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珺
【摘要】人類學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同紀錄片的創作有許多相通之處。人類學是研究人、人類文化以及人類社會的起源、成長、變遷及進化過程的一門學問。從人類學的視角來分析，紀錄片的文化意義主要反映在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促使人類在文化變遷過程中的反思與自省以及內心對「他者」和「他文化」的理解與尊重等方面。人類學的這種整體論視角給紀錄片的主題選擇及拍攝方法提供了諸多啟示，從而使紀錄片的文化意義更為深刻。
關鍵詞 紀錄片 人類學 文化
一、紀錄片同人類學的淵源
從時間上看，人類學的誕生同影視的出現幾乎同步。世界上第一個電影短片是由盧米埃兄弟於1895 年拍攝的《火車進站》，而被視為現代人類學開端的是英國人阿爾弗雷德·科特·哈登於1898 年前往托雷斯海峽進行的民族志考察，在對該區域進行的最廣泛意義上的人類學研究中，他們將攝影機也納為記錄的主要手段之一。20 世紀30 年代美國人類學家格里哥利·本特森和馬格麗特·米德在巴厘人村莊從事田野調查時，開始有意識地將紀錄片同人類學研究結合起來。但是，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一些人類學家只是把影像作為在田野調查中的一種輔助工具，這種片面強化影像工具屬性的態度會導致我們只強調影像的記錄功能而忽略其更重要的文化功能。
人類學是研究人、人類文化以及人類社會的起源、成長、變遷及進化過程的一門學問。同時，紀錄片是以人類社會中的真實生活為創作素材，以真人真事為表現對象，並對其進行藝術加工，以展現真實為本質，並用真實來引導人們思考的影視藝術形式。紀錄片的這種對人類社會的關懷和思考，恰與人類學的研究宗旨不謀而合，這就註定了紀錄片必然會反映出人類學的文化意味。例如1923 年公映的《北方的納努克》被認為是經典紀錄片的開山之作，由鏡頭所記錄下的原始族群的生活方式、漁獵習慣以及文化信仰，反映出拍攝者強烈的人文關懷。反之，人類學家也同時意識到光影結合的這種攝影技術在田野調查、資料保存方面的表現空間是傳統的文字或圖片所無法比擬的。
於是，人類學家開始自覺運用紀錄片來體現人類學的理念，例如法國人類學家讓·魯什倡導的「真實電影」在拍攝過程中強調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相互作用，以期在二者之間建立起了解、互信的關係。對這種「共享的人類學」成功運用的典範是1960 年由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合作拍攝而成《夏日紀事》。
二、紀錄片的文化意義
在對文化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人類學偏向使用整體論的視角來觀察社會，從整體論出發，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社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各種文化現象之間都存在著必然互動的聯繫，所以不能以孤立的態度觀察事物，而必須將其置於自然和社會和諧統一的大框架中加以考察，唯其如此，才能對研究對象有一個合理並深刻的了解。這一原則反映出了人類學對人類生存狀態的研究熱情和深切關懷。人類學的這種整體論視角給紀錄片的主題選擇及拍攝方法提供了諸多啟示，從而使紀錄片的文化意義更為深刻。
1、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
從人類學發展歷程來看，儘管其研究在初期帶有較為明顯的殖民主義色彩和獵奇的心態，但在學科逐漸發展、成熟的過程中，其研究視角在不斷下移，伴隨著對殖民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種族主義的批判，人類學家將更多的研究熱情投向了弱勢群體，體現出了明確的對弱勢群體關懷的傾向。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已成為當前人類學研究中的一個核心價值觀念。
人文關懷的核心內容是以人為本，重視每個生命體的平等與尊嚴，發現每個生命體的存在價值與意義，從而實現個體與自然、個體與社會以及個體自我身心發展的和諧。對於紀錄片來說，這種人文關懷的情懷應該是其創作過程中的核心和靈魂，有很多創作者因此將鏡頭集中在了對諸如少數民族、殘障人群、身心頑疾患者、婦女兒童、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的關註上，以此呼喚主流社會對他們的關注以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態。
《舟舟的世界》講述了一位19 歲的先天愚型患者——舟舟。他雖然沒有文化，但很有修養；雖然不用為自己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但具有良好的自我約束能力。舟舟對音樂不帶任何功利的熱愛激發了觀眾發自內心地對生命的尊重。片子明確表示「一切生命都具有尊嚴」，「舟舟是一個怎樣的人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們是否能將他作為與自己一樣的人來對待。」從這部紀錄片中我們感受到拍攝者將弱勢群體放在一切生命平等地位的深切關懷之情。
除此之外，記錄癌症患者生命拼搏的《呼喚》和《壁畫後面的故事》，表現出人類在死亡面前極力維護的生命尊嚴。《生命的編織》將鏡頭對準了28 位聾啞學生，通過努力地學習，他們都可以編織出各具特色的藝術品，令人驚嘆的是，他們憑著生命的激情與堅韌，費時兩個半月，用2500公斤青麻編織出了當時已知的最大的編織藝術品——《中華根》，他們用奇蹟捍衛了自己生命的尊嚴。
2、文化變遷過程中的反思與自省
文化得以不斷進化的原因在於，它服務於人類的基本需要，展現出每個人都置身其中的可以預測的世界，從而讓人們真正了解所生存的環境。①一種文明如果想要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得以保存和延續，就一定要確保其關鍵性的信息和元素得到傳承。亨廷頓認為，「文化的核心包括語言、宗教、價值觀、傳統以及習俗。」而這些核心元素的傳承是需要每一代人或主動或被動地同過去和未來的幾代人在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宗教習俗等方面的結合才能得以實現的。正如基辛所說：「學習鏈條上的任何一個斷裂都可能導致文化的消失。」②
一部紀錄片的拍攝就是為一段曾經確實存在的歷史留下鮮活的證據，從這個意義上講，紀錄片是具有文獻資料性質的，它能夠忠實、客觀地記錄鏡頭中社會的發展變遷，所以其所蘊藏的史料價值是毋庸置疑的。但作為紀實影像，它不應該只具有文獻史料的價值，更重要的價值應該體現為引導人類反思與自省。文化的希望恰恰就存在於人類的不斷反省之中。
很多紀錄片的主題都是有關文化變遷的。關於文化變遷，人類學家C·恩伯和M·恩伯認為，一種新觀念或新行為可能產生於社會內部，也可能是從另一個社會借取而來或由另一個社會所強加的。新觀念和新行為有可能變成文化的觀念或行為，得到人們廣泛的接受，因為人們多少是自願接受的，但也多少可能帶有強制性。③我們從當今世界範圍內一些少數民族文化消亡在強勢文化浪潮的侵襲中的現象，就可以發現，一種文化必定會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生變遷，這種變遷可能是和其他文化交融，也可能是走向消亡。如果一種文化拒絕新鮮事物、拒絕信息文化的交流，固化傳統一定會導致文化的消亡。而紀錄片的使命除了保存消亡文化的遺蹟之外，更重要的是從中引導人們反思：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些曾經的主流文化被逐步邊緣化直至消失，我們應該怎樣辯證地看待這些文化現象，在全球化過程中應如何看待文化的變遷造成民族認同的變化等等問題。通過文化反思與自省，我們應該認識到在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中，應如何超越自我、凈化自我、解放自我。紀錄片《神鹿啊，我們的神鹿》講述了鄂溫克族傳統文化迅速消亡的事實，以及在這一消亡過程中反映出的人性異化與反異化的抗爭與迷惘。紀錄片深刻地反映出文明一體化進程對多元文化的快速吞噬，以至於人們在文化變遷過程中感到迷惘、痛苦，而這實際上是人性的異化和反異化的一種表現。如何適應現代文明的衝擊，以積極主動的姿態改造傳統文化、接納融入新文化，是此類紀錄片所帶給我們的深切反思。
3、內心對「他者」文化的敬畏
從研究視野和調查方法而論，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他者」的文化，體現的是對「他者」、「他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因為人類學通常是將研究視線下移到弱勢的、底層的、邊緣的群體，只有在調查研究過程中以平等的態度去看待研究對象，發自內心地尊重研究對象——「他者」的生活方式、文化習俗，才能從對「他者」的理解中獲得對「自我」的反思。
在人類學田野調查中有兩組既對立又相關的視角——「我」與「人」、「我群」與「他者」。我既用我的眼光去觀察他者的文化，也從他者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文化；我既看他怎麼理解他的文化，也看他者怎麼理解我的文化，同時也通過他者的文化和他者的目光來反思自己的文化。④人類學強調「文化相對論」，批判「民族中心論」，強調歷史上每一種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所有文化在價值意義上都是平等的，不能以「我群」文化來理解和評判「他者」文化。人類學的這種「他者」觀察視角在很多紀錄片中都有所反映。例如《戲班》、《流年》、《木偶兩代人》、《影人兒》等紀錄片，都將視線集中在木偶戲、皮影戲、剪紙、戲曲等瀕臨滅絕的一些民族傳統文化上，表現出了強烈的保護民族文化、維護文化生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此類紀錄片的意義在於迫使人們思考，面對那些現代科技含量較低的傳統文化，如何應對才是對其真正的保護。同時也應明確，在現實的文化一體化浪潮衝擊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都應當相互容忍、理解、讚賞。
結語
紀錄片同人類學的結合得以使影像具備了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化價值，從而彰顯出生命的尊嚴、文化的平等以及對「他者」的敬畏。但同時不可忽視的一個現象是，少數紀錄片創作者為了追求所謂強大的藝術感染力，而在拍攝選材上故意偏頗，這就失去了我們對客體的事實尊重，破壞了整體論的立足點。雖然鏡頭中的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但那只是一種局部的真實而非本質的真實，這就會大大削弱其文獻史料價值和文化意義。
參考文獻
①②拉里·A·薩默瓦、理察·E·波特著，閔惠泉、王緯、徐培喜等譯：《跨文化傳播》[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35、43
③C·恩伯，M·恩伯著，杜彬彬譯：《文化的變異——現代文化人類學通論》[M].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531
④盤旋，《人類學視閾下的電視紀錄片創作》[D].中央民族大學，2011：81
（作者：湖北大學知行學院講師，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
責編：周蕾
【摘要】人類學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同紀錄片的創作有許多相通之處。人類學是研究人、人類文化以及人類社會的起源、成長、變遷及進化過程的一門學問。從人類學的視角來分析，紀錄片的文化意義主要反映在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促使人類在文化變遷過程中的反思與自省以及內心對「他者」和「他文化」的理解與尊重等方面。人類學的這種整體論視角給紀錄片的主題選擇及拍攝方法提供了諸多啟示，從而使紀錄片的文化意義更為深刻。
關鍵詞 紀錄片 人類學 文化
一、紀錄片同人類學的淵源
從時間上看，人類學的誕生同影視的出現幾乎同步。世界上第一個電影短片是由盧米埃兄弟於1895 年拍攝的《火車進站》，而被視為現代人類學開端的是英國人阿爾弗雷德·科特·哈登於1898 年前往托雷斯海峽進行的民族志考察，在對該區域進行的最廣泛意義上的人類學研究中，他們將攝影機也納為記錄的主要手段之一。20 世紀30 年代美國人類學家格里哥利·本特森和馬格麗特·米德在巴厘人村莊從事田野調查時，開始有意識地將紀錄片同人類學研究結合起來。但是，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一些人類學家只是把影像作為在田野調查中的一種輔助工具，這種片面強化影像工具屬性的態度會導致我們只強調影像的記錄功能而忽略其更重要的文化功能。
人類學是研究人、人類文化以及人類社會的起源、成長、變遷及進化過程的一門學問。同時，紀錄片是以人類社會中的真實生活為創作素材，以真人真事為表現對象，並對其進行藝術加工，以展現真實為本質，並用真實來引導人們思考的影視藝術形式。紀錄片的這種對人類社會的關懷和思考，恰與人類學的研究宗旨不謀而合，這就註定了紀錄片必然會反映出人類學的文化意味。例如1923 年公映的《北方的納努克》被認為是經典紀錄片的開山之作，由鏡頭所記錄下的原始族群的生活方式、漁獵習慣以及文化信仰，反映出拍攝者強烈的人文關懷。反之，人類學家也同時意識到光影結合的這種攝影技術在田野調查、資料保存方面的表現空間是傳統的文字或圖片所無法比擬的。
於是，人類學家開始自覺運用紀錄片來體現人類學的理念，例如法國人類學家讓·魯什倡導的「真實電影」在拍攝過程中強調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相互作用，以期在二者之間建立起了解、互信的關係。對這種「共享的人類學」成功運用的典範是1960 年由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合作拍攝而成《夏日紀事》。
二、紀錄片的文化意義
在對文化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人類學偏向使用整體論的視角來觀察社會，從整體論出發，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社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各種文化現象之間都存在著必然互動的聯繫，所以不能以孤立的態度觀察事物，而必須將其置於自然和社會和諧統一的大框架中加以考察，唯其如此，才能對研究對象有一個合理並深刻的了解。這一原則反映出了人類學對人類生存狀態的研究熱情和深切關懷。人類學的這種整體論視角給紀錄片的主題選擇及拍攝方法提供了諸多啟示，從而使紀錄片的文化意義更為深刻。
1、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
從人類學發展歷程來看，儘管其研究在初期帶有較為明顯的殖民主義色彩和獵奇的心態，但在學科逐漸發展、成熟的過程中，其研究視角在不斷下移，伴隨著對殖民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種族主義的批判，人類學家將更多的研究熱情投向了弱勢群體，體現出了明確的對弱勢群體關懷的傾向。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已成為當前人類學研究中的一個核心價值觀念。
人文關懷的核心內容是以人為本，重視每個生命體的平等與尊嚴，發現每個生命體的存在價值與意義，從而實現個體與自然、個體與社會以及個體自我身心發展的和諧。對於紀錄片來說，這種人文關懷的情懷應該是其創作過程中的核心和靈魂，有很多創作者因此將鏡頭集中在了對諸如少數民族、殘障人群、身心頑疾患者、婦女兒童、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的關註上，以此呼喚主流社會對他們的關注以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態。
《舟舟的世界》講述了一位19 歲的先天愚型患者——舟舟。他雖然沒有文化，但很有修養；雖然不用為自己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但具有良好的自我約束能力。舟舟對音樂不帶任何功利的熱愛激發了觀眾發自內心地對生命的尊重。片子明確表示「一切生命都具有尊嚴」，「舟舟是一個怎樣的人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們是否能將他作為與自己一樣的人來對待。」從這部紀錄片中我們感受到拍攝者將弱勢群體放在一切生命平等地位的深切關懷之情。
除此之外，記錄癌症患者生命拼搏的《呼喚》和《壁畫後面的故事》，表現出人類在死亡面前極力維護的生命尊嚴。《生命的編織》將鏡頭對準了28 位聾啞學生，通過努力地學習，他們都可以編織出各具特色的藝術品，令人驚嘆的是，他們憑著生命的激情與堅韌，費時兩個半月，用2500公斤青麻編織出了當時已知的最大的編織藝術品——《中華根》，他們用奇蹟捍衛了自己生命的尊嚴。
2、文化變遷過程中的反思與自省
文化得以不斷進化的原因在於，它服務於人類的基本需要，展現出每個人都置身其中的可以預測的世界，從而讓人們真正了解所生存的環境。①一種文明如果想要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得以保存和延續，就一定要確保其關鍵性的信息和元素得到傳承。亨廷頓認為，「文化的核心包括語言、宗教、價值觀、傳統以及習俗。」而這些核心元素的傳承是需要每一代人或主動或被動地同過去和未來的幾代人在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宗教習俗等方面的結合才能得以實現的。正如基辛所說：「學習鏈條上的任何一個斷裂都可能導致文化的消失。」②
一部紀錄片的拍攝就是為一段曾經確實存在的歷史留下鮮活的證據，從這個意義上講，紀錄片是具有文獻資料性質的，它能夠忠實、客觀地記錄鏡頭中社會的發展變遷，所以其所蘊藏的史料價值是毋庸置疑的。但作為紀實影像，它不應該只具有文獻史料的價值，更重要的價值應該體現為引導人類反思與自省。文化的希望恰恰就存在於人類的不斷反省之中。
很多紀錄片的主題都是有關文化變遷的。關於文化變遷，人類學家C·恩伯和M·恩伯認為，一種新觀念或新行為可能產生於社會內部，也可能是從另一個社會借取而來或由另一個社會所強加的。新觀念和新行為有可能變成文化的觀念或行為，得到人們廣泛的接受，因為人們多少是自願接受的，但也多少可能帶有強制性。③我們從當今世界範圍內一些少數民族文化消亡在強勢文化浪潮的侵襲中的現象，就可以發現，一種文化必定會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生變遷，這種變遷可能是和其他文化交融，也可能是走向消亡。如果一種文化拒絕新鮮事物、拒絕信息文化的交流，固化傳統一定會導致文化的消亡。而紀錄片的使命除了保存消亡文化的遺蹟之外，更重要的是從中引導人們反思：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些曾經的主流文化被逐步邊緣化直至消失，我們應該怎樣辯證地看待這些文化現象，在全球化過程中應如何看待文化的變遷造成民族認同的變化等等問題。通過文化反思與自省，我們應該認識到在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中，應如何超越自我、凈化自我、解放自我。紀錄片《神鹿啊，我們的神鹿》講述了鄂溫克族傳統文化迅速消亡的事實，以及在這一消亡過程中反映出的人性異化與反異化的抗爭與迷惘。紀錄片深刻地反映出文明一體化進程對多元文化的快速吞噬，以至於人們在文化變遷過程中感到迷惘、痛苦，而這實際上是人性的異化和反異化的一種表現。如何適應現代文明的衝擊，以積極主動的姿態改造傳統文化、接納融入新文化，是此類紀錄片所帶給我們的深切反思。
3、內心對「他者」文化的敬畏
從研究視野和調查方法而論，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他者」的文化，體現的是對「他者」、「他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因為人類學通常是將研究視線下移到弱勢的、底層的、邊緣的群體，只有在調查研究過程中以平等的態度去看待研究對象，發自內心地尊重研究對象——「他者」的生活方式、文化習俗，才能從對「他者」的理解中獲得對「自我」的反思。
在人類學田野調查中有兩組既對立又相關的視角——「我」與「人」、「我群」與「他者」。我既用我的眼光去觀察他者的文化，也從他者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文化；我既看他怎麼理解他的文化，也看他者怎麼理解我的文化，同時也通過他者的文化和他者的目光來反思自己的文化。④人類學強調「文化相對論」，批判「民族中心論」，強調歷史上每一種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所有文化在價值意義上都是平等的，不能以「我群」文化來理解和評判「他者」文化。人類學的這種「他者」觀察視角在很多紀錄片中都有所反映。例如《戲班》、《流年》、《木偶兩代人》、《影人兒》等紀錄片，都將視線集中在木偶戲、皮影戲、剪紙、戲曲等瀕臨滅絕的一些民族傳統文化上，表現出了強烈的保護民族文化、維護文化生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此類紀錄片的意義在於迫使人們思考，面對那些現代科技含量較低的傳統文化，如何應對才是對其真正的保護。同時也應明確，在現實的文化一體化浪潮衝擊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都應當相互容忍、理解、讚賞。
結語
紀錄片同人類學的結合得以使影像具備了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化價值，從而彰顯出生命的尊嚴、文化的平等以及對「他者」的敬畏。但同時不可忽視的一個現象是，少數紀錄片創作者為了追求所謂強大的藝術感染力，而在拍攝選材上故意偏頗，這就失去了我們對客體的事實尊重，破壞了整體論的立足點。雖然鏡頭中的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但那只是一種局部的真實而非本質的真實，這就會大大削弱其文獻史料價值和文化意義。
參考文獻
①②拉里·A·薩默瓦、理察·E·波特著，閔惠泉、王緯、徐培喜等譯：《跨文化傳播》[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35、43
③C·恩伯，M·恩伯著，杜彬彬譯：《文化的變異——現代文化人類學通論》[M].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531
④盤旋，《人類學視閾下的電視紀錄片創作》[D].中央民族大學，2011：81
（作者：湖北大學知行學院講師，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
責編：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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