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傳播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在學科建設與發展上存在諸多問題，借用米爾斯《社會學的想像力》中的觀點，傳播學的研究缺乏想像力。傳播學在中國發展了40多年，在學科本土化方面卻依舊存在很多問題。文章試圖將傳播學的想像力與學科本土化聯繫起來，從運用想像力的角度，尋求學科本土化建設之道。
關鍵詞傳播學；傳播學的想像力；本土化
1傳播學本土化的現狀
傳播學進入中國40多年來，本土化的問題一直深深困擾著學界。近年來，我國傳播學的發展陷入「悖論」。若就「量」而言，整個學術領域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之勢，專業方向不斷擴張、文獻專著數量可觀。除此之外，越來越多的院校開設了相關專業的本科、碩士、博士課程。但就「質」來看，大量的研究人員和大量的研究調查為傳播學領域做出的實質性貢獻卻屈指可數，研究多是對前人研究的重複或改進，缺乏「想像力」和創造力。「新聞傳播學的根基特別弱，大家容易偏重技術性的東西，缺少對基礎理論的反思，缺少對基本概念的討論，也缺少對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的吸納。」[1]「傳播學研究本土化，實際包括了『傳播學研究的中國化』和『傳播學研究的中國特色』兩種說法。」[2]關於本土化，學界意見分歧較大，邵培仁教授指出「本土傳播學研究的正確路徑歸納起來主要有六條：驗證主義、尋根主義、融合主義、問題主義、改良主義、創新主義。」[3]目前對於本土化的研究存在許多誤區，有學者主張借用「西方理論」「西方經驗」來研究並解決「中國問題」，另有學者則強調撇開西方傳播學，另溯其源，建立「血統純正」的本土傳播學。這種非黑即白的觀點過於極端，不利於傳播學的長足發展。對待西方理論，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一方面關注國際發展現狀、趨勢和動態，一方面紮根本土問題、建構本土理論並適時進行國際對話，「兩條腿走路」才能站的穩、行的遠。發掘本土問題、建構本土理論需要藉助米爾斯提出的「想像力」，學者們應該將問題意識、歷史視角、個人經驗相結合，尋找「真問題」，並做出「真貢獻」。「必須返本溯源地回到傳播學的原點，更為深入地反思傳播研究的學術立場、知識目的和研究路徑。」[4]
2傳播學本土化的反思
2.1第一現代背景下的本土化
社會學家們通常把現代性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分別用第一現代和第二現代表述。從媒介發展演變的角度來審視現代性，則以電視、廣播等大眾媒介引領的時代為第一現代，而網際網路新媒體背景下的時代為第二現代。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已開發國家目前已步入第二現代，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目前正處於從第一現代跨越到第二現代這一社會劇烈變遷的過程中。關於傳播學本土化的反思應當結合社會背景，充分考慮到第一現代和第二現代的社會大背景。
2.1.1問題意識：審視鄉土中國
傳播學學科是舶來品，儘管它已經在中國發展四十餘年，這一領域的相關研究大多依舊以國外研究為參照，照搬國外理論或試圖將國外理論應用於本國而不考慮實際情況的研究比比皆是。現階段學術領域的科層制要求學者儘可能多的著書立說。研究者要在短時間取得眾多研究成果就不得不廣泛涉獵各個領域，儘可能多的撰寫文獻。在科層制的驅動和學術界的浮躁氛圍影響下，有些研究把問題研究簡化為文獻譯介，有些研究忽視業界實踐需要和實踐結果憑空建構理論，有些研究捨本逐末只求方法和範式的規範而忽視事實甚至人為扭曲事實以契合範式，更有大批研究將學術與國情、社會、事實強行割裂紙上談兵。我國在傳播學領域的研究從最初就以美國為師，但正如羅伯特•帕克的研究所印證的，美國社會以城市群為基礎。「城市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各種禮俗和傳統構成的整體，……城市已同其居民們的各種重要活動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它是自然的產物，而尤其是人類屬性的產物。」[5]由此，足以可見「城市」對美國社會方方面面的深遠影響。「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6]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里提出，不同於歐美等國以個體為分子式的社會結構，我國社會結構的基礎是一個個家庭或家族，而這些家庭或家族都有深埋於「鄉土」里的根。儘管我國城市化建設的步伐正在加快，全國依舊有9億持農村戶口的人，7.97億農村常住人口，城鎮人口的根也依舊在農村，因而傳播學研究應該更多的關注鄉村社會問題、傳播活動或媒介使用對鄉村社會問題的影響以及與之相關的農民工問題及傳播活動或媒介使用對農民工問題產生的影響等。為促進傳播學本土化建設，研究需從真正的本土問題出發，而不是人云亦云或東拼西湊。「然而，今天的許多傳播學研究或缺乏問題關懷，或根本無法提出具有理論意義的『真問題』。」[7]因此，應當立足本國國情，運用傳播學的想像力審視社會與媒介、人與媒介間的關係。不同於歐美等國關注選舉中的傳播效果、批判媒介所有權等研究重點，我國傳播學研究應該審視本國國情和社會現象，更多的關注鄉土問題和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種種問題。
2.1.2歷史視角：回顧華夏文明
正如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像力》一書中所言，社會科學的研究應該從歷史的視角出發研究問題。承載了歷史厚重性的研究將更有價值，也將更能經受時間的考驗。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傳播學的研究秉承「拿來主義」，將重點放在國外理論的「移植」與「栽培」上而忽略了本身的「儲備」。將傳播學與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領域結合，進行跨學科研究的成果蔚為可觀，卻鮮有將傳播學與國學研究相結合的交叉研究。有學者提出，通過將傳播學與古代文學的研究相結合建構傳播學中華學派。「立足中國文化傳統與現實社會實踐，研究中國問題，提出中國見解，解釋並前瞻地分析中國社會，在此基礎上生髮出傳播思想和理論，其實就是如同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一樣，培育出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華夏傳播學，進而融合西方傳播學和中國當代傳播學，打造出可與世界傳播學進行對話的中華傳播學。」[8]儘管這一領域研究隊伍逐漸壯大，研究人員趨於年輕化且研究越來越受到關注，但相關研究時段與歷史學研究熱點具有較高重合度。也就是說，這一交叉領域的研究熱點受到歷史學研究熱點的嚴重影響。這一領域的研究多從《論語》《莊子》等傳統經典入手，從中探索傳播思想，力圖為這一領域乃至整個傳播學的本土化尋求堅實的理論基奠。例如，在邵培仁教授與姚錦雲教授的一篇文獻中指出傳統經典里體現的思想家的觀點「雖然都是處於特定的歷史語境、針對特定的問題、包含特定的意義，但並不妨礙其永恆的價值。」[9]但我們仍需更加審慎的對待傳統文化，不應認為僅僅從中選取特定的符號來替代傳播學相關術語或是探索出一些古代的與今呼應的傳播思想就完成了本土化的蛻變。「我們不可能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找到現成的、符合社會科學研究定義的理論；我們所有的，是足以發展成理論的『胚胎』。」[10]「關於人類歷史的理論一不小心就會被扭曲成一件跨歷史的緊身衣，在這件緊身衣中，人類歷史的各種素材都會被強塞進去，有關未來的先知預言般的觀點則會被從中硬拽出來。」[11]當前的傳播學本土化研究部分脫離歷史，而以回顧歷史為途徑關注本土化的研究又難免較易陷入「歷史的緊身衣」而無法自拔。學者們力圖通過探索孔孟之道建構中國古代的傳播理論，但理論真正的意義在於指導現實。回顧歷史的根本出發點在於指導當下、展望未來，而不僅僅是通過建立獨特的本土化話語體系建立學科自信。若想傳播學在中國實現本土化並實現長足發展，研究者應具備傳播學的想像力，更多的關注本國歷史、本國文化以及傳播學發展史，運用歷史視角指導問題研究。比起從歷史中挖掘現有理論，更重要的是擁有一種歷史觀，並充分利用這種想像力。建構「中華傳播學」的設想對於更好的本土化具有重大貢獻，但由於實踐中的種種困難，以及發展方向的不同困惑，這一領域的研究難免落入歷史的「窠臼」，運用想像力跳脫出各種桎梏將有助於這一領域的發展壯大，有助於傳播學的本土化建設。
2.1.3個人經驗：回歸學派建構
春秋時期，我國湧現出以儒家、道家等為代表的各種學派，各個學派站在各自的立場，立足自身的觀點，就廣泛的社會問題等展開了激烈的對話，一時間爭芳鬥豔，才有了流傳至今「百家爭鳴」的千古佳話。通過歷史的經驗可知，傳播學本土化的建設與發展應回歸學派，注重學派間的爭鳴。但「傳播學的發展處在一個快速擴張的過程當中，各個研究領域的知識溝溝距在不斷拉大，而並非是一種知識邊界正在聚攏、認同正在凝練的理想狀態。」[12]當前傳播學研究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分支領域相關研究越來越活躍，整體研究「離心力」大於「向心力」，導致學科研究成果趨於瑣碎繁雜。「每個分支問題的研究，都開發出一門新的學問。學科分化導致新的學科建制和知識資源分配的新格局。」[13]傳播學建立之初，尚有較為清晰的派別，隨著其後的發展，一方面新的派別出現較少且缺乏理論根基不能充分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另一方面原有派別界限逐漸模糊。目前傳播學研究雜而亂，缺乏成型的學派和體系，整體表現出一種人云亦云、缺乏爭鳴的現象。這種混亂嘈雜、缺乏爭鳴阻礙了學科的發展與進步。研究越來越散亂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科層制的驅動，研究者要在短時間取得眾多研究成果就不得不廣泛涉獵各個領域，儘可能多的撰寫文獻。另一方面也與學界大力提倡的跨學科研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事實上跨學科研究的根本在於藉助其他學科理論和範式進一步鞏固本學科的基礎和理論體系，而不是使傳播學領域內的研究日益散亂無章。「說傳播學家要走出傳播學狹小的天空，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一些相對集中而又能體現本學科特色的概念體系來支持。」[14]目前很多研究者主張「建構學術共同體，形成真正的學術自治。」[15]這種共同體的建構意味著學界的研究視野是一致的，這種一致性是建立傳播學統一理論的前提條件。研究視野一致不等於統一口徑，缺乏爭鳴的學科將無異於死水一潭，難以發展。在研究視野一致的前提下，應該鼓勵學派的建立及學派間的爭鳴。學派間的爭鳴比起學者個人間的爭鳴更利於傳播學本土化的發展，因為個人的爭鳴會導致學科向著離散的方向發展，且研究成果往往因極易被忽視而堙沒於學科發展的洪流中。如果將學科視為大的「共同體」，那麼學派便是隸屬於這一範圍內的小的「共同體」。「共同體不是許多客觀社會現實的集合，而是一種被想像的創造物。」[1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中論證了文化根源、語言以及民族意識在建構「民族共同體」中扮演的舉足輕重的作用，若想建構學派這一「共同體」，學科根源、話語體系以及學派歸屬感將具有同等影響。而個人經驗及興趣將影響這種學科歸屬感。增強學派內研究者之間的對話、交流、溝通、理解甚至爭鳴有利於建立研究者的身份認同和打造學術共同體，有利於傳播學本身的體系建構和發展鞏固，同時也將為本土化奠定更加穩固的基礎。我國的傳播學領域研究不應隨大流追熱點，而應根據研究者自身的經驗、興趣以及知識儲備進行，並逐步發展成為不同的學派。通過學者間、學派間的爭鳴促進本土化傳播學的繁榮和發展。
2.2第二現代背景下的本土化
第二現代背景下，一方面社會變遷速度加快、個人化程度加深，導致現代社會成為風險社會，另一方面時空界限被進一步打破，時空概念虛無化，使得現代社會變成網絡社會。這一切社會變化和社會背景都對傳播學學科本身以及傳播學研究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倚重媒介和科技，傳統、文化、公共性均被媒介化甚至泛媒介化。
2.2.1符號經濟下的傳播學反思
第二現代催生了符號經濟，並為符號經濟日益發展壯大提供了沃土。符號經濟建構於認知反思與審美反思的基礎之上，通過在符號指向新的所指過程中加入美學反思而建構並售賣身份，從而獲取經濟利益。「鑒於美學反思在過去傳播學研究中的缺乏，對美學反思的重視或能為傳播學研究帶來新意。」[17]當前傳播學本土化的研究中對於美學反思的缺乏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學術研究與生產領域多以文字為主要載體，缺乏對現今廣泛運用的圖像、圖片等介質的藉助。另一方面，我國符號經濟的發展正處於萌芽期，若欲在保有自身特色和自主性的前提下更好的嵌入全球符號體系以及符號經濟體系，則需要多發掘自身符號潛質，並更多的進行相關研究。針對符號經濟背景下的上述學科發展不足，一方面如馬傑偉等學者所言，可以探索新的傳播學研究方法以對傳播學的發展以及傳播學本土化問題進行美學反思。如近些年部分學者開始採用的「視覺民族志」及視覺文化分析就是很好的本土化創新與探索的例子。另一方面，中華學派的建構是對自身符號底蘊的探索與創新，應當引起更多學者的關注。傳播學本土化研究中對符號領域的探索不應僅僅限於中華學派的建構和對傳統符號在學術領域的創新性運用，更應包括對於這個新興領域的反思及研究。
2.2.2液態現代下的傳播學教育
齊格蒙特•鮑曼指出，「現代性其實是一種超脫人們期望和感性的不可避免的進程」[18]，「『液化』的力量已經從『制度』轉移到了『社會』，從『政治』轉移到了『生活政治』」[19]。傳播學本土化作為液態現代的一個元素也無法逃脫大趨勢。本土化在理論與實踐上落實的擔子最終還是要落到學子的身上，因而，對於學子知識與理念的培養是傳播學本土化過程中的重中之重。當前傳播學學子的培養多偏向於理論灌輸，導致學生個體對本行業不甚了解和畢業後就業與專業不對口的問題。此外，液態現代背景下，社會變遷在速度、深度、廣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學者的研究以及教材的出版往往滯後於社會變遷，且對社會變遷的介紹不夠全面、深入。教學所用教材時效性嚴重滯後，致使學生所學知識陳舊，而對於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及社會現實知之甚少。種種問題最終影響到業界的發展。另一方面，傳播學高等教育在進行理論教育的過程中，從課程設置到學生培養計劃都不太重視學科本土化的問題。學生在學校往往因為課時過少或課程種類過於繁雜而導致「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現象，所學東西僅僅是一些皮毛，不能深入的了解這一學科，因而也就無法深入的思考問題並形成一定的理念。培養傳播學想像力要從學生抓起。「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與其將一個個知識點不厭其煩的灌輸給學生，不如培養他們的「想像力」，使他們具有問題意識、歷史視角，並培養他們在看待、解決問題時能有效的將個人經驗應用於其中的能力。
2.2.3風險社會下的傳播學研究
烏爾里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指出「在現代化進程中，生產力的指數式增長，使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一個我們前所未知的程度」[20]，我們已經開始步入風險社會。進入風險社會意味著貝克所指出的個人化程度的加深，這種加深加劇了今天個體所面對的種種風險與挑戰。在第一現代，個體抽離於社會機構之外，通過再嵌入實現再社會化以及獲取安全感和歸屬感。個人所面臨的問題也較多的通過公共領域的探討成為公共問題進而及時得到解決。但在第二現代，個體進一步抽離，其結果是抽離後不再嵌入社會機構或不斷的體驗抽離與再嵌入的循環過程。私域對公共性的侵蝕以及這種動態的抽離、再嵌入過程使得個體得不到來自社會機構或群體的支持而不得不獨自應對種種風險。同時，風險本身也在第二現代變得多元化、普遍化。傳播學的研究不應與時代背景和社會現象剝離，尤其不應與風險社會的大背景剝離。傳播學者應更多的將時代背景納入考量，研究風險社會下的媒介、受眾及媒介效果等領域。而本土化的研究也應該將時代背景與本土問題有機結合，關注我國社會變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及風險挑戰。城市化進程、經濟改革等都應成為傳播學者在進行本土化問題探索之前了解、研究的重點。風險社會伴生的新型「邊緣人」「空巢青年」等也應成為學者研究關注的對象。每一位學者的研究都打上了他所處時代以及個人經歷的烙印，這些因素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學者看待問題和提出解決方法的方式，甚至直接影響著他們的觀點。對於自身所處時代背景的了解有助於學者更好的研究自身所處時代的特定問題。
3結束語
傳播學本土化的終極目標是用中國理論解決中國問題。這一命題包括了中國理論的建構和對中國問題的了解。就目前學界與業界的斷崖式發展而言，傳播學的想像力將成為連接學界與業界的橋樑。同時，無論是理論的建構也好，還是問題的了解也罷，都需要運用傳播學的想像力。
參考文獻
[1]周葆華.呼喚傳播學想像力[J].新聞記者，2015（10）：13-16.
[2]邵培仁.傳播學本土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J].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9（4）：36-41.
[3]徐峰，邵培仁：本土化交叉化國際化是建設世界一流傳播學科的三個維度[J].新聞論壇，2016（4）：23-26.
作者：楊寧 單位：蘭州財經大學商務傳媒學院
關鍵詞傳播學；傳播學的想像力；本土化
1傳播學本土化的現狀
傳播學進入中國40多年來，本土化的問題一直深深困擾著學界。近年來，我國傳播學的發展陷入「悖論」。若就「量」而言，整個學術領域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之勢，專業方向不斷擴張、文獻專著數量可觀。除此之外，越來越多的院校開設了相關專業的本科、碩士、博士課程。但就「質」來看，大量的研究人員和大量的研究調查為傳播學領域做出的實質性貢獻卻屈指可數，研究多是對前人研究的重複或改進，缺乏「想像力」和創造力。「新聞傳播學的根基特別弱，大家容易偏重技術性的東西，缺少對基礎理論的反思，缺少對基本概念的討論，也缺少對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的吸納。」[1]「傳播學研究本土化，實際包括了『傳播學研究的中國化』和『傳播學研究的中國特色』兩種說法。」[2]關於本土化，學界意見分歧較大，邵培仁教授指出「本土傳播學研究的正確路徑歸納起來主要有六條：驗證主義、尋根主義、融合主義、問題主義、改良主義、創新主義。」[3]目前對於本土化的研究存在許多誤區，有學者主張借用「西方理論」「西方經驗」來研究並解決「中國問題」，另有學者則強調撇開西方傳播學，另溯其源，建立「血統純正」的本土傳播學。這種非黑即白的觀點過於極端，不利於傳播學的長足發展。對待西方理論，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一方面關注國際發展現狀、趨勢和動態，一方面紮根本土問題、建構本土理論並適時進行國際對話，「兩條腿走路」才能站的穩、行的遠。發掘本土問題、建構本土理論需要藉助米爾斯提出的「想像力」，學者們應該將問題意識、歷史視角、個人經驗相結合，尋找「真問題」，並做出「真貢獻」。「必須返本溯源地回到傳播學的原點，更為深入地反思傳播研究的學術立場、知識目的和研究路徑。」[4]
2傳播學本土化的反思
2.1第一現代背景下的本土化
社會學家們通常把現代性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分別用第一現代和第二現代表述。從媒介發展演變的角度來審視現代性，則以電視、廣播等大眾媒介引領的時代為第一現代，而網際網路新媒體背景下的時代為第二現代。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已開發國家目前已步入第二現代，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目前正處於從第一現代跨越到第二現代這一社會劇烈變遷的過程中。關於傳播學本土化的反思應當結合社會背景，充分考慮到第一現代和第二現代的社會大背景。
2.1.1問題意識：審視鄉土中國
傳播學學科是舶來品，儘管它已經在中國發展四十餘年，這一領域的相關研究大多依舊以國外研究為參照，照搬國外理論或試圖將國外理論應用於本國而不考慮實際情況的研究比比皆是。現階段學術領域的科層制要求學者儘可能多的著書立說。研究者要在短時間取得眾多研究成果就不得不廣泛涉獵各個領域，儘可能多的撰寫文獻。在科層制的驅動和學術界的浮躁氛圍影響下，有些研究把問題研究簡化為文獻譯介，有些研究忽視業界實踐需要和實踐結果憑空建構理論，有些研究捨本逐末只求方法和範式的規範而忽視事實甚至人為扭曲事實以契合範式，更有大批研究將學術與國情、社會、事實強行割裂紙上談兵。我國在傳播學領域的研究從最初就以美國為師，但正如羅伯特•帕克的研究所印證的，美國社會以城市群為基礎。「城市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各種禮俗和傳統構成的整體，……城市已同其居民們的各種重要活動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它是自然的產物，而尤其是人類屬性的產物。」[5]由此，足以可見「城市」對美國社會方方面面的深遠影響。「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6]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里提出，不同於歐美等國以個體為分子式的社會結構，我國社會結構的基礎是一個個家庭或家族，而這些家庭或家族都有深埋於「鄉土」里的根。儘管我國城市化建設的步伐正在加快，全國依舊有9億持農村戶口的人，7.97億農村常住人口，城鎮人口的根也依舊在農村，因而傳播學研究應該更多的關注鄉村社會問題、傳播活動或媒介使用對鄉村社會問題的影響以及與之相關的農民工問題及傳播活動或媒介使用對農民工問題產生的影響等。為促進傳播學本土化建設，研究需從真正的本土問題出發，而不是人云亦云或東拼西湊。「然而，今天的許多傳播學研究或缺乏問題關懷，或根本無法提出具有理論意義的『真問題』。」[7]因此，應當立足本國國情，運用傳播學的想像力審視社會與媒介、人與媒介間的關係。不同於歐美等國關注選舉中的傳播效果、批判媒介所有權等研究重點，我國傳播學研究應該審視本國國情和社會現象，更多的關注鄉土問題和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種種問題。
2.1.2歷史視角：回顧華夏文明
正如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像力》一書中所言，社會科學的研究應該從歷史的視角出發研究問題。承載了歷史厚重性的研究將更有價值，也將更能經受時間的考驗。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傳播學的研究秉承「拿來主義」，將重點放在國外理論的「移植」與「栽培」上而忽略了本身的「儲備」。將傳播學與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領域結合，進行跨學科研究的成果蔚為可觀，卻鮮有將傳播學與國學研究相結合的交叉研究。有學者提出，通過將傳播學與古代文學的研究相結合建構傳播學中華學派。「立足中國文化傳統與現實社會實踐，研究中國問題，提出中國見解，解釋並前瞻地分析中國社會，在此基礎上生髮出傳播思想和理論，其實就是如同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一樣，培育出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華夏傳播學，進而融合西方傳播學和中國當代傳播學，打造出可與世界傳播學進行對話的中華傳播學。」[8]儘管這一領域研究隊伍逐漸壯大，研究人員趨於年輕化且研究越來越受到關注，但相關研究時段與歷史學研究熱點具有較高重合度。也就是說，這一交叉領域的研究熱點受到歷史學研究熱點的嚴重影響。這一領域的研究多從《論語》《莊子》等傳統經典入手，從中探索傳播思想，力圖為這一領域乃至整個傳播學的本土化尋求堅實的理論基奠。例如，在邵培仁教授與姚錦雲教授的一篇文獻中指出傳統經典里體現的思想家的觀點「雖然都是處於特定的歷史語境、針對特定的問題、包含特定的意義，但並不妨礙其永恆的價值。」[9]但我們仍需更加審慎的對待傳統文化，不應認為僅僅從中選取特定的符號來替代傳播學相關術語或是探索出一些古代的與今呼應的傳播思想就完成了本土化的蛻變。「我們不可能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找到現成的、符合社會科學研究定義的理論；我們所有的，是足以發展成理論的『胚胎』。」[10]「關於人類歷史的理論一不小心就會被扭曲成一件跨歷史的緊身衣，在這件緊身衣中，人類歷史的各種素材都會被強塞進去，有關未來的先知預言般的觀點則會被從中硬拽出來。」[11]當前的傳播學本土化研究部分脫離歷史，而以回顧歷史為途徑關注本土化的研究又難免較易陷入「歷史的緊身衣」而無法自拔。學者們力圖通過探索孔孟之道建構中國古代的傳播理論，但理論真正的意義在於指導現實。回顧歷史的根本出發點在於指導當下、展望未來，而不僅僅是通過建立獨特的本土化話語體系建立學科自信。若想傳播學在中國實現本土化並實現長足發展，研究者應具備傳播學的想像力，更多的關注本國歷史、本國文化以及傳播學發展史，運用歷史視角指導問題研究。比起從歷史中挖掘現有理論，更重要的是擁有一種歷史觀，並充分利用這種想像力。建構「中華傳播學」的設想對於更好的本土化具有重大貢獻，但由於實踐中的種種困難，以及發展方向的不同困惑，這一領域的研究難免落入歷史的「窠臼」，運用想像力跳脫出各種桎梏將有助於這一領域的發展壯大，有助於傳播學的本土化建設。
2.1.3個人經驗：回歸學派建構
春秋時期，我國湧現出以儒家、道家等為代表的各種學派，各個學派站在各自的立場，立足自身的觀點，就廣泛的社會問題等展開了激烈的對話，一時間爭芳鬥豔，才有了流傳至今「百家爭鳴」的千古佳話。通過歷史的經驗可知，傳播學本土化的建設與發展應回歸學派，注重學派間的爭鳴。但「傳播學的發展處在一個快速擴張的過程當中，各個研究領域的知識溝溝距在不斷拉大，而並非是一種知識邊界正在聚攏、認同正在凝練的理想狀態。」[12]當前傳播學研究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分支領域相關研究越來越活躍，整體研究「離心力」大於「向心力」，導致學科研究成果趨於瑣碎繁雜。「每個分支問題的研究，都開發出一門新的學問。學科分化導致新的學科建制和知識資源分配的新格局。」[13]傳播學建立之初，尚有較為清晰的派別，隨著其後的發展，一方面新的派別出現較少且缺乏理論根基不能充分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另一方面原有派別界限逐漸模糊。目前傳播學研究雜而亂，缺乏成型的學派和體系，整體表現出一種人云亦云、缺乏爭鳴的現象。這種混亂嘈雜、缺乏爭鳴阻礙了學科的發展與進步。研究越來越散亂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科層制的驅動，研究者要在短時間取得眾多研究成果就不得不廣泛涉獵各個領域，儘可能多的撰寫文獻。另一方面也與學界大力提倡的跨學科研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事實上跨學科研究的根本在於藉助其他學科理論和範式進一步鞏固本學科的基礎和理論體系，而不是使傳播學領域內的研究日益散亂無章。「說傳播學家要走出傳播學狹小的天空，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一些相對集中而又能體現本學科特色的概念體系來支持。」[14]目前很多研究者主張「建構學術共同體，形成真正的學術自治。」[15]這種共同體的建構意味著學界的研究視野是一致的，這種一致性是建立傳播學統一理論的前提條件。研究視野一致不等於統一口徑，缺乏爭鳴的學科將無異於死水一潭，難以發展。在研究視野一致的前提下，應該鼓勵學派的建立及學派間的爭鳴。學派間的爭鳴比起學者個人間的爭鳴更利於傳播學本土化的發展，因為個人的爭鳴會導致學科向著離散的方向發展，且研究成果往往因極易被忽視而堙沒於學科發展的洪流中。如果將學科視為大的「共同體」，那麼學派便是隸屬於這一範圍內的小的「共同體」。「共同體不是許多客觀社會現實的集合，而是一種被想像的創造物。」[1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中論證了文化根源、語言以及民族意識在建構「民族共同體」中扮演的舉足輕重的作用，若想建構學派這一「共同體」，學科根源、話語體系以及學派歸屬感將具有同等影響。而個人經驗及興趣將影響這種學科歸屬感。增強學派內研究者之間的對話、交流、溝通、理解甚至爭鳴有利於建立研究者的身份認同和打造學術共同體，有利於傳播學本身的體系建構和發展鞏固，同時也將為本土化奠定更加穩固的基礎。我國的傳播學領域研究不應隨大流追熱點，而應根據研究者自身的經驗、興趣以及知識儲備進行，並逐步發展成為不同的學派。通過學者間、學派間的爭鳴促進本土化傳播學的繁榮和發展。
2.2第二現代背景下的本土化
第二現代背景下，一方面社會變遷速度加快、個人化程度加深，導致現代社會成為風險社會，另一方面時空界限被進一步打破，時空概念虛無化，使得現代社會變成網絡社會。這一切社會變化和社會背景都對傳播學學科本身以及傳播學研究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倚重媒介和科技，傳統、文化、公共性均被媒介化甚至泛媒介化。
2.2.1符號經濟下的傳播學反思
第二現代催生了符號經濟，並為符號經濟日益發展壯大提供了沃土。符號經濟建構於認知反思與審美反思的基礎之上，通過在符號指向新的所指過程中加入美學反思而建構並售賣身份，從而獲取經濟利益。「鑒於美學反思在過去傳播學研究中的缺乏，對美學反思的重視或能為傳播學研究帶來新意。」[17]當前傳播學本土化的研究中對於美學反思的缺乏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學術研究與生產領域多以文字為主要載體，缺乏對現今廣泛運用的圖像、圖片等介質的藉助。另一方面，我國符號經濟的發展正處於萌芽期，若欲在保有自身特色和自主性的前提下更好的嵌入全球符號體系以及符號經濟體系，則需要多發掘自身符號潛質，並更多的進行相關研究。針對符號經濟背景下的上述學科發展不足，一方面如馬傑偉等學者所言，可以探索新的傳播學研究方法以對傳播學的發展以及傳播學本土化問題進行美學反思。如近些年部分學者開始採用的「視覺民族志」及視覺文化分析就是很好的本土化創新與探索的例子。另一方面，中華學派的建構是對自身符號底蘊的探索與創新，應當引起更多學者的關注。傳播學本土化研究中對符號領域的探索不應僅僅限於中華學派的建構和對傳統符號在學術領域的創新性運用，更應包括對於這個新興領域的反思及研究。
2.2.2液態現代下的傳播學教育
齊格蒙特•鮑曼指出，「現代性其實是一種超脫人們期望和感性的不可避免的進程」[18]，「『液化』的力量已經從『制度』轉移到了『社會』，從『政治』轉移到了『生活政治』」[19]。傳播學本土化作為液態現代的一個元素也無法逃脫大趨勢。本土化在理論與實踐上落實的擔子最終還是要落到學子的身上，因而，對於學子知識與理念的培養是傳播學本土化過程中的重中之重。當前傳播學學子的培養多偏向於理論灌輸，導致學生個體對本行業不甚了解和畢業後就業與專業不對口的問題。此外，液態現代背景下，社會變遷在速度、深度、廣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學者的研究以及教材的出版往往滯後於社會變遷，且對社會變遷的介紹不夠全面、深入。教學所用教材時效性嚴重滯後，致使學生所學知識陳舊，而對於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及社會現實知之甚少。種種問題最終影響到業界的發展。另一方面，傳播學高等教育在進行理論教育的過程中，從課程設置到學生培養計劃都不太重視學科本土化的問題。學生在學校往往因為課時過少或課程種類過於繁雜而導致「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現象，所學東西僅僅是一些皮毛，不能深入的了解這一學科，因而也就無法深入的思考問題並形成一定的理念。培養傳播學想像力要從學生抓起。「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與其將一個個知識點不厭其煩的灌輸給學生，不如培養他們的「想像力」，使他們具有問題意識、歷史視角，並培養他們在看待、解決問題時能有效的將個人經驗應用於其中的能力。
2.2.3風險社會下的傳播學研究
烏爾里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指出「在現代化進程中，生產力的指數式增長，使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一個我們前所未知的程度」[20]，我們已經開始步入風險社會。進入風險社會意味著貝克所指出的個人化程度的加深，這種加深加劇了今天個體所面對的種種風險與挑戰。在第一現代，個體抽離於社會機構之外，通過再嵌入實現再社會化以及獲取安全感和歸屬感。個人所面臨的問題也較多的通過公共領域的探討成為公共問題進而及時得到解決。但在第二現代，個體進一步抽離，其結果是抽離後不再嵌入社會機構或不斷的體驗抽離與再嵌入的循環過程。私域對公共性的侵蝕以及這種動態的抽離、再嵌入過程使得個體得不到來自社會機構或群體的支持而不得不獨自應對種種風險。同時，風險本身也在第二現代變得多元化、普遍化。傳播學的研究不應與時代背景和社會現象剝離，尤其不應與風險社會的大背景剝離。傳播學者應更多的將時代背景納入考量，研究風險社會下的媒介、受眾及媒介效果等領域。而本土化的研究也應該將時代背景與本土問題有機結合，關注我國社會變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及風險挑戰。城市化進程、經濟改革等都應成為傳播學者在進行本土化問題探索之前了解、研究的重點。風險社會伴生的新型「邊緣人」「空巢青年」等也應成為學者研究關注的對象。每一位學者的研究都打上了他所處時代以及個人經歷的烙印，這些因素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學者看待問題和提出解決方法的方式，甚至直接影響著他們的觀點。對於自身所處時代背景的了解有助於學者更好的研究自身所處時代的特定問題。
3結束語
傳播學本土化的終極目標是用中國理論解決中國問題。這一命題包括了中國理論的建構和對中國問題的了解。就目前學界與業界的斷崖式發展而言，傳播學的想像力將成為連接學界與業界的橋樑。同時，無論是理論的建構也好，還是問題的了解也罷，都需要運用傳播學的想像力。
參考文獻
[1]周葆華.呼喚傳播學想像力[J].新聞記者，2015（10）：13-16.
[2]邵培仁.傳播學本土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J].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9（4）：36-41.
[3]徐峰，邵培仁：本土化交叉化國際化是建設世界一流傳播學科的三個維度[J].新聞論壇，2016（4）：23-26.
作者：楊寧 單位：蘭州財經大學商務傳媒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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