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業管理模式是客觀存在的，同時也在時時刻刻發生著演化。這種演化是基於時間軸的企業管理模式的形成與變化過程，而從空間上看體現出企業管理模式的傳遞。基於已有的國內外文獻資料，闡述了企業管理模式的特徵和影響因素，說明了企業管理模式的演化理論，從慣性的思維分析了企業管理模式的形成、變化和傳遞等演化步驟的基本原理和演化方式，基於相關數據歸納出我國企業管理模式演化各個時期的特徵和演化路徑，更加合理地指導企業各個職能部門的工作，為企業管理模式的演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關鍵詞：企業管理模式；演化機制；慣性行為
一、企業管理模式演化機制理論
慣性是企業演化分析的基本單位，本文將其看作企業管理模式演化分析中的複製實體。慣性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具有多個維度，基本內涵。慣性維度中最低的是行動邏輯，是效仿、複製和改良的開始；慣性維度中最高的是交互共識，具有主觀性和穩定性；慣性維度中處於中等地位的是內隱規範。由低至高的轉變是慣性逐步演化的結果，而由高至低的轉變是受高地位的慣性指導的結果[1]。在以往的演化經濟學研究中，大多數經濟學概念存在歧義。慣性一詞經常被規範、能力、文化等概念替代。本文把慣性當作企業管理模式演化與分析的基本要素，並進一步梳理慣性與規範、能力、文化之間的聯繫。在慣性要素的使用步驟中，集中式的行動邏輯將轉化為企業員工的必需技能，進而成為企業能力體系的一部分；內隱規範也會由規範的非正規轉化為正規，並成為企業規範體系的一部分；而交互共識會形成一種潛在的世界觀，從而構成企業文化[2]。此外，企業的能力體系、規範體系和企業文化還會由其他途徑和規範、能力、文化的共同作用產生，這部分的實體可能並不完全具有實體的全部複製能力，例如存在某些實體無法完成代際傳遞以及規章制度的演化等。
二、企業管理模式的演化步驟
（一）企業管理模式的形成
行動邏輯的慣性經過協調控制能力和縱向複製轉換為慣性行為中的行為模式。圖3企業管理模式的形成示意圖圖2慣性與規範、能力以及文化的聯繫表現為企業中的多種慣性形式，主要原因是企業行為種類的複雜性結果。但是，企業行為之間往往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因此慣性的行為模式也有著相同的關聯特徵。行動邏輯的慣性經過慣性的決策輔助能力和橫向複製轉換為企業其他活動行為模式，對慣性行為產生了促進作用，使得其他行為模式與慣性行為具有相同的特徵。如果企業的某些特徵行為被採納時，這些行為模式中的管理職能可以突顯出某些行為的慣性特徵[3]。此外，基於慣性的執行和複製效果，慣性的行動邏輯層面將提升為內隱規範和交互共識的演化層面，再通過慣性的自主學習能力，內隱規範和交互共識可以直接轉換為企業的規範體系以及企業文化等，可以強化慣性行為以及其他行為，可以充分發揮慣性行為中的各種管理職能。隨著慣性行為的作用範圍逐漸變大，企業在制定決策與規劃、進行企業活動的組織與控制等管理職能上可以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此時企業管理模式就初步形成了。
（二）企業管理模式的變化
企業管理是通過企業職能的使用而規範企業行為。當企業行為按照已有慣性逐步開展時，企業管理職能的運作形式不會發生明顯變動。但慣性的情態化和過程化決定了慣性還具有變化能力。當慣性行為出現變化時，為了確保其他慣性行為的順利進行，企業管理職能的運作形式勢必需要進行相應的改變，這就產生了企業管理模式的變化[4]。經過慣性的變化，企業的慣性行為會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化。主要的慣性行為變化包括：行為未發生變化或變化失敗的仍被企業所採納的慣性行為、經過改善而重組的慣性行為、更換原有慣性行為而產生的新的慣性行為[5]。經過慣性行為的協調控制、決策輔助和學習能力，慣性在企業行為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管理職能作用，可以把初始的管理職能方式中有效的部分保存下來，然後對無效的部分進行優化與升級，實現管理職能的更換。此時，企業管理模式會表現出與初始狀態下的管理模式不同之處，企業管理模式的變化與創新就出現了。
（三）企業管理模式的傳遞
如果企業管理模式能夠在一定周期內不斷提高企業運營效率，其他相關企業就會開始效仿該企業的企業管理模式，此時的企業管理模式就在不同的組織和部門之間傳遞，這種新的變化叫作企業管理模式的傳遞[6]。但是，由於企業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性，特別是企業內部因素的差別，直接把別的企業某種管理模式強行運用到本企業的其他組織和部門，反而不能提高企業運營效率，其結果甚至適得其反。所以，如果需要企業的管理模式能夠被其他企業或者其他組織與部門所認同，這就要求其他組織與部門的企業行為擁有相似的管理模式，而這種相似的管理模式的產生依賴於企業慣性行為的發揮。所以，企業管理模式的傳遞仍然需要通過企業慣性行為的學習和效仿才能完成[7]。通過對慣性行為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引入，慣性行為集合會進行以下行為變化：企業自我生成同時未發生變化慣性行為；由效仿而新出現的慣性行為；因效仿而重新組合的慣性行為，而後兩個慣性行為都有著慣性複製的能力。通過後兩個慣性行為的複製，效仿企業的組織和部門就會具備企業的組織和部門獨有的管理職能形式，如果這些慣性行為的應用效果滿足一定管理需求，慣性行為下的企業管理模式就體現出明顯的相似特徵。
三、不同時期我國企業管理模式的特徵
（一）勞資獨立型企業管理模式
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即1840—1949年期間，「效率至上」和「勞資獨立」模式成為企業管理的重要慣性。「效率至上」模式需要企業在極短時間完成企業決策，「勞資獨立」模式的出現使得員工不能參與企業決策，企業決策權只掌握在少數企業家手中。「勞資獨立」模式致使企業內部出現了嚴重的等級分化，工人階級為了維護自身權益，創辦了一些獨立的工會組織，用於維護工人階級的最根本利益。「勞資獨立」模式下，企業家採用向員工傳達生產信息的方式來完成生產任務，通常不會考慮員工的建議與訴求。為了提高生產效率，獲取足夠多的經濟利潤，企業家需要不斷提高員工的積極性。而在1840—1949年期間，員工在戰爭環境下從事生產工作的目標是獲得金錢來維持個人和家庭的生計，因此，企業家以物質刺激來激勵員工工作，促使其加快完成生產工作。另外，企業家與員工之間沒有足夠的信任度，企業內部通過一定的規章制度實現各項行為控制的嚴格保密。1840—1949年期間的企業管理模式主要受到「勞資獨立」模式的影響，確定這一時期我國企業管理模式為勞資獨立型企業管理模式[8]。
（二）政府主導型企業管理模式
1949—1978年期間，我國大部分企業性質為國有企業。由於企業經營自主權的限制，企業內部的戰略決策能力薄弱，企業決策以政府制定的任務指標為核心。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國有企業普遍執行政府責任制，企業決策權主要集中在以黨的領導為要求下的各級政府，而國有企業則負責執行企業戰略任務。在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企業內部的「勞資獨立」模式已經消失，工人階級的利益得到了充分保障，企業的工會組織儼然成為黨組織領導下的一個行政部門。在鼓勵條件下，由於「政府支配」帶來的企業平均主義，企業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只能是依靠精神鼓勵進行。企業員工是工人階級利益的直接體現者，黨和政府不但同意員工自主提出意見，而且還鼓勵員工積極參與企業管理。在控制方式上，「政府支配」要求降低企業內部決策能力，致使企業管理缺乏基本的標準和依據，此時企業員工在工作時只能依賴於自覺性。由於1949—1978年期間這種模式受到「政府支配」的影響，確定這一時期我國企業管理模式為政府主導型企業管理模式。
（三）市場主導型企業管理模式
1978年至今的企業管理模式較為複雜，這一時期的企業主要有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等。另外，由於本時期主要採用漸進式搜索路徑方式，慣性的特徵及其演化過程難以準確確定。因此，本文仍然選擇國有企業進行企業管理模式分析。此時期，企業的重大決策項目不能由一人直接決定，而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等國家相關規定進行多人決策。為了保證多人決策的正確性和可靠性，企業在制定決策方案時要充分把握方案內容，提前熟悉，進而提出寶貴意見。對比發現，按照「按勞分配」和「市場調控」模式會形成一定的「勞資對立」影響。在激勵方式上，「按勞分配」原則要求企業遵循市場客觀規律，執行晉升、辭職等多種「按勞分配」結果。進入21世紀，國家建立了現代企業管理制度，這就要求企業內部建立可靠的管理與控制系統，並通過監督人員來確保企業決策的正確實施。因此，「市場調控」和「按勞分配」都是市場經濟作用的結果，可以確定此時期的企業管理模式為市場主導型企業管理模式。
四、不同時期我國企業管理模式演化的內在聯繫和路徑
1840年開始，隨著列強入侵和國外資本輸入，我國的民族資本主義逐漸興起，開始進行實業救國。由於中西方文化歷史上的巨大差異，西方國家的「泰勒制」和「福特製」管理模式被引入中國，卻無法成功融入我國企業管理中。因此形成了「時期一」中的「效率至上」和「勞資獨立」的企業管理模式，並定義為勞資獨立型管理模式。1949年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使用了蘇聯的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加快進行國民經濟建設，企業中的「政府支配」慣性模式開始形成，由此形成了「時期二」中「鐵飯碗」「大鍋飯」下的政府主導型管理模式。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在加強黨政建設和依法治國建設的同時，出於對提高企業運營效率和競爭優勢的考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成為政府和企業追求和學習的目標，而「市場用工」和「按勞分配」成為私營企業的直接選擇。因此，「時期三」中的企業擁有了市場主導型管理模式的特點。從慣性演化的視角來分析，勞資獨立型管理模式的形成是外部企業引入並效仿的必然趨勢，是對初始經濟行為的更替。該管理模式向政府主導型管理模式進行演化，是效仿式尋找和創新式尋找的直接結果，該過程屬於激進式的演化過程。政府主導型管理模式向市場主導型管理模式進行演化，是改進式尋找和效仿式尋找的必然結果[9]。沿襲改進式的改革方式，形成面向全球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因此，企業無論採用何種方式進行尋找，我國特定的歷史背景都會深刻影響著企業慣性的演化進程，特定時期下的企業管理模式帶有濃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色彩。
參考文獻：
[1]朱笑儀，戚依南.中國企業治理與發展戰略模式創新研究——第四屆「中國企業管理創新案例研究前沿論壇」觀點綜述[J].中國工業經濟，2015，33（2）：128—134.
[2]李德軒，孫道軍.企業政治戰略研究的綜述與展望[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6，32（5）：198—207.
[3]殷婷，牛文浩.企業管理模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分析[J].宏觀經濟管理，2017，33（S1）：325—326
[7]曹霞，張路蓬.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擴散的演化博弈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5（7）：68—76.
作者：梁帥 單位：貴州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關鍵詞：企業管理模式；演化機制；慣性行為
一、企業管理模式演化機制理論
慣性是企業演化分析的基本單位，本文將其看作企業管理模式演化分析中的複製實體。慣性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具有多個維度，基本內涵。慣性維度中最低的是行動邏輯，是效仿、複製和改良的開始；慣性維度中最高的是交互共識，具有主觀性和穩定性；慣性維度中處於中等地位的是內隱規範。由低至高的轉變是慣性逐步演化的結果，而由高至低的轉變是受高地位的慣性指導的結果[1]。在以往的演化經濟學研究中，大多數經濟學概念存在歧義。慣性一詞經常被規範、能力、文化等概念替代。本文把慣性當作企業管理模式演化與分析的基本要素，並進一步梳理慣性與規範、能力、文化之間的聯繫。在慣性要素的使用步驟中，集中式的行動邏輯將轉化為企業員工的必需技能，進而成為企業能力體系的一部分；內隱規範也會由規範的非正規轉化為正規，並成為企業規範體系的一部分；而交互共識會形成一種潛在的世界觀，從而構成企業文化[2]。此外，企業的能力體系、規範體系和企業文化還會由其他途徑和規範、能力、文化的共同作用產生，這部分的實體可能並不完全具有實體的全部複製能力，例如存在某些實體無法完成代際傳遞以及規章制度的演化等。
二、企業管理模式的演化步驟
（一）企業管理模式的形成
行動邏輯的慣性經過協調控制能力和縱向複製轉換為慣性行為中的行為模式。圖3企業管理模式的形成示意圖圖2慣性與規範、能力以及文化的聯繫表現為企業中的多種慣性形式，主要原因是企業行為種類的複雜性結果。但是，企業行為之間往往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因此慣性的行為模式也有著相同的關聯特徵。行動邏輯的慣性經過慣性的決策輔助能力和橫向複製轉換為企業其他活動行為模式，對慣性行為產生了促進作用，使得其他行為模式與慣性行為具有相同的特徵。如果企業的某些特徵行為被採納時，這些行為模式中的管理職能可以突顯出某些行為的慣性特徵[3]。此外，基於慣性的執行和複製效果，慣性的行動邏輯層面將提升為內隱規範和交互共識的演化層面，再通過慣性的自主學習能力，內隱規範和交互共識可以直接轉換為企業的規範體系以及企業文化等，可以強化慣性行為以及其他行為，可以充分發揮慣性行為中的各種管理職能。隨著慣性行為的作用範圍逐漸變大，企業在制定決策與規劃、進行企業活動的組織與控制等管理職能上可以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此時企業管理模式就初步形成了。
（二）企業管理模式的變化
企業管理是通過企業職能的使用而規範企業行為。當企業行為按照已有慣性逐步開展時，企業管理職能的運作形式不會發生明顯變動。但慣性的情態化和過程化決定了慣性還具有變化能力。當慣性行為出現變化時，為了確保其他慣性行為的順利進行，企業管理職能的運作形式勢必需要進行相應的改變，這就產生了企業管理模式的變化[4]。經過慣性的變化，企業的慣性行為會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化。主要的慣性行為變化包括：行為未發生變化或變化失敗的仍被企業所採納的慣性行為、經過改善而重組的慣性行為、更換原有慣性行為而產生的新的慣性行為[5]。經過慣性行為的協調控制、決策輔助和學習能力，慣性在企業行為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管理職能作用，可以把初始的管理職能方式中有效的部分保存下來，然後對無效的部分進行優化與升級，實現管理職能的更換。此時，企業管理模式會表現出與初始狀態下的管理模式不同之處，企業管理模式的變化與創新就出現了。
（三）企業管理模式的傳遞
如果企業管理模式能夠在一定周期內不斷提高企業運營效率，其他相關企業就會開始效仿該企業的企業管理模式，此時的企業管理模式就在不同的組織和部門之間傳遞，這種新的變化叫作企業管理模式的傳遞[6]。但是，由於企業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性，特別是企業內部因素的差別，直接把別的企業某種管理模式強行運用到本企業的其他組織和部門，反而不能提高企業運營效率，其結果甚至適得其反。所以，如果需要企業的管理模式能夠被其他企業或者其他組織與部門所認同，這就要求其他組織與部門的企業行為擁有相似的管理模式，而這種相似的管理模式的產生依賴於企業慣性行為的發揮。所以，企業管理模式的傳遞仍然需要通過企業慣性行為的學習和效仿才能完成[7]。通過對慣性行為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引入，慣性行為集合會進行以下行為變化：企業自我生成同時未發生變化慣性行為；由效仿而新出現的慣性行為；因效仿而重新組合的慣性行為，而後兩個慣性行為都有著慣性複製的能力。通過後兩個慣性行為的複製，效仿企業的組織和部門就會具備企業的組織和部門獨有的管理職能形式，如果這些慣性行為的應用效果滿足一定管理需求，慣性行為下的企業管理模式就體現出明顯的相似特徵。
三、不同時期我國企業管理模式的特徵
（一）勞資獨立型企業管理模式
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即1840—1949年期間，「效率至上」和「勞資獨立」模式成為企業管理的重要慣性。「效率至上」模式需要企業在極短時間完成企業決策，「勞資獨立」模式的出現使得員工不能參與企業決策，企業決策權只掌握在少數企業家手中。「勞資獨立」模式致使企業內部出現了嚴重的等級分化，工人階級為了維護自身權益，創辦了一些獨立的工會組織，用於維護工人階級的最根本利益。「勞資獨立」模式下，企業家採用向員工傳達生產信息的方式來完成生產任務，通常不會考慮員工的建議與訴求。為了提高生產效率，獲取足夠多的經濟利潤，企業家需要不斷提高員工的積極性。而在1840—1949年期間，員工在戰爭環境下從事生產工作的目標是獲得金錢來維持個人和家庭的生計，因此，企業家以物質刺激來激勵員工工作，促使其加快完成生產工作。另外，企業家與員工之間沒有足夠的信任度，企業內部通過一定的規章制度實現各項行為控制的嚴格保密。1840—1949年期間的企業管理模式主要受到「勞資獨立」模式的影響，確定這一時期我國企業管理模式為勞資獨立型企業管理模式[8]。
（二）政府主導型企業管理模式
1949—1978年期間，我國大部分企業性質為國有企業。由於企業經營自主權的限制，企業內部的戰略決策能力薄弱，企業決策以政府制定的任務指標為核心。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國有企業普遍執行政府責任制，企業決策權主要集中在以黨的領導為要求下的各級政府，而國有企業則負責執行企業戰略任務。在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企業內部的「勞資獨立」模式已經消失，工人階級的利益得到了充分保障，企業的工會組織儼然成為黨組織領導下的一個行政部門。在鼓勵條件下，由於「政府支配」帶來的企業平均主義，企業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只能是依靠精神鼓勵進行。企業員工是工人階級利益的直接體現者，黨和政府不但同意員工自主提出意見，而且還鼓勵員工積極參與企業管理。在控制方式上，「政府支配」要求降低企業內部決策能力，致使企業管理缺乏基本的標準和依據，此時企業員工在工作時只能依賴於自覺性。由於1949—1978年期間這種模式受到「政府支配」的影響，確定這一時期我國企業管理模式為政府主導型企業管理模式。
（三）市場主導型企業管理模式
1978年至今的企業管理模式較為複雜，這一時期的企業主要有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等。另外，由於本時期主要採用漸進式搜索路徑方式，慣性的特徵及其演化過程難以準確確定。因此，本文仍然選擇國有企業進行企業管理模式分析。此時期，企業的重大決策項目不能由一人直接決定，而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等國家相關規定進行多人決策。為了保證多人決策的正確性和可靠性，企業在制定決策方案時要充分把握方案內容，提前熟悉，進而提出寶貴意見。對比發現，按照「按勞分配」和「市場調控」模式會形成一定的「勞資對立」影響。在激勵方式上，「按勞分配」原則要求企業遵循市場客觀規律，執行晉升、辭職等多種「按勞分配」結果。進入21世紀，國家建立了現代企業管理制度，這就要求企業內部建立可靠的管理與控制系統，並通過監督人員來確保企業決策的正確實施。因此，「市場調控」和「按勞分配」都是市場經濟作用的結果，可以確定此時期的企業管理模式為市場主導型企業管理模式。
四、不同時期我國企業管理模式演化的內在聯繫和路徑
1840年開始，隨著列強入侵和國外資本輸入，我國的民族資本主義逐漸興起，開始進行實業救國。由於中西方文化歷史上的巨大差異，西方國家的「泰勒制」和「福特製」管理模式被引入中國，卻無法成功融入我國企業管理中。因此形成了「時期一」中的「效率至上」和「勞資獨立」的企業管理模式，並定義為勞資獨立型管理模式。1949年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使用了蘇聯的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加快進行國民經濟建設，企業中的「政府支配」慣性模式開始形成，由此形成了「時期二」中「鐵飯碗」「大鍋飯」下的政府主導型管理模式。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在加強黨政建設和依法治國建設的同時，出於對提高企業運營效率和競爭優勢的考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成為政府和企業追求和學習的目標，而「市場用工」和「按勞分配」成為私營企業的直接選擇。因此，「時期三」中的企業擁有了市場主導型管理模式的特點。從慣性演化的視角來分析，勞資獨立型管理模式的形成是外部企業引入並效仿的必然趨勢，是對初始經濟行為的更替。該管理模式向政府主導型管理模式進行演化，是效仿式尋找和創新式尋找的直接結果，該過程屬於激進式的演化過程。政府主導型管理模式向市場主導型管理模式進行演化，是改進式尋找和效仿式尋找的必然結果[9]。沿襲改進式的改革方式，形成面向全球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因此，企業無論採用何種方式進行尋找，我國特定的歷史背景都會深刻影響著企業慣性的演化進程，特定時期下的企業管理模式帶有濃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色彩。
參考文獻：
[1]朱笑儀，戚依南.中國企業治理與發展戰略模式創新研究——第四屆「中國企業管理創新案例研究前沿論壇」觀點綜述[J].中國工業經濟，2015，33（2）：128—134.
[2]李德軒，孫道軍.企業政治戰略研究的綜述與展望[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6，32（5）：198—207.
[3]殷婷，牛文浩.企業管理模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分析[J].宏觀經濟管理，2017，33（S1）：325—326
[7]曹霞，張路蓬.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擴散的演化博弈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5（7）：68—76.
作者：梁帥 單位：貴州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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