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罕學派文化研究的發展歷程
世界性文化研究起源於英國，英國文化研究起源於伯明罕大學。伯明罕學派的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1964年，擔任伯明罕大學英語系教授的理察·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因獲得了企鵝出版社的一筆資助，在伯明罕大學建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霍加特成為CCCS的第一任主任。後來，霍加特離開伯明罕，赴巴黎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工作，CCCS主任一職便由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繼任。從1964年霍爾到CCCS工作，到1968年擔任主任，再到1979年離任，霍爾在這裡連續工作了15年的時間，為CCCS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當時，CCCS主要任務是培養研究生。他們藉助油印文化研究工作報告(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和倫敦哈奇遜(Hutchinson)出版公司來傳播他們的研究成果。1979年霍爾離任時，中心在讀的碩士和博士多達40人。1979年理察·詹森繼任中心主任後所開創的歷史研究給伯明罕學派的文化研究帶來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後，喬治·拉倫在官方的壓力下，將文化研究中心與社會學系合併，成立了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至此，文化研究從研究生課程擴展到本科教育的領域。2002年，由於種種原因，伯明罕大學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遭到校方的解散，而當時，該系已經擁有14名教工和250餘名大學生和研究生。
伯明罕學派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伯明罕學派成員是指那些曾經在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過和學習過的知識分子，包括理察·霍加特、斯圖亞特·霍爾、理察·詹森、喬治·拉倫、托尼·傑弗遜、保羅·威利斯、迪克·赫布迪奇、安吉拉·麥克羅比、保羅·吉洛伊、勞倫斯·格羅斯伯格、戴維·莫利、安·格雷等人。而廣義的伯明罕學派成員則除了上述曾在伯明罕工作和學習的人之外，也包括一些雖然沒有在伯明罕學習和工作過、卻與伯明罕學派成員有著非常密切的學術聯繫的知識分子，如雷蒙德·威廉斯、格雷厄姆·默多克、約翰·菲斯克、托尼·本尼特、西蒙·弗里斯等人。需要指出的是，伯明罕學派是後來別人加給他們的一個稱謂，而他們本人則很少公開宣稱自己屬於伯明罕學派。
實際上，伯明罕學派並非是一個嚴格的學術團體，也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綱領，他們的文化研究甚至無法稱得上是一門傳統意義上的學科。正像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教授西蒙·杜林(simon During)在《文化研究讀本》中所指出的那樣：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斷流行起來的研究領域，但是它不是與其他學科相似的學院式學科，它既不擁有明確界定的方法論，也沒有清楚劃定的研究領域。伯明罕學派成員的研究領域是非常廣泛的，他們常常將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哲學、文學理論、媒體理論、影視研究、大眾傳媒研究、博物館研究、藝術史和藝術評論結合在一起，來探討不同社會中的文化現象。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研究毫無特點可言。從總體上講，伯明罕學派的文化研究並非是就文化而言文化，他們總是將一種特定的文化現象與意識形態、階級、種族、性別等更廣泛的社會政治背景聯繫起來進行探討。所以，階級、種族和性別便構成了伯明罕學派文化研究的三位一體。
一、伯明罕學派的階級研究
早期伯明罕學派成員的左翼知識分子背景，自然使得他們非常關注階級問題。理察·霍加特生於里茲(Leeds)一個工人家庭，是在工人社區中長大的孤兒。威廉斯則是出生於威爾斯邊境的一個普通鐵路信號員的兒子，他十四歲就參加過工黨的活動，1939年加入英國共產黨。這樣的出生背景自然會給他們的思想感情帶來一定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在戰後的英國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變化，除了勞資對峙之外，傳統的工人階級文化與新興的大眾文化之間也存在著某種對峙。如何看待這種對峙，自然是左翼知識分子所無法迴避的問題。1956年，前蘇聯入侵匈牙利，左派陣營中反對蘇聯入侵的新左派脫穎而出。新左派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挑戰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無法滿意地解釋資本主義後期的一些社會現象。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走入文化研究領域的，他們大多都是新左派成員，而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大體集中在這一時期。霍加特的《識字能力的用途》出版於1957年，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出版於1958年，《漫長的革命》出版於1963年，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出版於1963年。這幾本書成為後來斯圖亞特·霍爾所稱英國傳統的文化研究成型的標誌。而1961年由湯普森等人合辦的《新理性者》(New Reasoner)雜誌與霍爾等人經營的《大學與左派評論》(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雜誌合併而成的《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則長期以來一直是新左派的重要輿論陣地。
英國新左派一方面不同意庸俗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另一方面也不滿於法蘭克福學派站在精英主義立場來研究文化的方式，不滿於利維斯主義那種試圖通過對經典文學作品的閱讀和批評來達到改造人性、使人達到高雅化目的的立場。他們認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雖然不能簡單地看成是受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但最終都是受制於特定群體的特定利益，因此不可能不帶有階級性。面對大眾文化對傳統的工人階級文化http://Www.LWlm.CoM的衝擊，湯普森對工人階級組織和鬥爭所進行的歷史研究，霍加特和威廉斯對工人階級文化的保護以及他們對大眾文化的抨擊，都構成了那一時期文化研究的主要景觀。
霍加特的《識字能力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ry，1957)由兩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描述霍加特青年時代的工人階級文化，時間是20世紀30年代。第二部分描述工人階級文化如何面臨種種大眾娛樂新形式，特別是美國文化的威脅，這時候是20世紀50年代。在本書中，霍加特使用了利維斯在《小說與閱讀公眾》中所倡導的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充分利用了他童年時代的經驗和記憶，生動、逼真地展現了二戰前那個時期工人階級的生活、文化氛圍，將之與二戰後受美國式大眾娛樂文化影響的生活與文化氛圍相比較。霍加特還用文學批評的方法，採用社會學、政治學和文學批評的多重視角，把通俗報紙、雜誌、流行音樂等大眾文化現
世界性文化研究起源於英國，英國文化研究起源於伯明罕大學。伯明罕學派的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1964年，擔任伯明罕大學英語系教授的理察·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因獲得了企鵝出版社的一筆資助，在伯明罕大學建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霍加特成為CCCS的第一任主任。後來，霍加特離開伯明罕，赴巴黎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工作，CCCS主任一職便由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繼任。從1964年霍爾到CCCS工作，到1968年擔任主任，再到1979年離任，霍爾在這裡連續工作了15年的時間，為CCCS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當時，CCCS主要任務是培養研究生。他們藉助油印文化研究工作報告(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和倫敦哈奇遜(Hutchinson)出版公司來傳播他們的研究成果。1979年霍爾離任時，中心在讀的碩士和博士多達40人。1979年理察·詹森繼任中心主任後所開創的歷史研究給伯明罕學派的文化研究帶來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後，喬治·拉倫在官方的壓力下，將文化研究中心與社會學系合併，成立了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至此，文化研究從研究生課程擴展到本科教育的領域。2002年，由於種種原因，伯明罕大學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遭到校方的解散，而當時，該系已經擁有14名教工和250餘名大學生和研究生。
伯明罕學派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伯明罕學派成員是指那些曾經在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過和學習過的知識分子，包括理察·霍加特、斯圖亞特·霍爾、理察·詹森、喬治·拉倫、托尼·傑弗遜、保羅·威利斯、迪克·赫布迪奇、安吉拉·麥克羅比、保羅·吉洛伊、勞倫斯·格羅斯伯格、戴維·莫利、安·格雷等人。而廣義的伯明罕學派成員則除了上述曾在伯明罕工作和學習的人之外，也包括一些雖然沒有在伯明罕學習和工作過、卻與伯明罕學派成員有著非常密切的學術聯繫的知識分子，如雷蒙德·威廉斯、格雷厄姆·默多克、約翰·菲斯克、托尼·本尼特、西蒙·弗里斯等人。需要指出的是，伯明罕學派是後來別人加給他們的一個稱謂，而他們本人則很少公開宣稱自己屬於伯明罕學派。
實際上，伯明罕學派並非是一個嚴格的學術團體，也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綱領，他們的文化研究甚至無法稱得上是一門傳統意義上的學科。正像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教授西蒙·杜林(simon During)在《文化研究讀本》中所指出的那樣：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斷流行起來的研究領域，但是它不是與其他學科相似的學院式學科，它既不擁有明確界定的方法論，也沒有清楚劃定的研究領域。伯明罕學派成員的研究領域是非常廣泛的，他們常常將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哲學、文學理論、媒體理論、影視研究、大眾傳媒研究、博物館研究、藝術史和藝術評論結合在一起，來探討不同社會中的文化現象。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研究毫無特點可言。從總體上講，伯明罕學派的文化研究並非是就文化而言文化，他們總是將一種特定的文化現象與意識形態、階級、種族、性別等更廣泛的社會政治背景聯繫起來進行探討。所以，階級、種族和性別便構成了伯明罕學派文化研究的三位一體。
一、伯明罕學派的階級研究
早期伯明罕學派成員的左翼知識分子背景，自然使得他們非常關注階級問題。理察·霍加特生於里茲(Leeds)一個工人家庭，是在工人社區中長大的孤兒。威廉斯則是出生於威爾斯邊境的一個普通鐵路信號員的兒子，他十四歲就參加過工黨的活動，1939年加入英國共產黨。這樣的出生背景自然會給他們的思想感情帶來一定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在戰後的英國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變化，除了勞資對峙之外，傳統的工人階級文化與新興的大眾文化之間也存在著某種對峙。如何看待這種對峙，自然是左翼知識分子所無法迴避的問題。1956年，前蘇聯入侵匈牙利，左派陣營中反對蘇聯入侵的新左派脫穎而出。新左派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挑戰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無法滿意地解釋資本主義後期的一些社會現象。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走入文化研究領域的，他們大多都是新左派成員，而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大體集中在這一時期。霍加特的《識字能力的用途》出版於1957年，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出版於1958年，《漫長的革命》出版於1963年，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出版於1963年。這幾本書成為後來斯圖亞特·霍爾所稱英國傳統的文化研究成型的標誌。而1961年由湯普森等人合辦的《新理性者》(New Reasoner)雜誌與霍爾等人經營的《大學與左派評論》(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雜誌合併而成的《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則長期以來一直是新左派的重要輿論陣地。
英國新左派一方面不同意庸俗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另一方面也不滿於法蘭克福學派站在精英主義立場來研究文化的方式，不滿於利維斯主義那種試圖通過對經典文學作品的閱讀和批評來達到改造人性、使人達到高雅化目的的立場。他們認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雖然不能簡單地看成是受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但最終都是受制於特定群體的特定利益，因此不可能不帶有階級性。面對大眾文化對傳統的工人階級文化http://Www.LWlm.CoM的衝擊，湯普森對工人階級組織和鬥爭所進行的歷史研究，霍加特和威廉斯對工人階級文化的保護以及他們對大眾文化的抨擊，都構成了那一時期文化研究的主要景觀。
霍加特的《識字能力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ry，1957)由兩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描述霍加特青年時代的工人階級文化，時間是20世紀30年代。第二部分描述工人階級文化如何面臨種種大眾娛樂新形式，特別是美國文化的威脅，這時候是20世紀50年代。在本書中，霍加特使用了利維斯在《小說與閱讀公眾》中所倡導的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充分利用了他童年時代的經驗和記憶，生動、逼真地展現了二戰前那個時期工人階級的生活、文化氛圍，將之與二戰後受美國式大眾娛樂文化影響的生活與文化氛圍相比較。霍加特還用文學批評的方法，採用社會學、政治學和文學批評的多重視角，把通俗報紙、雜誌、流行音樂等大眾文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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