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教育發展面臨的內外環境更加複雜，教育決策和改革的難度在加大；與此同時，教育改革的步伐在加快，如就國家層面而言，近年來，「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高考改革政策發布」「民促法修訂」等一系列重大教育決策相繼出台。這標誌著我國教育改革正步入深水區，意味著改革將更加觸及教育的根本和關鍵。
其實，回顧近三十多年的歷史，教育改革從未停步，改革一直是教育發展的動力和途徑，但與其它領域改革一樣，教育改革未必都是成功的。審視改革教訓，需要特別警醒的是，改革需要理性來護航。
第一，改革要端正價值取向。這涉及到「為了什麼而改革」，是改革的出發點，決定著教育發展方向。比如，過去，為了凸顯區域教育發展水平，為了儘快打造品牌學校、培養緊缺人才，我們集中財力和物力大辦窗口學校、重點學校，導致學校之間辦學水平差距越來越大，教育發展越來越不均衡；又如，為了辦好重點高中，我們又推進初高中分設，結果加劇了初中學段的應試教育，削弱了初中校的辦學水平。
現在，一談到教育非均衡問題，我們往往將其歸罪於歷史和地域原因，而其實，政府部門又何嘗不是一個重要推手？一談到應試教育，往往將其會歸責於高考制度，歸責於家長、學校太過於重視應試成績，而實際上，如果沒有重點高中和熱點初中（尤其是受到政府採用各種方式支持的民辦熱點初中），升學壓力就不會前移，就不會導致初中、小學甚至幼兒園學生學習負擔如此過重。
令人擔憂的是，這種「重點」「窗口」學校情節和精英主義的辦學思想，在大力倡導教育公平的今天似乎並未消失。一些地方以教育集團化、學制改革（如重建九年一貫制）、辦學體制改革（如改變學校性質、更名為「外國語學校」）為名掀起了再造熱點學校的高潮。這樣做的結果，使教育離公平越來越遠，而「促進公平」是我們的基本國策，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的基本方針。
因此，任何一項改革，在實施之前都必須進行價值追問：這種改革符合大眾的根本利益嗎？符合教育規律嗎？是真的出於「善」的目的和「真」的追求嗎？
第二，改革應該引入代價意識。任何事物的發展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社會找不到沒有社會代價的進步」，但如果付出的代價超過改革所實現的創價，或者代價的分配不夠公平，那麼就要思考這種改革是否應該和必要。經濟領域裡不顧代價的改革、竭澤而漁式的發展已經一再向我們敲響警鐘。教育涉及到人的發展，涉及人生命價值的實現，其改革更要有代價意識。
比如，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招，表面上看很大程度上滿足了老百姓的入學需求，提高了全民文化水平，拉動了經濟發展，但其導致的人才培養質量下降，大量畢業生失業所引起的人力資源極大浪費問題不可低估。伴隨著擴招，高等教育建立了收費制度。收費雖然緩解了大學經費緊張的困難，但它也使不少貧困子弟上大學的門坎又高了一層。最近見諸媒體的准大學生因受騙而猝死的案例，從一個側面反映:對於貧困家庭的孩子，籌集上大學的費用是多麼地艱難。
再如，一些地方政府，千方百計引進外地名校資源，引進社會資本進入本地教育，表面上看，是擴大了優質資源，增加了教育投入；但這些名校掐尖招生及高薪選拔教師等對當地教育生態和教育公平的破壞，不可小視。需要提醒的是，教育畢竟不是經濟，不能用經濟思維來辦教育。對於教育來說，效率必須保證，但公平則不容挑戰；對教育價值的評判，既要關注「有效」更要關注「正當」。
面對改革，我們應該經常反思：在追求效益的過程中，是否引發了公平問題？在追求數量過程中，是否引發了質量問題？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是否丟去了一些傳統的精神？在提高學生學業成績的同時，是否以犧牲其它方面的發展為代價？我們是否「贏得了戰役，卻輸掉了戰爭」？
第三，改革必須堅守教育立場。「改革」與「堅守」並不相悖。有時，「堅守」就是為「改革」護航，而「改革」就是為了更好地「堅守。」堅守教育立場，就是要學會用教育的立場和視角去審視和評價教育的政策與現狀，堅持按教育規律辦事。毋庸置疑，過去的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依照經濟發展的路徑和邏輯來改革教育，而沒有真正樹立教育立場。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現在優質學校的布局很大程度上是為房地產服務，仿佛是房產商在左右著教育的布局；而一些有著厚重歷史積澱和文化底蘊的百年老校卻因地里位置稍偏，缺少投入等原因而任其凋零。其實，教育對人的作用是其本體功能，對社會作用則應是衍生功能。換言之，教育是通過培養人來服務社會的。美國著名教育家、前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甚至說：「教育的目標不是發展人力，而是發展人本身。把教育與繁榮國家、促進經濟聯繫在一起，乃是對教育的極大誤讀與誤導。」我們不可否認，教育有著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功能，教育的發展也離不開經濟和社會發展，但教育首先應該有自己的立場。
改革需要理性，但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讓改革改得准，走得好。
其實，回顧近三十多年的歷史，教育改革從未停步，改革一直是教育發展的動力和途徑，但與其它領域改革一樣，教育改革未必都是成功的。審視改革教訓，需要特別警醒的是，改革需要理性來護航。
第一，改革要端正價值取向。這涉及到「為了什麼而改革」，是改革的出發點，決定著教育發展方向。比如，過去，為了凸顯區域教育發展水平，為了儘快打造品牌學校、培養緊缺人才，我們集中財力和物力大辦窗口學校、重點學校，導致學校之間辦學水平差距越來越大，教育發展越來越不均衡；又如，為了辦好重點高中，我們又推進初高中分設，結果加劇了初中學段的應試教育，削弱了初中校的辦學水平。
現在，一談到教育非均衡問題，我們往往將其歸罪於歷史和地域原因，而其實，政府部門又何嘗不是一個重要推手？一談到應試教育，往往將其會歸責於高考制度，歸責於家長、學校太過於重視應試成績，而實際上，如果沒有重點高中和熱點初中（尤其是受到政府採用各種方式支持的民辦熱點初中），升學壓力就不會前移，就不會導致初中、小學甚至幼兒園學生學習負擔如此過重。
令人擔憂的是，這種「重點」「窗口」學校情節和精英主義的辦學思想，在大力倡導教育公平的今天似乎並未消失。一些地方以教育集團化、學制改革（如重建九年一貫制）、辦學體制改革（如改變學校性質、更名為「外國語學校」）為名掀起了再造熱點學校的高潮。這樣做的結果，使教育離公平越來越遠，而「促進公平」是我們的基本國策，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的基本方針。
因此，任何一項改革，在實施之前都必須進行價值追問：這種改革符合大眾的根本利益嗎？符合教育規律嗎？是真的出於「善」的目的和「真」的追求嗎？
第二，改革應該引入代價意識。任何事物的發展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社會找不到沒有社會代價的進步」，但如果付出的代價超過改革所實現的創價，或者代價的分配不夠公平，那麼就要思考這種改革是否應該和必要。經濟領域裡不顧代價的改革、竭澤而漁式的發展已經一再向我們敲響警鐘。教育涉及到人的發展，涉及人生命價值的實現，其改革更要有代價意識。
比如，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招，表面上看很大程度上滿足了老百姓的入學需求，提高了全民文化水平，拉動了經濟發展，但其導致的人才培養質量下降，大量畢業生失業所引起的人力資源極大浪費問題不可低估。伴隨著擴招，高等教育建立了收費制度。收費雖然緩解了大學經費緊張的困難，但它也使不少貧困子弟上大學的門坎又高了一層。最近見諸媒體的准大學生因受騙而猝死的案例，從一個側面反映:對於貧困家庭的孩子，籌集上大學的費用是多麼地艱難。
再如，一些地方政府，千方百計引進外地名校資源，引進社會資本進入本地教育，表面上看，是擴大了優質資源，增加了教育投入；但這些名校掐尖招生及高薪選拔教師等對當地教育生態和教育公平的破壞，不可小視。需要提醒的是，教育畢竟不是經濟，不能用經濟思維來辦教育。對於教育來說，效率必須保證，但公平則不容挑戰；對教育價值的評判，既要關注「有效」更要關注「正當」。
面對改革，我們應該經常反思：在追求效益的過程中，是否引發了公平問題？在追求數量過程中，是否引發了質量問題？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是否丟去了一些傳統的精神？在提高學生學業成績的同時，是否以犧牲其它方面的發展為代價？我們是否「贏得了戰役，卻輸掉了戰爭」？
第三，改革必須堅守教育立場。「改革」與「堅守」並不相悖。有時，「堅守」就是為「改革」護航，而「改革」就是為了更好地「堅守。」堅守教育立場，就是要學會用教育的立場和視角去審視和評價教育的政策與現狀，堅持按教育規律辦事。毋庸置疑，過去的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依照經濟發展的路徑和邏輯來改革教育，而沒有真正樹立教育立場。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現在優質學校的布局很大程度上是為房地產服務，仿佛是房產商在左右著教育的布局；而一些有著厚重歷史積澱和文化底蘊的百年老校卻因地里位置稍偏，缺少投入等原因而任其凋零。其實，教育對人的作用是其本體功能，對社會作用則應是衍生功能。換言之，教育是通過培養人來服務社會的。美國著名教育家、前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甚至說：「教育的目標不是發展人力，而是發展人本身。把教育與繁榮國家、促進經濟聯繫在一起，乃是對教育的極大誤讀與誤導。」我們不可否認，教育有著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功能，教育的發展也離不開經濟和社會發展，但教育首先應該有自己的立場。
改革需要理性，但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讓改革改得准，走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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