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教坊承襲唐代，也有自己的特色。 今天小編為大家帶來了一篇文章，歡迎閱讀哦~
宋、金教坊是兩朝文藝的核心管理機構，也是兩朝繁榮強盛的重要標誌。
有意思的是，宋教坊的興盛是以五代教坊的衰落為基礎的，而金教坊的興盛同樣以宋教坊的衰落為前提。
兩者興盛的轉折點似乎都和戰爭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一)靖康之變令宋教坊由盛而衰
宋教坊在太祖趙匡胤取代後周之時就已經設置。
趙匡胤立國之初，太常雅樂尚未完備，教坊即代行雅樂之職，太祖建隆二年：
春正月丙申朔，御崇元殿受朝賀，上服袞冕，設宮懸、仗衛如儀，退，群臣詣皇太后宮門奉賀。上常服，御廣德殿，群臣上壽，用教坊樂。
而宋教坊之開始強盛，也與宋朝統一戰爭的進行同步。
宋軍消滅各地割據政權的過程 ，也是宋教坊吸納各地藝術精華的過程：
宋初循舊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後平荊南，得樂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貢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執藝之精者皆在籍中。
宋教坊在徽宗趙佶朝達到極盛，教坊、鈞容直、雲韶班為當日三大音樂機構，鈞容直是皇家軍樂隊，雲韶班是宮廷樂團。
鈞容直後來的演奏曲目大部來自於教坊，雲韶班的人員教習則直接由教坊擔任，而且宗室正任以上也可以借教坊樂人到府擔任教習。
由此可見，教坊地位之顯赫、教坊樂之流行。
另外，與宋詞關係密切的大晟府之《大晟樂》，在徽宗政和三年，即靖康之變的前十一年，已經可以由教坊演奏。
大晟府宴樂和教習任務，也撥歸教坊。
宋教坊集中了整個京城乃至全國的俗樂精華，其實力與活動至此都達到極盛。
徽宗靖康元年與二年，金兵兩次圍汴梁 ，最後一次，更是將城中洗劫一空，宋教坊的人與物、民間的歌伎樂工，大都被北掠而去。
據金人文獻記載，天會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僅由開封府「列冊津送，諸可考索」的教坊人就有三干余。
興盛的宋教坊在戰爭中走向衰落，從此不復昔時輝煌。
南渡之後教坊時停時復，靖康之變三十七年之後的孝宗隆興二年，教坊已經很少用到：
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紹興十四年復置，凡樂工四百六十人，以內侍充鈐轄。紹興末 復省。孝宗隆興二年天申節，將用樂上壽，上曰：『一歲之間，只兩宮誕日外，余無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臨時點集，不必置教坊。』上日：『菩。』乾道後，北使每歲兩至，亦用樂，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
宋教坊的廢止，可以歸於若干因素的合力，如南渡之際政局混亂、財政拮据，教坊所職掌俗樂與正統禮樂思想不符等等。
但不可否認，靖康之變所導致的宋教坊精華的北移，則是首要因素和直接原因。
(二)靖康之變使金教坊走向興盛
金教坊的發展與興盛，也是以吸納渤海、遼、宋諸國教坊精華為基礎的。
宋遼教坊則是金教坊更重要的部分。靖康之變前金朝文藝表演的主力，正是前遼教坊的人員。
徽宗宣和六年，宋著作郎許亢宗奉使賀金太宗完顏晟登極，金人舉行的宴會中引人矚目的正是契丹舊教坊樂：
「食余，頒以散三節人，樂如前所敘，但人數多至二百人，雲乃舊契丹教坊四部也，每樂作，必以十數人高歌以齊管也，聲出眾樂之表，此為異爾。」
而此前的宣和五年三月，宋使臣馬擴謁見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阿骨打已經使用其戰利品，契丹教坊了：
「十一日朝辭 ，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納跋行帳，前列舊契丹教坊樂工作花宴，宰執左企弓以次，摺笏捧觴為壽。」
然而，真正將金教坊推向興盛的，則是宋教坊的影響以及靖康之變後宋教坊的北遷。
女真族是游牧民族，金以武立國，因此鐃歌鼓吹無疑是其教坊樂最重要的部分。
金人最初使用的是同為游牧民族的契丹族的遼國故物，後來才「雜用宋儀」：
「鼓吹樂，馬上樂也。天子鼓吹、橫吹各有前、後部，部又各分二節。金初用遼故物，其後雜用宋儀。海陵遷燕及大定十一年鹵簿，皆分鼓吹為四節，其他行幸惟用兩部而已。」
這種學習模仿對象的變化，某種程度上意味著金教坊鼓吹樂風格的變化。
靖康之後擄掠至金國的宋朝男、婦數額達二十萬，且人、物分批達到，隨即分配，隨即流播。
如以靖康二年五月十九日到達燕山的一批為例，即有貢女三幹人，吏役工作三幹家，器物二干五十車。
「點驗後，半解上京，半充分賞，內侍、內人均歸酋長。百工、諸色各自謀生。婦女多賣娼寮。器物收儲三庫，車輅皆留延壽寺」。
其實，在非戰爭期間，宋教坊的人與器物也通過各種渠道流向金國而參與到金教坊的建設中。
而靖康之變中金人所獲取的戰利品，其應用更不限於教坊俗樂。
靖康之後十餘年，金熙宗皇統元年，大晟府樂器甚至毫不改易出現在金朝雅樂系統中，這使金太常雅樂第一次系統化。
不唯如此，金人更借鑑宋人音樂理論，並啟用宋朝工匠，來製造相應的樂器，至此，金教坊實力大增。
靖康之變所引起的金教坊突飛猛進的發展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直到後來金朝君主對於教坊的態度也向宋朝君主看齊，娛樂禮儀味道濃而政治意味漸淡，教坊人的地位才有所削弱。
到了章宗泰和末年，金朝國力開始衰弱，金教坊遂走向衰落。
二：靖康之變中教坊文物由宋至金的轉移
宋金合力滅遼之後，金人隨即在宣和七年八月攻宋，先後兩次圍困宋都汴梁。
金人在索要無數人、財、物之後，擄走徽、欽二帝，立張邦昌為帝，靖康二年四月退兵。
宋都文明精華被洗劫一空：
夏四月庚申朔，大風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歸。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 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 、技藝、工匠、娼優，府庫畜積 ，為之一空。
戰利品在北運過程中，因為損耗而流入民間的部分，如人員逃亡、物品散落，為金教坊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發展土壤。
而用於各級貴族分享、宮廷樂舞本身建設的部分，則直接推動了金教坊的繁榮。
金人後來立張邦昌為帝，攜戰利品北歸，搜求活動才停止下來。
以本土音樂為基礎，陸續通過戰爭吸納遼、渤海教坊，金教坊最終以靖康之變為契機全部掠取了宋教坊一百六十餘年的積累，開始了邁向繁榮的步伐。
三：宋、金教坊盛衰之變的文化意義
藉助戰爭突變而非和平漸變的方式，宋、金教坊完成了其盛衰變化的轉折。
就文化層面而言，金教坊以顯著的弱勢憑藉軍事力量，實現了以弱勝強的自我壯大與發展，這種文化層次的提升，是藉助戰爭實現的。
就其文化發展本身而言，是歷史發展的常態，也是特例。
說是常態，是因為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往往都是新的朝代對於舊朝代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全面接管和征服，當然也包括文化，金教坊之於宋教坊就有這方面的因素。
說是特例，是因為金、宋教坊的盛衰變化，帶有相當的偶然性，是一個軍事力量畸形強盛的集團暫時性地戰勝了各方面也都很強大的集團，並進行了野蠻的掠奪，此後雙方還是各自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宋、金教坊發展中，兩者日常交流不斷，在一定程度上是互動的。
即使在靖康之前的宣和末，兩國之間還曾因人員歸屬問題形成外交事件.
如宋欽宗靖康元年正月，金太宗曾為金遼戰爭中逃亡至宋朝的遼國以及金國工匠、教坊等向宋欽宗發過措辭嚴厲的國書：
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南來，並系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並已死亡外，應見在並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
而宋欽宗在回覆中也對此予以了高度重視 ：
據往復國書，伯侄施行。並應系亡遼官吏、僧道、教坊、工匠、百姓等，除元不曾到並已死亡外，並行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起發，一無停匿。
可見雙方人員的流動還是比較頻繁的。
金人對於宋教坊因素的吸收，直接影響到了金教坊後來的發展走向，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靖康之後，逐漸受到宋人教坊觀念的影響，金教坊樂工的地位不斷下降。
如不得隨百官朝參、不得出為行政官員等等，這些原本為宋人的政策，後來也在金朝重現了。
對於樂工權利的天然蔑視，尚文的宋人可以說是發自本性.
早在宋太宗淳化間，大理評事陳舜封因其父曾隸教坊為伶官，而自己在奏事之時「舉止類倡優」，竟被視為雜類而不得任清望官，移為殿值：
(淳化)五年三月，以大理評事陳舜封為殿直。舜封父善秦聲，隸教坊為伶官，坐事黥面流海島。舜封舉進士及第，任舒州望江簿，轉運使言其通法律，宰相以補廷尉屬。因奏事，頗口諧捷給，舉止類倡優，帝問日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帝日：『此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亟令改秩而有是命。」
但對於生而尚武的金人而言，在靖康之變掠取宋教坊之前，教坊人享有行政官員權利乃至成為行政官員，都是常態。
(二)日趨精美的教坊樂曲、歌舞，逐漸消磨了金人粗狂豪放的性格。
考察進入中原前後金人的文藝作品、生活作風，精粗雅俗、大不相同。
精美的教坊消磨了金人的尚武精神 ，金人的思想也逐漸細膩，而「宋人化」了。
等到後來蒙古崛起，如同宣和末年聯金滅遼一樣，宋人又演了一出聯合蒙古滅金的歷史劇，在教坊的發展上，元人同樣走上了金人的舊路。
靖康之變影響之下的這場教坊巨變，對於其後的中國文學藝術發展與布局同樣產生深遠的影響。
對宋人而言，靖康之變、教坊精華北移在心靈上引起的震撼是巨大的.
南渡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慷慨激烈的復仇主題、憂傷消沉的隱逸主題成為文學藝術的主流.
以此為界，號稱有宋一代之文學的曲子詞，由此前的應歌為主而變為應社為主，宋詞逐漸由「歌詞」變為案頭吟誦的韻文.
清人周濟後來對此總結道：「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的確，教坊樂器、歌兒舞女的精華都已經北去，宋人又用什麼來唱詞?
詞樂消歇，而南戲、曲樂的崛起便有了空間。
對金人而言，教坊精華的北移強化了金教坊的建設，而汴京文物精華一路北上，沿途散播，無疑提升了沿路的文化藝術水平，稍後金教坊的繁盛則更強化了這一提升。
等到金末，蒙古騎兵一路南下，這昔日宋教坊的北上之路，又成為北雜劇的繁榮土壤。
歷史是複雜的，後人反思金代文學藝術的發展，有一個「借才異代」的經典概括：
「金初無文字也，自太祖得遼人韓防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經籍圖書。宋宇文虛中、張斛、蔡松年、高士談輩後先歸之，而文字熠興，然猶借才異代也。」
而從靖康之變切入，觀照宋、金教坊盛衰，並延及其對文藝發展走向與布局之影響，我們會發現，由豐富的歷史細節參與而形成的結論，要生動、複雜得多。
宋、金教坊是兩朝文藝的核心管理機構，也是兩朝繁榮強盛的重要標誌。
有意思的是，宋教坊的興盛是以五代教坊的衰落為基礎的，而金教坊的興盛同樣以宋教坊的衰落為前提。
兩者興盛的轉折點似乎都和戰爭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一)靖康之變令宋教坊由盛而衰
宋教坊在太祖趙匡胤取代後周之時就已經設置。
趙匡胤立國之初，太常雅樂尚未完備，教坊即代行雅樂之職，太祖建隆二年：
春正月丙申朔，御崇元殿受朝賀，上服袞冕，設宮懸、仗衛如儀，退，群臣詣皇太后宮門奉賀。上常服，御廣德殿，群臣上壽，用教坊樂。
而宋教坊之開始強盛，也與宋朝統一戰爭的進行同步。
宋軍消滅各地割據政權的過程 ，也是宋教坊吸納各地藝術精華的過程：
宋初循舊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後平荊南，得樂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貢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執藝之精者皆在籍中。
宋教坊在徽宗趙佶朝達到極盛，教坊、鈞容直、雲韶班為當日三大音樂機構，鈞容直是皇家軍樂隊，雲韶班是宮廷樂團。
鈞容直後來的演奏曲目大部來自於教坊，雲韶班的人員教習則直接由教坊擔任，而且宗室正任以上也可以借教坊樂人到府擔任教習。
由此可見，教坊地位之顯赫、教坊樂之流行。
另外，與宋詞關係密切的大晟府之《大晟樂》，在徽宗政和三年，即靖康之變的前十一年，已經可以由教坊演奏。
大晟府宴樂和教習任務，也撥歸教坊。
宋教坊集中了整個京城乃至全國的俗樂精華，其實力與活動至此都達到極盛。
徽宗靖康元年與二年，金兵兩次圍汴梁 ，最後一次，更是將城中洗劫一空，宋教坊的人與物、民間的歌伎樂工，大都被北掠而去。
據金人文獻記載，天會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僅由開封府「列冊津送，諸可考索」的教坊人就有三干余。
興盛的宋教坊在戰爭中走向衰落，從此不復昔時輝煌。
南渡之後教坊時停時復，靖康之變三十七年之後的孝宗隆興二年，教坊已經很少用到：
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紹興十四年復置，凡樂工四百六十人，以內侍充鈐轄。紹興末 復省。孝宗隆興二年天申節，將用樂上壽，上曰：『一歲之間，只兩宮誕日外，余無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臨時點集，不必置教坊。』上日：『菩。』乾道後，北使每歲兩至，亦用樂，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
宋教坊的廢止，可以歸於若干因素的合力，如南渡之際政局混亂、財政拮据，教坊所職掌俗樂與正統禮樂思想不符等等。
但不可否認，靖康之變所導致的宋教坊精華的北移，則是首要因素和直接原因。
(二)靖康之變使金教坊走向興盛
金教坊的發展與興盛，也是以吸納渤海、遼、宋諸國教坊精華為基礎的。
宋遼教坊則是金教坊更重要的部分。靖康之變前金朝文藝表演的主力，正是前遼教坊的人員。
徽宗宣和六年，宋著作郎許亢宗奉使賀金太宗完顏晟登極，金人舉行的宴會中引人矚目的正是契丹舊教坊樂：
「食余，頒以散三節人，樂如前所敘，但人數多至二百人，雲乃舊契丹教坊四部也，每樂作，必以十數人高歌以齊管也，聲出眾樂之表，此為異爾。」
而此前的宣和五年三月，宋使臣馬擴謁見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阿骨打已經使用其戰利品，契丹教坊了：
「十一日朝辭 ，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納跋行帳，前列舊契丹教坊樂工作花宴，宰執左企弓以次，摺笏捧觴為壽。」
然而，真正將金教坊推向興盛的，則是宋教坊的影響以及靖康之變後宋教坊的北遷。
女真族是游牧民族，金以武立國，因此鐃歌鼓吹無疑是其教坊樂最重要的部分。
金人最初使用的是同為游牧民族的契丹族的遼國故物，後來才「雜用宋儀」：
「鼓吹樂，馬上樂也。天子鼓吹、橫吹各有前、後部，部又各分二節。金初用遼故物，其後雜用宋儀。海陵遷燕及大定十一年鹵簿，皆分鼓吹為四節，其他行幸惟用兩部而已。」
這種學習模仿對象的變化，某種程度上意味著金教坊鼓吹樂風格的變化。
靖康之後擄掠至金國的宋朝男、婦數額達二十萬，且人、物分批達到，隨即分配，隨即流播。
如以靖康二年五月十九日到達燕山的一批為例，即有貢女三幹人，吏役工作三幹家，器物二干五十車。
「點驗後，半解上京，半充分賞，內侍、內人均歸酋長。百工、諸色各自謀生。婦女多賣娼寮。器物收儲三庫，車輅皆留延壽寺」。
其實，在非戰爭期間，宋教坊的人與器物也通過各種渠道流向金國而參與到金教坊的建設中。
而靖康之變中金人所獲取的戰利品，其應用更不限於教坊俗樂。
靖康之後十餘年，金熙宗皇統元年，大晟府樂器甚至毫不改易出現在金朝雅樂系統中，這使金太常雅樂第一次系統化。
不唯如此，金人更借鑑宋人音樂理論，並啟用宋朝工匠，來製造相應的樂器，至此，金教坊實力大增。
靖康之變所引起的金教坊突飛猛進的發展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直到後來金朝君主對於教坊的態度也向宋朝君主看齊，娛樂禮儀味道濃而政治意味漸淡，教坊人的地位才有所削弱。
到了章宗泰和末年，金朝國力開始衰弱，金教坊遂走向衰落。
二：靖康之變中教坊文物由宋至金的轉移
宋金合力滅遼之後，金人隨即在宣和七年八月攻宋，先後兩次圍困宋都汴梁。
金人在索要無數人、財、物之後，擄走徽、欽二帝，立張邦昌為帝，靖康二年四月退兵。
宋都文明精華被洗劫一空：
夏四月庚申朔，大風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歸。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 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 、技藝、工匠、娼優，府庫畜積 ，為之一空。
戰利品在北運過程中，因為損耗而流入民間的部分，如人員逃亡、物品散落，為金教坊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發展土壤。
而用於各級貴族分享、宮廷樂舞本身建設的部分，則直接推動了金教坊的繁榮。
金人後來立張邦昌為帝，攜戰利品北歸，搜求活動才停止下來。
以本土音樂為基礎，陸續通過戰爭吸納遼、渤海教坊，金教坊最終以靖康之變為契機全部掠取了宋教坊一百六十餘年的積累，開始了邁向繁榮的步伐。
三：宋、金教坊盛衰之變的文化意義
藉助戰爭突變而非和平漸變的方式，宋、金教坊完成了其盛衰變化的轉折。
就文化層面而言，金教坊以顯著的弱勢憑藉軍事力量，實現了以弱勝強的自我壯大與發展，這種文化層次的提升，是藉助戰爭實現的。
就其文化發展本身而言，是歷史發展的常態，也是特例。
說是常態，是因為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往往都是新的朝代對於舊朝代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全面接管和征服，當然也包括文化，金教坊之於宋教坊就有這方面的因素。
說是特例，是因為金、宋教坊的盛衰變化，帶有相當的偶然性，是一個軍事力量畸形強盛的集團暫時性地戰勝了各方面也都很強大的集團，並進行了野蠻的掠奪，此後雙方還是各自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宋、金教坊發展中，兩者日常交流不斷，在一定程度上是互動的。
即使在靖康之前的宣和末，兩國之間還曾因人員歸屬問題形成外交事件.
如宋欽宗靖康元年正月，金太宗曾為金遼戰爭中逃亡至宋朝的遼國以及金國工匠、教坊等向宋欽宗發過措辭嚴厲的國書：
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南來，並系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並已死亡外，應見在並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
而宋欽宗在回覆中也對此予以了高度重視 ：
據往復國書，伯侄施行。並應系亡遼官吏、僧道、教坊、工匠、百姓等，除元不曾到並已死亡外，並行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起發，一無停匿。
可見雙方人員的流動還是比較頻繁的。
金人對於宋教坊因素的吸收，直接影響到了金教坊後來的發展走向，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靖康之後，逐漸受到宋人教坊觀念的影響，金教坊樂工的地位不斷下降。
如不得隨百官朝參、不得出為行政官員等等，這些原本為宋人的政策，後來也在金朝重現了。
對於樂工權利的天然蔑視，尚文的宋人可以說是發自本性.
早在宋太宗淳化間，大理評事陳舜封因其父曾隸教坊為伶官，而自己在奏事之時「舉止類倡優」，竟被視為雜類而不得任清望官，移為殿值：
(淳化)五年三月，以大理評事陳舜封為殿直。舜封父善秦聲，隸教坊為伶官，坐事黥面流海島。舜封舉進士及第，任舒州望江簿，轉運使言其通法律，宰相以補廷尉屬。因奏事，頗口諧捷給，舉止類倡優，帝問日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帝日：『此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亟令改秩而有是命。」
但對於生而尚武的金人而言，在靖康之變掠取宋教坊之前，教坊人享有行政官員權利乃至成為行政官員，都是常態。
(二)日趨精美的教坊樂曲、歌舞，逐漸消磨了金人粗狂豪放的性格。
考察進入中原前後金人的文藝作品、生活作風，精粗雅俗、大不相同。
精美的教坊消磨了金人的尚武精神 ，金人的思想也逐漸細膩，而「宋人化」了。
等到後來蒙古崛起，如同宣和末年聯金滅遼一樣，宋人又演了一出聯合蒙古滅金的歷史劇，在教坊的發展上，元人同樣走上了金人的舊路。
靖康之變影響之下的這場教坊巨變，對於其後的中國文學藝術發展與布局同樣產生深遠的影響。
對宋人而言，靖康之變、教坊精華北移在心靈上引起的震撼是巨大的.
南渡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慷慨激烈的復仇主題、憂傷消沉的隱逸主題成為文學藝術的主流.
以此為界，號稱有宋一代之文學的曲子詞，由此前的應歌為主而變為應社為主，宋詞逐漸由「歌詞」變為案頭吟誦的韻文.
清人周濟後來對此總結道：「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的確，教坊樂器、歌兒舞女的精華都已經北去，宋人又用什麼來唱詞?
詞樂消歇，而南戲、曲樂的崛起便有了空間。
對金人而言，教坊精華的北移強化了金教坊的建設，而汴京文物精華一路北上，沿途散播，無疑提升了沿路的文化藝術水平，稍後金教坊的繁盛則更強化了這一提升。
等到金末，蒙古騎兵一路南下，這昔日宋教坊的北上之路，又成為北雜劇的繁榮土壤。
歷史是複雜的，後人反思金代文學藝術的發展，有一個「借才異代」的經典概括：
「金初無文字也，自太祖得遼人韓防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經籍圖書。宋宇文虛中、張斛、蔡松年、高士談輩後先歸之，而文字熠興，然猶借才異代也。」
而從靖康之變切入，觀照宋、金教坊盛衰，並延及其對文藝發展走向與布局之影響，我們會發現，由豐富的歷史細節參與而形成的結論，要生動、複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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