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近代史學的螺旋式發展
近代史學相比傳統史學（1）發生了很大變化，發生變化的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當時中國社會處於鴉片戰爭後一個中西互動、新舊交替的過渡時代，相應的，史學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轉型。所以說史學的變化發展是當時社會的變化發展在學術文化上的一種反映。從史學與社會的這種因應關係來看，近代史學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辛亥革命前的致用史學
這一時期，如王國維所說，學術基本上處於清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的第三時期，其主要的特徵是求新。學風的轉向，雖然有其自身的發展軌跡，但是社會的變遷更是一個左右史學發展方向的巨大因素。這期間史學從乾嘉史學中脫身而出，重拾經世致用、以史為鑑的傳統。如道咸間西北史地之學的勃興，對外國史的研究等，當時湧現的著作主要有《蒙古遊牧記》（張穆）、《朔方備乘》（何秋濤）、《海國圖志》（魏源）、《瀛環志略》（徐繼畲）、《中西紀事》（夏燮），等等。可以說自鴉片戰爭後到1960年前後是救亡圖強史學勃興時期；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是近代歷史變易觀和進化論傳播時期。在此期間的戊戌維新中，康有為以改造後的公羊三世說來推行變法，將史學的致用功能推向了一個高峰。
雖然後人對康有為在學術上的表現不怎麼認可相反，有人從另外的角度去看，如陳平原認為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是通過考據的方法來達到改制的目的，所以考據在他只是一種策略[1]35但是他的三世說相對於正統的以五德終始的循環論或者退化論而言，是一種歷史觀的革命，是奠基在近代西方的線性進化的基礎之上的。受此影響，之後如梁啟超、嚴復、夏曾佑、鄧實等人也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三世說。在此過程中，康有為對三代的解釋所反映出的懷疑批判的精神更是一種科學主義的表現。能達到這一層，當然脫不開初期龔自珍、魏源、徐繼畲、中期王韜、鄭觀應、黃遵憲等人在學術以及觀念上的積累。
由於社會危機的加重和西學東漸的影響，新的西方學術理念輸入，使得對傳統史學展開了批判，出現了君史與民史的分辨，甚至還有中國有史還是無史的爭論，在這種爭論中，史學的觸角伸向了下層民眾和整個社會。新史家鼓吹史學的通俗化。與此同時，中國士人的觀念經歷了此前天下萬國的更替而至於世界[2]242，經過對民族國家等近代概念的界定，民族國家觀念開始興起。梁啟超所倡導的新史學負載了太多強國禦侮經世濟民的政治使命。
雖然有人認為梁啟超並沒有放棄傳統的春秋褒貶的筆法，他只是對褒貶的範圍擴大而已；他的新史觀表面上接受西方唯理主義，實際上他推崇英雄史觀，強調心力，所以說他的史學革命不是很徹底。[3]24然而，不可置疑的是，在20世紀初史學的革新上，梁啟超居功至偉，他的粗疏或者不徹底是任何一個開創性的人物所共有的。通過20世紀初新史學的倡導，新的史學體系得以確立：在史學研究的內容上，由君史轉向民史；體裁上，章節體取代了編年體和紀傳體；史觀上，以進化論代替了傳統一治一亂的闡釋方式。
另外，由於西學分科設學的影響，國人開始對傳統學術進行了分類，在中體西用思想的指導下，學術研究走向專精，在這一過程中，史學開始逐步走向獨立。
總體而言，這一時期史學的發展主要表現為致用，因為新史學是出於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逼迫，而不是從書齋中自發地生長出來的。所以在這種經世致用之下，史學如梁啟超所說是國民之明鏡、愛國心之源泉，史學成了變革現實的思想武器。但是，在致用史學大行其道的時候，乾嘉考據的那種傳統的治學方法並未斷絕，並在下一階段得以發揚光大。
二、辛亥之後二三十年代的求是史學
民國建立後，社會危機暫時緩和，史學的發展出現了新的局面，這一階段學術的發展與20世紀初新史料的發現有密切的關係。史料的擴充也帶來了方法上的突破，此前的史觀開始上升為一種治史的方法。當時主要的方法有二重證據法、詩文互證、碑誌證史（傳統金石學的繼承和發展，代表人物有岑仲勉）、語言文字比較研究方法（主要用來整理史料，代表人物有傅斯年、陳寅恪）等。
由於史料的擴充，也使在《四庫全書》中被歸入小說類的《山海經》更為時人所重，如傅斯年認為，古代的正統史料由於被倫理化，其史料價值反而可能不如一些帶有神秘色彩的古籍。由於對非正統史料的重視，民國史學治學出現了羅志田所謂的史料的儘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的詭論現象。[4]83其實單從史料而言，二十四史本身就是二手資料。這一時期，前人的日記、小說、歌謠、戲曲都進入了史學研究的視野。這種專向偏處找尋材料的治史方式，受到了當時章太炎、王國維等人的批評，他們認為這是舍主幹而求枝葉。
不可懷疑一切史料裡頭都有歷史存在，重要的是能夠在看到作者想要表達的之外實際上所呈現的信息，從這一點而言，史料也就無所謂對錯了，但是如何只從這些胡適所說的旁行斜出的史料里去梳理事實探求真相，可能是一個見功力的事情了。
史料的擴充，在治史取向上表現為一種純粹的為學術而學術的治史路徑，這一時期，無論是整理國故運動，還是古史辯運動都推崇考據主義，如顧頡剛所說在學問上則只當問真不真，不當問用不用，[5]153王國維也有學術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6]605之說。有中國的蘭克之美譽的傅斯年所主持的史語所在學術上更注重窄而深和集眾式的研究，注重材料的收集，由於受蘭克的影響，史學立足於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而繞開價值的判斷與定位，為學問而學問，主張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的和生物學地質學一樣，以與歐洲漢學界爭雄，可以看出風行的科學化求真對史學研究的影響。當時陳寅恪所謂的了解之同情的治學取向和牽纏反覆的論學風格，也是為了在大量引證的基礎上能夠合理的以意逆志，從而呈現歷史的真相。對方法的追求，也表現在大學的課程設置上，朱希祖主持北大史學系時，採用二分法前兩年注重學生對其他社會科學方法和自然科學方法的掌握，後兩年才進行專業化的研究。[7]73
近代史學相比傳統史學（1）發生了很大變化，發生變化的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當時中國社會處於鴉片戰爭後一個中西互動、新舊交替的過渡時代，相應的，史學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轉型。所以說史學的變化發展是當時社會的變化發展在學術文化上的一種反映。從史學與社會的這種因應關係來看，近代史學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辛亥革命前的致用史學
這一時期，如王國維所說，學術基本上處於清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的第三時期，其主要的特徵是求新。學風的轉向，雖然有其自身的發展軌跡，但是社會的變遷更是一個左右史學發展方向的巨大因素。這期間史學從乾嘉史學中脫身而出，重拾經世致用、以史為鑑的傳統。如道咸間西北史地之學的勃興，對外國史的研究等，當時湧現的著作主要有《蒙古遊牧記》（張穆）、《朔方備乘》（何秋濤）、《海國圖志》（魏源）、《瀛環志略》（徐繼畲）、《中西紀事》（夏燮），等等。可以說自鴉片戰爭後到1960年前後是救亡圖強史學勃興時期；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是近代歷史變易觀和進化論傳播時期。在此期間的戊戌維新中，康有為以改造後的公羊三世說來推行變法，將史學的致用功能推向了一個高峰。
雖然後人對康有為在學術上的表現不怎麼認可相反，有人從另外的角度去看，如陳平原認為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是通過考據的方法來達到改制的目的，所以考據在他只是一種策略[1]35但是他的三世說相對於正統的以五德終始的循環論或者退化論而言，是一種歷史觀的革命，是奠基在近代西方的線性進化的基礎之上的。受此影響，之後如梁啟超、嚴復、夏曾佑、鄧實等人也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三世說。在此過程中，康有為對三代的解釋所反映出的懷疑批判的精神更是一種科學主義的表現。能達到這一層，當然脫不開初期龔自珍、魏源、徐繼畲、中期王韜、鄭觀應、黃遵憲等人在學術以及觀念上的積累。
由於社會危機的加重和西學東漸的影響，新的西方學術理念輸入，使得對傳統史學展開了批判，出現了君史與民史的分辨，甚至還有中國有史還是無史的爭論，在這種爭論中，史學的觸角伸向了下層民眾和整個社會。新史家鼓吹史學的通俗化。與此同時，中國士人的觀念經歷了此前天下萬國的更替而至於世界[2]242，經過對民族國家等近代概念的界定，民族國家觀念開始興起。梁啟超所倡導的新史學負載了太多強國禦侮經世濟民的政治使命。
雖然有人認為梁啟超並沒有放棄傳統的春秋褒貶的筆法，他只是對褒貶的範圍擴大而已；他的新史觀表面上接受西方唯理主義，實際上他推崇英雄史觀，強調心力，所以說他的史學革命不是很徹底。[3]24然而，不可置疑的是，在20世紀初史學的革新上，梁啟超居功至偉，他的粗疏或者不徹底是任何一個開創性的人物所共有的。通過20世紀初新史學的倡導，新的史學體系得以確立：在史學研究的內容上，由君史轉向民史；體裁上，章節體取代了編年體和紀傳體；史觀上，以進化論代替了傳統一治一亂的闡釋方式。
另外，由於西學分科設學的影響，國人開始對傳統學術進行了分類，在中體西用思想的指導下，學術研究走向專精，在這一過程中，史學開始逐步走向獨立。
總體而言，這一時期史學的發展主要表現為致用，因為新史學是出於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逼迫，而不是從書齋中自發地生長出來的。所以在這種經世致用之下，史學如梁啟超所說是國民之明鏡、愛國心之源泉，史學成了變革現實的思想武器。但是，在致用史學大行其道的時候，乾嘉考據的那種傳統的治學方法並未斷絕，並在下一階段得以發揚光大。
二、辛亥之後二三十年代的求是史學
民國建立後，社會危機暫時緩和，史學的發展出現了新的局面，這一階段學術的發展與20世紀初新史料的發現有密切的關係。史料的擴充也帶來了方法上的突破，此前的史觀開始上升為一種治史的方法。當時主要的方法有二重證據法、詩文互證、碑誌證史（傳統金石學的繼承和發展，代表人物有岑仲勉）、語言文字比較研究方法（主要用來整理史料，代表人物有傅斯年、陳寅恪）等。
由於史料的擴充，也使在《四庫全書》中被歸入小說類的《山海經》更為時人所重，如傅斯年認為，古代的正統史料由於被倫理化，其史料價值反而可能不如一些帶有神秘色彩的古籍。由於對非正統史料的重視，民國史學治學出現了羅志田所謂的史料的儘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的詭論現象。[4]83其實單從史料而言，二十四史本身就是二手資料。這一時期，前人的日記、小說、歌謠、戲曲都進入了史學研究的視野。這種專向偏處找尋材料的治史方式，受到了當時章太炎、王國維等人的批評，他們認為這是舍主幹而求枝葉。
不可懷疑一切史料裡頭都有歷史存在，重要的是能夠在看到作者想要表達的之外實際上所呈現的信息，從這一點而言，史料也就無所謂對錯了，但是如何只從這些胡適所說的旁行斜出的史料里去梳理事實探求真相，可能是一個見功力的事情了。
史料的擴充，在治史取向上表現為一種純粹的為學術而學術的治史路徑，這一時期，無論是整理國故運動，還是古史辯運動都推崇考據主義，如顧頡剛所說在學問上則只當問真不真，不當問用不用，[5]153王國維也有學術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6]605之說。有中國的蘭克之美譽的傅斯年所主持的史語所在學術上更注重窄而深和集眾式的研究，注重材料的收集，由於受蘭克的影響，史學立足於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而繞開價值的判斷與定位，為學問而學問，主張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的和生物學地質學一樣，以與歐洲漢學界爭雄，可以看出風行的科學化求真對史學研究的影響。當時陳寅恪所謂的了解之同情的治學取向和牽纏反覆的論學風格，也是為了在大量引證的基礎上能夠合理的以意逆志，從而呈現歷史的真相。對方法的追求，也表現在大學的課程設置上，朱希祖主持北大史學系時，採用二分法前兩年注重學生對其他社會科學方法和自然科學方法的掌握，後兩年才進行專業化的研究。[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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