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萌萌
【摘要】機械打字機是人類書寫史上的重要革命，其改變了人們的書寫方式。機械打字機在清末民初隨著西方列強入侵傳入中國，但由於中國漢字的特殊性，國人歷經了一條創製和推廣中文打字機的漫長而曲折的道路。然而由於中文打字機的不便利性，其並沒有作為真正的書寫工具，而主要是作為辦公用具得以一定程度的使用和推廣，進而給中國社會文化的多個方面帶來了深刻影響。
關鍵詞 書寫技術 機械打字機 近現代 社會效應
中國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把書寫技術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手寫階段、機械打字階段和電子打字階段。機械打字可以說是當今電子打字時代的前奏，是人類書寫技術的一次重要革命和創新，對於整個人類社會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然而有關於中文機械打字機的研究，國內除了一些簡單的歷史介紹之外，系統的研究幾乎是空白的，這可能與漢字複雜性所帶來的打字機使用的不便利和有限的普及率有關。
一、中文機械打字機的創製與演變
打字機傳入中國的時期正處於「西學東漸」期間，這一時期國人已經逐漸開始認識到先進器物的重要性，不同於其他西方器物可以直接拿來為我國所用，打字機由於涉及到具體的文字的問題，非拼音系統的漢字的複雜體系不同於只有二十六個字母的英文體系，使得中文打字機與英文打字機有著顯著的不同。因此，國人開始探索一條漫長而艱難的適合於中國漢字的中文打字機的創製和發展道路。
可見的中文史料對於打字機的最早記載，出現於1903 年的《萬國公報》林樂知所翻譯的《記打字機》中，「西方打字機之法日以通行，俄國帝後皆能之至比國與意國之帝後尤為嫻熟，視同行業德皇與土皇亦謂此不可少之物。英君主則已購六具自用，兼以與代寫之人。然西國字母不過二十六加以數碼圈點即足敷用至，於中國象形字為數過多，兼無字母，欲行打字機則似甚難。」①正如這篇報道所說的，「中國象形字為數過多，兼無字母，欲行打字機，則似甚難」，正因為文字問題，在1903 年，儘管國人已經開始知道打字機，但是中文打字機還遠未創製。
根據記載，第一部中文打字機創製於1915 年。創製者為周厚坤，是在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攻讀機械、造船兩個專業的中國留學生，其被稱為「中文打字機之父」。周厚坤在美國構想了中文打字機，但是，其發明的打字機並沒有真正得以投產實踐。「惜構造方面，未能計劃完備，遂至中輟」。王汝鼎說，「此機本專為國人便利而創製。乃無一國文說明書……餘切望此事之由理論而進於事實，又模型而成為利器，故不揣譾陋，聊分其勞。取原作而直譯之，意在稍可普及。」②周厚坤的打字機雖然沒有真正的投入生產實踐，但是他所給出的理論模型的確給中文打字機的創製實踐提供了一個範本和模型，國人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中文打字機的不斷創新與發展。
最初的真正投以實踐的中文打字機的出現可能是在1917 年，「本公司（商務印書館）自民國六年開始發售，至今約銷二千部左右……舒先生（舒震東）將周先生（周厚坤）發明的，及日本已改良的，互相參考、研究，費了多年的心血，方才成為現在各位所看見的華文打字機。」③也就是說，最初投以實踐的中文打字機是舒震東在周厚坤的基礎上進行改進加工的結果，但是對於這台投產機器的具體構造、原理等卻並沒有特別具體的說明。
此後，又出現了各種樣式的打字機，其中比較重要的主要有俞式打字機、改良舒式打字機、電動華文打字機、明快打字機。這些打字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在打字機技術或檢字法上有一定的突破。對於中文打字機來說，其發展演進的路徑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機械技術方面，另一個是檢字法方面。機械技術可以說是打字機的「硬體基礎」，而檢字技術對於非拼音化的繁複的漢字來說則是重要的「軟體基礎」。
二、中文機械打字機的應用和推廣
探討打字機的應用和推廣，就中文打字機來說，由於其使用的不便利性以及應用上的高難度係數，至少應該從兩個方面進行討論，第一，作為辦公用具，也就是作為一種替代手工抄寫的標準化轉錄工具；第二，作為直接作用於寫作的真正的書寫工具。
根據文獻記載，20 世紀三、四十年代中文打字機作為辦公用品在上海等大城市已經有相當範圍的應用，主要用於公共機構。在大公司、銀行、律師、會計事務所等中甚至成為不可或缺的辦公用具。而打字員在社會上也已形成了一種專門的職業，並有專門的學科來教授這個器械的使用。
從作為書寫工具來說，由於漢字字數太多，不便實現機械化，中文機械打字機因此十分笨重，使用不便，使用打字機的一般是經過長時間專門訓練的專職人員，普通的寫作者不能在打字機上自由地起稿寫文章。相對於此，「在字母文字國家裡，寫作者在打字機上起稿，寫信、寫文章不用筆。機械化的漢字打字機，只能由打字員用來『抄寫』（看打），不能由寫作者用來『起稿』（想打），也難於速記別人的講話（聽寫）……我們失去了一個『機械打字機』時代。」④因此，從本質上來說，我們的書寫仍舊是手工操作的，從作為直接用於寫作的書寫工具的打字機來說，中國的確是失去了一個機械打字機的時代。
三、中文機械打字機的社會影響
正是由於中文機械打字機並沒有作為真正的書寫工具發揮其社會功效，周有光稱中國失去了一個機械打字機的時代。但是事實上，通過當時的歷史記載可以得知，機械打字機雖然沒有成為成熟的書寫工具，也產生了重要的社會效應，對於社會文化的諸如教育、工商業、女性職業和女性意識等方面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其所帶來的信息檢索方式的探索、文字改革的討論則更是長遠而重要的。
1、打字職業教育的興起
從教育方面來說，打字機在中國之所以能在一定範圍內得到推廣，首先離不開的就是打字機教育。專業打字員教育是打字機應用和推廣的前提。但實質上，打字機的使用推廣與教育是相互作用的關係，在打字機的創製與推廣之下，伴隨著打字機使用對於專業打字員的需要，也深刻地影響到了打字員教育。
打字教育的提出出現在中文打字機得以創製之前。1913《進步》雜誌的第5 卷第2 期的《國內教育之主張：女子職業教育之打字科》就提出了把打字機作為女子職業教育的一個科目。隨著打字機的逐漸應用和推廣，出現了一大批專門的打字培訓機構，大多是進行為期兩三個月的專業培訓；一些商科、夜校等增添了專門的打字機課程，中學也增加了打字班；打字成為許多學生、婦女團體組織的學習科目，還有一些用於自學的諸如《華文打字機使用法》《實用英文打字術》等培訓書籍和教材。
更為重要的是，打字科目逐漸成為一種專門學科，形成獨立、嚴密而系統的打字學專業。在1936 年上海中華職業學校編訂的《部頒職業學校各科課程表教材大綱即設備概要》的「打字科」中，對於打字學科相關的學習內容、學習體系與時間都給出了系統化的規範。這本書在進行編訂的時候，是把打字科與普通商業科等其他學科放在同一個層次上，完全把其視為一個與其他普通商科相併行的獨立的學科。
2、工商業辦公效率的提高
打字機所產生的社會影響，除了上面提到的打字培訓，形成了打字員這一專門的職業，還引發了一批相關的商業點，興起了許多相關的廣告、打字機商行，另外最根本的在於打字機對於工作效率等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首先，廣告作為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時期圍繞著打字機的報刊廣告數量是非常龐大的，類型也非常繁多，主要包括了打字學校招生、打字機售賣與回收、打字員個人求職、徵用打字機、打字機修理等。這些廣告的數量和種類之多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打字機對於當時的社會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其次，打字機行業直接催生的就是打字機商行的出現。報紙上有記載的有德誠打字機行、信義打字機商行、上海打字機器行等，但多位於上海等大城市，其主要經營出售、回收、修理打字機，並且零整出售各種機器零件、紙張、墨汁等。還有一些大型的機構則與一些發明家進行合作，進行打字機的研發。如商務印書館就與舒震東進行合作，支持其不斷研發新型的中文打字機，創製成功後拿到專利，再進行製作售賣。
再次，打字機作為一種辦公用具被使用，提高了辦公效率。雖然中文打字機並不如外文打字機那樣的便利易用，但是其可代替謄寫正楷的勞力。而且在形式上，宋體鉛字比手寫楷字更加美觀整齊，「打字固然難學，但總比書法容易得多」⑤。除此之外，打字機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功效，就是其可以一次復打5、6 份，甚至更多的份數，因而減少了重複抄寫的麻煩。所以，雖然中文打字機無法在速度上做到與速記或語言相配合，但是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勞力，推動了辦公技術的進步，提高了辦公效率。
3、女性職業和女性意識的崛起
打字員作為一個專門的職業在這一時期興起，而可看到的打字員基本上都是女性面孔。打字培訓一開始就自然成為女性職業教育的重要一部分，這些可以由報紙上所刊登的打字畢業班的成員合照中看出，絕大部分的打字員都是女性，報紙上出現的打字員形象也都是女性形象。
有關於女性打字員的形象，報紙上所表現的多是身穿旗袍、外表靚麗的端坐著打字的鮮亮形象。《一技在身週遊世界的幾個女打字員》、《再出發的新中國女性：工作緊張的打字員們》、《職業婦女的運動：做著打字工作的女子》等，通過這些標題就可以看出，社會上普遍的認知是把女性打字員作為職場職業女性、新中國女性的一種形象。
然而從女性打字員自身來看，女打字員自己卻認為她們處於女性職業的底層，這個職業給她們帶來了對於女性自身地位和社會角色的思考和反抗。在《中文女打字員的生活》這篇文章中，一位女打字員這樣描述打字工作「薪水少，事多，這是第一種痛苦。男同事輕視你，不當作人，這是第二種痛苦。一天忙到晚，還有人喊作花瓶，這是第三種痛苦，而真還有人將我們當作玩物，當作擺設的，這是第四種痛苦。不過，這許多痛苦都是目前婦女職業所不能避免的……。」她認為，「這是整個婦女職業問題，不是我們女打字員單獨有這種痛苦：不過因為女打字員地位低下的關係，她所受的痛苦，更比別的婦女職業界所受的痛苦更加多一點罷了」。⑥還有《打字員的聲音》《打字員的呼聲》等文章都是女性打字員對於自身地位的一種反抗。可以說，打字員這一個幾乎專屬於女性的職業，也作為中國最初的女性職業，激勵了女性對於個人權益的重視和反思，對於不合理制度的反抗和抵制。
4、信息檢索方式的創新
中文檢索方法是打字機所要克服的一個重要難點。文字檢索的重要意義不只是在於打字機的運用方面，更可以影響字典查詢、圖書館管理，檔案信息尋找等所有與文字檢索有關的所有方面。「凡受教育之中國人，自小學一年級起，即感檢字查字典之困難。一進至大學畢業，或在圖書館檢書目，或在機關做事翻電報，無不感慨檢字之空費時間。」⑦可見一套合理的文字檢索方法的重要性，尤其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信息越來越龐雜，有效信息的搜尋也越來越困難。
在林語堂的上下形中文檢字技術之前，學術界仍然依靠的是康熙字典之部首檢字法。雖然在當時，擁有上下形檢字法的中文打字機因為種種現實原因沒有真正投入生產，但是後來這種檢索方法運用於了《當代林語堂漢英詞典》，在台灣最初的中文電腦中就曾使用過林語堂的「上下形檢字法」作為其中文輸入法，（由於大陸推行了漢字的簡化以及拼音化等政策，故上下形檢字法並沒有在大陸得以應用），這種檢字法被授權給神通電腦公司作為其中文電腦之輸入法，神通稱其為「簡易輸入法」。
5、文字改革的討論
文字改革是近代史上一直為眾人爭論不休的問題。而在涉及到中文打字機的問題時，正是由於中國文字的繁冗複雜才使得中文打字機的創製如此之困難，當時的中國人在面臨對於機械科技的追求和漢字複雜性之間的矛盾導致無法實現書寫機械化時，不免會激起一些關於漢字改革的討論，打字機作為一個重要因素捲入這個討論浪潮中。
「中文打字機之父」周厚坤在談論中文打字機的創製時寫道：「有人以此為問題（文字檢索問題）無有可以解決之者。有之，其惟另立一種新文字以便打字機之製造。不勞而獲乎，余恐此種理想專家，至乎其極……此數千年根深蒂固特殊之文字，吾國民終必無能棄之。」⑧認為中文乃數千年根深蒂固的文化，為了便於打字機製造而另立新文字是一種不勞而獲的做法。同樣的，胡適也持相同的觀點：「吾國學生有狂妄者，乃至提倡漢文而用英文或用簡字之議。其說曰漢文不適打字機，故不便也，夫打字機為文字而造，而非文字為打字機而造也。不能作打字機之故。而遂欲廢文字。其愚真出流趾適履者之上千萬倍矣。」⑨胡適認為，是打字機為文字而造，而非文字為打字機而造，因而也不能因為打字機而廢除文字。
但同樣作為發展中文打字機的重要人物的林語堂則有著不同的觀點。「漢字之外，必須有一種普通可用的易學易寫的拼音文字。反對一種可用的易習易寫的拼音文字而以漢字美質為次者，是普及教育的大罪人……天下沒有一種語言是不可拼音的只有中國語言不可拼音，奇不奇？別種語言的拼音字讀起來可懂，中國的拼音字讀起來倒必不可動搖，此亦是奇聞。」⑩除此之外，林語堂認為，漢字的確是廢除不了的，但是其必須逐漸的接受簡化。
關於漢字拼音化與簡化的討論是民族危機之際，國人為挽救國家危亡所進行的規模巨大的思想爭鋒，中文打字機也作為一種影響因素，捲入國人關於文字改革的思想交鋒的討論浪潮中，無論是周厚坤或是林語堂，即便他們對於文字改革持有不同的觀點，但是伴隨著關於文字改革的這個探討過程，他們最終也都基於中國當時的文字發展狀況創製或發展了中文打字機。
通過機械打字來進行真正的機械化寫作對於中國人來說，直到電子打字時代才得以真正實現。電子書寫相對於機械書寫，輸入更加便利、排版更加清晰、各種文字編輯方式也更加多樣化和方便化，同時當下的電子書寫很可能不再僅僅是文字的問題，也包括圖片、音樂、視頻等多種呈現方式的插入。從一開始的紙和筆，到機械打字機，再到電腦，這樣的書寫技術的演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機械打字作為當下的電子打字時代的重要前奏，是從手寫到電子書寫的一個重要過渡階段，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產生了不可忽視的社會效應。
參考文獻
①林樂知，《記打字機》[N].《萬國公報》，1903：57-58
②⑧周厚坤，《創製中國打字機圖說》[J]．《東方雜誌》，1915（10）：27-32
③宋明德，《華文打字機：學生訓練班演講錄之九》[J]．《同舟》，1934（1）
④周有光：《新語文的建設》[M]．語文出版社，1992：266
⑤唐亞偉，《速記與打字》[J]．《亞偉速記月刊》，1947：1-2
⑥《中文女打字員的生活》[J]．《玲瓏》，410-413
⑦《林太乙林語堂的打字機》[N]．《中央日報周刊》，1947（6）：13
⑨胡適，《藏暉室劄記：周厚坤君新發明中國打字機》[N]．《新青年》，1917（1）：41
⑩林語堂，《談注音字母及其他》[J]．《國語周刊》，1925（1）：5-6
（作者：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傳播學2013級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
【摘要】機械打字機是人類書寫史上的重要革命，其改變了人們的書寫方式。機械打字機在清末民初隨著西方列強入侵傳入中國，但由於中國漢字的特殊性，國人歷經了一條創製和推廣中文打字機的漫長而曲折的道路。然而由於中文打字機的不便利性，其並沒有作為真正的書寫工具，而主要是作為辦公用具得以一定程度的使用和推廣，進而給中國社會文化的多個方面帶來了深刻影響。
關鍵詞 書寫技術 機械打字機 近現代 社會效應
中國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把書寫技術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手寫階段、機械打字階段和電子打字階段。機械打字可以說是當今電子打字時代的前奏，是人類書寫技術的一次重要革命和創新，對於整個人類社會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然而有關於中文機械打字機的研究，國內除了一些簡單的歷史介紹之外，系統的研究幾乎是空白的，這可能與漢字複雜性所帶來的打字機使用的不便利和有限的普及率有關。
一、中文機械打字機的創製與演變
打字機傳入中國的時期正處於「西學東漸」期間，這一時期國人已經逐漸開始認識到先進器物的重要性，不同於其他西方器物可以直接拿來為我國所用，打字機由於涉及到具體的文字的問題，非拼音系統的漢字的複雜體系不同於只有二十六個字母的英文體系，使得中文打字機與英文打字機有著顯著的不同。因此，國人開始探索一條漫長而艱難的適合於中國漢字的中文打字機的創製和發展道路。
可見的中文史料對於打字機的最早記載，出現於1903 年的《萬國公報》林樂知所翻譯的《記打字機》中，「西方打字機之法日以通行，俄國帝後皆能之至比國與意國之帝後尤為嫻熟，視同行業德皇與土皇亦謂此不可少之物。英君主則已購六具自用，兼以與代寫之人。然西國字母不過二十六加以數碼圈點即足敷用至，於中國象形字為數過多，兼無字母，欲行打字機則似甚難。」①正如這篇報道所說的，「中國象形字為數過多，兼無字母，欲行打字機，則似甚難」，正因為文字問題，在1903 年，儘管國人已經開始知道打字機，但是中文打字機還遠未創製。
根據記載，第一部中文打字機創製於1915 年。創製者為周厚坤，是在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攻讀機械、造船兩個專業的中國留學生，其被稱為「中文打字機之父」。周厚坤在美國構想了中文打字機，但是，其發明的打字機並沒有真正得以投產實踐。「惜構造方面，未能計劃完備，遂至中輟」。王汝鼎說，「此機本專為國人便利而創製。乃無一國文說明書……餘切望此事之由理論而進於事實，又模型而成為利器，故不揣譾陋，聊分其勞。取原作而直譯之，意在稍可普及。」②周厚坤的打字機雖然沒有真正的投入生產實踐，但是他所給出的理論模型的確給中文打字機的創製實踐提供了一個範本和模型，國人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中文打字機的不斷創新與發展。
最初的真正投以實踐的中文打字機的出現可能是在1917 年，「本公司（商務印書館）自民國六年開始發售，至今約銷二千部左右……舒先生（舒震東）將周先生（周厚坤）發明的，及日本已改良的，互相參考、研究，費了多年的心血，方才成為現在各位所看見的華文打字機。」③也就是說，最初投以實踐的中文打字機是舒震東在周厚坤的基礎上進行改進加工的結果，但是對於這台投產機器的具體構造、原理等卻並沒有特別具體的說明。
此後，又出現了各種樣式的打字機，其中比較重要的主要有俞式打字機、改良舒式打字機、電動華文打字機、明快打字機。這些打字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在打字機技術或檢字法上有一定的突破。對於中文打字機來說，其發展演進的路徑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機械技術方面，另一個是檢字法方面。機械技術可以說是打字機的「硬體基礎」，而檢字技術對於非拼音化的繁複的漢字來說則是重要的「軟體基礎」。
二、中文機械打字機的應用和推廣
探討打字機的應用和推廣，就中文打字機來說，由於其使用的不便利性以及應用上的高難度係數，至少應該從兩個方面進行討論，第一，作為辦公用具，也就是作為一種替代手工抄寫的標準化轉錄工具；第二，作為直接作用於寫作的真正的書寫工具。
根據文獻記載，20 世紀三、四十年代中文打字機作為辦公用品在上海等大城市已經有相當範圍的應用，主要用於公共機構。在大公司、銀行、律師、會計事務所等中甚至成為不可或缺的辦公用具。而打字員在社會上也已形成了一種專門的職業，並有專門的學科來教授這個器械的使用。
從作為書寫工具來說，由於漢字字數太多，不便實現機械化，中文機械打字機因此十分笨重，使用不便，使用打字機的一般是經過長時間專門訓練的專職人員，普通的寫作者不能在打字機上自由地起稿寫文章。相對於此，「在字母文字國家裡，寫作者在打字機上起稿，寫信、寫文章不用筆。機械化的漢字打字機，只能由打字員用來『抄寫』（看打），不能由寫作者用來『起稿』（想打），也難於速記別人的講話（聽寫）……我們失去了一個『機械打字機』時代。」④因此，從本質上來說，我們的書寫仍舊是手工操作的，從作為直接用於寫作的書寫工具的打字機來說，中國的確是失去了一個機械打字機的時代。
三、中文機械打字機的社會影響
正是由於中文機械打字機並沒有作為真正的書寫工具發揮其社會功效，周有光稱中國失去了一個機械打字機的時代。但是事實上，通過當時的歷史記載可以得知，機械打字機雖然沒有成為成熟的書寫工具，也產生了重要的社會效應，對於社會文化的諸如教育、工商業、女性職業和女性意識等方面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其所帶來的信息檢索方式的探索、文字改革的討論則更是長遠而重要的。
1、打字職業教育的興起
從教育方面來說，打字機在中國之所以能在一定範圍內得到推廣，首先離不開的就是打字機教育。專業打字員教育是打字機應用和推廣的前提。但實質上，打字機的使用推廣與教育是相互作用的關係，在打字機的創製與推廣之下，伴隨著打字機使用對於專業打字員的需要，也深刻地影響到了打字員教育。
打字教育的提出出現在中文打字機得以創製之前。1913《進步》雜誌的第5 卷第2 期的《國內教育之主張：女子職業教育之打字科》就提出了把打字機作為女子職業教育的一個科目。隨著打字機的逐漸應用和推廣，出現了一大批專門的打字培訓機構，大多是進行為期兩三個月的專業培訓；一些商科、夜校等增添了專門的打字機課程，中學也增加了打字班；打字成為許多學生、婦女團體組織的學習科目，還有一些用於自學的諸如《華文打字機使用法》《實用英文打字術》等培訓書籍和教材。
更為重要的是，打字科目逐漸成為一種專門學科，形成獨立、嚴密而系統的打字學專業。在1936 年上海中華職業學校編訂的《部頒職業學校各科課程表教材大綱即設備概要》的「打字科」中，對於打字學科相關的學習內容、學習體系與時間都給出了系統化的規範。這本書在進行編訂的時候，是把打字科與普通商業科等其他學科放在同一個層次上，完全把其視為一個與其他普通商科相併行的獨立的學科。
2、工商業辦公效率的提高
打字機所產生的社會影響，除了上面提到的打字培訓，形成了打字員這一專門的職業，還引發了一批相關的商業點，興起了許多相關的廣告、打字機商行，另外最根本的在於打字機對於工作效率等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首先，廣告作為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時期圍繞著打字機的報刊廣告數量是非常龐大的，類型也非常繁多，主要包括了打字學校招生、打字機售賣與回收、打字員個人求職、徵用打字機、打字機修理等。這些廣告的數量和種類之多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打字機對於當時的社會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其次，打字機行業直接催生的就是打字機商行的出現。報紙上有記載的有德誠打字機行、信義打字機商行、上海打字機器行等，但多位於上海等大城市，其主要經營出售、回收、修理打字機，並且零整出售各種機器零件、紙張、墨汁等。還有一些大型的機構則與一些發明家進行合作，進行打字機的研發。如商務印書館就與舒震東進行合作，支持其不斷研發新型的中文打字機，創製成功後拿到專利，再進行製作售賣。
再次，打字機作為一種辦公用具被使用，提高了辦公效率。雖然中文打字機並不如外文打字機那樣的便利易用，但是其可代替謄寫正楷的勞力。而且在形式上，宋體鉛字比手寫楷字更加美觀整齊，「打字固然難學，但總比書法容易得多」⑤。除此之外，打字機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功效，就是其可以一次復打5、6 份，甚至更多的份數，因而減少了重複抄寫的麻煩。所以，雖然中文打字機無法在速度上做到與速記或語言相配合，但是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勞力，推動了辦公技術的進步，提高了辦公效率。
3、女性職業和女性意識的崛起
打字員作為一個專門的職業在這一時期興起，而可看到的打字員基本上都是女性面孔。打字培訓一開始就自然成為女性職業教育的重要一部分，這些可以由報紙上所刊登的打字畢業班的成員合照中看出，絕大部分的打字員都是女性，報紙上出現的打字員形象也都是女性形象。
有關於女性打字員的形象，報紙上所表現的多是身穿旗袍、外表靚麗的端坐著打字的鮮亮形象。《一技在身週遊世界的幾個女打字員》、《再出發的新中國女性：工作緊張的打字員們》、《職業婦女的運動：做著打字工作的女子》等，通過這些標題就可以看出，社會上普遍的認知是把女性打字員作為職場職業女性、新中國女性的一種形象。
然而從女性打字員自身來看，女打字員自己卻認為她們處於女性職業的底層，這個職業給她們帶來了對於女性自身地位和社會角色的思考和反抗。在《中文女打字員的生活》這篇文章中，一位女打字員這樣描述打字工作「薪水少，事多，這是第一種痛苦。男同事輕視你，不當作人，這是第二種痛苦。一天忙到晚，還有人喊作花瓶，這是第三種痛苦，而真還有人將我們當作玩物，當作擺設的，這是第四種痛苦。不過，這許多痛苦都是目前婦女職業所不能避免的……。」她認為，「這是整個婦女職業問題，不是我們女打字員單獨有這種痛苦：不過因為女打字員地位低下的關係，她所受的痛苦，更比別的婦女職業界所受的痛苦更加多一點罷了」。⑥還有《打字員的聲音》《打字員的呼聲》等文章都是女性打字員對於自身地位的一種反抗。可以說，打字員這一個幾乎專屬於女性的職業，也作為中國最初的女性職業，激勵了女性對於個人權益的重視和反思，對於不合理制度的反抗和抵制。
4、信息檢索方式的創新
中文檢索方法是打字機所要克服的一個重要難點。文字檢索的重要意義不只是在於打字機的運用方面，更可以影響字典查詢、圖書館管理，檔案信息尋找等所有與文字檢索有關的所有方面。「凡受教育之中國人，自小學一年級起，即感檢字查字典之困難。一進至大學畢業，或在圖書館檢書目，或在機關做事翻電報，無不感慨檢字之空費時間。」⑦可見一套合理的文字檢索方法的重要性，尤其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信息越來越龐雜，有效信息的搜尋也越來越困難。
在林語堂的上下形中文檢字技術之前，學術界仍然依靠的是康熙字典之部首檢字法。雖然在當時，擁有上下形檢字法的中文打字機因為種種現實原因沒有真正投入生產，但是後來這種檢索方法運用於了《當代林語堂漢英詞典》，在台灣最初的中文電腦中就曾使用過林語堂的「上下形檢字法」作為其中文輸入法，（由於大陸推行了漢字的簡化以及拼音化等政策，故上下形檢字法並沒有在大陸得以應用），這種檢字法被授權給神通電腦公司作為其中文電腦之輸入法，神通稱其為「簡易輸入法」。
5、文字改革的討論
文字改革是近代史上一直為眾人爭論不休的問題。而在涉及到中文打字機的問題時，正是由於中國文字的繁冗複雜才使得中文打字機的創製如此之困難，當時的中國人在面臨對於機械科技的追求和漢字複雜性之間的矛盾導致無法實現書寫機械化時，不免會激起一些關於漢字改革的討論，打字機作為一個重要因素捲入這個討論浪潮中。
「中文打字機之父」周厚坤在談論中文打字機的創製時寫道：「有人以此為問題（文字檢索問題）無有可以解決之者。有之，其惟另立一種新文字以便打字機之製造。不勞而獲乎，余恐此種理想專家，至乎其極……此數千年根深蒂固特殊之文字，吾國民終必無能棄之。」⑧認為中文乃數千年根深蒂固的文化，為了便於打字機製造而另立新文字是一種不勞而獲的做法。同樣的，胡適也持相同的觀點：「吾國學生有狂妄者，乃至提倡漢文而用英文或用簡字之議。其說曰漢文不適打字機，故不便也，夫打字機為文字而造，而非文字為打字機而造也。不能作打字機之故。而遂欲廢文字。其愚真出流趾適履者之上千萬倍矣。」⑨胡適認為，是打字機為文字而造，而非文字為打字機而造，因而也不能因為打字機而廢除文字。
但同樣作為發展中文打字機的重要人物的林語堂則有著不同的觀點。「漢字之外，必須有一種普通可用的易學易寫的拼音文字。反對一種可用的易習易寫的拼音文字而以漢字美質為次者，是普及教育的大罪人……天下沒有一種語言是不可拼音的只有中國語言不可拼音，奇不奇？別種語言的拼音字讀起來可懂，中國的拼音字讀起來倒必不可動搖，此亦是奇聞。」⑩除此之外，林語堂認為，漢字的確是廢除不了的，但是其必須逐漸的接受簡化。
關於漢字拼音化與簡化的討論是民族危機之際，國人為挽救國家危亡所進行的規模巨大的思想爭鋒，中文打字機也作為一種影響因素，捲入國人關於文字改革的思想交鋒的討論浪潮中，無論是周厚坤或是林語堂，即便他們對於文字改革持有不同的觀點，但是伴隨著關於文字改革的這個探討過程，他們最終也都基於中國當時的文字發展狀況創製或發展了中文打字機。
通過機械打字來進行真正的機械化寫作對於中國人來說，直到電子打字時代才得以真正實現。電子書寫相對於機械書寫，輸入更加便利、排版更加清晰、各種文字編輯方式也更加多樣化和方便化，同時當下的電子書寫很可能不再僅僅是文字的問題，也包括圖片、音樂、視頻等多種呈現方式的插入。從一開始的紙和筆，到機械打字機，再到電腦，這樣的書寫技術的演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機械打字作為當下的電子打字時代的重要前奏，是從手寫到電子書寫的一個重要過渡階段，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產生了不可忽視的社會效應。
參考文獻
①林樂知，《記打字機》[N].《萬國公報》，1903：57-58
②⑧周厚坤，《創製中國打字機圖說》[J]．《東方雜誌》，1915（10）：27-32
③宋明德，《華文打字機：學生訓練班演講錄之九》[J]．《同舟》，1934（1）
④周有光：《新語文的建設》[M]．語文出版社，1992：266
⑤唐亞偉，《速記與打字》[J]．《亞偉速記月刊》，1947：1-2
⑥《中文女打字員的生活》[J]．《玲瓏》，410-413
⑦《林太乙林語堂的打字機》[N]．《中央日報周刊》，1947（6）：13
⑨胡適，《藏暉室劄記：周厚坤君新發明中國打字機》[N]．《新青年》，1917（1）：41
⑩林語堂，《談注音字母及其他》[J]．《國語周刊》，1925（1）：5-6
（作者：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傳播學2013級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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