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永軍，王寶成
（三峽大學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湖北宜昌443002）
摘要：
本文採用對應分析方法，對我國省級行政區農村居民消費結構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表明，我國絕大多數省級行政區農村居民消費支出集中於生存型消費支出，發展型、享受型消費支出相對很少，消費層次整體偏低，消費結構不甚合理。筆者主張通過建立農村居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完善農村居民社會保障體系、興建農村基礎設施和樹立現代、健康、文明的消費觀念，促進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調整和升級。
關鍵詞 ：農民消費； 省際比較； 對應分析； 結構調整
中圖分類號：F126.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06-0018-04
收稿日期：2015-03-10
基金項目：湖北省統計局項目「湖北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研究」（HB131-42）
作者簡介：韓永軍（1972-），男，湖北宜昌人，副教授，管理學博士，主要從事地方政府治理、流域治理、水利電力公共事務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E-mail：[email protected]
研究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對於深入了解農村居民消費發展形勢，制定農村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國外學者專門對農村居民消費結構進行研究的成果比較鮮見，我們只能從消費結構問題的一般性角度進行參考。國內學者關於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專門研究則始於20世紀90年代，盧家瑞深入探討了影響農民消費結構的因素，比較分析了城鄉消費結構的差異性，提出了農村消費結構升級的政策主張對策。此後，尹世傑、李立清、楊發祥、黃毓哲和詹錦華等在宏觀層面上研究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發展態勢，寧一非和孫小會在微觀層面上分別選取四川和河北為樣本研究了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優化對策和發展趨勢，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本文試圖在借鑑前輩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引入多元統計分析中的對應分析方法，構建農村居民消費結構測量指標體系，對我國省級行政區農村居民消費結構進行比較研究，探究我國省級行政區農民消費結構特點，分析其分布規律和影響因素，進而提出我國省級行政區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調整的政策建議，以期為我國省級行政區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提供決策參考。
一、研究方法與變量選取
本文選取對應分析作為研究方法，對應分析又稱為R—Q 型因子分析，是在R型和Q型因子分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多元統計分析方法。該方法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同時描述各個變量類別之間的關係時，在一個低維度空間中對對應表里的兩個名義變量之間的關係進行描述，其基本思想是對兩個定性變量進行相關分析時，將定性變量的多維離散數據轉換為列聯表進行處理。經過數據轉換形成的列聯表是一個 n×p 的矩陣，即第一個變量有 n 種狀態，第二個變量為 p 種狀態，再將這個矩陣的行、列分別作將維處理，減少變量的狀態，然後，對應分析將變量及變量之間的聯繫同時反映在一張二維或三維的散點圖上，即對應分布圖上，並使聯繫密切的類別點較為集中，聯繫疏遠的類別點較為分散，進而通過觀察對應分布圖就能直觀地把握變量類別之間的聯繫。簡而言之，對應分析以兩變量的交叉列聯表為研究對象，利用『降維』的方法，通過圖形的形式，直觀揭示變量不同類別之間的聯繫，特別適合於多分類品質型變量的研究。
本文考慮到消費支出結構涉及到多地區、多指標，而以往的研究大多採取 R 型或 Q 型因子分析，要麼只能對地區分布進行分析，要麼只能對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結構分類進行分析，不能準確反映地區分布與消費支出結構之間的相互關係，選取對應分析方法作為研究方法，期望將地區分布和消費支出結構結合起來，綜合分析省級行政區樣本和各個測量指標之間的關係。
本文選取省份、消費支出分類和消費支出占比三種變量作為觀測變量，其中，省份和消費支出分類這兩個變量為名義變量，消費支出占比為尺度變量。 在所選取省份變量中，考慮到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與其他省級行政區的體制的較大差異，選取了除香港 、澳門和台灣地區以外 31個省級行政區並相應對其進行賦值（分別為：北京 1、天津 2、河北 3、山西4、內蒙古 5、遼寧 6、吉林 7、黑龍江 8、上海 9、江蘇10、浙江 11、安徽 12、福建 13、江西 14、山東 15、河南16、湖北 17、湖南 18、廣東 19、廣西 20、海南 21、重慶22、四川 23、 貴州24、雲南 25、西藏 26、陝西27、甘肅 28、青海 29、寧夏 30、 新疆 31）為省級行政區分類觀測變量。根據統計年鑑中的指標分類，選取了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及服務、交通和通訊、文娛、醫保其他作為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分類的觀測變量。在所選取的消費支出占比變量中，本文選取了食品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1、衣著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2、居住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3、家庭設備及服務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4、交通和通訊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5、文娛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6、醫保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7、其他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8。
二、數據來源和分析過程
本文選取了2010年度全國 31個省級行政區的消費支出數據作為樣本數據，所有原始數據來源於《中國統計年鑑2011》。各個省級行政區的食品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1、衣著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2、居住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3、家庭設備及服務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4、交通和通訊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5、文娛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6、醫保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7、其他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8分別用各個省級行政區的食品支出、衣著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設備及服務支出、交通和通訊支出、文娛支出、醫保支出、其他支出除以各個省級行政區的消費支出總額得到。
整個分析過程藉助統計分析軟體spss18.0 完成 ，包含三個基本步驟：第一步，在 SPSS18.0 中進行變量賦值，並輸入樣本數據。第二步，調用 Data Reduction 分析模塊中的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功能。第三步，選擇要分析的變量和結果輸出形式並運行。
根據上述操作步驟，運行 SPSS18.0 的 Data Reduction 分析模塊中的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功能，經過20次疊代達到系統默認精度要求。運行結果主要包含了對應分析結果摘要表和對應分析圖，其中，對應分析結果摘要表是整個對應分析的結果匯總表，是輸出結果中最為重要的一個，主要用於確定使用多少個維度來對結果進行解釋，對應分析圖是對變量間相互關係進行直觀描述的圖形，是對應分析的主要結果，主要用於在一個低維度空間描述各個變量間的相互關係。
如表1所示，第一列列出了特徵根的編號。由對應分析的基本原理可知，提取的特徵根的個數為min｛r，c｝－1，由於消費支出有8個類別（r=8），且省區類別為31，因此提取的特徵根數應為min｛8，31｝－1=7。表中的奇異值代表行分值與列分值的相關關係。0.125是第一維度行分值與列分值的相關係數，其他維度的相關係數再依此類推。慣量（Inertia）指的是特徵值，由對應分析的基本原理可知，協方差陣A與協方差陣B有相同的非零特徵根，這裡列出了相應的特徵根的值，表示每個維度對各個變量類別之間差異的解釋量。第一維度對各個變量類別差異的解釋量為0.016， 第二維度對各個變量類別差異的解釋量0.006，第一個特徵根的值最大，意味著它解釋各類別差異的能力最強，其他特徵根的重要性依次下降。第六列為各個特徵根的方差貢獻率。慣量比例中的方差貢獻率是各維度慣量值與總和相除得到的比值。第一維度慣量比例為0.458，第二維度慣量比例為0.186，二者累計慣量比例為0.643，這表明前兩個維度共同解釋了64.3%的信息量，因此，採用二維圖形可以反映變量間的主要信息，其他維度的重要性可以忽略。
按照變量點和樣本點分布相對集中的規則對對應分析圖中的變量點和樣本點進行分類，可以將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及服務、交通和通訊、文娛、醫保、其他這8個變量點和我國省級行政區的31 個樣本點分為三類。第一類，變量點包括食品、居住、家庭設備及服務、交通和通訊、醫保、其他這六個變量點，樣本點包含吉林、江西、甘肅、雲南、黑龍江、寧夏、內蒙古、四川、廣西、貴州、新疆、安徽、陝西、重慶、青海、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江蘇、山東、海南、福建、河北、北京、天津、上海、廣東、浙江這29個省級行政區；第二類，變量點包括文娛這一個變量，樣本點只包含江蘇這一個省級行政區；第三類，這一類沒有包含變量點，樣本點包含西藏這一個省級行政區。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對應分析結果，筆者認為，全國31 個省級行政區中，大約93.6%的省級行政區的點位與食品、居住、家庭設備及服務、交通和通訊、醫保、其他這6個點位的距離相對較近，這表明絕大多數省區的農村居民在食品、居住、家庭設備及服務、交通和通訊、醫保、其他這六大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屬於同一類型，其消費支出結構相似，處於由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享受型消費轉型的階段。大約3.2%的省級行政區的點位與文娛這個點位的距離相對較近，這表明極少數省區的農村居民的文娛支出在消費總支出中所占比重屬於同一類型，且表明其消費結構正處於向發展型、享受型消費全面邁進的階段。大約3.2%省級行政區的點位與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及服務、交通和通訊、文娛、醫保、其他這八個變量點都比較遠，這表明其消費支出結構比較特殊，尚處於生存性消費的階段。由此可見，我國絕大部分省區農村居民消費支出集中於食品、居住、交通和通訊等生存型支出，而文教娛樂等發展型、享受型支出較少，消費層次整體偏低，消費結構不甚合理，亟待調整。
導致我國省級行政區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整體偏低、結構不合理的原因是多維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農村居民收入偏低且增長緩慢，導致消費能力不足，制約消費結構升級；其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農民預期支出不斷增加，制約著消費結構優化；其三，消費環境不良，制約了農村居民消費需求擴大和消費結構調整；其四，農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消費觀念陳舊，消費心理畸形，制約著消費結構的轉型。據此，筆者提出如下四個方面的政策主張，以期促進我國省級行政區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調整和升級。
第一，建立農村居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增加農村居民收入。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是決定其購買能力的關鍵因素，隨著農村居民購買能力的提高，消費需求的層次也會相應提高，進而推動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通過增加農民收入不僅可以提高其消費能力，而且可以增強農民的消費積極性，開拓廣大農村消費市場。首先，應加強對農業的投入，發展現代農業，加快農田水利、電力、交通等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確保農民增產增收。其次，應該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的步伐，促使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打破城鄉二元分割結構，減少城鄉間勞動力流動的體制障礙，推進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尋求在農業外部擴大增收途徑。最後，應該適當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努力提高農產品質量，加速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農業結構的升級，積極推進農產品的更新換代，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生產產銷對路、質優價高的農產品，從而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
第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升農民消費信心。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解除農民養老和醫療的後顧之憂，對於提升農民消費信心、增強農民的消費慾望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應該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對農村困難居民的救助力度，結合農村實際情況，制定科學的生活保障標準，加大財政的投入力度，鼓勵民間資本的介入，逐步健全對貧困農民的社會救濟制度。其次，應該完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讓廣大農村居民病有所醫，加快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逐步提高社會應負擔的比例，擴大公共醫療保險範圍，整合社會醫療資源，堅持由政府組織引導、多方籌資的方式，保障農民的基本醫療需求，以解決廣大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最後，應該逐步完善農村各項保險制度，著重健全包括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農村生產保險制度等農村基本保險制度，增強農民的抗風險能力，尤其是要加快構建覆蓋全部農村的養老保險制度，逐步解決農村居民老有所養的問題。
第三，興建農村基礎設施，改善農村居民消費環境。目前，我國大多數省級行政區農村基礎設施不健全，消費環境較差，具體表現為商品流通困難、市場秩序混亂、公共教育、文化設施建設程度較低。因此，必須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力度。首先，必須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同消費配套的基礎設施，加快對農村電網、信息通訊網、廣播電視網的改造，加強農村道路的建設，以方便農村商品的流通，完善農村商品的售後服務網點，解決農民購買商品的後顧之憂等。其次，必須積極提供相應的政策扶持，將農民的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需求，實施有利於擴大農民消費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積極開拓農村信貸市場，加快發展農村消費信貸業務等，拉動農民消費。最後，必須改革農村商品流通體制，增強商品流通能力，健全農村商品流通體系，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建立起暢通、高效的現代流通渠道，構建適應農村市場特點的物流網絡，促進農村市場體系的發育，減少城鄉市場阻隔，逐步建立和完善城鄉統一的商品市場。
第四，樹立現代、健康、文明的消費理念，引導農村居民合理消費。消費結構升級受諸多因素影響，其中消費者的消費觀念也是影響消費結構和消費行為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改善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除了為其創造良好的客觀條件外，還要提高農村居民的整體素質，樹立科學的消費觀念，規範消費行為，為消費結構的優化創造良好的主觀條件。首先，要引導農民轉變消費方式，鼓勵根據自身的支付能力進行信用消費，要積極改造傳統的消費模式，特別是加強消費信貸宣傳，增強農民的消費信貸觀念，減少農村居民的滯後消費，促進農村消費市場的繁榮，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其次，要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提高農民的消費質量，提倡移風易俗，破除封建迷信，提倡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促進農民樹立現代、健康、文明的消費理念。
參考文獻：
［1］盧嘉瑞.中國農民消費結構研究［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10.
［2］李立清.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多層次性灰度關聯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03，（6）.
［3］楊發祥.鄉村場域、慣習與農民消費結構的轉型［J］.甘肅社會科學，2007，（3）.
［4］黃毓哲.中國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動態分析［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11）.
［5］詹錦華.中國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灰色關聯分析及趨勢預測［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5）．
［6］寧一非.四川農民消費結構的優化與收入增加［J］.商業研究，2010，（5）．
［7］孫小會.河北省農民消費結構的變化趨勢［J］.商場現代化，2012，（24）．
［8］盧紋岱．SPSS 統計分析（第 4 版）［M］.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0.500.
［9］薛薇.SPSS統計分析方法及應用（第二版）［M］ .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09.351-354.
（責任編輯：蘭桂傑）
（三峽大學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湖北宜昌443002）
摘要：
本文採用對應分析方法，對我國省級行政區農村居民消費結構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表明，我國絕大多數省級行政區農村居民消費支出集中於生存型消費支出，發展型、享受型消費支出相對很少，消費層次整體偏低，消費結構不甚合理。筆者主張通過建立農村居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完善農村居民社會保障體系、興建農村基礎設施和樹立現代、健康、文明的消費觀念，促進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調整和升級。
關鍵詞 ：農民消費； 省際比較； 對應分析； 結構調整
中圖分類號：F126.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06-0018-04
收稿日期：2015-03-10
基金項目：湖北省統計局項目「湖北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研究」（HB131-42）
作者簡介：韓永軍（1972-），男，湖北宜昌人，副教授，管理學博士，主要從事地方政府治理、流域治理、水利電力公共事務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E-mail：[email protected]
研究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對於深入了解農村居民消費發展形勢，制定農村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國外學者專門對農村居民消費結構進行研究的成果比較鮮見，我們只能從消費結構問題的一般性角度進行參考。國內學者關於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專門研究則始於20世紀90年代，盧家瑞深入探討了影響農民消費結構的因素，比較分析了城鄉消費結構的差異性，提出了農村消費結構升級的政策主張對策。此後，尹世傑、李立清、楊發祥、黃毓哲和詹錦華等在宏觀層面上研究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發展態勢，寧一非和孫小會在微觀層面上分別選取四川和河北為樣本研究了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優化對策和發展趨勢，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本文試圖在借鑑前輩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引入多元統計分析中的對應分析方法，構建農村居民消費結構測量指標體系，對我國省級行政區農村居民消費結構進行比較研究，探究我國省級行政區農民消費結構特點，分析其分布規律和影響因素，進而提出我國省級行政區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調整的政策建議，以期為我國省級行政區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提供決策參考。
一、研究方法與變量選取
本文選取對應分析作為研究方法，對應分析又稱為R—Q 型因子分析，是在R型和Q型因子分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多元統計分析方法。該方法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同時描述各個變量類別之間的關係時，在一個低維度空間中對對應表里的兩個名義變量之間的關係進行描述，其基本思想是對兩個定性變量進行相關分析時，將定性變量的多維離散數據轉換為列聯表進行處理。經過數據轉換形成的列聯表是一個 n×p 的矩陣，即第一個變量有 n 種狀態，第二個變量為 p 種狀態，再將這個矩陣的行、列分別作將維處理，減少變量的狀態，然後，對應分析將變量及變量之間的聯繫同時反映在一張二維或三維的散點圖上，即對應分布圖上，並使聯繫密切的類別點較為集中，聯繫疏遠的類別點較為分散，進而通過觀察對應分布圖就能直觀地把握變量類別之間的聯繫。簡而言之，對應分析以兩變量的交叉列聯表為研究對象，利用『降維』的方法，通過圖形的形式，直觀揭示變量不同類別之間的聯繫，特別適合於多分類品質型變量的研究。
本文考慮到消費支出結構涉及到多地區、多指標，而以往的研究大多採取 R 型或 Q 型因子分析，要麼只能對地區分布進行分析，要麼只能對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結構分類進行分析，不能準確反映地區分布與消費支出結構之間的相互關係，選取對應分析方法作為研究方法，期望將地區分布和消費支出結構結合起來，綜合分析省級行政區樣本和各個測量指標之間的關係。
本文選取省份、消費支出分類和消費支出占比三種變量作為觀測變量，其中，省份和消費支出分類這兩個變量為名義變量，消費支出占比為尺度變量。 在所選取省份變量中，考慮到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與其他省級行政區的體制的較大差異，選取了除香港 、澳門和台灣地區以外 31個省級行政區並相應對其進行賦值（分別為：北京 1、天津 2、河北 3、山西4、內蒙古 5、遼寧 6、吉林 7、黑龍江 8、上海 9、江蘇10、浙江 11、安徽 12、福建 13、江西 14、山東 15、河南16、湖北 17、湖南 18、廣東 19、廣西 20、海南 21、重慶22、四川 23、 貴州24、雲南 25、西藏 26、陝西27、甘肅 28、青海 29、寧夏 30、 新疆 31）為省級行政區分類觀測變量。根據統計年鑑中的指標分類，選取了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及服務、交通和通訊、文娛、醫保其他作為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分類的觀測變量。在所選取的消費支出占比變量中，本文選取了食品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1、衣著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2、居住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3、家庭設備及服務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4、交通和通訊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5、文娛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6、醫保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7、其他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8。
二、數據來源和分析過程
本文選取了2010年度全國 31個省級行政區的消費支出數據作為樣本數據，所有原始數據來源於《中國統計年鑑2011》。各個省級行政區的食品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1、衣著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2、居住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3、家庭設備及服務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4、交通和通訊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5、文娛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6、醫保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7、其他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X8分別用各個省級行政區的食品支出、衣著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設備及服務支出、交通和通訊支出、文娛支出、醫保支出、其他支出除以各個省級行政區的消費支出總額得到。
整個分析過程藉助統計分析軟體spss18.0 完成 ，包含三個基本步驟：第一步，在 SPSS18.0 中進行變量賦值，並輸入樣本數據。第二步，調用 Data Reduction 分析模塊中的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功能。第三步，選擇要分析的變量和結果輸出形式並運行。
根據上述操作步驟，運行 SPSS18.0 的 Data Reduction 分析模塊中的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功能，經過20次疊代達到系統默認精度要求。運行結果主要包含了對應分析結果摘要表和對應分析圖，其中，對應分析結果摘要表是整個對應分析的結果匯總表，是輸出結果中最為重要的一個，主要用於確定使用多少個維度來對結果進行解釋，對應分析圖是對變量間相互關係進行直觀描述的圖形，是對應分析的主要結果，主要用於在一個低維度空間描述各個變量間的相互關係。
如表1所示，第一列列出了特徵根的編號。由對應分析的基本原理可知，提取的特徵根的個數為min｛r，c｝－1，由於消費支出有8個類別（r=8），且省區類別為31，因此提取的特徵根數應為min｛8，31｝－1=7。表中的奇異值代表行分值與列分值的相關關係。0.125是第一維度行分值與列分值的相關係數，其他維度的相關係數再依此類推。慣量（Inertia）指的是特徵值，由對應分析的基本原理可知，協方差陣A與協方差陣B有相同的非零特徵根，這裡列出了相應的特徵根的值，表示每個維度對各個變量類別之間差異的解釋量。第一維度對各個變量類別差異的解釋量為0.016， 第二維度對各個變量類別差異的解釋量0.006，第一個特徵根的值最大，意味著它解釋各類別差異的能力最強，其他特徵根的重要性依次下降。第六列為各個特徵根的方差貢獻率。慣量比例中的方差貢獻率是各維度慣量值與總和相除得到的比值。第一維度慣量比例為0.458，第二維度慣量比例為0.186，二者累計慣量比例為0.643，這表明前兩個維度共同解釋了64.3%的信息量，因此，採用二維圖形可以反映變量間的主要信息，其他維度的重要性可以忽略。
按照變量點和樣本點分布相對集中的規則對對應分析圖中的變量點和樣本點進行分類，可以將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及服務、交通和通訊、文娛、醫保、其他這8個變量點和我國省級行政區的31 個樣本點分為三類。第一類，變量點包括食品、居住、家庭設備及服務、交通和通訊、醫保、其他這六個變量點，樣本點包含吉林、江西、甘肅、雲南、黑龍江、寧夏、內蒙古、四川、廣西、貴州、新疆、安徽、陝西、重慶、青海、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江蘇、山東、海南、福建、河北、北京、天津、上海、廣東、浙江這29個省級行政區；第二類，變量點包括文娛這一個變量，樣本點只包含江蘇這一個省級行政區；第三類，這一類沒有包含變量點，樣本點包含西藏這一個省級行政區。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對應分析結果，筆者認為，全國31 個省級行政區中，大約93.6%的省級行政區的點位與食品、居住、家庭設備及服務、交通和通訊、醫保、其他這6個點位的距離相對較近，這表明絕大多數省區的農村居民在食品、居住、家庭設備及服務、交通和通訊、醫保、其他這六大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屬於同一類型，其消費支出結構相似，處於由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享受型消費轉型的階段。大約3.2%的省級行政區的點位與文娛這個點位的距離相對較近，這表明極少數省區的農村居民的文娛支出在消費總支出中所占比重屬於同一類型，且表明其消費結構正處於向發展型、享受型消費全面邁進的階段。大約3.2%省級行政區的點位與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及服務、交通和通訊、文娛、醫保、其他這八個變量點都比較遠，這表明其消費支出結構比較特殊，尚處於生存性消費的階段。由此可見，我國絕大部分省區農村居民消費支出集中於食品、居住、交通和通訊等生存型支出，而文教娛樂等發展型、享受型支出較少，消費層次整體偏低，消費結構不甚合理，亟待調整。
導致我國省級行政區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整體偏低、結構不合理的原因是多維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農村居民收入偏低且增長緩慢，導致消費能力不足，制約消費結構升級；其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農民預期支出不斷增加，制約著消費結構優化；其三，消費環境不良，制約了農村居民消費需求擴大和消費結構調整；其四，農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消費觀念陳舊，消費心理畸形，制約著消費結構的轉型。據此，筆者提出如下四個方面的政策主張，以期促進我國省級行政區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調整和升級。
第一，建立農村居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增加農村居民收入。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是決定其購買能力的關鍵因素，隨著農村居民購買能力的提高，消費需求的層次也會相應提高，進而推動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通過增加農民收入不僅可以提高其消費能力，而且可以增強農民的消費積極性，開拓廣大農村消費市場。首先，應加強對農業的投入，發展現代農業，加快農田水利、電力、交通等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確保農民增產增收。其次，應該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的步伐，促使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打破城鄉二元分割結構，減少城鄉間勞動力流動的體制障礙，推進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尋求在農業外部擴大增收途徑。最後，應該適當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努力提高農產品質量，加速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農業結構的升級，積極推進農產品的更新換代，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生產產銷對路、質優價高的農產品，從而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
第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升農民消費信心。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解除農民養老和醫療的後顧之憂，對於提升農民消費信心、增強農民的消費慾望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應該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對農村困難居民的救助力度，結合農村實際情況，制定科學的生活保障標準，加大財政的投入力度，鼓勵民間資本的介入，逐步健全對貧困農民的社會救濟制度。其次，應該完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讓廣大農村居民病有所醫，加快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逐步提高社會應負擔的比例，擴大公共醫療保險範圍，整合社會醫療資源，堅持由政府組織引導、多方籌資的方式，保障農民的基本醫療需求，以解決廣大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最後，應該逐步完善農村各項保險制度，著重健全包括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農村生產保險制度等農村基本保險制度，增強農民的抗風險能力，尤其是要加快構建覆蓋全部農村的養老保險制度，逐步解決農村居民老有所養的問題。
第三，興建農村基礎設施，改善農村居民消費環境。目前，我國大多數省級行政區農村基礎設施不健全，消費環境較差，具體表現為商品流通困難、市場秩序混亂、公共教育、文化設施建設程度較低。因此，必須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力度。首先，必須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同消費配套的基礎設施，加快對農村電網、信息通訊網、廣播電視網的改造，加強農村道路的建設，以方便農村商品的流通，完善農村商品的售後服務網點，解決農民購買商品的後顧之憂等。其次，必須積極提供相應的政策扶持，將農民的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需求，實施有利於擴大農民消費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積極開拓農村信貸市場，加快發展農村消費信貸業務等，拉動農民消費。最後，必須改革農村商品流通體制，增強商品流通能力，健全農村商品流通體系，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建立起暢通、高效的現代流通渠道，構建適應農村市場特點的物流網絡，促進農村市場體系的發育，減少城鄉市場阻隔，逐步建立和完善城鄉統一的商品市場。
第四，樹立現代、健康、文明的消費理念，引導農村居民合理消費。消費結構升級受諸多因素影響，其中消費者的消費觀念也是影響消費結構和消費行為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改善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除了為其創造良好的客觀條件外，還要提高農村居民的整體素質，樹立科學的消費觀念，規範消費行為，為消費結構的優化創造良好的主觀條件。首先，要引導農民轉變消費方式，鼓勵根據自身的支付能力進行信用消費，要積極改造傳統的消費模式，特別是加強消費信貸宣傳，增強農民的消費信貸觀念，減少農村居民的滯後消費，促進農村消費市場的繁榮，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其次，要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提高農民的消費質量，提倡移風易俗，破除封建迷信，提倡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促進農民樹立現代、健康、文明的消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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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蘭桂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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