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青歡 劉華夏
中圖分類號：Z225
文獻標誌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5）19-0032-05
清代雲南楚雄地區大多數本地居民以農牧生產為主，手工業總體發展水平不高，商業也不甚發達。但是，坐落在廣大山區的井鹽和金屬礦的生產卻是相當繁盛，在當時的雲南乃至西南地區都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井鹽的生產和礦冶業的發展也對該區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發展具有鮮明的特色。本文所討論的礦冶業以井鹽和金屬礦為主，討論的區域以當下雲南省楚雄州為大體範圍。
一、總體趨勢與清代政局呈正相關
總體而言，清代在楚雄地區礦冶業中占主導地位的井鹽和銀、銅、鐵等的生產狀況是：前期呈上升趨勢，乾嘉開始呈逐漸下降趨勢，「咸同滇變」各項生產受到戰火的較大衝擊。戰後恢復狀況不一。鹽業產額基本逐步恢復，但各井的產額有較大的分化；銀、銅的生產基本廢棄；鐵礦的生產很難看出波動狀況，但一直持續。
1、鹽業生產規模
清代雲南楚雄地區的鹽業生產主要在黑、白、琅三井區，琅井的地位在清代後期被石膏井所取代。三鹽井的產值與課額情況見下表：
註：清末最後一欄數據為石膏井數據，清末數據為包含溢鹽和漏報鹽。黑井額鹽為10920551，白井額鹽為4250475，石膏井為1807525。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清前期，除琅井生產不夠穩定外，產值較大的黑、白兩鹽井的生產基本上是穩定持續進行，乾隆後期呈下降走勢。總體狀況是「乾嘉之後逐漸增多，咸豐兵燹頓改舊觀，迨同光間軍事敉平，始見恢復」[2]。黑井產量有較大提升，白井減產較為嚴重，琅井為石膏井所取代。
2、金屬礦生產規模
清前期，楚雄地區開發的金屬礦主要是銀、銅、鐵。金、鉛、白銅等要麼為伴生礦，其生產狀況與銅、鐵一致；要麼影響較小，不作單獨論述。金屬礦生產各礦興衰不定，很難統計出相對完整的數據，只能從地區的整體和整個時段著手，從宏觀層面勾勒出大體輪廓。
（1）銀礦的生產
清代楚雄地區開採的銀礦有位於南安州石羊廠、馬龍廠，楚雄縣的永盛廠、大姚縣的惠（回）龍廠。在一般狀態下，礦廠其生產規模、產量與課額是成正相關的，所以從各礦廠的課額變動狀況可以看出礦廠的興衰狀況。清代雲南銀礦的納課比例是，「康熙二十一年，定雲南全省屬銀礦招民開採，官收四分，給民六分」[2]。清代礦廠生產盛衰不定，所以到乾隆三十六年「雲南省各廠，凡遇硐老沙稀，課銀缺額，准於各子廠抽課銀內通融抵補」，嘉慶六年「雲南現在各銀廠，不論新舊子廠，准其據實報解，通融撥補，以此廠之有餘，補彼廠之不足，務敷年額總數。」[3]
該區域內規模較大的石羊廠開於康熙二十四年，年抽課銀只有二十七兩四錢四分，只到「康熙三十四、五年間大旺，總督差人經管。至四十四年，總督貝和諾題歸有司，每課一兩抽銀二錢，撒散二分，遂定年解銀二萬二千三百九十三兩三錢二分。遇閏照加。」[4]隨後產量下降，至「康熙六十年間，盡收盡解」[4]。隨後，課額一真呈下降趨勢，從康熙六十一年的五千多兩降到乾隆十年四十餘兩[4]，到了道光九年，僅為「報解課銀五兩五錢四分六厘[3]」。同區域的馬龍廠也開於康熙四十六年，按百分之二十二的比例抽礦煎賣，「額課銀六百九十八兩五錢二分有奇」，到了道光九年「報解課銀五百一十六兩一錢三分四厘」[3]。而據民國《新纂雲南通志》記載：「石羊、馬龍兩廠乾嘉最旺，今又停，光緒初士人就前礦堆煉鉛，旋因排水困難停工……野牛廠在道光時人共在萬人以上，因咸同兵亂亦停。民初恢復開辦因折本復停」[5]。
其他幾廠大體情況相似，有旺有衰，永盛廠開於康熙四十六年，按三分之一的比例抽礦煎賣，「額課銀三千十三百七十五兩九錢六分」[3]，而在康熙五十四年的《楚雄府志》中即為「永盛場礦課銀一百六十八兩六錢」，到了道光九年「報解課銀二百一十七兩三錢三分二厘」[3]。而到了民國已經是「停開已久，只有渣堆還存」[5]。惠（回龍）隆廠開於康熙五十一年，按照百分之十五的比例抽課「年該銀一千二十五兩五錢七分四厘九毫」，乾隆十年即封閉[3]，直到民國由礦業籌備處試辦[5]。
（2）銅礦的生產
清代楚雄地區分布的銅廠主要有：白沙等廠、三才廠、芹菜箐廠、雙象廠、鳳凰廠、惠隆廠、白馬直廠、猛岡河廠、天象廠、大壩河廠、冷水溝廠、去硐箐廠、四尖山廠、安豐廠（以上道光年間已經封閉）；寨子箐廠、馬龍廠、大寶廠、大美廠、香樹坡廠、秀春廠（道光年間尚在開採，後期基本停開）；青龍廠（咸同年間牟定大旺，「出銅六萬斤，後因兵燹暫停，後開柜子山續辦」[5]）、豹子山（一直延續到民國）等。銅廠與銀廠的生產狀況一樣，興衰不定。但是，在前期的波動幅度可能比銀廠稍小，在開採的銅廠中，至道光年間整個楚雄地區每年辦銅的定額是遇閏187524斤，按照「每百斤抽課十斤」、「每百斤給價銀六兩九錢八分七厘」[3]計算，道光年間楚雄地區年生產銅的價值銀13000多兩，貢獻正課額1300餘兩[3]。道光以後，楚雄地區的銅礦開採的廠數趨於衰落，其產量可能也在不斷減少。
（3）鐵礦的生產狀況
清代楚雄地區鐵礦分布廣泛，幾乎每州縣都有鐵廠。有：石羊廠、鵝趕廠、濫泥箐廠、小東界鐵廠、只苴廠、馬鹿塘廠、矣納廠、平地噴水灘廠、大麥地廠、三家廠、雙龍疊水廠、苴廠、甲甸罵刺廠、法泥打礦山、新田大灣山、麻戛鐵廠、河壩鐵廠、落地廠、石照壁等等。個別鐵廠的生產也是興衰不定有開有停，但每一時段都保有一定數量的鐵廠。鐵廠的課額普遍不高，只有苴廠達到240兩，道光年間尚在開採的鐵廠總課額是47.55兩，已經封閉鐵廠總課額為314.7兩。而征課比例和總產值不詳，清代後期課額很難估算。雖然鐵廠課額不高，但與當地的生產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繫，且一直維持著一定規模的生產。如鵝趕廠的鐵「土人用以鑄鍋及農器，資利用焉」[3]，苴廠「而黑白琅之鹽鍋於此資焉」[6]。直到民國時期羅次石照壁生產的鐵鍋行銷附近州縣，生產較為旺盛。[5]
二、管理體制以官方主導為主
1、鹽業管理體制
雲南鹽政由雲貴總督總理，雲南驛傳鹽法道專理，鹽法道下設鹽課提舉司，鹽課提舉司設提舉一人，駐在井地，輔佐鹽法道管理鹽務[3]。徵收鹽課一般以「官四灶六」的比例算課。清代在楚雄地區設有三提舉司，分別管理黑、白、琅三鹽井並下轄復隆井、阿陋井、猴井、草溪井、只舊井等。提舉司原歸所在府管轄，康熙四十五年，黑、白、琅三井會詳，始直隸雲南布政使司。「咸同滇變」期間，該區域的鹽務廢弛多年。同治十三年「奏准雲南軍務大臣定所有迤西……均歸鹽道委提舉大使前往接辦」並「奏改琅鹽井提舉為石膏井提舉並移提舉駐箚石膏」[7]
順治十七年規定雲南不行部引，按井給票，徵收鹽課；嘉慶五年規定雲南各井改為灶煎灶賣，民運民銷；同治十三年又改為灶煎官銷。[8]
同時，整個清代對銷鹽區域有著嚴格的管制，各產鹽區域有著嚴格的銷售區域。楚雄地區鹽業的生產也不例外，在政府的管控下形成封閉的生產、運輸、銷售、消費環境。
2、金屬礦管理體制
據《滇南聞見錄》記載：「廠民采探得實，先行呈報到官，官驗實，轉報試采。效則定有課額，設立官房，抽收登記者為書辦，緝私催課者為巡攔。官委家丁一人經理，廠民奉之為廠主，凡事稟命而行，一呼百諾，可以出票、可以聽訟、可以施刑，儼然一官也。」[9]而據道光《雲南通志》記載，各地廠務均由地方府縣經理。如楚雄知府張嘉穎就稱：「楚郡值衝要之區，地瘠民貧，加以五銀廠事繁課重，官茲土者，即夙夜冰兢，難免隕越之懼。」[10]因雲南銅業生產因關係國家貨幣鑄造，所以清政府高度重視雲南銅礦的開採冶煉活動，在管理體制上也與其他礦廠有些區別。康熙四十四年，「按廠抽銅，每年變價，將課息銀報部。復請於額例抽買外，預放工本收買余銅，各銅廠每斤價銀三四分以至五六分不等。」[11]所以，可以認為雲南的銅業生產為官府壟斷經營。到了雍正元年，為了克服完全官收的弊端，清政府「令商民得以余銅自行販賣」。乾隆四十二年又奏准「雲南各廠出產銅斤，准照舊一分通商」[11]。
三、從業人員以外來客民為主
1、鹽井人口及其來源
據道光《雲南通志》記載：定例黑井250丁，白鹽井100丁，琅井原138丁後減為35丁。據道光《定遠縣誌》記載：黑井民戶2250戶，琅井民戶920戶[12]。乾隆《白鹽井志》記載：「五井灶丁共計四百零九戶，街牌寄住戶共計一千一百六十家，一家數口，可謂庶矣。」[13]光緒《白鹽井志》記載：「道光二十七年，實計屯戶、客籍共3125戶，道光二十六年水災，查賑共4344丁口。」[14]鹽井的管理機構人員有提舉一員（附屬門子2名，步快4名，皂隸12名，轎、傘、扇夫7名）、鹽課司大使一員（附屬皂隸2名）；另在黑井尚有井兵六十名營長一名、什長一名[15]。大體上黑、白兩井的常住人口應不下萬人。
鹽井人口的構成主要有三類：一類是管理機構人員，如提舉、大使及其附屬人員、井兵；二是直接從事煎鹽的灶丁及其僱工；三是圍繞鹽業的其他產業從業人員，如提供薪米、販運成鹽等活動的商人等。其來源主要是「或各方流寓，或商賈寄籍……歷宋、元時立戶口，頂煎者盡各省漢人。」[14]說明這一時期經營鹽井的主要是外來客民。另外如康熙《黑鹽井志》中介紹的保甲制度「黑井、復隆井灶丁共四百九十五丁半……每黨用保戶一人，俱於省城取討」[15]、「保戶者，省城之歇戶，借之以勾稽者也」[15]。這就說明了保戶多生活在省城，也說明了煎鹽主體的灶丁與省城聯繫較為緊密。
2、金屬礦冶業從業人數及來源
一般來說，雲南銅廠「從前開辦皆系川湖江廣大商巨賈，每開一廠，率費銀十萬、二十萬不等」[16]，「查辦廠務，全在資本厚實。從前廠利豐旺，皆由三江、兩湖、川廣富商大賈，厚積資本，來滇開採」[17]。估計銅礦的開採外來資本占較大比重，但本地富民也有參與。如道光《雲南通志》記載：「且有無業之徒藉言某山現有礦引，可以采銅，具呈試采，呼朋引類，群向有米之家借食糧米，名曰『米分』，以米分之多寡定將來分礦之盈縮。往往開採數年無益，又復引而之他有米之家，希圖加借，前後並還，終至礦歸烏有，米復徒耗。」[18]說明了通過「米分」這種合夥性質的辦法，本地資本較小的富戶也被捲入了礦廠投資之中。雖然主要指的是銅礦，其他礦類投資主體不詳，但是銀礦、白銅、鉛礦因和國家貨幣密切相關，應有明確的廠主，估計也不外乎此兩類：一是外來商人，二是本地富戶，可能外來客商的資本較本地富戶為雄厚。
楚雄地區的情形與上述相似，例如咸豐年間「銀，治南二百里白象廠七村河，治西北五十里會隆廠。諸山中間有之，然其有不常得，亦甚細，不甚開硐攻采。土人多籍以誘人，官亦有為所惑者。」[19]即為上文所提到的「米分」的狀況。而在「咸同滇變」之前的石羊廠狀況就是「初是，楚雄府石羊廠礦苗興旺，投機者蜂聚雲屯，而臨安人與回教人尤多」[20]。雖然「回教人」有部分是楚雄地區的，但還是有一定數量的外來人口，這一事例說明了石羊礦區外來客民是占有較大的比重的。「嘉的鐵、鉛礦以前為尉遲品玉等漢族官紳經營，杞彩順將其收歸起義軍所有，並派彝族農民跟著漢族鐵匠學習製作鐵農具、鐵兵器技術。」[21]也說明了當時的礦廠主要由外來客民把持。
對於礦廠的從業人員數量，引用較多的資料是「大廠動輒十數萬人，小廠亦不下數萬，非獨本省窮民，凡川湖兩粵力作功苦之人，皆來此以求生活」[16]。楚雄地區具體的礦廠人數很難詳加統計，但是從南安州判羅仰錡的《謹陳石羊廠情形請發工本接濟詳文》記載了石羊的情況，可以窺出點端倪。「採礦之硐共十六口：內合班二口，強班十四口，所下人夫，共僅二百有零。氣象蕭條，日逐催令，上緊攻采，分侃辦課。……詢據課長、硐頭人等僉稱：石羊廠當年旺時，廠上人以數萬計，合班之硐數十口，每口下夫一二百名至六七百名不等。強班之硐，不計其數，每口亦下夫百餘名，最少者數十名。……上年春夏，各硐人夫共算，尚有五六百名。」[22]也就是說石羊廠類似規模的礦廠，在盛時可聚集上萬人。
如上文所引廠民的來源「非獨本省窮民，凡川湖兩粵力作功苦之人，皆來此以求生活」，[16]另據《張允隨奏稿》記載：「外省遊民流入滇境者，不下數十萬，皆賴開礦走廠度日」，「其打開礦者，多為漢人，凡外域有一旺之廠，立即聞風雲集，大抵滇、黔及各省居其二三，湖廣、江西居其七八」。但是在這區域的礦廠中，本地居民還是占一定比例，主要是僰人從事礦冶業，雖然沒有具體的數字記載，但是文獻多有記載。如「僰夷……善居積，多為行商，熟於廠務」[23]，「本籍：曰僰人……熟廠務」[24]，「楚雄男子何往哉？不曰茶山去，則曰銀廠去」[25]所以在楚雄地域內的礦廠中，本地居民應該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從地位來看，外地「客民」可能占有較大的主導地位。
清代雲南楚雄地區礦冶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政府作出了較大的財政貢獻，通過對發展趨勢、管理體制和從業人員方面的梳理，可以發現該區域礦冶業的發展體現出了強烈的政策導向型。
參考文獻：
[1]康熙、乾隆、道光數據來源於阮元、伊里布等修，王崧、李誠等著：道光《雲南通志》卷七十一《食貨志一·鹽法上》。
[2]於龍雲盧漢修：民國《新纂雲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七，《鹽務考三》
[3]阮元、伊里布等修，王崧、李誠等著：道光《雲南通志》卷七十三《食貨志八·礦場一附錢法》。
[4]羅仰錡纂修：乾隆《嘉志書草本》·《石羊廠》。
[5]龍雲盧漢修：民國《新纂雲南通志》卷六十四，《物產考七》
[6]李德生纂修：道光《定遠縣誌》卷三《課程》。
[7]龍雲盧漢修《新纂雲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七，《鹽務考一》沿革一民國三十八年
[8]《新纂雲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七，《鹽務考一》沿革一
[9]吳大勛撰：《滇南見聞錄》上卷《人部打廠》，引自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從刊》第十三卷，雲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頁。
[10]張嘉穎纂修：康熙《楚雄府志》卷十《藝文志下序》。
[11]阮元、伊里布等修，王崧、李誠等著：道光《雲南通志》卷七十六《食貨志八·礦場四附錢法》。
[12]李德生纂修：道光《定遠縣誌》卷二《戶口》。
[13]郭存莊纂修：乾隆《白鹽井志》《戶口》。
[14]李訓鋐、羅澤剛纂修：光緒《白鹽井志》卷三《食貨志三·戶口》。
[15]沈懋價、楊旋纂修：康熙《黑鹽井志》卷五《井兵》。
[16]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編：《清代的礦業》[M].北京：中華書局，1983：100轉引自方行、經君健、魏金玉主編：《中國經濟史清代經濟卷》上[N].經濟日報出版社，2007：720.
[17]王文韶修：光緒《續雲南通志稿》卷四十五
[18]阮元、伊里布等修，王崧、李誠等著：道光《雲南通志》卷七十四《食貨志二·礦場二附錢法》。
[19]華國清總修：咸豐《鎮南州志》卷之二《地理志?物產》
[20]白壽彝編：《回民起義》第四種《滇垣十四年大禍記》，神州國光社，1953：279.
[21]張建華著：《彝族社會的政治與軍事》[M].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8：170.
[22]羅仰錡纂修：乾隆《嘉志書草本》卷三。
[23]劉尉三撰：《滇南志略》卷二《楚雄府》，引自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從刊》第十三卷[M].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9：135.
[24]沈宗舜纂修：宣統《楚雄縣誌述輯》卷一《風俗》。
[25]蘇鳴鶴纂修：嘉慶《楚雄縣誌》卷八《藝文志上》，蘇鳴鶴：《巡憲問地方事
宜策對》。
作者簡介：袁青歡（1983－），男，安徽泗縣人，助教，碩士，從事中國經濟史、公共管理研究；劉華夏（1985－），女，安徽蒙城人，講師，碩士，從事邊疆民族研究。
（雲南省楚雄師範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責任編輯：王蘭爽）
中圖分類號：Z225
文獻標誌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5）19-0032-05
清代雲南楚雄地區大多數本地居民以農牧生產為主，手工業總體發展水平不高，商業也不甚發達。但是，坐落在廣大山區的井鹽和金屬礦的生產卻是相當繁盛，在當時的雲南乃至西南地區都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井鹽的生產和礦冶業的發展也對該區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發展具有鮮明的特色。本文所討論的礦冶業以井鹽和金屬礦為主，討論的區域以當下雲南省楚雄州為大體範圍。
一、總體趨勢與清代政局呈正相關
總體而言，清代在楚雄地區礦冶業中占主導地位的井鹽和銀、銅、鐵等的生產狀況是：前期呈上升趨勢，乾嘉開始呈逐漸下降趨勢，「咸同滇變」各項生產受到戰火的較大衝擊。戰後恢復狀況不一。鹽業產額基本逐步恢復，但各井的產額有較大的分化；銀、銅的生產基本廢棄；鐵礦的生產很難看出波動狀況，但一直持續。
1、鹽業生產規模
清代雲南楚雄地區的鹽業生產主要在黑、白、琅三井區，琅井的地位在清代後期被石膏井所取代。三鹽井的產值與課額情況見下表：
註：清末最後一欄數據為石膏井數據，清末數據為包含溢鹽和漏報鹽。黑井額鹽為10920551，白井額鹽為4250475，石膏井為1807525。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清前期，除琅井生產不夠穩定外，產值較大的黑、白兩鹽井的生產基本上是穩定持續進行，乾隆後期呈下降走勢。總體狀況是「乾嘉之後逐漸增多，咸豐兵燹頓改舊觀，迨同光間軍事敉平，始見恢復」[2]。黑井產量有較大提升，白井減產較為嚴重，琅井為石膏井所取代。
2、金屬礦生產規模
清前期，楚雄地區開發的金屬礦主要是銀、銅、鐵。金、鉛、白銅等要麼為伴生礦，其生產狀況與銅、鐵一致；要麼影響較小，不作單獨論述。金屬礦生產各礦興衰不定，很難統計出相對完整的數據，只能從地區的整體和整個時段著手，從宏觀層面勾勒出大體輪廓。
（1）銀礦的生產
清代楚雄地區開採的銀礦有位於南安州石羊廠、馬龍廠，楚雄縣的永盛廠、大姚縣的惠（回）龍廠。在一般狀態下，礦廠其生產規模、產量與課額是成正相關的，所以從各礦廠的課額變動狀況可以看出礦廠的興衰狀況。清代雲南銀礦的納課比例是，「康熙二十一年，定雲南全省屬銀礦招民開採，官收四分，給民六分」[2]。清代礦廠生產盛衰不定，所以到乾隆三十六年「雲南省各廠，凡遇硐老沙稀，課銀缺額，准於各子廠抽課銀內通融抵補」，嘉慶六年「雲南現在各銀廠，不論新舊子廠，准其據實報解，通融撥補，以此廠之有餘，補彼廠之不足，務敷年額總數。」[3]
該區域內規模較大的石羊廠開於康熙二十四年，年抽課銀只有二十七兩四錢四分，只到「康熙三十四、五年間大旺，總督差人經管。至四十四年，總督貝和諾題歸有司，每課一兩抽銀二錢，撒散二分，遂定年解銀二萬二千三百九十三兩三錢二分。遇閏照加。」[4]隨後產量下降，至「康熙六十年間，盡收盡解」[4]。隨後，課額一真呈下降趨勢，從康熙六十一年的五千多兩降到乾隆十年四十餘兩[4]，到了道光九年，僅為「報解課銀五兩五錢四分六厘[3]」。同區域的馬龍廠也開於康熙四十六年，按百分之二十二的比例抽礦煎賣，「額課銀六百九十八兩五錢二分有奇」，到了道光九年「報解課銀五百一十六兩一錢三分四厘」[3]。而據民國《新纂雲南通志》記載：「石羊、馬龍兩廠乾嘉最旺，今又停，光緒初士人就前礦堆煉鉛，旋因排水困難停工……野牛廠在道光時人共在萬人以上，因咸同兵亂亦停。民初恢復開辦因折本復停」[5]。
其他幾廠大體情況相似，有旺有衰，永盛廠開於康熙四十六年，按三分之一的比例抽礦煎賣，「額課銀三千十三百七十五兩九錢六分」[3]，而在康熙五十四年的《楚雄府志》中即為「永盛場礦課銀一百六十八兩六錢」，到了道光九年「報解課銀二百一十七兩三錢三分二厘」[3]。而到了民國已經是「停開已久，只有渣堆還存」[5]。惠（回龍）隆廠開於康熙五十一年，按照百分之十五的比例抽課「年該銀一千二十五兩五錢七分四厘九毫」，乾隆十年即封閉[3]，直到民國由礦業籌備處試辦[5]。
（2）銅礦的生產
清代楚雄地區分布的銅廠主要有：白沙等廠、三才廠、芹菜箐廠、雙象廠、鳳凰廠、惠隆廠、白馬直廠、猛岡河廠、天象廠、大壩河廠、冷水溝廠、去硐箐廠、四尖山廠、安豐廠（以上道光年間已經封閉）；寨子箐廠、馬龍廠、大寶廠、大美廠、香樹坡廠、秀春廠（道光年間尚在開採，後期基本停開）；青龍廠（咸同年間牟定大旺，「出銅六萬斤，後因兵燹暫停，後開柜子山續辦」[5]）、豹子山（一直延續到民國）等。銅廠與銀廠的生產狀況一樣，興衰不定。但是，在前期的波動幅度可能比銀廠稍小，在開採的銅廠中，至道光年間整個楚雄地區每年辦銅的定額是遇閏187524斤，按照「每百斤抽課十斤」、「每百斤給價銀六兩九錢八分七厘」[3]計算，道光年間楚雄地區年生產銅的價值銀13000多兩，貢獻正課額1300餘兩[3]。道光以後，楚雄地區的銅礦開採的廠數趨於衰落，其產量可能也在不斷減少。
（3）鐵礦的生產狀況
清代楚雄地區鐵礦分布廣泛，幾乎每州縣都有鐵廠。有：石羊廠、鵝趕廠、濫泥箐廠、小東界鐵廠、只苴廠、馬鹿塘廠、矣納廠、平地噴水灘廠、大麥地廠、三家廠、雙龍疊水廠、苴廠、甲甸罵刺廠、法泥打礦山、新田大灣山、麻戛鐵廠、河壩鐵廠、落地廠、石照壁等等。個別鐵廠的生產也是興衰不定有開有停，但每一時段都保有一定數量的鐵廠。鐵廠的課額普遍不高，只有苴廠達到240兩，道光年間尚在開採的鐵廠總課額是47.55兩，已經封閉鐵廠總課額為314.7兩。而征課比例和總產值不詳，清代後期課額很難估算。雖然鐵廠課額不高，但與當地的生產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繫，且一直維持著一定規模的生產。如鵝趕廠的鐵「土人用以鑄鍋及農器，資利用焉」[3]，苴廠「而黑白琅之鹽鍋於此資焉」[6]。直到民國時期羅次石照壁生產的鐵鍋行銷附近州縣，生產較為旺盛。[5]
二、管理體制以官方主導為主
1、鹽業管理體制
雲南鹽政由雲貴總督總理，雲南驛傳鹽法道專理，鹽法道下設鹽課提舉司，鹽課提舉司設提舉一人，駐在井地，輔佐鹽法道管理鹽務[3]。徵收鹽課一般以「官四灶六」的比例算課。清代在楚雄地區設有三提舉司，分別管理黑、白、琅三鹽井並下轄復隆井、阿陋井、猴井、草溪井、只舊井等。提舉司原歸所在府管轄，康熙四十五年，黑、白、琅三井會詳，始直隸雲南布政使司。「咸同滇變」期間，該區域的鹽務廢弛多年。同治十三年「奏准雲南軍務大臣定所有迤西……均歸鹽道委提舉大使前往接辦」並「奏改琅鹽井提舉為石膏井提舉並移提舉駐箚石膏」[7]
順治十七年規定雲南不行部引，按井給票，徵收鹽課；嘉慶五年規定雲南各井改為灶煎灶賣，民運民銷；同治十三年又改為灶煎官銷。[8]
同時，整個清代對銷鹽區域有著嚴格的管制，各產鹽區域有著嚴格的銷售區域。楚雄地區鹽業的生產也不例外，在政府的管控下形成封閉的生產、運輸、銷售、消費環境。
2、金屬礦管理體制
據《滇南聞見錄》記載：「廠民采探得實，先行呈報到官，官驗實，轉報試采。效則定有課額，設立官房，抽收登記者為書辦，緝私催課者為巡攔。官委家丁一人經理，廠民奉之為廠主，凡事稟命而行，一呼百諾，可以出票、可以聽訟、可以施刑，儼然一官也。」[9]而據道光《雲南通志》記載，各地廠務均由地方府縣經理。如楚雄知府張嘉穎就稱：「楚郡值衝要之區，地瘠民貧，加以五銀廠事繁課重，官茲土者，即夙夜冰兢，難免隕越之懼。」[10]因雲南銅業生產因關係國家貨幣鑄造，所以清政府高度重視雲南銅礦的開採冶煉活動，在管理體制上也與其他礦廠有些區別。康熙四十四年，「按廠抽銅，每年變價，將課息銀報部。復請於額例抽買外，預放工本收買余銅，各銅廠每斤價銀三四分以至五六分不等。」[11]所以，可以認為雲南的銅業生產為官府壟斷經營。到了雍正元年，為了克服完全官收的弊端，清政府「令商民得以余銅自行販賣」。乾隆四十二年又奏准「雲南各廠出產銅斤，准照舊一分通商」[11]。
三、從業人員以外來客民為主
1、鹽井人口及其來源
據道光《雲南通志》記載：定例黑井250丁，白鹽井100丁，琅井原138丁後減為35丁。據道光《定遠縣誌》記載：黑井民戶2250戶，琅井民戶920戶[12]。乾隆《白鹽井志》記載：「五井灶丁共計四百零九戶，街牌寄住戶共計一千一百六十家，一家數口，可謂庶矣。」[13]光緒《白鹽井志》記載：「道光二十七年，實計屯戶、客籍共3125戶，道光二十六年水災，查賑共4344丁口。」[14]鹽井的管理機構人員有提舉一員（附屬門子2名，步快4名，皂隸12名，轎、傘、扇夫7名）、鹽課司大使一員（附屬皂隸2名）；另在黑井尚有井兵六十名營長一名、什長一名[15]。大體上黑、白兩井的常住人口應不下萬人。
鹽井人口的構成主要有三類：一類是管理機構人員，如提舉、大使及其附屬人員、井兵；二是直接從事煎鹽的灶丁及其僱工；三是圍繞鹽業的其他產業從業人員，如提供薪米、販運成鹽等活動的商人等。其來源主要是「或各方流寓，或商賈寄籍……歷宋、元時立戶口，頂煎者盡各省漢人。」[14]說明這一時期經營鹽井的主要是外來客民。另外如康熙《黑鹽井志》中介紹的保甲制度「黑井、復隆井灶丁共四百九十五丁半……每黨用保戶一人，俱於省城取討」[15]、「保戶者，省城之歇戶，借之以勾稽者也」[15]。這就說明了保戶多生活在省城，也說明了煎鹽主體的灶丁與省城聯繫較為緊密。
2、金屬礦冶業從業人數及來源
一般來說，雲南銅廠「從前開辦皆系川湖江廣大商巨賈，每開一廠，率費銀十萬、二十萬不等」[16]，「查辦廠務，全在資本厚實。從前廠利豐旺，皆由三江、兩湖、川廣富商大賈，厚積資本，來滇開採」[17]。估計銅礦的開採外來資本占較大比重，但本地富民也有參與。如道光《雲南通志》記載：「且有無業之徒藉言某山現有礦引，可以采銅，具呈試采，呼朋引類，群向有米之家借食糧米，名曰『米分』，以米分之多寡定將來分礦之盈縮。往往開採數年無益，又復引而之他有米之家，希圖加借，前後並還，終至礦歸烏有，米復徒耗。」[18]說明了通過「米分」這種合夥性質的辦法，本地資本較小的富戶也被捲入了礦廠投資之中。雖然主要指的是銅礦，其他礦類投資主體不詳，但是銀礦、白銅、鉛礦因和國家貨幣密切相關，應有明確的廠主，估計也不外乎此兩類：一是外來商人，二是本地富戶，可能外來客商的資本較本地富戶為雄厚。
楚雄地區的情形與上述相似，例如咸豐年間「銀，治南二百里白象廠七村河，治西北五十里會隆廠。諸山中間有之，然其有不常得，亦甚細，不甚開硐攻采。土人多籍以誘人，官亦有為所惑者。」[19]即為上文所提到的「米分」的狀況。而在「咸同滇變」之前的石羊廠狀況就是「初是，楚雄府石羊廠礦苗興旺，投機者蜂聚雲屯，而臨安人與回教人尤多」[20]。雖然「回教人」有部分是楚雄地區的，但還是有一定數量的外來人口，這一事例說明了石羊礦區外來客民是占有較大的比重的。「嘉的鐵、鉛礦以前為尉遲品玉等漢族官紳經營，杞彩順將其收歸起義軍所有，並派彝族農民跟著漢族鐵匠學習製作鐵農具、鐵兵器技術。」[21]也說明了當時的礦廠主要由外來客民把持。
對於礦廠的從業人員數量，引用較多的資料是「大廠動輒十數萬人，小廠亦不下數萬，非獨本省窮民，凡川湖兩粵力作功苦之人，皆來此以求生活」[16]。楚雄地區具體的礦廠人數很難詳加統計，但是從南安州判羅仰錡的《謹陳石羊廠情形請發工本接濟詳文》記載了石羊的情況，可以窺出點端倪。「採礦之硐共十六口：內合班二口，強班十四口，所下人夫，共僅二百有零。氣象蕭條，日逐催令，上緊攻采，分侃辦課。……詢據課長、硐頭人等僉稱：石羊廠當年旺時，廠上人以數萬計，合班之硐數十口，每口下夫一二百名至六七百名不等。強班之硐，不計其數，每口亦下夫百餘名，最少者數十名。……上年春夏，各硐人夫共算，尚有五六百名。」[22]也就是說石羊廠類似規模的礦廠，在盛時可聚集上萬人。
如上文所引廠民的來源「非獨本省窮民，凡川湖兩粵力作功苦之人，皆來此以求生活」，[16]另據《張允隨奏稿》記載：「外省遊民流入滇境者，不下數十萬，皆賴開礦走廠度日」，「其打開礦者，多為漢人，凡外域有一旺之廠，立即聞風雲集，大抵滇、黔及各省居其二三，湖廣、江西居其七八」。但是在這區域的礦廠中，本地居民還是占一定比例，主要是僰人從事礦冶業，雖然沒有具體的數字記載，但是文獻多有記載。如「僰夷……善居積，多為行商，熟於廠務」[23]，「本籍：曰僰人……熟廠務」[24]，「楚雄男子何往哉？不曰茶山去，則曰銀廠去」[25]所以在楚雄地域內的礦廠中，本地居民應該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從地位來看，外地「客民」可能占有較大的主導地位。
清代雲南楚雄地區礦冶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政府作出了較大的財政貢獻，通過對發展趨勢、管理體制和從業人員方面的梳理，可以發現該區域礦冶業的發展體現出了強烈的政策導向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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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纂雲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七，《鹽務考一》沿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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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訓鋐、羅澤剛纂修：光緒《白鹽井志》卷三《食貨志三·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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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壽彝編：《回民起義》第四種《滇垣十四年大禍記》，神州國光社，1953：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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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羅仰錡纂修：乾隆《嘉志書草本》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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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沈宗舜纂修：宣統《楚雄縣誌述輯》卷一《風俗》。
[25]蘇鳴鶴纂修：嘉慶《楚雄縣誌》卷八《藝文志上》，蘇鳴鶴：《巡憲問地方事
宜策對》。
作者簡介：袁青歡（1983－），男，安徽泗縣人，助教，碩士，從事中國經濟史、公共管理研究；劉華夏（1985－），女，安徽蒙城人，講師，碩士，從事邊疆民族研究。
（雲南省楚雄師範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責任編輯：王蘭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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