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剛公布的新高考招生方案中，每個本科錄取批次，考生都可以填報若干個院校專業組作為志願，每個院校專業組內，又可以填報4個具體專業。而在浙江版方案中，不再有報哪個學校的說法，而是直接改為按專業填報志願。
新高考採取必考科目加選考科目的「3+3」模式，高校招生權向院校專業組下移，意義是多方面的。總的來說，縮短了考生和專業選擇之間的距離，有利於高校對專業人才的選拔，有利於大學解決綜合改革中的一些難題，對將來的自主招生改革也有重要的鋪墊價值，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增加考生專業志願的選擇機會，促使考生提高專業發展意識。大學是發展學生專業能力的關鍵時期。在大學統招的舊模式里，考生專業選擇意識普遍淡薄，不少考生直到填報志願時，都不清楚自己究竟該選擇什麼樣的專業。
而「院校專業組」新模式無疑會提升考生對專業志願的理解水平。院校專業組組別不同，要求考生選考的科目也就有所不同。比如，有的組要求考生選考物理，有的組要求選考物理或者化學，有的組則不設選考科目限制。這一招生方式的轉變，可以促使考生考前注重提高綜合素質，主動學好與專業志願相關的課程，養成對大學專業課程有所了解的習慣；也有利於學校更好地選拔專業人才，提高大學人才的培養質量。
二是提升大學專業院系的地位，增強學校專業課程對考生的吸引力。在大學統招的舊模式里，錄取考生的職權主要集中在大學招生辦手裡，教授難以發揮決定性作用。有些大學的招生委員會也吸收部分教授參與招生工作，但是由於招生機制行政化，教授的參與普遍缺乏深度，所起的作用也僅僅是為學校提供招生決策的諮詢。
新模式的實施將改變這種狀態，通過充分調動教授在選拔人才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他們發揮更直接的作用，確保專業人才的選拔質量。同時，也讓考生把升學的注意力轉移到自己想學的專業上，而不是大學空洞的牌子上。
三是分解大學的集中錄取權，實際上是為大學管理的「泛行政化」做減法。大學只有解決了管理中長期存在的「泛行政化」問題，才有可能促進大學行政職能由權力型管理向服務型管理轉變，進而破解用人、招生和科研經費管理行政化的難題，讓學術權力真正回歸大學中心位置，最終為教授治學新機制的創建鋪平道路。
梅貽琦先生有句名言：「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學有大師，才有建設一流學科的可能。有了一流學科，才有一流大學。這恰恰是大學管理者需要放下「官架子」，學會尊重教授和服務教授，並努力創建教授治學新機制的根本原因。
四是落實、完善和推廣好新的招生模式，有利於更加理性地探索現代大學發展所需要的自主招生的有效方式和方法。自主招生權是現代大學自主辦學權的一項重要權利。要落實這項權利，必須找到切入口。從目前的招生制度改革態勢看，新的高考招生模式就是一個很有現實價值的切入口。如果能結合「人才培養體制改革、建設現代學校制度、辦學體制改革、管理體制改革、擴大教育開放」等五項內容，加快全面深化的步伐，積極慎重地推進招生新模式，依法依規實現大學自主招生就不再是難題。
從教育體制改革的漸進性特點看，雖然整體過程緩慢，但是基本方向是十分明確的。主要體現在：《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的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的方向沒有變；伴隨著教育體制改革實踐和理性探索的不斷深化，使得《決定》逐步升華為具有全面指導教育改革價值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綱要》為全面落實大學自主辦學權和實現大學內部治理的現代結構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制度保障。
從根本上說，要促進更多的大學高水平地發展並走向一流，必須綜合推進大學的行政權和學術權的分離，必須形成考生多選、考生和大學雙向選擇以及教授治學的新機制，並通過新機制的創建，倒逼教育體制深化改革。從這個角度說，上海和浙江推出的新的招生模式，就是為教育改革進入深水區而篤志探路的重要舉措。
所以，要落實高考招生新模式，還需要更加仔細地傾聽大學的聲音。
新高考採取必考科目加選考科目的「3+3」模式，高校招生權向院校專業組下移，意義是多方面的。總的來說，縮短了考生和專業選擇之間的距離，有利於高校對專業人才的選拔，有利於大學解決綜合改革中的一些難題，對將來的自主招生改革也有重要的鋪墊價值，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增加考生專業志願的選擇機會，促使考生提高專業發展意識。大學是發展學生專業能力的關鍵時期。在大學統招的舊模式里，考生專業選擇意識普遍淡薄，不少考生直到填報志願時，都不清楚自己究竟該選擇什麼樣的專業。
而「院校專業組」新模式無疑會提升考生對專業志願的理解水平。院校專業組組別不同，要求考生選考的科目也就有所不同。比如，有的組要求考生選考物理，有的組要求選考物理或者化學，有的組則不設選考科目限制。這一招生方式的轉變，可以促使考生考前注重提高綜合素質，主動學好與專業志願相關的課程，養成對大學專業課程有所了解的習慣；也有利於學校更好地選拔專業人才，提高大學人才的培養質量。
二是提升大學專業院系的地位，增強學校專業課程對考生的吸引力。在大學統招的舊模式里，錄取考生的職權主要集中在大學招生辦手裡，教授難以發揮決定性作用。有些大學的招生委員會也吸收部分教授參與招生工作，但是由於招生機制行政化，教授的參與普遍缺乏深度，所起的作用也僅僅是為學校提供招生決策的諮詢。
新模式的實施將改變這種狀態，通過充分調動教授在選拔人才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他們發揮更直接的作用，確保專業人才的選拔質量。同時，也讓考生把升學的注意力轉移到自己想學的專業上，而不是大學空洞的牌子上。
三是分解大學的集中錄取權，實際上是為大學管理的「泛行政化」做減法。大學只有解決了管理中長期存在的「泛行政化」問題，才有可能促進大學行政職能由權力型管理向服務型管理轉變，進而破解用人、招生和科研經費管理行政化的難題，讓學術權力真正回歸大學中心位置，最終為教授治學新機制的創建鋪平道路。
梅貽琦先生有句名言：「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學有大師，才有建設一流學科的可能。有了一流學科，才有一流大學。這恰恰是大學管理者需要放下「官架子」，學會尊重教授和服務教授，並努力創建教授治學新機制的根本原因。
四是落實、完善和推廣好新的招生模式，有利於更加理性地探索現代大學發展所需要的自主招生的有效方式和方法。自主招生權是現代大學自主辦學權的一項重要權利。要落實這項權利，必須找到切入口。從目前的招生制度改革態勢看，新的高考招生模式就是一個很有現實價值的切入口。如果能結合「人才培養體制改革、建設現代學校制度、辦學體制改革、管理體制改革、擴大教育開放」等五項內容，加快全面深化的步伐，積極慎重地推進招生新模式，依法依規實現大學自主招生就不再是難題。
從教育體制改革的漸進性特點看，雖然整體過程緩慢，但是基本方向是十分明確的。主要體現在：《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的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的方向沒有變；伴隨著教育體制改革實踐和理性探索的不斷深化，使得《決定》逐步升華為具有全面指導教育改革價值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綱要》為全面落實大學自主辦學權和實現大學內部治理的現代結構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制度保障。
從根本上說，要促進更多的大學高水平地發展並走向一流，必須綜合推進大學的行政權和學術權的分離，必須形成考生多選、考生和大學雙向選擇以及教授治學的新機制，並通過新機制的創建，倒逼教育體制深化改革。從這個角度說，上海和浙江推出的新的招生模式，就是為教育改革進入深水區而篤志探路的重要舉措。
所以，要落實高考招生新模式，還需要更加仔細地傾聽大學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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