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的一位外科醫生Ronald Kaplan博士在臨床工作了20多年後開始厭倦一無所獲的生活。他在醫療事故律師事務所幾度碰壁之後成為了一名幫助受傷害患者起訴醫生的律師。當他的好哥們知道他成了律師之後就再也不願和他交往，因為他們成了“名符其實”的對頭。
其他從醫生轉行的律師則為自己新的工作感到自豪。“如果你闖紅燈撞了人，那麼你一定會補償他/她，沒有醫生是十全十美的。”鹽湖城一位從醫生轉作律師的Clark Newhall說道。
那麼，從醫生轉行而來的律師對待他們曾經的同事是不是會更加嚴厲呢?或者說他們會不會因為對這個行業的熟悉而變得更危險呢?
“醫生可能不喜歡律師，但當他們知道我們的所作所為之後，一定不會再這麼想”，新澤西格倫洛克一位從放射科醫生轉行的律師Armand Leone如是說。Medscape採訪的這些律師表示，他們在瀏覽案例後拒絕了98%的訴訟。“我們必須要提前支付5萬到7萬5美金才能將案例提入正軌，沒有意義的案件就沒有必要去接”，Leone說。
Sharon Siegel，從心內醫生轉行成為加利福尼亞法律事務所的一名律師，她說，“沒有醫學背景的律師通常會跟進很多不應該跟進的案例，他們在醫學案件中就像無頭蒼蠅一樣，我們則能更好得解決問題。”
雖然沒有官方統計有多少醫生轉行為律師，但這個現象正變得普遍。
這些律師表示他們也不願去起訴他們曾經的同事，但在現行的制度下，這是患者唯一保護自己的方法。因為他們同時具有醫學和法律兩種背景，因此他們變得更具威脅。
下面列舉了他們的一些建議，能幫助醫生避免被起訴以及在遇到糾紛時占據主動。
如果不良事件發生，什麼是不能做的?
當醫生對患者及家屬避而不見時，通常就會導致不良結局的發生，律師們說。
“當患者及家屬認為醫生自大、傲慢、不願花精力去回答他們的問題時通常會選擇起訴醫生。” Sharon Siegel說，“避免訴訟最好的辦法就是表達關懷，態度誠懇。態度決定一切，即使犯了重大錯誤，富有同情心的醫生也往往不會被起訴。”
聰明的律師不會僅僅因為醫生的傲慢去起訴他們，他們慢慢展開調查。“手術後，醫生不再和我說話，他一定是要掩飾什麼”很多患者這樣跟Armand Leone說，他自己開辦事務所做了律師。
當不良事件發生後，醫生需要坐下來和患者好好談，向他們解釋原因。他說，“沉默和逃避不是解決事情的好方法。”
與主治醫生溝通
轉化醫學聯合委員會的研究顯示，大約有80%的嚴重醫療事故與交接班時醫生的溝通不暢有關。
“醫生需要確保溝通渠道的暢通，因為通常不是一個人搞砸了，而是因為溝通不到位，” Clark Newhall 說，“一位肺栓塞患者要做CT檢查，但他還有腎功能不全的問題，因此不能使用造影劑。技師在沒有了解清楚的情況下做了造影劑CT，導致患者失去了一個腎。這中間經過了醫囑轉抄，沒有人清楚地告訴對方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
Sharon Siegel回憶了一個案例，患者在心臟手術後出血。“護士告訴了幾個醫生，每一個都認為自己在照護。最終這個患者出血而死，因為護士不清楚到底應該通知誰，誰才是最主要的那個醫生。”
很多醫生都會開相互矛盾的醫囑，給訴訟留了不少機會。“一個醫生不可能知道所有患者的過敏史，他只關注自己的那部分，那麼有誰在照顧‘整體’的人嗎?” Siegel說。
另一種常見的情況就是患者在術後可能會出現一些腎臟或者肺臟的併發症。“普外科醫生會試圖保持患者水電解質平衡從而改善腎臟功能，而胸腔科醫生可能不會意識到腎臟問題，只是一味得開利尿劑讓多餘液體儘快從肺部排出，加重損害腎功能，引起腎衰竭，” Siegel說，“當同時有6到8位醫生在照看患者時，彼此之間很難進行日常的溝通，而這往往是非常必要的。”
排除最壞情況
醫生都很忙，因此很容易陷入慣性思維。Armand Leone說，“一位35歲的患者來就診，症狀是左胸疼痛，醫生認為他太年輕了不會得心臟病。因此，他沒有讓患者去檢查心臟功能，認為他僅僅是肋骨疼痛。但是，他忽視了這可能就是一個心絞痛病例。慣性思維讓他覺得年輕的人不會得心臟病。”
他說，“醫生經常會有一些偏見，如果前三個患者都是因為感冒來就診，那麼他就會認為第四個也是感冒，醫生不能一概而論。醫生應該問自己最壞的情況會是什麼，然後花時間去回答，這樣才能把自己從慣性思維的陷阱中救出來。”
跟蹤檢查
查看化驗結果是治療的基礎，前後結果的差異可以提示病情的轉化。
一個婦科醫生讓他50歲的患者去做乳腺X片，放射科寄了一份正常報告給患者，卻給婦科醫生寄了一份有問題的報告。放射科從未通知患者進一步檢查，直到幾個月後這位患者才知道自己患上了2期癌症。“放射科醫生和婦科醫生都有責任，”他說，“婦科醫生應該繼續隨訪，當你開檢查處方時，你就應該提醒患者結果是什麼，並且詢問她是否複查。”
另一個例子是手術後的康復患者。“她有一點咳嗽，痰培養後用了抗生素”，Leone說，“兩天後，她開始呼吸困難，被送往急救中心，但是情況沒有好轉，10天後發展為膿血症，發現原先使用的抗生素根本就沒用。其實痰培養結果就證明了抗生素不起效，但是沒有人關注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會有慣性思維，依據以往經驗做，到最後才發現診斷根本就不正確。”
很多時候，意外的發生與實驗室結果不受重視息息相關。醫生甚至還來不及查閱，結果就已經歸檔。醫生們需要一個保障檢查結果不丟失的系統。
不可輕信電子病歷
電子病歷經常以“減少差錯”為賣點，但是我們採訪的律師們並不這麼認為。
Clark Newhall同時還擔任了醫生代理。“我最近在一家很‘危險’的醫院，那裡的醫護之間都不說話。在醫院管理者的設想中，醫護完全通過電子系統交流。醫生不能跟護士說‘馬上把這個給病人’。醫院警告護士在沒有記錄在案時不能進行任何操作。因此正常的交流都沒有了，醫護之間不會相互問問題，他們也害怕給彼此建議，因為所有的一切都應該通過電腦完成。這就是一個潛在的災難。”
另一位律師也表示了贊同。Armand Leone 說，“電子病歷里塞進了太多信息，醫生很難找到他們想要的，也就幫不到患者。”Sharon Siegel說，“人們花了太多的時間去檢查還有什麼沒做，醫院把一切變得太常規，他們告訴醫生要把電子表格填滿，如果資料丟失或者處方遺漏，醫生必須自己負責任。”
如果原告代理是一個有醫學背景的律師，他們了解醫療處理的錯與對，這也就是這些轉行的律師能幫助醫生遠離法庭的原因。
文中人名皆為化名。
其他從醫生轉行的律師則為自己新的工作感到自豪。“如果你闖紅燈撞了人，那麼你一定會補償他/她，沒有醫生是十全十美的。”鹽湖城一位從醫生轉作律師的Clark Newhall說道。
那麼，從醫生轉行而來的律師對待他們曾經的同事是不是會更加嚴厲呢?或者說他們會不會因為對這個行業的熟悉而變得更危險呢?
“醫生可能不喜歡律師，但當他們知道我們的所作所為之後，一定不會再這麼想”，新澤西格倫洛克一位從放射科醫生轉行的律師Armand Leone如是說。Medscape採訪的這些律師表示，他們在瀏覽案例後拒絕了98%的訴訟。“我們必須要提前支付5萬到7萬5美金才能將案例提入正軌，沒有意義的案件就沒有必要去接”，Leone說。
Sharon Siegel，從心內醫生轉行成為加利福尼亞法律事務所的一名律師，她說，“沒有醫學背景的律師通常會跟進很多不應該跟進的案例，他們在醫學案件中就像無頭蒼蠅一樣，我們則能更好得解決問題。”
雖然沒有官方統計有多少醫生轉行為律師，但這個現象正變得普遍。
這些律師表示他們也不願去起訴他們曾經的同事，但在現行的制度下，這是患者唯一保護自己的方法。因為他們同時具有醫學和法律兩種背景，因此他們變得更具威脅。
下面列舉了他們的一些建議，能幫助醫生避免被起訴以及在遇到糾紛時占據主動。
如果不良事件發生，什麼是不能做的?
當醫生對患者及家屬避而不見時，通常就會導致不良結局的發生，律師們說。
“當患者及家屬認為醫生自大、傲慢、不願花精力去回答他們的問題時通常會選擇起訴醫生。” Sharon Siegel說，“避免訴訟最好的辦法就是表達關懷，態度誠懇。態度決定一切，即使犯了重大錯誤，富有同情心的醫生也往往不會被起訴。”
聰明的律師不會僅僅因為醫生的傲慢去起訴他們，他們慢慢展開調查。“手術後，醫生不再和我說話，他一定是要掩飾什麼”很多患者這樣跟Armand Leone說，他自己開辦事務所做了律師。
當不良事件發生後，醫生需要坐下來和患者好好談，向他們解釋原因。他說，“沉默和逃避不是解決事情的好方法。”
與主治醫生溝通
轉化醫學聯合委員會的研究顯示，大約有80%的嚴重醫療事故與交接班時醫生的溝通不暢有關。
“醫生需要確保溝通渠道的暢通，因為通常不是一個人搞砸了，而是因為溝通不到位，” Clark Newhall 說，“一位肺栓塞患者要做CT檢查，但他還有腎功能不全的問題，因此不能使用造影劑。技師在沒有了解清楚的情況下做了造影劑CT，導致患者失去了一個腎。這中間經過了醫囑轉抄，沒有人清楚地告訴對方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
Sharon Siegel回憶了一個案例，患者在心臟手術後出血。“護士告訴了幾個醫生，每一個都認為自己在照護。最終這個患者出血而死，因為護士不清楚到底應該通知誰，誰才是最主要的那個醫生。”
很多醫生都會開相互矛盾的醫囑，給訴訟留了不少機會。“一個醫生不可能知道所有患者的過敏史，他只關注自己的那部分，那麼有誰在照顧‘整體’的人嗎?” Siegel說。
另一種常見的情況就是患者在術後可能會出現一些腎臟或者肺臟的併發症。“普外科醫生會試圖保持患者水電解質平衡從而改善腎臟功能，而胸腔科醫生可能不會意識到腎臟問題，只是一味得開利尿劑讓多餘液體儘快從肺部排出，加重損害腎功能，引起腎衰竭，” Siegel說，“當同時有6到8位醫生在照看患者時，彼此之間很難進行日常的溝通，而這往往是非常必要的。”
排除最壞情況
醫生都很忙，因此很容易陷入慣性思維。Armand Leone說，“一位35歲的患者來就診，症狀是左胸疼痛，醫生認為他太年輕了不會得心臟病。因此，他沒有讓患者去檢查心臟功能，認為他僅僅是肋骨疼痛。但是，他忽視了這可能就是一個心絞痛病例。慣性思維讓他覺得年輕的人不會得心臟病。”
他說，“醫生經常會有一些偏見，如果前三個患者都是因為感冒來就診，那麼他就會認為第四個也是感冒，醫生不能一概而論。醫生應該問自己最壞的情況會是什麼，然後花時間去回答，這樣才能把自己從慣性思維的陷阱中救出來。”
跟蹤檢查
查看化驗結果是治療的基礎，前後結果的差異可以提示病情的轉化。
一個婦科醫生讓他50歲的患者去做乳腺X片，放射科寄了一份正常報告給患者，卻給婦科醫生寄了一份有問題的報告。放射科從未通知患者進一步檢查，直到幾個月後這位患者才知道自己患上了2期癌症。“放射科醫生和婦科醫生都有責任，”他說，“婦科醫生應該繼續隨訪，當你開檢查處方時，你就應該提醒患者結果是什麼，並且詢問她是否複查。”
另一個例子是手術後的康復患者。“她有一點咳嗽，痰培養後用了抗生素”，Leone說，“兩天後，她開始呼吸困難，被送往急救中心，但是情況沒有好轉，10天後發展為膿血症，發現原先使用的抗生素根本就沒用。其實痰培養結果就證明了抗生素不起效，但是沒有人關注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會有慣性思維，依據以往經驗做，到最後才發現診斷根本就不正確。”
很多時候，意外的發生與實驗室結果不受重視息息相關。醫生甚至還來不及查閱，結果就已經歸檔。醫生們需要一個保障檢查結果不丟失的系統。
不可輕信電子病歷
電子病歷經常以“減少差錯”為賣點，但是我們採訪的律師們並不這麼認為。
Clark Newhall同時還擔任了醫生代理。“我最近在一家很‘危險’的醫院，那裡的醫護之間都不說話。在醫院管理者的設想中，醫護完全通過電子系統交流。醫生不能跟護士說‘馬上把這個給病人’。醫院警告護士在沒有記錄在案時不能進行任何操作。因此正常的交流都沒有了，醫護之間不會相互問問題，他們也害怕給彼此建議，因為所有的一切都應該通過電腦完成。這就是一個潛在的災難。”
另一位律師也表示了贊同。Armand Leone 說，“電子病歷里塞進了太多信息，醫生很難找到他們想要的，也就幫不到患者。”Sharon Siegel說，“人們花了太多的時間去檢查還有什麼沒做，醫院把一切變得太常規，他們告訴醫生要把電子表格填滿，如果資料丟失或者處方遺漏，醫生必須自己負責任。”
如果原告代理是一個有醫學背景的律師，他們了解醫療處理的錯與對，這也就是這些轉行的律師能幫助醫生遠離法庭的原因。
文中人名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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