均难以引起我的共鸣。两年前，我只身来到北京，成为一名漂泊者时，才觉得漂泊的经历与感受，还是值得书写与吟唱的。今年春节期间，我回家乡探亲，离开凤阳之前，我友支德君设宴为我送行，席间，温厚儒雅的张贵翔先生特地为我唱了一首《故乡的云》，我听了顿生感慨。我未来北京之前，这首歌是不会使我动情的，因为那时我还不是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
一个漂泊者，有时很象那水中的浮萍，风起时，随波漂流，风住时，随处停泊。“随流漂荡而停泊，形容行止无定。”——《辞海》对“漂泊”一词的解释是很形象的。一个初到异乡的人，首先需寻一处藏身之所，而随流漂荡、行止无定，则表现在寻屋藏身的过程之中。都市的千万间广厦，并非为“大庇天下寒士”而建，行囊不丰的我只有到那一片片红墙青顶的平房群落中寻找一间可以暂栖身的处所。而当我走进一家又一家的大门向人询问有无空房出租时，当我一遍又一遍耐心地回答房主的冷言盘问时，当守门的恶犬向我扑来而房主则笑着欣赏我的恐惧时，当房主在我刚刚离开便厌烦地訇然关上大门时，强烈的漂泊感便缠绕着我，使我真切地看到一个流浪汉的处境。
当我找到一个安身的处所之后，孤独感便随之牢牢占据我的心灵。周围全是陌生人，即使是外出游荡一天，也碰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虽然置身于人海之中，却如同行走于沙漠之上；而夜深人静独卧床上，则如独卧于荒野之中。我若不是因购物或问路，可能一天24小时都在保持沉默。天安门广场是人群密集之地，我因事路过那里时，曾想要是遇到一个熟人，或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那感觉一定像遇到奇迹一样振奋，但几次经过那里，“奇迹”一直未曾出现。我租下房子之后，将住处附近的公用电话号码告诉京城和远方的亲友。数日后，看电话的人第一次喊我接电话时，我像长久跋涉于沙漠中的人终于发现一片绿洲般兴奋而又激动，由于跑步前往，心跳加快，与对方说话时都有些气喘。
与孤独相伴的是无助。我在京城虽有几个朋友，但他们却像晨星般散布在这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城市里，因此我除了遇到特大的困难时可以向他们求助之外，必须自己处理一切事物。当我走在人流滔滔、车流滚滚的马路上时，我感到自己渺小得像一粒微尘，一阵风就可以使我渺无踪影，感到自己的生命脆弱得像一个气球，稍一碰撞便会破碎。为了在出门万一遇到不测时，让人通知我的朋友前来救助，或让警察等陌生的救助者弄清我的身份与原籍，我出门时一直随身带着电话号码簿和身份证。我来京不久，又与已断绝关系两年的香烟重归于好，由于在无助状态中，事无巨细都要自己决断，我只有自我商讨如何行事，一支点燃的香烟，就像一支小小的火炬，可以助我于迷茫中找准方向，或是如一位善于参谋的朋友，可以助我于犹豫之后变得果断。而尼古丁的袅袅青烟，也可以多少驱去一些不断叮咬我心灵的叫做“孤独”的蚊虫。
然而，漂泊虽苦，却是苦中有乐。我来北京之后，那令我神往已久的诸多名胜古迹，由远隔千里变为近在咫尺。我可以随时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前往揽胜：去领略故宫的恢宏、天坛的奇巧、颐和园的秀丽、长城的雄伟，或是去感受一下四合院的古风遗韵。除了有许多古迹可供游览之外，那层峦叠嶂般的建筑群、交错盘桓的立交桥、装修或豪华或别致的商店餐馆，甚至连那名称奇特、设计新颖的种种招牌，均是可供观赏的风景。初来这古老而又现代的都市，真可谓目之所及，皆感新奇。浏览市容，只是认识这座城市的外表，而长时间的居住，则使我渐渐了解它的内容。我曾在某杂志社打了5个月的工，时间虽短，但我却因此能够以记者的身份出入一些国家部委机关和星级宾馆。我为找一个藏身之所，走进过许多地处城乡结合部的村庄。我为改变环境，或改善居住条件，曾多次迁址，住过狭小的平房、幽静的独院和环境优美的生活小区。这些经历使我得以了解都市不同的社会层面。
虽然每当寻找藏身之所时，都会使我真切地体验到漂泊的苦涩，但不断变换住处，则可以使我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甚至可以从中体味到某种诗意。我初来北京时，住在清华大学附近一个叫“前八家”的村子里，向全国报刊投稿。每天中午前后，身穿绿装的邮递员便会在院门外按响自行车铃，高喊：“来信了！”这时我便闻声而出，从他手中领取信件或汇款单。后来我向一位女诗人讲述这段生活经历时，她说：“这种生活，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想象沈从文、丁玲所处的时代。”我曾在远郊一个叫“东三旗”的村子里租住过一所农家院，小院建于几十年前，房屋虽已破陋，但院内多树木花草，清晨可闻群鸟鸣啭，傍晚可见鸽子归巢。木格窗上糊着窗纸，房东老太睡的还是几十年前的土炕，村里不少人家的屋檐下，挂着一束束玉米棒、大蒜头和红辣椒……，这一切，我以前只能从小说中读到。在此居住，使我得以重温久违的乡村生活。
漂泊者所能感受到的另一种乐趣，是与旧友新知的交往。当我在五道口的一间民房里，与20多年未见的少年时代的朋友韩金吾回忆儿时的趣事时，当我在前八家的一个餐馆里与阔别多年的老同学吴大蚌共叙同窗之情时，其喜悦的心情是在家乡所无法体会的。“他乡遇故知”之所以被视为人生四大喜之一，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乡”与“故知”这两个特定的条件往往难以共具之故。生活环境在不断改变，新朋友也在不断增加，今天遇到一位操“皖普”口音的老乡，明天遇到一位为了共同目标闯京城的同行，两人叙一叙以往的经历，说一说现在的情况，于是便成朋友，正所谓：“同是天涯漂泊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至于那些神交已久的文友，相逢之际，更是一见如故，开口多为肺腑之言，所谈话题无所不包。其中乐趣，为久居故乡者所不能享。
漂泊异乡的人，有的是出于被迫，有的是出于一种选择。无论是出于被迫，还是出于选择，漂泊者无不怀着一种希望，那就是希望漂泊会给他带来机遇，希望在经历一番漂泊的艰辛之后，过上优于以往的生活。而漂泊异乡的孤独与无助，对大多数漂泊者来说，只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因为漂泊者在异乡生活一久，其感受也会如在故乡：有朋友、有亲人、有家庭、有事业，有一个人应有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基础。漂泊的生活可以磨炼一个的意志，锻炼一个的生存能力，可以使多愁者变得乐观，使柔弱者变得坚强。我相信，一个曾饱尝漂泊之苦的人，是不会轻易被困难和挫折吓倒的。
说“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亦作“随寓而安”，旧版《辞海》对该词的解释含有贬义：“剥削阶级所提倡的一种消极处世的态度。处在各种环境中都要安然自得，满足现状。”后一句的解释，尚较贴近该词的本意，称其为“消极的处世态度”,不免有失偏颇,而将这种处世态度扣上“剥削阶级”的帽子，更是大失其当。
平时，不少人爱用“随遇而安”一词来批评他人或自嘲，以至使其成了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同义词。我年轻时，对此词并无深解，于活了一把年纪之后，细细品味这四个字，觉得不但含义颇深，而且包含着两层意思。“随遇”者，顺随境遇也，“安”者，一可理解为听天由命，安于现状；二可理解为心灵不为不如意之境遇所扰，无论于何种处境，均能保持一种平和安然的心态，并继续坚持自己的追求。前者之“安”，或许可以称之为“消极处世”，而后者之“安”，则需要一种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甚至需要一种超脱、豁达的胸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庄子有言：“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庄子·大宗师》）真人者，道家心目中的圣人也，而若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做到睡觉时不做梦，醒来时无忧愁，饮食不求精美，呼吸均匀深沉，就要能够随遇而安。这种“安”，当然是心灵之安，而非安于现状之安了。这种心灵之安，不仅可以使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而且可以使人乐观处世，长葆青春。苏轼的友人王定国有一歌女，名叫柔奴，眉目娟丽，善于应对，其家世代居住京师，后王定国迁官岭南，柔奴随之，多年后，复随王定国还京。苏轼拜访王定国时见到柔奴，问她：“岭南的风土应该不好吧？”不料柔奴却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闻之，心有所感，遂填词一首，这首词的后半阙是：“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苏轼看来，偏远荒凉的岭南不是一个好地方，但柔奴却能像生活在故乡京城一样处之安然。从岭南归来的柔奴，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更加年轻，笑容仿佛带着岭南梅花的馨香，这便是随遇而安，并且是心灵之安的结果了。倘若柔奴到了岭南，时觉自己身处异乡，对那里的环境处处感到不适应，当她万里归来之后，恐怕就不会是“年愈少”，她的笑容，也可能带着漂泊的风霜，而不是岭南的梅香了。
“此心安处是吾乡”，直到今天，仍然被无数漂泊者当作自况、自慰之语。多少“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人，因能随遇而安，故而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均能安之若素。能安之若素，方可心无烦忧，一心做自己应做或爱做之事。抗日战争期间，世居北平，生活优裕的梁实秋先生，为避兵燹，南迁重庆，在城郊租住陋室两间，这两间临时居所其陋如何，先生在《雅舍》一文中有所描述，不仅是“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而且夜晚鼠子猖獗，夏夜聚蚊成雷，但这并不妨碍梁公安然，怡然，潜心写他的文章，并将自己在这陋室中的精神产品，冠以《雅舍小品》之名。我的学问才华自不敢与梁公相比，但若论随遇而安，似乎尚值一提。我客居北京六年，七迁其家，虽然后三年半租住了一套条件尚可的两居室，前两年半却住过七平方米的斗室、破陋不堪的农家院，且一度以鬼为邻（门前屋后皆有坟墓，附近数十米便是坟场），但每次迁入“新居”，睡时难免有梦，醒来却无忧烦，于张罗必备家用，整理生活杂物之后，便架起电脑，读书写作，或曰“开张营业”。而所写文章，或剑拔弩张，嬉笑怒骂，或幽默闲适，平和恬淡，有匕首投枪，亦有风花雪月，随想随写，不拘一格。何故？只因心境不为环境所扰也。“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梁公在《雅舍》中之夫子自道，正合我心。
第二辑 品味人生简单地活着
1997年末，一张凤阳至北京的火车票，使我几乎抛弃了原先拥有的一切，并与我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割断了联系。我的生活从此变得十分简单，我从此开始十分简单地活着。
我来北京时携带的全部行李，是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箱衣物和一箱书籍，两个箱子的剩余空间里，塞着一些生活和文化用品。在我的贴身衣袋里，有我的全部积蓄——4000元钱，如果说我是一棵树，这一切便是此树在移植时所带上的可供暂时存活的泥土了。由于我打算在北京以写作为业，所带的东西中，用于工作的要比用于生活的为多。成千上万的外地人，只是背着一只旅行包，揣着一点可供暂时活命的钱，便来到京城，一试运气。比起他们，我已算是富有的了。
对于来京的前景，我颇为自信，但自信并不等于现实，将来究竟如何，尚属未知。因此我只能拈量着自己囊中的盘缠，租一间可供藏身的住房。我来京第一次租的房子仅有七平方米，摆上一张床和一张三屉桌，便没有多少剩余的空间。为了切菜并放餐具茶杯、油盐酱醋等物，我从房东那时找来一只破木箱，在上面架上一块木板，当作“桌子”。但当我开始做饭时，才发现这张“桌子”承受不了刀俎之重，若是用力稍大，便有垮塌之虞。于是我干脆停伙，每日骑着自行车到大约一华里之外的林业大学食堂里解决肚子问题。如此一来，我的生活便简化到和大学生或打工者同等的地步。当然，后来我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租住了一套两居室，但我的生活并未因住房条件的改善而变得复杂起来。这使我发现，人对物质的基本需求，其实十分有限。
这只是物质生活的简化。我的生活内容，也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程度。
我每天除了解决一日三餐之外，就是写作与读书，当然还要将写出的文章打印出来，寄给报刊，或通过网络发给编辑。无论是写作、读书，还是寄稿，都使我感到快乐，写作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娱悦，读书则有休闲的性质，而寄稿，则仿佛农人播种，收获的希望令我对这种有些单调的工作乐此不疲。客居异乡，邻居与我素不相识，因此虽早相见、晚相望，鸡犬之声可闻，却从不往来。在北京，我虽有一些文友、老乡、同学，但由于城市地盘广大，大家相距颇远，除了偶有聚会，平时很少有人来访。这就使我可以避免应酬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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