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的改革為我國政府帶來了職能轉變的巨大壓力。在計劃經濟時代，“全能政府”在城市，政府包攬了所有公共物品和服務的生產，而農村的公共服務卻一直處於被政府遺忘的角落。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我們逐漸從“全能型”政府的計劃經濟過渡到多元化的市場經濟，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在不斷調整，政府的角色和職能也需要重新建構和重新定位。
學前教育是社會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在 2010 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將“積極發展公辦幼兒園，大力扶持民辦幼兒園。完善幼兒園工作制度和管理辦法。制定學前教育辦園標準和收費標準。建立幼兒園准入和督導制度，加強學前教育管理，規範辦園行為。依法落實幼兒教師地位和待遇，加強幼兒教師隊伍建設”明確為政府職責。為了了解當前政府履行發展學前教育職能的現狀，筆者在重慶市進行了實地調查。
1 調查方法和結果。
本次調查採取了問卷法和訪談法。通過在調查地的 3-6歲兒童中進行隨機抽樣的方法，對入學兒童家長進行了問卷調查，獲取他們關於兒童入園方面的信息，一共獲得 232份有效數據，其分布如下：
除了兒童家長之外，我們還對四所幼兒園的園長進行了訪談，以獲取地方政府在幼兒園管理方面的信息。通過本次調查我們得出以下結果：
1.1 農村公共學前教育長期供給不足。
根據政府職能理論，農村學前教育的供給是政府的職責。農村學前教育的傳統辦學模式是以依附於村小的一年制的學前班為主。然而隨著農村居民學前教育需求的增長，一年制的學前班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為此政府加大了對農村學前教育的投入。根據《重慶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快學前教育發展的意見》（2011 年），計劃在三年內新建 360 所農村鄉鎮公辦中心幼兒園，到 2013 年，確保每個鄉鎮至少有 1 所鄉鎮中心幼兒園或中心校附設幼兒園。本次調查結果顯示，進入公辦幼兒園的兒童僅占被調查兒童總數的22.1%.對於鄉鎮以下的學齡前兒童來說，到鄉鎮中心幼兒園就讀是不現實的，尤其在多是山區的重慶市，鄉鎮中心幼兒園的輻射範圍十分有限。儘管在《意見》中也提出“在交通不便的邊遠山區，可由鄉鎮中心幼兒園（中心校附設幼兒園）採取辦分園、設幼兒班（點），相鄰村聯辦幼兒園（班）等形式，提供靈活多樣的學前教育服務”,然而在實踐中落實不佳，大多數鄉鎮以下的學齡前兒童都選擇進入就近開設的民辦幼兒園，政府在農村公共幼兒服務的供給中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職能缺位。
1.2 政府在扶持民辦幼兒園發展中的缺位。
學前教育具有正外部性，政府應當通過一定形式的資助來支持民辦幼兒園的發展，以矯正正外部性，這是政府彌補學前教育市場缺陷的重要職能之一。我國政府已經通過《社會力量辦學條例》《民辦教育促進法》等法律來鼓勵民辦教育的發展，那麼政府在扶持民辦幼兒園發展中的表現如何？
1.2.1 政府在提供經濟資助方面的缺位。
根據我們對幼兒園園長的訪談，在問到“幼兒園的資金來源有哪些”時，民辦幼兒園的園長皆表示幼兒園的啟動資金是由舉辦者籌措的，而日常運行的經費幾乎完全依靠向家長收取的保育費。也就是說民辦園是難以獲得政府直接的經濟資助的。事實上，這並不是重慶市獨有的現象，公共學前教育經費的匱乏在我國是一個長期的話題，正是由於缺乏經費，政府在為民辦幼兒園提供直接的經濟資助方面面臨著“無米可炊”的窘境，許多地方政府對民辦幼兒園都是零投入。
而在家庭方面，問卷調查中，所有家長均表示在兒童入園方面沒有從外部得到任何形式的資助。可見，政府在為民辦學前教育提供經濟資助方面存在著職能缺位。在部分人的頭腦中缺乏民辦幼兒園也可以獲得財政支持的觀念。
1.2.2 政府在提供業務支持方面的缺位。
政府除了應當在經濟上對民辦幼兒園提供支持之外，還可以在業務範圍之內對民辦幼兒園提供支持，例如園長和教師的培訓。根據調查結果，民辦幼兒園的教師擁有教師資格證的比例不到 40%.在被調查的萬州區 BJ 村，兩個學前班都只有一名教師，其中一人高中學歷，擁有幼兒教師資格證，另一人初中學歷，無教師資格證。事實上，許多農村幼兒園教師大都是直接從村民中選用的，文化程度一般都較低，且沒有受過任何專業教育或培訓，因此他們在如何管理班級，如何開展日常的教育教學活動，如何與家長溝通，如何應付突髮狀況等方面缺乏經驗，對於這些教師而言，由於缺乏兒童教育的基本知識，也急需對他們進行在職培訓，提高業務水平，才能為兒童提供合格的教育和保育服務。
根據調查，目前重慶市民辦幼兒園的園長能夠獲得政府提供的免費園長培訓，但是對於幼兒教師而言，則需要幼兒園負擔一部分培訓費用。然而，對於民辦幼兒園來說，為教師提供培訓的意願卻並不高，一方面許多民辦幼兒園本身缺乏用於教師培訓的專門經費，另一方面幼兒教師的頻繁流動也導致民辦園對於花錢培訓教師的積極性並不高。
1.3 政府在民辦幼兒園監管中的缺位由於學前教育市場並不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因此需要政府站在管理公共事務的立場上，採取各種措施對民辦幼兒園的教學、收費等行為進行監管，以確保消費者的利益不受損害，維護學前教育的公益性。那麼，我國政府在民辦幼兒園的監管中又是如何做的呢？
1.3.1 政府在民辦幼兒園准入監管中的缺位。
民辦幼兒園的准入監管是地方教育行政機構管理民辦幼兒園的職權之一，是民辦幼兒園辦園合法化的必要手續。目前各地對民辦幼兒園的舉辦都有自己的門檻標準，對辦園資金、場地條件、設施設備都有具體的要求，同時還要提供擬任園長、教師及工作人員的資格證明、健康證明，擬辦幼兒園資產（含場地）證明；衛生行政部門頒發的《衛生許可證》；公安部門簽署的消防安全檢查意見書等，經過審批合格後，方能獲得辦園許可證。
然而在鄉鎮以下“,黑園”廣泛存在。所謂“黑園”是指沒有獲得辦園許可證的民辦幼兒園，以 BJ 村為例，兩個民辦園都是無證的黑園。由於缺乏資金，辦園條件差，所以無法獲得民辦園許可證，也正是因為這樣即使收費很低也可以維持，但是也就談不上教育質量了。“黑園”的存在是讓教育部門十分頭疼的一件事情，由於公共學前教育供給的不足，便宜的“黑園”成為許多低收入家庭兒童就讀的地方，一旦完全取締，這部分孩子何去何從？如果放任不管，這些“黑園”又存在著嚴重的安全和衛生隱患，且游離在教育部門的監管之外，無法保障兒童的身心發展。
“黑園”問題的解決有兩種途徑，要麼公辦園擴大供給範圍，以低廉的價格接收這批“黑園”入園兒童，切斷“黑園”的市場需求，“黑園”自己就將逐漸從市場上消失；要麼政府給予一些有潛力的“黑園”以經濟資助，幫助他們達到辦園標準，或者結合實際情況適當降低部分辦園標準，使他們能夠獲得辦園許可證，從而納入教育部門監管的範圍之內。
1.3.2 政府在民辦幼兒園信息監管中的缺位。
目前我國對民辦幼兒園的收費實行的是“備案制”,即幼兒園的收費項目和收費標準都由幼兒園通過成本核算自主決定，報物價、教育部門備案即可，而不需要審批。因此一些辦學條件好，教育質量高的民辦園收費逐年飆升。在問卷調查中，有 31%的家長認為當前幼兒園的收費較高，對此產生不滿。儘管在 2002年 5月國家計委、財政部、教育部印發了關於《教育收費公示制度》的通知（計價格[2002]792 號），要求學校通過設立公示欄、公示牌、公示牆等形式，向社會公布收費項目、收費標準等相關內容，便於社會監督學校嚴格執行國家教育收費政策，保護學生及家長自身的合法權益。公示的主要內容包括收費項目、收費標準、收費依據（批准機關及文號）、收費範圍、計費單位、收費資金的使用情況、投訴電話等。然而目前的信息披露並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信息披露的都是一些非常表面的信息。在調查中有家長表示幼兒園的收費仍然不夠透明，只知道每個項目收費多少，不知道收這麼多是不是合理的。可見，幼兒園公示的這些信息無法用於成本分析，也就是說這些信息的公布無法幫助公眾了解民辦幼兒園對所收的費用是如何支配的，也就無法對民辦幼兒園的運行效率進行比較，從而做出正確的選擇。
綜上所述，我國政府在民辦幼兒園的信息監管方面有不到位的現象，雖然有相關的政策規定，但是在實踐中卻難以履行到位。因此政府還必須承擔起公共信息供給者的角色，以促進學前教育市場的健康發展。
2 農村學前教育政府職能改革的建議。
根據調查結果，我們明顯發現，當前地方政府無論在公共學前教育的供給還是對民辦學前教育的扶持和監管方面都存在著職能缺位的現象。為了確保農村學前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促進政府學前教育職能的回歸就成為當前面臨的迫切問題。
2.1 擴大農村公辦學前教育的供給範圍。
在農村地區，由於分散居住的特徵，幼兒園的輻射範圍有限，因此廣泛建設公辦幼兒園的效率並不高。政府可以利用現有的鄉鎮中心幼兒園，由他們向有需要的農村兒童提供流動性的服務。我們可以借鑑浙江省臨海市“大篷車”幼兒園的經驗，通過補貼現有的學前教育機構，使他們在雙休日通過大篷車的方式將學前教育服務送到貧困山區兒童的身邊。這種方式一方面能夠減少廣泛設置學前教育機構帶來的高昂成本和監管難題，另一方面可以拓展現有機構的服務範圍，獲得規模效益。
2.2 政府補貼民辦學前教育。
根據已開發國家（地區）的經驗，一般而言政府補貼民辦學前教育的途徑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補貼家庭，主要方式是教育券。英國從 1996 年開始試行學前教育券制度，實行的是普惠性的政策措施，即對所有 4- 5歲的幼兒給予每人每年 1000英鎊的補助。在我國香港，從 2007 年起特區政府為每名 3- 6 歲的幼兒提供13000 港幣 /年的“學券”,其中 10000 港幣用於交學費，3000港幣用於教師的在職進修。只要幼兒就讀的幼兒園收費在許可範圍內就可受惠。[2]
另一種途徑是補貼機構。在美國，法律給予私立幼兒園與公立幼兒園同等的法律地位，並對私立幼兒園相關扶持政策作了詳細的規定。只要通過全美學前教育協會（NAEYC）的質量認證，無論公立還是私立幼兒園就能獲得政府的財政補貼。2005 年，OECD 國家公共教育經費中，平均有 15.3%用於資助私人部門提供的教育，其中 8.3%用於直接資助私立教育機構，7%則是通過資助學生的方式間接資助私立教育。[3]
在我國農村地區為了實現公共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政府可以考慮通過學前教育券或者機構補貼的方式來多渠道地履行學前教育的供給職能。將民間的營利和非營利機構引入到公共學前教育服務的供給中，這一方面可以緩解公辦學前教育的不足；另一方面政府的補貼也有利於民辦幼兒園緩解資金壓力，改善辦園條件，激勵民辦園提供達到質量標準的學前教育服務。
2.3 對民辦幼兒園的業務支持。
在我國，急需得到改革的便是民辦幼兒園的師資狀況，即政府應當在加強民辦幼兒教師隊伍的建設方面有所作為。首先，地方政府在民辦幼兒園的准入門檻中應當要求民辦幼兒園在財務支出計劃中專設教師專業發展資金，保證幼兒教師接受繼續教育的權益。在年檢評估中，將幼兒教師的生存發展狀況作為考核的一項內容。其次，政府對民辦幼兒教師的培訓也應加大投入的力度，培訓費用應以政府投入為主，各區教育部門可以對本轄區的民辦幼兒園在職教師進行登記註冊備案，根據備案信息對民辦幼兒教師個人每年發放一定額度的教師培訓教育券，用於參與教育部門舉辦的培訓活動。如教育部門的經費實在難以支持對民辦幼兒教師的培訓時，至少應該做到為公辦民辦幼兒教師之間的交流提供平台。例如讓民辦幼兒園的教師能夠獲得到公辦示範幼兒園進行交流學習的機會，或者將公辦幼兒園的教師指派到民辦幼兒園中進行教學指導等等。
2.4 對民辦學前教育進行信息監管。
學前教育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扭曲了價格的信號功能，導致民辦園中產生了諸如高收費、低質量、虛假廣告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讓公眾和政府對民辦園充滿了警惕。
政府對於民辦幼兒園辦園成本的信息公布將有助於修正學前教育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目前民眾主要通過幼兒園的級別來判斷其服務質量。幼兒園等級評估是由教育行政部門根據一定的評估標準對幼兒園進行檢查、評估、定級，對符合標準的幼兒園頒發等級證書。然而，僅僅是等級制度並不能告訴民眾，幼兒園在哪些方面需要改進。同時由於評估標準的城市傾向，鄉鎮幼兒園很難達到最低標準，對於沒有等級的幼兒園農村居民也無從得知其服務在哪些方面尚未達到標準，從而無法獲得做出適當選擇的足夠信息。對信息不對稱產品，民眾難以做到自行搜尋信息，政府應當將幼兒園等級評估以及每年年審的內容等具體信息公開提供給民眾，或者通過信息公示等制度建設督促幼兒園自動公開其辦學成本、辦學質量等相關信息，使幼兒園的收費與其提供的服務質量相符，才能保證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
參考文獻
[1] 廣州八區對民辦幼兒園零投入 教師收入相差兩倍[N].信息時報，2011-02-19.
[2] 李輝。學前教育券：我國幼教體制改革的可行方案[J].學前教育（教育科學），2009（2）：4-10.
[3] 陶西平，王佐書。中國民辦教育發展報告（2003-200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84.
學前教育是社會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在 2010 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將“積極發展公辦幼兒園，大力扶持民辦幼兒園。完善幼兒園工作制度和管理辦法。制定學前教育辦園標準和收費標準。建立幼兒園准入和督導制度，加強學前教育管理，規範辦園行為。依法落實幼兒教師地位和待遇，加強幼兒教師隊伍建設”明確為政府職責。為了了解當前政府履行發展學前教育職能的現狀，筆者在重慶市進行了實地調查。
1 調查方法和結果。
本次調查採取了問卷法和訪談法。通過在調查地的 3-6歲兒童中進行隨機抽樣的方法，對入學兒童家長進行了問卷調查，獲取他們關於兒童入園方面的信息，一共獲得 232份有效數據，其分布如下：
除了兒童家長之外，我們還對四所幼兒園的園長進行了訪談，以獲取地方政府在幼兒園管理方面的信息。通過本次調查我們得出以下結果：
1.1 農村公共學前教育長期供給不足。
根據政府職能理論，農村學前教育的供給是政府的職責。農村學前教育的傳統辦學模式是以依附於村小的一年制的學前班為主。然而隨著農村居民學前教育需求的增長，一年制的學前班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為此政府加大了對農村學前教育的投入。根據《重慶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快學前教育發展的意見》（2011 年），計劃在三年內新建 360 所農村鄉鎮公辦中心幼兒園，到 2013 年，確保每個鄉鎮至少有 1 所鄉鎮中心幼兒園或中心校附設幼兒園。本次調查結果顯示，進入公辦幼兒園的兒童僅占被調查兒童總數的22.1%.對於鄉鎮以下的學齡前兒童來說，到鄉鎮中心幼兒園就讀是不現實的，尤其在多是山區的重慶市，鄉鎮中心幼兒園的輻射範圍十分有限。儘管在《意見》中也提出“在交通不便的邊遠山區，可由鄉鎮中心幼兒園（中心校附設幼兒園）採取辦分園、設幼兒班（點），相鄰村聯辦幼兒園（班）等形式，提供靈活多樣的學前教育服務”,然而在實踐中落實不佳，大多數鄉鎮以下的學齡前兒童都選擇進入就近開設的民辦幼兒園，政府在農村公共幼兒服務的供給中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職能缺位。
1.2 政府在扶持民辦幼兒園發展中的缺位。
學前教育具有正外部性，政府應當通過一定形式的資助來支持民辦幼兒園的發展，以矯正正外部性，這是政府彌補學前教育市場缺陷的重要職能之一。我國政府已經通過《社會力量辦學條例》《民辦教育促進法》等法律來鼓勵民辦教育的發展，那麼政府在扶持民辦幼兒園發展中的表現如何？
1.2.1 政府在提供經濟資助方面的缺位。
根據我們對幼兒園園長的訪談，在問到“幼兒園的資金來源有哪些”時，民辦幼兒園的園長皆表示幼兒園的啟動資金是由舉辦者籌措的，而日常運行的經費幾乎完全依靠向家長收取的保育費。也就是說民辦園是難以獲得政府直接的經濟資助的。事實上，這並不是重慶市獨有的現象，公共學前教育經費的匱乏在我國是一個長期的話題，正是由於缺乏經費，政府在為民辦幼兒園提供直接的經濟資助方面面臨著“無米可炊”的窘境，許多地方政府對民辦幼兒園都是零投入。
而在家庭方面，問卷調查中，所有家長均表示在兒童入園方面沒有從外部得到任何形式的資助。可見，政府在為民辦學前教育提供經濟資助方面存在著職能缺位。在部分人的頭腦中缺乏民辦幼兒園也可以獲得財政支持的觀念。
1.2.2 政府在提供業務支持方面的缺位。
政府除了應當在經濟上對民辦幼兒園提供支持之外，還可以在業務範圍之內對民辦幼兒園提供支持，例如園長和教師的培訓。根據調查結果，民辦幼兒園的教師擁有教師資格證的比例不到 40%.在被調查的萬州區 BJ 村，兩個學前班都只有一名教師，其中一人高中學歷，擁有幼兒教師資格證，另一人初中學歷，無教師資格證。事實上，許多農村幼兒園教師大都是直接從村民中選用的，文化程度一般都較低，且沒有受過任何專業教育或培訓，因此他們在如何管理班級，如何開展日常的教育教學活動，如何與家長溝通，如何應付突髮狀況等方面缺乏經驗，對於這些教師而言，由於缺乏兒童教育的基本知識，也急需對他們進行在職培訓，提高業務水平，才能為兒童提供合格的教育和保育服務。
根據調查，目前重慶市民辦幼兒園的園長能夠獲得政府提供的免費園長培訓，但是對於幼兒教師而言，則需要幼兒園負擔一部分培訓費用。然而，對於民辦幼兒園來說，為教師提供培訓的意願卻並不高，一方面許多民辦幼兒園本身缺乏用於教師培訓的專門經費，另一方面幼兒教師的頻繁流動也導致民辦園對於花錢培訓教師的積極性並不高。
1.3 政府在民辦幼兒園監管中的缺位由於學前教育市場並不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因此需要政府站在管理公共事務的立場上，採取各種措施對民辦幼兒園的教學、收費等行為進行監管，以確保消費者的利益不受損害，維護學前教育的公益性。那麼，我國政府在民辦幼兒園的監管中又是如何做的呢？
1.3.1 政府在民辦幼兒園准入監管中的缺位。
民辦幼兒園的准入監管是地方教育行政機構管理民辦幼兒園的職權之一，是民辦幼兒園辦園合法化的必要手續。目前各地對民辦幼兒園的舉辦都有自己的門檻標準，對辦園資金、場地條件、設施設備都有具體的要求，同時還要提供擬任園長、教師及工作人員的資格證明、健康證明，擬辦幼兒園資產（含場地）證明；衛生行政部門頒發的《衛生許可證》；公安部門簽署的消防安全檢查意見書等，經過審批合格後，方能獲得辦園許可證。
然而在鄉鎮以下“,黑園”廣泛存在。所謂“黑園”是指沒有獲得辦園許可證的民辦幼兒園，以 BJ 村為例，兩個民辦園都是無證的黑園。由於缺乏資金，辦園條件差，所以無法獲得民辦園許可證，也正是因為這樣即使收費很低也可以維持，但是也就談不上教育質量了。“黑園”的存在是讓教育部門十分頭疼的一件事情，由於公共學前教育供給的不足，便宜的“黑園”成為許多低收入家庭兒童就讀的地方，一旦完全取締，這部分孩子何去何從？如果放任不管，這些“黑園”又存在著嚴重的安全和衛生隱患，且游離在教育部門的監管之外，無法保障兒童的身心發展。
“黑園”問題的解決有兩種途徑，要麼公辦園擴大供給範圍，以低廉的價格接收這批“黑園”入園兒童，切斷“黑園”的市場需求，“黑園”自己就將逐漸從市場上消失；要麼政府給予一些有潛力的“黑園”以經濟資助，幫助他們達到辦園標準，或者結合實際情況適當降低部分辦園標準，使他們能夠獲得辦園許可證，從而納入教育部門監管的範圍之內。
1.3.2 政府在民辦幼兒園信息監管中的缺位。
目前我國對民辦幼兒園的收費實行的是“備案制”,即幼兒園的收費項目和收費標準都由幼兒園通過成本核算自主決定，報物價、教育部門備案即可，而不需要審批。因此一些辦學條件好，教育質量高的民辦園收費逐年飆升。在問卷調查中，有 31%的家長認為當前幼兒園的收費較高，對此產生不滿。儘管在 2002年 5月國家計委、財政部、教育部印發了關於《教育收費公示制度》的通知（計價格[2002]792 號），要求學校通過設立公示欄、公示牌、公示牆等形式，向社會公布收費項目、收費標準等相關內容，便於社會監督學校嚴格執行國家教育收費政策，保護學生及家長自身的合法權益。公示的主要內容包括收費項目、收費標準、收費依據（批准機關及文號）、收費範圍、計費單位、收費資金的使用情況、投訴電話等。然而目前的信息披露並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信息披露的都是一些非常表面的信息。在調查中有家長表示幼兒園的收費仍然不夠透明，只知道每個項目收費多少，不知道收這麼多是不是合理的。可見，幼兒園公示的這些信息無法用於成本分析，也就是說這些信息的公布無法幫助公眾了解民辦幼兒園對所收的費用是如何支配的，也就無法對民辦幼兒園的運行效率進行比較，從而做出正確的選擇。
綜上所述，我國政府在民辦幼兒園的信息監管方面有不到位的現象，雖然有相關的政策規定，但是在實踐中卻難以履行到位。因此政府還必須承擔起公共信息供給者的角色，以促進學前教育市場的健康發展。
2 農村學前教育政府職能改革的建議。
根據調查結果，我們明顯發現，當前地方政府無論在公共學前教育的供給還是對民辦學前教育的扶持和監管方面都存在著職能缺位的現象。為了確保農村學前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促進政府學前教育職能的回歸就成為當前面臨的迫切問題。
2.1 擴大農村公辦學前教育的供給範圍。
在農村地區，由於分散居住的特徵，幼兒園的輻射範圍有限，因此廣泛建設公辦幼兒園的效率並不高。政府可以利用現有的鄉鎮中心幼兒園，由他們向有需要的農村兒童提供流動性的服務。我們可以借鑑浙江省臨海市“大篷車”幼兒園的經驗，通過補貼現有的學前教育機構，使他們在雙休日通過大篷車的方式將學前教育服務送到貧困山區兒童的身邊。這種方式一方面能夠減少廣泛設置學前教育機構帶來的高昂成本和監管難題，另一方面可以拓展現有機構的服務範圍，獲得規模效益。
2.2 政府補貼民辦學前教育。
根據已開發國家（地區）的經驗，一般而言政府補貼民辦學前教育的途徑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補貼家庭，主要方式是教育券。英國從 1996 年開始試行學前教育券制度，實行的是普惠性的政策措施，即對所有 4- 5歲的幼兒給予每人每年 1000英鎊的補助。在我國香港，從 2007 年起特區政府為每名 3- 6 歲的幼兒提供13000 港幣 /年的“學券”,其中 10000 港幣用於交學費，3000港幣用於教師的在職進修。只要幼兒就讀的幼兒園收費在許可範圍內就可受惠。[2]
另一種途徑是補貼機構。在美國，法律給予私立幼兒園與公立幼兒園同等的法律地位，並對私立幼兒園相關扶持政策作了詳細的規定。只要通過全美學前教育協會（NAEYC）的質量認證，無論公立還是私立幼兒園就能獲得政府的財政補貼。2005 年，OECD 國家公共教育經費中，平均有 15.3%用於資助私人部門提供的教育，其中 8.3%用於直接資助私立教育機構，7%則是通過資助學生的方式間接資助私立教育。[3]
在我國農村地區為了實現公共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政府可以考慮通過學前教育券或者機構補貼的方式來多渠道地履行學前教育的供給職能。將民間的營利和非營利機構引入到公共學前教育服務的供給中，這一方面可以緩解公辦學前教育的不足；另一方面政府的補貼也有利於民辦幼兒園緩解資金壓力，改善辦園條件，激勵民辦園提供達到質量標準的學前教育服務。
2.3 對民辦幼兒園的業務支持。
在我國，急需得到改革的便是民辦幼兒園的師資狀況，即政府應當在加強民辦幼兒教師隊伍的建設方面有所作為。首先，地方政府在民辦幼兒園的准入門檻中應當要求民辦幼兒園在財務支出計劃中專設教師專業發展資金，保證幼兒教師接受繼續教育的權益。在年檢評估中，將幼兒教師的生存發展狀況作為考核的一項內容。其次，政府對民辦幼兒教師的培訓也應加大投入的力度，培訓費用應以政府投入為主，各區教育部門可以對本轄區的民辦幼兒園在職教師進行登記註冊備案，根據備案信息對民辦幼兒教師個人每年發放一定額度的教師培訓教育券，用於參與教育部門舉辦的培訓活動。如教育部門的經費實在難以支持對民辦幼兒教師的培訓時，至少應該做到為公辦民辦幼兒教師之間的交流提供平台。例如讓民辦幼兒園的教師能夠獲得到公辦示範幼兒園進行交流學習的機會，或者將公辦幼兒園的教師指派到民辦幼兒園中進行教學指導等等。
2.4 對民辦學前教育進行信息監管。
學前教育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扭曲了價格的信號功能，導致民辦園中產生了諸如高收費、低質量、虛假廣告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讓公眾和政府對民辦園充滿了警惕。
政府對於民辦幼兒園辦園成本的信息公布將有助於修正學前教育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目前民眾主要通過幼兒園的級別來判斷其服務質量。幼兒園等級評估是由教育行政部門根據一定的評估標準對幼兒園進行檢查、評估、定級，對符合標準的幼兒園頒發等級證書。然而，僅僅是等級制度並不能告訴民眾，幼兒園在哪些方面需要改進。同時由於評估標準的城市傾向，鄉鎮幼兒園很難達到最低標準，對於沒有等級的幼兒園農村居民也無從得知其服務在哪些方面尚未達到標準，從而無法獲得做出適當選擇的足夠信息。對信息不對稱產品，民眾難以做到自行搜尋信息，政府應當將幼兒園等級評估以及每年年審的內容等具體信息公開提供給民眾，或者通過信息公示等制度建設督促幼兒園自動公開其辦學成本、辦學質量等相關信息，使幼兒園的收費與其提供的服務質量相符，才能保證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
參考文獻
[1] 廣州八區對民辦幼兒園零投入 教師收入相差兩倍[N].信息時報，2011-02-19.
[2] 李輝。學前教育券：我國幼教體制改革的可行方案[J].學前教育（教育科學），2009（2）：4-10.
[3] 陶西平，王佐書。中國民辦教育發展報告（2003-200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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